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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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面對目前高師成人音樂教育、尤其是西部音樂理論課程的實際教學狀況，筆者結合自身教學經驗，認識到了一些存在的問題并確實感受到了對其進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一、高師成人教育教學中音樂理論課程教育對象的特殊性
高師成人教育的學生來源與別不同，可以說是“職后教育”，大多數人來自于西部各地區的中、小學教學第一線。因而，學習音樂專業的不少人均有一定理論基礎及實踐能力(有些學生還是當地學校的教學骨干)，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理論接受能力、學習的積極性和自制能力都遠遠超過同級的源的學生，同時，由于他們的音樂觀念落后，理論體系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有的學生甚至存在著自我摸索出的嚴重樂感錯誤)，加之感性思維的匾乏和對接受新事物、改換舊事物的能力不足等各種原因，造成了學習音樂理論知識過程中的一定阻力;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成之后又是教育西部下一代人的教師，責任可謂重大。因此，針對他們的音樂理論課程的教育教學活動是具有特殊性的、不能一概而論。進而，教學改革的落腳點應首先基于這一實情。
二、高師成人教育的音樂理論課程是音樂教育教學當中的重頭戲
綜觀古今中外一切有音樂造詣的人或是有思想的習樂者，沒有誰不經過先進而正確的音樂理論知識的長期、甚至終身的學習和熏陶。例如舒曼、李斯特、傅聰等等的大音樂家，他們不僅僅只是鋼琴演奏大師，同時也是音樂理論、作曲和音樂評論集于一身的大學問家;許多音樂教育戰線的老教師中(包括西部的教師)“‘一專多能”的也不乏其人。對于將要繼續教育后代的西部“成教生”來講，針對他們的實際狀況和重大使命，使其接受并吸收廣泛音樂理論知識的滋養用以提升全面的音樂素質和修養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環節。音樂理論能夠為每個學習音樂的人提供理論上的指導，可以從思想上使某些技術性手段得以完善和系統化。
音樂理論課程的科目林林總總，是一個理論知識的巨大寶庫。從最淺顯的樂理到和聲、曲式、復調、配器各個方面都可以給予任何細節的理論依據。總體上講，音樂理論課其課業量的覆蓋面是廣泛的。高師成人音樂教育區別于其他類型音樂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音樂技巧的訓練不是主要的，因為成人學生已經過了技巧訓練的最佳時機—幼兒、少年時期，因此，專業理論知識和專業觀念的重新定位及組合就相應的要成為學習重心:雖然他們的音樂理論課程的學習不至于如上述的那樣完備細致，但也應是涉及到其中的許多領域.差異只是在于數量的多少、程度的深淺而已否則，不符合成人教育的客觀實際。
三、西部地區成人音樂教育的音樂理論課程的教學尤為重要
西部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落后地區，信息資源非?？捣?。音樂教育如此，高師成人的音樂教育、音樂理論課程的教育教學更是如此。西部(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學生的共同點是:理論基礎差，動手能力較弱，思想不夠活躍，這主要是地域條件限制的結果;同時，這些學生普遍優勢是求知欲強，學習肯下苦功，比較踏實。西部地區不僅需要活躍的音樂氛圍和土壤，更需要經過科學準確的理論指導的基層音樂師資。這些成人學生就是西部各個地、縣、市(區)的能給予孩子們第一次音樂理念的關鍵的人—音樂教師，他們的音樂理念來自于高等師范院校的專業培訓，因此對于他們的音樂理論知識素養的培育就顯得十分重要和嚴肅。理論課程內容的設置以及教學過程中環節的取舍、側重都是很關鍵，措施的得當與否直接決定了學生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能否接受到最適合他們的可持續發展的知識體系，而這又將影響到以后他們所實施的教學活動中。
筆者認為西部高師成人音樂理論的課程改革應兼顧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寬音樂理論課程的涉獵面。形成有時代氣息的理論課程體系
在以往的理論課程設置中，樂理、初級和聲、曲式、小型樂隊編配等理論課程是形成程式的，教材保守而單一，所涉及內容均為西方音樂理論體系中最原始的部分，并且完全占用了所有的教學時間，這是很不明智的行為。事實上，這些理論知識是西方二、三百年以前的音樂事態(以’‘和聲”最為典型)，而且經典教材的選擇面也很寬，并不僅限于多年來所采用的這些教材(在教學中，許多教材被證明是冗長和乏味的)。當今，西方音樂理論的發展及創作已是超越傳統、邁向多元化和個性化，世界在發展，音樂作為上層建筑也已改天換地。因此，在集中而精練地學習傳統理論知識之外，將大量時間和精力加強到近現代西方理論知識體系及創作技法的了解、訓練和掌握中去，應注意結合西部“成教生”的實際學習狀況和日后的工作環境，有取舍、分重點地進行。20世紀作曲技法、現代樂理、現代記譜法、現代音樂分析方法、流行音樂和聲技法方面的許多教材都是可以選擇的。只有這樣，才能抓住時代的音樂脈搏，了解時代的音樂動態，也才能真正實現“學有所用”。
二、改變音樂理論學習觀念，努力繼承民族音樂文化傳統
學習觀念是否正確會直接影響學習的最終結果。有時候，觀念的及時調整會避免理論學習的“走彎路”的情況，甚至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墒?，觀念錯了，往往是南轅北轍、碌碌無為。西部高師成人教育中的音樂理論學習存在著較嚴重的認識和觀念問題，需要在教學及課程改革中得到及時地調整。
目前音樂理論教育現狀，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表現出一個觀念:重視西學，輕視民族音樂文化傳統。我們所大量接觸到的來自于本民族的音樂理論真是少之又少，幾乎全部是被西方的理論體系所占據的。作為世界文化精華的西方體系固然是先進的和科學的，但是，中國人也亦應了解屬于我們自己的音樂理論體系—民族音樂理論體系，中國的民族樂理、漢族調式與和聲、五聲性調式和聲等等優秀的民族理論知識板塊急需要繼承和發揚，至少，我們應該知道，中國人有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自成一體的音樂理論，有獨特的理論框架下的創作原則。如果只完全學習西方理論體系，是不能夠做到‘’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西部的高師成教音樂理論課程的設置上應該大力加強此項項目的建設和挽救工作。
三、突出實踐課程比例，加強素質課程質量，全面拓展學生能力
理論課程的實現是要在實踐中來體現的，成教生的特殊性決定了實踐課對于他們更為重要，他們畢業后將要面對的是那些生動活躍的孩子們，因此他們的工作狀態必須是可彈可唱的實用型的因而，視唱練耳、即興伴奏、小型樂隊編配、歌曲做法、分析習作與練習(練習課)等課程應加重授課比例，以使理論知識得以最高效率的吸收和運用，日后能出色得將所學所用發揮于中、小學的音樂教學中去。
音樂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對于多數青年學者而言，要實現這個跨越并非易事，它不僅需要有跳出音樂小文化圈進入國家歷史大文化的宏觀學術視野，更要有扎實的文獻功底和不畏艱苦深入實地考察的學術勇氣。項先生呈現給我們的，其實就是歷史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產生的學術意義異常深遠。
首先，它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或當下的各種音樂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專著《山西樂戶研究》中，項先生給學界提供了一種在宏觀把握下的微觀研究，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研究，跨學科研究與集體性協同攻關研究等幾種方法相聯合的研究模式。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更加有效的途徑，給后學以較大的開示。樂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體，歷時一千數百年，其間必然形成體系化，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影響也必然是深遠的。但遺憾的是，以往乃至當代的史家對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樂戶研究》通過對樂戶的源流、歷史分布、組織形式和文化形態、音樂文化特征以及樂戶對音樂文化傳統的貢獻等幾個方面的考證，揭示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大一統的封建樂籍制度背景下有序傳承的歷史脈絡。作者找到了這種制度化傳承的有效方式——輪值輪訓制，并對它進行了詳細的闡述。[2]而作者的獨到之處就在于綜合運用了社會學、民族音樂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進行全方位的解讀與剖析。
項先生曾多次在各種學術場合倡導，要高度重視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傳承中這種嚴密的制度化的傳播方式。我們過去想當然地認為民間音樂是由勞動人民世世代代口傳心授傳承下來的，并且這種方式是自然的、無序的。其實不然，一千數百年的樂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傳承方式，例如宮廷教坊、府縣教坊、府州散樂、衙前樂營等等，才是我國傳統音樂傳承之主脈。這種傳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沒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間音樂悄然接衍，在民間音樂文化中存活。因此，樂籍制度下的傳統音樂文化傳承，好比浩瀚無際的民間音樂大海深處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著這一理念，項先生繼續深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論文，如《輪值輪訓制——中國傳統音樂主脈傳承之所在》（《中國音樂學》2001年第2期第11-20頁）、《論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的關系——兼論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音樂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頁）、《北周滅佛‘后遺癥’——再論音聲供養與音聲法事的合一》（《文藝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頁）、《從<朝天子>管窺禮樂傳統的一致性存在》（《中國音樂》2008年第1期第33-42頁）、《關注明代王府的音樂文化》（《音樂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頁)、《傳統音樂的個案調查與宏觀把握——關于‘歷史的民族音樂學’》（《中國音樂》2008年第4期第1-7頁）、《小祀樂用教坊——明代吉禮用樂新類型（上、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第25-35頁、第4期第55-76頁）等等，都屬于這方面的研究。然而，縱觀整個音樂學界，對于樂籍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研究仍剛剛起步，有待于更多學者參與進來，做更深入、系統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們科學把握音樂小文化與中國傳統大文化之間相輔相成的血肉聯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內在邏輯而孤立地看問題。例如，在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樂史學家們往往多注重“樂”之形態——音樂本體，而忽略樂與禮之間的對應關系和功能作用?；剡^頭來，文史學者在談及傳統禮樂文化時又往往只關注“禮”的含義與范疇，而對于與“禮”相輔相成、相須為用的“樂”卻淺嘗輒止或干脆避而不談。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雙方學者的知識背景使然，還有一個深層次的緣由就是學者們的專業本位觀的影響?；诖?，項先生提出一種從“制度、樂人與音樂本體相結合”的新的研究視角,使人們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
“以樂觀禮”，就是在這種學術理念下導引出來的次生概念。項先生認為，必須將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國家禮制（三禮五禮）與樂的對應、演化與等級關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義。只有將國家典章制度下的禮樂樂隊組合、不同場合與不同禮制的關系搞清楚，才能夠真正理解禮樂文化的功能性內涵；只有將雅與俗、雅樂與禮樂的關系加以辨析，并明確各類禮樂的使用范圍，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禮樂籠統論之。
“以樂觀禮”，只有對禮中用樂的等級觀念有深層把握，明了同一種禮制，哪些等級能夠用樂？明了禮制本身的差異性，才能夠看清楚樂之于禮的嚴肅性和豐富性；只有對國家禮樂如何轉化為民間禮俗用樂的過程作出梳理，并對當下民間禮俗如何承載、接衍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禮樂作出合理判斷，才能夠對當下全國各地廣泛存在的傳統用樂形式、不同樂隊組合的內在聯系以及相當數量樂曲的屬性作出合理的解釋。對歷史上國家禮樂承載群體的整體把握是認知“以樂觀禮”的關鍵之一，南北朝以降樂籍制度的存在對于國家禮樂實施的作用是絕對不可以忽略的。對上述問題均需鉤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則，這種論禮樂而混沌的狀況將永遠無法得到徹底的改觀。[4]
換言之，只有對封建禮制的功能與本質，禮與樂對應的內在意涵和互文關系[5]有正確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聯系的理念，全面客觀地認知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傳統音樂文化事像中的某一個案和音樂品種。
此外，在論及古代禮樂制度與各音樂形態的意涵與互通方面，項先生論述頗多，如《當下傳統音樂與民間禮俗的依附與共生現象》（《音樂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頁）、《禮樂•雅樂•鼓吹樂之辨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3-12頁）、《中國音樂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第3-10頁）、《以<太常續考>為個案的吉禮雅樂解讀》（《黃鐘》2010年第3期第99-112頁）等，皆屬于這一學術論域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學術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寬本學科的研究領域，夯實本學科的研究基礎，推動本學科的健康發展。一門學科欲獲得全面發展，需要有一個艱難的歷時性過程，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學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間肯定會面臨新舊觀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擇與揚棄。音樂學學科的發展，必須引入他學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論，以更新和壯大自己的學術生命。
以音樂史學為例，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距今已逾半個多世紀了，近三十年來，我國音樂史學界無論在研究理念還是具體的方法論上都實現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當“傳統遭遇現代”，當原有的研究結論與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當傳統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經無法把握愈來愈多的學術事像，無法對新生的學術難題[6]作出合理的闡釋時，我們該如何抉擇？正如項先生在《由音樂歷史分期引發的相關思考》一文（《音樂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頁）中指出的那樣，音樂史學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多學科視角的理念增強，從而導致了對本學科發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文獻學、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對音樂史學發展的貢獻尤甚。接著，作者談到關于“重寫音樂史”的話題，認為既有的音樂史學論域只是將音樂作為審美、欣賞的意義，而弱化了中國歷史上音樂既有的社會功能性和實用功能性的豐富內涵。如此則很難反映中國音樂在歷史語境下的整體樣貌，諸如音樂的存在方式、國家禮樂的上下貫通、民間對于國家禮制中吉禮理念與國家禮樂中禮儀用樂的重新組合與拼裝、在“為神奏樂”理念下相當古老的音樂形態可能近乎原樣承繼于當下。項先生建議從社會整體把握的視角，以國家禮制下的多功能性用樂為主線寫出一部中國音樂文化史——國家樂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禮樂文化史。認為對樂籍制度和制度下群體承載的探研，應該成為一個相對長歷史時期音樂史學把握的重點。
在此理念下，才能夠認知傳統社會中主導層面制度下創樂和用樂的整體一致性和體系化，繼而看到在這種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動態延展性和差異性。項先生指出，目前這項工作已經展開，并呼吁廣大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
音樂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音樂藝術音樂文化文化文化相對主義
在當下有關中國音樂文化與西方音樂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國音樂文化是否可走現代化發展道路等問題的爭論中，“音樂文化”是一個被大家頻繁使用的名詞，但同時也是一個被誤解，誤用最多的概念。最為常見的誤解之一就是將它的內涵等同于“音樂藝術”。在某些學者的言論中，“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常常被混為一談，不加任何區分。于是便出現類似“音樂的現代化”，音樂價值的相對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表述。
一、“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概念的提出
嚴格的講，“音樂藝術”所指代的是一種特定的藝術形式，即由有組織的音樂所構成的聽覺審美對象。對這種藝術形式的價值判斷，尤其是審美價值的判斷，無論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間，還是在不同時代，不同流派之間，都難以形成一個劃分高低優劣的統一標準，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在“音樂藝術”這個概念所限定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音樂的價值是相對的”。
然而，“音樂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音樂藝術”所限定的范圍。音樂文化包含音樂藝術，但卻并非指音樂藝術?！耙魳肺幕嵌喾N性質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樂現象的綜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現象，這些現象與音樂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們也有著自身的特征、性質和作用。總之，“音樂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而“音樂藝術”是一個較小的概念，我們不能用小的概念來涵蓋大的概念，我們必須懂得，我們探討的是“音樂文化”這個概念屬下的諸多文化現象，而不是某種藝術形式的審美屬性和藝術品位。
文化，按照廣義，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類的創造，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音樂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具體形態，它必然也是物質、制度、觀念的綜合體。從歷史的，文化人類學的全部觀點來看，審美價值是音樂文化多種價值中的一種，而不是其全部價值或唯一價值。因此，我們不能夠僅僅從意識的，藝術的，審美的層面去看待一個國家的音樂文化，更要結合著物質的，制度的，觀念的層面去看待一個國家的音樂文化。
二、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
中國的音樂文化發展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音樂課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應用于課堂。但是，中國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從近現代到如今近百年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已經不能適應當今世界音樂文化發展。這也就是說，中國音樂文化與當今世界上發達國家音樂文化之間存在著水平上的差距。
中國的音樂文化無論在物質的，制度的層面，還是在觀念的，意識的層面，都沒有能夠適應當今世界音樂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沒有能夠充分的滿足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樂教育為例：就物質層面而言，教育設施的匱乏，辦學經費的短缺，師資力量的不足，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就制度層面而言，中國的教育體制亟待改革，大量音樂人才的分布與流動極不平衡，一些專業音樂院系人滿為患，而大量的音樂普及教育崗位則無人問津；就觀念層面而言，音樂教育觀念陳舊、閉塞、學術視野短淺、狹隘。以上三個層面是阻礙音樂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樂文化與傳統音樂文化之間的摩擦
中國的音樂文化，需要在物質的、制度的、觀念的各個層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鑒世界各民族音樂文化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優秀成果，從而盡快跟上當今世界文明發展的步伐。現代化的音樂文化是開放的，其信息傳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圍的廣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種傳統文化中的人們帶來各種新意的、富有個性的藝術形式。中國近百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變遷事業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不向世界敞開國門，如果徹底拒絕現代化的進程，或許我們的音樂文化會保持更純正的中國口味，會贏得那些喜歡異國情調的老外們更多地贊嘆。但是這樣以來，我們中國人就必須放棄發展的機會和選擇的權利，我們就只能為別人去做傳統的守護神，而不能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創造者。
當然，新文化的產生并不意味著必須將傳統文化一概“淘汰”。舉個例子來說，一對年輕人結婚，如用傳統的拜天地，坐花轎的方式來舉行他們的婚禮，這一舉動顯然有著傳統的中國味道，從而得到旁人的贊美和羨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長不顧“婚姻自主”的原則，硬要按照中國傳統的老規矩為自己的兒女包辦婚姻，這就有理由遭到人們的反對。再假如那位先生還想效法舊時代“一妻多妾”的傳統，要給自己添上幾房“姨太太”，那么這一行為不僅要為已經“西化”了的中國人所不齒，而且還要受到國際法律的制裁。這個例子說明，傳統文化中與現代文化不相抵觸的東西，自然可以繼承和發展，反之，便決沒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國音樂文化發展道路探索
20世紀的中國新音樂是整個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選擇“新方式”來做事情，過生活的結果之一。“新學堂”的建立，“學堂樂歌”的興起以及其成熟的發展，中國的無調性作品，中國的十二音作品的陸續出現，等等。所有這一切，均說明我們中國人“聽音樂”，“做音樂”的方式有了明顯的質的改變。這些行為令那些不習慣接受中國新音樂的外國學者感到費解。其實趙元任先生早已說得明白：“中西音樂有異，中國音樂有自己的‘國性’，只得保存跟發展。但我們中國人得在中國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全國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種學博物館的服裝，專預備你們來參觀?！笨梢姡欠N要求我們中國人的音樂文化永遠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僅是不現實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國音樂主要是以本土繁衍、變異的方式在發展。直到清末，外來音樂文化，尤其是西洋音樂文化與日本近代音樂逐漸傳入，音樂由此興起。而這種現象確實為中國音樂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知識經濟發展加劇了東西方音樂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揚中華傳統音樂文化、使中華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綻放異彩是音樂教育工作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電子出版物和遠程教育的發展，東西方音樂文化將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樂文化的歷史命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方面各民族音樂文化在沖突和融合中會增加統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樂文化教育的繁榮和生存面臨著威脅。全球信息網絡一體化極易使西方社會的人生觀、價值觀長驅直入。在這場以文化滲透為主要途徑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戰”中，中華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會價值觀關系到國家的興衰、統一的成敗。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產力。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氣概，中國人民有著堅強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念。為此，我們要主動出擊、積極應戰，大力開發音樂文化信息資源。將偉大的民族精神、將具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音樂文化信息送上國際互聯網，使中華燦爛文化綻放異彩；激濁揚清，用中華文化抵御外來腐朽的文化的侵蝕，在我們民族的精神廣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萬里長城。
五、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倫理思考
但是，還有一些人反對將音樂納入現代化進程，這類人被稱為“文化相對主義者”。他們以“文化相對主義者”作為理論依據。在這里，我們應當看到，“文化相對主義者”原本是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寬容，相互理解，尊重，各盡所長，共同發展。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應當贊同。但同時也應當看到，一些“文化相對主義者”否認存在著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否認人類文化發展的共性，否認社會歷史進程的階段性、規律性、否認生產力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對此，我們必需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深入細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現象以及這些文化現象的哪些價值具有相對性，共通性，普遍性，進而在中國音樂文化與西方音樂文化相比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對主義者”的學者們卻沒有這樣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對主義”在他們的手上完全變了味，走了調，成為一種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們以一種對立的心態，來看待中西方音樂文化的相互影響，彼此通融的歷史與現實，以虛無主義的觀點來否定現代化對于人類文化的普遍意義。由此可見，這些學者手上的“文化相對主義”，其實只是，狹隘民族主義及“國粹”論的結合物，它既不新鮮，也不先進，用它來解釋文化歷史現象，或指導我們的實踐活動，必將造成觀念上的混亂和行動上的失誤。
總之，文化、音樂，都是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紀的中國音樂文化首先是為20世紀的中國人民而存在。中國音樂文化朝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是中國人民自主的，正確的選擇，同時，也是21世紀中國音樂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F代化進程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種新型的、開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時也是在審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樂文化。它是中國音樂文化與世界音樂文化之間完美的交融。中國的現代化任務任重而道遠，而中國音樂文化的現代化則是整個社會現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參考文獻
[1]中國音樂詞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
[2]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
音樂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一、“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概念的提出
嚴格的講，“音樂藝術”所指代的是一種特定的藝術形式，即由有組織的音樂所構成的聽覺審美對象。對這種藝術形式的價值判斷，尤其是審美價值的判斷，無論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間，還是在不同時代，不同流派之間，都難以形成一個劃分高低優劣的統一標準，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在“音樂藝術”這個概念所限定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音樂的價值是相對的”。
然而，“音樂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音樂藝術”所限定的范圍。音樂文化包含音樂藝術，但卻并非指音樂藝術?！耙魳肺幕嵌喾N性質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樂現象的綜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現象，這些現象與音樂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們也有著自身的特征、性質和作用?？傊?，“音樂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而“音樂藝術”是一個較小的概念，我們不能用小的概念來涵蓋大的概念，我們必須懂得，我們探討的是“音樂文化”這個概念屬下的諸多文化現象，而不是某種藝術形式的審美屬性和藝術品位。
文化，按照廣義，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類的創造，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音樂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具體形態，它必然也是物質、制度、觀念的綜合體。從歷史的，文化人類學的全部觀點來看，審美價值是音樂文化多種價值中的一種，而不是其全部價值或唯一價值。因此，我們不能夠僅僅從意識的，藝術的，審美的層面去看待一個國家的音樂文化，更要結合著物質的，制度的，觀念的層面去看待一個國家的音樂文化。
二、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
中國的音樂文化發展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音樂課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應用于課堂。但是，中國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從近現代到如今近百年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已經不能適應當今世界音樂文化發展。這也就是說，中國音樂文化與當今世界上發達國家音樂文化之間存在著水平上的差距。
中國的音樂文化無論在物質的，制度的層面，還是在觀念的，意識的層面，都沒有能夠適應當今世界音樂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沒有能夠充分的滿足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樂教育為例：就物質層面而言，教育設施的匱乏，辦學經費的短缺，師資力量的不足，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就制度層面而言，中國的教育體制亟待改革，大量音樂人才的分布與流動極不平衡，一些專業音樂院系人滿為患，而大量的音樂普及教育崗位則無人問津；就觀念層面而言，音樂教育觀念陳舊、閉塞、學術視野短淺、狹隘。以上三個層面是阻礙音樂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樂文化與傳統音樂文化之間的摩擦
中國的音樂文化，需要在物質的、制度的、觀念的各個層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鑒世界各民族音樂文化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優秀成果，從而盡快跟上當今世界文明發展的步伐?，F代化的音樂文化是開放的，其信息傳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圍的廣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種傳統文化中的人們帶來各種新意的、富有個性的藝術形式。中國近百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變遷事業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不向世界敞開國門，如果徹底拒絕現代化的進程，或許我們的音樂文化會保持更純正的中國口味，會贏得那些喜歡異國情調的老外們更多地贊嘆。但是這樣以來，我們中國人就必須放棄發展的機會和選擇的權利，我們就只能為別人去做傳統的守護神，而不能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創造者。
當然，新文化的產生并不意味著必須將傳統文化一概“淘汰”。舉個例子來說，一對年輕人結婚，如用傳統的拜天地，坐花轎的方式來舉行他們的婚禮，這一舉動顯然有著傳統的中國味道，從而得到旁人的贊美和羨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長不顧“婚姻自主”的原則，硬要按照中國傳統的老規矩為自己的兒女包辦婚姻，這就有理由遭到人們的反對。再假如那位先生還想效法舊時代“一妻多妾”的傳統，要給自己添上幾房“姨太太”，那么這一行為不僅要為已經“西化”了的中國人所不齒，而且還要受到國際法律的制裁。這個例子說明，傳統文化中與現代文化不相抵觸的東西，自然可以繼承和發展，反之，便決沒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國音樂文化發展道路探索
20世紀的中國新音樂是整個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選擇“新方式”來做事情，過生活的結果之一?！靶聦W堂”的建立，“學堂樂歌”的興起以及其成熟的發展，中國的無調性作品，中國的十二音作品的陸續出現，等等。所有這一切，均說明我們中國人“聽音樂”，“做音樂”的方式有了明顯的質的改變。這些行為令那些不習慣接受中國新音樂的外國學者感到費解。其實趙元任先生早已說得明白：“中西音樂有異，中國音樂有自己的‘國性’，只得保存跟發展。但我們中國人得在中國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全國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種學博物館的服裝，專預備你們來參觀?！笨梢?，那種要求我們中國人的音樂文化永遠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僅是不現實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國音樂主要是以本土繁衍、變異的方式在發展。直到清末，外來音樂文化，尤其是西洋音樂文化與日本近代音樂逐漸傳入，音樂由此興起。而這種現象確實為中國音樂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知識經濟發展加劇了東西方音樂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揚中華傳統音樂文化、使中華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綻放異彩是音樂教育工作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電子出版物和遠程教育的發展，東西方音樂文化將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樂文化的歷史命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方面各民族音樂文化在沖突和融合中會增加統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樂文化教育的繁榮和生存面臨著威脅。全球信息網絡一體化極易使西方社會的人生觀、價值觀長驅直入。在這場以文化滲透為主要途徑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戰”中，中華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會價值觀關系到國家的興衰、統一的成敗。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產力。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氣概，中國人民有著堅強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念。為此，我們要主動出擊、積極應戰，大力開發音樂文化信息資源。將偉大的民族精神、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音樂文化信息送上國際互聯網，使中華燦爛文化綻放異彩；激濁揚清，用中華文化抵御外來腐朽的文化的侵蝕，在我們民族的精神廣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萬里長城。
五、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倫理思考
但是，還有一些人反對將音樂納入現代化進程，這類人被稱為“文化相對主義者”。他們以“文化相對主義者”作為理論依據。在這里，我們應當看到，“文化相對主義者”原本是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寬容，相互理解，尊重，各盡所長，共同發展。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應當贊同。但同時也應當看到，一些“文化相對主義者”否認存在著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否認人類文化發展的共性，否認社會歷史進程的階段性、規律性、否認生產力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對此，我們必需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深入細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現象以及這些文化現象的哪些價值具有相對性，共通性，普遍性，進而在中國音樂文化與西方音樂文化相比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人云亦云。
音樂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湖南禮俗儀式音樂主要有婚禮、葬禮、祭禮、賀禮、慶禮、賓禮等幾大類，幾類禮俗儀式不同，用樂的情況又各有不同。湖南省民族眾多，地理與文化特點復雜，湖南民間的信仰體系及其儀式音樂十分多樣復雜，分布地域又極為廣闊零亂。本文所提出的湖南民俗儀式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具體而言，包括了以下形式：一是湖南民間節日儀式、定期舉行的神誕、廟會、儺儀等，如：如大年初一的祈福、正月十五的搭燈棚坐壇迎神、七月十五的放河燈儀式；二是各種不定期的應急祭神活動；三是依事臨時舉行的“指向性儀式”，如：天旱求雨儀式、祛疾齋蘸儀式等；四是貫穿個人生命當中的“人生儀禮”，出生禮、成年禮、結婚禮、喪葬禮也包括在其中。湖南禮俗儀式音樂在音樂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領域都有相當深遠的意義。從音樂學方面看，儀式上使用的音樂契合當地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滿足了當地鄉民的喜好，符合當地方言、土語、俚語的唱詞用韻特點，取材于普通百姓熟的不能再熟，張口即來的民間小曲，其音樂形態、用樂選擇與音響排列方式具有“歷時群體性”；從社會學方面看，湖南民俗儀式音樂的選擇與載體，包含了當地地理環境和文化生態環境兩個層次，了解音樂是怎樣展現和運用在儀式之中，理解音樂要素與信仰體系、儀式、儀式音樂之間的互動關系，并把儀式音樂放在人文生態環境中研究，是首要的、而且是取得第一手資料的重要途徑。在文化人類學方面來看，對湖南禮俗音樂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了解湖南農村的深層次問題：如音樂在體現社會凝聚力、培養鄉土情結中的特殊功效等問題。為了對湖南禮俗音樂有一個全面的了解，筆者盡可能地搜集查閱了湖南禮俗音樂的地理、歷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民俗等背景資料和文獻，對湖南絕大多數地域的廟會活動、婚喪活動、民間信仰活動進行了一系列地訪談、考察、采錄，并進行了資料的歸檔與整理?；谝陨咸镆罢{查實錄，筆者對采集的資料做了初步的選擇，選擇的依據有：一是該地域是否具有獨立的信仰體系和儀式傳統的歷史；二是該儀式傳統現存的完整性（包括其儀式音樂傳統）；三是該信仰體系和儀式傳統在當地社會及文化中的歷史代表性和意義，兼考慮民族、人口、文化發源地、民族遷徙路線等方面。四是該地域儀式傳統得以發展有賴師徒傳承的途徑。要了解某一地域或教派的儀式音樂，認識儀式執事者的生平事跡及他們傳播的方法（如儀式執行者的挑選、訓練傳承路線及認可方式）有助于理解它的地域性和跨地域風格屬性。最后，基于對以上材料的客觀、全面的分析，最終形成對湖南禮俗音樂的全面分析和總體歸納。
二、湖南禮俗音樂本體分析
1、儀式中常使用的樂器湖南禮俗音樂常用的打擊樂器有：小鐘、碗磬、大鐃、小鐃、大鈸、小鈸、镲、手鈴、大木魚、小木魚、鐺子、堂鼓、小鼓等。管弦樂器有：笛、簫、嗩吶、琵琶、中阮、揚琴、古箏二胡、中胡、京胡等，此外，還使用部分西洋樂器，如：薩克斯、手風琴等。
2、儀式中常使用的曲牌[婚禮曲牌]：湖南民間婚禮儀式有“三茶六禮”，樂器用大嗩吶兩個，小嗩吶兩個，鼓、鑼、鈸等?；槎Y程式有：引郎、催妝、敲門、下帳、轉面、對面、摘花、解帶、交杯、撒帳、出房、交拜。例1:唐曉昂口述美人自結歲時新，燦爛花燭照眼明，今日雙雙同交拜，管教富貴一堂春。[喪禮曲牌]：湖南民間有“貴生重死”的習俗，喪禮又叫“白喜事”，樂器用喇叭、三弦、月琴、南胡、京胡、笙、管、笛、蕭、大筒、大鼓等。程式有：夜歌、夜歌子、孝歌子、喪歌、喪堂歌、鬧喪歌、打喪歌、打夜歌、喪鼓、夜鼓、打干鼓、葬歌、歌郎、老人歌、路腔、撒花。具體曲牌有：早晨吹《堂皂音》，曲牌有：扮妝臺、揚州臺、福壽、山坡羊、漢東山、皂羅袍等。上午吹《堂皂正音》，曲牌有：洞鼓連、游西湖、杜鴿飛、山坡羊等。午后吹《堂皂哀音》，曲牌有：轉調洞鼓連、轉調杜鴿飛下午五時后吹：哀傷梆子、雙點鼓、草時音、跛腳鼓、白鹿息腳、雙鵝上灘、鑼邊鼓、路邊鼓、東調子、九槌子、六槌鼓、大開門等。例2：邵陽陳明生唱散花童子身穿紅，三國有個老黃忠。老將年將七十五，上陣對壘逞英雄。[風俗音樂曲牌]：湖南民間信仰民俗較為繁雜，風俗性音樂曲牌較多，按時間順序可以歸納為：正月：舞獅、耍虎、舞龍、玩蝦、斗燈、賽鼓、猜燈謎、瑤族坐堂歌、苗族吃牛、打春、迎春、贊土地等二月、三月、四月：謝春土、扮王母娘娘、安龍謝土、抬財神、賀財神五月、六月：劃龍船、旱龍船、水龍船、端午歌、求雨、七月：接祖先、盂蘭盆會八月：朝拜香例3：邵陽劉仁俊唱春牛來得早，明年年歲好。春牛生得背駱駝，一年作出兩年禾。[其他風俗音樂曲牌]：建梁歌、掛臺子、太平歌、干龍船黃鐘大呂敲動鑼鼓劃動船，順風相送到村前。千里劃船游香火，萬里劃船謝神靈。
三、湖南禮俗音樂的階層制度研究
湖南地區禮俗儀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的程式化的宗族規范，這些規范體現在音樂的用樂類型、器樂配置、音樂傳習等多方面。禮樂并行的用樂體制暗合了傳統民族意識中保留的“禮樂相彰”的觀念。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湖南民俗儀式音樂中的階層劃分。湖南民間的婚禮、喪禮、祭禮等儀式中，音樂的選擇和器樂的配置存在著和村落宗族制度密不可分的階層劃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姓氏、身份、輩份的人，在儀式中的用樂規格各不相同。表面上，禮俗儀式中的用選擇樂是為了彰顯儀式活動的熱鬧和排場，但音樂背后隱喻的是家族的強盛、財勢、地位和人脈。音樂的造勢也有效地喚起了以村落為中心社會階層地位的再確認和再強調，此地此刻，音樂的社會功能性是其他任何形式都不可替代的。在以村落為中心的湖南鄉村禮俗儀式中，有選擇地使用具有階層區別的禮俗音樂，也體現了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對自身社會秩序的認同與道德倫理的理解。
2、湖南民俗儀式音樂中的儀式結構。儀式程序中的“結構”與“反結構”，是特納（VictorTurner）在象征人類學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在與儀式相關的準備階段，儀式布置會刻意突出宗族等級、階層差異；在儀式進行時，娛樂祖宗神靈的音樂有調和作用，暫時淡化宗族的等級劃分，調和宗族結構中的各種關系，緩和各種矛盾，形成社區共榮的局面。音樂是人們寄托希望與情感的客觀需要，在莊重嚴肅的儀式過程中，當音樂奏響所制造的聽覺氣氛有效地調和了儀式氛圍，音樂可以表達情緒和喚起情感，音樂的娓娓道來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撫慰方式，在這一時刻，儀式因為有音樂存在而變得充滿溫情、像模像樣；音樂因為存在于儀式而具備了娛神娛人的功能。儀式音樂像一層朦朧的溫情的面紗，籠罩于冰冷的禮俗儀式之上，暫時慰藉了人們的社會焦慮，調和了社區矛盾，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帶給人們溫暖的心理感受，起到了調和了宗族結構中的各種關系，緩和各種矛盾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