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后果學說對會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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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StephenZeff(1978)在其“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首次正式提出會計政策(本文會計政策是廣義的,包括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等)的經濟后果以來,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不僅對實務界和準則制定機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使人們對制定會計準則的認識有了質的轉變,使會計準則的制定理論發生了變革,促使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更加理性和成熟。由于會計政策經濟后果的影響,當今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與其說是一項專業技術過程,毋寧說是一個政治過程。Zeff(1978)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人、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
他認為會計報告能影響經理人員及其他人員所作的決策,而不只是簡單地反應這些決策的結果。WilliamR.Scott(1977)在其《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將經濟后果定義為:“經濟后果是一個概念,它是指盡管存在有效市場理論,但會計政策的選擇還是能影響公司的價值。”他認為盡管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只要公司對其所運用的會計政策作出充分披露,市場便會識破由會計政策變動所引起的盈余變化,并對之不作出價格反應,但問題是會計政策的改變會影響公司的利潤,而公司利潤往往又是制定各種契約最常用的依據,因此會計政策會涉及到公司的契約成本,這就可能影響經理人員的決策行為,改變公司的投資經營活動,從而影響到公司的價值。若這些影響是負面的,而且眾多投資者受到影響,投資者就會給其政治代表施加壓力,結果政治家也會對會計政策及其制定機構發生興趣,使準則制定走向政治化。
會計政策之所以會影響經理人員的決策行為,產生經濟后果,主要是公司盈利常被用作制定企業各種契約的依據。譬如,就經理人員的紅利計劃而言,最常見的計劃是以盈利水平作為獎勵依據;就債權人與公司所訂的債務契約而言,通常會規定一個利息保障倍數,這樣公司的盈利水平就直接關系到是否可能違約;對于一些壟斷企業或受政府管制的公用事業企業,其產品或服務價格常受到政府的管制,而政府管制的依據通常是根據企業的盈利水平判斷價格或費率的高低,經理人員為避免管制可能引發的管制成本常有意識地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工會要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通常也是以公司的盈利水平為基礎與資方進行談判。因此對公司盈利水平有重要影響的會計政策受到各方面的關注,會計政策會產生經濟后果就不足為怪了。西方國家對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極為重視,學術界不遺余力地對眾多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實證研究。相比之下,我國對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甚少談及,研究更是缺乏,因此在我國是否也存在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準則制定機構如何正視這一問題,西方國家的經歷及研究成果或許能給我們借鑒和啟示。
二、經濟后果使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演化為政治過程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以下簡稱FASB)在1976年頒布的第13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以下簡稱SFAS13)將資本租賃業務由表外附注說明改為表內的負債項目予以披露。Imhoff和Thomas(1988)就此項會計政策對公司資本租賃業務及其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SFAS13確實對公司的資本租賃業務產生了不利的影響。SFAS13頒布實施后,資本租賃明顯地轉向經營租賃和非租賃性籌資,資本租賃占整個籌資的比重大幅下降,權益性籌資所占的比重明顯上升,公司對SFAS13反應的程度與其以前在附注中披露的資本租賃的水平相關。SFAS13之所以會產生經濟后果,是因為它將資本租賃由表外負債項目變成了表內正式的負債項目,由此迅速提高了公司的負債比率,從而增大了違反債務契約的可能性。為減少違約成本,公司管理者在實施第13號準則后,不得不減少資本租賃這種債務性籌資,增加發行股票這種權益性籌資,降低負債比率,以維持債務契約所要求的負債水平。
因此可以看出SFAS13的出臺對企業管理者的籌資決策行為確實產生了實質影響,就經理人員而言,這項會計政策有經濟后果。FASB在1977年頒布的第19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以下簡稱SFAS19),將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勘探油井的成本核算方法規定為有效努力法(簡稱SC法),取消了完全成本法(簡稱FC法)。SC法和FC法的區別在于前者要求將廢井的勘探成本費用化,后者卻將其資本化。因為會計核算方法的改變并不影響公司的現金流量,根據有效市場理論,這一會計政策的變更不會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但經濟后果學說卻認為這一會計政策的變更會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產生不利影響,因為使用FC法的大多數是小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現在要求其改用SC法會降低其盈利,尤其對那些積極勘探油井的小公司更是如此,而更低的盈利對于小公司無疑是雪上加霜,由此會使其募集資本更加困難,從而嚴重影響其勘探能力和競爭力。鑒于SFAS19可能引發的經濟后果,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SEC)1978年在其第253號會計文告(簡稱ASR253)中聲明公司可以使用SC法或FC法進行報告,這實際上又一次因經濟后果使SFAS19成了一紙空文(在此以前曾發生過,見下文。)。
結果FASB不得不在1978年頒布SFAS25,恢復FC法。Lev(1979)運用事件研究法(eventsstudy)就SFAS19是否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SFAS19確實對原來采用FC法的公司的股價產生了顯著的不利的影響,證實了經濟后果學說,即SFAS19對投資者的決策行為產生了影響。這一研究成果的意義還在于它提供了市場對沒有現金流量影響的會計政策也會作出反應的證據,由此進一步強化了會計政策具有經濟后果的論點。關于投資稅減免(InvestmentTaxCredit)的會計政策,曾引起政府對準則制定的干預。對于投資稅減免的會計處理有幾種備選方法:(1)將減稅額通過抵銷當期所得稅費用直接計入當期損益;(2)將減稅額直接沖減投資所得資本性資產的成本,然后在資產的有效壽命期內通過減少折舊費用分期計入各期的損益;(3)將減稅額列為資產負債表的遞延貸項,然后在相關資產的壽命期內分期計入損益表。這與方法(2)對損益表的影響是一致的,只是在資產負債表上的處理不同;(4)48-52法,指當資產以扣除投資稅減免來作為其應計折舊的成本時,當稅率為52%,公司實際節稅只有減稅額的48%,因此減稅額的48%計入當期損益,減稅額的52%作為遞延貸項分期計入。
傳統會計理論似乎不可能解決哪一種方法最好的問題,因為無論哪一種方法在理論上都符合收入與成本配比的原則。譬如方法(1),既然減稅額是因為投資資本資產這一努力獲得的結果,按照配比原則,減稅額就應與這種努力相配比,作為當期的收入計入損益表。但同樣配比原則也可以用于方法(2)、(3),即既然減稅額是因某項具體的資本資產而獲得的,那么它就應屬于該項資本資產的整個壽命期,因此應在資產的整個壽命期內減少折舊費用或確認為收入,使這項資產產生的收入和成本配比。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以下簡稱APB)在1962年頒布了第2號會計原則公告(簡稱APB2),對投資稅減免業務規定只能采用方法(2)或方法(3)。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使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面臨一個窘境:會計準則制定機構不僅要從會計理論的角度制定準則,而且必須從經濟后果的角度考慮準則的制定。之所以出現如此窘境,一個基本原因是按照財務會計模型及傳統的配比和實現概念,除了能對相關性和可靠性之間的轉換提出一些模糊要求外,并不能提供能清晰的描述應該采用什么會計政策的理論,這就為各種利益團體采取行動,爭取有利于自己的會計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正如Zeff(1978)所說:“會計準則的制定已成為一種政治過程,這一過程要求準則制定機構有‘精致平衡’(delicatebalancing)的能力,協調各方面的利益。”
三、經濟后果及其對我國準則制定機構的挑戰
有效市場理論預測對于不影響企業現金流量的會計政策變化,市場不會有價格反應,并認為關鍵是充分披露,一旦對所用的會計政策充分地進行了揭示,市場就會根據會計政策闡釋公司證券的價值,而不會被會計政策所引起的利潤波動所迷惑。但從本文所述案例可以看出,財務報表的三大用戶———管理者、投資者以及政府確實對會計政策的出臺和變更非常關注,尤其是管理者的反應程度更是令人驚訝,他們甚至對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游說,以期望按自己的利益對準則的制定進行干預,這些案例充分說明了會計政策有經濟后果。當前我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具體會計準則,從西方國家制定會計準則的歷史看,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對準則及其制定過程的演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的會計政策是否也有經濟后果,準則制定機構如何應對這一挑戰,是我國制定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公平有效的會計政策所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亟待會計實務界和學術界探討。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經濟后果的動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盡管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作為市場經濟必有其共性,因此在我國也必然存在經濟后果的動因,只是具體動因可能有所不同。在美國,會計政策之所以有經濟后果,主要是鑒于紅利計劃、債務契約以及政治成本這三大假設(WattsandZimmerman1990),因為無論是紅利計劃、債務契約,還是政治成本通常都以公司盈利為考察的主要依據,由于會計政策對公司的盈利有直接影響,因此對公司經理人員的決策行為也會產生潛在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公司的價值。在我國,上市公司的獎勵計劃、債務合同往往也是以公司盈利作為制定依據,因此與美國類似,契約成本無疑成為會計政策經濟后果的動因。但由于兩國的政治環境不同,美國所謂的政治成本在我國就不一定存在,如果說在我國也有政治成本,則可能與美國的正好相反,即公司規模越大,政府越予以重視和扶持,公司經理人員的政治任務越重,政績對其越重要,因此經理會想方設法利用會計政策做大盈利,而不存在受到政府管制的風險。此外,我國證券市場有其獨特性,其監管政策與美國相比,帶有更多計劃經濟的色彩,常以行政手段和具體的盈利指標(如凈資產收益率)作為監管的依據,這可能給公司帶來昂貴的管制成本(如爭取上市資格、獲取配股資格,被暫停交易等),公司為減少這些可能發生的管制成本,常利用會計政策操縱盈利水平。這些可能構成了我國會計政策有經濟后果的特色動因。
2.經濟后果的例證。我國的證券市場與美國的比較,市場有效性要低得多,在美國這樣有效的市場中,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尚且存在,在我國尚未成熟的證券市場中,會計政策有經濟后果似乎很難否定,1998年財政部頒布實施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其三大減值準備(指短期投資、存貨、長期投資三項減值準備)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就是例證。《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規定:三大減值準備會計政策對B股等外資股公司強制執行,對A股公司自愿執行。這一規定使三大減值準備會計政策的執行結果在A股公司和B股公司之間形成極大反差,統計數據(重慶國投研發中心1999。無論是那一種減值準備,A股公司的運用比例都遠低于B股公司,這顯然不表明這三類資產項目的質量,A股公司要遠好于B股公司,而只是反應兩類公司管理人員對三大減值準備會計政策態度上的差異,是自愿執行和強制執行政策所產生的結果。有人會認為只要公司披露三大減值準備政策的運用情況,市場就不會被這些會計政策所造成的利潤差異所愚弄。但問題是:(1)我國證券市場的有效性是否能完全識別因會計政策不同而造成的利潤差異尚未有實證結論;(2)大多數聲明執行三大減值準備會計政策的公司含糊其辭,并未按要求詳細列示計提減值的方法、提取的比例以及各項減值準備對會計利潤的影響數,因此即使市場有效,也無法辨別會計政策選擇對利潤的影響數。因此會計制度區分不同公司執行三大減值準備的政策客觀上加劇了證券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影響了市場對公司價值的判斷力。正是鑒于這一政策的經濟后果,財政部于1999年10月26日了《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有關會計處理問題補充規定》(財會字[1999]35號)對原三大減值準備會計政策的規定進行了修正,廢除了A股公司自愿執行的條款,規定所有上市公司都強制執行三大減值。
3.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將驅使準則制定過程的政治化。經濟后果學說要求制定具體會計準則應該多方參與,要認可準則制定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由于會計政策具有經濟后果,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已演化為政治過程,從APB2的歷史也可以看出,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甚至危及到APB的生存,并促使FASB決策機構的人員構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尤其是準則制定涉及到的主要利害團體在FASB中均有其代言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準則制定過程的政治化和民主化實際上已成為制定公平、有效的會計政策的制度保證。誠如Watts和Zim-merman(1986)在其《實證會計理論》一書中所說:“任何一個會計準則都是政治行為的結果。會計準則存在的理由就是在政治活動中獲得成功的團體所給予的理由,如果其存在的理由是一種折衷的結果,譬如會計原則委員會有關企業合并的第16號意見書,那么所給予的理由就是一種混合的理由。”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體制與美國不同。在美國,會計準則由民間團體制定,講究公認性,通過公認性達到權威性,而在我國,會計準則由政府制定,通過政府的權威性使會計政策達到公認性,兩者正好相反。政府制定會計準則的優勢在于權威性和高效率,但其缺陷是往往忽略會計政策的公平性,會計政策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志,會計準則存在的理由主要是政府給出的理由。
傳統上,我國制定會計準則更多地是從政府的立場出發,講究企業利益服從國家利益,政府管理的需要高于企業管理的需要,國有企業的要求重于非國有企業的要求。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會越來越占據國民經濟的重要地位,從理論上說,非公有制企業同國家的關系與國有企業同國家的關系有很大區別,前者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在非公有制經濟的企業中,所有者與企業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也與傳統國有企業的模式有很大差別。這些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結構的變化將對我國會計政策的公平性提出挑戰。正如Lev(1988)所認為,市場經濟下的會計政策的公平性是其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而有效性則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基本途徑,因此會計政策只有做到公平、有效才能促進市場繁榮。我國稅務與會計的分離,已使會計政策的宏觀調控職能大為減弱,關鍵是準則制定者要從單純為政府服務變成為市場服務,這樣才能為我國制定公平、有效的會計政策提供有利的環境。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多種利益團體,譬如企業經理人員將來就可能形成一種利益團體,這些利益團體要求會計政策符合本團體的利益,因此市場經濟越發展,會計準則制定者越需要協調各團體的利益,這就要求準則的制定要有一個充分程序(dueprocess),借助這一程序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更多地吸收各利害團體參與其中,體現公平的原則,否則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很可能影響會計政策的有效性,甚至危及準則制定機構的權威性。
四、結語
經濟后果對傳統會計準則的制定理論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實質上已演化為政治過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完善,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必然對會計政策的公平性提出要求,這將驅使我國會計準則制定過程的政治化。為應對這一挑戰,對會計準則的執行情況進行調查,對將要出臺的會計準則可能產生的經濟后果進行預測不失為提高準則制定質量的有效途徑。目前,我國對會計政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規范研究,借助于邏輯推理和主觀判斷,研究應該制定什么樣的會計政策來規范企業的會計處理,很少去考慮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即會計政策對企業管理者的決策行為有無影響,是否會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用會計理論指導會計政策的制定必不可少,但制定的會計政策是否公平、有效則必須經過實際調查才能下結論。筆者對應用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盡快制定完整系統的具體會計準則的觀點不敢茍同,贊成針對證券市場中出現的問題,逐個制定具體會計準則的做法。
因為正如本文所述,有理論基礎的會計政策不一定就有效,這里有經濟后果的問題,更何況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科學性在西方至今也未得到實證方面的支持。對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開展實證研究,不僅能對已有的具體會計準則作出客觀的評價,起到完善的作用,而且對將要制定的具體會計準則也有指導作用,因為在頒布實施準則之前對其經濟后果進行預測,將可能的經濟后果視作準則的重要成本源,考慮其對準則需求和準則被利益團體所接收的影響,能防患于未來,提高準則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