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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了黨的工作中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要觀點。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從理論上解決了1957年整風反右以后黨內長期存在的一個邏輯矛盾,即一方面認定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從而把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任務統一了起來。后來,鄧小平在許多講話中,對這個觀點作了多方面發揮,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論斷。

鄧小平充分注意到了歷史提供的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他要求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指出“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干擾。就是爆發大規模戰爭,打仗以后也要繼續干,或者重新干。我們全黨全民要把這個雄心壯志牢固地樹立起來,扭著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

(2)具體分析我國轉型時期各個階級階層的地位及其作用。鄧小平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角度,注重從經濟利益角度來分析和觀察各階級階層之間的關系。

①創新了我國轉型時期階級階層的劃分和評價標準。鄧小平立足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注重于發展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促進階級階層的合理分化來激發社會活力,提出了多元分層標準。

②充分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及其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作用。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指出,知識分子“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強調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我們黨的依靠力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的差別并不是階級的差別,就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即階級性質來說,知識分子并不是工人、農民以外的一個階級。”糾正了以往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的種種錯誤。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確認知識分子是與工人、農民一樣的依靠力量。

此外,鄧小平還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角度,高度評價了知識分子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鄧小平認為我們事業的關鍵在人才,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培養和使用數以億計的人才。

③分析了我國農民階級的性質和地位,指明了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依靠農民階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鄧小平多次重申:“農業是根本,不能忘掉”。由于鄧小平對農村改革給予的有力支持,“包產到戶”才得以全面推廣開來。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鄧小平在農村改革激烈爭論的關鍵時刻發表的談話不僅對當時的農村改革是個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同時也推動了農村乃至全國階級階層的演變和分化。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業經濟由落后的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發展,由單一種植業向多種經營包括工業的發展,從單一公有制經濟形式向多種經濟形式的發展。農民隊伍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鄉鎮企業的農村工人、專業戶、個體勞動者和私營業主等不同的社會階層,出現了一支以農業科技人員、農村教師、醫護工作者為主體的農村知識階層和相當規模的富裕農民階層。對于農村新經濟因素的增長和發展,鄧小平認為這是社會主義農村興旺發達的標志,特別是農村中的個體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社會主義的法律應當給以承認和保護;農村中個體經濟因素的增長,并沒有改變我國農村的基本階級結構,集體農民仍然是我國農民的主體。明確工農聯盟將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④提出可以允許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存在。1979年,鄧小平根據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實際情況,對原來的資產階級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說:“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經停止了十三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現在,他們作為勞動者,正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貢獻力量”。不久,在全國城鄉取消了解放初期所劃的家庭成分,把相當數量的原資本家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成員及其子女從剝削階級的陰影下解脫出來,拋掉了長期以來壓在他們心頭的政治包袱,不僅消除了相當大的社會對立面,壯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且造成了一個比較寬松的社會政治氣氛,對團結全國各階層人民,形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良好政治社會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改革開放中,我國采取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私營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在消滅了剝削階級以后又產生了新的剝削階級分子。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認為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關鍵在于國家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政黨手里,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鄧小平從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出發,強調在總體上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在社會主義社會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作用下,盡管有多種經濟成分和階級結構存在,但是工人、農民和社會各類勞動者階層仍然是社會政治主體中的基本成分和主導力量,少數剝削階級分子也成為熱愛社會主義和熱愛祖國的社會積極因素。事實證明,允許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允許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分子存在,這對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的滿足人民各方面的需求,繁榮社會主義經濟都起到了積極的貢獻。

(3)創新了解決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矛盾的途徑。

①運用經濟手段解決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由于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分配制度的變革,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空前迅速地分化,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日趨復雜并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鄧小平提出“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社會主義政治的首要任務就是正確的調節和處理社會主義政治主體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最基本的是各個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他強調了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把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協調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前提。他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方針,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而對于正常范圍內的貧富差距,鄧小平指出不要怕,“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通過財政金融政策等實行宏觀調控,可以盡量消除已出現的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解決的方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鄧小平肯定了個人、局部正當的物質利益,糾正了過去把人民利益抽象化、空洞化的思想,為新時期階級、階層矛盾的解決提出了新的思路。

②運用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法解決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總結了我國歷史上缺乏民主又濫用“民主”的沉痛教訓,對于黨內和人民內部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問題上認識不一致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同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迥然不同的政策和辦法。“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對于絕大多數破壞社會秩序的人應該采取教育的辦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無效的時候,就應該對各種罪犯堅決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軟。”“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必須在政治思想領域把上述的斗爭進行到底”提出在處理階級斗爭問題上“不能采取過去搞政治運動的辦法,而要遵循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他再三告誡“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把階級斗爭的問題引導到法律軌道上來。對于剝削階級思想在黨內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種種影響則采取批判的方法,“繼續制定和完善各種符合于社會主義原則的制度和法律來清除這些影響”。鄧小平用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法解決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替代過去那種依靠群眾性的鳴放辯論和搞政治運動解決黨內和人民內部認識問題的做法,推進了我國現代化民主建設的進程,激發了廣大干部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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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摘要: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合世界形勢和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情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理順了“”動亂造成的混亂的階級關系,提出了將黨的工作中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思想,并且具體分析我國各個階級階層的地位、作用及其矛盾的解決途徑。以許多新的、符合實際的階級階層理論和實踐,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

關鍵詞:鄧小平;階級觀;經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