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政府經濟行為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地方初級政治市場

在對中國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研究中，本文認為以下三點在現實實踐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級地方人大尚未對同級政府構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二是各級黨委首腦是同級政府的最高領導者；三是上級黨委和政府對下級政府行政首腦的任免有決定性發言權。眾所周知，公共選擇理論中的“鐵三角”指：利益集團、立法者聯盟和行政機構。按照上述假設，中國現實中的“鐵三角”則包括地方政府、上級政府（替代立法者聯盟）和微觀主體（替代利益集團）三個組成部分。

微觀主體主要指政府轄區內的企業和居民。其效用函數前者為利潤最大化，后者為效用最大化，同時，也追求市場自由和機會最大化（楊瑞龍，楊其靜，2000）。需要說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對地方政府來講，企業的效用要大于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業可以給地方政府帶來稅收和就業機會，而這些是地方政府政績顯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業可以組成商會或行會等“壓力集團”游說或賄賂地方官員。而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居民不可能有組成龐大利益集團的激勵（奧爾森，1994），這在實際生活中也表現為地方人大和工會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認為企業是微觀主體博弈方的主導者，或者說，微觀主體的滿意程度實際上主要是轄區企業的滿意程度。

地方政府主要指中國省級或省級以下各級政府組織和行政主體。按照中國目前的干部任用體制，上級政府的滿意無異于西方政治家眼中選民的選票，是決定性的。微觀主體特別是企業的滿意程度同樣對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轄區企業的“用稅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等行為與地方經濟發展和稅收增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當然這些因素只有能夠間接轉變為上級政府以及轄區居民的“滿意”才可能達到地方政府的最終目標。

上級政府指某級地方政府的上級主管行政機構，當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社會總產出最大化是其效用函數的惟一變量。從權力歸屬上看，上級政府擁有對下屬機構的控制索取權和剩余索取權，因此更加具有宏觀性和全局性。

在分析完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三個主體之后，我們便得到了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基本框架。從公共選擇理論看，政治家是為了繼續當選而制定政策，而不是為了制定政策而當選。

對當前的中國地方政府來說，這個論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觀性。前面已經提到，上級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腦的任命上擁有比較大的發言權，并且目前經濟增長速度和稅收的數量是我國各級政府考察干部的主要標準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較強的政績顯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轄區內，微觀主體特別是企業無疑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在戶籍制度有所放松和非公有資本基本可以跨地區流動的條件下，微觀主體的跨區域流動選擇的機會成本成為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約束條件之一。因此，在地方初級政治市場上，地方政府首腦力求通過各種措施（包括積極扶持轄區企業、爭取上級支持和優惠政策以及制度創新等旨在發展地方經濟的政府行為）進行政績顯示，從而獲得上級政府的認可。當然，在正常情況下轄區微觀主體的“經濟投票”只有通過政績顯示機制轉化為上級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腦才能得到連任或升遷。從這個意義上講，微觀主體和上級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選民”，前者間接投票，后者直接投票，當然后者是決定性的。

二、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分為三個大的政治市場：初級政治市場、政策供給市場和政策執行市場。在初級政治市場上，政治家把政策“賣”給選民，選民則為政治家支付選票；在政策供給市場上，官員為了實現當選政府的政策目標將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執行市場上，主要分析政策執行結果及其影響。按照這個思路，本文依次構筑了轉型期的中國地方初級政治市場、政策供給市場和政策執行市場。

三、地方政策供給市場

本文對地方政策供給市場的分析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假設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為對未知世界的無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對稱，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較高的條件下基于成本—收益計算的“理性無知”。在這個假設下，本文引進了公共選擇學派關于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鄄goodFairyModel）、不確定世界模型（Uncertai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喬·B·史蒂文斯，1999）。接下來，本文將結合中國地方政府運作機制的實際情況逐一進行分析。

1.仙女、半仙女模型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愿解決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于受損。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并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

2.不確定世界模型該模型指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有限理性從而導致的無謂損失。其主要特點是主觀出發點是好的，但行為是非理性的，結果是破壞性的。嚴格講，不確定模型中的無謂損失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政府職責范圍之內的（即彌補市場缺陷的領域）。其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決策程序不規范，缺乏必要的科學論證、民意聽證和民主監督程序。如，許多城市主干道的各種管道鋪設問題，由于沒有科學的規劃，水、電、暖、通信管道各顧各家，拆了補，補了拆，從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擁擠和市政資金的大量浪費，這是典型的無謂損失。

當然，如果某屆政府為了節約成本，力求在短時期內樹立市政形象，從而采取了“理性的無知”，下意識把困難和不便留給下一屆政府，那么這種政府行為則帶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必須通過必要的民意聽證和民主（地方人大）監督來解決。二是絕大部分的無謂損失發生在政府越位的領域?？v觀世界經濟史，政府主導的“趕超”與政府行為“越位”如影隨形。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一般不會坐等“馬太效應”的發生，任憑本地區與發達地方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于是便會直接插手經濟發展。一旦政府干預涉及市場自行配置有效的領域，就會發生無謂損失，甚至是人為的損失。比如，某地上年蘋果價高，供不應求，當地政府便會實施“富民工程”（曹錦清，2000）強令農民每家每戶種蘋果，其結果可想而知———“果賤傷農”?！案幻窆こ獭弊兂闪恕昂γ窆こ獭?。因此，在不確定世界模型中有兩個要義：一是政府必須從市場配置資源有效的領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同樣也存在“政府失靈”的可能。

3.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后果完全是破壞性的。該模型具體到我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基于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于種種原因并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喬·B·史蒂文斯，1999）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一并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于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盡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并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

四、地方政策執行市場

越位與缺位是一對規范意義上的經濟學術語，它們與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經濟轉型期，發展市場經濟需要相應的政府職能配合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政府與市場的活動邊界從來就沒有固定的界碑。市場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則決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則，二者構成了資源配置的兩種方式和兩種價值取向。

因此，研究政府職能的隱含前提是市場經濟背景，對經濟轉型國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動態的政府—市場關系，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決定了政府的職能邊界，從而也決定了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定位區間。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的經濟職能定位具有動態的歷史性和發展性特征。

具體到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定位，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復雜，這里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事權劃分問題。在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按照蒂布—馬斯格雷夫的分層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門的穩定和分配職能由中央政府來執行，地方政府主要從事配置活動。因為低一級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有較強的信息優勢，他們更有能力提供反映個人偏好的公共產品組合。但是如果這個資源配置的結果不是由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來評價，那么就違背了各級政府分層配置資源的初衷。而在經濟轉型國家，需要考慮的因素則將更多一些，比如，隨著主導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市場與政府在某些領域的進入或退出，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補等關系的變化都將成為確定地方政府合理職能定位的重要參數，理解這一點對分析政府經濟行為的越位與缺位至關重要。

本文運用三個模型對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進行了描述和分析?；窘Y論還是公共選擇學派的套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也有失靈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必要的法制規范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有強烈的越位沖動。在財力和事權基本對稱的情況下，一定領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著另一領域的政府缺位。如圖所示，陰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區，即市場失靈的領域。1區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區。3區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區。一般而論，在2區主要表現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確定世界模型，在這一領域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學的論證、民意聽證和民主監督程序（有限理性）。其后果是造成一些無謂損失，但是這些損失是與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發展階段相聯系的。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為的條件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直接后果都是對社會總產出的抑制和侵蝕，但是它們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對應的解決方式和政策建議也會大相徑庭。對一些縣級政府來說，有限的資金用來修建廣場（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額、及時地支付中小學教師工資（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圍），從而造成公共服務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區（市場有效配置區），政府行為的機會成本是市場的有效配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政府行為的損失是可以預見和測算的。那么，為什么要明知故犯？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壟斷租金最大化。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

經濟一體化使地方政府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統一的大市場中的一個服務型的企業，這個“企業”與一般的市場主體面臨著共同的生存環境———競爭性的優勝劣汰。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具備低成本運作和法制化、規范化的特點。誰能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更清晰的法律環境，誰就能更好地發展。中國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為轄區微觀主體服務的內在動力，但是這種動力不是來自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直接的監督和評價，而是力圖把這種投資環境和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轉化為轄區經濟的高速發展，進而轉變為政績顯示的經濟指標。筆者無意否定廣大地方干部為轄區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問題的關鍵在于誰來評價？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轄區的納稅人和公共產品的受益人來評價，而是按照掌握著地方官員升降大權的上級政府的判斷標準進行評判。上級政府無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為中感同身受的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簡化為類似于GDP、就業率以及社會穩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標，并以此對地方政府首腦的升降提出決定性的意見，這就給地方政府留下了采取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廣闊空間。本文認為，在中國目前的地方公共選擇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①在地方初級政治市場中，各級地方人大在公共選擇中處于非主導地位，不能對同級政府構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同時存在上級政府通過單純經濟指標考核地方政府和通過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腦的任免來約束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簡單化傾向。②在政策供給市場中，除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無謂損失之外，客觀上存在著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短期機會主義行為。③在地方政策執行市場中，地方政府經濟行為越位與缺位并存。

2.針對三個地方政治市場的政策建議

第一，在對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修正中，有兩點不容回避：一是構筑地方人大與同級政府之間事實上的委托—關系；二是按照“無代表不納稅”的民主原則，構筑涉及各種利益集團的多層次的委托人主體。增強地方人大對同級政府的監督和約束實際上是對現實中的“鐵三角”的修正和重構。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與上級政府在對地方政府監督約束中的替代效應。如果地方人大對政府首腦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一前提條件能夠成立，那么在對地方政府的監督和約束中，同級人大在這五個方面均比上級政府監督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必須突出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在地方公共選擇中的主導地位，實行地方公共選擇中的權力制衡機制配套措施，即鼓勵各種行業和領域利益集團（特別是農民和城市弱勢群體的利益代表集團）的建立和壯大，并按照法定程序進入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從而放大地方轄區內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的政治聲音。

第二，在對地方政策供給市場的修正中，應主要針對兩個問題，即地方政府的屆別機會主義和追求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傾向。糾正前者的思路是構建連續的、權威的委托人機制和流動的、競爭的人機制；糾正后者的思路是建立產權清晰的、硬預算約束的制度環境。

基于政績顯示，地方政府有足夠的激勵在政府屆別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因此，在保證地方人大作為委托人的權威地位的同時，必須保持在代議制條件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導意志的連續性和政策的平滑運轉。在這一方面，適當延長人大代表任職期限和連續不斷地以較低的比例更換成員是較具可行性的制度選擇。這種制度安排能夠最大限度地穩定選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預期，從而減少屆別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傾向的有效途徑是減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間，建立產權清晰的、硬預算約束的制度環境。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看，在現行的制度安排中，產權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資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濫用的領域，從而也極容易演化為內生壟斷租金的制度盲區（公有的悲劇）。

從這個角度看，預算軟約束也是產權殘缺的邏輯結果。

第三，解決地方政策執行市場中地方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的問題。從邏輯上講，政策執行市場是初級政治市場和政策供給市場的結果，那么對前兩個地方政治市場的政策建議中應內含著地方政策執行市場的弊端（越位與缺位）的自然解決。但是，到此為止仍然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①增強地方人大對同級政府的主導作用勢必會削弱上下級間的政府控制，在這種條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如何發揮？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實現了對同級政府的有效監督和約束，那么由于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外部性所導致的地方政府間分工的越位與缺位如何解決？本文對此給出的思路是在滿足對前兩個地方政治市場的政策建議的基礎上，建立規范的（相對于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相機抉擇的（相對于經濟波動）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

可行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關系納入法制化的軌道，通過增加政府間縱向轉移支付（同時要大力減少目前轉移支付中的“基數返還”比重）力度來調控和約束地方政府經濟的行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腦的任免來控制和約束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從而在制度化的環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確的政績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