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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法第四十七條遭遇的尷尬

宋立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一條：“為了正確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當經過監獄檢查。監獄發現有礙罪犯改造內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寫給監獄的上級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信件，不受檢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從法條的對比可以看出，監獄機關對罪犯通信進行檢查的規定明顯違背憲法精神，與“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原則相抵觸，是對憲法最高權威的挑戰。

首先，主體不合憲。監獄機關或者監獄警察顯然不屬于憲法中規定的“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是憲法第四十條中的“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這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即監獄機關原來隸屬于公安部，但是隸屬關系一變，就自然缺乏了憲法依據。

其次，理由不合憲。因為監獄在檢查罪犯信件時并非總是“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更多的是為監管安全的需要。而后者當然屬于憲法第四十條中的“任何理由”的范疇。

再次，程序不合憲。監獄法并未對信件檢查規定必要的程序，在實踐中操作起來隨意性較大。

最后，對象不合憲。罪犯盡管觸犯了刑法，但是其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享有憲法賦予公民的所有權利，不應予以剝奪。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有兩個。一是修改監獄法，將這一條取消；二是修改憲法，將檢查信件的主體擴大為監獄機關，并增加相應的理由和條件等。對于前者不可取，因為從世界范圍看，監獄機關都有對罪犯某些非特殊信件進行檢查的權力，這無疑有利于監管和教育罪犯。對于后者，即可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憲，或經其常務委員會進行憲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