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經貿爭議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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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經濟貿易爭端的類型和領域而言，爭端類型分散，爭端金額較小。以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主辦地南寧市為例，該市司法機關管轄的案件主要涉及貨物買賣合同、旅游合同、股權爭議等十多種類型，主要集中在服務貿易、貨物貿易方面和利用外資等方面。除1件股權爭議案件爭議標的近2億元外，其余標的均為幾萬元至幾十萬元的案件不等。
第二，就經濟貿易爭端的當事人而言，發生糾紛的當事人所在國家相對集中，東盟國家當事人為原告、中國當事人為被告的案件居多。中國—東盟自貿區剛剛成立，雙邊貿易量雖然增幅大，但起點低，貿易額度不高，整體總量不大，無論是中國還是東盟國家對于自由貿易區的投入和依賴程度仍然處于低位。以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主辦地南寧市的司法機關受理案件情況為例，糾紛當事人所在國雖然有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泰國、柬埔寨等6個國家，但主要案件集中在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三個國家，比例達90%以上。司法機關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原告均為東盟國家當事人、被告為中國當事人；或者原、被告均為東盟國家當事人但在中國從事經濟貿易活動、爭議標的也在中國境內。其中，被告為中國當事人的案件比例為66.7%，被告為東盟國家當事人、爭議標的在中國境內的案件比例為33.3%。原告為中國當事人、被告為東盟國家當事人，或者爭議標的在中國境外的案件，司法機關不予受理。
第三，就經濟貿易爭端的解決方式而言，以當事人自行協商和解或通過調解解決的居多，通過訴訟和仲裁途徑處理的糾紛數量較少。以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主辦地南寧市為例，2003至2010年，仲裁機構等部門解決的涉東盟民商事糾紛12件，司法機關受理的涉東盟一審民商事案件47件。通過訴訟和仲裁處理的爭端中，訴訟占79.66%，仲裁占16.95%。訴訟解決的案件又以判決、撤訴為主，其中判決占40.43%，撤訴占21.28%，調解僅占6.38%。如果當事人選擇訴訟和仲裁來解決經濟貿易糾紛，必須考慮到涉外訴訟的可能性、便利性、有效性，考慮到雙邊和多邊協定是否存在。中國及東盟成員國在司法協助方面都加入的國際公約只有《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決公約》，而對于涉外民商事訴訟涉及的重要公約《關于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交書公約》《、關于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公約》僅有中國加入；而對于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中國及所有東盟成員國均未加入相關的國際公約。從1994年開始，中國與部分東盟成員國就司法協助簽訂了雙邊協議，其中與泰國簽訂《關于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仲裁合作的協定（》1994），與越南簽訂《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1998），與新加坡簽訂《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1997），與老撾簽定《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2001）。上述雙邊協議均包括送達法律文書、調查取證、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與越南、老撾包括了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與泰國包括了交換法律情報；與新加坡包括了相互提供法律和司法實踐資料。
2中國—東盟經濟貿易爭端解決存在的問題和原因
第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商人、企業發生經濟貿易爭端之后，更多地選擇和解、調解解決，而不是選擇訴訟、仲裁等法律途徑解決，這種狀況的發生有著深刻、復雜的背景。首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才一年多的時間，雖然區域涵蓋面廣、經濟總量大、人口多，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成員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甚或是不發達國家，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低，糾紛解決機制特別是涉外民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缺失甚或是不健全，當事人法律意識不強，對法律救濟方法不夠信任等等。其次，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各國商人、企業經貿交往才剛剛起步，發生爭議的標的額一般不是很高，當事人從成本角度考慮更多地選擇了和解和調解。但是，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趨勢來看，未來爭議的類型和金額都會擴展和增加，仲裁、訴訟等法律救濟方法的使用會越來越多。
第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部尚未建立統一的糾紛解決機制或協調機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爭端仍然通過中國和東盟成員國的相關涉外程序解決，涉東盟民商事案件無論是仲裁還是訴訟，都要經過一定的程序，而涉外程序往往需要經過涉外送達、認證等一系列過程。中國—東盟自貿區民商事司法協助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渠道不統一，司法文書不能及時送達；調查取證核準程序復雜，難度大；民事及商事判決難以得到承認和執行；法律和司法實踐信息不能及時相互提供。這一系列問題無疑大大增加了當事人選擇仲裁或訴訟進行糾紛解決的成本。出現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基本無共同參加的國際公約，沒有多邊協定并且雙邊協定簽訂較少，相互之間的司法協助主要依賴互惠關系。此外，涉東盟經濟貿易爭端的相關法律服務人員，包括律師、翻譯人員、鑒定人、評估人等相關人員和法律服務機構的水平都有待提高。
第三，對東盟國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不深，影響了當事人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經濟貿易爭端的信心。由于歷史原因，東盟成員國法律制度較為復雜，既有英美法系、大陸法系的歷史烙印，也有伊斯蘭法律、佛教法律等宗教性法律的傳統影響，越南、老撾等國又有社會主義法系的內容。我國現有的法律理論和實踐多側重于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東盟各國法律關注才剛剛起步。
3中國—東盟經濟貿易爭端解決的對策和建議
第一，制定《中國—東盟司法協助協定》，加強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司法交流與合作，構建自貿區內的司法沖突與司法協助統一協調機制。具體內容包括：送達司法文書；民商事調查取證；判決、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提供法律和司法實踐信息等。
第二，建立中國—東盟經貿爭端解決的法律服務網絡。該法律服務網絡既包括法律服務專業機構和律師，也包括外貿主管部門和駐外使領館的商務處，還包括相關科研及教學機構。依托該網絡，整合相關資源，為中國和東盟各國政府、企業提供法律法律政策研究、個案咨詢、風險防范等法律服務。進一步加強對東盟法律服務專業人員的培訓，逐漸開放對自由貿易區成員國法律服務人員的市場準入；進一步加強中國對東盟國家經貿及其爭端解決相關法律制度的研究和介紹。可以成立中國—東盟律師協會、中國—東盟法學家協會等。
第三，建立專門解決中國—東盟商人、企業等平等主體之間經濟貿易糾紛的仲裁機構。中國和東盟成員國都制定了專門的仲裁法或ADR程序法，實踐中建立了在亞太區域有一定影響的仲裁機構，擁有一批受過良好教育、仲裁經驗豐富的仲裁員。中國和東盟成員國可以研究中國—東盟經濟貿易糾紛解決規范，建立經濟貿易糾紛解決機構，頒布一批可供選擇的仲裁員名單。設立中國—東盟律師貿易投資法律咨詢專家的總體名單；設立中國-東盟貿易仲裁中心之間的合作機制。如果建立了專門解決中國—東盟經濟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將有助于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商人、企業間的進一步理解和合作，進一步減少經濟貿易爭端解決的成本，提高中國與東盟經濟貿易往來的效率。
第四，建立專門解決中國—東盟商人、企業等平等主體之間經濟貿易糾紛的的調解機構。中國和東盟成員國之間可以建立專門的調解機構或者和設置在中國—東盟經貿仲裁中心內部。在仲裁機構中設置專門的調解部門，將調解作為一個獨立程序來解決中國—東盟成員國之間的商事爭議。為解決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可以將當事人之間的調解協議寫入仲裁條款，一旦當事人因履行調解協議發生爭議，可以提交仲裁“。基于私法自治，各國一般都認可當事人通過協商的方式自行對國際民商事爭議達成和解。比如，國際貿易實踐中，大多數合同的爭議解決條款通常都鼓勵當事人以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如協商不能解決，才尋求其他解決辦法。
然而，協商或稱為談判、和解，起源于商業談判，通過溝通而解決爭議，勿需第三人介入，和解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力，只要不違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構成當事人之間的有效契約。協商依賴于當事人自身的交往能力以及經濟實力，協商所達成的和解協議可能對處于弱勢的一方的利益保護不夠。此外，當各方分歧嚴重時，難以自己協商解決，只能求助第三方幫助解決。從解決糾紛的角度看，更多的爭議是當事人自己不能自行解決的，因此第三人介入的程序才更具有方法或制度意義。在國際民商事爭議解決方面，介于訴訟、仲裁與協商之間的是國際商事調解，這一方式在近幾十年來逐步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