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醫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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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醫生論文范文第1篇
隨著近現代自然科學的進步，現代醫學成為全球性醫學體系，并使其源起的西方醫學具備了全球性意義。相比之下，傳統中國醫學面臨了近百年的挺廢之爭，說明醫學體系不僅僅以生物醫學的普適性規律作為其核心，更以其人文性而有了實實在在的靈性與價值和根植的生命力。故而醫學需要在科學性和人文性的雙重定義中進行綜合考量，并通過醫學的地方文化性視角重新審視現代醫學的地方性意義。因此農村全科醫生培養即要面臨此種新視角下的文化挑戰而成為醫學教育個新的內容之一。
一、醫學文化與醫學服務
醫學人類學的觀點認為，不同地方的醫療體系有不同的獨特文化現象―某個社會的成員們共享的思考，判斷和行為模式，因為引起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環境因素或病菌，病人的生理狀況或他人惡意加害的行為，然而，起界定作用的卻不是病人的身體狀況，行為或有害的環境突發事件―這種種可能引起疾病的原因―而是病人自身的主觀感受和判斷價值。因此克萊曼認為：如果要使人們得到恰當的醫學治療，理解病人對疾病與治療所持的觀念就十分必要。而這種文化的特征，就是地方性疾病解釋，需要把病患的主觀感受做為醫生服務不可或缺的部分來對待，而這就是醫學的人文性，即醫學以文化的方式對人給予尊重對人身體，精神，心理給予尊重和關照，因此西方希波克拉底強調“醫生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上的”，而中國唐代藥王孫思邈則強調“大醫精誠”。由于病患自身的主觀感受和價值判斷將直接影響世紀的醫學實踐和效果，而主觀感受和價值判斷在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主觀意識上的文化差異性，因此醫學實踐將決定不同文化中醫學體系將回答應該是什么？應該如何做？既體現醫學的人文性，所以醫學服務因醫學的文化性而必須要在地方性語境中體現價值，即通過醫學服務的地方性而達人文化的醫學服務。
二、農村全科醫生培養與醫學人文
農村是固定居住區成員形成的社會網絡，不同區域間的文化，生活方式也因此區別開來。農村微環境，形成了一個微小的文化系統，其成員對疾病的解釋和觀念，防治的經驗和技術等所形成的系數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因此社區服務需要以人文的視角展開，著手于不同的文化團體對農村傳統文化造成沖擊引發醫患沖突。農村全科醫生即為立足于社區，服務于社區的醫務人員，農村全科醫生需要掌握跨文化服務的能力和極強的文化適應能力和研究能力，以應對不同的身心問題的求助，將醫學科學技術及其醫學文化融入社區，即自身需要濡化在社區的文化中，并促進社區對現代醫學文化與傳統觀念或社區文化的融合，及促進現代醫學觀念和文化在社區的涵化，即所謂的將現代醫學文化的全球性意義，發展根植為地方性意義，如此才能促進現代醫學的先進技術和理念帶入社區，是農村全科醫生扎根社區，服務社區，進而“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農村全科醫生的醫療活動將面臨文化適應的挑戰，同時社區成員也會對農村全科醫生所持有的醫學技術和觀念產生不適應和抵觸，及產生文化沖突，導致醫療活動失敗或者醫療活動減效，進而可能增加糾紛和不信任。農村全科醫生在文化和觀念上將處于被包圍的境地，進而在沖突中成為弱勢，使其醫療活動的管理和運轉變得極其不穩定。所以醫患雙方在社區的交互，需要農村全科醫生在醫學人文領域有較強的處置能力和適應能力，以利于工作開展。
三、如何開展農村全科醫生的人文教育
針對農村社區機構面臨的困境和農村全科醫生工作開展的現狀，筆者認為，只能通過農村全科醫生的培養和提升才能解決此類問題，即農村全科醫生培養必須注重醫學人文教育。而這種人文教育并不是現成的教條和規范的灌輸，也不是在教師課堂或者實習醫院病房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在社會現實文化背景的了解和體驗的基礎上，進行深刻的體驗式把握，將人文醫學教育的場景和文化背景作為農村全科醫生除醫學技能和理論學習之外的重要部分進行設置并付諸實踐。筆者認為課通過以下幾點來把握：一，去除醫學唯技術主義的偏執，以醫學的技術性和文化性雙重定義樹立人才培養的理念。二，在農村全科醫生的培養目標中將人文沭陽作為培養目標的重要一環，在人才規格的頂層設計上確立其地位和重要性。三，將社區文化的融入能力，現場觀察能力，現場處置等能力的規訓作為農村全科醫生培養的實踐內容之一，開設醫學社會學課程，掌握基本的醫學社會學研究和洞察能力，促進農村全科醫生醫學活動和醫學文化傳播的技巧和能力。四，將傳統文化習俗，傳統醫學價值觀，傳統生活方式的了解作為選修課開設，增加其文化適應和能力和融入能力。五，制定教育規訓方案和模式，必須以教育理論為指導，以體驗式過程為主要方式，展開醫學人文教育，增加社區見習和社區文化相關的學習環節。六，制定相關的非筆試性考核方式，以強化和引導人才培養機制的走向和深度。總之需要在以現場為主的教育環境中，完成對農村全科醫生醫學人才素質的提升，才能真正促進農村全科醫生走進社區，服務社區，扎根社區，解決社區醫療服務人才匱乏，社區醫療服務難以發展的窘境。
總之，眾多教育理論和醫學實踐活動研究中，醫學人類學在基層醫生人文素質培養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當前現代醫學突飛猛進的當下，需要增強人文醫學素養以便深入社區，扎根基層服務農村居民，解決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一些問題。希望此論證對基層醫生的培養有些許啟發。
參考文獻：
[1]張亞斌，石凱，黃義玲，謝莎麗.醫學院校醫學人文教育的意義及對策探討[J].社科縱橫（新理論版），2010（01）.
農村醫生論文范文第2篇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資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絕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歸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歸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歸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與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與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初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合理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與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與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認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量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歸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動和轉移，這與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二、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新定義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人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強調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合理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簡要說明。
首先，我們認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與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問題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問題，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與“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問題和爭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測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合理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強調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而這些前提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與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前提（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育率與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
農村醫生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字：農村基礎教育學生流失解決
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村問題是全國實現小康的關鍵，農村教育發展狀況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解決息息相關；如今，農村教育狀況雖然已經得到顯著改善，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本文重點探討生源流失問題。
一、學生流失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1、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農村經濟整體水平低下，農民收入不高，支付子女上學的費用可謂一大開支，經調查表明，經濟原因是導致學生失學的第一因素。2、家庭環境的影響。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學生賴以生存和依附的經濟實體，是與社會發生交換、收入、支出關系的最基本的經濟單位，家庭在學生是否接受教育方面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支付教育費用的能力及這種能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家庭成員（主要是家長）的教育價值觀對兒童是否受教育和受多大程度教育的支配和決定作用。3、打工潮流的干擾。由于國家允許并鼓勵個體勞動的存在和發展，特別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對打工人員需求增多，再加上讀書回報周期過長的影響及教育自身原因，使得大批初中甚至小學生紛紛擁入打工仔行列。4、人口壓力。一般農村家庭平均有2.3個孩子，家庭規模大，子女多，要同時供養幾個學齡兒童，往往造成家庭經濟負擔過重，一般家庭難以承受，從而影響子女的入學。
(二)教育自身的弊端。1、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辦學條件差。雖然國家已經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農村學校的基礎設施已有了質的飛躍，但相對于城鎮及發達地區，仍然普遍偏低，辦學條件在不同地區的農村也不平衡。2、教師隊伍不穩定，整體素質偏低。教育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要有一支待遇較優，素質較高的教師隊伍.由于我國農村基礎教育長期投入不足，因此伴隨著辦學條件差的另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教師待遇偏低、隊伍不穩；教師工資雖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有些貧困縣市卻經常出現拖欠教師工資的現象。民辦教師是我國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待遇總體不高。因此，教師隊伍流失嚴重。3、應試教育的種種弊端。片面追求升學率作為一種辦學傾向已偏離了我國基礎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教育這一正確軌道。雖然“減負”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進步，但現實中中小學生的作業量仍有待減輕。4、單一的課程體系。由于課程多以升學為主要目標，因此課程缺乏多樣性、靈活性和實用性，由此造成一旦升學無路，即使在本地致富亦無術。
失學問題不僅造成了本來就十分有限的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還嚴重影響了我國教育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和阻滯了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因而我們必須采取有力措施盡快解決。
二、學生流失問題的對策
（一）科教興國戰略的堅持。人類社會進入“地球村”時代后，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各種競爭變成了面對面的軍事競爭、經濟競爭、科技競爭、教育競爭……各類競爭的實質是綜合國力的競爭，從根本上說，就是教育的競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世界科學報告》指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是“知識差距”。強大的科技實力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而強大的經濟實力是以深厚的教育積累為基礎的。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提高農村基礎教育的整體水平是實現科教興國的重中之重。實踐證明教育積累是以教育投入為基礎的，投入越多，回報就越豐厚；反之則越少。
（二）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力度，改善辦學條件。我國普及農村基礎教育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教育經費的分配結構不盡合理。近幾年來國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三）重點關注農村欠發達地區和弱勢人群。教育發展具有不平衡性，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就地區而言，西部比東部、中部嚴重；就城鄉而言，農村比城鎮嚴重；所以要實行傾斜政策，向不發達的農村傾斜，同時向弱勢人群傾斜，向女童傾斜。因為農村還存在重男輕女的傾向，所以宣傳、貫徹義務教育法，破除舊的傳統習俗；優化社會環境，綜合治理；家長培訓，雙向交流，優化家庭環境；實行傾斜政策，為適齡學童提供經濟補助確是一些有益的做法。
（四）提高認識，依法治教。1、提高全體農村公民對義務教育的認識。義務教育是國家用法律形式規定對一定年齡兒童實施的某種程度的學校教育。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和靈活性，由于義務教育不同于以往的教育，其義務性和強迫性是以往的教育所沒有的，因此在農村要加強人們對其認識和理解的宣傳教育。2、依法治教。義務教育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強迫教育。事實說明，僅僅依靠說服教育是難以保證義務教育的實施的。因此，在義務教育過程中，必須善于運用法律的手段來保障義務教育的實施。我國自1986年頒布了《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并且各地區也頒布了相應的實施細則。應該說，從立法角度看，我們的義務教育立法體系還是比較完整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屢屢出現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因此，強化法制觀念，加強執法，嚴格杜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是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
農村醫生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英語教學 農村生源 跨文化意識
1．引言
據《廣州日報)2009年1月2313報道：“目前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占30％以上。”根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2月28日的統計數據，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55．1％，而農村學生考上大學的卻只占大學生總數的l7．7％。這是一個多么觸目驚心的數字。農村生源的英語水平普遍偏低，他們之所以能夠考上大學，是因為他們的數學、語文和其他學科成績相對較高，而外語分數則較低。
雖然高校近年來一直在擴招，但是這份報道表明農村學生在大學生中的比例卻明顯下降，與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一半。部分原因是家庭教育觀念的差異與家庭環境的不同，使得一部分學生過早輟學，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絕大多數農村學生較差的英語成績使得他們與大學失之交臂。
與上述情況相反，筆者所在的職業院校，農村生源人數則占絕大多數，幾乎高達90％。但共同的問題是英語學習的問題。這些學生的英語學習特點突出、問題突出，如何能夠教好、學好英語對于英語教師和學生都是一個挑戰．．
筆者在此針對農村生源的特點和顯露的問題談談在英語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2．農村生源學生英語學習、跨文化交際能力現狀分析
2．1職業院校農村生源英語學習現狀
首先，絕大部分學生英語基礎薄弱。不能進行基本的英語會話。在學期初的自我介紹中，部分學生使用的英語句子僅僅限于“Mynameis…”．“I’m from…”．“Thereaie3peopleinmyfamily”，“Ilike…”等幾個基本的句子。將近一半的學生沒有練習過英語聽力，只是聽以前的英語教師講過英語。有些對英語學習感興趣的學生則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方法，缺乏自信心，表現得焦慮、學習勁頭不大
其次，由于家庭環境和教育條件，加之英語基礎薄弱．相當一部分學生對英語學習完全失去了興趣，甚至拒絕英語。有些學生說：“我是中國人，干嘛要學英語?”“中國有好幾十種語言，為什么要學英語?”抱有這種想法的學生首先已經在心理上和態度上排斥英語學習。
再次，缺乏英語學習的環境和跨文化交際實踐。95％以上的學生從未參加過任何英語培訓班，從未接觸過外國人．也沒有讀過任何外國文學作品。雖然看過一些外國電影。但也都是通過閱讀中文字幕完成觀看或觀看有漢語配音的譯制片。
最后，中文基礎知識不足、城鄉差別顯著。這些學生的中文寫作中經常出現錯別字；遇有需要發表見解的問題時．通常的回答就是簡單的“好”或“不好”，卻不能有條理地列出論據：有些來自北京的農村生源甚至從未進過城市、從未到過動物園、從未放過風箏，更不能說出5處以上的首都名勝古跡。
2．2學生英語學習現狀及主要問題的原因分析
受地域影響，農村生源缺乏英語學習的環境，家長缺乏相關知識，難以幫助學生作出合理規劃；接觸英語之初沒有較好的英語師資。據問卷調查顯示，將近30％的學生的第一位英語教師兼教英語、地理、歷史等多種科目。另外，農村學校教學設備落后，教學手段和方法也落后于城市學校。大部分農村英語教師照搬教材．忽略了培養學生英語聽說能力．剝奪了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進入城市的學校后，帶有地方口音的英語發音大大挫傷了農村學生講英語的信心，使得他們更加羞于張口。
進入城市的學校后，一些非智力因素制約了這些學生外語學習的成效。缺乏學習英語的動機和熱情，影響了語言的輸入，因此該部分學生學習勁頭不大，缺乏學習興趣，課堂表現被動；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害怕考試，恐懼同學或老師的否定評價，因此在英語學習過程中表現焦慮、性格內向、膽小、羞于張口，信心不足。這些情感因素也是影響農村學生英語學習的重要原因。
目前，職業院校的英語教學方法依然是語法翻譯法，注重知識的講解，輕視了文化的導入和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忽視了語言作為文化載體的重要作用。同時，課程設置難以突出英語教學中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文化的輸入：不斷減少基礎課的課時，英語的課時太少；缺乏對生源特點的認識，過于強調課程進度；忽視學生英語基礎薄弱，過快進入專業英語的學習。這些都影響了學習者真正學好英語
2-3跨文化交際實踐中產生的不適應性及障礙
教育學家夸美紐斯認為：“在感覺中沒有過的東西．在理智中也不會有。”由于長期以來在英語教學中缺乏文化的輸入。農村生源學生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極易發生交際障礙，導致交際失敗。
在稱呼上：筆者接觸的數百名農村生源無一例外的稱呼老師為TeacherZhang，TeaeherLi。這表明在學習teacher這個詞的時候，教師只講解了該詞的意思“老師”，而忽視了該詞的文化意義，更忽略了中西方在稱呼方面的差別。
在打招呼、致謝方面：學生可以完成背誦的對話，但是一旦超出背誦的范圍．便可能出錯。一段真實的對話如下：
A(foreigner)：Thankyou!
B(Chinesestudent)：Nothing．
這樣的回答肯定不是成功的交際。
在時間觀念方面：中國學生曾發問：“他們也有遲到的時候啊?我們總是提前呢。”他們不知道西方的觀念中，在約定時間之前到達被認為不禮貌，而遲到一會兒卻是可以的。
互送禮物方面：中國學生往往覺得對方送的禮物太輕了隨著各個院校對外交流合作的加強，學生真正接觸外國人的機會增加了，在真正的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問題表現在如下方面。
缺乏自信心的學生害怕接觸外國人，不敢開口講話，但又抱著好奇心圍觀；膽大的學生或者連珠炮似地發問一系列類似警察審問的問題。這兩種表現都使得外國人不舒服，而且這也是失敗的交際。
有些學生被選拔參與交流，親身體會異國文化他們則表現出文化休克、模式固見，以中國文化特點衡量其他文化等問題。
以上種種跨文化交際的不適應性．通過英語教學是可以適當引導的。
3．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途徑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對外交往不斷加深，具備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人才需求也不斷加大。這對英語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2004年教育部出臺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第一次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作為教學內容列入了大綱。因此，英語教師應該明確，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英語教學的最終目標。
跨文化交際能力需要經過長期的生活體驗和實踐才能獲得，因此，英語教師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文化背景知識，在教授文化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學生有了跨文化意識，才能具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針對農村生源學生的特點。教師在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的時候應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教師應以培養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為出發點和基礎。缺少英語學習的興趣，勢必影響語言和文化的輸入．跨文化意識的培養也就無從談起。這就要求教師改變語法翻譯教學方法，將學生從學習英語就是記單詞、背語法的誤區中帶到輕松愉快的學習環境中。
其次，教師應關注學生的情感和心理狀態．創造和諧的學習氛圍，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情感傾向，積極探討誘發和調節學生情緒的策略，使學生形成樂學、好學的最佳情緒狀態。
再次，教師應強調本國文化的作用，這是培養跨文化意識的基礎。本國文化與英語國家的文化存在著差異和重合的現象，培養跨文化意識不等于鼓勵遺忘本國原有的思維模式，而是提醒學生將這兩種模式所代表的文化內容進行對比，從而加深并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為他們今后能夠在兩種文化思維模式問相互切換，為滿際的需求打下基礎。
再其次，教師應明確跨文化意識培養目標。Hanvey認為跨文化意識有四個層次。一般講，學生在校期間只能達到第三個層次：①只是注意到一些表面的文化特征；②對于對方文化與自己文化有著顯著差異的某些有意義的文化特征有所察覺，這時文化沖突往往發生；③對于與自己文化有著顯著差異的異文化特征在理論上或是理性上能夠理解。而第四個層次即可以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真正理解對方所作所為則是最難達到也是學校教育難以企及的針對農村生源的特點，筆者認為達到第三個層次仍然需要較長時間。
最后，跨文化意識培養最有效的途徑是教師結合日常英語教學，通過文化的對比，使學生不斷吸取各種文化信息，從而具備跨文化意識。日常教學可以從多個層次進行．如詞匯、對話、語法等方面。例如在詞匯教學中，注重對英語詞匯文化含義的介紹。如之前提到的teacher-詞，在英語中不可以作為稱呼語，也不是尊稱，它是指代一種職業。在英語國家，中、小學生稱呼教師一般是在姓之前冠以Mr．或Miss。在英語中沒有一個意義和用法上與漢語的“老師”完全相同的對應詞。再比如，漢語中的“龍”代表吉祥、成功等含義。而英語中的龍(dragon)卻代表一種兇狠的怪獸，兩者在內涵和情感色彩上截然不同。在英語教學中，教師應將詞匯的講解和文化知識的介紹結合起來。幫助學生較好的理解和掌握詞匯的文化意義。
除了上述途徑之外，針對職業院校和學生特點，教師還可以開展課外活動，開設第二課堂。學校可開設西方文化類課程；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設備播放電影、視頻等；鼓勵學生廣泛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多渠道獲取跨文化交際知識：邀請外教或外國人到課堂或創造學生接觸外國人的機會，等等。在實踐中增強跨文化交際意識。
農村醫生論文范文第5篇
《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的衛生技術人員一共620.3萬人，其中，各級醫院占了370.6萬人，社區衛生站和鄉鎮衛生院合計卻不足200萬人。農村醫生缺口53萬，但每年卻有50萬醫學院畢業生轉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全國醫院數量共約2萬家，而社區和鄉鎮衛生院（站）加起來，超過了7萬個。《公報》還顯示，2011年年底，鄉村醫生和衛生員一共112.6萬人，卻要服務66萬多個村衛生室。
更嚴峻的是，農村全科醫生匱乏。全科醫生是指能以門診形式處理常見病、多發病及一般急癥的“多面手”，對鄉村患者尤其重要。按照理想比例，中國至少應配備60萬名全科醫生，但據媒體公開報道，我國目前只有7.8萬名，且素質不容樂觀。
一方面是學醫的人多了，另一方面基層衛生機構卻是人才難留，醫科大學生在城市就業持續“過剩”，為了留在城市，一些醫科生被迫轉行。
其實，大量基層醫生流失和醫學畢業生不愿到基層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一是待遇太低，收入不及大醫院的1/3。很多社區醫院醫務人員收入還沒有當地街道辦或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收入高。正因如此，有的農村基層衛生工作者不得不半耕半醫，有的城市基層衛生工作者要么離開基層，要么放棄醫護職業。二是技術水平很難提高。基層病人少，多是常見病，自己的水平很難提高，要發論文、評職稱都很難。三是中醫處境艱難。現在很多人習慣“有病看西醫，調理看老中醫私人門診”，衛生院的中醫科沒有生意。
讓醫生扎根基層
根據《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我國將制定和實施人才隊伍建設規劃，重點加強公共衛生、農村衛生、城市社區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和護理人員培養培訓。《國家“十二五”期間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指出，到2015年，要培養15萬名全科醫生，定向免費培養已成為“利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