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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問題。改革以前，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中央財政處于支配地位，地方的權利很小。1980年后，實行各種形式的“分灶吃飯”即“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財政分配由過去的以“條條”為主改為以“塊塊”為主，使地方的權、責、利統一起來了。由于利改稅的實行，國務院決定從1985年起改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的優點是以稅種作為劃分各級財政收入的依據，把財政收入劃分為中央財政固定收人、地方財政固定收入、中央地方共享財政收入三類，既使中央財政收入比較穩定，又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但1988年后，由于稅種的劃分比較復雜，也出于地方政府的壓力，我國對全國37個地區又恢復了不同形式的“地方財政包干”體制。

縱觀我國中央地方財政關系的演變可知，雖然曾一度(1985一1988年)實行過分稅制，但總的來說是以包千制為主的。包千型的財政體制與統收統支相比，當然是個進步，但由于改革以來國民收人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和財政包干制的固有缺陷，帶來了以下問題:(1)財政收入占國民收人的比重不斷下降。據初步統計，1991年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為14.3:24.9:60.8，國家財政得比1978年下降了17.3個百分點。(2)中央財政人不敷出，赤字嚴重。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人雖有大量增加(從1981年的224.7億元增加到1990年的1367.9億元)，但由于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不明確，改革與發展中的高成本因子(比如價格補貼)不斷增多，中央財政支出也不斷增長，而且其速度大大超過中央

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致使財政赤字連年發生，“六五”和“七五”期間總赤字達581.8億元，1990年1年就高達139.6億元。(3)重復建設嚴重，形不成規模經濟。中央和地方實行預算內和預算外雙軌配及預算內收入地方承包的體制使地方主義大為加強，各地都相互封鎖，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各地都爭上項目，致使各地產業同構化嚴重。我國彩色電視機整機廠有76家，除青海、寧夏二西藏外各省市區都有;電水箱廠家200個，光阿里斯頓就有8個，其中不少企業都虧損。可見，這種“分灶吃飯”的財政分配體制顯然是不利于社會經濟長期有效的發展、不利于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特別是維護中央對地方的調控權力，從而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穩定轉軌。

改革的出路是分稅制，這也是十四大報告所主張的。但分稅制又有多種模式，比如分產分稅制、彈性分稅制、分稅包干制、分稅分成制、有差別的分稅制等。究竟實行哪種模式更理想?我個人認為，在轉軌時期，有差別的分稅制可能會更理想些。所謂有差別的分稅制，是指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實行多種分稅形式，既有全國統一的辦法，又有各地區的特殊作法，既有按稅種劃分的，也有按稅源分享的，對少數地區還可設立財政補助金或上交制度予以調節。之所以說這種模式更好些，是因為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如果全國采用統一的做法，則勢必會加劇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從而不利于轉軌的穩定進行。為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在收入上實行分稅制的同時，在支出上必須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職能。現在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職能還很模糊，該由中央政府管的事沒管好甚至根本就沒去管，而不該管或管不了的事卻管了很多。若事權和職權的模糊狀況繼續下去，則實行分稅制就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所以，分稅制與事權和職權的劃分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向，不可偏廢。

二、收入差距問題。個人收入分配合理與否主要在于收入差距的大小。改革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很小，所謂的“大鍋飯”和“腦體倒掛”都是收人差距小的表現。因此，個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今天看來，這個任務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以反映收入差距大小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系數為例。從1978年到1990年，我國農村的基尼系數已從。.222上升到33，城市的基尼系數已從。165上升到0.24，全國的基尼系數則從0.317擴大到0.38。

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我國的收入差距還將擴大，這是因為:(1)收入來源多元化。當收入構成以工資為主時，人們間的收人差距不可能太大;當收入構成中非工資收入占有較大比重時，人們間的收入差距就會明顯擴大。市場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各種要素都可以而且必須進入市場，都可以而且必須獲取相應的收入。可以想見，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化中，離故系數較大的股息、利息、地租、風險收入等非勞動收入在人們收入中將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2)市場在收入分配中作用的加強。以前，我們把按勞分配與市場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改革后有人提出過“兩級按勞分配論”，即第一級是企業與社會的分配，主要取決于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二級是企業內部的分配，主要取決于勞動者的貢獻。這種觀點沒有得到普遍認同。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意味著即使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其他分配方式則直接由市場決定。市場是個“公平的無情者”，它能使人一夜之間成為富翁，也能使人一夜之間傾家蕩產。這無疑會加劇收入差距的擴大。

應如何看待并對待收入差距的擴大?擴大收入差距曾是我國個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市場經濟發展某一階段上的必然;而過大的收人差距又包含著“兩極分化”的因子，增加人們的不滿情緒，從而影響向市場經濟的穩定轉軌。因此，我主張“適度收入差距”。所謂“適度收入差距”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這種差距既能形成一種激勵，又能為人們所接受，即不小大不;二是這種差距是一個區間，且是變動的，它與經濟發展水平形成一種動蕩協調關系。現在我國的收入差距總的來說還很小，特別是在城市，這要求我們必須深化分配體制改革，擴大市場分配的范圍。當收入差距過大，已從起正作用轉為起負作用時，我們必須采取經濟和法律手段進行調節，主要是運用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和個人收入調節稅去調節，以保證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三、社會保障問題。在市場化進程中，下列問題迫切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建立一套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1)失業問題。就業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所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為減輕社會負擔和社會振蕩，我們曾采用過統包統配的辦法，也忌諱使用“失業”一詞。但統包統配辦法是無效率的，必須進行改革，且市場經濟的發展必將把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都推向市場，勞動力的供求由市場力量決定。勞動力總量的絕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不斷變革使失業不可避免。(2)老齡化問題。我國現在在職職工與退休職工的比例為5.8，1，有的單位和部門還不到。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高峰，在職職工與退休職工的比例將變為2，1。這樣高比例的老齡人口全由企業包下來是不符合規模經濟原則的，也不可能，故必須由社會出面來解決。(3)體制改革問題。經濟運行原則和運行方法都大異于指令經濟的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對現行體制進行綜合配套的改革。在很多人看來，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似乎沒有所有制改革和價格改革那么重要，但到今天，所有制、價格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受制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了其他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1961年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基礎的。由于該條例是指令經濟下的產物，它以及現行保障制度存在著以下問題:(l)項目不全。保障內容主要包括退休、疾病、傷殘、生育、死亡等，但沒有失業保障項目，直到1986年才有相應的“失業保險”，且很不完善。(2)覆蓋面小。社會保障主要限于城鎮，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覆蓋面很小。而在城鎮又主要限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則幾乎沒有納人到社會保障范圍中去。再比如失業保障，目前我國領取失業補貼的職工約為20萬，而全國的失業人數卻高達380萬。這使得《企業破產法》得不到真正貫徹，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也步履維艱。(3)社會化程度低。我國的保障離社會一體化還差得很遠，城鄉之間不說，單就城鎮內部，主要以企業為保障單位，企業辦社會即緣于此，此外還存在“國家保障”。在農村則主要以家庭為保障單位，計劃生育這一國策在農村難于推行的原因即可從中發現一二。這樣一種保障制度不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轉軌時期，要建立全社會一體化的保障體系是不可能的，但可建立“覆蓋面盡可能廣、規則盡可能統一、水平有差別”的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盡可能廣”指覆蓋的地域范圍盡可能大和覆蓋的人員盡可能多。比如目前可以以省、市或區為單位，將該省、市或區的全部人口都納入到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去擴就象現在江西、福建對養老保險進行全省統籌一樣。“規則盡可能統一”指有關社會保障的項目、保障基金來源、保障基金的使用等的規定盡可能統一，至少在社會保障所覆蓋的范圍內是統一的。“水平有差別”指統一社會保障所涉及范圍內水平一致，但不同范圍的社會保障水平則可依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狀況等而不同。保障的重點應放在失業、養老和醫療上，同時積極推進以商品化、市場化為目標的住房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