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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有很多，同時各種因素相互影響、緊密聯系，共同促進社會進步。制度因素對我國社會發展具有極強的影響，在社會前進發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第一部分分析制度變遷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第二部分闡述制度的權威性和我國政治統治地位，以及制度執行力的關系，最后探討制度的理性化在我國社會穩定中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制度因素；經濟社會發展；影響

在我國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制度與其發展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也是當今學術界十分重視的課題。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社會實踐，都逐漸地意識到制度問題對國家穩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社會發展速度加快，社會發展程度越高，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復雜，必須依靠完善的制度體系加以調整與規范，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穩定發展、經濟穩步提升，逐漸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發展不僅包括經濟、文化等發展，還包括社會秩序、政治穩定等各方面的因素。基于此，加強對制度因素對我國社會發展影響的研究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一、制度變遷與我國經濟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時間里，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加快，制度變遷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制度的變化，推動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提升經濟運行質量至關重要。分析制度變遷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可從國有企業發展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等幾個方面入手：

（一）制度變遷與我國國有企業發展

國有企業無論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在市場經濟時期，都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企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國有企業得到了改革與轉變，也逐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第一，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正式步入改革的正軌。改革開放以前，對國有企業發展一直寄希望于承包制、放權讓利等方式，但是沒有找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直到市場經濟體系形成，為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設想，改革才真正地步入正軌。在國有企業改革初期，不僅面對舊的經濟制度遺留問題，同時還包括了對新的制度的適應，暴露出很多發展中的問題。第二，作為體制并軌的一個重要環節，價格雙軌制并軌過程中，政府部門需要對國有企業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員、部門等給予一定的補貼。但是補貼需要政府花費一定的財力，豐富的資金正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保障。因此，國有企業不僅需要實現經濟增長，同時還需要完成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任務。第三，在市場經濟逐漸發展與完善的同時，國有企業人力資源契約關系也逐漸從“鐵飯碗”變成了招聘制，實現了向市場化的轉變，這也是保證國有企業人力資本產權的重要體現，是幫助國有企業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途徑。經濟的轉型本身就是一種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只有不斷的提出問題、找出問題的解決方式，然后結合實際情況，改革制度，才能讓企業在制度變遷中積累更多的經驗，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農村經濟制度變遷與農業經濟發展

我國農村經濟制度主要從1979年開始，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遷過程，農村經濟改革，不僅大大提升了農民參與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同時也對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發展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改革開放以后，農作制度不斷改革，在價格制度方面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遷，取消了幾千年的農業稅，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我國農村經濟經歷了包括集體公有制、公社型、承包責任制等階段，同時政府部門也積極探索創新形式的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希望能夠給農村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為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做出巨大的貢獻。

（三）土地制度變遷與農業經濟發展

第一，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牽涉的因素很多。在現行的土地所有制體系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是農民收入提升以及農業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也關系到土地所有權的穩定。因此，還必須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深入研究，不斷地健全農村土地二級市場，不斷對征地制度進行深化改革。第二，對影響土地產出因素的分析。一方面是直接影響因素，也就是土地產權制度對人們的激勵作用，影響著人們對農業生產的資金、人力、設備等投入情況；另一方面是間接影響，土地產權的不同，在相同的勞動力、財力等基本情況下，農業產出也不會相同。這主要是由于產權制度的不同，人們參與生產的積極性不一，產出的效率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在我國現行的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哪怕是非真正意義上的所有權，需要在自愿的前提下，實行適度的統一經營，逐漸實現股份合作制或者股份制的農場式經營，也許是我國土地產權制度以及經營模式的理想化發展方向。

二、制度的權威性與我國政治建設制度因素

在政治層面的影響，一般會涉及到政治權威概念。基于政治領域角度，制度權威從簡單意義上就是政治合法性，需要制度管理范圍下人們對制度的服從，服從關系以及服從力度影響了制度的有效性。只有民眾認可與服從的制度，才能夠發揮其根本的價值。從新中國成立至今，特別是在我國經歷了改革開放后，國家加強了政治制度建設，有效地提升了制度的權威性，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基于政治領域，人大代表、民主專政等制度確立后，我國的民主制度正在走向完善，也不斷地鞏固了我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統治地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時間內，通過實踐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廣大人民心中的地位，推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深得人心。可以說制度的權威性在保證政治統治發揮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樹立制度權威，提升制度的執行力度，是保證黨和國家根本任務完成的前提條件。黨的制度是黨和政府意志的根本體現，能夠反映國家的發展理念，也是人民群眾精神的集中體現。為了保證人民的意志得以實現，必須矢志不移地完成黨的發展目標，朝著正確的方向穩步邁進，保證制度的權威性。通過大量的實踐證明，政治制度問題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如果忽視了政治制度建設，在國家運行以及社會發展中不能嚴格按照制度辦事，必定會對黨的事業造成破壞。黨的制度作用不僅體現在對黨內關系的調整上，還具有規范黨員行為、維持黨內秩序、發揮黨員先進性等各個方面。

在當前國際形勢風云突變的時期，黨和國家面臨的形勢異常嚴峻與復雜，必須貫徹落實從嚴治黨等方針，不斷地結合社會發展以及政治需求，對黨員隊伍的規模與結構進行調整，保證制度與新時期形勢相適應。解決現階段我國政治領域的問題，不僅需要依靠強有力的教育手段，更需要制度體系制約與規范。提升制度的執行力，增強制度的權威性，既是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也是制度創新的目標歸宿。因此，必須下大功夫研究已經出臺的制度的貫徹執行問題，切實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組織領導，加大制度執行情況監督檢查，堅決查處違反制度的行為，著力在領導干部中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的意識，教育引導領導干部帶頭學習制度、嚴格執行制度、自覺維護制度，真正使制度走出文件、走出講話、走出報告。其次，按制度辦事，不僅是領導干部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一種素養，一種理念，一種美德，同時也是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甚至社會朝著健康科學發展的基石。因此各級領導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帶頭學習制度、嚴格執行制度、自覺維護制度，決不能把自己游離于制度之外，決不能像手電筒一樣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平時，凡要求一般黨員干部要做到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首先做到；凡要求下級要做到的，上級必須首先做到，真正做到一級帶一級，一級抓一級，努力形成自覺遵守和執行制度的良好風氣。

三、制度的理性化與我國社會穩定基層

穩定是中國社會發展中最為關鍵的問題，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現在，維護社會穩定一直是我國最為基本的國策。當前，傳統的基層維穩機制在社會進步以及制度演變過程中，受到越來越多的競爭機制的影響，基層維穩機制得到了有效地改善，基層政府權益性的維穩工作，也會導致社會矛盾不斷地堆積于發酵，只會將社會的穩定推向危險。理性化的制度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基層維穩體系，構建理性化的多元共治平臺，對社會的穩定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第一，基層政府應該鼓勵民眾參與到維穩的工作中。同時，政府部門不能單純地將社會組織視為不安全的因素，不能放手展開具體的維穩工作，如果僅僅依靠政府，只會將政府推向民眾的對立面，還會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讓維穩工作形勢更加嚴峻。理性化的制度，能夠促進社會政府構建多元化的基層維穩機制，同時向民眾開放參與到社會組織維穩工作的大門，拓展基層維穩渠道，提升民眾參與基層維穩的合法性，真正意義上實現民眾與政府的深度合作，為維護社會穩定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理性化制度能夠促進理性化社會的形成，而理性化的社會發展對基層維穩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構建多元化的維穩應對機制，主要是促進民眾維權與基層維穩工作的和諧與良性互動關系，消除雙方對立的局面。我國黨代表會議中一直強調，基層穩定對中國改革發展意義重大，一個完善的基層維穩應對機制，能夠妥善的處理和疏導社會矛盾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途徑。然而，在構建這一機制的同時，還需要重視司法處置的權威性，采用有效合理地解決矛盾的辦法，采用理性化的手段，依靠理性制度，保證社會矛盾一一迎刃而解。在基層維穩運行中強化群眾自治組織對矛盾調解的補充作用。強化群眾自治組織對矛盾調解的補充作用實際上屬于基層重建的范疇，其著力點在于推動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矛盾調解中的功能復位，避免在基層政府的強力主導下，導致大量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成為政府附庸的尷尬局面。要在基層維穩運行中強化群眾自治組織調解糾紛的公信度和主動性。事實上，對于基層維穩過程中所關涉的大量矛盾與沖突，僅僅依靠基層政府根本無法有效應對。從對立面來說，如果基層政府在事實上成為基層維穩的唯一主體，很可能在處理某些社會矛盾問題中與民眾處在對立面，這種單一的維穩手段，很可能導致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給社會帶來新的危機。

第三，理性化制度促進社會的穩定，在多元化的基層維穩工作體系、應急機制外，還需要構建多元化的基層維穩評價機制，不僅需要上級政府對基層維穩工作進行評定，同時還需要通過基層單位橫向的評價，包括互評、自評等，民眾以及基層政府都可以通過政協、人大以及司法部門，對政府維穩的權利進行監督與制約。我國當前，由于制度的理性化程度相對較低，基層維穩評價單純地依靠上級政府進行，而橫向的評價長期流于形式，走過場的現象較為明顯。因此，一方面，需要改變單一的縱向維穩問責機制，形成以政協、人大等部門的橫向制約體系，同時還需要接受廣大民眾的監督，形成一個完善的基層維穩評級機制；另一方面，評價的內容也需要更加的豐富，不能單純地看上訪的人次等數據，判定基層維穩工作的優劣，更需要落實回訪工作等，實現問責與處理相結合的統一評價體系。

四、總結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制度因素對經濟發展、政治執行以及社會的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制度的變遷過程中，根據社會的需求以及國際化形式，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制度，促進我國經濟騰飛；同時，為了保證黨和國家事業的有序進行，必須保證制度的權威性，嚴格地按照制度實施，為黨和政府發揮有效作用提供前提；制度的理性化，能夠促進多元化基層維穩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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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鋒 單位：上海海關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