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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詠史詩繁榮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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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詠史詩繁榮的背景

摘要:宋帝不僅重視編撰前代史書,以古鑒今,而且以極大的熱情閱讀經史,賦為詠經詠史之作,且命館閣大臣唱和,具有重要的政治導向作用。在帝王的愛好提倡和時代學風的影響下,宋人喜史、愛史、寫史、詠史的社會風氣普遍形成,詠史創作成為才、學、識兼備的詩人的標志。官員文人紛紛創作詠史詩,或發表史見,或嘲古諷今,或抒發情志,或吟史備忘,或練習聲律,或逞才斗能,全面促進了詠史詩創作的勃興。

關鍵詞:宋代史詩;政治導向;學風;士風

兩宋時期,詠史詩的創作群體空前壯觀,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張方平、李覯、邵雍、劉敞、曾鞏、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李綱、李清照、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劉克莊等都有敘議皆精、膾炙人口的佳作流傳。詠史詩的體式也較為全面,既有傳統的五七言古體、律體、絕句,還有楚辭體、樂府體、集句體及四、六言古體等。據《全宋詩》、《全宋詩訂補》統計,宋代詠史詩共計7402首。而大型詠史組詩也以壯闊的局面、宏大的規模、可觀的數量而引人注目,在古代詠史詩的發展歷程上有承上啟下的作用。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宋代空前繁榮的政治文化背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1](P675)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會隨著時代政治和社會世態的變化而變化,宋代詠史詩的發展也不例外。宋帝為了鞏固君權與帝位,崇文抑武,以文治國,不僅重視編撰前代史書,以古鑒今;而且躬親示范,以極大的熱情倡導臣民熟讀經史,賦詩寫文,其內容多是對圣賢制作、經典義理、歷史得失的思考與評論,發之為文,則圣制詔告;發之為詩,則詠史詠經。這些愛好文藝的行為對當時文壇風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宋帝還以科舉考試命題的內容和形式為導向,調整舉子讀史研經的范圍和視野,而且對史學人才不拘一格,提拔重用。總而言之,上至最高統治階級,下至布衣平民,對史學的重視程度與積極探索精神,為整個社會濃厚史學文化氛圍的形成與詠史作品的大量創作,提供了適宜生長的溫床。

一、宋主出經入史,鑒往知來

史籍“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2](P1732),一直深受帝王、輔臣及有識之士的重視。后人既能夠從前代的成敗得失中汲取豐富的經驗教訓,又能從歷代典制的因革損益中為當下的措施規劃尋找出路。司馬遷創作《史記》就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2](P2735)即通過對歷史事件的重新研究,探求天道與人道之間的內在聯系,以斟酌變通為經世之用。如唐太宗李世民不僅常命臣下講說前朝史事,鑒往知來,而且提出了“以史為鏡”的名言。宋帝在這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不僅重視編撰前代史書,以古鑒今,而且身體力行,為舉國人民做表率。宋太祖為了“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3](P9607),在登基后就命薛居正等編寫《五代史》,總結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他從五代政權更迭,戰亂紛繁中深刻地認識到武人掌權的危險性,以“守內虛外”為“祖宗之法”。一方面宣稱“宰相需用讀書人”,以“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將權力;一方面率先垂范,尊儒重文,傾心于儒家經典中事關資治教化的思考實施。宋太宗酷愛讀史,認為史籍乃“教化之本,治亂之源”[4](P217),承襲其兄文教興國的基本國策,貫徹以文官處理國家政務的原則,逐漸扭轉五代以來重武輕文的社會習氣。經筵講官進講史籍是宋帝學習歷史的主要途徑之一,《宋史》載有“崇政殿說書”一職,“制掌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5](P3815)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是專門為皇帝編撰的歷史教科書。神宗“每開經筵,常命進讀”。[6](P9607)講官還常聯系實際對史事進行發揮,向皇帝提出有益的規諫。如劉敞給英宗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時,就著重強調舜的孝悌之德是享有天下的根本。英宗“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6](P10386)進講之余,宋帝也勤于讀史。宋太宗曾說:“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代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4](P201)他每天閱讀《太平御覽》三卷,若有事耽擱,閑暇一定補回。他不僅喜愛讀書,而且親自編撰經史讀物頒行于世。《宋會要輯稿》云:“太宗草書經史故事三十紙,詔翰林侍讀呂文仲一一讀之,因遣刻石,以數百本,并列秘閣官吏姓名,付內侍裴愈,令于江東名山福地道宮廟各藏一本。或高逸不仕,敦樸有行,為州里所稱者,亦分賜之。”[4](P201)《玉海》卷二六“天圣景祐讀史”條也記載了宋仁宗、宋神宗命輔臣進讀史書的情況,涉及《唐書》、《前漢書》、《后漢書》、《春秋》、《貞觀政要》、《史記》、《資治通鑒》《祖宗圣政錄》等。宋高宗諭宰臣趙鼎曰:“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讀《春秋》、《史記》,晩食后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7](P1258)高宗在倉惶南渡,偏安之際,也不忘紹述祖宗家法,親臨太學,制《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贊,并刊石置于太學,表達了對儒學的推崇之情及對孔門弟子的贊美。宋孝宗諭講官周操曰:“朕在宮中并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并騎射耳。”[7](P1641)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正月,親臨太學,拜謁孔子,并撰《道統十三贊》宣示太學生,以示對理學的認可及推崇。宋度宗也撰有經書贊文,如《春秋贊》云:“微顯闡幽,三體五例。嚴乎成言,褒貶一字。”又《周禮贊》:“肇建六典,條章煥明。萬世之則,太平之基。”[8](P43318)以贊體賦演經書之精義。以帝王之尊寫詠史詩的歷代有之,如唐太宗《詠司馬彪〈續漢志〉》等,但是有意識大規模的寫作并與館臣唱和則始自宋代。宋帝不僅帶頭廣泛閱讀經史書籍,并且大量賦寫詠史詩,令輔臣、宗室及館閣學士等屬和,或總結歷史興衰的經驗,或頌贊明君賢相、忠臣義士,或思考與評論歷史得失,而這些愛讀好學的詠經吟史行為對當時文壇風氣影響甚大。據《玉海》卷三〇“祥符讀十一經詩讀十九代史詩”條所云,宋真宗親撰讀十一經詩,有《周易詩》三章、《尚書詩》三章、《春秋詩》三章、《毛詩詩》三章、《周禮詩》三章、《儀禮詩》三章、《公羊詩》三章、《谷梁詩》三章、《孝經詩》三章等,遍詠所讀經書。又寫讀十九代史詩,有《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章、《讀后漢書》三章、《讀三國志》三章、《讀晉書》三章、《讀宋書》二章、《讀陳書》二章、《讀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后周書》三章、《讀隋書》三章、《讀唐書》三章、《讀五代梁史》三章、《讀五代后唐史》三章、《讀五代晉史》二章、《讀五代漢史》二章、《讀五代周史》二章等,讓輔臣、宗室、兩制館閣等屬和。其中在真宗時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的夏竦集中就保存一組奉和御制讀史詩,以五言律詩體對《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紀傳體正史自詠自注了一遍,抒寫閱讀史書之感想,總結歷史興亡之經驗教訓。他在寫法上承襲班固以來的傳體詠史傳統,直書史事,一題之下,一吟再吟,多達43首。如《奉和御制讀史記》其一云:“陶唐明歷象,茂氣與天通。舉正分星度,歸余定歲功。

孟陬名不殄,南正道彌隆。自此垂三代,循環協大中。”[8](P1771)詩人選取了帝堯陶唐氏確定歷象、敬授民時等頗具代表性的歷史事跡進行點評,稱頌這是造福三世的創舉,為后來的舜、禹二帝治理天下奠定了堅實的根基。又《奉和御制讀后漢書》其一云:“明帝章朝物,三雍復舊常。籝金賞西域,雅樂奏南陽。拜老鴻徽茂,祈農盛典彰。珍符昭美應,獻壽表隆昌。”[8](P1772)詩人仰慕先賢,以古鑒今,歌頌東漢明帝遵奉先帝制度,提倡儒學,勤政愛民,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的歷史功績。由此賡和之詠史組詩大略可見御制詠史組詩與前代相比規模是空前的,以史為鑒的意識非常明確。宋徽宗于大觀二年作《題唐十八學士圖》,其一云:“有唐至治詠康哉,辟館登延經濟才。廱泮育賢今日盛,匯征無復隱蒿萊。”其二云:“儒林華國古今同,吟詠飛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畫圖猶喜見文雄。”[8](P17077)唐太宗時建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玄齡、姚思廉、虞世南等十八人并為學士。后薛收死,召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畫像,褚亮作贊,題十八人名號、籍貫,稱十八學士,藏之書府,時人傾慕,謂之登瀛洲。宋徽宗以飽滿的熱情詠贊唐太宗招賢納才之英明,又為崇寧興學培育天下英才之盛大唱贊歌,頗有自得之意。又宋高宗《中和堂》一詩序云:“孟夏壬戌,來登斯堂。遠矚稽山,思夏后之功;俯瞰濤江,懷子胥之烈。賦古詩一首。”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后世蒙其仁。愿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圣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8](P22213)則是高宗在靖康事變后顛沛流離于江浙一帶,于中和堂登高望遠,抒發情志的佳作。遠望稽山,贊美夏禹勤勞治國之神功;感念時局,痛恨金人攻陷汴京,擄掠徽、欽二帝之恥辱,表達要向越王勾踐及伍子胥學習,君臣齊心,復國雪恥的遠大志向。又宋孝宗《題張曲江像》一詩云:“鹿入深宮花解愁,牛登高鼎餗傷休。當時若聽履霜語,豈到峨嵋山盡頭。”[8](P26870)這首題畫詠史詩因張九齡的畫像而起興,感念忠臣之良言,慨嘆君王之拒諫。詩人用凝練蘊藉的語言概括了安史之亂爆發前唐帝國岌岌可危的局勢,贊美了張九齡的睿智遠見,批評了唐玄宗晚期的昏庸獨斷。宋代皇帝雅好讀書,觀史不輟,并親自撰寫讀經史詩,不僅直接開啟了宋代詠史詩創作的繁榮局面,而且對后世帝王的詠經、詠史創作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清乾隆皇帝就歷覽古今史事,以史為鑒,創作了《詠史全韻詩》三卷;嘉慶皇帝從借古鑒今的角度審視歷史,總結興亡盛衰的教訓,以五言古體寫《御制全史詩》六十四卷。

二、宋廷重視史才,不次提拔

宋代皇帝非常重視史學,不僅廣開言路,以科舉考試命題內容為導向,調整舉子讀史研史的范圍和視野,而且對史學人才不拘一格,提拔重用。如欽宗時臣僚言:“科舉取士,要當質以史學,詢以時政,今之策問,虛無不根,古今治亂,悉所不曉。詩賦設科,所得名臣,不可勝紀,專試經義亦已五紀。救之之術,莫若遵用祖宗成憲。”[5](P3669)又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御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核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5](P3633)則科舉考試重視史學,且不光囿于漢唐史事,兼及三國、六朝、五代,范圍甚廣。宋代公卿大臣只要長于史學,聲名達于圣聰,就會被皇帝所器重。如《宋史》卷三百五云:“詔錢若水修《太宗實錄》,奏億參預,凡八十卷,而[楊]億獨草五十六卷。書成,……真宗稱其才長于史學。”[5](P10080)又神宗元豐四年己酉手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方朝廷敘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于后。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4](P2923)又“[李清臣]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5](P10562)又“帝又稱其[蒲宗孟]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5](P10571)又“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梁周翰]有史才,邅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5](P13004)又“宰相李昉言其[安徳裕]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5](P13036)可見,宋帝對史才甚為推重,必將置之史館,使其才學得以充分發揮。宋代的修史者不論私修還是官修,都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文人與史學之間存在著先天的聯系,而像鄭樵、李心傳、方寔孫等人雖為一介布衣,但因精通史學,多有撰述,或被皇帝召見,授予史官之職;或招入史館,參與修撰史書;或賜進士出身,大加褒揚,不啻為人生幸事。

如神宗熙寧八年,賜歐陽修之子大理寺丞發進士出身。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乞特加獎擢,置之文館。又鄭樵以薦得宋高宗召對,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晩耶?”[5](P12944)授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又《曹彥約傳》云:“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置之史館。從之。”[5](P12344)又寧宗嘉泰元年乙丑,“賜龔頤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實錄。……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邁領史院,奏官之,朝廷以其有史學,至是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7](P2036)理宗淳祐五年,“以太府少卿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為秘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7](P2273)又淳祐十一年二月壬辰“詔故同知樞密院事李埴早從諸老,歷事三朝,史學優長,風節堅正,已久謝事,猶未易名,賜謚文肅。”[7](P2293)可見,不管是平民布衣還是普通官員,只要在史學方面成就突出,不僅會得到皇帝的敬重優待,而且也頗受士庶的推重和好評。不僅皇帝重視史學人才,當權大臣也頗能慧眼識史才,攬為己用。《宋史》卷四四四云:“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巨微之事如指諸掌。”[5](P13118)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鑒》時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于魏晉以后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又“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漢書刊誤》,為人所稱頌。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專職漢史。”[5](P10388)可見,在重視史學的宋代,具備史學才能的人可獲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機會。同時具備史學專長之人也頗為世人所敬仰,得以史學立言,名垂青史。如《宋史》云:“[孔]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繹解》、《稗詩戲》諸書傳于世。”[5](P10934)又“[曹叔遠]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5](P12481)又“[李]心傳有史才,通故實。”[5](P12985)又“[呂南公]一試禮闈不偶,退筑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5](P13122)上述諸人,均因杰出的史學才能及著述得以名載史冊。總而言之,上至最高統治階級,下至布衣平民,對史才的重用,對史學的重視及積極探索史學的精神,為整個社會濃厚史學氛圍的形成與詠史作品的大量創作,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礎。

三、宋人以史為鑒,經世資治

上自皇帝及百官臣僚,下至學者文人,都非常重視讀史,以史為鑒的思想較為強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代官員注重史學,一些大臣還集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于一身,并在文學、史學領域都有所作為。如司馬光、歐陽修、宋祁、陸游等都親撰史書,與他代宰相只掛名監修完全不同。思想家朱熹也編有《通鑒綱目》,曾鞏、黃庭堅既是杰出的文學家,又身為國史編修官,至于三蘇父子,更是以善作史論聞名。兩宋時期內憂外患和積貧積弱的加劇,也促使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史學家們更重視對“治亂興衰”的總結,強調對歷史經驗的借鑒,以史警世。他們撰寫了大量的近世史、當代史著述,為統治者提供了一批優秀的歷史教科書,并對歷史教育的普及開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宋仁宗時,歐陽修撰《新五代史》、《新唐書》,著重于總結歷史興衰,分析經驗教訓。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司馬光曾奏《乞令校定〈資治通鑒〉》云:“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9](P773)這里強調帝王要認真學習歷史,以史為鑒。《資治通鑒》以詳實的史事雄辯地證明了史學對于政治的重要性,成功地實現了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得到高度關注。“《資治通鑒》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5](P10767)及書成,宋神宗為之作序賜名。《資治通鑒》撰著者之一的范祖禹在《唐鑒》序中云:“今所宜監,莫近于唐”。[10](P3)因為唐代的治亂興衰之跡,于宋朝來說才是最切近、最有借鑒價值的。這與《尚書》中“監于有夏”、“監于有商”的思想一脈相承,即用近代史作為治理國家的有益借鑒。《資治通鑒》、《唐鑒》對宋帝影響深遠,被列入宮庭講筵的史學書目之中。

宋高宗曾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鑒》,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11](P413)可見二史并重于當世。南宋時期,國勢日非,出于對國家政局的關注,史家們掀起了一股撰寫當代史的熱潮,希望能為統治者提供有益的借鑒。如李燾花費四十年的心血,撰成編年史巨著《續資治通鑒長編》,為現存最為翔實的北宋史著。宋孝宗對該書極為贊賞,“謂其書無愧司馬遷”。[5](P10767)朱熹在教導門人讀史時曾建議,如果要了解本朝史事,當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佳。又徐夢莘搜集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戰史事舊聞,撰寫《三朝北盟會編》。而李心傳則錄高宗朝三十六年間的史事,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歷史文獻價值極高。此外,還有王稱《東都事略》、李攸《宋朝事實》、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岳珂《桯史》等記述兩宋朝野軼聞的歷史筆記。諸如上述,充分說明了南宋私人撰寫史著的繁榮程度。南宋理學家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序例》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要撰《通鑒舉要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12](P3)則是病《資治通鑒》過繁而胡安國之作不能領其要而及其詳,故運用春秋褒貶筆法,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之。尹其莘評其書為“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邪妄,貴中國而賤夷狄。”[12](P30)在書中嚴分正閏,大行篡弒之誅,嚴辨綱常名教。凡《資治通鑒》纂述中與朱氏史學觀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予以糾正。

如《資治通鑒》紀三國史事是以曹魏為正統,《綱目》則改蜀漢為“正統”。唐武則天改國號為周,自有年號,《通鑒》據實直書,《綱目》則仿《春秋》“公在乾侯”之例,記唐中宗之年,例書帝在某地。對于像王莽、梁翼之類的亂臣賊子,則直接書寫其姓名,以示貶斥。而像漢翟義、龔勝之類的貞節之士,皆異文以示褒贊,旨在為讀者提供一部“以適厥中”的政治倫理教科書。袁樞也是苦《資治通鑒》浩博,一事首尾難稽而改寫的,“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5](P11934)此書既貫穿了“資治”的主旨,又避免了編年體史書在編排形式上的缺陷,故受到統治者重視。宋代學者在教育方面也極重視史書的鑒戒作用,理學的開山掌門二程觀史就是如此,“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后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13](P259)在讀史中精思窮索,用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深入探究歷史成敗的內在原因。同時,他們在教育學生讀史時也常說:“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13](P232)又“讀史須見圣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13](P258)則強調不要為了記誦史事而讀,要注意探索歷史成敗的教訓,學習體會賢人君子之行藏,見賢思齊。又朱熹談讀史心得云:“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于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14](P2141)又云:“大抵是日前為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于自己分上無毫發得力處。”[14](P2563)又:“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于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14](P2573)則更強調于讀史中體悟修身養性,反省體察的內省功夫。金華學派的創始人呂祖謙也非常重視史學教育,教育弟子云:“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余細事皆舉。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15](P145)強調讀史要從大處著眼,綱舉目張。又《麗澤論說集錄》卷八云:“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髙,方為有益。”[16](P442)強調觀史要設身處地加以思索,以己度之,增長知識和閱歷。又云:“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閫范、治體、議論、處事。……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P448)可知呂氏中原文獻之學對史學的重視,不僅向門人傳授讀史之法,而且強調觀史時能身臨其境,覃思精擇,明辨是非,并運用到社會實踐中。綜上所述,宋代是一個非常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王朝,自建國伊始就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轟轟烈烈的修史、讀史、論史、詠史的政治文化運動,上至帝王臣僚,下至文人平民,都非常重視修撰史書,閱讀史書,吟詠史書,借古鑒今,鑒往知來。而宋帝對史學知識的汲取、借鑒及吟詠,極大地促進了宋代詠史詩的發展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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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煥玲1,2 單位:1.遵義師范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2.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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