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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喬菁單位：西北工業大學人文與經法學院

影響勞動領域立法的因素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立法者憑空制定出來的，它必然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正如薩維尼所說，“任何時候，若能找出民眾心目中懷有一種確定無移、頗堪褒揚的傾向、此傾向或可經由立法善予保存與肯認，但卻決然不可能經由立法憑空制造出來”。一百四十多年前德國那場關于民法典的大論戰造就了一部世人矚目的精良法典，如今我們關于勞動法的爭論也未嘗不是好事。(一)影響勞動立法的法理要素盡管《勞動合同法》第一條明確提出了該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但就勞動法的宗旨而言是具有雙重性的，“即既是勞動者保護法又是勞動管理法。其中，作為勞動者保護法，主要體現公平;作為勞動管理法，主要追求效率”，兩者之間，保護勞動者是主旨，即勞動法應兼顧公平與效率，但偏重公平。由此引申，勞動法對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系的認定不應是相互對立的，而應該是相輔相成，互惠互利的?！皠趧臃▽趧诱叩谋Ｗo，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保證勞動力再生產和自由流動，而這正是勞動管理所追求的效率目標中應有的內容;勞動法對勞動管理的規范，有利于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建立并保持勞動關系運行的良好秩序，而這正是勞動者利益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其次，經濟發展、人類生存都離不開勞動，勞動關系是最基本、影響面最大的社會關系，對構建和諧社會、保障經濟繁榮意義重大。隨著勞動法的發展，各國紛紛將勞動權與人權掛鉤。我國的人權問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以維護勞動者生存權為出發點的勞動法地位十分重要。它不僅要解決占世界四分之一分口的生存問題，同時還要建立緩和直至最終解決勞資沖突的制度體系，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建立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二)影響勞動立法的現實要素除了勞動法的立法目的和價值外，一部法律的制定還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主要可以分為國際化的因素和本土化的因素。

勞動法的國際化

我國的立法已十分注重吸收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從已有的立法實踐上來看，大多是借鑒大陸法系國家中與中國國情較相近的國家之法律，以德國和日本最為常見，此次的《勞動合同法》也是如此。在世界經濟趨于一體化的今天，法律的國際化是必然趨勢，不僅因為在法學領域許多國家走在了我們前面，同時法律制度與國際接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政治文明的有力證明。立法國際化，需要注意的問題是所借鑒的立法經驗是否適應我國的國情。《勞動合同法》頒布前后的爭議就很好地體現了這個問題?！秳趧雍贤ā穬A向于形成類似于德國和日本的協調型、一體型勞資關系，建立勞資雙方協議為主，同時政府進行一定干預、規定最低標準的勞動合同制度，并突出了工會的監督、協調作用以及指導訂立集體合同的職能。無論是工會作用的提升還是集體合同的訂立，都被許多人認為在中國難以實現，這種懷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從工會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以及工會的地位和作用看，中國與德日兩國是截然不同的。德國自19世紀初便形成了反抗雇主剝削的工人組織，這些組織甚至是1848、1849年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此后工會作為為勞動者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的組織一直與雇主團體進行斗爭。1873年，印刷工人簽訂了德國第一個集體合同，對集體合同能帶來更穩固的勞動條件統一了認知。1949年的集體合同法給予了集體合同合法地位并延續至今。日本在19世紀后期受到歐洲工人運動的影響，勞動者掀起了激烈斗爭，工會由此誕生了。盡管在侵略戰爭時期，日本脫離了國際勞工組織，工會組織遭到破壞，但日本戰敗后實行了“民主化”政策，于1945年頒布了《工會法》，肯定了工會的合法地位。日本勞動者通過工會組織謀求維持與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經濟地位，并為此進行了長期的斗爭?？梢钥闯?，德國與日本的工會組織都是勞動者在謀求自身權益保護的斗爭中產生并不斷發展壯大的，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受到勞動者的擁護和信賴，也就擁有了與資方談判的籌碼。而中國的情況卻大相徑庭。長期以來，我國的勞動和雇傭關系極其簡單劃一，在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所有的勞動者都為同一個大雇主工作，區別只在于具體的“單位”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還是企業，工資調整步調一致，差不多是政策性的全國統一行動，企業承擔著職工生老病死等所有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和企業管理層同屬黨的領導，工會僅僅是文體活動的組織者、職工福利的關心者、企業管理的參與者。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在積極穩妥地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逐步實行了一系列勞動制度的改革。徹底改變了所有制結構和經濟成分，出現了國有、集體、私營、合資、外資等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經濟關系和勞動關系也隨之發生了急劇而深刻的變化，并不斷向復雜化、多元化方向發展。這一時期，除國有和集體之外的所有制形式中，工會設立率比較低，作用不明顯。加上勞動力資源豐富，企業在選擇勞動力時占有主動權，工會更加難以發揮作用。目前我國的工會難以擔負起類似于德日兩國工會的替勞動者爭取利益的重擔，也很難有足夠的力量代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訂立條件優厚的集體合同。法律的國際化在此出現了“水土不服”的情況。

勞動法的本土化

與法律的“國際化”相比，“本土化”是近期學界更為關注的方面，正如薩維尼所言，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這個民族的法也就趨于消逝。法學家固然有獨特的知識，但這僅是法的技術成分，而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是民族意識，即共同體的一個部分，它是法的政治成分。因此，“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眲趧臃ǖ牧⒎ㄍ瑯邮艿街T多“本土”因素的影響，能否在立法時恰當的考慮這些因素，是決定立法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1)政治因素。首先，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現階段的目標。法律作為統治階級意志的表達，是一國的執政黨達到自己政治目標的重要手段。在此意義上的立法，體現了一國某一時期的政治訴求。從建國到1994年，我國都沒有制定過統一的勞動法規，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一直實行計劃經濟，資產國有，不存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矛盾沖突。而1994年《勞動法》頒布的背景，是我國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進程。作為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調整勞動關系、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律，《勞動法》在協調勞動關系、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0多年來，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發生了巨大變革，勞動力市場機制得以建立，在全社會范圍內逐漸形成了競爭機制、風險機制和能進能出的機制，使勞動力資源的效率配置成為可能，勞動者的勞動權也日益受到重視。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勞動法》已無法適應現實的需要。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勞資矛盾已十分凸顯，“討薪難”等問題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這與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顯然不相符，因此，建立和諧勞動關系成為《勞動合同法》的目標之一。勞動關系是一個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和諧勞動關系是和諧社會的基礎。針對目前我國勞資力量相差懸殊的現狀，立法者提出了“扶助弱者，限制強者”以實現勞資關系平衡的觀點，這也是《勞動合同法》以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宗旨的理論基礎。其次，勞動權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中國的人權問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由于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制約，中國將人權定義為保證基本的生存權，因此勞動權的保障是人權保障的重要環節。1994年《勞動法》中的許多標準都大大低于國際標準，且可執行性不強，使得勞動者的勞動環境、工資報酬等都得不到保障。《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是對這些問題以立法的方式予以解決，將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落到實處，保障人民生存權就是保障人權。這是我國在保護人權問題上的一次進步。然而，一部滿足了政治要求的法律，一部以維護人權為出發點“良法”，為何引發了社會的廣泛爭議?這不得不談到影響立法的其他因素。(2)經濟因素。任何一項制度的建立都不可能不考慮經濟因素的影響，調整勞資關系的勞動法律制度尤其如此。如柯武剛在《制度經濟學》中描述的那樣，制度可以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指“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煙花過程而發展起來的”;而“外在制度”是指“因設計而產生的”，“被清洗地制定在法規和條例之中，并要由一個侏儒政府那樣的、高踞于社會之上的權威機構來正式執行”，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本應按公民利益行事的政治人往往會超越其權限，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規則和執行規則”，也就是前文所說的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設計制度。而這些被設計出來的制度，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可能不符合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尤其在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勞動法領域，對公平的傾斜很可能導致追求效率的人們的不滿。《勞動合同法》出臺后，恰逢全球性金融衰退，沿海地區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大量工人失業。有學者認為，造成這種企業與勞動者雙輸的局面，《勞動合同法》難辭其咎。且不說這些企業的倒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經濟危機導致的，其本身的生產模式缺乏生命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盈利模式很多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由于勞動力市場的供過于求，致使處于弱勢的勞動者處于無法自我保護的境地，勞動者的工資占國民分配的比例越來越小，被壓縮在一個僅能維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標準上，即使如此，還常常難以拿到工資。這樣失衡的勞資關系已經不僅僅是侵害了勞動者的利益，而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損害?！秳趧雍贤ā芬l的爭議，是社會公平正義與效率的博弈，前者的進步難免帶來后者的些許損失?！叭魏畏ㄖ谓ㄔO的規劃也不可能窮盡關于一個社會中法律活動的全部信息或知識，無法對社會中變動不拘的現象作出有效地反應”，更不可能同時兼顧各方利益?！秳趧雍贤ā啡绻旁趧趧恿Y源相對稀缺的2004年出臺，它的實施也許會順利得多，只要法律的宗旨和目的是好的，僅因為有所取舍而引起爭議，是應當允許的。當社會公平已經嚴重失衡，法律所做的些許傾斜是一種矯正，為此付出一定的經濟利益未為不可。（3）歷史因素。我國的勞動立法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后，此前清末民初關于勞動問題的立法都是反勞工的立法，同以保障勞動者權益為直接目的的現代勞動法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此后的勞動立法分為共產黨早期領導的勞動立法運動和國民黨政府的勞動立法，其中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勞動立法意義重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政權始終將保護勞動者利益、加強勞動立法工作與領導革命斗爭和生產聯系起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其中以1931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內容最為完善。但此時的勞動立法就存在勞動標準過高、難以執行的問題。由于當時的勞動立法擔負著團結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任務，因此設立較高的標準尚可以理解。建國后，勞動法制逐步建立，直到1994年《勞動法》的頒布，“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的思想深入人心，勞動法被認為是“勞動者的保護神”，而缺少了協調勞資關系的認識。勞動法一直都是國家公權力介入下的產物，而非勞資雙方博弈的結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并不存在勞資雙方的博弈，在博弈中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關系更是無從談起，“究其原因，那就是還沒有一種有力的、道義上的博弈力量代表勞方的利益”，“那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工會組織從現實角度看，保護勞動者的力度與行使的權力顯然是被邊緣化的”，因此公權力的介入在保護勞動者利益上是必要的。

小結

關于《勞動合同法》的爭論猶未停歇，要求修改法律的言論仍在涌現。從公平與效率之爭的角度上看，此次《勞動法合同法》的實施做出了具有傾向性的選擇。有所取舍，必然引起爭議。它對勞動關系領域的變革，是對尖銳突出的社會矛盾的一次回應，是對未來我國勞動立法方向的一個指引。由此出發，以勞動立法國際化與本土化應當考慮的因素對《勞動合同法》做一考量，可以看出它盡管飽受爭議，卻有著符合立法原理和趨勢的生命力。“國際化”與“本土化”這一對看似矛盾的概念，實際上有著相當的一致性。歷史的事實一再表明，人類社會既有保持區域及民族特色的要求，同時也有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及相互融合的需要。數千年來，整個人類社會正是在這種相對獨立性與交叉融合性共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立法領域的國際化與本土化，要求立法者既要接納和遵守越來越多的國際性標準，又要把這些標準與本國的傳統和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使這兩者形成互補。一部成功的立法，應當是先進的立法理念與成熟的立法技術兩者的結合。由此，方能使勞動立法達到預期的效果，成為規范勞動領域權責，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