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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周易》的“變通”觀念清晰而明確地表達了《周易》的運動性、生命性特征，更以一種內在的方式體現了《周易》中蘊含的生態關懷。“變”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創生性、豐富性和可持續發展性；“通”則通過對“變”的發展與延續，對“窮”的超越，對“利”與“文”的追求揭示了生態“為人”而更需“人為”的本質。“變”“通”結合，體現的就是作為生命第三種狀態的“生生之境”，即是生態。作為儒、道兩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周易》的這種生態關懷是整個中華文化生態性的集中體現，在21世紀的今天，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變”“通”生生之境生態

《周易》是“六經”之首，在我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它不僅率先建構了中華民族思維的形而上學體系，其中的許多觀念更是貫穿于整個中國思想史乃至我們每個人的思想理路。任何人想要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都不能不讀《周易》。

《周易》之“易”有三：變易、不易、簡易。簡單的六個字，概括出整個宇宙運生轉化的全部玄機。它們可以說是《周易》的精神之所在。三者之中首當其沖的變易精神更是《周易》的主旨。《周易》的英文譯名就是《TheBookofChanges》（《變化之書》）。這種變易的精神既潛在地體現在《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中，又以明確的“變”“通”觀念加以詮釋，它們不僅表征著生命的創生與繁榮，更以一種獨特的視角看待著我們生存于其中的這個生態世界。本文就試圖從“變”“通”觀念來一窺《周易》所蘊含的生態關懷。

一、《周易》中的“變”“通”觀念

《周易》以陽爻（——）和陰爻（——）兩種符號排列組合而成八卦，八卦兩兩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從而演化出整個宇宙。無論是以科學的眼光還是以美學的眼光來看，《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一個極其和協和完美的系統。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周易》的卦與卦，爻與爻之間存有著內在的變通規律，正是這種變通規律支撐起了整個《周易》體系。

“變”與“通”一方面內在地蘊含在《周易》（尤其是《易經》）每一卦的六爻以及六十四卦卦與卦之間的周流不止，變動不居的規律中；另一方面又外在地表現在《周易》（尤其是《易傳》）對這種內在變動規律的表述中。

就前者而言，《周易》之“變”多表卦畫的變易，《周易》之“通”多謂爻象的推移無阻。

《周易》之“變”有符號層面上的變，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這是陽爻和陰爻在位置和數量上的變化；有意義層面上的變，這是指卦的吉兇禍福發生的變化。兩者在本質上是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這種“變”的觀念揭示出：《周易》是一個“符號（卦象）——意義（吉兇）”的對應體系，這一方面是由《周易》本來的“占筮之書”的性質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周易》之“變”是有指向的，其“符號——意義”的對應變化關系直接貫穿有“天人合一”思想。

其中，卦象（即符號）的變易得之于宇宙四時的變化，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而爻象（即意義）的變易則直接指向人事，即所謂：“圣人觀卦設象，系辭焉以明吉兇。”

這樣一來，《周易》之“變”就是得之天地而指向人生的，正如六十四卦每一卦中天、地、人三才所預示的那樣，天地人相互溝通，天地之“變”與人事之“變”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周易》的“卦象——爻象”系統即是溝通兩者的橋梁。

《周易》之“通”則多在內在機制上起作用，爻與爻之間的轉換不是隨意的，卦與卦之間的推移也不是無序的，這都得益于《周易》內在的“通”的機制。

和“變”一樣，《周易》的“通”也有符號和意義兩個層面的運用。

《周易》在符號系統上的“通”是卦象與天地之象的交通，而在意義系統上，“通”則表示卦辭與人事吉兇的交通，作《周易》者正是借用了六十四卦這樣一個既“不易”又“簡易”的“符號——意義”系統將天地四時的輪回同人事吉兇的預兆連通了起來，組成了頗有意味的天人合一的圓融境界。

綜合起來看，體現在卦爻之間的這種“變、通”反映了空間的和時間的兩種變化。每一卦中的爻位的變化主要體現空間的轉換，正所謂陰陽易位，物象流轉；而卦與卦之間的變化，又是一種時間上的推移，如《系辭上傳》所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在《周易》看來，天地是最大的“象”，而四時更替則是最大的“變通”，人的活動的物理空間沒有超出天地，人事吉兇的變化也不會超越四時變化的規律之外。窮盡了天地的變化，明曉了四時流轉的規律，人就可以把握自身的吉兇以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這是從外在的方面來考慮，從內在的方面來講，由于《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直接與人事的吉兇禍福相聯系，經過《周易》解釋的天地、四時已經不再是寂寂然自生自滅的存在，它們因為帶上了人的色彩而亮麗起來。人與天地自然可以和諧地交流交感，化而為一。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充斥于宇宙間而又特別體現于人身上的那種生命的氣息。在生命的意義上，人可以與天地相交流相融合。

《周易》中除了在《易經》的卦與卦、爻與爻的關系中體現“變、通”外，還在《易傳》的文字中直接表述了《周易》的“變、通”觀念。

《易傳》中涉及變、通的地方頗多，例如：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變通莫大乎四時。”

“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

《易傳》中這些對“變、通”的表述與我們在《易經》中看到的卦爻之間內在的“變、通”觀念是一致的，是對前者的概括和發揮，兩者可謂相得益彰。我們可以從這種表述中直觀地看出《周易》“變、通”觀念的全貌和它們發展的可能之路。可以說，它們構成了《周易》的生命本質。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書”，它最先明確地將“生”作為主旨張顯了出來，將生命作為天地間最為可貴的本體來加以贊頌。郭沫若先生曾說：“故言‘有無’、‘始終’、‘一多’、‘同異’、‘心物’、，而不言‘生’，則不明不備；言‘生’。則上述諸義足以兼賅。易不騁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論之游戲，獨揭‘生’為天地之大德，萬有之本原，實已擺脫一切文字名相之網羅，且直探宇宙之本體矣。”（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23頁）。《周易》不僅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將生命作為天地最為偉大的品質推舉了出來，而且在眾多的卦象、爻象中也涉及到了這一母題，陰陽爻的交感變化產生了生命，在對陰陽爻運動的有限性的克服中，這種生命得到了持續和發展，又在“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中走向繁榮。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周易》中天地、人物、社會都是一個大寫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

然而，《周易》的智慧并沒有止于此。

二，“變”“通”觀念與生態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書，更是一部生態之書。《周易》有言：“生生之謂易”。我們知道，單純的靜態的動植物和人的生命存在是“生物”；動態的，創造和產生這些生物的過程是“生產”；進一步言，超越動態與靜態，將“生物”和“生產”和諧而圓滿地融合于一身的則是《周易》所主張的這種“生生之境”，這可以說是生命的第三種狀態，也就是生態。

《周易》之所以將“生生”作為“易”之本旨，而不是僅僅是生物或生產，就在于單純講生物或生產都不是對待我們這個世界所應有的態度，單純講生物，可以體現對現有生態環境的關懷，但無法對其發展做出把握和回應；單純講生產，可以說是一種發展的眼光，但是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就生態環境來看，一味地強調生產無異于自我滅亡。

自從人類步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短短二百多年的時間里，擁有了強大科學武器的人類創造和生產了比過去幾千年所創造的財富總和還要多的物質成果，可以說人類已經在借助科學技術“改天換地”，“征服自然”。雖然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恩格斯就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383頁）但是，他的預言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近幾十年來，當自然界對人類的懲罰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時，人們才不得不認真審視和思考生態危機這個問題了。這可以說就是單純講“生產”的惡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對生態問題的回應中，我們處處可見人造的綠地和小規模的城市公園，這些單純地對生物數量的追求確實為我們生活增添了些許綠色，但面對整個生態環境的惡化，面對許多因為沒有生命而無法回復的資源和氣候等的惡化，這種回應只能是片面的和軟弱無力的。面對生態危機，我們所要找尋的，應該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方法，這就要超越單純的“生物”和一味的“生產”，以一種“生態”的眼光來審視。《周易》的“變通”觀念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眼光。“變”和“通”的結合，不僅構成了上文中的那種生命之感，更展現了《周易》獨有的“生生之境”。

在上文我們已經看到，《周易》中陰陽兩種力量的交流產生了變化，有了變化才有生命的發動與創生，才能產生生物，才有可能產生生態系統。《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首先就是將天地化育之功突現了出來。我們都知道，人類不是地球上最早的的居民，也不是唯一的居民，人類的出現、存活、發展乃至繁榮都必須以千千萬萬其他生命體的生存為基礎，有了眾多其他生命體的存在和億萬年的發展，人類才有存在的可能。而現代的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人類一味強調自身發展而忽視了其他生命體的存活所至。所以，《周易》將“生”推舉出來，作為天地之大德來贊頌，這不是隅于人類生命的視界，而是一種以眾生之“大生”為依規的眼光。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反對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反對僅僅將人作為天地間唯一要考慮的存在，反對為了人不顧一切而無視其他生命體和自然環境的存在。。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有了變化，才有生態系統中物種的多樣性、豐富性，才有各物種間的互補性，這是我們的生態系統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周易》中“變”的觀念所引申出來的“生”，不僅不是單純的人之生，也不是單一物種之生，它是眾多物種“竟自由”的狀態。《周易》在講乾坤之德時，強調“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系辭上傳·第六章》）。這里的“大生”、“廣生”即是易之“生”的多樣性的體現。生命只有是多樣的，互補的，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食物鏈結構，組成全面的生物群落，最終形成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這個最大的生態系統——地球。我們人類也只有在這種物種多樣性的基礎上，才能找到自己在生物鏈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以及可能的和最佳的途徑。在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中，人類的活動使許多生物滅絕或瀕臨滅絕，這不僅是單個物中的消亡的問題，在生態系統中，每一個物種都是生物鏈上的一環，失掉了這一環，整條生物鏈都要受到根本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是不可彌補的。《周易》之“變”所表征的“大生”“廣生”正是強調了人類生存的龐大的物種基礎。

再者，有了變化，整個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才有了基礎和可能。《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單向的直線發展，不是從生之起點到死之終點，而是有節律的循環發展過程，運動不息，生命不止。這既是單個生命的發展規律，也是整個生態系統的發展規律。生態系統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這種生態系統的生生不息的可持續發展所依靠的就是《周易》之“變”。所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周易》六十四卦的變動規律表征了天地變化之道，也就是生態系統運行調整的規律，掌握了這種規律，我們自然可以讓這個地球，讓生存在其中的包括我們在內的眾多生物和諧持久的發展。內容提要：《周易》的“變通”觀念清晰而明確地表達了《周易》的運動性、生命性特征，更以一種內在的方式體現了《周易》中蘊含的生態關懷。“變”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創生性、豐富性和可持續發展性；“通”則通過對“變”的發展與延續，對“窮”的超越，對“利”與“文”的追求揭示了生態“為人”而更需“人為”的本質。“變”“通”結合，體現的就是作為生命第三種狀態的“生生之境”，即是生態。作為儒、道兩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周易》的這種生態關懷是整個中華文化生態性的集中體現，在21世紀的今天，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變”“通”生生之境生態

《周易》是“六經”之首，在我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它不僅率先建構了中華民族思維的形而上學體系，其中的許多觀念更是貫穿于整個中國思想史乃至我們每個人的思想理路。任何人想要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都不能不讀《周易》。

《周易》之“易”有三：變易、不易、簡易。簡單的六個字，概括出整個宇宙運生轉化的全部玄機。它們可以說是《周易》的精神之所在。三者之中首當其沖的變易精神更是《周易》的主旨。《周易》的英文譯名就是《TheBookofChanges》（《變化之書》）。這種變易的精神既潛在地體現在《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中，又以明確的“變”“通”觀念加以詮釋，它們不僅表征著生命的創生與繁榮，更以一種獨特的視角看待著我們生存于其中的這個生態世界。本文就試圖從“變”“通”觀念來一窺《周易》所蘊含的生態關懷。

一、《周易》中的“變”“通”觀念

《周易》以陽爻（——）和陰爻（——）兩種符號排列組合而成八卦，八卦兩兩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從而演化出整個宇宙。無論是以科學的眼光還是以美學的眼光來看，《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一個極其和協和完美的系統。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周易》的卦與卦，爻與爻之間存有著內在的變通規律，正是這種變通規律支撐起了整個《周易》體系。

“變”與“通”一方面內在地蘊含在《周易》（尤其是《易經》）每一卦的六爻以及六十四卦卦與卦之間的周流不止，變動不居的規律中；另一方面又外在地表現在《周易》（尤其是《易傳》）對這種內在變動規律的表述中。

就前者而言，《周易》之“變”多表卦畫的變易，《周易》之“通”多謂爻象的推移無阻。

《周易》之“變”有符號層面上的變，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這是陽爻和陰爻在位置和數量上的變化；有意義層面上的變，這是指卦的吉兇禍福發生的變化。兩者在本質上是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這種“變”的觀念揭示出：《周易》是一個“符號（卦象）——意義（吉兇）”的對應體系，這一方面是由《周易》本來的“占筮之書”的性質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周易》之“變”是有指向的，其“符號——意義”的對應變化關系直接貫穿有“天人合一”思想。

其中，卦象（即符號）的變易得之于宇宙四時的變化，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而爻象（即意義）的變易則直接指向人事，即所謂：“圣人觀卦設象，系辭焉以明吉兇。”

這樣一來，《周易》之“變”就是得之天地而指向人生的，正如六十四卦每一卦中天、地、人三才所預示的那樣，天地人相互溝通，天地之“變”與人事之“變”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周易》的“卦象——爻象”系統即是溝通兩者的橋梁。

《周易》之“通”則多在內在機制上起作用，爻與爻之間的轉換不是隨意的，卦與卦之間的推移也不是無序的，這都得益于《周易》內在的“通”的機制。

和“變”一樣，《周易》的“通”也有符號和意義兩個層面的運用。

《周易》在符號系統上的“通”是卦象與天地之象的交通，而在意義系統上，“通”則表示卦辭與人事吉兇的交通，作《周易》者正是借用了六十四卦這樣一個既“不易”又“簡易”的“符號——意義”系統將天地四時的輪回同人事吉兇的預兆連通了起來，組成了頗有意味的天人合一的圓融境界。

綜合起來看，體現在卦爻之間的這種“變、通”反映了空間的和時間的兩種變化。每一卦中的爻位的變化主要體現空間的轉換，正所謂陰陽易位，物象流轉；而卦與卦之間的變化，又是一種時間上的推移，如《系辭上傳》所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在《周易》看來，天地是最大的“象”，而四時更替則是最大的“變通”，人的活動的物理空間沒有超出天地，人事吉兇的變化也不會超越四時變化的規律之外。窮盡了天地的變化，明曉了四時流轉的規律，人就可以把握自身的吉兇以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這是從外在的方面來考慮，從內在的方面來講，由于《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直接與人事的吉兇禍福相聯系，經過《周易》解釋的天地、四時已經不再是寂寂然自生自滅的存在，它們因為帶上了人的色彩而亮麗起來。人與天地自然可以和諧地交流交感，化而為一。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充斥于宇宙間而又特別體現于人身上的那種生命的氣息。在生命的意義上，人可以與天地相交流相融合。

《周易》中除了在《易經》的卦與卦、爻與爻的關系中體現“變、通”外，還在《易傳》的文字中直接表述了《周易》的“變、通”觀念。

《易傳》中涉及變、通的地方頗多，例如：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變通莫大乎四時。”

“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

《易傳》中這些對“變、通”的表述與我們在《易經》中看到的卦爻之間內在的“變、通”觀念是一致的，是對前者的概括和發揮，兩者可謂相得益彰。我們可以從這種表述中直觀地看出《周易》“變、通”觀念的全貌和它們發展的可能之路。可以說，它們構成了《周易》的生命本質。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書”，它最先明確地將“生”作為主旨張顯了出來，將生命作為天地間最為可貴的本體來加以贊頌。郭沫若先生曾說：“故言‘有無’、‘始終’、‘一多’、‘同異’、‘心物’、，而不言‘生’，則不明不備；言‘生’。則上述諸義足以兼賅。易不騁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論之游戲，獨揭‘生’為天地之大德，萬有之本原，實已擺脫一切文字名相之網羅，且直探宇宙之本體矣。”（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23頁）。《周易》不僅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將生命作為天地最為偉大的品質推舉了出來，而且在眾多的卦象、爻象中也涉及到了這一母題，陰陽爻的交感變化產生了生命，在對陰陽爻運動的有限性的克服中，這種生命得到了持續和發展，又在“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中走向繁榮。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周易》中天地、人物、社會都是一個大寫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

然而，《周易》的智慧并沒有止于此。

二，“變”“通”觀念與生態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書，更是一部生態之書。《周易》有言：“生生之謂易”。我們知道，單純的靜態的動植物和人的生命存在是“生物”；動態的，創造和產生這些生物的過程是“生產”；進一步言，超越動態與靜態，將“生物”和“生產”和諧而圓滿地融合于一身的則是《周易》所主張的這種“生生之境”，這可以說是生命的第三種狀態，也就是生態。

《周易》之所以將“生生”作為“易”之本旨，而不是僅僅是生物或生產，就在于單純講生物或生產都不是對待我們這個世界所應有的態度，單純講生物，可以體現對現有生態環境的關懷，但無法對其發展做出把握和回應；單純講生產，可以說是一種發展的眼光，但是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就生態環境來看，一味地強調生產無異于自我滅亡。

自從人類步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短短二百多年的時間里，擁有了強大科學武器的人類創造和生產了比過去幾千年所創造的財富總和還要多的物質成果，可以說人類已經在借助科學技術“改天換地”，“征服自然”。雖然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恩格斯就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383頁）但是，他的預言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近幾十年來，當自然界對人類的懲罰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時，人們才不得不認真審視和思考生態危機這個問題了。這可以說就是單純講“生產”的惡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對生態問題的回應中，我們處處可見人造的綠地和小規模的城市公園，這些單純地對生物數量的追求確實為我們生活增添了些許綠色，但面對整個生態環境的惡化，面對許多因為沒有生命而無法回復的資源和氣候等的惡化，這種回應只能是片面的和軟弱無力的。面對生態危機，我們所要找尋的，應該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方法，這就要超越單純的“生物”和一味的“生產”，以一種“生態”的眼光來審視。《周易》的“變通”觀念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眼光。“變”和“通”的結合，不僅構成了上文中的那種生命之感，更展現了《周易》獨有的“生生之境”。

在上文我們已經看到，《周易》中陰陽兩種力量的交流產生了變化，有了變化才有生命的發動與創生，才能產生生物，才有可能產生生態系統。《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首先就是將天地化育之功突現了出來。我們都知道，人類不是地球上最早的的居民，也不是唯一的居民，人類的出現、存活、發展乃至繁榮都必須以千千萬萬其他生命體的生存為基礎，有了眾多其他生命體的存在和億萬年的發展，人類才有存在的可能。而現代的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人類一味強調自身發展而忽視了其他生命體的存活所至。所以，《周易》將“生”推舉出來，作為天地之大德來贊頌，這不是隅于人類生命的視界，而是一種以眾生之“大生”為依規的眼光。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反對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反對僅僅將人作為天地間唯一要考慮的存在，反對為了人不顧一切而無視其他生命體和自然環境的存在。。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有了變化，才有生態系統中物種的多樣性、豐富性，才有各物種間的互補性，這是我們的生態系統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周易》中“變”的觀念所引申出來的“生”，不僅不是單純的人之生，也不是單一物種之生，它是眾多物種“竟自由”的狀態。《周易》在講乾坤之德時，強調“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系辭上傳·第六章》）。這里的“大生”、“廣生”即是易之“生”的多樣性的體現。生命只有是多樣的，互補的，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食物鏈結構，組成全面的生物群落，最終形成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這個最大的生態系統——地球。我們人類也只有在這種物種多樣性的基礎上，才能找到自己在生物鏈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以及可能的和最佳的途徑。在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中，人類的活動使許多生物滅絕或瀕臨滅絕，這不僅是單個物中的消亡的問題，在生態系統中，每一個物種都是生物鏈上的一環，失掉了這一環，整條生物鏈都要受到根本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是不可彌補的。《周易》之“變”所表征的“大生”“廣生”正是強調了人類生存的龐大的物種基礎。

再者，有了變化，整個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才有了基礎和可能。《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單向的直線發展，不是從生之起點到死之終點，而是有節律的循環發展過程，運動不息，生命不止。這既是單個生命的發展規律，也是整個生態系統的發展規律。生態系統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這種生態系統的生生不息的可持續發展所依靠的就是《周易》之“變”。所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周易》六十四卦的變動規律表征了天地變化之道，也就是生態系統運行調整的規律，掌握了這種規律，我們自然可以讓這個地球，讓生存在其中的包括我們在內的眾多生物和諧持久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