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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增長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貿易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躍增至2003年的8512.1億美元，增長40倍。同期我國外貿世界排名從第26位上升到第4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隨著外貿高速增長和規模的擴大，外貿環境趨于復雜，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呈交織。從我國外貿環境的一些新特點出發，妥善應對人民幣升值問題，是我國外貿持續增長、經濟實現長期繁榮景氣的一個關鍵.

一、我國外貿發展的國際機遇

從世界經濟整體看，目前我國對外貿易面臨的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我國擴大對外貿易提供了歷史機遇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兩大主題的著名論斷。迄今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小平同志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隨著冷戰結束，國際局勢趨向緩和，綜合國力的競爭代替了世界大戰的陰影。盡管近年來國際形勢跌宕起伏，軍事沖突、恐怖襲擊、政局劇變等突發事件時有發生，世界仍然動蕩不安，天下很不太平。尤其是超級大國大搞單邊主義，窮兵黷武傾向抬頭，是造成國際形勢緊張、動蕩的主要根源。但從總體看，和平與發展依然是國際形勢中的主導因素與主要方面。世界各國普遍致力于發展大局，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繁榮的呼聲日益高漲。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遭受嚴重挫折，陷于空前孤立。世界多極化趨勢和經濟全球化潮流不斷推進。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非傳統不安全因素上升，任何一國包括惟一超級大國美國都無力單獨應付和解決，而需要整個國際社會通力合作。這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各個大國之間減少矛盾與摩擦，加強合作與協調和促進總體關系的良性互動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形勢總體和平、緩和、穩定的局面將有可能長期保持。我國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國際地位和作用不斷增強。這種歷史大背景和國際大環境對我國發展對外關系特別是拓展和擴大對外經濟關系很有利。

2我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

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我國于2001年11月克服重重艱難險阻終于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加入WTO則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從而能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這為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發展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我國對外貿易額2002年達6207.7億美元，同比增長21.8％，2003年增至8512.1億美元，同比增長37.1％。外貿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大大提高，出口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60％上升到2003年的31.1％，同期外貿總額占GDP比重由12.63％提高到60.41％。[1]從利用外資看，到2003年底，我國累計批準設立外資企業465277家，實際累計利用外資5014.71億美元。“走出去”戰略也初見成效，至2003年末，在境外設立非金融性中資企業7470家，中方協議投資111.27億美元；對外工程承包累計完成營業額965.6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累計完成營業額270.69億美元，累計派出294.4萬人，[2]所有這些表明，我國與世界經濟之間正在互相滲透，“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3世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我國互補優勢的發揮

在新技術革命推動下，世界經濟正經歷一次新的產業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發達國家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向高技術、信息化和服務業方向發展；一些失去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和低附加值產業則向外轉移。國際分工也發生著新的變遷，呈現出產業間垂直分工向產業內水平分工演變的趨勢。

新一輪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吸收外資極為有利。我國市場潛力、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種種優勢逐步體現出來。特別是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上有較強的互補性，加上巨大的市場和勞動力資源，使我國成為世界產業轉移的重要目的地，并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加工貿易成為我國與發達國家貿易的主要部分。1989年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年均增長率達20％以上，2002年突破500億美元，2003年達535.05億美元。三資企業在進、出口中的份額均超過50％，有力地帶動了我國外貿增長。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帶動的產業內貿易和分工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中國正成為全球跨國公司的重要制造業基地。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初級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0.3％下降到現在的10％以下，工業制成品比重則上升為90％以上。而且在輕紡產品等傳統大宗商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穩步增長的同時，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發展迅速。后者已占出口總額的70％以上，成為拉動我國外貿增長的主要動力。這種以加工貿易為主、傳統優勢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快速增長的結構給我國外貿發展提供了充足后勁。

4地區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對中國外貿的促進作用

我國最能拓展對外經濟活動空間的地區主要在亞洲或周邊。目前亞洲正形成的各種合作機制則為此提供了基礎。首先，東盟已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將形成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20000億美元GDP、12000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其次，中、日、韓之間存在著堅實的合作基礎，日本、韓國分別是中國第一和第六大貿易伙伴。隨著地區各國經濟聯系的密切與加強，東亞地區經濟合作逐步向縱深發展，東亞自由貿易區和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構想正在醞釀出臺。我國與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正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國與中亞國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與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也在加強。“博鰲論壇”還在探討和磋商成立亞洲地區合作機制的可能前景。區域經濟合作的蓬勃發展為促進我國對外貿易躍升新臺階提供了強大的后勁和動力。近年來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呈現波動的形勢下亞洲地區能保持快速增長，主要靠本地區經濟合作的深化和我國經濟的帶動。一度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也隨之為“中國機遇論”所取代。隨著雙邊、次區域和區域經濟合作的加強和深化，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正逐步形成一種良性競爭、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共贏經濟關系態勢。

二、外貿發展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

從國際經濟關系全局看，我國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挑戰有：

1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結束后，各國根據承諾逐步降低關稅，并取消數量限制等非關稅壁壘。但是，世界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有所抬頭。主要表現在：

(1)關稅升級更加盛行。也就是從原材料、中間產品到制成品，隨著加工程度的提高，關稅壁壘也逐步提高，而且越是WTO談判中的敏感部門(如農產品、紡織品等)，關稅升級越嚴重。如美國2001年初加工、半成品和完全加工品平均關稅分別為2.2％、5.2％和5.7％，其紡織品三階段平均關稅則分別為2.2％、9.8％和10.3％。由于農產品和紡織品等初級產品是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重點，因此發達國家的關稅升級不僅阻礙著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準入，而且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發展中國家則存在高關稅和關稅升級并存的現象。

(2)發達國家的大量農業補貼對國內和國際市場造成扭曲。OECD國家2001年農業支持總計達3110億美元，挪威和瑞士的農業補貼甚至超過該部門對GDP的貢獻。而根據《2002年農業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10年內美國農業補貼將達1826億美元。盡管農業在發達國家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高，但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重要。2002年美國農產品進出口分別占世界的11.5％和12.8％；歐盟對區外進出口分別占世界的13.5％和10.6％。發達國家對農業的大量補貼，不僅引起國內外農產品價格的扭曲，阻礙了WTO自由貿易談判，更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準入。

(3)各種非關稅措施的濫用。WTO接到的反傾銷調查通報從1995年157起上升到2002年276起。我出口商品受反傾銷影響最大，不僅受調查次數最多，而且最終遭到懲罰的比例最高。1995—2002年WTO成員發起的2160件反傾銷案中，我受到調查308起；在采取措施的1258件中，我遭受處罰達212件。其他如反補貼措施、保障措施等的運用也日趨頻繁，我出口商品也深受其害。此外，技術和環境標準等其他非關稅壁壘也嚴重阻礙了世界貿易，由此引起的貿易爭端增多。

2區域主義興盛而WTO談判不順

目前有區域貿易協定240個左右，其中90％屬于雙邊協定,2/3是WTO成立后簽署的。這種巧合與美、歐的對外經濟戰略傾向有關：正是在WTO成立的同時，美、歐推動了區域主義。西歐1991年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3年成立歐盟，2002年歐元開始流通，歐盟成員已擴大到25個，與其他地區的雙邊自由貿易談判也在加快。美國則在1985年(與以色列)簽署了其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2002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總統“快速審批”貿易談判權，雙邊自由貿易談判速度明顯加快，并計劃在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貿易區。屆時，全球各種區域貿易協定將達300余個。國際經貿領域區域主義盛行與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體系產生一定抵觸。其一是區域貿易協定內容也大大擴展，包括許多WTO之外甚至與WTO規則相沖突的內容。其二是由于發達國家偏向區域主義，多邊自由貿易談判就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WTO“多哈回合”的阻力，表面上是主要成員在一些關鍵議題(特別是農產品貿易)上分歧過大，實質上是它們在如何重新瓜分世界市場方面的矛盾難解。在這種情況下，區域主義則成為一種“次優”方案。而一旦被稱為“發展回合”的這一輪談判最終失敗，最大的受害者還是廣大發展中成員。

3中外貿易糾紛凸顯

隨著我國貿易規模擴大，特別在入世以來，我國與一些國家的貿易糾紛開始突出。這與有關國家對華政策和歧視性作法不無關系。如在反傾銷方面，美、歐決定給俄羅斯和烏克蘭市場經濟地位，卻不給市場化程度高得多的中國以市場經濟地位。這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我商品反傾銷，案件數量不斷上升，并且越來越針對我國拳頭出口產品。在中美貿易不平衡方面，美國一方面以大量逆差為借口對我國產品設置壁壘，另一方面又限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

非傳統貿易壁壘的強化也引起更多貿易糾紛。如在技術貿易壁壘(TBT)方面，歐盟的技術標準已達10多萬個，日本有8000多個工業標準和約400個農產品標準，美國更多。2002年我國出口產品受TBT影響損失達到170億美元，其中三大經濟體的TBT給我國帶來約100億美元損失。

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糾紛也會增加。如印度1995—2002年共發起反傾銷331件，其中對我反傾銷達62件；在其最終采取措施的219件中，我受處罰44件。這兩年印度提出的反傾銷調查居世界第一，而我國商品則是其首要反傾銷對象。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產品的臨時保障措施也在增加，并通過設置TBT限制我國產品出口。此外，我加入WT0時,一些發展中成員對我部分產品提出了保留。

4非傳統因素的沖擊

“9·11”事件后，恐怖主義威脅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長期存在。這不僅表現在恐怖事件帶來的直接沖擊上，更廣泛的影響在于為防范恐怖主義活動而引起的交易活動減少，以及保險、安全檢查等交易成本的提高。

去年我國外貿還受到“非典”的影響。商務活動被迫推遲或取消，部分合同履約率降低，一些國家借口“非典”對中國貨物采取更加嚴格的檢查措施，這些都對我國外貿和投資帶來負面影響。

非傳統因素不僅影響到世界貿易本身，而且世界貿易增長長期快于商品生產增長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勢頭也受到一定沖擊。世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因此增大，必然會波及我國外貿和整個對外經濟關系。

三、從外貿環境變化看人民幣升值問題

最近西方大國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期望很高，借口是多年來我國存在大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但是，日本從1981年以來一直保持順差，順差額從1981年的87.4億美元增長到2003年887.81億美元。[3]其外匯儲備長期居世界第一，2003年末達6735億美元。我國則是1994年以來才保持長年順差的，順差額從1994年的54億美元增長為2003年255.3億美元；2003年末我國外匯儲備為4033億美元。[4]因此，長期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本身并不是對人民幣升值施壓的充分理由。而且，盡管近年來我國對某些發達國家貿易一直出超，但也與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存在大量入超。2002年和2003年我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分別達50.3億美元和147.3億美元，[5]而對人民幣升值呼聲最高的正是日本。最近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走弱，日本為阻止日元升值，不斷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今年1月就為此一下子投入71545億日元來收購美元，使其外匯儲備在1月底增至7412.46億美元，真可謂“己所不欲，強施于人。”

實際上從外貿環境的變化看，我國外貿所以能保持長期快速增長和長年順差，正是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產業革命以及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我國比較優勢逐步發揮的結果,使得越來越多的體現中國比較優勢的產品能進入國際市場,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動力。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正企圖，不外乎希望籍此削弱我國商品的競爭優勢，它們能在世界市場上分得更多的份額。首先，3年前發達國家陷入同步衰退后，經濟增長普遍乏力，失業問題尤其突出，想從對華貿易的平衡問題上尋找緣由和出路。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對有關國家對華經濟政策的影響加大，人民幣價值問題成為其濫用各種貿易壁壘和報復措施的借口，甚至當作一種策略。早在2001年11月22日，日本《每日新聞》就報道稱，“財務相鹽川正十郎等人提出的人民幣升值論，今后有可能成為對華戰略的手段之一。”此外，諸如美國大選等國內政治需要起到推波助瀾作用。超級秘書網

西方經濟學家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加速增長的過程中，會出現外貿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從而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我國從1995年以來卻一直保持著“雙順差”地位，即存在長期貿易順差的同時，還存在大量資本項目順差。這是由于世界產業轉移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我國一方面為世界市場提供了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另一方面又為國際資本提供了頗具吸引力的投資場所。“雙順差”的結果是我國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在增強對外經濟實力的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資源配置浪費。這也確實帶來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壓力。因此，所謂人民幣升值問題，在一定意義上看是個結構調整的問題。而從這一角度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有三點值得考慮：

1通過擴大內需提升產業結構

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我國基本上擺脫了供給約束，但目前供需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商品、資金和勞動力市場同時過剩。這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中的常規。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出口，被形象地稱作“三駕馬車”。近2年我國“三駕馬車”對GDP的貢獻約4∶3∶1。美國是所謂的“成熟經濟”，[6]其消費的貢獻一般為2/3左右。2003年我國投資增長約30％，消費增幅9％，經濟增長顯然以投資拉動為主，消費相對乏力。[7]國際上則多認為我國多年高速經濟增長主要是出口和FDI驅動的。由于我國已然是一個貿易大國，而大國模型下的出口擴張難度會逐步增加：當出口達到一定規模后,很難再保持高速增長,因為相對于容量一定的世界市場，貿易大國很小的出口增長都意味著很大的供給量。而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歷看，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后，消費結構將迅速多元化。2003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因此，通過擴大內需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正當其時。

2適當調整外資政策

外資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資本的靈魂”在于追求利潤。我國長期“雙順差”的局面，與國際資本在我國市場上的利潤追求有一定關系。從外貿來看，外資企業進、出口已占我國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其出口以加工貿易為主。結果,加工貿易成為我國出口迅速增長的主動力。除去加工貿易，我國一般貿易實際上呈逆差，2003年逆差為566億美元。所謂“中國制造”，是外商借中國的名義在世界市場上獲利。從投資看，一般認為，對我國的FDI多為“綠地”方式，[8]與國際流行的并購（M＆A）方式相比，我國更有吸引力。實際上正因為我國儲蓄傾向偏高，資本費用低，勞動力便宜，市場潛力大，FDI能賺取的利潤率高，才吸引來大量“綠地”投資。我國一些行業中外商占有相當的市場份額，有些高達1/3；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一家在我國移動通訊設備市場的份額就超過10％。

多年來我國對資本項目的控制，實際上是寬進嚴出。基于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首先可以取消外資享有的一些“超國民待遇”，在國內資本市場上拉平內、外資政策。同時逐步將外資從加工行業引向新經濟部門和第三產業，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此外，應更積極地推行“走出去”戰略，促進市場多元化。我國從1991年開始實施多元化戰略，但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仍相當高。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則是市場多元化最佳切入點。

3逐步實行匯率改革

從1994年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面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一般可以通過適當擴大浮動幅度來調節國際收支。而從長遠看，應逐步改革匯率的形成機制，從目前釘住主要國際貨幣調整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同時，應從人民幣國際化[9]角度統籌考慮，不能就匯率談匯率。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亞洲經濟合作的深化，特別是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在邊境、周邊國家日益受到歡迎，一定程度上已成為一種區域性的國際貨幣。人民幣區域化范圍的擴大和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化解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堅持穩定的匯率和匯率形成機制，又反過來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

總之，“雙順差”并不完全是、而且并不主要是人民幣匯率低估造成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化解也不單純是個匯率調整問題，最終還有賴于經濟結構的升級，乃至發展戰略的調整。

注釋：

[1]2003年數據來自2004年1月12日《中新網》；其余據國家統計局網站。

[2]據商務部網站。

[3]據日本貿易振興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