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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26年來，我國的經濟實力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不可比擬的增長成就，實現全面小康，建設現代化經濟強國的偉大目標正在成為現實。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是一個剛剛開始起步發展的國家，綜合經濟實力還相當有限，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很大。問題還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我們對國家發展成就和經濟實力的評估方面存在著一些模糊的認識，其核心是在肯定中國抓住經濟全球化機遇發展的同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經濟實力評估的新原理、特點，缺乏科學正確的方法，以至于往往過高地估計了發展的成就和相對實力。

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經濟實力的評估原理，不僅有利于中國堅持韜光養晦的戰略，而且有利于以客觀事實回應“中國威脅論”，從而既在正確認識自己中繼續切實地發展，又能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爭取主動。

一、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力評估的新問題

中國的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尤其表現在經濟方面。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6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5％；按美元計算以1.6493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進出口貿易總額1.15萬億美元，增長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又上升為第三位；全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連續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資數量之首。

但是，在不同國際比較排名方法中，中國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據WEF的報告，2003年中國的商業競爭力指數在世界10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46位；根據IMD的報告，中國2002年的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4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31位。1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但根據對國家制造業的微觀競爭力排名，中國在多項指標上落后于美國、日本，接近于俄羅斯和印度。如2003年中國的集群發展狀態在27位，品牌擁有狀態在第24位，企業創新能力在第22位等2。此外，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2002年中國排名第96位。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國在127個國家和地區和中排名第73位。這些不同排名方法中地位相差巨大的原因顯然在于這些方法本身的不同?？傮w來說，單項指標分析方法對于準確判斷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且容易引起誤解。

“經濟強國指數”研究試圖通過經濟強國指數國際比較的方法較清晰和較綜合地反映中國的相對國際經濟地位，同時分析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提升中仍然存在的問題。這一研究的結果表明，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強盛指數（EP-III）從199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9位，2008年將達到第6位。從1990年到2008年，經濟強盛指數美、日、德、英、法的增長幅度分別為13.4%、11.6%、16.4%、14.1%和13.0%，平均為13.75，而中國則高達57.1%，為前面五個國家平均增長幅度的4.2倍。3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客觀事實。這是我們更進一步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盡管綜合的經濟強國指數評估比單項指標的排名更好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實力評估又產生一系列新的復雜問題。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代。這一歷史性的巨大變化深刻地影響了現代各國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式，也深刻影響了國民經濟各項指標的統計意義。正是這一原因，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各項經濟指標的新的含義，特別是在中國國家經濟實力和財富積累上這些指標的真實含義。

1、客觀認識國家的貿易競爭力。在分析國家的貿易競爭力時，有必要把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相區別，把三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相區別。由于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貿易方式與出口主體的多樣化，一個國家的出口規模及其增長率并非這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直接標志。在中國，外資企業是出口的主體，這種出口是外國資本、技術、標準、品牌、銷售網絡等與中國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除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出口更多體現的是廣義外國生產要素的競爭力，而不是中國的競爭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基本上是外國生產要素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采用“中國出口”的形式，產品優勢與銷售渠道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兩大核心因素都屬于外資。在這里，“中國出口”已經只有國家的地理意義，而模糊了國家的國民意義和生產要素的主體意義。1985－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36.2％，高于全國外貿平均增速20.3個百分點。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資企業62.5%外資計算4，中國出口競爭力的34.27%來自外資。2004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總額的比重為57.1%，按同樣比重計算，中國出口競爭力的35.7%來自外資。2003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已占出口總額的55.2%，而外商投資企業占全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8.7%。即中國總出口的43.44%是外資利用中國加工出口實現的。5嚴格地說，只有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生產出口產品而形成的一般貿易，才直接體現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體現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2、準確評估出口結構與國際分工地位。中國產業結構進步和國際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產品結構或國內產業結構來衡量的。這是因為，出口結構是外資企業生產與國內企業生產的綜合表現，包括加工貿易在內，都不能直接體現國內產業的結構進步?！皟深^在外”的發展戰略發展了外貿，擴大了就業與外匯收入，但對國民經濟的結構進步影響較小。加工貿易所帶動的國內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是有限的，不能在中國形成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當然，如果各類企業的出口，包括合資企業的出口也可能形成對國內一部分產業的拉動作用，但這只有當我國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在國內有較強前向聯系時才能實現。簡言之，我們需要注意中國存在著的“有出口而無產業”的現象。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占全國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高達68.9%，用同樣的估計法62.5%的競爭力來自外資，則外資企業中機電產品總出口的25.8%是中資貢獻的；加上中資企業本身貢獻的31.9%，那么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的56.9%能力來自于中國資本。2004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7.9%，若以上一年我國全部高新技術出口中77%來自外商投資企業計算，那么中資企業的高新技術出口只有總出口的6.42%。如果仍按外資在全部外資企業中占62.5%計算，那么在外資企業中外資對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為總出口的13.42%,中資對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占總出口的8.06%，加上中資企業高新技術出口，則屬于中國資本在高新技術上的出口能力的只有總出口的14.48%。6

3、定量分析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對引進外資效益的評估不能以全部外資企業的GDP或出口等來衡量。在三資企業的全部經濟貢獻中，外資需要獲得與其投資比例相對應的收益，這一部分既不構成中國社會的財富積累，也不增加中國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資在什么比重上分享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從外資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體的認識。截止2003年末實際使使用外資金額中，40%為外資企業，17%為中外合作企業，42%為中外合資企業，合作開發、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和其它為1%。假定在中外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等幾類中，中外資各占50%，則在全部三資企業中中國資本約為實際使用外資總數的60%；再假定中外資收益比同投資比，即外資對中資之比為10：6，則可得所有三資企業贏利的62.5%為外資的收益，僅有37.5%為中資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資從合資走向獨資正在進一步減小外資的積極作用，2003年當年，實際使用外資中獨資占比已高達62.40%，這將進一步增大外資的相對收益比重，并減弱吸收外資對國內技術進步、改造國有企業等直接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簡而言之，外資企業的經營績效與宏觀上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把外資企業的績效直接等同于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27.22%，但當年涉外稅收總額僅占20.86%。7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了社會與公共服務，甚至更優惠的服務，理應繳納相應的稅收，但這一數字說明并非如此。

4、辨證看待外資流入的結構提升與國民經濟的風險。我國吸收外資已經進入了一個結構上升期，這既是外資水平提高的新階段，也是國民經濟結構進步困難的新階段。我們有必要在看到外資結構提升中問題的另一面。在現代知識型服務業中，中國與國際的相對水平差別更大，因而由這一領域開放所可能帶來的現代服務業外資壟斷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現代服務業在現代經濟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更為深遠。在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關注的是金融業、信息服務業與各類知識服務業。研發機構進入中國反映了外資對中國市場整體長期發展前景的認同，從而采取了從產品開發到生產制造的全面進入的發展模式。研發機構進入中國有利于中國知識型勞動力的發展，從長期看將有利于中國研發力量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研發機構的進入也加劇了國內外資企業與國有、私營企業的人才競爭，增加國內企業的人才壓力。特別是從知識產權角度看，外資研發機構在國內的發展，將形成更多適合于中國市場的知識產權與核心技術，使外資企業相對于中資企業具有更為明顯的競爭優勢，增大國內企業走科技創新發展的難度。研發機構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往往是得到知識產權保護、以專利技術為載體的成果，這就加大了外資與中資企業的技術差距?，F代技術越來越少采取技術人員個人經驗和知識的形式，因而國外研發機構在中國科技人員身上所產生的“學習效應”是不能高估的。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技術上的差距，將因為研發機構的進入而進一步擴大。這是我們面對外資研發機構進入中國所必須考慮的。這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乃至更廣義上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5、深入評判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影響。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不等于中國引進外資取得的技術進步。在外資對中國技術進步作用的評價中，必須注意“有產業而無技術”的現象。獲得技術溢出效益是吸收外資的一大目的，對外資技術溢出的評價是外資效益評估的重要環節。技術優勢是外資進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投資的主要優勢，這就決定了外資必然是在控制核心技術的前提下使用當地的低成本勞動力。對東道國來說，企圖通過引進高新技術產業來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與技術水平，這一目標的實現要求合資雙方簽訂技術轉讓的合同，而強制又是不允許的。在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以后，我們仍然必須保持頭腦清醒：中國并沒有通過吸收外資直接有效地大量獲得技術，遠不如現有產業結構進步本身所顯示的那樣獲得了技術。關于外資對我國技術進步的作用是不能直接用外資企業的技術水平來衡量的。

6、冷靜思考中國的制造能力與國際分工地位。中國已經或正在成為“世界工場”，即整個生產經營全過程中的加工場。國際分工地位本質上是一個關于一國在國際分工中相對有利性問題，這一問題需要從結構與數量兩個方面來看。從結構方面看，需要關注國民經濟結構是否會陷入長期無法改變的落后狀態，是否會陷入國際分工價值鏈低端而難以提升的不利處境。由于對外開放與參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參與度深化了。盡管相對于封閉條件產業結構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在世界經濟整體中仍然處于低層次地位。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加深，貿易結構與生產結構已經不再是一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準確表現。在跨國公司的投資下，一批先進產業在本國發展起來，使人們不容易看到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實際地位，看不清由本國資本、本國技術主導和控制的產業水平。如果誤把跨國公司技術控制下的生產看作為本國產業結構的進步和技術進步，就會忽略其中正在擴大著的技術差距，忽略外資技術控制的風險。這種風險正是在開放中不斷積累著。在生產跨國化的今天，進出口貿易及其產品結構事實上并不是中國產業結構的真實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布局的表現。近一、二十年來，國際產業實現了大轉移，這種轉移是一個歷史機遇，中國抓住了這一機遇發展起來。同時，它也必然是一種階段性的變革，一次轉移所帶來的國際產業分布格局將延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因而中國在這種重新布局中所形成的分工地位將延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從而也就潛伏著國際分工地位的歷史性風險。

7、重新認識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工與中國在國際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既發揮了中國的優勢，但同時又使中國處于國際經濟體制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可替代性很強，市場與分工地位很不穩定。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存在著的體制偏向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的不利性。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摩擦中的不利性根源于國際自由貿易的體制偏向，這一體制的性質就決定了不利于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擴大市場在體制上沒有限制，而發展中進口國卻無法建立新產業成長的抵御機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發達國家進口國的就業問題或傳統產業保護而成為敏感問題，并設立了體制約束，而發展中國家因從未建立起來的新興產業從而既沒有統計事實可以說明市場擾亂、產業損害和就業影響，也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力量去維護其成長的必要條件。中外雙邊貿易摩擦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因為中國承擔的是生產、制造、出口，兩頭在外，而發達國家承擔的則是研發、銷售和服務等，從而表現在出口階段的貿易摩擦必然集中在中國。我們有理由指出，限制中國產品出口是與全球化下的國際產業布局相背離的。

二、國家經濟實力評估中的幾個觀念性問題

在以上評估國力的分析中，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幾個重要的觀念問題。

首先，外資數量是不是發展的成就的直接指標或國力提升的指標。外資數量的迅速增長無疑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成就之一，不僅標志著中國更高的開放度，而且意味著著GDP的增長。但是，外資流入中國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認同，對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認同，對中國投資環境和市場前景的認同，表明國際資本更加肯定在中國經營的贏利性，但是外資數量本身卻不是中國發展成就或國力提升的直接標志。這一點也與中國開放的階段相聯系。在打破封閉經濟為首要任務的改革開放之初，外資本身就是改革與開放的成果。然而在制度的封閉障礙已經被打破的今天，外資的意義卻不是外資的數量所能反映的了。

相關的問題是外商獨資企業是否中國國力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國綜合國力的時候有沒有必要將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相區別，這不僅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而且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如果我們只是從經濟的空間存在上講，這一區分是沒有必要的；如果我們從全球經濟增長發展上看，這一區分也是沒有必要的。但是開放效益評估這一主題本身就是關于本國國民在開放中的收益問題，這一主題決定了必須將企業和生產要素的國民屬性加以明確，否則就離開了主題的要求。外資對國民福利的貢獻是通過稅收（當然還有就業、技術外溢、對競爭機制的促進等）實現的，但是“國力”作為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可以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在地理意義上國家的產出，另一種是在要素所有權意義上的產出。很明顯，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們忽略了后一種意義上的產出。事實上，只有后一種意義上的產出才是一國國民能夠支配和享用的財富，才有福利的意義。與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國生產要素的財富創造能力，更直接體現國民福利的增長。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國國力，其中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對中國國力與財富創造能力的嚴重高估。本國要素的收益是本國國民福利的直接體現，而外國要素的收益則是外國國民福利的體現，即使這些要素存在于本國甚至其將收益進行再投資也沒有改變其國民屬性，因而也不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這一分析不在于把外資看作異已力量在觀念上予以排斥，也不在于因為外資可以隨時撤走（內資也可能流出），而在于從福利經濟學意義上明確國民財富與國民福利的真實性。

其次，什么是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對外開放發展到今天，當我們不只是考慮擺脫貧困，而是以建設經濟強國為目標的時候，必須高度關注開放型體制中的國家安全問題。要從國家經濟安全高度解決對外開放中的體制與結構性問題。必須高度關注中國各地區發展中的惡性競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在區域發展競爭中各地關注的是本地的發展，更多是數量型增長和就業問題的緩解，而難以關注國家整體結構問題，或者只是名義上引進了較高等級的產業，而實際上因其外商獨資而中國仍然只有廉價勞動力得到利用的意義。因此，必須高度警惕高速發展下掩蓋著的國家安全問題。在這里，國家安全問題的特點表現為另一種意義上的“貧困化增長”，即外資總量發展、GDP持續增長和產業結構進步，但同時國民所獲得的利益卻十分有限，相對于跨國公司所代表的發達國家快速財富積累而言中國的增長中隱含著相對貧困化，土地、勞動力和資源的粗放式投入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和相對貧困化的。同時，由于各級地方政府沒有關注國家整體產業結構進步與安全的職能和能力，而地方政府又是引進外資的主體，且在引進外資中忽視質量，使國家在整體上處于嚴峻的產業風險之中。國家對外承諾的開放底線被打破，地方政府追求的外資數量正在積累著國家整體上的結構風險。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經濟是相互依賴的。中國依賴于發達國家的資與技術，而發達國家也依賴于中國的廉價產品。但是必須指出，這種相互依賴并不是對稱的。正如經濟學上分析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區別一樣，盡管買賣雙方相互依賴，但在不同的市場上各自的地位并不相同。在發達與不發達的相互依賴中，發達國家仍然可能以較高的勞動力價格生產并取代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盡管因此而使其相對利益減少；但發展中國家卻沒有可能獲得資本和技術實現發展。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在相互依賴中的弱勢地位和發達國家的強勢地位。同時我們也看到經濟全球化中的不平衡。

第三，如何正確估計對外開放成就與國內條件的關系

26年來中國國力持續增長是改革開放的共同成就，二者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經濟增長與國力提升起了積極作用。從經濟增長產生了要素投入上看，外資流入增大了我國增長的要素總投入，特別是緩解了我國資本短缺現象。但是外資流入的作用也是要通過國內要素的投入才能實現的，正是國內的體制改革為國內閑置生產要素增大投入后創造的條件才使外資可能發揮作用。土地在中國長期不作為生產要素而無償作用或低效使用，土地批租的改革使土地作為生產要素投入，農業土地的工業化使用大大提高了生產率。農村及中西部勞動力長期閑置，數千萬流動人口到沿海外資企業打工很大程度上是新投入生產的勞動力。因此，外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事實上是中外生產要素共同投入的結果。如果從機制體制上講，國內更重要的增長因素則是體制改革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理論上將外資與內資相區別，說明其共同作用，目的并不在于排斥外資，而在于正確認識中國靠自身力量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進而對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力量發展自己制定更切實有效的戰略與政策。中國要實現和平發展，就需要更好地利用好國內的資金、市場，實現科技進步，推進涉外體制改革。只有從整體發展成就中更清晰地看到由國內條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為和平發展進行戰略調整。相反，如果我們不區分國內資源與國外資源，就可能繼續不適當地把外資外貿作為發展的基本立足點。

第四，外資引進有沒有成本。外資對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確實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分析外資對中國經濟中的貢獻分析中仍然必須考慮到中國為利用外資而付出的成本，而不能只看外資企業的產出，而不看中國為利用外資而作出的投入，從而更客觀地計算利用外資的成本：

地方政府積極引進外資的原因之一是相當一部分成本不是由其本身承擔的。相反還可以從外資的引進中獲得本地的收益。因此必須針對目前國內的模糊認識客觀分析利用外資的成本。第一，我國向外資提供的稅收政策優惠。外資企業與國有和民營企業稅收的差距本質上應視為中國付出的成本，因為稅收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條件，外資企業得到了不低于國內企業的公共產品，卻提供相對較少的稅收，其差額就是中國引進外資的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上對外資的讓利。由于政府積極引進外資，對外商提供土地的價格并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往往是包括政策的優惠的低價。第三，由外資企業導致的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的外部成本。在外資饑渴癥下，地方政府往往放棄對環境與資源長期成本的關注，同時也有不少是對外資缺乏監管的結果。第四，外資企業損害勞動者權益的社會成本。我國的社會正在加速進步，但一部分外資企業違反勞動者生存發展的要求，嚴重損害勞動者利益；從經濟學意義上講事實上是在低于合理價格的水平上使用中國勞動力。我們必須高度關注中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問題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政府職能已經等同于一個經營工業園區的公司，這個公司以土地、政策優惠、城市品牌為資源，以外商為客戶，以外資為拉動增長的手段，以GDP為營業額，以地方財政收入為利潤。在拉動經濟的同時犧牲社會利益，并導致國民財富流失。

三、開放的目標追求與增強真實國力的核心戰略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經濟發展階段的推進，發展目標必然也不斷提升。與改革開放之初擺脫貧困，沖破舊體制束縛相比，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在一個新的高度確定自己的發展目標了。這種目標的提升要求我們重新審視與對外開放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

1、財富積累與相對國力。從數量方面看，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國民財富積累和綜合國力提升的相對速度問題。對外開放的效益是相對的，當我們取得了發展與增長的同時，外國資本也獲得了收益；當我們解決了就業和溫飽時，外國資本獲得了財富的積累。無數微觀例子和宏觀的分析都證明，投資國比東道國獲得了更多的財富積累，窮國在發展，但是在與富國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實現的。服務業的國際投資特別是專業服務和現代服務的全球化，包含著顯著的財富積累差距的擴大。專業服務和現代服務是以智力為基礎的產業，是高增值的產業，也是以發達市場經濟規則為基礎的產業，在這一領域中發達國家擁有顯著的優勢，這一領域的全球化意味著發達國家更大的專業服務市場，從而更快的財富積累，意味著發達國家靠腦力勞動，發展中國家靠體力勞動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強化，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財富增長速度確實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為體制改革釋放的潛在生產力和閑置生產要素投入生產過程外，財富的增長一部分來自于不流通要素的流通（對外土地批租），一部分來自于嚴重壓低新增勞動力的收入（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從國外流入的生產要素有激活國內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但其本身及其所創造的財富的外商國民屬性并沒有變化。

2、現行增長與發展指標缺陷的性質與原因

在全球化條件下對中國真實經濟實力的正確評估的問題，產生于統計指標并沒有適應經濟全球化變化而變化?？梢哉f，今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封閉經濟的理念、方法和指標在統計開放經濟或曰全球化經濟，從而不能正確體現國民經濟發展的確切情況。

GDP是基于政治和地理意義上的國家，或者說是以關稅區（包括一國的自由貿易區）意義上而言的產出，而不是以該國國民作為生產要素所有者主體意義上而言的產出。從統計意義上看，這可能只是一個GDP與GNP的差別問題，但從國家經濟實力評估看，卻是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問題，二者對中國發展的意義是不同的。建立新的指標體系的原則是：堅決排除不具有實際國民福利與增長發展意義的指標（如外資數量），準確分離因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指標變異（如GDP），采用更加真實反映能體現國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標體系（如外資企業的稅收，外貿的增加值）。

3、深化涉外經濟體制的改革。

開放效益損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目前的宏觀管理模式，即“區域發展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地方政府具有較高政策權力，在謀求發展成就的過程中，隨意進行政策加碼，不斷降低土地價格。對地方政府來說，土地資源的成本為零（雖然開發需要成本，但批租完全可以收回），而且50至70年的批租收益可以立刻獲得，這就有了強烈的引資動力。政策的隨意性還嚴重增大了官員腐敗的可能性，對國家的政治體制形成深刻的腐蝕作用，這里有巨大的社會成本。

就業創造是中國的首要問題，在地方政府的許多外資項目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創造就業。但是，由于引進外資在整體上處于各地相互競爭的狀態中，因而降低工資成本成為競爭的重要手段。雖然政府并不直接決定外資企業的工資，但這種競爭性的體制本身就為以勞動力成本作為首要競爭手段創造了條件。在中國農村不斷釋放出過剩勞動力的情況下，中國勞動者也就處于十分不利的談判地位。可以說，我們地方政府為外資項目的競爭行為沒有有效保護中國勞動者的合理收入水平。

提高對外開放效益的核心戰略之一，是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消除惡性競爭利益外流的體制原因。在我國地方政府強烈的發展需求下，國家體制安排的重點不應是繼續放權，而是加強統籌協調，控制事關國家長期利益的重大政策，如土地資源控制政策。地方政府的發展條件應當更多靠改進本地的市場條件和政府服務來實現，而不是靠更大的優惠政策。

4、培育稀缺要素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力增長服從于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國際利益分配規律，那就是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大大增強，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沒有變化，國際分工合作的收益分配由各國投入要素的相對稀缺度所決定。在這一過程中，以相對很不稀缺的一般勞動力為主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必然處于不利地位。這是中國上述不利性的根源。

普拉卡什和哈特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系列導致要素、中間與最終產品以及服務產品市場的經濟活動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統一整體，并使跨國界價值鏈在國際循環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費希爾認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務跨國界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數量和形式不斷增加、在技術擴散廣度和速度不斷提升基礎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9因此，全球化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新要素結構，要素國際流動的增強。

要素收益服從稀缺度的規律是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機制。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體系決定了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國際組合形成的國際生產要求實行以要素為基礎的分配結構。要素價格取決于該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觀經濟學的這一基本概念完全適合于經濟全球化下國家間利益分配的分析。

國際分工發展史表明，體現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要素始終表現出其較高的稀缺性。新的生產力總是要以新的生產要素為支撐的，而生產力發展的永恒需求和內在動力使新的生產要素表現為稀缺。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決定了后進國家對體現先進生產力要素的強烈需求，從而使這種生產要素因其更高的稀缺性而在國際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

中國在全球化經濟中的要素地位是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利益分配地位的基礎。全球化經濟要素流動的本質與基礎性特征決定了，開放經濟通過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當前中國主要是流入）實現了各種生產要素在本國的組合。由于這種組合，傳統意義上的國際分工概念再次發生了變化。上世紀后半期以產業的國民差異為基本特征的國際分工深化為以產品的國民差異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大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又形成了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不同國家所有的生產要素在一個國家組合，形成某一產業，生產出某類產品并出口。貿易結構不再是國際分工的標志，生產要素的國際差異才是國際分工的基礎與核心。在這個意義上，分工可稱為“要素分工”。其實“分工”（divisionoflabor,或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更多深化為“合作”或“參與”，即各國以某一種或幾種特定生產要素參與全球化經濟下的國際化生產。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更深刻的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可稱為“要素合作”型的國際專業化。

根據上述要素分工與收益分配原理，中國要改變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相對不利地位，必須高度重視高級生產要素的培育。要從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要素結構上規劃全面培育高級稀缺要素。要加大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的投入，不斷增加適合知識經濟要求的生產要素。要積極推動全球化的經營戰略，不斷擴大在跨國經營和國際市場經營的人才，開拓國際市場網絡，發展跨國企業以適合于經濟全球化競爭的要求。

（2005年8月31日）

1WEF，《WorldCompetitiveness2003-2004》。

2世界經濟論壇(WEF)《2002－200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3參見張幼文、黃仁偉等著《2004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張幼文、徐明棋等著：《經濟強國》、《強國經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關于這一估計中用62.5%的依據見下文。

5根據商務部《2004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的數據計算。

6根據商務部《2004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的數據計算。

7根據商務部《2004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的數據計算。

8AseemPrakashandJeffreyA.Hart,eds.GlobalizationandGovernanceFirstpublished1999byRoutledgeLondonp3。

9HelmutWagner,ed.GlobalizationandUnemploymentPublished2000bySpringerHeidelberg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