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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國際化:困境與挑戰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世界在經濟、貿易和金融領域的聯系日益緊密，人民幣的國際需求越來越強烈，人民幣跨境使用取得重大進展。在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上，目前貨物貿易進出口的人民幣結算比重已達15%;在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結算上，截至2014年11月，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達1．67萬億元;在人民幣跨境金融投資結算上，截至2014年9月，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試點額度已達7400億元;在人民幣離岸市場和貨幣互換業務的發展上，人民幣清算行已在香港、臺灣、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等地初步設立，截至2014年10月，人民銀行先后與26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額度約2．9萬億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同時，人民幣已被部分地區的貨幣當局納入外匯儲備，并成為世界第七大儲備貨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雖然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不斷擴大，但由于我國在金融實力、外貿結構、信用評級體系和資本項目開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本質性問題，人民幣國際化仍面臨如下困境。

1.中國在全球的金融競爭力，不足以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路徑支持從美元和歐元等貨幣的國際化歷程來看，貨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具有高度相關性。雖然中國已成為經濟貿易大國，但缺乏深度和廣度兼備的金融市場，這既不利于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又不利于分散來自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中國本土金融市場長期過度依賴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有商業銀行，其壟斷行為造成資本運作和風險內控能力的低下，制約金融市場開放的步伐;股票市場運作效率不強，未能與國民經濟形成有效互動;債券市場發展緩慢，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國際債券的發展亦剛剛起步。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建設雖然成果頗豐，但仍困難重重:首先，人民幣離岸市場缺乏高效、安全的清算系統和跨境支付系統，制約了離岸市場的交易規模;其次，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法制體系尚未形成，其運行中可能面臨國際法律沖突、逃稅漏稅和資產非法轉移等問題，這將降低其對海外資金的吸引力，不利于國內與國際金融市場的協調配合;第三，離岸人民幣市場缺乏投資工具，難以進行人民幣資金的體外循環，其國際吸引力無法充分展現;第四，離岸資金運作會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定價機制日趨復雜，離岸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后，就會沖擊本土金融體系，對我國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形成新的挑戰。

2.經常項目順差背后的外貿結構缺陷就貨幣國際化的理論路徑而言，通過對外貿活動進行本幣計價結算是推進本幣國際化的重要途徑。但我國在推進人民幣外貿結算的過程中仍面臨眾多困難，美元等國際貨幣在我國外貿結算中仍占據主導地位。我國目前正處于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攻堅期，長期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對外貿易大而不強等結構缺陷在短期內難以解決。首先，在出口貿易構成上，加工貿易長期占據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但無論進料還是來料加工，其附加值在整個貿易過程中占比都很低。國際分工中，由于國內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處于劣勢，只能被迫采用美元、英鎊等進行定價結算，使人民幣在對外貿易中的使用空間大幅壓縮;其次，在進口貿易構成上，國際大宗商品占比近40%，由于大宗商品普遍以美元計價結算，人民幣在進口環節的使用空間再次受限，輸出路徑受阻;最后，我國外貿企業多數長期由境外母公司注資，而境外企業對匯兌風險較為敏感，通常避免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因此，運用貿易定價的方式將人民幣推向世界舉步維艱。從國民經濟的微觀角度分析，以上缺陷都與境內企業的生產方式落后和國際競爭力低下密切相關，這會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潛力形成制約。

3.信用評級體系的缺陷，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危機引發了對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質疑，也為中國信用評級體系的建設提供了機遇。隨著中國經濟與信用規模的高速增長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未來必將凸顯中國信用在全球信用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人民幣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因缺乏有效的信用評級機制和評級機構，投資者利益和金融市場的規范運行難以得到有效維護。近年來，穆迪、標普、惠譽等西方評級機構利用中國信用評級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毫無障礙情況下，已經掌控我國評級市場，嚴重威脅中國的金融主權和經濟安全。自2006年起，美國運用股權或技術合作對中國評級體系全面滲透，目前已收購中國信用評級行業中3家最大的龍頭企業，控制了中國2/3以上的信用評級份額。美國對中國評級市場的控制，歪曲了我國的金融主權和企業的實際償債能力，增加了資金成本，影響著金融資產的定價權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權;其次，美國利用信用評級搜集我國重要行業的戰略信息，侵蝕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削弱人民幣國際化的后備動力

4.資本項目以及匯率、利率形成機制改革面臨眾多矛盾經濟學界尚未從理論和實證角度證明，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利大于弊。國內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應全面加快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步伐，但這種觀點有待商榷。羅納德•麥金農等(2014)認為，若讓人民幣浮動，放松資本管制并追隨發達國家進入零利率陷阱，那將得不償失。不發達的商品和資本市場的貨幣吸收能力較低，中國將受到快速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的沖擊……中國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完全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是做不到的。長期以來，中國面臨嚴重的三難困境。但我國逆轉三難困境，依賴的是貨幣沖銷，即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發行央票并調整法定存準金率，回收因國際收支順差而投放的流動性，潛在通脹壓力得以控制。長期沖銷對國內利率形成上漲壓力，為維持被低估的實際利率，中國陷入美元陷阱，其不合理性日益凸顯;沖銷造成的資源錯配，導致中小型企業信貸資金緊張，它們被迫轉向影子銀行融資，累積了大量債務風險;強售央票和提高存準金率等沖銷手段，使商業銀行的利潤受到壓縮，從而刺激商業銀行過度涉足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加劇金融市場的風險。

5.全球貨幣體系改革進程緩慢，霸權主義國家有意識地遏制人民幣崛起人民幣短期內未必能撼動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勢必會擠占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份額，使其重要性下降。目前，美國經濟逐步復蘇，QE3如期結束，美元升息勢頭高漲;歐元區經濟疲軟，通縮風險激增，歐版量化寬松呼之欲出;日本經濟延續復蘇勢頭，為實現其就業和通脹目標，將維持量化和質化寬松。隨著中國金融體系的逐步開放，各大經濟霸主之間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外部沖擊，勢必會加劇人民幣匯率波動。就大國政治角度而言，經濟問題背后都是政治問題。縱觀世界貨幣史，只有英鎊和美元徹底實現了國際化，其背后遍布政治軍事力量的支撐。人民幣國際化是一項復雜工程，不僅需要國內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更需構筑全球的政治經濟力量體系來接受世界市場的血腥洗禮。我國正處于經常項目跨境流動、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和離岸市場搭建的三重敏感期，人民幣今后還會進軍全球儲備貨幣和大宗商品交易體系，這對美國等世界強國而言，意味著分割其在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國重返亞太和南海領土爭端，也可能對人民幣國際化造成威脅。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既要尊重市場的邏輯，更需在國際戰略角度針對外在不利因素拿出應對之策。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宏觀選擇

1.培育中國經濟核心競爭力，打牢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各大強勢貨幣走向世界的幕后都有著國力深厚的經濟體系作支撐，人民幣的金融血液若要成功匯入國際貨幣的洪流，則必須擁有高效、開放且結構合理的實體經濟作后盾，尤其要不斷提高外貿和戰略投資在全球經濟戰場中的地位。首先，應進一步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為實體經濟注入內生動力。我國經濟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跨越已成定勢，今后必須在對經濟增速放緩容忍的同時，加強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大力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從而改善我國的外貿結構，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跨越。其次，要推動實體經濟國際化，提升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打牢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隨著經濟增速穩中放緩，產能過剩加劇，國內投資低迷，我國更應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國內過剩產能的轉移配置，建立以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服務于本土經濟的海外強大橋頭堡一旦建成，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必然隨之提升，這將為人民幣國際化開辟廣闊的天地。

2.提高中國在全球的金融競爭力，構筑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基石在本土金融體系的建設上，要逐步改變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為其注入更多社會資本。在運作穩健的前提下，不斷拓寬國有銀行經營范圍，提高其運作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同時，要鼓勵金融創新，規范中小銀行的發展，為中小企業提供多元融資渠道，培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在直接融資領域，應加強金融監管，并推動金融產品研發，建立多元化的投資市場，提高股市運作效率，使股票市場、銀行借貸市場和實體經濟形成有效互動，使國內金融體系成為實體經濟的堅強后盾。在離岸市場的建設上，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應合理借鑒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建立全球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提高離岸市場的廣度與深度，擴大其國際影響力;逐步完善離岸市場的法制體系，建立針對離岸市場的監管機構和監管制度，并與相關國建立互信機制，化解監管沖突;加強對跨國洗錢和金融犯罪的法律規制，遏制境內資金向海外非法轉移，并完善國際稅收合作機制，打擊逃稅避稅，維護我國的稅收秩序;加快金融工具創新，促進人民幣資金在離岸市場的體外循環，并搭建離岸資金的回流渠道，逐步擺脫其投資渠道匱乏、回流機制不暢的困境，提高人民幣投資工具在全球的競爭力。

3.完善國家信用評級體系，維護金融安全，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有序推進，政府應完善我國信用評級體系，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從而給中國金融邊疆和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穩健的信譽屏障。在短期內，相關部門應采取措施，整頓被西方評級機構所控制的信用評級市場，明確規定外資評級機構在我國評級市場的業務范圍，逐步限制外資機構在中國信用評級機構中的持股比例。在長期中，我國應加強本土信用評級機構的建設，完善國內信用評級法規，并積極借鑒國際經驗，培養信用評級的高端專業人才，為金融風險的控制提供制度基礎和人才支持，從而逐步建立完備、統一的國家信用風險管理體制，提高金融風險管理和控制的效率，逐步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話語權。

4.有序推進資本項目以及匯率、利率形成機制改革由于我國當前面臨經濟增速下降、全球金融動蕩和國際金融形勢日趨嚴峻的挑戰，結構矛盾突出，在資本項目改革中，套利機會普遍存在。匯率市場化完成之前，跨國套利的短期資本流動，會給宏觀經濟帶來嚴峻挑戰。資本項目完全開放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最敏感、風險最大的改革，一旦完全解除資本管制，中國金融體系就完全暴露在國際投機資本的強大炮火之下。因此，應結合經濟改革的進展，利用上海自貿區測試自由化改革的效果，確保負面影響可控后，再在全國推動資本項目有序開放，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路徑支持。在利率和匯率改革中，長期沖銷和利率管制使資金供需失衡，影子銀行的存在使管制利率和市場利率共存。如果貿然實行利率市場化，管制利率會迅速向市場利率靠攏。當前我國經濟處于減速期，完全放開利率將使以官方利率為參考的企業和中小銀行不堪重負。因此，短期內不應完全解除利率管制，而應化解企業預算約束并加強存款保險制度建設，使利率市場化穩步實現。隨著利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逐步開放，三難困境將日益嚴峻。長期沖銷的代價巨大，近期應在維持資本項目管制下，有序推進匯率市場化。當外匯市場達到動態均衡后，人民幣真實匯率將緩慢上升，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最終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5.深化區域金融合作，建立可靠的貨幣盟友，瓦解霸權主義的金融干涉首先，應積極建設人民幣貨幣區，推進人民幣資本輸出和石油定價，逐步擺脫美元本位，使人民幣成為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的錨貨幣。今后以人民幣資本輸出為重點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應有序展開，在地緣分布上，可采取西進、南出、聯非三向并舉的戰略。向西的俄羅斯、中亞、西亞和中東等地區是地緣與資源戰略的交匯點，同時中亞和西亞原屬盧布區，而俄羅斯與中國在構建多元貨幣體系上具有共識，這為人民幣西進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經濟機遇。向南的東盟各國既有巨大的基建需求，又與我國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在非洲，應堅持以基建換資源的策略，鼓勵國內企業輸出過剩產能，推動中非貿易投資以人民幣計價結算。同時，我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石油凈進口國，石油進口主要來自于俄羅斯、中東及非洲等地。近期油價大跌，我國應緊抓機遇，在資本輸出的同時，積極與石油出口國展開戰略對話，爭取人民幣石油定價權，從而開辟人民幣輸出的新渠道。其次，我國金融制度與亞洲各國及歐美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人民幣作為資本，在跨越國界過程中，必然面臨文化和制度的障礙。因此，要加強與經貿伙伴的金融合作并推動國際政治文化交流，提高我國政治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從而建立可靠的貨幣盟友。逐步開創政策溝通、貨幣流通和貿易暢通的局面，為人民幣走向世界奠定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

作者：谷亞光谷牧青單位：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