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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大致經歷了“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經濟史學”(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歷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這三個階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屬于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早期發展階段。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所著重研究的是市場這一特定的經濟制度。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是市場制度支配著歷史上的各種交換關系，也是市場和其統一化的進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增長。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極大地開拓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增強了其對歷史上的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解釋力，使其能夠對大量的有關價格、數量和外生變量（如年齡、性別和不同產業的周期性質等）的歷史資料進行歸納整理和統計分析，并用于檢驗和評價有關市場制度及其內部關系的各種假說。

制度經濟史的許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場制度確實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存在并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早在殖民地時期就初步建立了勞動、資本和產品的市場制度；19世紀90年代時，密執安的勞動市場已經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存在著非熟練工人的補償工資差別。在歐洲，從15世紀以來，巴黎地區農民的專業化分工就已達到很高的水平，這充分顯示了產品市場的功能；各種證券的價格也表明，18世紀時的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在很多貿易國家之間發揮著作用。研究結果還表明，市場的產生和擴大是伴隨著技術變遷，尤其是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提高，以及能隨后帶來和平的政治變革而出現的現象。例如，私人資本市場的出現，是為了適應鐵路系統這樣大規模的融資項目的需要，同時也有賴于政府證券市場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在關注市場制度研究的同時，也對非市場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這方面，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響。他們把非市場制度視為契約關系和財產占有的不同方式，認為這種契約關系和財產占有方式的產生，是市場不發達、不完善和價格過高的結果。因此，非市場制度的發達程度取決于市場制度的完善程度，換句話說，取決于市場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場制度來補充。顯然，非市場制度是作為市場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學說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對這種假說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對非市場制度的初步研究，絕不意味著它從根本上認識到了非市場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經濟史那里，非市場制度是無關緊要的。之所以對它予以一定的關注，是把它視為市場制度的一個替代與補充，只有在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時候，非市場制度才可能出現，一旦市場完善了，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換句話說，非市場制度是可有可無的。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還試圖以歷史資料為基礎，來證實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市場和市場化進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的觀點。但事實證明，這是相當困難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勞夫(Sokoloff1989)才運用數量分析方法，為美國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了革新與發明的觀點提供了佐證。他以1790年至1846年間美國專利注冊為樣本，證明了革新發明與市場規模存在著正的相關性。而另一方面，懷特(Wright1987)的研究卻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美國內戰后商品市場的統一非但沒有促進反而妨礙了南部經濟的發展。

不難看出，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對市場制度的研究極大地超越了傳統經濟史學的范圍，開創了對制度進行歷史分析的一個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運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各種學說和方法來分析解釋歷史上的制度問題，改變了經濟史的制度研究多年來沒有合適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開創了制度經濟史乃至整個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在對制度進行歷史分析時，大規模成功地運用了計量統計方法，特別是后來越來越高級的計算機的使用，使得經濟史學家們能夠對有關制度（特別是市場制度）的大量歷史資料和成千上萬條數據進行分類、整理和統計分析（這對于以前的傳統經濟史學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有關制度問題的分析力和解釋力。同時，計量統計方法和計算機的應用，對大量的歷史統計資料和數據的處理和分析，也使得經濟史學能夠更好地發揮它本應發揮的特殊作用——為經濟學的理論和假說提供歷史的經驗證明和檢驗，這是經濟史學的一項特殊的學術使命和任務，也是傳統的經濟史學沒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在這方面做出了可貴的嘗試，也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場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緊緊地圍繞著經濟制度的這一核心，就相關問題的方方面面展開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與探討。從研究問題的廣泛性、研究內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穎性、研究視角的獨特性和研究結論的可信性來說，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本身也存在著諸多缺欠與不足。諾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傳統經濟史學還沒有對非市場制度做出更為深入的研究，也沒能說明為什么在環境與背景相似的情況下，一些社會建立了市場經濟，而另外一些社會卻沒有。從更深的層次上說，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的這些缺欠與不足，均源于構成其理論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局限性。顯而易見，制度經濟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有賴于經濟理論方面的突破與創新。

三、新制度經濟史學

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史學是伴隨著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大規模發展而產生發展起來的，同時，它的發展也給了新制度經濟學以極大的推動與促進。新制度經濟學家在其對制度進行的不斷深入的研究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經濟史、尤其是制度經濟史對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奧爾森(Mancur.Olson,1982)和諾思(1981)等人都明確闡述了類似的觀點。尤其是道格拉斯·C·諾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矚目的學術研究成果，成為新制度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史之間的滲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體現。

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在完備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和零交易成本條件下的運作過程。對整個經濟活動的協調和組織，只要依靠“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可以達到最佳狀態，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預。這樣，起到協調經濟活動作用的各種制度和組織，就變得無足輕重了。然而，諾思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發現，用傳統理論去研究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尤其是它無法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諾思認為，在傳統經濟學的增長模型中，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所假定的有效市場，只有在無交易成本時才會實現。當交易產生成本時，制度就起決定作用了。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國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動。因此，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是市場效率的關鍵性決定因素。”

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制度分析框架，諾思對美國和歐洲經濟史，特別是制度變遷的歷史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家和意識形態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影響，以此來說明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遷模型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從而構造了一個以制度、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為主軸，以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理論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經濟史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

諾思認為，經濟增長的歷史是與制度變遷的歷史分不開的。他認為，西方世界興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產權制度，而產權的界定者是國家。諾思認為，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界定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立、裁定和行使的代價極為高昂。而國家作為一種能夠低成本地提供產權保護的制度，在產權形成、產權界定、產權保護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優勢，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國家也會（而且是經常地）起到負面的作用：它會造成無效產權，破壞產權界定的市場規則，采取歧視政策對待不同的交易當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間，阻礙交易的發展。因此，國家對產權乃至經濟增長具有雙重作用：它既可以促進產權的界定，提高產權的運作效率，也可以導致無效的產權。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國家——產權悖論”。諾思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一悖論使國家成為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關于長期變遷的分析中，國家模型都將占據顯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國家在產權界定和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外，諾思還對國家的性質、起源、其目標函數和約束函數以及產生“國家——產權悖論”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從而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有關國家的理論模型。

諾思在新制度經濟史學研究上的另一個重要創新，是他把意識形態納入了制度經濟史研究的范疇，從而使他對歷史制度的研究從以產權為核心的正式規則，拓展到了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非正式規則上。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是經濟理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或知識社會理論，那么，在說明資源的現代配置和歷史變遷的能力上，就存在著無數的困境。意識形態的變化和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制度因素。

諾思認為，新制度經濟史所要解釋和說明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相對無效的經濟會持續？是什么妨礙了它們去采用更有效的經濟中的制度呢？”在探尋這一問題答案的過程中，諾思又發展了制度變遷的軌跡和路徑依賴理論。他認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能夠為上述問題的解答提出一個新的視角，“路徑依賴性是分析理解長期經濟變遷的關鍵”。諾思把路徑依賴的相關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變遷的分析之中。他認為，在制度變遷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就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從而形成對制度變遷軌跡的路徑依賴。諾思將制度變遷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與經濟的長期增長或下降模型結合起來，給出了制度長期變遷中的兩種軌跡。他認為，制度變遷的這種軌跡差異和路徑依賴，揭示了當今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政治經濟形態千差萬別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無論從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還是從經濟史學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經濟史學都占有著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經濟史學實現了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研究的真正意義上的結合。這種結合無論對于新制度經濟史學的發展還是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應該說，讓眾多經濟學家（尤其是理論經濟學家）真正認識到了經濟史研究在經濟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與意義，是新制度經濟史學的一大功績。而這一點，對經濟史學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其次，新制度經濟史學運用交易成本、產權和公共選擇等理論，成功地解釋了西方世界興起的根源，并創建了以產權、國家、意識形態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為核心的經濟史研究的理論體系和學術范式，開創了經濟史學特別是制度經濟史學的一個新時期。第三，新制度經濟史學的重要貢獻，不僅在于它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討了制度經濟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而且通過諸多富有開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為制度經濟史學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