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施目標：

以“數字化校園”建設為一個中心工作，協調實施“工作管理”、“物理環境”、“功能環境”、“資源環境”、“隊伍建設”“教學應用”等六項重點建設工作，大力抓好“應用”的一個突出重點工作，從根本上提高我校教育技術工作的水平，實現我校數字化校園建設的跨越式發展的進一步提高，加速實驗成果的推廣運用，加快學校信息技術教育的步伐。

二、實施內容：

1、加大了對軟、硬件設設備的投入力度，使學校物理環境建設得到極大的改善，強化了學校教育信息化工作。

目前我校教師及一線教輔人員已做到人手一機，所有辦公室網絡暢通；信息中心化零為整，在今年暑期完成了信息中心的搬遷工作，目前，四樓西側全部為信息中心，包括辦公室、電腦房、遠程教室、及演播室、社團活動室、監控室等，使工作開展更方便；服務器由原來的一臺增加到了目前的四臺，使服務器的功能細化和增強；目前有3臺攝像機和兩臺照相機可用于實錄課和學校各項活動的拍攝；增加了正版軟件的購買力度，先后構建了CRP數字化辦公管理平臺、數字化課程管理平臺、互盈資源管理平臺、學校網站、數字圖書館管理平臺、殺毒軟件、實時監控軟件、相關學科的課件制作軟件等，加上市區統一推廣使用的各類教育管理及教學資源系統，使學校各部門管理工作信息化，學校工作公開、透明、及時；初步實現了無紙化辦公環境，教育教學及科研的信息化管理，保證了學校信息化環境的安全規范，提高了學校的辦公效率。更好的為教育服務、為學生服務。

2、大力加強信息技術的應用，多元平臺的構建充分服務于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及課堂教學研究，有效的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

根據《*區教育系統校（園）級干部選拔任用實施意見》的精神、《20*年*區教育系統民主推薦校（園）級后備干部的實施方案》，特制訂《20*年*中學民主推薦校級后備干部的實施方案》。

一、指導思想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按照先進性和能力建設的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的人才選拔到校級后備干部的隊伍中來，為徐匯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干部保證。

二、推薦條件

1、年齡：一般男48周歲、女45周歲以下（特別優秀的可適當放寬年齡）。

2、學歷：大學學歷以上。

根據《*區教育系統校（園）級干部選拔任用實施意見》的精神、《20*年*區教育系統民主推薦校（園）級后備干部的實施方案》，特制訂《20*年*中學民主推薦校級后備干部的實施方案》。

一、指導思想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按照先進性和能力建設的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的人才選拔到校級后備干部的隊伍中來，為徐匯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干部保證。

二、推薦條件

1、年齡：一般男48周歲、女45周歲以下（特別優秀的可適當放寬年齡）。

2、學歷：大學學歷以上。

1931年三四月間，教育部、行政院分別致函國際聯盟秘書處，請求委派歐洲專家來華考察。于是，同年9月，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按國民政府邀請之意，考察團來華是為了幫助“擬定并實施中國政府所頒布的改造中國的計劃，以期促進中國教育制度之改善”［4］1。據此目的，考察團于1931年9月至12月間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縣、杭州、鎮江、無錫、廣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體制、學制系統、教育財政、教學組織、各級各類教育、師生關系等方面情況;并于1932年出版總計15章222頁的考察報告———《中國教育之改進》。該報告檢討中國教育狀況，提出不少改進建議。如考察報告指出中國小學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學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則未重視職業教育。針對于此，報告建議中國政府應推行免費義務教育，在中學開設職業技術課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國高等教育有著不少問題，國民政府痛斥這些問題是造成國家缺乏建設人才的主因，故考察報告第三章對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較重的檢討，篇幅約計58頁。而對考察團的檢討，政府高層和教育界人士很關注。如在考察報告撰述完畢后，戴季陶和朱家驊兩位政要為之作了序，蔣夢麟［5］、任鴻雋［6］、李建勛、羅廷光［7］、廖世承［8］、張佛泉［9］、尚仲衣［10］、黃問歧［11］、章光濤［12］、許恪士［13］等人撰寫了評論文章。從這些文章看，當時政界人士的褒獎較多。如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稱贊考察團提交的報告書“對于各級教育之制度方針與乎其內容之剖析”，有著諸多精到處。［14］教育界人士對考察團開展的考察則提出了批評。如認為考察團僅在中國東部地區作考察，考察范圍有限;認為考察團開展的檢討意在推動中國教育歐洲化。不過，在考察團檢討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贊譽。1933年，署名為“青士”的學人撰文說，考察團提出的意見很有價值，值得參考［15］。同年，李建勛說，除大學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學分制的建議“尚有討論余地”外，考察團提出的其他建議“均為改良吾國大學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當局“照此方策進行，則吾國大學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實上，國民政府在改造中國高等教育時的確參考了考察團的意見。

考察團對中國高等教育狀況的檢討

如前所述，國聯教育考察團重點考察了中國高等教育狀況，并在考察報告第三章中作了檢討。其中，該章第二、三節批評了中國大學分布失衡、高校間缺乏分工合作、課程設置不合理、學分制實施不當、教師聘任不規范、招生缺乏嚴格標準、過于注重講授法、教材內容過于西方化、學生太過放任等問題。第四節提出了設立全國大學會議、促進大學間分工合作、加快發展理工科學校、以考試制代替學分制、規范教師聘任、成立大學教授會議、組織大學統一招生考試、試行大學畢業考試、厘定大學課程標準、編寫本土化的大學教材、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等建議。從這些內容看，考察團較系統地檢討了中國高等教育狀況。值得一提的是，在檢討時，考察團依據國民政府希望加強調控教育及增進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積極引介歐洲教育經驗。如考察團建議由大學教員、大學行政人員、社會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員組成全國大學會議，并由該會職掌“決定各區域應設國立大學之數目及種類”、“大學教育經費之分配，并規定付款之條件”、“校長及教授之委任”、“厘定關于人員之安置，教職員之薪俸與進級”等事務。［4］194－195該建議就把英國設立大學撥款委員會及法國設立大學評議會的作法介紹到中國。［16］考察團建議中國大學取消學分制，實施畢業考試，考試及格的學生“方能畢業”，該建議則與英、法、德各國推行的中學畢業考試制度相近。［17］1－2從檢討的內容看，考察團看出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也有針對性。如考察團對中國大學分布失衡的批評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考察報告指出:中國大學分布“雜亂無章”，東部地區高校過多，而其他區域的學校較少;“在同一區域內常有多所大學，諸大學間亦無合理之分工”。考察團認為，這種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學制度實無從興起”。［4］160－196從1931年的情況看，考察團的批評是正確的。因為這一年，東、中、西部地區分別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過西部各省總和。［18］再如，考察團檢討中國大學課程的問題也是一個突出例子。報告指出:中國大學課程有三點問題。第一，用學分制組織課程，使得課程支離破碎，學生的學習缺乏整體感;同時，一些學生拿滿學分后，即以能畢業為由，“將該學科束之高閣”，不再認真學習。［4］178－180第二，許多大學將某一學科分為“若干不同之學程”，希望把該學科的前沿成果介紹給學生，這使得基礎科目未受到重視。［4］180－181第三，許多大學教材過于西方化，這將使得中國“民族文化必致墮落”，使得學生脫離本國實際。［4］181－184考察團遂建議中國政府應重視基礎科目、推動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團對中國大學招生的批評也很有見地。報告指出，中國大學招生缺乏統一標準。如“被此校淘汰之學生，往往因他校之條件不甚嚴格，得以考入肄業，若再被第二校拒絕，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這種招生辦法產生了嚴重后果。首先，大學為了招滿學生，降低招生標準;這使得教學工作“降格以適合學生所能達到之水平線”，進而大學的辦學質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標準寬松，許多入校學生不合格，他們也不認真學習，學校就無法培養合格人才。鑒于此，考察團提議，中國政府應試行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以提升大學生質量。［4］174－175具體作法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學教師及教育部代表組織一委員會主持”，并由該會“確定錄取標準”;考試上，政府部門把“投考一切國立大學之學生于一處而行之”，或“分大學為數組而行之”;錄取上，“投考學生應敘明其所愿入之大學，考取之學生，則按照各校設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試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學”。［4］204從這些內容看，考察團的提議有著較強的針對性。

考察團來華考察對民國中后期高等教育演進的影響

由于國聯教育考察團認清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若干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有著針對性，故考察團來華考察對民國中后期中國高等教育的演進產生了影響。影響較大者為以下三方面。

(一)推動了民國中后期西部高校的發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國內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討論西部高教。但國聯教育考察團提交報告書后，教育界人士的相關討論增多，并形成兩派。一派贊成考察團的意見，認為應均衡發展中國高校。一派認為沒有必要對中國高校布局作調整，而應讓各地根據自身的物質和文化條件自行發展。［19］而對這兩派意見，國民政府采納了前者，即按國聯考察團的批評，均衡發展中國高校。抗戰期間曾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就于1972年回憶說:針對戰前國聯考察團批評中國大學分布不合理問題，戰時教育部發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則”，并“將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合成為綜合大學，在后方分區設置;將農、工、醫、商、教育等專門學院由大學分開就各地區需要分別設置”。［20］65戰后出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也說，國聯考察團曾批評中國大學地理分布“雜亂無章”，故戰后教育部對高教資源分布“作相當合理的配備，以奠定整個國家未來教育發展的基礎”。［21］具體來講，1932年后，國民政府采取了兩類措施發展西部高校。其一，為促進大學分布均衡出臺政策。1936年，國民政府頒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規定:“國立大學及國立專科學校之設立，應注重地區之需要，以維持各地區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均等，而促進全國文化之平衡發展。”［22］2871938年，《戰時各級教育實施綱要》規定:“對于各級學校教育，力求目標明顯，并謀各地平均發展”。［23］14同年，教育部擬定《專科以上學校分布原則》，規定:國立大學將“就全國地域予以適宜之分布”，師范學院以分區獨設為原則，農、工、商、醫等獨立學院就各省需要分區設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區新設高校。或將遷入西部的部分東中部高校改組，留在西部辦學;或在西部地區新設國立高校，或將西部省立高校改為國立高校，批準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參見表1［25］588－794)。而通過創設，近現代中國大學分布失衡問題紓緩。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較明晰。如貴州省有綜合、醫學及師范三類高校，甘肅省有綜合、師范、醫學、工學四類高校。

“開放式教學”是本課題組錢振華提出并付諸于實踐的一種教學方法。

開放式教學，強調教學的多元化，強調學生主體作用的發揮，強調課本知識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強調知識體系間的橫向聯系，這無疑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創造精神，獨立精神，培養學生個性，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教學質量，有著積極的作用。

在教學實踐中，我首先從鄉土地理的教學開始。這是因為：1、學生對家鄉有特殊的感情，對家鄉的地理事物有渴望了解的心理，利于調動積極性。2、學生對家鄉有著不同的感受，不同程度的了解，利于多渠道、多角度的教學、多元化。3、學生對家鄉的變化耳聞目睹，彌補了教材內容（特別是人文地理知識）的滯后。4、本人參與了南京鄉土地理教材的編寫，教材熟悉，指導思想明確，能夠把握教材。5、先從小范圍內實踐，以便積累經驗，以后逐漸擴大，形成體系。

一、開放式教學（鄉土地理）主要做法

1、安排12課時的鄉土地理教學（含野外觀察、考察4課時），將教材分為6個考題，課堂上教師提綱摯領地講清教學要點或學生根據課堂教學目標討論、自學外，由學生針對本專題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由教師或學生回答。學生也可以談談與這個專題有關的知識，見聞。

2、多渠道、多方面地了解南京的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哪些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