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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濟政策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中起到了杠桿調節作用。主要作用表現為:環境經濟政策的市場調節作用與環境保護的激勵作用。環境的有價衡量直接助長環境成本,并以節能減排為內生動力,最大程度的提升了環境之于經濟的貢獻。環境保護經濟政策以其頂層設計和體系完善進一步實現了生態文明建設,并以體制改革為基本奉行原則,還以經濟手段發力實現了我國經濟的增長。環境經濟政策在近年間隨著自身體系的不斷完善,漸趨的在內容上得到了飛速提升。包括環境骨架在內的關乎政策下財政、價格、生態補償、環境權益交易、綠色稅收、綠色金融、環境市場、環境與貿易、環境資源價值核算、行業政策等子內容[2-3]。線下經濟發展歷程、發展力度、發展效果、環保費改稅等實現了質的飛躍。
二、環境保護經濟政策演變歷程
我國的環境保護戰略政策深深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并在不斷地變遷發展中明確了自身的發展方向。歸納來講,歷經了五大歷史發展時期,其在每一時期的演變歷程和未來方向都比較明確。我國依據基本國情制定了環境保護經濟政策法律法規,并在體制建設與治理格局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949—1971年中國污水灌溉與污染防治的早期探索——即非理性戰略探索階段。這一時期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整體趨于平緩,當時中國人口少、大規模生產不多、環境容量較大,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突出,環境問題呈現局部可控局面,國家對線下經濟環境重視度不大。環境保護經濟政策以環境保護經濟政策內容為主。1972—1992年,1972年6月5日-16日,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中國順應世界環境保護舉動,制定了三大政策和八項管理制度。從中國“十年動亂”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環境問題暴露出來更加嚴峻的惡化形勢。其中以“三廢”綜合治理和環境管理基礎制度逐步確立為基本標志[4]。……環境質量改善和“美麗中國”建設,這一時期為近年間推行的環境保護政策。這一階段國家進一步加大了污染治理力度,也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提速提供了便利。環境改善與變化正是我國大規模開展“藍天保衛戰”的突出戰果,尤其以首都地區可吸入顆粒物(PM10)平均濃度、PM2.5平均濃度呈逐年下降態勢為標識。自“”會議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把建設美麗中國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集中體現了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戰略思想”[5]。關于生態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的戰略保護已經漸趨上升到全局性變革的局面之中。同時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生態環境保護在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上功不可沒。
三、環境保護經濟政策的未來發展預期
目前我國在環境戰略政策體系改革層面為環境質量整體改善提供了動力支持,并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著力解決了環境政策矛盾、在生態環境與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矛盾解決提供了發展方向。在社會改革層面,環境戰略政策改革應與線下生態產品轉型、現代化建設新需要息息相關。
(一)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生態環境保護戰略基本走向
中國在環境戰略政策體系上依據自身國情,建設力度趨于逐步完善,同時在環境保護事業發展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還以生態文明建設、魅力中國為終極建設目標。該體系使得環境保護經濟政策的未來發展朝著生態文明、法律保護、體制建設、目標責任制與市場經濟政策相契合、與環境治理密不可分的層面。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即以依法治國和環境保護為動力、以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建設為決定性作用。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中,各要素之間、環境各因子之間、具體保護內容專項法律中不斷完善實施,形成了具有規模化效應的戰略發展方向的保護體系。
(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目標——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體制
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體制依托我國環境行政機構五大跨越式發展歷程,并在機構、職能、能力上迅速增強。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的成立與“三廢”污染改革任務密切關聯并隨著政府日常工作被漸趨提上日程。生態環境問題的整體性要求生態環境保護職責分明、監管得當、執法統一、權威性和有效性足以納入改革范疇。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體制作為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目標的核心,對打破地方環保管理體制弊端、避免干預執法、實現垂直管理工作成效作用明顯。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體制在從20世紀80年代中以環境保護目標責任體系和問責機制、1989年《環境保護法》、“十一五”開始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責任考核、“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增設、“十三五”、環境目標考核中環境質量為核心的考核體系。在企業生態環境責任方面,催生了以環境影響評價為主向環境影響多元監管的局面。
(三)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方向——生態環境市場經濟政策體系
在我國環境政策改革創新發展的新時期,市場經濟政策體系由經濟政策、多元管理手段、大范圍調控經濟過程,方式也由懲罰式為主向激勵雙向調控轉變的改革進程中去。完善生態環境市場經濟政策體系,在政策體系層面,就環保項目中關于投資、稅費價格、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綠色金融等政策發揮了市場調控價值。線下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建設以環境信息公開,為社會各方提供了便利的渠道。
上述研究深入淺出的論述了中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的發展現狀,并歷經了五個發展階段,最終基本形成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環境保護戰略政策體系。該體系下生態文明建設、環境保護、體制改革、責任歸屬、生態環境市場經濟體系和治理格局中初見成效。總而言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大格局的產物,與“美麗中國”和“魅力中國”的未來建設目標基本吻合。線下經濟發展與改革路徑的選擇努力,一度為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了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