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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中國經濟改革和金融發展為背景，運用協整檢驗和誤差糾正模型對中國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長期穩定關系進行研究。協整分析結果表明，GDP與信用總規模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信用總規模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CDP與金融信用、企業信用和政府信用規模之間同樣存在協整關系，GDP與金融信用和企業信用規模有較強的正向關系，但是GDP與政府信用規模之間存在負向關系。此外，誤差糾正模型結果表明，校正作用較為明顯。

關鍵詞：信用；經濟增長；協整分析；誤差糾正模型

引言

信用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提高社會資金的利用效率。信用活動能有效地動員資金剩余單位的資金并補充資金不足單位的資金，成為社會資金循環的調節器。同時，信用活動通過創造金融資產的方式，使原本分離的儲蓄行為和投資行為重新結合起來。這既提高了儲蓄和投資的社會總水平，又將儲蓄在各種投資機會中進行了有效分配，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生產的發展，形成對經濟的引致增長效應。

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擴張階段，以改善住、行條件和提高服務性消費為代表的第三次消費結構升級已經開始。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居民消費結構進入第三次消費升級，信用開發利用程度對國民經濟良性增長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黨的十六大也提出了“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信用體系”的戰略任務。本文以中國經濟改革和金融發展為背景，運用協整理論和誤差糾正模型對中國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進行研究，旨在探索信用總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以及金融信用規模、企業信用規模和政府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穩定性，為經濟良性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一、文獻回顧

在信用與GDP的關系問題上，國外許多學者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學者B.M.Friedman選取國內非金融債務總額、非聯邦債務、私人非金融債務、總債務和銀行信貸作為負債類指標，以及基礎貨幣、M、E、T和凈資產總額作為資產類指標，運用簡單比率分析、VAR等方法分析了美國在1946～1980年間信用規模變量與GDP之間的穩定關系，得到了美國所有非金融借款人的信用活動與美國非金融經濟活動之間有密切的相關性、非金融負債與經濟的相關性顯示出很強的穩定性、提供給私人和公眾的兩種負債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等三個主要結論。Fackler采用VAR方法估計了不同信用總量，包括基礎貨幣、聯邦信用、私人信用對美國宏觀經濟變量的效應，發現三者對實際產出波動均有顯著影響，其中聯邦信用影響最大。Fink，Haiss，Hristoforova(2006)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日本、荷蘭等七個發達國家1950～2001年間的數據研究表明，發現除德國外，其他六國的信貸量增長、債券市場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都是GDP增長的原因。

國內學者吳晶妹(2002)也做了相關方面的研究，她運用最小二乘法對中國信用總規模和GDP年增長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是信用總規模低于10萬億元時，即1987～1994年，信用總規模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信用總規模每增長1億元，帶來GDP年增長3100萬元，而在信用總規模處于10萬億-25萬億元之間時，Granger因果檢驗證明信用總規模增大導致經濟增長減緩，相關系數達－0.99。

還有許多學者對中國信用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金融中介或股市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成果頗豐。談儒勇(1999)利用1993～1998年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季度數據進行OLS回歸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王振山、王志強(2000)運用協整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模型，分別對1981～1998年間的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表明信用渠道在我國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途徑，而貨幣渠道的傳導作用不明顯。周英章、蔣振聲(2001)以及王雪標、王志強(2001)同樣運用協整和格蘭杰因果模型，分別對中國1993～2001、1984～1995年間的貨幣政策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貨幣政策是通過貨幣和信用渠道同時起作用的，但無法區分哪一個重要。梁妤等(2003)對中國銀行信貸量、GDP進行Pearson、雙尾檢驗，結果表明二者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1998年央行取消信貸計劃后銀行信貸量對GDP的影響力減弱，相關系數從1952～1997年的0．995減小到1998~2001年的0.971。冉茂盛、莫高琪(2003)運用協整檢驗與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檢驗對貨幣供給、銀行信貸與總產出的關系分別進行了檢驗，并采用OLS法對1994～2002年體制轉軌時期貨幣供給和銀行信貸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表明，貨幣供給和銀行信貸是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途徑，GDP對貨幣的彈性系數為0.5576，對貸款的彈性系數為0.6549。韓廷春、夏金霞(2005)運用中國1981～2002年度數據進行OLS回歸和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1981～1992年間的金融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不明顯，而1992～2002年間，金融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唐繼軍等(2005)使用協整分析探討了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金融發展與GDP增長的長期關系，結果反映中國和日本的金融中介和股市發展的水平值與GDP水平值有長期穩定的正向關系，而韓國的金融中介和股市發展的水平值與GDP水平值則有長期負向關系。從以上研究結果看，國內大多學者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金融中介或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而對信用與GDP實證關系的直接研究較少。同已有相關文獻相比，本文運用協整分析和誤差糾正模型，基于信用發展的角度，將研究范圍拓寬到債券市場，除探討中國信用總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外，還進一步更具體地對金融信用、企業信用和政府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二、變量選擇和樣本數據來源

本文首先從總量上討論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其中以GDP作為經濟增長的代表變量，以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企業債券余額與國債余額＝三者之和作為信用總規模CS的代表變量。接著進一步討論信用交易的三個具體形式，即金融信用規模、企業信用規模和政府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以金融機構貸款余額FL作為金融信用規模的代表變量，以企業債券余額CB作為企業信用規模的代表變量，以國債余額TB作為政府信用規模的代表變量。對于所有變量，都先用GDP平減指數p將名義變量調整為實際變量，再對其取對數形式，分別令。

由于中國自1986起發行企業債券，本文選擇的樣本區間為1986～2004年，變量采用的各項指標均為年度數據。GDP及其平減指數資料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國債、企業債券數據來源于《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金融機構貸款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三、模型分析與實證檢驗

(一)單位根檢驗

在具體應用協整等理論進行分析時，需要首先對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是否有必要采用協整分析方法。本文運用ADF檢驗法分別對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1。本文的計量分析均利用Eviews4.0軟件完成。

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數據生成過程均為非平穩序列。對于這些非平穩的變量，為避免“偽回歸”問題，不能采用傳統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檢驗它們之間的相關性，而應采用協整方法。

(二)協整檢驗結果及其分析

本文將運用Johansen極大似然估計法，分別對LGDP與LCS組成的變量組合以及LGDP、LFL、LCB、LTB組成的變量組合進行協整分析，以驗證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兩組變量選取的滯后期為1，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表2結果：

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可以認定LGDP與LCS之間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這說明信用規模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依據極大似然估計法，得到以LGDP為被解釋變量的、與LCS之間的協整方程如(a)所示，誤差糾正模型如(b)所示，其中系數下面的圓括號與方括號內數值分別為相應系數的標準差和t值：

協整方程(a)說明，LGDP與LCS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社會信用總規模擴大1個百分點，相應經濟總量將增長0.7254個百分點。GDP對CS的彈性較大，說明從長期來看，信用總規模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比較明顯的。同時從誤差糾正模型(h)中可以看出，LGDP與LCS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對應的調節向量對ALGDP。產生顯著以及較明顯的校正作用-(誤差糾正系數為－0.3423，其t值為－3.6716)。

2．在5％1％及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可以認定，GDP與金融信用規模、企業信用規模和政府信用規模之間具有長期穩定關系，并且LGDP、LFL、LCB、LTB之間存在兩個協整向量。

依據極大似然估計法，得到四變量之間的兩個協整向量分別如(c)和(d)所示：

以上兩個估計結果決定了協整空間，具體的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還要根據誤差糾正模型、并施加一定的約束條件來得到。誤差糾正模型顯示，協整向量(c)的誤差糾正系數為－0.352641，協整向量(d)的誤差糾正系數為0.156644。根據誤差糾正模型的估計結果，并將LGDP的系數設定為1，得到以LGDP為被解釋變量的、四變量之間的協整方程如(e)所示，誤差糾正模型如(f)所示：

觀察協整方程(e)可以發現，LGDP與LFL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并且金融信用規模擴大1％，經濟總量將增長0.44％。在三種信用類型之中，金融機構信用規模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拉動作用最為明顯。這與中國企業融資渠道以間接融資渠道為主有關，金融信用規模的擴大對于促進企業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有積極影響，符合大多數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LGDP與LCB之間同樣具有正相關關系，企業信用規模擴大1％，經濟總量將增長0.28％。這說明融資效率相對較高的企業直接信用規模的發展，對經濟有著積極的作用。LGDP與LTB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政府信用規模擴大1％，經濟總量將減少0.09％。這一結果反映出由于政府投資效率低于民間投資效率、公共投資增加可能擠出民間投資、投資邊際效率遞減規律等原因所導致的公共投資效率低下的問題。

此外，根據誤差糾正模型(f)，誤差糾正系數為－0.3526，說明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對應的調節向量對ALGDP產生較明顯的校正作用。

四、簡要結論

1．信用總規模與GDP之間的協整關系表明，信用總規模的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GDP對信用總規模的彈性系數達到0.7254。表明中國信用規模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中國應盡快從軟件與硬件方面健全社會信用體系，促進信用規模的進一步發展。

2．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信用規模、企業信用規模和政府信用規模同樣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在三個信用交易的具體形式中，金融信用規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GDP對其彈性系數達到0.44。周立(2004)指出，這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中介機構不僅發揮了金融功能，而且發揮了財政功能。如果排除中國金融中介特有的財政功能，其對經濟增長影響將明顯小于實證結果。如何提高金融機構效率，充分發揮金融信用交易渠道的資源配置功能，成為一個長期課題。

3．企業信用規模發展對經濟增長也有突出貢獻，GDP對其彈性系數達到0.28，但政府信用規模與經濟增長卻存在負向關系，這反映出了中國企業直接融資效率較高以及公共投資效率較低的現象，中國應重視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同時從各方面提高公共投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