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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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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主要依靠低生產要素成本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以形成國際競爭力,以數量擴張、勞動密集和低價格取勝,這種外貿增長方式雖然使得中國進出口貿易得到了巨大的增長,但是現在卻面臨外貿摩擦不斷、出口受阻、外貿順差過大、資源消耗過多、環境壓力加劇、經濟效益低下的困難,再加上生產要素價格上漲,高新技術引進困難等問題,迫切要求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改變這些情況。近年來,中國實際上是主要通過增加出口和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外貿依存度太高,而經濟主要靠出口推動也很難長期持續發展。經濟增長必須轉向以擴大內需為主,這也需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是我國現在提出的重大戰略方針,也是中國外貿和整個國民經濟能否持續高效增長的關鍵。雖然我國早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廣義的經濟增長方式應該包含外貿增長方式),也有少數學者(趙永清,1996;柴海濤,2004)在論述中國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兩個轉變時。簡單分析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但直到2005年才明確地把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作為一個重要戰略方針提出。近兩年才成為一個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試圖對外貿增長方式轉變作比較全面的深入分析,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以促進中國外貿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

一、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研究

1.對外貿增長方式及其轉變的理論研究

在中國“十一五規劃”提出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之前,國內外并沒有形成外貿增長方式的完整準確的科學概念,缺乏對其內涵和外延的明確界定,更沒有對外貿增長方式不同類型的合理劃分。只是近兩年國內才開始有較多的研究,但看法還不成熟,觀點分歧較大。有的學者認為外貿增長方式與經濟增長方式一樣,也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內涵型和外延型;還有學者把外貿增長方式劃分為“規模速度型”和“質量效益型”:隆國強(2007)認為外貿增長方式轉變是從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從粗放型轉變為效益型:聞潛(2005)提出外貿增長方式寓于經濟增長方式之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自然也包括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兩者緊密相連、相互促進。

我們認為,外貿增長方式是指進出口數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徑,涉及進出口物品的種類、結構、數量、質量、品牌、價格、生產要素密集度、技術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進出口的形式、地域、產業、營銷、競爭力等多方面的內容及其影響因素。外貿增長方式能夠以這些內容的不同特點作為標準進行分類,劃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型。但是,不同的外貿增長方式具有多方面不同的特征,必須全面把握和界定,判斷一個國家的外貿增長方式屬于什么類型,需要綜合分析該國外貿增長方式的各個方面的特點,作出總體評價。按此理解,外貿增長方式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是數量擴張、外延擴大、粗放增長,靠勞動力充足價廉或出口自然資源、低價和增大規模取勝,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都低、質量不高、缺乏自主品牌、國際市場競爭力弱的方式,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外貿增長方式屬于這種類型;二是數量規模合理、內涵擴大、集約增長,靠技術先進、資本充足、管理科學和高質量、高價格取勝,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都高、擁有自主品牌、國際市場競爭力強的方式,多數發達國家的外貿增長方式屬于這種類型。

外貿增長方式優劣利弊的判斷標準,主要應該是外貿的成效高低好壞。衡量外貿的成效高低好壞,則采用外貿成效綜合評價體系,主要包括外貿的效益、收入,國家的就業、稅收、外匯、外貿依存度,外貿對本國的資源、環境、經濟增長的影響等指標。一般而言,外貿效益好、收入高,有利于國家的就業增加、稅收合理、外匯收支平衡、外貿依存度適當,有助于本國的資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外貿增長方式,就是比較好的方式:否則,則是不好的、需要轉變的方式。

2.對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研究

中國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雖然成為近兩年國內研究的熱點,但只是初步的探討,許多方面也沒有形成共識。對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柴海濤(2004)認為主要在于單純依靠數量規模和價格優勢的增長方式弊端日見:楊正位(2005)提出是因為我國外貿存在著“四大不夠協調”和“四個不可持續”,即速度與效益、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貿易與產業、東部與中西部外貿不夠協調,貿易摩擦增多、低成本、高資源消耗、缺乏核心競爭力而不可持續。對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容,有技術升級、質量改進、結構優化、效益提高等多種看法,隆國強(2007)理解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主要是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魯建華(2006)認為是以數量增加為主向以質量提高為主轉變,變“制造”為“創造”:霍建國(2006)提出要從單純依靠數量擴張轉向規模、質量與效益同步增長;江小涓(2006)認為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將發生出口商品結構更加優化的“拐點性”變化。對怎樣實現中國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劉偉、黃桂田(2006)認為改變外貿增長方式首先要提高創新能力,應以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高虎城(2006)認為關鍵在于鼓勵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大力發展服務業;劉新民(2006)主張采取推進體制改革、優化出口結構、提高進口質量、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等四大措施實現外貿增長方式轉變:陳文玲(2007)認為應從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努力擴大服務貿易。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等五個方面著手;等等。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增長方式的特點

1.數量擴張

1980—1990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2.8%:1990—2000年間貨物貿易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4.5%:“入世”以后,年出口額更以約30%的速度迅猛增長。與同期世界貨物貿易出口增長率、發達國家貨物貿易出口增長率、發展中國家貨物貿易出口增長率相比,中國都高出許多。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2001年間,全球出口減緩、普遍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國貨物貿易出口額仍然保持了6.8%的增長(見表1)。20余年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演變的總體特征可以歸結為2個上升:出口總額中制成品所占比重上升,制成品出口中技術含量較高的機械及運輸設備產品所占比重上升。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06》的資料表明,2005年,中國工業制成品占總出口比重為91.9%,其中機械、運輸設備產品占46.2%。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當前國際分工的形式呈現出一個顯著的新特點,即國際分工正從產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發展。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優勢,更多體現在價值鏈上某一特定環節的優勢,從而導致國與國之間按價值鏈不同環節分工的現象。比如,中國向美國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很高的計算機和用于通話的電子器具,這些產品都是由于外資的大量進入帶動了貿易額的大幅上升,而且主要以加工貿易為主,這類產品的關鍵技術和核心部件中國很多都必須依賴進口獲取,中國真正具有比較優勢的環節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程度很高的加工組裝階段,外商正是通過利用中國勞動力要素廉價的優勢來獲取產品的低成本優勢。因此,總體上來講在國際分工中,中國還處于產業鏈的低端。

相關數據可以證明我們的觀點。在工業制成品中,中國逆差的大項是:鋼鐵,化學制品兩類,尤其是化學制品,逆差達419.6億美元。而鋼鐵、化學制品是比較典型的資本技術密集產品。在機械、運輸設備子項的小項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集成電路、汽車產品、發電機、非電動機械、科學及控制儀器幾項上出現逆差,而且集成電路、科學及控制儀器這兩項典型的高技術密集度產品上的逆差尤為巨大,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加工貿易占重要地位的中國商品出口,在價值鏈上還處于低端。

所以,我們認為,中國雖然已成功完成了初級產品出口國向工業制成品出口國的轉變,但工業制成品出口產品結構依然有待提高。目前,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檔次和附加值不高,仍多為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產品,這些行業對一國工業水平的提高及對整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是有限的,帶來的經濟效益也不高。

3.低價取勝

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的核心競爭力是低價格,主要靠低價取勝。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又是靠低要素成本取得,并不是因為消耗低、生產率高。中國雖然搞了20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依然不充分,政府仍然保持著對許多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特別是生產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的發育程度不高。勞動力價格、土地出讓或使用的價格、許多自然資源的價格都是偏低的,甚至是人為壓低、無償使用,資本的價格(利率)也是被管制的,還沒有市場化。要素價格的扭曲,支持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但從長遠看,顯然不利于對外貿易的持續發展和效益的提高。

4.出口效益相對偏低

在國際貿易理論中,貿易條件被認為是衡量一國獲得貿易利益的一個重要指標。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涉及到各國切身的貿易利益。我們認為,要全面準確衡量一國的貿易利益必須把價格貿易條件及其波動性、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這幾者結合起來綜合考慮。我們考察了20多年來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以此嘗試來對中國現階段的出口效益作一個初步的評價。

20多年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似乎并沒有帶來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對1981—2004年間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的結果發現: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81—1985年,這一階段的價格貿易條件線明顯向右上方傾斜,價格貿易條件指數明顯上升,由1981年的157.3上升至1985年的173.4,上升了10.2%:1986—2004年,這一階段的價格貿易條件線明顯向右下方傾斜,雖然在1987、1991和1993年間有所反彈,但自1994年以來,明顯下滑,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由1994年的119.5下降至2004年的98.3,下降了17.7%。我們還可以看到,1981年以來我國出口數量指數呈明顯的上升趨勢,由1981年的7.5上升至2000年的100.0,在2004年更升到了189.1,2004年相對2000年上升了89.1%。由于出口數量的上升幅度大大高于價格貿易條件的下降幅度,從而使收入貿易條件呈明顯的上升趨勢,由1981年的11.7至2000年的100.0,在2004年上升到了186.0,2004年相對2000年上升了86.0%。

因此,盡管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但價格貿易條件卻呈惡化趨勢。這說明中國的貿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數量的急劇擴張而帶來的。雖然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對出口收入所帶來的損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出口數量的增加所帶來的出口收入增加來彌補,但是這無法掩蓋中國現階段出口效益不高,有待進一步的改善的事實。

三、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經過近30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資源稟賦狀況和經濟技術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外貿發展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面臨種種困難,現行的外貿增長方式存在種種缺陷,已經嚴重不適應外貿和整個經濟發展的要求,轉變現行外貿增長方式現在已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

1.外貿依存度太高

貿易依存度(外貿依存度)是評價一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常用的指標之一。按照通行的定義,貿易依存度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個年度內對外貿易額在該國國民收入或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由于我國的服務貿易所占比重相對較小,所以一般只計算貨物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即貨物貿易依存度。我們綜合WTO(2006)和IMF(2006)的數據,計算得到了1995—2005年間中國貨物貿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從國內看,近年來我國的貨物貿易依存度一直在大幅上揚。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以每年近10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推進。為了更好地考察貨物貿易出口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我們核算了中國的貨物貿易出口依存度。我們發現,出口依存度從2001年20.1%上升到2005年的34.2%,反映出了中國經濟對出口貿易的依賴。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的貿易依存度明顯地高于大部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日本。2003年我國的貨物貿易依存度為51.9%,2005年則快速上升至63.6%。而2003年美國的貨物貿易依存度僅為18%,日本為20%。我們將服務貿易納入計算之后,得到的結果是:中國2003年的貿易依存度為58%,低于加拿大的73%、韓國的73%和德國的68%;高于巴西的30%、印度的31%兩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也高于英國的54%、法國的56%;而且大大高于美國的23%、日本的24%。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同美國、日本一樣,中國是一個具有巨大國內市場的人口大國。顯然,作為一個市場容量巨大的人口大國,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尤其是貨物貿易依存度是偏高的。②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外貿依存度變動相對平穩,我國外貿依存度呈持續上升態勢。無論是發達經濟大國,還是發展中經濟大國,大體呈現一個上下波動、升降交錯發展態勢,而且基本上穩定在一個較小的變化幅度之內。美國從1978年的14.9%,到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基本維持在15%—18%左右的水平,25年間變化幅度不超過7個百分點。日本則從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來的20%以下。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基本上維持在3個百分點的變化范圍內,到21世紀初大體穩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中國則呈現出一個連續不斷上升的發展趨勢。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貿易依存度現在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我國貿易依存度呈連續上升態勢,且速度較快;二是我國貿易依存度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遠高于美國、日本、印度、巴西等經濟大國。這種局面可能不利于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2.出口市場過于集中

出口市場的分布狀況,即出口貿易的地區結構是反映一國或地區對外貿易發展和國際經濟聯系的重要指標,它包括出口流向、出口貿易伙伴的多寡和出口市場的集中程度等方面。如果過于依賴少數市場,那么出口增長必然受到限制。出口市場多元化一直是我國外貿發展的基本戰略之一,但是中國的出口市場分布的實際情況表明,這一戰略實行的結果不是特別令人滿意。

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過分依賴少數市場,尤其是美國、歐盟、日本以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和地區。截至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金額為163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21.4%:對歐盟出口額達1483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19.5%;對日本出口額達840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11.1%:對區域內東亞6個經濟體出口額達211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27.8%;四者共計6067億美元,占中國貨物貿易總出口額79.6%(WTO,2006)。

根據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06》,我們測算了中國在不同年份對美國、日本的出口額占當年各自總進口額的比例。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美國進口總額的比例由1983年的不足1%,上升到了2005年的15%:對日本的出口額占日本進口總額的比例則由1983年的不足4%,上升到了2005年的21.1%。中國對美國、日本的出口依賴度較高,這也是近年與美國、日本貿易糾紛不斷,以至于影響總體出口增長的原因之一。

綜合上述數據可見,中國對中東、非洲和中南美市場開拓相對不足。必須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繼續推進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避免對少數國家的依賴,以降低出口風險。

3.貿易摩擦加劇

近年來,國際經貿競爭日趨激烈,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一些國家開始濫用反傾銷程序、肆意擴大反傾銷調查范圍、降低調查立案標準,以求達到保護本國產業的目的。隨著經濟規模日益增大、出口貿易快速增長、國際市場份額不斷擴大,許多國家任意擴大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范圍和認定標準,使中國成為國際反傾銷的主要目標國。

根據WTO的有關統計,成員國之間的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已連續4年下降,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數量,已經連續2年下降,但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自“入世”以來至2005年底,中國遭受的各類貿易保護措施共計249起,涉及出口金額65.6億美元。僅在2005年中國遭遇反傾銷調查57起,涉案金額17.9億美元,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遭遇國外發起的特保案件7起,涉案金額2.2億美元:保障措施5起,涉案金額0.9億美元。

柯里夫,斯蒂文森依據從WTO有關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案件數據,對1995—2006年11月,全球貿易保護的趨勢及相關特點進行了分析,發表了《2006年全球貿易保護報告》。該文的數據表明,近幾年來WTO成員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關注程度進一步提高了。在2001年,中國遭國外反傾銷立案調查的數量占當年全部案件的15%,2002年則升至17%,2005年則達到了29.8%,2006年上半年更進一步竄升至36%,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可以預計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還將繼續增加,這將嚴重制約中國外貿增長,使以量取勝的外貿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4.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烈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僅在國內市場上面臨同國外企業的競爭,在國際市場上還要與發達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競爭。現在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烈,不僅是價格競爭,而且技術、品牌、質量、環保等方面的競爭越來越突出,中國恰恰在非價格競爭方面不具備優勢。限于篇幅,本文不作深入、具體論述。

5.資源、環境制約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還在于貿易擴張與資源約束的矛盾日漸凸顯。由于我國經濟和貿易長期實行粗放型增長,產出能耗和資源消耗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重要資源及能源國內供給嚴重不足,人均資源量遠遠低于世界水平。在資源相對緊缺的情況下,能源和重要資源依賴進口的情況日趨嚴重,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已成為初級產品凈進口國,初級產品進口增幅高達47.7%,2005年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逆差達到986.7億美元,幾乎相當于全年實現的外貿順差。資源對中國粗放式增長的制約日趨嚴重,依靠資源高消耗的追求規模擴張的外貿增長方式不轉變已經不行。盡管國外重要資源和原材料的大量進口,彌補了國內需求缺口,支持了經濟增長,但是對國外市場的高依存度也易導致供求和價格風險,不僅難以穩定保證供應。而且會推動原料價格上漲,這又使依靠低生產要素成本的外貿增長方式無法維持。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外貿順差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勞動力成本提高、高新技術引進困難等也是中國必須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重要原因。

四、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模式

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模式是什么?我國理論界目前看法不盡相同。有的認為是以數量增加為主向以質量提高為主轉變,變“制造”為“創造”:也有的提出是要從單純依靠數量擴張轉向規模、質量與效益同步增長;還有的主張要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或者說是從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從粗放型轉變為效益型。我們認為這些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不十分準確。

由于貿易摩擦不斷、出口受阻、國際競爭激烈、外貿條件惡化、外貿順差過大、外貿依存度太高,數量擴張型的外貿難以可持續發展,必須平衡進出口貿易,降低外貿依存度,轉向注重經濟效益的外貿增長;由于生產要素價格上漲、資源消耗過多、環境壓力加劇,粗放增長、資源消耗、以低價格取勝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轉向集約增長、以質量取勝、可持續發展,劣質低價已經不行了,必須優質優價;由于高新技術引進困難,僅靠貼牌生產、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形成國際競爭力已經遠遠不夠了,必須自主創新、形成自主品牌;由于停留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加工度低、附加值低、經濟效益也低,必須轉向世界產業鏈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長附加值,進而提高經濟效益。因此,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模式即新的外貿增長方式,應該是一種進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市場多元化、主要依靠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科技興貿、以質取勝、產業結構合理、加工度高、附加值大、高效益、可持續的方式。

五、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困難和對策

明確了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模式,那么怎樣把現行的外貿增長方式轉變成為新的外貿增長方式呢?關鍵在于正確認識和有效克服中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面臨的困難、解決存在的問題。我們認為,現在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實現外貿持續高效發展,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及應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克服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的制約、降低出口產品成本的困難和措施

由于資源消耗過多、環境壓力加劇、工資水平過低導致“民工荒”和內需難以擴大,必然會通過提價以降低資源消耗、加大環境投入(成本)以防治污染和保護環境、提高工資水平以鼓勵就業和擴大內需,再加上國際市場上資源供應緊張、價格不斷上升,引起中國生產要素價格普遍上漲,因而出口產品的成本也會增加、價格也要提高,必然對出口的增長產生不利影響。中國現在要擴大出口,已經不可能再完全或者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低價格,更不應該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以維持出口產品的低價來實現了。另外,人民幣較大的升值壓力也會使出口商品的價格存在上升的趨勢,而價格上升又不利于出口增加,所以只能通過其他途徑降低出口產品成本,以保持出口產品的較低價格。這里的其他途徑,最重要的當然是改進技術,更新設備,采用新工藝,加強管理,發展循環經濟,提高效率,降低消耗,高效利用資源。同時,通過擴大對外投資和必要的進口,減輕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使人民幣在外貿增長方式基本轉變之前不要更快過多地升值。

2.優質優價、以質取勝的困難和措施

出口的數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徑,如果只是或者主要是依靠出口產品的低價格,那是效益低下的、不可持續的,最根本的或者主要的應該是以質取勝。因為質量好才能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而且優質可以優價,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要真正做到以質取勝,又極不容易,必須長期堅持生產經營“質量第一”的原則,加大投入,大力研究開發,改進工藝技術,實行嚴格的質量管理,完善產品質量標準,提高職工素質,加大對“假冒偽劣”商品的監測和處罰力度,劣質產品不許出廠,已經進入市場的劣質產品應該強制退出,甚至銷毀,堅決取消不合理的地區保護和市場歧視。真正做到優質優價。

3.減少外貿順差、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的困難和措施

外貿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要不斷擴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盡可能保持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現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不平衡,外貿順差過大,而且改變這種狀況相當困難。因為,造成這種不平衡的因素,既有內部的,更有外部的。比如,中美貿易不平衡,中國順差過大,其實主要責任不在中國,并不是中國不愿意進口美國的商品,而是許多中國想買的東西。美國不賣。2007年6月19日,美國加強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的新規定正式生效,美國政府擴大對華出口管制許可證商品范圍,受到限制的美國商品包括飛機和飛機發動機、零部件、航空電子設備、導航系統、防空設備、太空通信設備、水下照相和動力系統、特定復合材料、激光等,而這些正是中國非常希望能夠進口的技術和產品。所以,中國現在要實現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既要實施外貿市場多元化戰略,調整進出口的商品結構和國別地區結構,增加對中東、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出口和進口。同時又要通過各種途徑,促使部分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美國和歐盟國家放開對中國出口的種種限制,增加對中國的技術設備的出口,從而使中國能夠擴大進口,達到進出口的平衡,實現外貿的互利共贏。

4.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的困難和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勞動密集、資源密集的產品,實現了外貿的長足發展,但現在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受阻、競爭激烈,資源密集產品出口也受到資源環境的嚴重制約、不可持續,而且勞動密集、資源密集產品的加工度、附加值低,主要出口勞動密集、資源密集產品的經濟效益低下,必須調整出口商品結構,盡可能更多地出口技術密集、加工度高、附加值大、經濟效益好的產品。但是,要優化出口商品結構,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需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盡一切可能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環保產業,開發新產品,延長產業鏈,進入世界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長附加值,擴大生產和出口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裝備制造業產品、現代服務業的產品、技術密集產品、綠色產品、環保產品,尤其是勞動技術密集產品的出口。

5.進入世界產業鏈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的困難和措施

改變長期停留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主要進行加工貿易和貼牌生產、加工度低、附加值低、經濟效益也低的局面,是中國現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實現外貿持續高效發展的重要任務。但是,要進入世界產業鏈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長附加值,難度也很大。需要努力向上下兩端延伸制造業的產業鏈,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自主進行研究、開發、設計、供應、營銷、金融服務、物流服務、咨詢服務等,加強分工、專業化、協作和產學研結合。

6.自主創新技術、形成自主品牌、實現科技興貿的困難和措施

自主創新技術、形成自主品牌、實現科技興貿是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根本途徑,上述五個方面的困難和問題的有效解決,都有賴于自主創新、科技進步。雖然中國現在已經初步具備進行自主創新的必要的技術力量和基礎:資本比較充足,能夠滿足自主創新對資金的需求;已經基本掌握一般先進技術,在部分領域還處于領先地位,并擁有一支數量可觀的科學技術隊伍;企業制度正在完善,競爭的壓力正在加大,市場推進技術進步的作用已經顯現。但也應該承認中國現在真正做到自主創新的條件并不充分。自主創新嚴重不足,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自主創新。自主創新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創新動力不足、機制不完善、職工素質不高。真正做到自主創新技術、形成自主品牌,總的來說,必須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增強自主創新的動力,完善實現、保護、支持、激勵自主創新的機制,提高職工的素質。具體而言。需要改進創新激勵機制,盡可能保護知識產權,大力鼓勵創新,給自主創新提供制度保證,以激勵和保護創新;健全技術市場、資本市場、資源市場,為自主創新提供有利的技術、資本、資源條件,形成合理資源價格,加大成本壓力,推動由低成本競爭轉向高技術取勝;完善創業投資、風險投資機制,發展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增大研發投入;加強人才培養、職工培訓,提高職工素質和創新能力;限制或消除壟斷,取消不合理保護,完善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強化競爭壓力,形成創新動力,促進外貿企業由低成本轉向高技術競爭。

[收稿日期]2007—07—13

注釋:

①根據WTO的ATC協議,各成員國在2005年后將取消紡織品和服裝的配額限制。但由于中國“入世”承諾中的特殊條款,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在2005年后仍受到極大的制約。中歐紡織品協議于2007年底到期,中美紡織品協議于2008年底到期。在此之前,中國實施一個自我限制紡織品出口的配額。

②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現實的貿易依存度存在嚴重的高估現象。剔除GDP結構差異、加工貿易額的重復計算、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等因素,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將大大降低(沈利生,2003;崔大滬,2004)。若按世界銀行“直接用商品貿易額與第一、第二產業GDP的比值來衡量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方法計算,我國外貿依存度低于其他國家水平。2000年世界平均為111%,我國為66%,雖高于美國的55%和日本的52%,但明顯低于德國的133%,法國的120%和英國的118%。

表1中國貨物貿易出口額在不同時間序列下的增長率及其國際比較單位:%

資料來源:UNCTAD.HandbookofStatistics[R].2005;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R].2006.

與貨物貿易出口的絕對量迅猛增長相伴隨的是,中國貨物貿易出口額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從1980年的0.89%,居世界第17位;提高到1990年的1.8%,居世界第15位;2000年的3.86%,世界第7位:到2005年,提高到7.3%,居世界第3位(WTO,2006)。

2.出口產品處于產業鏈低端(低技術、低加工度、低附加值)

一個國家出口產品的技術水平,很大程度反映了這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世界產業價值鏈中所處的地位,決定這個國家的外貿效益。根據《國際貿易標準》的商品分類,拉爾在2000年發展了一個基于R&D密集度和自然資源利用度來考察產品技術密集程度的衡量方法(更多的討論,見Lall,2000)。這一數據分組方法的意義在于,每一單位的出口中,技術越尖端的產品(主要是高科技類)通常具有較高附加值,并在世界貿易中展現出最大的市場成長性:換句話說,高科技類產品貿易是世界貿易最活躍的部分。表2采用拉爾的技術等級分類法,列舉了中國和周邊新興工業經濟體的制成品出口技術結構。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2000年,中國低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44.9%,反映出基于低工資成本的服裝、紡織品等方面在出口推動上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在2005年取消紡織品出口配額后,中國可望成為主要的受益者,這一重要角色至少在短期內有望持續。①雖然中國在高科技類制成品(主要是電子類產品)出口增長上非常迅速,但占制成品出口比例仍遠低于大多數區域伙伴,除了印尼。

表22000年中國與周邊新興工業經濟體制成品出口技術結構比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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