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社會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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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社會學論文范文第1篇
1.以農村社會學視角看“三化同步”問題
2.超越直覺經驗:農村社會學理論創新之路
3.再論農村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
4.中國社會學的學術成長與農村社會學的發展
5.半工半耕:一個農村社會學的中層概念——與兼業概念相比較
6.一本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農村社會學著作
7.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現狀與前景展望——“第七屆農村社會學論壇”觀點綜述
8.我國農村社會變遷與農村社會學研究述評
9.農村社會學與農村
10.基于新農村建設的農村社會學課程教學改革探析
11.提高農村社會學授課質量的對策研究
12.農村社會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探索
13.中國農村社會學十年:課題與觀點
14.發展與滯后的并存:中國農村建設60年——一種農村社會學的視角
15.楊開道先生與他的農村社會學工作
16.農村、鄉村概念比較的社會學意義
17.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新篇章——讀《中國農村社會學》
18.學生編演教學案例小品的課堂教學模式探究——以《農村社會學》課程為例
19.農村社會學在中國1989——1992年
20.農村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體系
21.農村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
22.關于農村社會學教學體系的探索
23.多媒體課件的實效性研究——以《農村社會學》課程為例
24.芻議鄉鎮研究與農村社會學范式的擴展與創新
25.城鄉統籌背景下《農村社會學》課程改革探析
26.“農村社會學”教學模式改革方向淺析
27.《農村社會學》課程教學改革初探
28.論農村社會學的現實功能
29.鄉村調查與鄭杭生農村社會學思想研究——基于理論自覺的視角
30.日本農村社會學概述
31.新穎別致,透視"三農"——評劉豪興主編的《農村社會學》
32.論農村社會學的學科性質
33.參與式教學在《農村社會學》課程中的實踐及其效果
35.農村社會學與農民
36.農村社會學及其發展
37.農業社會學:一門新的農村社會學
38.第七屆農村社會學論壇在我校舉行
39.交互式教學在農村社會學課程中的應用及效果評價
40.印度的農村社會學
41.蘇聯農村社會學的研究情況
42.四川“農村社會學”理論討論會綜述
43.關于農村社會學的幾個問題
44.政治社會學理論范式下的農村教育分析
45.“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中國隱性農業革命”的社會學命題
46.農村社會學與農業發展
47.“農村社會學”理論討論會綜述
48.華中農業大學農村社會學專業
49.歷史與文化視域下的中國鄉村社會研究——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社會學研究方法啟示
50.國外農經和農村社會學主要檢索刊物簡述
51.農村社會學的對象和任務
52.從農村社會學的發展看社會學中國化道路
53.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村現代化的影響——近20年來社會學相關研究的回顧
54.中國農村社會學發展的新篇章——從梁漱溟、到辛秋水
55.再論中國農村區域差異——一個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建構
56.首屆農村社會學教學研討會綜述
57.農村土地貨幣化模式分析與效應研究——基于生態經濟學、農村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的思考
58.蘇聯農村社會學的客體、對象和任務
59.全國高等農業院校“農村社會學教學研討會”綜述
60.農村社會學學術討論會在武昌召開
61.三十年代初蘇區農村調查與社會學的中國化
62.實踐的理論和理論的實踐——讀陸學藝農村社會學理論有感
63.農村社會學建設是科教興農的重要基礎工作
64.法社會學視野下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理及防治路徑
65.生態社會學視閾中的新農村建設
66.重視農村社會學方法的研究和應用
67.陳翰笙與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
68.農村社會學研究初探
69.農村留守兒童發展困境的社會學分析——以文化資本為視角
70.關于農民、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的社會學思考
71.農村體育發展滯后的社會學因素研究——基于江西贛南的實證分析
72.農村社會治理的本土資源初探——從鄉規民約的法經濟學和法社會學價值出發
73.東歐七國農村社會學家在蘇聯會晤
74.中國農村反貧困的制度社會學思考
75.農民收入與農村消費市場的社會學分析
76.我國農村地區彩禮的社會學分析
77.社會學視域下農村貧困大學生學校適應問題研究
78.溫州農村“會”的社會學分析
79.社會學視野下農村公路與文化變遷研究
80.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學分析
81.喬啟明及其農村社會學思想
82.農村合作組織的社會學分析
83.農村男性偏好現象的社會學解釋
84.農村義務教育均等化困境的社會學思考
85.社會學視角下的當代農村大學生困境分析
86.轉型期農村家庭沖突的社會學解讀
87.農村喪偶婦女社會生活的社會學分析
88.農村職業中學校本課程開發的社會學分析
89.農村鄰里吃請行為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分析
90.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社會學分析
91.對傳統農村家庭教育功能變遷的社會學思考
92.農村教師脫崗的社會學分析
93.家庭社會學視角下的農村養老問題研究
94.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學解讀
95.新形勢下對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社會學思考
96.農村民間組織對構建農村和諧社會功能的社會學分析
97.湘西南農村婚俗的社會學分析
98.對農村基層社會矛盾的法社會學分析
99.陜北農村民間信貸原因的社會學分析
100.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101.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學思考
102.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素質問題探析——基于社會學視角的分析
103.影響農村中小學生體質健康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104.新農村建設中家族問題的社會學透析
105.貪困、貪困文化與價值觀念的轉型——對我國農村貧困的社會學思考
106.農村教師補充困境的政策與社會學考察
107.農村貧困地區民辦學校師資的社會學分析
108.農村居民消費心理的社會學探析
109.困境與抉擇:蘇北農村體育發展滯后的社會學研究
110.關于拓展農村消費市場的經濟社會學思考
111.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路徑的社會學考察
112.社會學視野下農村留守老人問題探析
113.農村流動勞動力與成人教育的社會學分析
114.中國農村合作組織的社會學分析
115.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擇校現象的社會學審視
116.對當前農村犯罪控制的社會學思考
117.社會學視野下的近年農村土地拋荒問題淺析
118.農村教師低職業吸引力的社會學分析
農業社會學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民間美術作為中國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其藝術價值遠遠超越了民間美術本身,具有極為豐富的哲學、美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文化學內涵,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結晶。從民間美術造型的隱喻象征、色彩的誘目裝飾、民族文化的傳承入手探討我國民間美術的現代審美趨勢。
民間美術作為中國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其藝術價值遠遠超越了民間美術本身,具有極為豐富的哲學、美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文化學內涵,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結晶。中國民間美術的審美方式與造型方法對現代設計無疑具有巨大的參考價值。民間美術審美的整體特性,貫穿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哲學理念,在高度審美效果的背后,是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蘊和內涵。將這種色彩理念和法則應用于現代設計之中,將會呈現出強烈的民族文化特征,為國人普遍認可,為世界所傾慕。
一、民間美術的呈現
民間美術與原始社會的美術是一脈承傳的,它們在發生、發展和藝術的范圍、特點、規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相似性。民間美術與原始美術一樣具有藝術實用與審美共存的性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分工的細化,民間美術的分類增多,做工也愈加細致多樣了。從殷商到近代,民間美術都出現了興旺的發展狀態,并以其強大的生命力滲透到人們的衣食住行之中。竹編、草編、蠟染、泥塑、剪紙、年畫、藍印花布、繡帳簾、兜肚,挑花頭巾、皮影等等民間美術作品都是基于實用目的而創作的,但同時卻融實用性與審美性于一體。民間美術作為我國古代一種主要的藝術形態,在幾千年的古代文明歷史中顯示出了強大的藝術力量。
二、造型的隱喻象征
中國民間美術創作中造型有其獨有特點——隱喻象征。中國民間美術是在中國農業社會中產生和傳承發展的,民間習俗,傳統風情是其創作的源泉。民間造型不僅表現客觀的物象,并且在此基礎上融入創造者的主觀情感和思想,使其造型特征變得更加明確、生動、有趣、典型。它是民間藝人心靈的表現和感情的釋放,如我國廣大農村的許多地方至今仍可見到小孩穿的“虎頭鞋”,其造型稚拙、憨厚、質樸,彌漫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傳統的裝飾風格,它以情感為紐帶,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為核心,通過特定的極度夸張的外形特征,張揚事物的真、善、美,舍棄老虎的威猛兇暴,以貓溫柔可愛的品格取而代之,沒有了“沉重、恐怖、神秘和緊張,而是生機、活潑、純樸、天真,是一派生機勃勃,健康成長的童年氣派”。在這里,老虎的形象被作為寄托情感的言情物,假借老虎的某些品格,傾吐內心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虎頭虎腦、無病無災、健康快樂成長,隱喻象征了母親對孩子的美好祝愿和護生的民俗心態。不僅如此,細心的母親還常在老虎尾部加上了上翹的虎尾巴,方便孩子提鞋,這又將實用功能與裝飾功能有機完美地融合于一體。又如流傳于黃河流域各地民間剪紙的造型,突出表現為主觀的表現性,造型的平面化,打破時空的自然規律。其人物造型往往頭大身小,象抓髻娃娃,療疳娃娃,掃天婆等剪紙圖式中都體現了這些特點。人們用這樣的形象象征祛病招魂、消災免禍、止雨祈晴。
除了造型上的隱喻象征,色彩也具有隱喻象征的審美特性。現代設計在形式上追求“先聲奪人”效果的需要,決定了設計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觀愿望設置色彩,而不必拘泥于物象的自然色彩。如紅色的月亮、綠色的蝴蝶等,這就使得色彩設計具有相當大的能動空間,也為充分展現、利用色彩的隱喻象征性提供了可能:“根據色彩本身的性格,使之傾向于理想化,達到一種超于形象自身的作用,從而創造一種意境”。例如,通過運用中國歷史上的“皇族”色彩——黃色,表達設計產品歷史綿長的隱義并傳達其華貴氣質。理解和把握民間色彩中所隱含的文化內容和觀念形態,可使現代設計的色彩意念傳達更為清晰、悠遠,為觀者留有回味和想象的空間。
三、色彩的誘目裝飾
民間色彩是民間美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美術作為中華民族美術傳統的萬川之源,是現代設計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和豐富給養,更是凸顯民族文化精神、深化設計語言的重要途徑與手段。現代設計中民間色彩中所顯現的特性傾向具有民族精神訴求和審美程式的意味。
民間美術的材質與工藝特點決定了其色彩的單純、明快、簡潔,呈現出強烈的裝飾性效果。民間畫訣“色要少,還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紅要紅得鮮,綠要綠得嬌,白要白得凈”,即點明了民間美術在簡潔明快基礎上追求強烈刺激效果的用色原則;民間年畫畫訣中“黃馬紫鞍配”、“紅馬綠鞍配”,亦反映出強烈補色、高純度色相對比的色彩造型傾向。以純色、補色、對比色運用為主的方法,形成了民間美術夸張質樸、艷麗厚重、裝飾感強的色彩特點。而這正是現代設計所追求的“誘目性”,即醒目、個性、卓爾不群的藝術效果。
四、民族文化的傳承
民間美術是一種帶有原發性的美術形式,它在傳承的過程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自誕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民族文化的傳承通過民藝品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了。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中國特定社會文化結構下的特定民族生活習俗和民族審美理念,以純真、質樸、平淡的符號化視覺語匯及獨到的視覺審美視點。
不同民族、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反映在民間美術視覺語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但都體現著實用文化與審美文化的集中統一,體現著各自民族符號性的文化選擇,民間美術也接受了這許許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視覺信息傳達符號,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種特色直觀視覺語言文化,因此,民間具有區域性和標志性的特性,并作為文化見證和信息傳達媒體,展示了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文化精神,構成人類文明進步的物質表現形式和歷史文化確證。
民間美術的產生、傳播、發展都是與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所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帶有本民族特色”的民間美術的審美也日愈引人關注。各民族的藝術都屬于世界藝術榷體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獨特藝術特色,才能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參考文獻:
[1]田自秉,《中國工藝美術簡史》,浙江: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89年.
農業社會學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就城市設計申歷史又保護問題展開較為全面的闡進和探討，廣泛引用、惜鑒西方在此方面的先進理論與實踐經驗，井提出探索我國歷史文化城市中的城市設計與景觀環境保護的一些相關思考和觀點，以對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時裳城市歷史文化保護的緊迫局面有所裨益：
2O世紀8O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而步人快速發展期，其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設帶動了經濟發展．提高了現代物質生活水平，但同時也遇到了大量新的矛盾和問題，體現著復雜性和多樣性，有些還相當尖銳和緊迫。這其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對城市進行重構，既留住歷史又開創未來。我國當前許多歷史文化城市都遇到了景觀環境特色危機，許多歷史街區獨特的空間環境和文化氯圍由于房地產業的盲目建設、城市土地開發強度過大、速度過快而遭削弱甚至喪失，它們所蘊含的寶貴的歷史文化價值也隨之消亡而不可能回復=古典的或中世紀的城市所顯示的和諧、有序、整體的景觀特征是現代城市缺乏的。原因在哪里?我們的城市建設應如何同原有的城市景觀環境結構相協調，從而建立起新的秩序；城市建設運作的方法和理論依據又是什么……，一系列的問題正困擾著我們。
1“生活的城市”——歷史文化城市景觀環境保護的基本概念和社會性策略
京都大學教授西山卯三先生在《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中為“歷史文化城市做了定義：“所謂歷史文化城市，就是許許多多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群體構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鎮街道景觀=”并且強調了“環境景觀”對城市生活所發揮的獨有作用：“文化城鎮就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這里反映著人們的實際體驗，這是無法代替和轉換的．他們將它視為自己的故土故鄉。正是這種環境與生活的親密關系，得出了文化城鎮保護的基本原理原則．即對歷史文化城市景現環境的保護，決不能只著眼于市民生活的發展和提高，而是同熱愛保護地方文化的人們生活和環境的改善相結合，真正的創新必然是同優秀傳統相調和：
城市的變化寓于生活之中，其本質帶有社會屬性，推動歷史景觀環境保護工作的前提是必須認識到這一事業的動力是當地居民歷史文化環境保護機制的建立完善及行之有效的運轉，是以居民環境意識的提高及其對地方行政的推動為原點，井提供宏觀杜會背景。當前在我國隨著《北京》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發展和普遍認同，使人本價值觀重新得以重視，“有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不可逆性”的觀點滲透到社會公眾意識中去．社會開始關注自身所承擔的歷史責任=一方面，居民對當地歷史環境保護的關心和自覺性的高漲真正成為歷史文化城市保護事業的原動力；另方面，國際上歷史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亦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感知的城市”——對歷史文化城市景觀構成的邏輯分析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建筑理論家Amt Rapoprt從人與環境關系的研究中得出人類的環境感知的社會模型，在其著作《建筑環境的意義——非語言表達方式》中提出環境不僅是物質的，人們根據意識作用于對象，亦即對象指示人們如何給社會組織和文化提供一套固定的線索，用以解釋環境，從而幫助人們舉止適度…并明確了環境的意義的概念．即事物的意義起源產生于社會的相互影響過程，認知人類學認為一個基本的人類需求是賦予世界以意義，辦法是把世界分成適當的領域井給以命名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在研究人的思想心理發展上提出心理圖式模型組織原則，認為圖式是人腦中形成某種意象，圖式的不斷發展修正是認識發展的過程另外人與環境的感知還包含著平衡和適應的原則
日本學者在對本國歷史文化城市的認知研究中就選擇了一種日本式的社會學模式和心理學圖式——“町的概念，這是由于其作為日本城市發展史上重要的物質內核起著關鍵的作用，今天日本的城市格局和發展摸式都是在町的基礎上不斷演化的結果。日本的“町”是從農業社會產生發展而來的，江戶時代直到明治以后．一般指港口、驛站、城市等非農業的單一行業聚居地，在格局上與我國封建社會城市中的里坊、集市相似，但在社會結構和組織上有差別。通過對“町”的詳盡考察，對其內在的構成有了清晰的認識。町的主要類型有港町(港口城市)、驛站町(交通性城l苻)、門前町(以寺院神社為中心)、市場町(以集市為中心)、城下町(以大名的居城為中心的多重城廓)、在鄉町(鄉村中的市街及各番領地城市)等。如此眾多的城市類型代表著豐富多樣的地區性生活文化，對這些城市環境景觀構成要素的邏輯分析，可進一步深化城市環境的感知，只有獲得歷史文化城市系統完整的感知．才能達到對歷史環境恰當的保護與管理目的。
3系統研究的方法論
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細致嚴謹，體現了科學的精神，分析的起始是城鎮調查，不是表面膚淺地了解，而是深入到景觀表象背后的狀況。從主屋(建筑單體)、建筑群體布局和領接方式到街道市坊直至共同的集合體、城市及周邊地區等逐層次分析，同時也強調景觀實測。景觀實測這一基礎資料整理工作在整個景觀環境保護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對某一個城市、村落進行詳細實測．此圖作基礎進行分析說明。源于歐洲古老的歷史傳統，日本的相關工作受其啟發．亦由民居研究水平提高到了大規模精細廣泛的設計實測層次上，其工作和方法是搜集實測地區的所有建筑的平立面圖、屋頂俯視圖、總體布置圖、局部的斷面和連續立面圖．從這些圖面內容的分析尋找出城市景觀和構成的含義，同時要調查城市與建筑的歷史、使用方式、習俗、生活模式等，有時還要進行民俗學、社會學的分析：通過考察，查明整個歷史文化現象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發展的，衛具備了什么價值和問題建立起歷史文化城鎮景觀分析的基本體系。進一步的研究街道景觀變化的規律勝、城市景觀的普遍性和多樣性．景觀深度、景觀配置、道路形式等特件．最終得出歷史文化城市景觀的形態和分類的結論。
4“意義設計的城市”——歷史文化城市景觀環境保護的專業性策略
歷史文化城市景現設計必須明確其景觀整頓目標的思想原則，這是專業性策略的基礎。第一，在保護的同時如何使之變化以適應生活模式和內弈變化的需要。第二，并不僅從景觀的視點上就可隨心所欲地設計還頑表現出城鎮的本質特征，而確定景觀容許改變的范圍和幅度總是關鍵而困難的。這需要相應的城市管理制度做保障。從景觀整頓目標的角度對景觀加以歸類．主要是從注意觀賞對象及其與其視點的關系，為觀賞景觀的優美性確定相應的觀賞點和活動路線。
深圳大學教授吳家驊在《景觀形態學》中寫道；“任何景觀設計的過程一定會包含下面三個基本方面：理性的思維——邏輯：感性的思維——情感；形象的思維——形式：”形式作為媒介將邏輯和情感從概念轉變成實際景觀，這說明景觀設計的最終結果是以形式來體現的：歷史文化城市景觀保護方式同城市類型一樣具有多樣性，如凍結保護復原保護插^協調保護等。根據實際情況可相應采取不同的保護措施。形式表達的具體運用要從生活環境整頓為出發點其中．歷史環境中的新設計是歷史文化城市保護方針的重要方面，日本逐步采取歐洲的“質樸協調形式”并在奈良、京都等的重要保護地段取得了成功。
歷史文化城市景觀環境設計和控制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從整體上分析城市景觀．發掘城市和自然背景的結構及人們對城市的意象感知。美國建筑學家KevinL，alch通過對洛杉磯、波士頓和新澤西三個城市市民的一些體驗做了深^探討，建立了新的標準——形象性(Lnlageability)，并闡述了對城市新建和改造的潛在價值，Lvneh創造性地總結出了城市意象的五個要素，即道路、邊沿、Ⅸ域、結點和標志．井指出五要素之間相互影響而產生了印象品質的差別．同時建立，環境的可識別的印象性結掏，在此基礎上考慮人們的活動需求，將存保護價值或復興意義的地區界定出來，并確定保護對策。另外要將與自然背景有機協調的理想城市形態的構成要素描述出來如高度分區、視覺走廊、綠地、公共空間等、并制定設計對策：另一個層面足完善城市管理控制機制。日前主要是功能控制、關注土地利用的各項指標如容積率、建筑密度后退紅線、綠化率等在此柱制下仍存在多種形態布局的可能。而城市景觀中的核心要素表現為審美的特征，是主觀感性的概念。如何用量化指標和確切的解釋用語予以定義比較困難。當前美國城市景觀管理的新進展是用法律語言明確定義出設計要素，如設計延續性，視覺穿透性等，并提出一套管制新開發的圖式。
農業社會學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 網絡背景下的社會謠言在傳播途徑、傳播速度以及傳播范圍上呈現出新的特征。如果社會謠言得不到及時控制極易引發社會恐慌和社會動蕩不安。采取有效社會手段控制社會謠言，意義重大。
一
社會謠言不是針對某個在社會上“無關緊要”的個人私生活或個人事務所產生的謠言，“而是關于社會的某個公共事務所產生的謠言（陳新漢，1996：53）”。社會謠言與閑話、宣傳和公眾輿論一樣，是一種人們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種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會謠言是一種初級集體行為的表現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現為信息內容的社會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虛假性以及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等。
1．信息內容的社會性指向
從對社會謠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會謠言指向的是社會公共事務，而非“無關緊要”的個人事務。這里“無關緊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種事務的“社會性”，事務如果是“無關緊要”，就不能引起公眾的“共鳴”，就不會產生社會影響。
事務是否“無關緊要”則有賴于社會情境（[美]戴維·波普諾，1999：606）。一項針對個人私事務的謠言，當特定的社會情境存在時，其謠言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特定的社會情境往往會使個人事務變得“有關緊要”，獲得社會性，從而完成個人謠言向社會謠言的轉化，如在2003年“非典”時期，在這個特殊的社會情境下，針對所謂中國“非典”首例感染者黃杏初失蹤之謎的傳聞，看似個人謠言，表達的也是黃杏初個人的事務，其實質上卻已經是一個社會謠言了，因為在“非典”這個特定的社會情境下，被人們認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黃杏初已經不是“無關緊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會學集群與行為理論從群體共享信息的視角來解析社會謠言，認為社會謠言是一種“非體制產物”，是一種“最無組織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維·波普諾，1999：604）。“無組織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許多研究謠言的社會學家和傳播學專家在給謠言定義時也強調了謠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國的卡普費雷認為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被官方所辟謠的信息（[法]卡普費雷，1991：18）。”墨菲則把謠言定義為“在人與人之間非正式地、通常是口頭傳播的未經證實的消息（[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社會謠言的非正式性不僅表現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還可以從社會謠言所傳播內容來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體現。陳新漢認為“社會謠言就其內容來源來說，是非官方性的；就其傳播渠道來說是非非大眾傳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陳新漢，1996：55）。”在這里，我無意對各自有關謠言定義本身作詳細評價，但是有一點卻是它們所共同的，即他們都指出了謠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虛假性
社會學將謠言與“小道消息”一起視為傳聞的兩種形式。謠言作為傳聞的一種形式，與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謠言則總是假的。社會謠言特有的產生機制，注定它從產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虛假性。美國社會學家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認為“刪減、強調和同化”是社會謠言流傳的三個主要環節（陳新漢，1996：53）。
在“刪減”環節，事件的大部分細節被忽略或簡化了，社會謠言所依賴的信息從一開始就被大大刪減了。傳播者或斷章取義，或遺漏信息，使得整個事件變得越來越簡略而失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信息被刪減或簡略的現象呢？如果我們排除刪減者主觀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學所強調的“遺忘規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強調”環節，傳播者總是對那些符合自己興趣、利益和需要的內容比較重視，印象也較為深刻，因此這些信息在再次傳播中往往會被傳播者重點渲染和故意擴張，客觀上起到了強調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環節，此時，“所有的細節都溶入一個情節：這個情節將各種說法同化和演變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體（陳新漢，1996：53）。”此時，經過“刪減、強調和同化”產生的“高度吻合”的統一體，與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經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說，這個“高度吻合”的統一體所包含信息的虛假性也大為增加。
那么公眾在傳播社會信息的時候為什么會出現“刪減、強調和同化”呢？陳新漢認為“共鳴”是始作蛹者，“關于某個社會現象的信息在流傳過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細節被忽略，是因為它們不能引起共鳴；而某些細節在流傳過程中被強調和夸張，是產生于要使別人發生共鳴從而需要加強說服力所至；而同化和產生’完善的形式’，是傳者和受傳者之間在流傳過程中發生共鳴，從而在受傳者意識中所產生的結果（陳新漢，1996：54）。”“共鳴”，包括利益共鳴和情緒共鳴，當某種與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緒需要相一致的社會謠言出現時，人們總是抱著極度關切的態度來加以肯定性評判，這個過程本身推動了社會謠言的產生，促進了社會謠言的生長，擴大了社會謠言的傳播范圍，加快了社會謠言的傳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會謠言特有的使人感興趣的話題和聽起來“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傳奇”的美國社會學家詹·哈羅德·布倫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認為，“雖然細致的考察能豪無例外地發現這些謠言是毫無根據的”，但這類傳聞聽起來卻“很有道理”（[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社會謠言在傳播過程中，對其真實性和邏輯性往往提供某種了“有力”的證明，比如說“據某人親眼所見”、“據某權威人士所言”。我們以發生在江蘇南京郊縣的社會謠言“剛出生的嬰兒傳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為例，在科技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由于對瘟疫，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懼，并最終在想象中成功地虛構了一個“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傳于民間驅趕“瘟神”的一種好方法，在今天農村的有些地方還保留著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驅趕“鬼神”的習俗。當“非典”疫情襲來，當人們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個暫時沒有特殊藥物治療的疾病的時候，深睡在人們內心文化角落的恐懼又一次被喚醒，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說法與這種恐懼情緒最終影響了人們對信息的社會評價。
4．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
社會謠言往往“被說成是發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實故事（[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它通過“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某種媒體進行傳播。就像“剛出生的嬰兒傳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傳播鏈是由親朋好友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強化。
2003年5月份，當此謠言在南京郊縣盛傳的時候，記者為此采訪了一些當事人：“剛出生的嬰兒會講話，并傳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們看到了嗎？”回答是：“沒有親眼看見，我們是聽朋友講的”，“某某親戚打電話告訴我的，等等。”在這里，這種以親友為主信的息傳播鏈獲得了初級社會群體的性質，面對面的互動交流強化了信息的信度，當然，在信息時代，親友間“面對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對面直接互動，也可以是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間接互動交流。
二
伴隨信息技術的進步，網絡已不僅僅是一種全球性信息技術系統，而是發展成為“以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為其物資基礎，以發送和接受信息為核心，以反映基于計算機平臺的包括人類網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等在內的文化形態。(董婭，2006：333)”
1．新穎的傳播渠道
信息時代，“道聽途說、耳語相傳”已不僅僅是社會謠言傳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體”和“第五媒體”成為社會謠言傳播的新選擇。所謂第四媒體是指通過互聯網平臺傳送文字、聲音和圖像的信息傳播工具。所謂第五媒體是指基于手機平臺的短信發送。在信息時代，利用以上兩種新傳媒流傳社會謠言的案例越來越多。在2003年“非典”時期，各種人群利用互聯網平臺散布社會謠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難以統計，一時間，有關此類報道也是經常可見，如“女大學生網上擾民心：沈陽破獲首例非典謠言案”（謝詩建等，《沈陽今報》，2003.5.1）；“兩名女研究生網上散布非典謠言被處以行政警告”（《楚天金報》2003.5.1）“轉發’非典’謠言短信息，一農民被拘15天”（《中華網》2003.4.27）等等。今天，社會謠言在傳播途徑上已經突破了“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開辟了新潁的傳播渠道。
2．瞬間的傳播速度
克蘭茲伯格第一定律認為“技術既無好壞，亦非中立（[美]曼紐爾·卡斯特，2001：90）”，信息技術革命在推動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為社會謠言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溫床。與傳統社會社會謠言的傳播速度相比，社會謠言在信息時代獲得了“瞬間的傳播速度”，也就是說幾乎達到了異地“同步”。如發生在2003年“非典”時期的廣東第二次搶購風波，前后僅花一天時間，謠言就已傳遍廣東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慶、清遠出現購鹽人潮，其中清遠最為突出；中午12時后搶購風迅速蔓延至江門、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擴展到搶購大米、食用油、調味品；傍晚時分，搶購風波及深圳、珠海、東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時后，廣州卷入搶購風波（李香平，2003：15）。”社會謠言的這種傳播速度是傳統社會所難以想象的。
3．“全球”的傳播范圍
受眾的全球性是第四媒體的主要屬性，互聯網技術在傳播領域的革命性作用，不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復制和傳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原有的時空感，跨地域的溝通成為可能，但是這種跨地域帶有’時滯’。第四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報紙、廣播和電視）的地域限制，結束了這種’時滯’障礙，實現了’實時同步’，即所謂超時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體以其“多終端、超鏈接、跨媒體、多平臺（蔣亞平，2002）”的特點，實現了信息在網絡環境中的全面開放，只要點擊鼠標，人們就可以實時獲得任何連網電腦上的共享信息資源，當然也包括社會謠言。
三
社會謠言誤導公眾，使人們在最渴望了解某種信息的時候，卻獲得了虛假信息，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社會謠言得不到及時控制極易引發社會恐慌和社會動蕩不安。
1．由權威來公開權威信息
從信息角度分析為什么社會謠言得以產生與流傳的原因時，社會學給出了兩個原因，首先社會謠言所傳遞的信息必須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無論這種信息是否真實；其次，公眾對該類信息“缺乏足夠的來自權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認為這兩個條件的同時滿足對于社會謠言的發生十分重要，如果該謠言不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那么它的傳遞也將受到阻礙，而正因為社會謠言所依賴的信息是一個大家所關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眾性問題，且對這個問題又缺乏權威信息，社會謠言才得以產生，并在流傳中得以豐富。其中，“權威信息”尤顯重要，由于社會變遷，和過去經常由于信息匱乏而導致社會謠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時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實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現誤傳、謠傳，這時，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時地利用傳統媒體發揮它的權威性（李香平，2003：18）。”
顯然，只要我們去除以上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社會謠言就無法生存了。“大家關心的問題”是無法去除，那么我們就只有去除第二個條件。既然“缺乏足夠的來自權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會謠言產生的條件，何不給予公眾以足夠豐富的權威信息呢？這是控制社會謠言的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時期，當廣東出現第二次搶購食鹽和糧食風波的時候，政府（權威部門）及時介入，并以“新聞會”和“主流媒體”（官方權威媒體）介入的方式，“廣東備有百日鹽半年糧”的權威信息，使社會謠言得到了及時的控制。正可謂“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興的是，在“非典”后時期，我國政府正從機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對公眾的信息制度。該項舉措開辟了一條公眾分享政府權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將有助于對社會謠言的控制。
2．及時辟謠，將謠言控制在脫離控制之前
謠言的生命力在于流傳，社會謠言發生的本身也包含著流傳，在社會謠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為是對謠言內容的默認，因此及時辟謠、阻斷社會謠言流傳就不失為一個控制的好方法。“在謠言一出現時就進行辟謠，一旦謠言發生了效果，再來辟謠就會增加難度，就象在人們心目中已有的偏見一樣。有時辟謠反而會增強人們的回憶，結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強謠言的效果（鄧東蕙，1993：408）”。從發生在我國“非典”時期的幾則社會謠言的有效控制來看，政府（權威）及時辟謠，將謠言控制在脫離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當江蘇南京郊縣出現“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會謠言時，南京市收視率較高的權威媒體“南京零距離”及時辟謠，阻斷流傳。其它諸如對“北京封城”、“廣東搶購鹽米”、“某某城市又出現’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會謠言，政府也采取及時辟謠的方法，使得這些社會謠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時消除了這些社會謠言給社會秩序帶來的不良影響。
3．注重心理疏導，提高公眾的信息認知能力
社會謠言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的原因，即當時的社會情境及一個社會的信息機制等，也有公眾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眾的心理因素、知識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經驗研究表明，社會謠言多發生在“突發事件”后，如自然災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會事件（金融危機、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因此，注重對公眾的心理疏導，提高其面對突發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過度的恐慌就尤顯重要。
另外，針對許多個案的研究表明，社會謠言的流傳是受一定階層和區域限制的，也就是說社會謠言總是在它適合的群體和地區內流傳。如“都市傳奇”的流傳范圍只是在都市，而非鄉村，對于一個從未見過微波爐的農民來說，他絕不會去傳遞“微波爐里的狗”的謠傳的。而相反，有一些社會謠言則多發生在鄉村，如“剛出生的嬰兒傳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農民受自身知識水平和信息判別能力的限制，此類在城市居民看來是荒誕不經的事，只有在農村地區和農民群體中才得以傳播。為此，社會要根據不同的群體和地區開展不同的宣傳和教育，教育人們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眾的信息判別能力。
4．重拳出擊，依法嚴厲打擊制謠、傳謠者
社會謠言是一種“反權力”（陳新漢，1996：55），仔細分析該命題，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解釋。首先是主觀角度，即制謠和傳謠者主觀帶有不良的動機，他們或為報復社會、或為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傳播社會謠言，對于此類問題的處理，就應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予以嚴懲。其次是客觀角度，即制謠、傳謠者本身雖然不是出于反社會的目的，但是社會謠言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反權力”的，如“非典”時期出現在互聯網上的社會謠言，其制謠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點擊率，但是對那些雖無主觀惡意，而在客觀上卻已經擾亂了社會秩序的制謠、傳謠者來說，理應受到懲罰。2003年“非典”時期，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時間內，“北京、廣東、河北等17個省市公安機關依法查處借非典問題利用互聯網、手機短信制造傳播非典謠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罰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評教育24人（《中國新聞網》，2003.5.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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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社會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在當今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農村貧困大學生由于社會、經濟資源的缺乏，文化價值觀念的沖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際交往技巧方面的影響。心理障礙問題日漸突出。了解他們的心理健康情況，分析引發其心理障礙的原因。并采取相應對策。對于大學生整體素質的提高和整個社會的進步都有重大意義。
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制造的惡性事件可謂家喻戶曉，社會各界對此事都表現出極大的震撼。但是，悲痛之后，為何不反思一下，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即將大學畢業，正要開始人生之路的大學生走上這條道路?據有關報道，馬家爵自幼家境貧寒，自小成績優異，是父母眼中的孝子，是家鄉第一代大學生。然而，這也造成了他孤僻，敏感，不善與人打交道的性格。這些問題一直伴隨他到大學，環境的巨大變化更使心智發展不健全的他難以適應，從而引發心理危機。其實，這種種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礙在當代的貧困大學生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農村貧困大學生心理障礙現狀描述
在我國，貧困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出現于90年代中期。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已近30%，特困生比例為10%-15%，貧困生人數將近300萬，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由此看來，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是高校貧困生的主體，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引導其綜合心理素質的發展，對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改善農村落后狀況，以及維護整個社會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一般地講，貧困生心理健康狀況與其他大學生相比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在校大學生中比較嚴重的心理障礙主要表現在人際關系敏感、抑郁、偏執以及逆反等方面，貧困生也具有同樣的特點。但相同之中也有明顯的差異，首先是兩者之間抑郁癥狀差異大，這是貧困生心理間題最為嚴重的方面。其次，貧困生心理異常人數比例偏高。具體表現為以下特點:(一)自卑和消極。自卑是貧困生心理間題較嚴重的方面，并由此而導致自輕、自賤、自我娜視，對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態度和情感體驗，缺乏生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抑郁孤僻，自我封閉;生活困難對他們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挫折，面對挫折，他們往往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從而喪失挑戰困難的勇氣和信心;缺乏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消極地對待人生，消極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使整個人生帶有濃重的灰色調。(二)心身疾病突出;對自身狀況的客觀認識，使他們懂得只有發奮成才才能徹底改變自身的處境。因此，他們能夠為此而努力，但現實間題又時刻在困擾著他們，這些難以解決的間題使他們長時期處于心理緊張和焦慮的狀態;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無法保證，飲食質量和數量上都不能滿足生理的要求。心理上的緊張和焦慮，物質生活暇乏，兩方面的因素使他們的身心受損。貧困生心理間題往往表現為綜合性間題，當多種因索發生作用時，情況就更為復雜和嚴重。(三)人際交往困難。自卑與自尊的矛盾性是貧困生的心理特點。他們因家庭貧困而自卑，但作為一個自我意識已經成熟的個體，又有強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對涉及自己的事情較為敏感，容易形成情緒和情感上的強烈波動。由于這種心理特點，使貧困生在人際交往和群體活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表現出明顯的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四)文化價值觀念沖突。心理學中有一種理論叫“文化自我中心論”，農村貧困大學生的很多習慣，如衛生、生活等都與城市文化規則格格不入;心理不適應，很多貧困大學生有不平衡心理，對家庭和社會有所抱怨，對其他同學有所排斥。其實，他們作為大學校園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由經濟貧困引發的各方面的貧困讓他們更難使自身和這個社會相融合，大量的新的社會刺激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威脅越來越大，從而導致心理問題障礙發生率逐年上升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從社會學角度淺析造成當今貧困大學生心理障礙的原因
在社會學中，社會轉型主要是指社會生活具體結構形式和發展形式的整體性變遷。其具體內容包括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主要是通過發展生產力和確立新的社會經濟秩序來完成的。我國的“社會轉型”期常被用來指社會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過渡的時期，是社會中的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此消彼長的進化過程。尤其是特指對當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時期。2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轉型條件下產生了不同社會階層，逐步形成新的社會分層體制。但從80年代中期至今，農民階層在這個社會大變遷中得到的實惠并不多，相地位更低了。無疑，這個階層和處于社會地位較高的強勢階層相比，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等方面的資源相當暇乏，而這種暇乏將會直接影響到他們下一代子女的成長，以致于他們無法獲得平等的教育權，無法平等地取得就業機會，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無法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
第一，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導致學生難以確立相對穩定的價值觀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競爭機制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大學擴招，并且提前進入社會，大學生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往往發現自己許多方面比不上別人，于是就產生了不平衡、不幸福感。他們的心理活動較之以前更為復雜，加上大量的新的社會刺激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威脅越來越大，從而導致過度焦慮發生率逐年上升。據心理學家分析，大學生的心理機制始終處于變化和發展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同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而形成。他們正處在思想、身心定性的年齡階段，許多變化讓他們不知所措，而我們的社會本身目前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巨浪中，在內部與外部環境都不成熟的情況下引發心理困惑的凸現是必然的。這些間題主要是經濟來源無法保障。學業競爭激烈、人際關系緊張、就業壓力太大等因家。尤其是就業問題，大學生畢業實行雙向選擇使得當前就業形勢嚴峻。這里面不僅包含個人的原因，更有社會的原因。農民處于社會的底層，對他們來說大學是一種潛在的社會地位。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在擇業遇到的困難實質是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在當前社會處于不利地位。并且隨著他們文化層次越高，對自己期望就越高，因此不平衡感越強烈，讓他們變得焦慮重重，急功近利，就越容易走極端。這個時候，他們并不知道應該如何調整心態，而是采取各種自虐或攻擊的做法，這些都能導致大學生產生心理危機。
第二，社會經濟資源的暇乏導致學生“個人資本”暇乏。個人資本包括個人資源和個人能力。個人資源指個人所擁有的網絡關系以及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個人能力則包括個人所具備的知識、才干、技能和資歷等。但對于來自農村的大學生來說，唯一可以證明他們能力的便是“學歷資本”，而人際交往、組織、策劃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明顯，他們所處的這個農民階層無法提供給他們充足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使得農村貧困大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和其他階層的大學生相比，明顯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因為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在經濟、社會資源上的缺乏使得他們在升學機會的獲取上就開始存在不平等，他們占用大部分的時間、精力花在學習上，卻忽視了綜合能力素質的培養，而能力素質的缺乏反而影響到他們在大學階段在這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說在校內的差異還不是很明顯的話，那么在就業過程中所表現的不平等則明顯出來。從現實情況看，市場經濟對于人力資本的回報有明顯的體現。因此個人擇業更多的取決于他們的綜合能力素質。許多用人單位逐漸改變了以往單純依靠成績的辦法，提出要復合型人才，把焦點更多的放在個人的綜合素質上面，除了學業成績還有人際交往、語言表達和管理、組織能力等方面。但農村學生在這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勢，除了先天沒有培育之外，還有大學期間的缺乏鍛煉，難免產生自卑消極的心理。
第三，相關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導致學生無法獲得相對平等的教育權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經濟的發展正處在調適期，經濟正逐步回升，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百般“挑剔”，對大學生在知識結構、能力培養、素質鍛煉方面的要求相應提高，加之社會上不良風氣在就業領域的滲透，大學生們愈感四年大學生活并不輕松。對于農村貧困大學生來說，還面臨著另一層面的壓力:由于當前戶籍制度改革還不完善，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消除，兩種利益群體格局即“城市人”和“農村人”依然存在，兩者在就業、低價物質供應制度、社會福利制度、補貼等方面都有差別。教育資源分配上的差別也受到這種不平等制度的影響，使得農村學生要付出比城市學生更大的努力。
同時，隨著高校教育體制改革，實行了國家計劃和調節性計劃“并軌”，大學生必須面對交費上大學這種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現實。1993年以來，國家教委先后出臺了(關于高等學校生活困難學生進行資助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對部分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實行資助和學雜費減免，從而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以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基金、困難補助和學雜費減免(簡稱獎、貸、助、補，減)為主體的多元化的高校困難學生資助體系。然而，我國是個貧困人口較多的國家，貧困地區約占全國國土的60%以上，在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國家辦高等教育，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據有關部門統計，1990年至1997年間，我國高等教育學費年均增長在20%以上，但同期國內居民人均收入漲幅不足6%02000年，全國高校大學學費平均達到了5000元以上，而1999年我國農村人均收入為2210元。這“制造”了現在近百萬的貧困大學生人群以及其中30%的特困生。這種改革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不引起他們尤其是貧困生心理上的反應和波動。據有些高校調查表明，貧困生的心理健康很成問題，而且往往為老師所忽略，一般都以為幫助解決經濟間題就萬事大吉了。對于這些農村貧困大學生來講，自我理想與社會經濟現實的矛盾，由于經濟上不堪重負、囊中羞澀而貶低自己、學生間的相互攀比是造成他們情緒不穩定、心理落差嚴重、心里失衡的主要因素。
第四，相關教育真空導致學生心理素質得不到充分發展。貧困生的人格特質也導致他們抑郁心理的產生。貧困生在人格特質上有如下特點:外表樸實內心自卑;易激怒易沖動;對家庭和社會有所抱怨;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理想自我與現實沖突嚴重;不善與人交往;攻擊性傾向;缺乏應對挫折方法。盡管社會的急劇變化確實沖擊著大學生的精神家園，但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的根源，有人說沒有失敗的學生只有失敗的教育是頗有道理。大學生需要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識教育，更重要的還有人格教育。馬加爵的悲劇最本質特征就在于“人格扭曲”。我們應該認識到:人格的完善與知識的完善至少是同等價值的，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人更重要，我們更應該加強對大學生的人義精神和人道主義的教育。反思這一問題，不難發現我國的教育目標存在嚴重錯位。其一，重才輕德。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直至大學的專才教育，都只重視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培養，而忽視思維開啟、品質引導、人格塑造、理想激發等重要方面，學生難以形成健全的心理、完善的人格、獨立判斷力、以及相對深思熟慮的價值體系，缺乏一定的道德選擇能力，思維的依賴性和變動性強。其二、我國在教育體系中沒有將心理、人文放在應有地位，缺乏相應的資源和手段。目前來看，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仍是看重學生成績是否優秀，能否，最后能否找到工作等，對大學生的心理輔導還比較薄弱。有些高校由于缺乏專職人員或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心理輔導形式單調，內容僵化，針對性不強，從1982年北師大成立心理測量和咨詢服務中心開始，心理健康教育到現在也不過二十年，雖然發展迅速，但同國外相比差距十分明顯;從從業人員看，美國平均每1500名學生配一名心理健康教師，每年畢業的心理輔導學碩士、博士達1500人以上。相比之下，我國現有心理工作者的總數卻不超過4萬人，況且其中也不都是從事教育工作。在如此懸殊的質與量的差距下，心理健康教育作為一個新生的事物，難以在短期內提高也就不難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