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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第1篇

排在前十位的金融中心城市還有蘇黎世、法蘭克福、悉尼、芝加哥、東京和日內瓦。此次調查中，政策監管和稅收環境成為衡量金融中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報告稱，倫敦和紐約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為全球參與的交易提供了廣泛服務。而兩個城市在人力資源、市場準入及監管方面尤其突出。

在談到亞洲金融中心時，報告稱該組織2005年發表的報告認為，亞洲各金融中心之間沒有明顯領先者，而此次最新的分析卻顯示香港不單超越新加坡，還遙遙領先包括東京在內的其它亞洲金融中心。

該報告以人力資源、商業環境、市場準入、基礎設施和綜合競爭力為評比指標，對全球46個城市作為金融中心所具備的競爭力加以比較和排名。

人力資源是指該城市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以及推動人力資本不斷增值的教育環境。商業環境則側重于監管、稅收環境、腐敗程度、經濟自由度和商業環境是否寬松。而該調查將監管視為衡量一個市場的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市場準入則指該金融中心的證券化程度，股票、債券的交易數量，以及城市中為金融領域服務的公司的數量。基礎設施衡量的是該城市中建筑物租金和是否有足夠的辦公面積。綜合競爭力則考量的是一個城市的生活條件。

據BBC報道，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由英國的Z／Yen調查公司為倫敦金融城統計制作，每兩年公布一次，對全球46個城市作為金融中心所具備的競爭力加以比較和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是根據對全球金融服務業決策層人士進行的網上問卷調查結果，結合47個有關競爭力的不同指數，綜合計算分析得出。

排名目的

推出這個指數的日的是展示金融中心之間相對競爭力的變化，以助了解金融中心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從零開始建設一個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比如沙特的迪拜)是否可能；以及隨著區域經濟實力的增強，亞洲是否可能出現一個全球金融中心。

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斯耐德說：“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凸顯了兩個亞洲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在競爭力上遠遠超過倫敦以外的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城市。”

倫敦金融城2005年的金融中心競爭力調查報告顯示，當時亞洲幾個金融市場之間沒有明確的高低之分，而今年的調查則清楚表明，香港不單超越新加坡，還遙遙領先包括東京在內的其它亞洲金融中心。香港被認為正在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而東京僅排名第9。

根據這次調查的結果，受訪者認為香港最有可能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報告認為，香港擁有嚴格的監管以及經驗豐富的金融人才，而且已經成為重要的區域金融中心。只要亞洲金融市場不再出現較大的波動，香港是成為另一個全球金融中心的最有力競爭者。報告稱，由于在人才、市場監管及企業環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作為中國經濟“龍頭”的上海，與排名第9位的東京，從各項指標來看，目前都無法跟香港比。

根據調查報告，成功的金融中心扮演了五個角色中至少一個：

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倫敦和紐約夠這個資格；

國際金融中心，比如香港，承擔了大量跨國交易活動；

特色金融中心，在某個領域獨霸鰲頭，比如蘇黎世的私營銀行業是世界第一：

全國金融中心，作為一個國家的主要金融服務中心，比如上海；

區域金融中心，承擔了國內一個地區的主要金融業務，比如芝加哥既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又是一個地區金融中心。

倫敦和紐約扮演了全部五種角色，但倫敦在五項競爭力指標上都超過了紐約。

競爭力要素改變

今年的調查結果表明，金融界要人對構成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要素的看法跟兩年前不同。2005年，在《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對競爭力調查報告》中，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人才和技術是整體競爭力的首要因素，而這次的調查顯示，人們的關注焦點已經轉移到監管政策和稅務環境。

計算指數中采納的其他競爭力因素指數還包括人力(高質量勞動力供應、勞動力市場靈活程度、商業教育和人力資本開況)、商業環境(監管、稅率、腐敗程度、經濟自由度和經商的難易程度)、市場狀況和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居住生活條件等因素。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科技競爭力創新構建

諭餼赫ρ芯孔凼?1.1 國外關于競爭力研究現狀

20世紀70年代末,白宮和參議院要求美國技術評價局研究美國競爭力。1980年,美國勞動部經濟研究辦公室提交了《關于美國競爭力的總統報告》,第一份正式的國家競爭力報告。

1985年,美國總統產業競爭力委員會提交了其第一份國家競爭力報告:《全球競爭,新現實》,比較全面地分析和研究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隨后 于1988年頒布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

2005年,美國國家科學院提交給國會1份研究報告《未雨綢繆—開創美國經濟的光明未來》從下述4方面提出改革建議及相應的行動措施:

第一:培養1萬名教師和1000萬學生以及大幅度提升K－12年級的科學和數學教育來增強美國的人才庫。

第二:通過科學和工程研究播撒種子,以保持和加強國家致力于長期基礎研究的傳統,從而保持促進經濟發展、確保國家安全和改善生活質量的新創意的持續產生。

第三:在科學和工程高等教育方面擁有最杰出、最聰慧的學生,從而使美國成為從事學習和研究的最具吸引力的場所,繼而培養,征募并留住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國最杰出最聰慧的學生、科學家和工程師。

第四:鼓勵創新及良好的投資環境,以確保美國是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地方,并通過使專利體制現代化,重組鼓勵創新的稅收政策及確保寬帶接入,來創設基于創新的高收入工作。

英國政府的經濟社會研究理事會1983年開始陸續組織了20多個項目研究國際競爭力。英國政府貿易與產業部1992年開始每年提出數量不等的競爭力研究報告,如1995年的《競爭力:幫助小企業》報告。

法國研計部1992年推出《法國:全球競爭中的業績選擇》報告,德國經濟部1993年《聯邦政府關于保證未來德國經濟的報告》,葡萄牙競爭力論壇1995年提出了《葡萄牙經濟競爭力報告》。其特點如下:

①爭力分析越來越受到國家政府部門的重視,成為政府部門決策的重要依據。因此,成立專門機構分析競爭力;

②競爭力分析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③競爭力分析既包括對過去的判斷和未來趨勢的預測,還包括提出未來的戰略選擇。

1.2 國內關于競爭力研究現狀

我國在1997年3月由原國家體改委體制改革研究院、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及中國人民大學聯合組成中國國際競爭力研究課題組,運用《世界競爭力報告》的方法研究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1997年出版了《中國國際競爭力發展報告(1996)》。

該告用381個指標,分析評價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涉及宏觀經濟、工業、科技、企業管理、金融體系、政府管理等方面。之后,2年1個主題報告。1999年推出了科技競爭力主題研究報告,探討科技競爭力與其它七大指標之間的關系,出經濟活力、工業效能、財政能力、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對外經濟活動活力、創新能力、國家干預8方面因素及其評價指標,比較研究了亞太15國(地區)的國際競爭力。

在科技領域,我國近年來逐漸開展以文獻計量為主的學科發展態勢與競爭力分析。主要用文獻計量學、科學計量學和情報分析方法探討世界科學發展態勢,分析我國的優勢領域,包括中國在世界科學中的位置,中國在世界科學中相對優劣勢的國際比較等內容,為科技決策者提供可資參考的世界科學景圖。

2 科技競爭力創新的內涵動態變化

《科學、技術和工業展望》(OECD 1996):創新是由不同參與者和機構的共同體大量互動作用的結果,把這些看成一個整體就稱作國家創新體系。……從本質上看,創新系統是由于存在與企業、政府和學術界在科技發展方面的相互關系與交流所構成的。在這個系統中,相互之間的互動作用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創新成效和整個經濟體系。

科研機構的科技競爭力,是指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立足科研機構的職能,通過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等活動,產生出有助于知識增長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從分析科研機構與國家創新系統的關系入手,研究了國家創新系統的內涵變化,科研機構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功能定位與作用。綜合分析了科研機構在國家創新系統中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界定科研機構科技競爭力的內涵,從科技創新價值鏈的視角,構建了國立科研機構科技競爭力5維要素研究與分析框架體系三層結構。簡要分析了影響國立科研機構國際科技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研究結論與展望。

在知識經濟主導的世界下,競爭力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主體,分析現有典型競爭力評價中涉及科研方面的指標,有助于構建科研競爭力的評價模型。目前競爭力評價中關于科技方面的指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科技人才:人才是科技競爭的根本,也是一個機構具有競爭能力的潛在優勢,各種科技競爭力評價都把人才作為競爭力的一個主要因素;

(2)投入:投入包括經費、設備基礎設施等,隨著科技的發展,科學機構之間開展競爭力基礎條件不斷改善;

(3)產出與影響:包括論文、專利、高技術進出口、高技術制造業等這是機構競爭力的外顯因素,其發現的新知識與掌握的新技術越多,其在同類機構中的影響就越大,也就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人才和投資,因而其競爭力也就越強。

定量分析是手段,服務于作出判斷和得出結論。利用情報分析和數理分析工具,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表現各種現象之間深層次的關系,或發現從表面(或從定性分析方法)上難以發現的聯系和規律，有助于展現其他情況下可能被忽視的研究重點。得供有關某一學科領域中與各種科研活動相關的事實數據和相對全面的概貌。

3 研究與分析科技競爭力研究方法

如何系統性設計出將評估體系與科研機構的戰略定位、使命及其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建立聯系的評價科技競爭力的模型與研究和分析指標體系,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3.1 科研機構科技競爭力研究與分析體系構建

(1)科研機構科技競爭力的內涵與構成要素。

(2)研究與分析體系構建。

(3)影響科研機構科技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分析。

①戰略定位與研究方向選擇。

②優秀的學科帶頭人和跨學科團隊協作。

③保障研究開發經費的支持力度。

④創新環境。

3.2 國家創新系統的內涵與動態變化

《科學、技術和工業展望》(OECD 1996):創新是由不同參與者和機構的共同體大量互動作用的結果,把這些看成一個整體就稱作國家創新體系。……從本質上看,創新系統是由于存在與企業、政府和學術界在科技發展方面的相互關系與交流所構成的。在這個系統中,相互之間的互動作用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創新成效和整個經濟體系。

OECD在《管理國家創新系統》(1999)將國家創新系統強調政策制定者促進國家的科技進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的政策分析工具 ……,“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個機構內部相互聯系在一起,來創造、存儲和傳遞知識、技能和產生新技術產品的系統。”

科研機構的科技競爭力,是指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立足國立科研機構的職能,通過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等活動,產生出有助于知識增長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3.3 WEF對競爭力理論評價

WEF在1996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定義競爭力為一國或地區保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增長的能力,并設計了下述國際競爭力指數:

(1)經濟增長指數——結合初始收入和競爭力水平來進行的計算和排名;

(2)市場增長指數——國增長指數與其GDP全球份額的乘積(1998年調整為一國增長指數和其GDP絕對規模的乘積)與全球經濟增長之比構成,它將各國經濟增長和其經濟規模相結合,反映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份額。

進行競爭力評價所依據的理論是多方面的,是在不斷創新和變化的。設計和評價國際競爭力指數,主要依據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技術內生化經濟增長理論,強調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主要通過開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礎設施、技術、管理、勞動、法規制度。1998年以后增加了波特關于競爭力和環境方面的理論。例如設計經濟增長指數基于以下認識:

一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由三個因素決定:①競爭力指數;②初始GDP人均水平;③不可預見的偶然事件。一國的經濟增長水平既與綜合競爭力水平有關,又與一國的初始人均收入相關,往往窮國比富國更傾向于獲得快速經濟增長。因此,以人均GDP定義的競爭力評價,既要評價其環境因素,也要評價其增長因素。

參考文獻:

[1]譚宗穎.科研機構競爭力分析.北京:中科院圖科情報部,2013(4).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第3篇

關鍵詞：GFCI；國際金融中心：對策

一、我國相關城市在GFCI中的最新排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以下簡稱GFCI)是目前全球最具權威的國際金融中心排名以及評估體系之一，是由倫敦金融城公司委托Z／YEN公司開發并管理。GFCI是在現有的一些評測指數和定期調查金融產業數據的基礎上組合而成，是一個動態性的復合指數，其持續跟蹤金融專家對潛在金融中心的評估，每半年一次數據，最新數據為2010年3月的第7期。

在最新的第七期報告中。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作為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始終保持前4位。其中前兩者優勢明顯高于后兩者。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倫敦與紐約優勢明顯但與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不斷縮小。香港和新加坡得益于亞太經濟，具有穩定和長久的競爭力，香港多次位居世界第三。東京、芝加哥、蘇黎世、日內瓦、法蘭克福、悉尼等傳統金融中心排名前10。

我國的金融中心近幾年迅速崛起，其評估值均顯著提高，在全球十五大中心中占據三名。除了香港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穩居第三；深圳、上海、北京排名分別為全球第9、第11和15位。從歷次評分來看，北京和上海與臨近城市的評分差別不大，但其進步最快，詳見表1。

二、中國金融中心優劣勢分析

GFCI按照競爭力領域和測試者所屬行業兩個標準進行子指數分類。競爭力子指數包括人才因素、商業環境因素、市場準入因素、基礎設施因素、總體競爭力等五大因素：行業子指數包括銀行業、資產管理、保險業、專業服務和政府與監管。這些指數通過GFCI統計模型使用相關行業的測試者的問卷構造而得，每一個子指數反映各行業的測試者的觀點。GFCI應用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來處理問卷評估和工具因素的組合數據。SVM是基于統計技術，對復雜的歷史數據分類、建模和預測，能夠很好地處理離散、類別數據，也能處理連續數值或時間序列數據。從SVM得到金融中心的預測值，與金融中心的實際評估值結合起來生成GFCI。GFCI動態更新包括工具因素更新或新加入金融中心的評估值，截至GFCI7，共使用3千多專家的5.1萬多條評估值共850萬數據，為金融中心提供更全面和動態的評估。

我們應用戰略管理的SWOT分析方法，按照GF-C1的競爭力和行業兩個維度來分析我國金融中心的優勢和劣勢。

(一)宏觀經濟

我同的金融中心均為與實體經濟相關的金融中心，其發展與實體經濟密切相關。我國金融中心在GFCI評估中整休良好，表明金融中心自身發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我國具有穩定的政治和法制環境、雄厚的經濟實力、高速的經濟增長、一定規模的金融市場、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持續穩定高速增長的宏觀經濟為金融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反過來也進一步促進了金融業的良性發展。宏觀經濟與金融良性互動促進了兩者的穩定發展。尤其在金融危機下，中國整體經濟的良好表現為中國金融中心發展提供了契機。

(二)行業分析

從GFCI的評估來看，在傳統的金融行業，如銀行業和保險業，我國的金融中心表現良好。深圳、上海、北京在銀行業和保險業均進入全球前十(表2)。結果也證實，我國對金融業的發展存在“重硬輕軟”的問題。重視基礎產業的發展，輕視配套產業發展。我國金融體系屬于基于銀行的體系，更側重于銀行業及保險業等傳統的金融業，近年我國銀行業和保險業在這幾年迅猛的發展，多家銀行已列入世界前十強。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在資產管理方面提高迅速，上升至第五位。但專業金融服務產業如評級、咨詢、法律、會計、審計業的發展緩慢，這些產業是金融發展不可或缺的產業，也成為上海金融業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此外，政府與監管表現欠佳，成為金融業穩定發展的瓶頸和隱患。本次金融危機再次詔示，嚴格的金融監管是金融良性發展的基石。

(三)競爭力分析

從GFCI競爭力子指數分析，在GFCI競爭力的“人才、商業環境、市場準入、基礎設施、總體競爭力”五項子指數中，我國大陸獲得突破。在第六期中的三個金融中心無一項指標進入全球前十，但在第七期中上海在人才、市場準入、基準設施和總體競爭力四個指數獲得顯著提高。但深圳和北京在競爭力方面評分較低，表明中國在整體競爭力還較低，中國金融業同樣存在“重硬輕軟”的老問題，重視產業的規模、利潤、增長等硬指標發展，而忽視人才、環境等軟因素的提升。從表3可以看出，全球排名前四的全球性會融中心主要優勢在于五項競爭力，其牢牢占據競爭力指數榜首。前十名的其他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指數的變化不大，多在3―4位次變化。這說明金融中心的發展關鍵在于其內在的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發展，尤其是在GFCI在歷次的報告中首推人才因素，始終認為人才因素是重中之重。

(四)穩定性分析

從GFCI歷次報告可知，排名越是靠前的越穩定，其波動相對較小。本次評估我國的金融中心表現良好，但其結果是否可靠穩定，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GFCI報告肯定了我國金融中心的顯著進步，但同時也給出中國虛高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受到的沖擊最小，其他地區都受到較大沖擊，相對于GFCI5中國的指數恢復得很快，其他地區則較慢：另一方面。從樣本來源結構來看，大量的測試者來自于亞洲，可能造成結果的統計偏差。亞洲外的評估值則顯著低于亞洲評估值，這也表明亞洲的金融中心并未和外部有效聯系。三個金融中心在競爭力子指標得分較低暗示可能蘊含著較大波動，一些測試者的評估存在較大的錯配，其結果的穩定性還須隨著時間推移來檢驗。

(五)總體分析

從實際發展來看，我國的金融中心表現出高成長性和穩定性，盡管與頂級金融中心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但差距不斷縮小。從國際視角來看。在亞洲，除了傳統的香港、新加坡和東京外，我國大陸的金融中心競爭對手表現相較弱，迪拜618分(24名)、首爾615分(28名)、卡塔爾600分(36名)。這表明，中國的金融中心發展更多是向標桿追趕，受到其他城市的威脅較小。一旦我國的金融中心成長為區域級或全球級。其不可避免地要與這些金融中心競爭，亞洲競爭形勢將是非常嚴峻的。從動態發展來看，我國經濟持續發展也為金融中心發展提供強力后援支持。GFCI報告對我國未來發展做出較好的預期。在GFCI所有版本均明確提出，中國上海可能成為繼倫敦和紐約之后，世界上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表明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金融中心的發展前景獲得了國際廣泛的認可和關注。從整體來看我國的金融中

心發展優勢大于劣勢。機會多于威脅。

三、中國金融中心之間的比較

目前我國有四個金融中心進入GFCI排名。其中香港穩居全球第三，大陸的深圳、上海和北京排名分別為9、11和22位。按照GFCI對全球75家中心的劃分，上海和北京為全球級的競爭者，而深圳為國際級的實力型中心。其中上海和北京自GFCI第1期就進入GFCI，深圳在第6期首次進入排名即列第五，從GFCI統計來看，首次進入的排名有一定虛高，后續排名都有所下降。按照GFCI歷史數據逐漸衰減的計算方法。深圳的評分可能會繼續下調。目前上海和深圳僅差2分，按照發展趨勢，上海將繼續保持穩定的高速增長，而深圳在穩定之后也將持續增長。

GFCI報告也給出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受到的沖擊最小，其他地區都受到較大沖擊；另一方面，深圳的主要支持者來自亞洲，評估深圳的80％的測試者來自亞洲，主要是香港。僅有16％的亞洲外的評估值。此外，深圳在競爭力子指標評分較低波動較大，評估存在較大的錯配。

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深圳獲得GFCI高分的原因，還在于其毗鄰香港，被看作是香港與大陸的自然合作者。此外，總部位于深圳的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的良好國際表現也對深圳的高分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國內的歷年研究結果來看，對于上海的首位排名均一致，北京、深圳大多居前三。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在2009年6月16日在深圳首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也得出類似結果。從實際發展來看，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發展，上海、北京兩個金融中心逐漸成為關注的焦點，尤其是上海已在金融市場(證券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期貨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創新、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戰略聚集等方面初顯雛形。北京也因其有金融決策和監管、金融信息、金融服務和人才積聚等方面的獨特優勢而初具條件。深圳在多層次資本市場、與境外市場合作、放松金融管制、拓展金融衍生品等方面也初具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架。

四、GFCI對中國金融中心建設的啟示

GFCI基于行業和競爭力兩個維度對我國與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分析，對我國金融中心建設有如下啟示：

一是構建全方位多層次金融中心體系。借鑒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波士頓―華盛頓”的雁型模式，我國的多個金融中心布局必須合理分工、統籌規劃，避免低層次重復建設。以“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構建“全球―區域―國內”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布局。

二是發揮各級政府的作用。傳統的金融中心如倫敦和紐約為市場主導型的金融中心。其穩健和實體經濟緊密相連，但發展相對緩慢。香港和新加坡為政府主導型的金融中心，發展初期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的金融中心盡管多定位為市場主導型，但在建設初期，須借鑒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經驗。發揮我國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中央政府主要負責政策導向、制度改革、法律建設、宏觀調控方面，地方政府著力提升吸引人才、商業環境、基礎設施方面建設。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第4篇

每個人都了解中國的競爭實力，它擁有世界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但他們也有他們的弱點，他們不是不可戰勝的。我相信，如果利用我們自己的想像力并快速徹底改造市場戰略的話，我們能夠與之競爭。

這不意味著僅僅對于我們的制造業進行改進，而是應該大膽地創新地向前走。我們應該理解他們的軟肋并加以開發。

我們的優勢

* 我們必須加速使用具有競爭力的武器。中國與我們市場有很長的距離，需要考慮運輸時間和材料加工補償這些明確的要素，同時我們都了解這種精確預測的困難性。

* 跨國市場，為了經濟節約需要用集裝箱運輸，中國的公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到達市場。如果我們行動，我們幾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 不管現代技術和通訊如何發達， 沒有比面對面的交流更好的了。另外由于文化的差異，口語的交流也不太可能發生。

* 我們在墨西哥時看見，那些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別的國家接受培訓的人們在這里可以被高薪聘請，結果他們的營業額上漲了30%。在中國我們正在開始看到這方面的情況。

中國目前的軟肋

* 生產主管和小時工在中國還將持續上升。在杭州，生產主管每年的收入是9268美元，在香港，生產主管每年的收入是32407美元。因此，在中國工資的基礎結構將會逐漸上升，導致成本的增加要比美國增長得更快。收入的差距也會持續增大。

* 與美元相比，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相對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完全市場化，因此美元的波動不能引起人民幣較大的浮動，這會在直接貿易上占據優勢。這已經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密切關注，在這一點上中國必須打破這種局面，用一種意義深遠的方式提升人民幣的價值。

* 享受中國繁榮經濟的中國人口購買力還是相對很小。這種不均衡的分配能夠引起人們心理的不平衡和社會的動蕩。大量的人口將變得難以控制。因此這種小比例的富裕階層和大比例的貧困階層的結合以及試圖把持陳舊制度體系的政府會在未來變得一觸即發。

那些選擇離岸外包的公司，當你們的戰略規劃涉及到中國時，你要仔細考慮，如果可能的話你要把基地建在美國，因為如果中國的形勢發生不好的變化，你可以迅速地做出反應，讓自己有回旋的余地。

我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對于中國資源的競爭力在逐漸地增強。這在歐洲是必然的，因為隨著歐元相對于美元變得更強，他們正經歷著高成本的考驗。

最后，我相信運用我們的想像力和激情，我們能夠抵銷中國所具有的優勢。為什么不考慮這種可能性呢。

全球競爭力排名出爐：中國名列第49位

世界經濟論壇2005至200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芬蘭、美國在今年的全球競爭力大排名中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而中國則名列第49位，領先印度、巴西和俄羅斯。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主要根據宏觀經濟環境、公共機構質量和技術革新這三項標準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芬蘭在這三方面都表現出色(分別名列全球第四、第五和第二位)，因而高居榜首。

最近五年中芬蘭第四次排在首位。美國在技術領域名列全球第一，但在公共機構質量和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性等方面只名列全球第18位和第23位，綜合得分不及芬蘭，因而屈居第二。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為瑞典、丹麥、中國臺灣、新加坡、冰島、瑞士、挪威和澳大利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排行榜上，中國在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性方面排名靠前，名列全球33位。但是在公共機構質量和技術領域排名靠后，分別名列全球第56位和第64位，其綜合全球競爭力排名全球第49位，較去年下降了3位。中國香港的全球競爭力雖名列第28位，但和中國臺灣一樣，其全球競爭力均較去年有所下降。

出處：美國《工業周刊》2005年11月2日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第5篇

長期以來，“國家競爭力”的概念，在經濟學科中既具有廣泛涵義，又十分抽象且難以定義；但是，許多學者的貢獻已使得世人對于國家競爭力的理解不斷深化。例如，古典經濟學者衡量或比較國家之間的競爭力以生產統計為主，注重土地、資本、自然資源及勞動力等要素。亞當·斯密曾提出比較利益的概念，強調在國際間，一個國家的出口要有競爭力，就必須有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李嘉圖則強化了比較利益的概念，其著名的比較利益理論（ 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 ）已在某種意義上展示了國家間的競爭。 20 世紀初，熊彼特（ Schumpeter ）引入創新概念，建構出動態與不斷進化的競爭論點，熊彼特突出地強調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是扮演經濟發展引擎的關鍵角色。索洛（ Robert · Solow ）通過研究 1948 ～ 1982 年美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增長要素，特別強調專有技術（ Know － How ）和勞動力教育的重要性。 90 年代，哈佛大學教授波特（ Porter ）強調指出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作用，認為當從國家的層面衡量時，國家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一國在某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表現為一個國家能否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使該國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他利用“鉆石模型”（ Diamondmodel ），提出決定國家競爭力的四大要素：生產因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表現；企業的策略、結構和競爭對手，并且有系統地展示各項競爭力因素的關系。

近年來，國際一些知名機構依據其對于國家競爭力廣泛涵義的理解，已有所側重地發展出評估世界各國（地區）競爭力的多種方法。從主要內容來看，大體上有整體國家競爭力的評比、經濟自由度的評比、投資利潤風險的評比、國家風險的評比。其中，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 ，簡稱 IMD ）和瑞士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 WorldEconomicForum ，簡稱 WEF ）是國際知名的整體國家競爭力評比機構。中國從 1992 年開始參加其整體國家競爭力的評比，由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同瑞士方面進行合作研究。目前，兩家機構在評價原則、指標體系與評比方法上均存在一定差別。總體說來， IMD 強調競爭力是一國先天資源與后天生產活動配合下，所能創造國家財富的能力，較側重靜態的評比；而 WEF 則強調競爭力是一國提高經濟成長率，并持續增進人民生活水準的能力，注重一國未來 5 ～ 10 年的經濟成長潛力，較側重動態的評比。雖然由此產生的最終評比結果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從各自評比體系的年度變化中看到參評國競爭力要素的消長狀態，并且有助于我們以不同視角觀察和把握國際競爭力的內涵。本文主要介紹兩機構 1998 年的評比報告結論 [1] ，并側重于對于中國競爭力的評價結果。

一 .IMD 的評價

IMD 評價機構認為，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國家競爭力的評估工作在于正確測定國內環境如何持續支持本國企業展開國內國際競爭的能力。因而，他們將各國所構建的環境歸結為 4 對競爭力要素的運行。即國內經濟與全球經濟（ ProximityversusGlobality ）；引進吸收能力與輸出擴張能力（ AttractivenessversusAggressiveness ）；國家資產與國家經濟過程（ AssetsversusProcesses ）；個人風險與社會凝聚力（ InpidualRiskversusSocilCohesiveness ）。在此基礎上， IMD 構筑了世界競爭力評價的 8 大內在要素。其相互關系如下圖。

IMD 運用統計數據進行競爭力的評比。除了向有關國際機構收集統計數據外，每年還向參評國家和地區定向收集統計數據和發放調查問卷。他們將來自統計系統的數據稱為“硬數據”，將來自調查問卷的數據稱為“軟數據”，經過標準化的統計數據處理，構成年度評比依據。 IMD 于每年的年中發行本年度《世界競爭力年鑒》，公布根據截至上一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評比排序結果。

1.1998 年度的評比特點

1998 年《世界競爭力年鑒》對在世界經濟中起著關鍵作用的 46 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競爭力評價，其中包括 28 個 OCED 成員， 18 個新興工業化經濟和變革中的經濟。

IMD1998 年的評比，確立了 29 項評價原則，共使用了 259 個細項數據指標，分別歸入 46 個分項、 8 大內在要素。其中，直接由國際機構、區域機構、參評經濟提供的硬數據 172 個，約占總量的 2/3 ，處理回收 4314 份企業家調查問卷得出的軟數據 87 個，占 1/3 ；用于排名的指標 223 個，其余 36 個指標（均為硬數據）作為背景信息。整體數據評比，兼顧了近 5 年的動態變化；在指標體系上與 1997 年的對比變化不大，具有可比性。此外，在評比中還特別將評比指標歸為引進吸收和輸出擴張兩個方面專項排位，其中用于體現吸收力的指標 134 項、擴張力的指標 131 項 [2] 。 1998 年《世界競爭力年鑒》的競爭力評比共分為 5 個部分： 46 個參評經濟的總體競爭力排序；各經濟體在 8 個競爭力內在要素中的排序；國家（地區）競爭力結構；各經濟體的國家競爭力狀態；全部統計數據。《世界競爭力年鑒》公布的 1998 年排名結果見表 1 。

2 中國的評比排位

在參評的 46 個國家和地區中， 1998 年中國競爭力綜合水平排在第 24 位，比 1997 年前進了 3 位。從競爭表現看，中國在引進吸收與輸出擴張方面都取得了進步，且引進吸收的進步幅度大于輸出擴張。《年鑒》中的綜述專文也指出，在中國經濟 1997 年繼續快速增長中，保有世界最大的出口額并作為第二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者。從競爭力的內在要素結構看，管理、基礎設施、金融 3 項大大低于競爭力的綜合水平；與上年相比，金融方面退步 2 位、基礎設施方面位次未變，其他 6 個方面均有較大進步（見表 2 ）。

從表 3 的 46 個分項排位可見中國競爭力要素的內部結構，值得結合國內經濟運行現狀進行分析。在國內經濟中，最終消費和生活成本的位次落后，可以說是中國當前急需啟動內需的早期信號；金融方面的各項指標全面落后，既有金融體制的問題也有現行戰略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在管理中的各個分項指標體現了企業競爭力方面存在的嚴重結構問題：以勞動成本低廉補償生產率的低下，既表明企業從事競爭的基礎異常脆弱，同時也在某種意義上折射出國內經濟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3 中國的競爭力結構狀態

IMD 評比 1998 年競爭力最強的經濟是美國。《世界競爭力年鑒》也給出了各國家（地區） 8 大要素結構與美國經濟相對比的狀態圖示。據該年鑒的刻畫，從綜合競爭力水平看，將美國經濟競爭力定為 100 米的位高，測量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則在 66.19 米的位置，大約相距 1/3 。再從內在要素結構看，只有政府方面———政府政策增進競爭力的程度———超過美國，其他 7 項均低于美國。其差距按由小到大排序依次為：人口資源的能力與技能（國民），宏觀層面的國內經濟實力（國內經濟），企業創新、盈利、責任方式的程度（管理），參與國家貿易和投資流量的程度（國際化），具有基礎與應用成果的科技能力（科技），適應于企業基本需要的資源和體系的范圍（基礎設施），資本市場運行和金融服務質量（金融）。

1998 《世界競爭力年鑒》還根據評比結果提供了各經濟體競爭力優勢與劣勢的平衡表，見表 4 。其中，“優勢”為國際排名 14 位以前的各細項指標，“劣勢”為第 36 位以后的各細項指標。

二 .WEF 的評價

WEF 的競爭力評價以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技術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為理論基礎，并結合大量經驗性研究文獻，測度國家（地區）短期內的經濟成長潛力。認為具有競爭力的國家，是在計算其初始收入水平的同時，擁有最高的人均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經濟。由此， WEF 以未來 5 ～ 10 年的中長期人均 GDP 增長為基礎，致力于構筑與經濟增長高度相關的競爭力指數，為全面反映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運行篩選數據指標，建立多因素決定的系統評價體系。

WEF 的基本看法是，經濟實際增長率由 3 個因素決定：競爭力指數；初始 GDP 人均水平；以及不可預見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說，除了偶然事件外，經濟增長不僅與競爭力指數相關，也與國家的收入水平相關，因而往往窮國比富國更傾向于獲得快速經濟增長。整體競爭力指數是建立在 8 大要素的平均水平之上的，包括：開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礎設施、技術、管理、勞動、法規制度。在整體競爭力指數評比的同時， WEF 還進一步評比另外 3 個相關指數：經濟增長指數、市場成長指數、問卷調查評價指數。

WEF 用于進行競爭力評比的數據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來自于有關機構的統計數據，他們稱其為定性數據；另一部分是通過向參評國家（地區）發放問卷獲得的調查數據。由于側重于經濟的動態增長， WFF 更為強調企業家的意見，大約使用 2/3 的調查數據、 1/3 統計數據。 WEF 于每年的年中發行本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公布根據截至上一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評比排序結果。

1 本年度的評比特點

199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包括對 53 個國家和地區的評價結果，參評的經濟總量約占全世界的 95 ％。 WEF 的評比中，將 53 個國家（地區）分為 6 個地區或功能組：貿易中心經濟、英美經濟、歐盟經濟、亞洲工業國、轉軌經濟、拉美經濟，另將無法歸入以上 6 組的經濟放入其他類，共計 7 個組別。中國被列入到亞洲工業國組。該組的競爭力排序，在 7 個組別中位處貿易中心和英美之后，列第 3 ；按 53 個位次計，列第 21 位。

WEF1998 年的競爭力評比，繼續使用 1997 年的評價原則，僅在若干指標上小有改動，因而仍然具有與上年的可比口徑。評比所使用的 200 多個數據歸為 8 大要素項目。各要素項目所包含的定性數據與調查數據的比重不同，其中開放程度、政府、金融、勞動 4 項，各自的定性數據占 3/4 、調查數據占 1/4 ；基礎設施、技術 2 項各自的定性數據占 1/4 ，調查數據占 3/4 ；管理、法規制度 2 項，全部為調查數據。在進行競爭力指數評比時， 8 大要素項目又具有不同的權重，其中開放程度 1/6 、政府 1/6 、金融 1/6 、基礎設施 1/9 、技術 1/9 、管理 1/18 、勞動 1/6 、法規制度 1/18 ，合計為 1 。

199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競爭力評比資料分為 3 個部分： 53 個經濟體的競爭力指數總排名；各經濟體競爭力結構狀況；所有細項數據的排序情況。 199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公布的排名結果見表 5 。

2 中國的評比排位

在參評的 53 個國家和地區中， 1998 年中國競爭力綜合水平排在第 28 位，比 1997 年前進了 1 位，但從指數數值上看是下降的，并且低于所在組別的平均水平（見表 6 ）。從其他 3 項指數的評比排名看，經濟增長指數情況最好，不但指數提高，位次又前進了 3 位、達到第 1 ，但是正如《報告》中的綜述專文指出的，由于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低，雖然經濟增長率高，也只能具有中等的競爭力。市場成長與調查評價則分別較上年后退了 1 個位次。其中，市場成長指數仍排在第 3 位，是與大國經濟中較大市場規模相關的，表明中國仍是世界上具有較大擴張力的市場。

進一步從表 7 的 8 個要素排位觀察中國競爭力的水平構成，政府、勞動、金融 3 項排名超前于綜合競爭力水平，此外的 5 項要素均落后于綜合水平。由于基礎設施、技術項的評比權重相對較小，管理、法規制度項的權重更小，其實際上落后于綜合水平的狀況，已不如開放程度項明顯。與上年對比看， 8 項要素中有 3 個進步項，其中開放程度的進步最大、前進 3 位，政府項和基礎設施項各進 1 位；退步項中，法規制度的幅度最大、退 11 位，由于這項評價源于調查數據，顯示受訪企業經理人員對于法規制度的需求更高。

3 中國的競爭力結構狀態

199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根據各個細項指標的評比結果，以資產負債表的形式提供了各經濟體競爭力的平衡狀況，見表 8 。其中，“資產”為排名 15 位以前的各細項指標，相當于競爭力的優勢所在；“負債”為排名第 45 位以后的各細項指標，相當于競爭力的劣勢細目。其中，資產方面積累的優勢 24 項，負債方面累計的劣勢 51 項。僅就資產負債平衡表而言，值得指出的現象有：在總量上負債數目高于資產 1 倍以上，且在 53 個參評對象中排位在第 50 位（含 50 ）以后的負債數目多達 20 項；從結構上看，在開放程度和管理 2 個要素項中，沒有資產的積累，而負債的數目較多；管理和基礎設施 2 個要素項中，排位第 50 名以后的數量共計 9 項。

三 . 對于兩機構評比結果的分析

如前所述，瑞士兩機構對于整體國家競爭力評比的原則、手段、方法均有所不同，從而導致評價內容側重與評比結果上的差異。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兩種不同的評價意見也具有一定的互補性，為人們廣開思路、深入觀察和正確把握國際競爭力的發展態勢提供了極為有益的信息。尤其在許多方面，兩種不盡相同的評價系統所得出的一致性結果更值得重視。

兩家機構評比的國家競爭力前 3 強， IMD 為美國、新加坡、香港； WEF 為新加坡、香港、美國，并且連續兩年沒有變化。除了這 3 個經濟體確有競爭實力的表現之外，兩家評價機構見解的異同性則可見一斑。

進一步看兩家機構對于中國的評比結果，共同之處在于 1998 年比 1997 年有進步， IMD 評比進 3 位、 WEF 評比進 1 位。這表明中國的競爭能力在國際社會中有所改善，但是并沒有躍升的表現。結合 1997 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狀況看，中國已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明顯的積極成果，但是在國際競爭力的比較中卻未見到突出的進步。一方面，說明中國競爭力的增進需要一定的積累過程；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在國際社會普遍注重提升自身競爭力的背景下，中國應當繼續加大步伐。

比較兩機構提出的中國競爭力平衡表可見，雙方共識的優勢項目，大體在于國內經濟總量、政府對經濟的調控成效、財政金融狀況的相對穩定、基本的交通設施、社會就業狀態、勞動成本等方面；共識的劣勢主要體現在人均資源量、高新科技應用、企業生產效率與經營管理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政府中的官僚主義、金融和貿易的開放程度、市場競爭表現等方面。這些情況基本上與國內經濟運行的特征相符合。

值得提出的是，上述優勢和劣勢的列項是根據中國經濟運行結果、并以其他經濟體為參照得出的一般性結論，可以為總體把握中國競爭力的結構狀況提供大致輪廓和重要線索，進而看到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主要領域。但是，若就此直接得出對于中國競爭力結構的基本判斷卻明顯不足，特別是從尋求中國面向 21 世紀的國際競爭戰略與策略的角度出發，還必須結合中國經濟運行背景及世界經濟發展動向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與論證。可以預見的情況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后果，以 1998 年世界經濟數據及情況為依據的 1999 年國際競爭力評比結果，定將出現較大變動。因此，對于中國競爭力優劣勢的研討，有必要繼續透過現象形態求得本質上的把握。

注釋：

[1] 整體國家競爭力評比機構 1980 年創建于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自 1996 年起，該機構分為兩個獨立的評價機構，分別發表年度評比報告：《世界競爭力年鑒》（ IMD ）和《全球競爭力報告》（ WEF ）。

[2] 兩機構均以參評國家（地區） 1997 年的數據和情況作為評比依據。

[3] 因存在既反映吸收力又反映輸出力的重合指標，故兩項合計超過了指標總量。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