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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曲家譚盾在《臥虎藏龍》中將西方化的音樂編排手法與東方化的藝術元素融為一體，在此類經典的電影作品中凸顯了自身獨特的音樂創作理念與文化思想，讓影片的配樂與主題曲帶有更多傳統文化的精神風貌，讓古代的音樂理念與現代化的樂器演奏手法形成緊密搭配，強化了配樂對觀眾的沖擊力與影響力，創作出結構完善、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經典配樂，拓展了電影中音樂藝術的展現方式，讓電影所營造的藝術情境能夠在多元化的音樂背景下逐步展開，促進了音樂藝術審美的深度融合，將西方音樂中常見的打擊樂演奏手法融入電影的配樂之中，強化了音樂的藝術沖擊力與影響力，突出了中國藝術元素所具備的內在張力與豐富的想象力，以具備東方自然風情的中國傳統音樂為主，以西方音樂藝術創作手法為輔，面向觀眾傳達了嚴謹、沉靜的音樂情感。

【關鍵詞】《臥虎藏龍》；音樂藝術；民族音樂文化

電影《臥虎藏龍》是著名華裔導演李安所拍攝的經典武俠電影，由我國作曲家譚盾所創作的影片配樂與主題曲起到了修飾性的藝術效果，將我國古典音樂藝術與傳統文化以立體化的形象展現在全世界觀眾面前，有力地推動了東方音樂文化的傳播與國際文化交流進程，影片中的音樂與片中的文化主題之間存在著較為緊密的聯系，作曲家譚盾正確使用了笛、蕭、古琴等我國傳統樂器，塑造了多個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營造出引人入勝的文化氛圍與藝術情境，讓視覺元素與聽覺藝術元素之間實現了高度融合，拓展了觀眾認識電影《臥虎藏龍》中主要人物與基本藝術情境的思考路徑，間接性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動情節轉變的基本作用，適當地使用突出民族性與國際性的樂器與別具一格的演奏手法，創作出優美、自然、清新的音樂旋律。本文主要分析了電影《臥虎藏龍》中音樂的藝術價值與基本美學特征，并指出了作曲家譚盾在《臥虎藏龍》中對各類古典主義音樂元素的運用方式。

一、電影《臥虎藏龍》中音樂的藝術價值與美學特性分析

作曲家譚盾調整了電影《臥虎藏龍》中的音樂主題表現方式，讓影片中的音樂與視覺層面可辨識的畫面切換方式形成風格層面的高度統一，還原了作為綜合性藝術形式的電影的本質性特征，面向觀眾全景式地展現了新時代電影藝術的獨特審美方式與藝術思想表現渠道。譚盾為電影《臥虎藏龍》創作了十多首具備獨特風格的配樂，此類配樂在主題、藝術風格、表現形式等不同方面存在較為一致的共同點，均是以我國古典音樂藝術中常見的文化要素與音樂思想作為基本的創作素材，使用了我國西北少數民族常用的手鼓演奏影片中的配樂，突出了獨特而富有張力的音樂旋律，展現了作曲家深厚的藝術造詣。電影《臥虎藏龍》的音樂揭示了東方文化藝術與西方藝術之間的內在共通性，作曲家在配樂中使用了小提琴，讓小提琴所演奏出的低音成為了本片配樂的主旋律與藝術情境中常見的修飾性音樂要素，通過選擇正確的藝術表現方式，突出了我國古典主義音樂藝術的特殊魅力，將東方式的音樂藝術與我國古代的俠客文化、江湖文化融為一體，極大地拓展了古典音樂元素的運用渠道與展現路徑，從不同方面給予了觀眾以美學層面的文化熏陶與藝術思維層面的啟迪，作曲家譚盾在音樂中象征性地使用了大提琴的尾音與顫音，展現了不同時期下片中各個藝術形象在精神層面的心理狀態波動，發揮了音樂的修飾性效果，改善了部分觀眾的影片觀賞體驗[1]。作曲家譚盾正確地選用了多個能夠突出我國傳統文化藝術風格的樂器，如古箏、古琴、二胡等，此類樂器所發出的樂聲能夠起到烘托藝術氛圍、體現文化情境神秘感的特殊作用，例如電影《臥虎藏龍》中古琴的聲調，穿插在主要的藝術情境之中，能夠突出樂聲的神秘感與連續性，符合本片故事的整體基調與氛圍，古琴所演奏出的樂聲能夠與大提琴、小提琴所演奏出的主旋律進行緊密配合，傳達了藝術情境所具備的自然性、文化性，營造出武俠世界的朦朧感與飄逸感，聯通了西方音樂文化與我國傳統音樂藝術傳統，制作出了具備浪漫主義色彩的獨特音樂，讓《臥虎藏龍》中的音樂帶有蒼涼、悲壯、婉轉等基本音樂情感[2]。

二、電影《臥虎藏龍》中音樂元素的基本運用方式研究

（一）使用傳統藝術元素充實音樂內容

為了充實影片《臥虎藏龍》中配樂的基本內容，展現立體化的藝術主題與帶有神秘感的藝術情境，作曲家譚盾借鑒了我國不同地區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表現形式，使用了帶有地域性、民族性特性的藝術表現手法與樂器，如二胡、琵琶、鐘鼓等，演奏出富有線條感與節奏感的音樂，突出了影片配樂與插曲中藝術風格的復合性與獨特性，例如在演奏主題音樂中展現沙漠風情的段落時，作曲家譚盾正確地使用了能夠突出本片藝術風格的琵琶與古箏進行合奏，面向觀眾展現了雄渾壯麗的自然風光與我國西部地區引人入勝的美麗文化風貌，并通過調整主旋律的切入點與演奏速度，面向觀眾表現哀婉、悲傷的藝術情感，將我國古典二胡演奏藝術與西方音樂中常見的管弦類樂器搭配在一起進行合奏，通過調整樂器的演奏方式，可在影片中營造出悲涼、婉轉的復雜音樂旋律，突出了影片劇情的藝術深度與基本思想內涵。在描繪影片中與愛情有關的段落時，作曲家譚盾使用了能夠展現樸素情感與原始情緒的修飾性音樂演奏手法，利用二胡獨奏所演奏出的樂聲展現了江湖兒女生死離別的悲劇性特征，并使用了音域遼闊、能夠突出節奏藝術特征的鐘鼓，修飾了影片中頻繁出現的千里黃沙的荒漠藝術情景，充分地推動了劇情的深度演繹，將西方文化的張力與東方文化的含蓄性融為一體，讓電影中的音樂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展現在觀眾面前[3]。

（二）拓展我國古典樂器的使用路徑

作曲家譚盾基于現實情況調整了我國古典樂器的使用方式，突出了樂器所演奏出的樂聲的立體性與多樣性特征，讓配樂與主題音樂的風格隨著電影劇情的逐步展開而發生可辨識的變化，將西方樂器與我國本土化的樂器混合使用，凸顯民族音樂藝術的基本特征，讓電影的配樂帶有充分而可辨識的多樣性韻味，充分發掘了民族傳統樂器的特點，讓外國觀眾能夠通過聆聽電影的配樂，了解到我國傳統音樂藝術文化。例如在電影《臥虎藏龍》中部分描繪劇中人物激烈打斗的場景中，作曲家譚盾選擇性地使用了琵琶等帶有古典主義藝術風格的樂器，讓電影中的打斗場景與樂器所具備的音色特征在藝術表現形式層面進行深度結合，模仿了西方樂器的演奏風格，革新了傳統樂器的演奏模式，修飾了影片中人物在打斗情節中的肢體動作，使之具備獨特的韻律感。為了保證片中的音樂能夠起到應有的修飾性效果，作曲家譚盾使用了風格獨特、具備個性化特征的民族音樂藝術表現手法，提升了片中音樂對觀眾的吸引力，如在片頭女主人公翻越圍墻的情節中，作曲家譚盾使用了鼓、鑼等特殊樂器，營造出富有藝術性與節奏感的藝術氣氛，讓配樂中的鼓點能夠與藝術人物上下跳躍的動作節奏融為一體，起到修飾運動鏡頭的基本藝術效果，選擇配置較為復雜、混亂的音樂元素的正確方式[4]。

三、電影《臥虎藏龍》中音樂的文化魅力與藝術效果研究

（一）調整音樂旋律的基本節奏

作曲家譚盾根據影片《臥虎藏龍》的基本藝術表現需求，選擇了能夠生動地展現藝術情節內在文化要素的旋律表現形式，使之成為了本片藝術情感的主要載體，在影片中使用了多種高難度的演奏技法，如敲擊、顫音、撥音等，突出了樂器音色所具備的獨特修飾作用，例如在《臥虎藏龍》中經典的酒樓大戰段落，作曲家譚盾選擇使用了能夠起到反差效果的特殊配樂演奏形式，采用竹笛演奏出舒緩、婉轉的樂聲，讓音樂的基本節奏具備飄逸性、流暢性特征，從側面烘托了女主人公所具備的勇敢、堅韌等基本道德品質與歡快、喜悅的心情，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韻味[5]。

（二）通過調整音樂風格展現影片的藝術主題

藝術家必須通過調整影片的整體性音樂風格，從不同渠道入手展現影片的藝術主題，幫助導演奠定本片的藝術基調與文化氛圍，對基本的藝術表現內容進行修飾與限定，讓音樂的演奏風格與藝術形式和影片中故事的發展趨勢保持一致，例如在電影《臥虎藏龍》的起始部分，配樂演奏者必須使用大提琴拉出三連音的基本聲調與節奏，并使用二胡演奏出特有的低音與顫音，起到針對大提琴樂聲的修飾作用，展現出二胡發顫的個性化音色與富有張力的聲調，讓觀眾從情感層面體會到影片具體故事情節所帶有的悲傷基調與濃烈的文化情感。作曲家譚盾在下一階段男女主人公相遇的段落中，使用了能夠突出打擊樂重力與節奏感的音樂表現手法，突出了藝術人物內心的波動狀態，觀眾可通過聆聽配樂，準確地認識電影的主題思想與文化內涵。本片的主題音樂能夠揭示不同類型藝術人物的內在情緒變化軌跡，突出了人物行為動機的矛盾性與復雜性[6]。

四、結論

經典電影《臥虎藏龍》拓展了現代電影中音樂創作的基本思路，建構了全新的立體化美學體系，向觀眾展現了影片中音樂主題的深刻性與客觀性，修飾了藝術人物在不同階段的心理狀態變化與外部藝術情境的演化，面向多數觀眾傳達了特殊的藝術情感。作曲家譚盾使用高難度的音樂演奏手法，模仿我國傳統的地方性戲劇表演形式，讓配樂的藝術風格能夠與影片中具體人物的言行、生活方式、行為動機保持高度一致，面向觀眾展示了不同階段角色內在心智的成長方式與演變路徑，滿足了不同階段影迷的觀賞需求與精神文化需求，反映出影片中不同地區人民的實際生活面貌，豐富配樂的藝術情感價值。

參考文獻：

[1]楊愛玲,楊怡.電影〈臥虎藏龍〉中主要音樂的藝術魅力[J].黃河之聲,2020,(03):157.

[2]郭楊.論當代經典電影中音樂的功能性——以〈臥虎藏龍〉電影音樂為例[J].今傳媒,2019,27,(08):105-106.

[3]郭楊.電影視域下的音樂文化性解讀——以〈臥虎藏龍〉電影音樂為例[J].藝海,2019,(03):40-42.

[4]張艷艷.〈臥虎藏龍〉的音樂研究[J].當代電影,2019,(03):153-155.

[5]劉超.從音樂角度解讀電影〈臥虎藏龍〉的審美體現[J].戲劇之家,2017,(04):91+93.

[6]李耀東.電影〈臥虎藏龍〉中音樂元素的解讀[J].西部廣播電視,2016,(17):119.

作者:朱江 單位:長春光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