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報告現金股利水平與投資規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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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10~2015年滬深兩地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利用實證分析法研究了財務報告可靠性與現金股利、投資規模間存在的邏輯關系。研究發現：在國有上市公司中，現金股利對投資的抑制程度要低于非國有企業，這與我國特殊的經濟發展制度及外部環境相關。為了稀釋現金股利對投資產生的抑制影響，引入財務報告質量這一參數，由最終的分析結果可知，可靠性較高的財務報告對現金股利與投資之間的抑制關系具有稀釋或緩解作用。此外，在分組研究中引入成長性這一重要參數，結果表明，成長性能優異的企業，高質量財務報告所表現出的這一稀釋或緩解作用更為突出。
一、引言
現金股利與投資政策是上市公司按照其當年所實現的凈利潤所選擇的分配方式。我國經濟市場正處于上升發展的周期，為了有效規范我國資本市場，證監會自從2000年起就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狀況制定并頒布了相應規章制度。證監會曾就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具體規定進行了修改和完善，新的實施辦法對我國的經濟市場和相關企業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能夠從根本上保護上市公司中中小股東在企業中的地位和權益，有利于中小股東及時共享企業的現金收益與固定分紅，讓中小股東在享受企業利益的同時向市場傳遞公司利好信息。新的實施辦法不僅關注中小股東權益，也規范了企業在融資方面的具體機制，它一方面制約了企業的外部融資，另一方面也能促使企業不斷專注自身的發展，進一步規范企業日常財務決策運作的程序。證監會為了規范經濟資本市場秩序和保護企業中小投資者的相關權益，要求上市公司嚴格遵守規定，披露相關信息。本文重點研究財務報告質量對現金股利與投資行為之間關系的影響作用，所得研究結論可為上市公司的投資管理提供更為豐富的路徑，有助于上市公司內部財務制度與政策發展的專業化、規范化和標準化，從而促進上市公司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Francis等（2005）研究發現，高質量的財務報告至少可以表明企業管理者產生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的可能性較小，能夠保障企業盈利目標的實現。企業再投資是企業增值并獲得長遠發展價值的具體表現方式。因為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包含著企業經營效益中最真實的數據資料，在一定程度上會為企業在重大戰略目標上的投資決策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Deangelo和Stulz（2006）以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認為處于不同成長周期的企業對于現金股利與投資要進行不同類別處理方式的具體選擇。比如處于成長周期的企業通常會減少現金股利分紅，而把目光放在效益更高的投資項目上；而處于成熟周期的企業，則會支付股利，避免無效投資。Han和Qiu（2006）通過具體數據的分析對財務報告與現金股利和投資問題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運用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對美國上市公司進行了融資約束和無融資約束的分組，通過對比分析多組不同數據，發現在美國融資領域存在限制和約束條件的上市公司中，對于現金流的敏感度較高，這類公司在融資約束條件下通常會持有高額的現金來保障其日常的發展運營，同時也會減少投資機會；在美國無融資約束的上市公司中，由于外部融資成本較低，其對于現金流的敏感度也較低，此類公司持有高額現金的動機較小，因此會發放現金股利。Duch?in（2010）通過研究發現，企業在融資方面所承受的限制和約束條件會對其現金持有決策構成較大影響。Altamuro和Beatty（2010）發現，與納入《美國聯邦儲備保險公司促進法》管理范疇的上市公司相比，未納入的上市公司由于缺乏必要的內控審計，其財務報告質量明顯低于前者。
（二）國內研究郭琦（2013）認為，不同程度融資約束下的公司的投資效率和資金運作的方式也存在較大差異，其對融資約束和非融資約束的上市公司建立了隨機邊界模型來計算投資效率，并依據財務報告質量劃分為等級不同的兩個小組，通過對比分析來驗證財務報告質量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的作用。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企業的財務報告質量與投資效率在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的相關關系。在企業發展的上升階段，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會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但隨著企業發展階段的不斷推進和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其程度也會達到一個臨界值，超過這一臨界值，其對投資效率的影響會越來越弱。魏清明和石龍華（2007）以我國上市企業相關財務報告信息為樣本展開分析時發現，國有性質的上市公司往往會留存高額的利潤滿足其投資欲望，國有企業現金股利的高額發放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國有企業過度的投資需求。劉本富（2010）選取我國滬深兩市所有上市公司1999~2008年期間的財務報告為研究對象，經過對比分析發現，發放高比例現金股利的企業更容易控制自身的現金流，此時企業會因為資金不足而減少其他方面的投資。金海紅和李玲（2015）借助中介效應程序檢驗法進行驗證和分析，發現現金股利政策能夠有效降低企業所承擔的股權成本，相應地提升了企業的經營成績。徐壽福和鄧鳴茂（2015）以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現金股利政策能夠抑制融資約束公司中自由現金流產生的過度投資需求。
（三）文獻評述本文主要闡述了以下內容：①財務報告質量對投資行為關系的影響，包括會計信息質量與沖動投資、保守投資及投資效率間的作用關系。②企業現金股利政策對投資行為的作用關系，包含具備融資約束條件的企業內部現金流與投資行為的作用關系、股權改革對兩者間作用關系的影響等。由此來闡釋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少時，企業會發放現金股利；有較強融資約束的企業則會尋求較高的投資項目來創造企業價值。通過以上回顧發現，目前的文獻主要是對財務報告質量和投資效率間的作用關系展開研究，但尚未有學者在二者間的影響關系中引入現金股利這一變量，通過研究三者間的作用關系驗證之前的結論。鑒于此，本文引入了現金股利這一變量，同時又分析了不同產權性質下企業投資與現金股利政策間存在的不同之處。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現金股利與投資行為依據MM理論可知，在完全開放的資本市場中，股利政策與投資決策間不存在任何制約和影響關系，但在具體的經濟社會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資本市場。通過不完美資本市場的信號理論可知，現金股利的分配不只是公司維護股東權益的一種外在表現，更是公司向股東傳遞一種優勢的發展信號的表現，公司向股東分配現金股利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形象。股東分配高額的現金股利可以增強投資者信心，但是在分配高額現金股利的同時企業也流失了一部分內部可流通的現金。在信息流通并不及時的資本市場中，企業對于投資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就會使得公司在進行融資和投資時要充分考慮企業現有的現金流量。通過對比內部和外部融資成本，流動現金不足的企業通常會放棄外部更高價值的投資項目，轉而尋求股東的投資。可見，分配高額的現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具有更高價值的外部投資行為，導致企業錯失發展良機。在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在政府主導、經濟市場進行調節的方式下，國家的政策對于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國有企業由國家控股，其生產經營活動和投資決策都受政府政策的深刻影響，國有企業以外的上市公司也會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由于國有企業有著政府的強大支持，在融資的過程中一般會受到金融機構的青睞。而非國有企業資金的積累和融資主要來自企業自身的經營成果及股東直接投資，與國有企業在融資方面的便捷優勢相比，非國有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就要高得多，因此非國有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要明顯高于國有企業。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1：非國有企業中現金股利發放政策對投資決策的抑制作用明顯高于國有企業。
（二）財務報告質量、現金股利政策與投資決策當企業面臨較高的外部融資成本時，就會轉向使用企業內部投資。在現金股利的重要分配中，公司也會對內部資金運用的具體方向進行討論，并在現金股利是發放還是參與企業的其他項目投資之間進行權衡。Jensen（1986）在其提出的自由現金流量假說中指出，當企業持有較多流動現金時，管理者控制和利用這些現金的欲望和動機將會增強，也就會產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此時就會損害企業中小股東的權益。因此他提出企業的資源應在合適環境下進行充分利用，只有極大程度地減少管理層持有的盈余現金，企業的管理者才能將有限的盈余資金進行更優化的配置與合理的利用。Bhattachaya（1979）在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全新的股利信號模型理論。在這種理論價值的影響下他們認為，與企業內部管理層相比，外部投資者因為獲取信息的渠道不暢構成了信息障礙。外部投資者與內部管理者存在極其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外部投資者僅僅通過股價等信息來預測公司的發展情況，而內部管理層掌握和控制著公司的更多信息。在信息渠道不通暢的情況下，只有內部管理層發放現金股利才能傳遞利好信號，從而吸引外部投資者的目光。高質量的財務報告不僅能夠體現出企業各個投資項目所產生的現金流，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寬外部投資者的信息渠道。擁有高質量財務報告的企業會將公司發展情況積極地向外部投資者傳遞，使公司更有可能獲得外部融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2：高質量財務報告能夠稀釋或降低現金股利政策對企業投資決策構成的消極影響。公司的發展周期與公司分配現金股利存在著一定關系。處于成長期的具有上升發展趨勢的公司更傾向于將用于發放股利的現金投入到有利于企業規模擴大等的項目中，助力企業的良性發展，此階段的企業管理層往往會制定較低比例的現金股利發放政策。當公司處于成熟期且不再有任何上升發展需求時，管理層往往將企業實現的利潤以現金股利的形式發放給股東，以穩定投資者，進而尋求更佳的投資時機。公司不同的成長階段是影響其現金股利發放政策的關鍵因素，本文通過實證來研究處于成長期的上市企業財務報告質量對現金股利政策與投資決策間關系構成的影響。現階段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結論都較為一致，學者們認為處于成長上升期的公司運用現金股利進行投資會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因為處于上升期的公司發展空間大、發展動力足。高質量的財務報告蘊含著企業未來投資項目可獲得的現金流、有效執行的合同關系等信息，能夠進一步提升管理者進行科學投資決策的能力，由此來縮小管理者與外部投資者之間在信息掌握方面的差距。因此，本文認為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在促進外部投資者和內部管理者的信息平衡與對稱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3：在處于成長期并表現出強烈發展訴求的企業中，高質量財務報告能夠有效降低現金股利政策對投資決策的負面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及數據來源本文實證研究部分所選數據來自我國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由于評價財務報告質量需要采用滯后一年的財務數據，因此本文所選數據均為股份改革后的企業報告信息。本文所選的數據來自2010~2014在滬深上市的公司，所研究的各項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對所收集的全部數據進行匯總，依據研究需要剔除不合理數據：不考慮金融行業；同時考慮到不同時期上市的企業在實證分析中會存在顯著的差異，因此也剔除了2009年1月1日以后上市的公司；剔除ST公司。
（二）變量選取1.被解釋變量。Investment即公司投資。國內外不同文獻從不同角度給出了公司投資的定義，本文所研究的公司投資是指公司在第n年研發支出加上購置無形資產、固定資產及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減去處置以上資產獲得的相應現金差。新增公司投資是指本年度公司投資總量減去上年投資總量，但該差值有可能是負數，此處為了避免出現負數，以其絕對值進行穩定性檢驗。2.解釋變量。（1）現金股利（Dividend）。國內外表示現金股利的方法多種多樣，普遍采用的形式有企業每年發放的現金股利以及每年發放的現金股利與企業總資產的比值。馮興武、章慶（2013）采用變量0和1來定義不同的現金股利政策，0意味著企業當年沒有發放現金股利，而1則意味著企業當年發放了現金股利。本文則采用第n年發放的現金股利與前一年度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來表示。（2）財務報告質量（RQ）。本文在收集和整理國內外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并對其質量進行分析和研究后發現，大多數學者善于利用DD模型來研究財務報告質量，因此本文也借鑒該模型，將應計質量作為財務報告質量的衡量標準。依據該模型對RQ進行評價，并且從每個行業中（金融業除外）至少選取20家上市企業的報告數據，所選行業依據我國現行上市公司行業分類的具體標準，其計算方法如下：Accrualsi,t=α+β1CashFlowi,t-1+β2CashFlowi,t+β3CashFlowi,t+1+εi,t（1）上式中，Accrualsi,t=（ΔCA-ΔCash）-（ΔCL-ΔSTD）-Dep。ΔCA代表流動資產的增減變動，ΔCash代表貨幣資金的增減變動，ΔCL代表流動負債的增減變動，ΔSTD代表短期借款的增減變動，Dep為累計折舊與累計攤銷額，CashFlow等于非經常性項目產生的凈收入與Accruals的差值。然后計算所有參數與資產總額的比值。利用該模型計算出殘差，企業第n年的RQ被界定為n-5年到n-1年這五年間依據該模型計算出的殘差的標準差，用-1與所得標準離差相乘，最終結果越大意味著財務報告質量越高。3.控制變量。在有效篩選以及總體分析以上特征變量與治理變量的基礎上，筆者選取如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有形資產占比、資產負債率、現金流、是否盈利、公司績效、現金、行業、公司上市年限。在筆者選取的控制變量中，公司成長性這一變量的計算主要受到兩項因素的影響：一項是賬面價值，而另一項則是市場價值。前者與變量之間是一種反比例關系，而后者則與變量成正比，其表達式為：控制變量=市場價值/賬面價值。通常情況下，此處的臨界點為數值“1”。在大于1的情況下，表明公司有著較高的市場價值，此時的股票價格較高，公司可對當前的發展規模做適當調整。在此過程中，其成長性高的特征也會逐漸顯現出來。而這種變化，會給公司投資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模型選擇為了驗證H1，本文采用多元回歸模型（2）進行分析：Investmenti,t=α0+β1Dividendi,t+β2Dividendi,t×SOE+β3Tangibility+β4Lev+β5Cfop+β6Loss+β7Roa+β8Cash+β9Size+β10Age+∑Ind+εi,t（2）企業的性質不同，在模型中SOE（產權性質）的取值也會有所不同。具體而言，國有企業的代表值為1，而非國有企業的代表值為-1。為了取得更好的評估效果，本文最終選擇了以下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分析：Investmenti,t=α0+β1Dividendi,t+β2Dividendi,t×RQi,t-1+β3RQi,t-1+β3Tangibility+β4Lev+β5Cfop+β6Loss+β7Roa+β8Cash+β9Size+β10Age+∑Ind+εi,t（3）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對于財務報告質量的評估，本文是借助DD模型來完成的。根據上面的模型，我們可以求得殘差的值。同時，結合相關的計算公式，分別計算t-5~t-1年時間段的殘差及其標準差。表2就是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根據表2，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整體投資水平處于一種較低的層次。而且，不同個體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目前還處于一種非均衡發展的狀態。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各上市公司也應根據經濟市場發展的規律把握投資的時機與方向，從而增加企業經濟效益。在現實中，各上市公司發放現金股利的水平是有差異的。此種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兩項指標，一項是公司當前的現金股利值，另一項則是公司上年的總資產。兩者之間的比值，即為發放現金股利水平。從Dividend來看，其均值、極大值、極小值分別為0.0021571、1.081882、0，說明該水平普遍較低，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成反比例關系，更說明某些上市公司存在著損害股東權益的行為。針對這種現象，證監會必須出臺相關的政策來規范上市公司損害股東權益的行為，在為中小股東謀取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中小股東對企業的再投資。在RQ方面，通過計算得到均值、極大值、極小值分別為-0.03219099、-0.0000967、-2.390098，這直接反映了當前我國RQ即財務報告質量的個體差異較大。低質量的財務報告會給投資者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在收集和整理信息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將很難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上市公司應該讓財務報告在未來的發展中更加規范化、專業化，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的財務報告機制，使各類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的保障。除這兩大控制變量以外，還可通過其他一些控制變量，做出正確的判斷，明確當前的發展狀況。
（二）相關性分析模型（2）和模型（3）的Pearson相關性檢驗分別用PartA和PartB來表示，具體見表3。從最終結果看，各個變量具有很強的獨立性，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三）回歸分析表4為對現金股利和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由表4可見，現金股利的水平是較高的。投資程度是影響現金股利水平的一項重要因素，而且兩者之間呈負相關關系。換句話說，在公司融資約束程度比較高且外部資金有限時，企業外部資金的不足會促使企業轉向有限的內部資金。為切實保障每位股東的合法權益，國家加大了政策調整力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面對好的投資機會，投資者卻往往變得猶豫不決，既不想喪失投資機會，又怕資金被套住，從而影響現金股利水平。除此之外，還存在許多影響投資程度的正向因素，如資產負債率、有形資產占比、公司規模等。對一家上市公司來說，假設其當前的現金流是充足的，那么公司更愿意把現金股利進行更有價值的項目投資。本文采用一階段最小二乘法對模型（2）進行回歸分析，以此來驗證H1。在此過程中，本文重點是分析和判斷β2的系數情況。因為此項系數的大小將直接反映出企業的性質，以及當前企業現金股利水平的高低。表5即為模型（2）的回歸結果。由表5可見，R2在調整前后，其值分別為0.31752、0.31523。與此同時，交叉項Dividend×SOE的系數為0.02723。依據此項數值判斷，其水平并未達到我們的預期。這項數值說明非國有企業中現金股利對投資的抑制作用比國有企業中現金股利對投資的抑制作用更強，H1得到驗證。但我國上市公司所處的環境和我國特殊的法律制度和經濟制度等因素都在積極地對其產生影響，導致其結果并不顯著。因此，在理論上預測非國有企業中現金股利對投資的抑制作用比在國有企業的情況會更加突出和明顯。然而，現實情況卻存在諸多的變數。
相比于非國有企業的股東，國有企業的股東更加注重穩定的回報，擔心各種形式的冒險。再者，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國家在近期也調整了相應的政策，以預防國有企業浪費資源和過度投資的現象。對于H2的驗證，則在模型（3）中新加入了RQ，即財務報告質量這項指標。經過大量的數據驗證我們發現，現金股利對投資的負向作用會因RQ的不斷提高而逐漸減弱。基于這樣的關系，本文對H2做了進一步的驗證。對于此項驗證，要想獲得準確的結果，需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即Dividend×RQ的系數為正。然而，基于上文的分析，除非RQ這項新指標能夠抑制現金股利負向作用的發揮，否則這個前提條件根本無法滿足。換句話說，如果這個系數果真為正，則說明RQ對現金股利的抑制作用是客觀存在的。表6即為模型（3）的回歸結果。由表6可見，R2在調整前后，其值分別為0.35052、0.34853。與此同時，交叉項Dividend×RQ的系數為0.02577。此項數值說明其對投資具有正向的影響。RQ值，即財務報告質量越高，則信息反饋得越及時、越全面，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將越少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的信心會顯著提升，拓寬外部投資者的信息渠道也促使管理層和投資者之間信息均衡，逆向選擇程度和道德風險得以降低。綜合這些變化，說明RQ對公司投資具有正向影響。對于發放現金股利，其也會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可見，高質量財務報告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認為，各上市公司應以更加規范、真實、完整、高效等方面的要求來約束自身，全面提高財務報告質量，發揮財務報告的正向作用。本文提出的H2得到了表6中相關數據的有效印證。由表6數據可知，控制變量中公司績效與其投資表現出明顯的正向作用關系，意味著當企業創造價值的能力較強時，其投資也相應提高；當企業實現的盈利較高時，預示著企業擁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此時企業管理者往往傾向于將當期實現的盈利更多地用于擴大投資規模而減少現金股利發放金額。
公司投資規模、有形資產占比、現金、資產負債率等與投資之間表現出明顯的正向作用關系。當企業不斷擴大其規模時，該企業往往具備較大的發展潛能，此時融資的途徑逐步增多，因此管理者往往加大投資力度。企業自身資金充沛時進行投資顯然是最佳的情形，但也要關注資產負債率，保持這一比率的穩定和平衡是企業獲得長足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企業當前的資產負債率較高，就會不斷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嚴重時甚至會出現資金鏈斷裂的現象，這對于企業日常經營業務的開展是非常不利的，也會影響到企業在實現關鍵戰略目標中的投資決策。在此基礎上，本文根據公司成長性的不同，對它們進行分組研究以及回歸分析，具體結果見表7、表8。由表7、表8我們不難發現，高成長性公司與低成長性公司的系數差別很大，前者的水平是顯著的，而后者則是不顯著的。在現實中，公司的成長性不易判斷，而且經常發生變化，這無疑會削弱投資者的信心。面對這種情況，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可以有效緩解這種局面，增強投資者信心，抑制現金股利政策對投資的負向影響，從而驗證了H3。
（四）穩健性檢驗為了增強本文論證結果的權威性，最終對驗證結果展開穩健性測試，所選數據期間為2009~2014年，各參數選用的是該研究區間各年投資額。采用因變量替換法進行穩健性測試，而因變量則是每年企業實際投資額，其他參數值不變。由此對模型（2）和模型（3）進行檢驗，驗證結果仍然支持原有結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六、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以財務報告質量、現金股利與投資行為的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并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以2010~2014年上市公司的具體數據為基礎進行研究。在這一過程中分析并總結出了“現金股利對投資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比國有企業體現得更為明顯”這一結論。這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固有特點以及現代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環境密切相關。現金股利與投資的負相關作用不利于上市公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筆者根據實證分析得出了現金股利與投資的負相關作用能夠在公司的高質量財務報告分析下被改變這一結論。與此同時，筆者將上市公司的成長周期和規模作為重要的參考因素進行了分組研究，發現處于不同時期的上市企業的財務報告對其現金股利和投資的影響作用也有著較大差異。財務報告對處于成長上升周期的上市企業的影響更為明顯，此時企業的財務報告更能有效地抑制現金股利與投資的負相關作用。本文針對財務報告質量對現金股利政策與企業投資決策間的關系展開了分析和驗證，極大地豐富了企業投資決策領域相關處理的理論方法，也有助于企業規范其財務方面的相關制度與政策，使其更加專業化、標準化，從而有利于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二）政策建議1.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不斷建立和完善會計信息披露機制。我國經濟市場的起步較晚，與國外的經濟市場發展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我國目前會計信息披露的程度還不夠深入，這直接導致企業外部投資者與內部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并給利益相關者的科學決策帶來了負面影響。在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時，投資者中間容易產生逆向選擇傾向。這種情況下，即使擺在企業面前的是利好投資政策，但苦于投資者資金投入不足，也只能放棄這一有價值的發展機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企業的發展。因此，我國政府和證監會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主體作用，不斷建立和完善會計信息披露機制，在不損害企業切身利益的情況下，加大企業會計信息披露的力度，縮小企業內外部在掌握信息方面的差異，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以保障企業擁有較強的外部融資能力。2.企業內部應建立健全有關財務報告質量的監管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較高的財務報告質量，從而避免上市企業管理者產生道德風險。應對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提出更為嚴苛的規范性、可靠性和科學性要求，構建科學合理的內部控制制度，嚴格監管會計信息的披露過程，充分發揮董事會、監事會的職能作用，以保障企業內部財務報告的可信度與可靠性。此外，監管部門要加大監管力度與執法力度，從源頭上遏制類似違法違規行為產生的可能性，以此保障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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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一婧，王魯平 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