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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得其心說

什么是仁？朱熹的解釋是：“仁者，本心之全德。[6]“本心之全德”即全其心之德。在修正王艮之學及泰州王門的同時，王棟還直接對陽明學說進行了修正。比如王陽明主張“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7]，王棟對王陽明的這一思想作了進一步闡發，認為心有仁義禮智之德與知覺作用的區分，前者是決定心之所以為心的本質規定，而后者則不過是心的血肉之軀，即外在形態。不難看出，王棟的這種心性論，是對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進一步糾正。

王棟認為，仁有兩種，即天下歸仁和家邦無怨，但這只是一種形容，實際上真正的仁應該是人人無怨歸于仁心。“以我自克之己而周旋中禮，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克己復禮為仁。以我自敬之身而推己行恕，則取譬近而家邦無怨，故主敬行恕為仁。天下歸仁與家邦無怨，皆不是說效，皆是形容仁處。蓋必人無怨意而有歸心，乃是我之精神與之通貫，如此方始是仁。”[3]王棟這一思想與古儒精神是一致的。古人認為，“仁”所體現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否有“仁”的品格，只有在他與人的交往中才能顯現出來，這就是外在的“仁”。但是一個人要有外在的“仁”，必須先有內在的“仁”，而要有這種內在的“仁”，就必須修“仁”之心。對此王棟還有一段重要論證：“以成性不使牿害于人為，而性非外乎心者也。若所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是已。舍心固無以見性，舍性亦無以見心。曾得時便說養其心存其性亦可；便只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亦可。”[4]當然，這種仁心體現在諸多方面。如王棟認為，不傷害動植物的生命，乃是“仁”之舉，也是“仁”心所致。他說：“不好田獵，不以作好傷吾仁也。不除窗草，不以作惡傷吾仁也。夫然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3]

王棟還認為，有仁心，為人就必須忠厚老實，他舉例說，一個人要真心做到為人辦善事，必須先有仁義之心。對待父母、兄弟妻子也好，對待親戚、朋友等他人也好，必須用愛心取得他們的信服。只有“藹然親愛”、真摯熱情，你所說的話他們才聽得進去。

此外，王棟還要求，行道而助別人必須要有包容之心。他認為“愛憎明辨者，官家賞罰之權。包容渾厚者，君子仁愛之道。”[3]也就是說，愛憎分明的人在賞罰問題上，也要有一種仁愛之心，對于那些忠厚老實的人應該多包容一點，不要抓住別人的缺陷不放。“舜處頑父、嚴母、傲弟之間，橫逆至而又至，乃能反求諸身。號泣自怨而愛且敬者，無一不盡其誠，卒能化之。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者，如此不能如舜，則便是未免為鄉人。蓋爭以敵爭，忿以報忿，彼此相較而求勝者，鄉人之能事也。今吾為士，將以圣賢自期待者，而亦不能仁愛禮敬，依然只是能敵能較而已，不謂鄉人而何？如此我欲求勝于彼，則彼亦欲求勝于我，仇仇相報，不至于忘身主親不已也。以是知君子有終身之憂，正反己格物之學。無一朝之患，則其止至善而安矣。”[3]王艮曾經說過“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1]對此王棟則發揮說：“君子親得天下人，然后教得天下人”。[4]“愛之深，則必教之切矣。”[3]在王棟看來，要做好教導工作，要害在于“親”。“又如吾輩講學，朋儕勤勤懇懇，與人為善，豈不是好？然或就中幻出一點熱鬧心腸，濃釅愛樂，不知朋來之樂。”[4]王棟講“親”、講“愛”既不是一種私愛，也不是一種“泛愛”，而是一種公平公正之愛。他說：“父之愛子，天性也。然使愛獨子與愛多子者異，愛才子與愛不才子者異，皆是于天性上有所增損，不可不謂之私。或曰：不才子亦愛之，得非莫知其惡者歟？曰：愛之深，則必教之切矣！”[3]這種愛的平等的要求是我國仁愛理論的一大進步。

同時，我們還應注重，王棟講愛心的根本目的仍舊是要求人們注重自我修養。他非凡強調為人子者最重要的親孝就是篤志精修，知本知學。一友事親孝，而苦家貧奉養不周，他比喻說：“昔子路自傷貧無以養。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曾元養曾子，每食必有酒肉，孟子以其不知養志而病之。此孔孟格言，萬世貧儒事親之律令也。但‘盡歡養志’亦不易言，必修己守身之學時刻不違，方能了此四字。故曰反諸身不誠不悅于親矣。因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子政。夫子何獨謂之難能？蓋獻子之臣，無獻子之家者也，非好善忘勢者不能用；獻子之政，有挈矩之道者也，非好義忘利者不能守，故曰難能。可見為人子者，茍不篤志精修，知本知學，而欲行繼述，強以為孝，可得也哉？”[4]可見王棟所說的親孝主要是一種心理品德，是一種真情，而不在于一種形式或寺俸父母的多少。

二、孔曾正脈說

王艮一生推崇孔子、孟子。他認為孔子是儒家“道統”的創始者，孟子則是“道統”的傳人。“孔子之學，唯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1]王艮所推崇的孔孟儒學，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仁學。孔孟等先儒的教導活動主要就是實施仁教。孔子在宣傳教導活動中就諄諄告誡學生:“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2]孔子的這句話突出了德的本質，那就是“行仁”。孟子從理想教導的角度也明確提出了實施“仁”教的要求，強調人人要具有“仁”、“義”、“禮”、“智”四種道德本心，并把“仁”當成了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導各方面的施政綱領，把教導看著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王艮“王道”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倡導的“仁”。王艮的《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大成學歌》、《均分草蕩議》、《王道論》、《答徐子直書》等等，雖然表現了泰州學派獨特的風格，但也保留了傳統儒學“仁”的種種痕跡。他從“萬物一體”的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出發，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孔子“仁”學和儒家“修齊治平”的真正內涵。他把“行仁”看著是能安身的一種智慧。他說：“仁者安處于仁而不為物所動；智者順乎仁而不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善道矣。”[1]

王棟對孔孟儒學也評價甚高。他認為孔孟之學“至正故也”，孔孟之學“如人立乎正室之中央，則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自四隅之間而立者，吾無不與之相對，以是知吾儒之學之大，而孟子所以繼大成之圣也歟！”[3]也就是說孔孟之學起著統領的作用。同時他對孔門授受的“仁”字十分贊賞。他說：“至孔門授受，則又挑出性中一個仁字，明白指點與學者，精實用功，使之有下手處。而孟子因之言仁、言義、言禮、言智，愈發揮而愈親切，真有大造于萬世者哉！”[4]王棟說孔門的“仁”“精實用功，使之有下手處”是從兩個方面而言的，一是從修養角度而言的，他認為人們進行道德修養，核心要求就是修“仁”，另一方面是從行為要求角度而言的，他要求人們將仁“施之于用”。王棟認為王艮明哲保身的實質，就是對上也好，對下也好都要行“敬愛”之道。

王棟把自己看著是孔孟的正宗傳人。他“自謂舉業雖出身階梯，心學實孔曾正脈。”[5]其仁愛觀同樣突出了一個“仁”字。但有一點則與眾不同，王棟不僅講“仁”他還講“義”、講“禮”、講“智”、講“信”，而且他認為這“仁義禮智信”五字是緊密聯系且必須要同時做到的。他說：“全論性體，須著‘仁義禮智信’五字相聯見，是稟受五行之氣而生。然多只說‘仁義禮智’而不言‘信’，以信即仁義禮智之真實而無妄處，猶五行之土常寄旺于四時之間也。”同時他還詳細論述了統率仁義禮智之間的內在關系。一是“仁義”之間的關系，“以‘仁’自該禮，禮即仁之著也。”二是義智之間的關系，“義自該智，智即義之藏也。三是仁義禮智之間的關系，其一“仁禮陽而義智陰，猶五行不外陰陽，而春夏則皆陽，秋冬則皆陰也。”其二“以仁為四德之長，而義即仁之制禮，即仁之文智，即仁之別舉。仁而四德皆在其中，亦猶春生之氣流地貫徹于一歲之周，舉春而五行之氣無不在其中矣。圣賢立論詳略雖殊，旨歸則一，此理宋儒言之最詳。[4]也就是說在四德之中仁起著核心、統率。這四德均與信有關系，所以王棟把人的倫理要求歸納為仁、義、禮、智、信五品人倫。“五品人倫，亦是原自五性所生，天然自定。圣人因性以立教，固不得而增損之也。父子自是春之仁，君臣自是秋之義，長幼之序自是夏之禮，夫婦之別自是冬之智，朋友之交自是四時寄旺之信。君子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五常百行，皆由此出，是即春仁之統領也。道義由師友有之，而親義序別皆待朋友切磋而后克盡，是即信上之寄旺也，非性所定而由人乎哉！”[4]

王棟與王艮另一個不同點是：王艮是“東西南北之人”各學并包，而王棟則認為修好這五德，必須排除其它學派的學術干擾。他說：“大凡同志既云愿學孔子，而又闖入別家門墻，俱是志雜……真志不定，信道不篤。是皆不足以言同志，而又何以學孔子哉!”[4]他要求講會的同仁非凡要學習前賢，先要識仁。

三、德不孤陋說

王棟公平之愛主要體現在他的德不孤陋的仁行要求上。德不孤陋就是要求人們不要獨善其身，而要做到與人同善。王棟的德不孤陋說主要包括下列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講親情而行孝道。王棟關于親情而行孝道的思想集中表現在他的詩歌之中。一是要感恩于父母。他把父母看著天地之高、五倫之綱，他認為，父母生我養我含辛茹苦，實不容易，做兒女的假如不孝，就似豺狼一般了。他說：“父天母地兮，五倫之綱；生我育我兮，其恩莫忘。饑寒癢痛兮，求切彷徨；推乾受濕兮，辛勞備嘗。兒失學兮，急義方；兒遠出兮，縈柔腸。嗚呼一歌兮，歌正長，為子不孝兮，孰若豺狼。”[8]二是要敬愛兄長。長幼有序這是基本的人倫法則。王棟認為愛兄敬長是人的良好品性的一種體現。假如顛倒了長幼次序就近乎顛狂了。王棟在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如：王棟38歲。由于其父“性剛直，一日與內不合即外居，先生廢寢食，泣拜三日，勸歸，使父母歡悅。”平時“每事幾諫，不聽則拜，務諭親于道乃止。”[5]再如，在江西南城擔任訓導時，王棟勸導胡氏兄弟二人不為爭祖產所累，苦口婆心反復開導。胡氏二人幡然醒悟，成為書院生員，后創業守道卓爾不群。嘉靖三十七年，王棟五十六歲，‘時署縣事，有胡姓兄弟告爭家財，先生諭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動以一本至情。胡感悟，兄弟泣拜，歸復共爨，終身永翕。嚴然蘇公下淚，殊有感諭之風焉。”[5]

第二，講鄰里而念鄉黨。從仁愛的角度看，王棟的德不孤陋還體現在與鄉鄰的關系上。王棟認為，鄉鄰之間，生來與共，應該和睦相處，不要因一點小事傷了和氣，更不能結仇爭斗、相互報復。他說：“生來同里共鄉鄰，不是交游是所親。禮尚往來躬自厚，情關休戚我先恩。莫因小忿傷和氣，遂結深仇起斗心。報復相戕還自累，始知和睦是安身。”[8]他還認為，人要有鄰里鄉黨之念，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忘記鄉里鄉親。一日一個為官者對他說：“我而今不但無宮室妻妾之念，連所識窮乏者得我之念俱沒了。”王棟笑著回答說：“所識窮乏者得我之念，雖不可有以與爾，鄰里鄉黨之念即不可無。孟子此語，只病其為此不緊要事而受無禮義之萬鐘。若萬鐘由禮義而得之，雖宮室妻妾且非害道，況周貧濟乏，豈圣賢之所非乎？”[3]同時王棟還指出，不忘鄉親，不只是表現在心理上，還應該在行動上有所表現。如就學習與講學而言，他認為“吾人為學，而若不屑與鄉里庸眾之人共為之，終是自小。”[3]所以，他在鄉里間建宗會，立鄉約，“周貧濟乏”[3]，使人人“各安生理”，各得其所。當然，一個人對待鄉親的情況，也不能只看表面現象，重要的是看本質。他舉例說：“世之斷鄉原者，皆執其眾，皆悅之以為罪案。此正合一鄉皆稱愿人，又合鄉人皆好之，未可也。故凡見有多為眾所悅者，便以鄉原之學斥之，似矣。然樂正子其為人也，可欲程明道‘暴慢者，致共恭；狡偽者，獻其誠。’非眾悅乎？《中庸》言‘莫不信，行莫不悅。近不厭，遠有望。及其至，而莫不尊親。’又非眾悅之至乎？故斷鄉原只當在閹然媚于世上，誅刺其心，不系于人之好惡。”[8]泰州學派在尊師傳統上衍生出友朋之愛，這不是血緣關系和有差等之愛的類比推衍，在“為師”的共同信仰基礎上，師友在求道的感召下建立起深厚情感，是無差等的愛，特重師友之愛體現了與朝廷美學相對立的平民美學的心理邏輯。王棟認為師友是世間至重至親的情感：“尊貴則榮，而保身、保家、保名節，斯與圣賢同其美矣。……然則師友豈不至重，豈不至親乎？諸君誠念及此，則不但待區區為然。凡處同志之有志向、有道義者，皆不得不以此愛愛之矣。凡遇四方之有志向、有道義者，亦皆不得不以此愛愛之矣。又須拳拳接引后進，同樂同歌，非但是與人為善之仁，自不容己，亦所以夾持己身，不得回頭轉念，須作緊要事努力為之。”[8]

第三，講“行道”而助別人。王棟認為，行道要不望人之私己。如他看到有穿朋友衣服的，就制止他，那人說：“朋友車裘共敝，何分爾我？”王棟說：“車裘當與朋友共敝，不可敝朋友之車裘。”[3]當然，行道也不是亂來，而是要按其規律辦事。他說：“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7]就統治者而言，王棟認為，行道主要是讓人民安養生息。

參考文獻：

[1]王艮.語錄[A].袁崇業.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2]孔子門生.學而篇[A].論語[C].北京：朝花出版社，2009.

[3]王棟.會語正集[A].袁崇業.明儒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3]王棟.會語續集[A].袁崇業.明儒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4]王棟.年譜記略[A].袁崇業.明儒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C].明刻清修本.

[5]朱熹.論語集注[M].四書章句集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

[6]王陽明.傳習錄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王棟.又鄉約六歌[A].袁崇業.明儒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二[C].明刻清修本.

[8]王棟.會語[A].袁崇業.明儒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王棟（1503—1581），號一庵，字隆吉，王艮的弟族，泰州姜堰人。明代聞名的思想家、教導家，泰州學派的核心人物。王棟雖然是封建叛逆者之一，對傳統封建理論進行過果斷的斗爭，但從總體上來說，他還是一個儒者，他的儒學思想既有積極創新的一面，也有對傳統儒家理論保持的一面，非凡是儒家的“仁”學思想他接受得比較多，并進一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