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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論論文范文第1篇

20世紀50年代，經由圖爾敏、佩雷爾曼等理論先驅的工作，形式邏輯論證理論受到反思與批判，亞氏論辯術和修辭學研究傳統重新得到復興。同時，得益于當代西方哲學語用學轉向的影響，論證中的言語行為、語用功能等要素得到關注，從而使得論證研究中的語用和實踐維度得以彰顯。由此，當代論證理論才逐漸發展和興盛起來，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語用學轉向:從對論證中命題結構的“形式化分析”，轉向對論證行為和活動做“語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論對象的界定上，當代論證研究完成了一個從“靜態化、抽象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到重回實踐情境中對論證做“動態性、言語行為式和活動性”解讀的概念變革。與前一種論證界定相關聯，論證研究主要以論證性語篇或文本為對象，發展其解釋、分析和評估的理論。而與后一種論證界定相關聯，論證研究則關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論證行為，探討論證實踐展開的特定條件、形式和過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視角上，當代論證研究突破了既往僅對論證做“規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論局限，進而開啟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視角。概覽當代論證研究中的諸種系統化理論，都是力圖先對論證的形態、模式、結構、程序等進行客觀地認識和描述，進而在此基礎上建構新的論證分析方法和評估規范。與此相應，論證活動中不同的語用要素得到了系統關注(如語用功能、言語行為、言語互動等)，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論側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論證的解釋、建構、批評與改進;論證主體的參與意圖、認知狀態和行為方式;論證展開的程序、階段與調控規則等)。

顯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語用轉換，為當代論證研究開拓了廣闊的理論論域。但嚴格而言，當代論證理論的發展既得益于語用研究進路的開啟，也同時受制于這一特定理論進路的局限。簡言之，語用的理論視角拘囿于論證所發生的特定語言環境，以其中發生的論證性言語活動為對象，并將之概括為一種特殊語境中的言語交際類型。因而，其論證研究僅注重探討論證作為一種言語行為與交際互動所呈現的特定性質，并致力于提供以實現某種語用功能為旨歸的分析方法與規范理論。

然而，論證并不只是展現著某些語用特征的言語交際活動，它還是一種由作為特殊社會文化角色的論證者，依其文化認知和社會互動的特定方式，共同參與和建構的社會文化實踐形態。與之相應，論證中所涉及的話語并非僅具有單一的、認知性的命題意義，其理解與解釋都將呈現著更為復雜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含義;同時，論證中的語言行為和互動模式也并非僅遵循語用規范的約束，而是必然會承載著、并受制于社會關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響。進而，在主體對于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論證活動的行為方式、以及對于論證效力與規范的理解與遵從等諸多方面，也都將展現出文化價值、社會關系、信念體系、習俗慣例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因此，當代論證研究的發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當前語用進路，從而導向更廣泛和深入的社會文化維度研究。

二、論證研究的概念革新

縱覽論證研究的發展歷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對論證概念的全新解讀作為理論先導和前提條件。傳統邏輯將論證理解為一種“前提—結論”結構的命題集合，數學化的現代邏輯更是將之抽象為一種具有推演關系的語句序列，這些方式將論證界定為具有某種特定形式性質的抽象實體，進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論證研究的概念基礎。而正是通過摒棄“結構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并從“語用功能”“言語行為”的角度對之加以重新界定①，當代論證理論才開啟了其全面復興與發展。因而，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無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語用論證理解方式，發展一種全新的論證概念界定。

與此相應，鞠實兒從“說理”這一普遍的社會交往活動入手，提出了“廣義論證”的概念，并闡發了論證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形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說理活動的本質在于“從屬于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體，在某個語境下、以某種方式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動的參與者采取某種立場”②。更具體而言，說理活動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參與者隸屬于特定文化群體，因而說理活動將展現出該群體的社會文化特性。其次，說理活動的參與者都具有明確的動機和目的，即通過該活動來辯護或反駁某一特定觀點，以改變他人對之的認知態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參與者都通過語言手段來進行交流和互動，其中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視覺圖像語言和具有象征意義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說理活動在特定文化群體和社會語境中實時發生，因而它受到該社會文化情境中相應規則的約束。這些規則屬于該文化群體所共同接受的社會生活準則，它們確保了說理活動能夠有序進行，以及其中的言說方式和最終結果能為其參與者所認同。第五，說理活動中不同參與主體依其文化隸屬關系，遵循特定社會規則，逐次展開相互之間的語言表達與回應，因而它具有一個“博弈結構(game-structure)”。

為了能夠更嚴格地刻畫上述直觀描述的說理活動，“廣義論證”(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發展出來:“在給定的文化中，主體依據語境采用規則進行的語言博弈，旨在從前提出發促使參與主體拒絕或接受某個結論。其中，主體隸屬于文化群體和相應的社會，語言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圖像語言和其它符號”③。以此概念為參照，可以發現，抽象化、形式化的論證界定局限于論證內部的命題關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語境與社會文化要素。當代語用論證概念盡管彰顯了語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卻將社會文化背景作為常量，因而僅刻畫了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的論證活動。而廣義論證的概念則明確揭示出參與者的社會文化隸屬關系對于論證實踐的影響，并且將社會文化因素引為變量，從而將論證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擴展到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

可見，對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而言，“廣義論證”為其奠定了概念基礎。以之為理論對象，論證實踐中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文化要素影響才能夠被系統地納入論證研究領域當中。進而，我們一方面可以著力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因素在論證實踐中的表現形態，尤其是它們在論證發生和展開過程中的影響機制;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致力探討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差異，揭示不同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從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較研究。

三、論證實踐的社會文化特性

當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實踐形態，論證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質，對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題中之義。第一，論證活動具有主體性(agent-based)。“論證的實質并不在于命題，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體個體在人際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動形式。第二，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目的性(purposeful)。無論在何種社會文化群體當中，主體的論證行為都受到特定目標所驅使，參與論證活動是其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盡管其中所應用的語言在形式和內容上可能存在差異，但論證活動必定依賴于參與主體運用特定的語言手段和實施相關的言語行為。第四，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規則性(rule-regulated)。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形態，論證的展開過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的社會規范和互動要求。第五，論證活動涉及參與者的理性認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論證并非單純的對話交流，它還要求其參與者運用理性認知能力，以證據或理由的交換(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這一特定方式來進行理性的互動。總體而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當中，論證活動都表現為一個表達觀點、提供理由、建構論述、展開互動的基本過程，它遵循其參與者所共享的社會文化規范和交際準則，并以理性互動的方式來實現其特定目標和功能。

盡管論證活動總是普遍發生于一個特殊的交際語境，但它同樣也根植于一個特定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建制當中。社會文化傳統體現著一個特定群體在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導著其個體成員對自身經驗的認知，并制約著其行為和互動的方式。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價值原則、信念體系、行為模式等諸多因素，無疑都將關聯著其群體成員對于論證行為的理解，及其參與論證活動的方式。由此，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主要議題，正是要著力揭示與探討哪些社會文化因素、以何種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論證實踐活動的具體形態和展開方式，進而，更好地闡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參與和評價方式。

結合當代論證分析的三重向度(論證者的認知向度，它涉及信息處理和建構論證的心智進程;論證的言語行為和命題內容向度，它涉及論證性言語行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張”復合體;論證的人際互動向度，它涉及論證主體之間的交際互動過程)①，并援引認知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論證實踐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加以具體闡發。

(一)論證行為與活動的基本認知

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會形成特定的人際關系體系、社會階層結構和交際互動模式，這些因素將進一步影響其群體成員對論證行為和活動的基本認知，并決定其參與論證的不同理智態度;進而，也將導致他們在論證的識別與界定、論證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參與論證的動機和態度方面，都會形成認知和理解的差異。

論證識別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社會傳統和文化認知，參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來認定某一行為是論證行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發生的互動是論證活動。與此相關，論證界定則指在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尤其在其語言系統中)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的描述、說明方式，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語言概念。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其群體成員會側重于以不同的觀察視角和解釋方式，來對論證行為或活動加以確認和說明。這些差異同時也凸顯和強化著不同的論證識別特征，并進而形成論證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實上，不同語言中與論證相關的術語之間，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對應，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確的翻譯，比如英語中argumentation一詞，以及漢語中“爭辯”“說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們都體現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認知論證實踐時，所關注和側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論證的功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在展開論證行為或參與論證活動時所強調實現的基本目標，比如說服他人、獲取知識或解決分歧等。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功能的基本認識可能存在差異，進而，論證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同時，某一特定論證功能即使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比如，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論證歷來都被認定為一種共同解決爭議或獲取知識的合作;但在東方文化傳統中，它則更多被理解為一種通過對峙和爭論來改變和壓制對方觀點的手段。論證的作用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認識和評判。盡管論證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互動形式，但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其基本社會職能的定位、以及與之相應的價值評定，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傳統非常強調論證對于人們合理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將之確立為公民政治參與和公共決策的基本方式。與之相反，中國社會文化中更為重視傳統的傳承與權威的維系，并強調社會與人際之間的和平與協調，所以，論證長期以來(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領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社會作用①。

論證動機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主動實施論證行為和參與論證活動的意愿、內在驅動力及其強度。論證態度則指個體基于其看待論證行為或活動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價值評判、情感狀態和行為傾向。對于自然、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于社會、家庭和人際關系的不同價值追求，無疑都將制約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成員看待論證行為和活動的方式，并造成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選擇參與或回避論證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動機強度。文化心理學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論證中涉及主體之間在觀點上的直接沖突，這與東方文化在人際關系上所崇尚的“和諧”價值相對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認定論證導致情感的傷害和人際關系的破壞，從而會常常主動選擇回避論證，以避免尖銳的對峙和沖突②。

(二)論證的思維模式與說理方式

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表明，面對不同生態環境和社會情境，人類群體會形成不同的認知習慣，進而，人類的高級認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實際上也受制于其社會文化背景。縱使應對相同問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策略。與此相應，論證行為和活動同樣涉及參與者的理性思考與認知能力，因而也會展現出社會文化因素所導致的差異。具體來看，這些差異將進一步體現在論證中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方式、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以及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認知習慣，以特定的方式對其所面對的信息資料所進行的收集、整理、傳遞和應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影響著其群體成員的信息接收和處理方式，這進而決定著其成員個體在參與論證活動時分析、組織和運用相關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們在建構論證時所用及的信息在種類和數量上都呈現差異。從信息的整理和分類方式來看，有研究表明亞洲人擅長借助“主題關聯”(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國人則更依賴于“范疇關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樣，對于不同類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表現出在關注程度、解釋方式和處理能力上的差異。比如，亞洲人更易于關注對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則通常會更直接地關注對象本身的信息④;當一個對象被置于一個新背景中時，日本人對該對象信息的接收、處理和判斷速度就明顯慢于美國人⑤。

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能夠在論證中充當論說依據、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認定和分類，以及依據特定標準和方式對其證明力和價值所進行的劃分與排序。基于不同的社會實踐形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差異的合理性觀念和價值規范體系。而對于合理性、正當性和可靠性等規范概念的基本認識，決定著論證主體理解與回答“何種素材，基于何種緣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主體的認知狀態、或者足以奠定某種可接受性”這一問題的特定方式。因此，針對同一論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選擇和運用的證據與理由，可能會在形態和類型上都存在差異。同時，對于相同類型的證據與理由，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對其支持力的權重和價值形成不盡相同的認識①。

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當中對于某些特定推論方式和論證模式的特殊信任和習慣運用。認知科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環境、生活形態和社會結構，會形成人類群體不同的思維結構、認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時，不同的主導思想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也會對其群體成員慣常運用的思考方法和論說方式形成制約。這些都將進一步導致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認為亞洲人習慣于運用“辯證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則偏好使用“形式邏輯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樣，邏輯史研究也表明，與西方演繹邏輯傳統不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主導論證型式是“推類”或“類比”③。

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建構和表述論證時，所使用的內容組織策略和語言表達方式。在建構論證過程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基于對證據和理由權重的不同理解，會在理由類型、強度和數量的選擇與組織上都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達論證時，不同社會文化的語言系統則會影響其群體成員表述論證內容的語言手段和方式。同時，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言語交際規范的不同理解，也會對該群體成員的論證表達方式形成約束。簡言之，論證主體在進行論述時是著重凸顯理由的強度還是數量，在轉引理據時是偏重直接援引還是加工重述，在展開論述時傾向于回旋婉轉還是直入主題，在表明觀點時是更為直接、明確還是較為間接、隱晦，諸如此類的差異實際上將都對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④。

(三)論證的接收與評價

作為人際交流的一種特定實踐形式，論證不僅涉及主體自身的認知、建構和表達維度，而且還涉及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展現著主體間性維度。更明確而言，它還關聯到其他主體對于論證內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釋、理解與接受，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態度、情感或行為改變。同樣，由于社會文化傳統中社會關系、交際模式和倫理觀念的特定影響，這一互動過程中也會呈現出論證接收和評價的差異方式，并尤其表現在論證的恰當性、論證的強度、論證的生效性以及論證的規則等四個方面。

論證的恰當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適合實施論證行為或展開論證活動的情形和條件的基本認知，簡言之，即群體成員對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針對什么對象，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論證”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論證的主題和范圍、時機與場合會受其社會規范所限制，從而使得適合于、或者被允許進行論證的內容議題和可能條件不盡相同;論證的對象、以及與之相應的論證方式也會受社會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制約，從而使得論證得以發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開方式都存在差異。更實質而言，某些社會文化規范還會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論證活動本身的內在規范，而這些規范本身也同樣體現著社會文化差異。比如，西方文化傳統所推崇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就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師道尊嚴”具有不同旨趣，進而，兩者對于師生之間的論證互動就會產生差異影響。同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會以特定的方式約束著中國人群體中晚輩與長輩之間的論證行為，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禮貌”要求也影響著其群體成員在公開或正式場合中論證互動的恰當方式。

論證的強度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中理據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評判和所用到的規范標準。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性觀念，會影響到其群體成員對于理據之相關性與充分性的基本理解，進而，導致他們對論證品質(其邏輯性和優劣性)的不同認識和差異判定，以及對謬誤的不同認定與分類。基于對論證情境、議題和目標的特定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關于論證強度的不同要求，這特別體現在論證中所包含的理由類型、數量和質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亞洲人偏重論證中理由的數量，他們易于認定更多理由具有相關性，有時甚至還能容忍證據之間存在沖突;而美國人則注重理由的質量，在其論證中通常僅提供少量的(甚至單一的)、但卻較為清晰和無爭議的理由①。

論證的生效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在實踐情境中是否實現其目標和功能的基本認知及其判別標準。相比而言，論證的強度是論證中理據所對應的內部規范性，論證的生效性則是論證在其表達與互動中所對應的外部實效性。在諸多社會文化傳統中，這兩者之間既顯示出明確的現實分歧，也展現著特定的動態互動。事實上，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恰當性的理解，將影響其成員對于論證行為及其方式的意義把握，進而制約著他們對論證行為實際效果的判定。同時，主體對于論證實際發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對于該論證互動的即時目的與語境因素的特定解讀，都將影響到他對于論證實際生效與否的分析和評判。質言之，論證的生效性更多依賴于主體對于論證實踐具體情境的實時解讀，而這受制于該主體對于社會關系體系和人際互動模式的基本認知，因而也會呈現出社會文化影響。

論證的規則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進行論證活動時其言語行為互動所遵循的調控性規則(regula-tiverules)。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對于交往模式及其社會互動規范的差異理解，制約著該群體論證實踐的特定展開方式，也影響到保證其論證活動能夠有序和合理進行的調控性規則。對于處在特定論證情境中的主體而言，這些調控性規則明確規定了他在具體的論證進程和特定的互動環節上，能夠被允許(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為方式和回應方式。實質而言，正是論證的規則確保了論證活動的有序進行，以及其展開進程和最終結果的合理性。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上的不同形態，實際上所展現的正是具有社會文化差異的論證規則體系。

四、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拓展

作為一種根植于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實踐活動，論證既體現著跨文化的理論特性，也展現出在基本形態、行為方式和互動模式等諸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差異。全面揭示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特性，并合理闡明它們在論證行為和活動中的呈現方式和作用機制，無疑將深化和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論域，并且，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邏輯與認知差異，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論證協商)的可能機制。前文對于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差異體現的具體分析，建構了探討論證中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的基本理論框架，同時，也為我們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視角。實質而言，這一初步理論框架既整合了文化與認知領域的相關研究發現，又結合當代論證研究成果，發展了諸多具有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的理論假設①。以之為基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如下三個進路來展開:

第一，語言學、尤其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研究進路。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和言語行為，不同語言的詞匯、語法、表達技巧、文體風格和語言用法，其背后都滲透著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影響。發掘、分析與比較不同語言系統中與論證相關聯的語詞形態、語篇特征和表達方式，是闡發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影響的一個有效途徑。比如，中文指稱論證活動的語詞既具有多樣性，又呈現出特殊而精微的區分(如論、說、爭、議、辯、爭論、論辯、說理等詞)，其中無疑體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的基本認知、性質概括和形態劃分。同樣，與論證相關的諸多中文諺語、俗語等(如“理不辯不明”、“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等)，也都展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形態、功能和態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質性研究、尤其是人類學考察、民族志研究進路。論證是一種實時發生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實踐活動，通過人類學考察能全面而真實地對其具體形態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釋，進而確切揭示其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一方面，可以選擇不同社會文化群體開展田野調查，尤其關注其實際生活中論證活動的具體發生發展過程，分析與解釋其中的特定行為和互動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參閱人類學家關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記述的論證行為和活動，進而揭示其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此外，我國古代文獻中記錄著論證實踐的諸多文本，也為揭示中國文化傳統中論證實踐的特殊形態和特性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②。

當代文論論文范文第2篇

1.1課時大幅縮減隨著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目標的大量需求，高職高專院校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轉變了人才培養目標。由傳統的培養學生的人文綜合素質模式向“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轉變，人才培養的職業化和技能化以及實踐性更加的占據重要地位。為此將現當代文學的課程時間一減再減，最終課時縮減了大約一半。

1.2教師依然以傳統講授為主高職高專院校的現當代文學教學與本科院校的現當代文學教學應該是有所區別的，不同于本科院校現當代文學教學的理論教學，高職高專院校應該更加注重學科的“實踐性”。傳統的高職高專院校課堂教學方式滿堂灌，學生整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不起來，導致課堂的教學十分的枯燥和毫無生氣。忽略教師講的神采飛揚的情形，學生本身對現當代文學這門課程的興趣和熱情就不高，為此這門課程整體上的教學情況不是很好。

1.3學生閱讀的興趣不重阻礙了現當代文學課程的健康發展根據調查，學生不讀原著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學習時間緊，也可能是忙于聽課、考試和修學分，更或者是活動和拿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學生對閱讀原著的興趣不高。進入高職高專院校選修中文專業的學生大部分是被調劑的，沒得選擇。平時除了上課，學生將時間都分配給了其他的事情，為此閱讀原著的時間基本沒有，目前不讀原著已經成為中文專業學生的通病。因為不閱讀作品，教師講的再神采飛揚，學生對文本陌生，很難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不閱讀文學作品成為阻礙現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障礙。

1.4商品大潮影響下現當代文學課程的吸引力逐漸弱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現當代文學的吸引力在逐漸的被弱化，日漸枯萎和暗淡。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現當代文學由最初的“輝煌”開始出現“下坡”的趨勢呢？原因可以從下面幾方面分析：第一建國之后的文學隨著政治的時起時落命運一度大起大落，因為建國之后文學與政治十分的緊密，為此時而受到人們的關注，時而淪為“階下囚”，發展時起時落。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開始從與政治的關系冷淡下來，但是又受到了商品經濟大潮的影響，在功利化的環境下不斷的“邊緣化”和世俗化。隨著寫出的文學作品日益的充滿金錢和欲望，讀者逐漸的對現當代的文學失去了信心。甚至有的讀者會說“現代文學就是垃圾”，對現當代的文學作品無疑充滿了嘲諷和無奈。第二現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相比本身發展的時間就較晚，學科內涵與學養積累等存在著不足之處，在受到環境的沖擊之下顯得更加的“落魄”。

1.5傳統的期末考試的課程評價方式導致學生死記硬背傳統的高職高專院校對課程的評價方式采用期末考試一錘定音的方式，主要采用閉卷考試的形式，為此大多數的學生都是考前死記硬背，考完之后全部忘光。實際上這種傳統的考試評價方式僅僅考查了學生的基礎性的知識理解，不利于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

2新時期高職高專的現當代文學教學優化策略

2.1精選教學內容高職高專院校擴招以前，現當代文學教學的課時時間較多，但是隨著進入21世紀，社會發展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漸的增多，高職高專院校對現當代文學的課時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課時大約縮減了一半。為此在有限的課時之內，教師就應該精選教學內容，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調整教學內容最主要的就是處理好文學史與作品選之間的關系。針對當代的大學教育多樣化的特點，應該有選擇的進行課程教學的實踐探索。比如高職高專院校可以根據高校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可以是以基礎性的以史帶論，代表性的作家導讀為主；研究性的強調學術性與史實的結合。進入21世紀，高職高專的人才培養目標已經發生了轉變，主要培養應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為此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應該以作品為基礎，側重于文本的閱讀。通過精選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導學生閱讀，能夠有效的提高學生的分析鑒賞能力和寫作的基本技能，為將來的就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2.2改革教學模式和方法現代的教育理論中注重培養學生不斷學習的能力，從而使學生獲得自身可持續性發展的途徑和方法。但是傳統的現當代文學教學中依然是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學生處于很被動的局面。學生對教師有很強的依賴性，缺少主動閱讀作品的動力和勤于思考、質疑以及創新的習慣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的摒棄掉傳統的講授法，因為學生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儲備，才能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為此要轉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師講授和學生查閱資料和討論的教學方法。教師先講史學部分，然后為學生設定問題，讓學生查閱資料，最后再進入討論環節。教師在整個的環節中起著引導的作用，加上調動了學生動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2.3重視文本閱讀的教學當前很大的一批學生很少閱讀文本，不閱讀已經成為制約現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重要障礙。為此針對學生不閱讀的情況，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一些閱讀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讀也可以泛讀，具體的步驟分為下面三個：第一是直觀文本，能夠對作品的整體蘊含的情感有一個大至了解；第二是觀看影像資料，在直觀文本的基礎之上輔以影像資料，能夠對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關的文獻或者是教材，能夠讓學生對作品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2.4營造富有特色的校園文化，影響學生的價值取向學生的成長是離不開文化背景的，這種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其實就是一種價值取向。進入21世紀，現當代文學發展受到商品大潮的沖擊，作品逐漸的功利化。而作為培養人才的高校，為了避免使學生受到不良的風氣和錯誤觀點的影響，應該構建一種能夠體現人文關懷、尊重科學和追求自由的校園文化氛圍，使校園內的廣大學生能夠接受這種文化的熏陶，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和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為此教師在開始第一堂課時就應該將該門課程的性質和正確的學習方法闡明，促使學生端正學習態度，重拾對現當代文學的興趣和信心。

2.5改革課程評價體系針對傳統的課程教學評價體系以期末考試為主，不利于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的缺陷，新時期對現當代文學課程的評價方式側重于將基礎性知識和培養發展能力相結合。在評價方式中閉卷考試依然是必要的手段，可以考察學生對知識的吸收情況。但是考試的成績只占到學生整體評價的一部分，將學生的課堂發言和討論以及寫作等也納入到課程的考核中。另外教師對學生的上課筆記要進行定期的檢查和點評，落實到年終的考核項目中。以上這些考核方式的融入，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激發學生對現當代文學的興趣，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這種綜合性的評價方式相比較于單一的評價方式，能夠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考察學生的能力。

3總結

當代文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網絡時代；交流主體；網絡心理；網德教育

一

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網絡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網絡時代已悄悄地向人類走來，它正以立方級的速度逐漸滲透到人類生存的每一個角落。而青少年是網絡社會的主體，是網絡信息時代的弄潮兒，正因為如此，隨之出現的青少年網絡問題理應引起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和高度重視。

由于網絡的超時空性、虛擬性和無規范性的特點，網絡對青少年的學習方式、交流手段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青少年將面臨非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的滲透和潛在影響的威脅，患“網絡心理障礙”和高科技犯罪的危險程度增大。如網絡黑客、網絡婚戀、網絡誘騙的網絡倫理問題日益突出，這些網絡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公害。目前，青少年的網絡倫理非常淡薄，據《揚子晚報》報道，最近一項在上海部分中學做的調查顯示，四成多學生崇拜黑客，三成學生有當黑客的念頭。而據《北京青年報》日前報道，新疆烏魯木齊警方日前偵破一起電腦黑客非法侵入攻擊政府網站案件，犯罪嫌疑人竟是一名年僅17歲的在校學生。青少年問題研究者呼吁家長和學校，更是呼吁社會，關注青少年網絡倫理，加強網德教育刻不容緩。

二

網絡給青少年提供了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能盡情地翱翔于網絡天地成為眾多上網沖浪者登陸理由。我們應該發現，人在互聯網上交流方式繁多，有OICQ聊天、E-MAIL交流、BBS版面活動以及網絡游戲等。人在互聯網上的交流確實很特別，有文字記載以來，甚至自史前時期人們所積累下來的人際交往規則，在這里很多已不能適應，比如說在網上說：“你是王小二嗎？”回答者曰：“Y”。那個“Y”是E文的同意、首肯，還是罵人的方言，我們不得而知。還有諸如像表示再見的“886”，表達愛情的“521”，在加上許多網絡上新定義的情緒符號代碼。因為網絡語言是易歧意的，電腦上的語言是數字、符號、文字的溶合體，所以需要你有如求證哥德巴赫猜想還難以求出正解的耐心，去領會其中ID猜想正解。所有這些，無非是滿足人的與生俱來的好奇——這是人性中最難以說清它是優是劣的特征。

網絡交流中的這種語義不確定性，便產生另一相關弊端，即交流主體的不明確，就很容易產生網絡倫理問題。因為青少年有著很強的獵奇心理，他們渴望接觸更多的人，體驗各種新奇的感覺，而在有規律的家庭生活中，在制度化的學校里很難有機會來滿足這樣的心理需求。而在這虛擬的網絡空間里，青少年的自主選擇性達到了最大化。網絡創造了虛擬的時空，它讓主體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環境，它利用計算機的高速處理數據能力，及時地跟蹤處理在主體感覺器官上的輸入與輸出的信息，網絡中感覺性的互動性方式打開人們認識他人的新視窗。

但是，網絡交往中由于交流信息的部分缺失，人與人之間缺少了可識別身份的“社會情景暗示”，人們只能從計算機屏幕上閃現的文本去判斷他人，因為缺少了必要的交流信息，人與人相互所留下的印象也是不完整、不真實的。缺少這種非語言行為暗示，信息的發出者很難通過信息表達某種情緒，交流者享受更多的自由卻較少得知對方準確的個性定位。有這樣一個事例，一名剛剛過十六歲的女中學生，在網上結識了他自稱20歲的一名網上情人，在現實中見面，才發現此“情人”是已過40歲的中年婦女。

網絡上的交往確實有積極的一面，網絡的博大擴展了青少年人際交流范圍，加速了信息的滾動式傳播，但由于網絡的超時空性和虛擬性，加之青少年好奇心強和自我辨識控制能力不強的自身特點，很容易走向消極的負面。隨之產生了交往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如當前社會出現的網絡婚戀問題，這種網絡的虛擬婚姻正對青少年的家庭模式傳統觀念造成沖擊，正像著名心理學者黃劍在《“網絡婚戀”的是與非》一文中指出：網絡婚戀是一種通過互聯網傳遞電子信號來交流雙方感情的婚戀方式，這種與傳統婚戀觀念完全不同的新問題，它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后果和法律問題，足以引起人們對此的理性思考。

三

青少年容易產生網絡倫理問題，這和青少年的心理特點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青少年認知能力和自我統一能力還不強，主觀自控能力較為薄弱，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擾，加之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和學習壓力增大，然而許多青少年當遇到個人心理問題，不愿同親朋好友傾訴，更不愿與陌生人面對面談。那么，網絡的出現給他們提供了便利場所，正由于網絡的匿名性、平等性、虛擬性等特點。在網絡當中，能使人對自己的知覺結果產生新的認識，對自己很容易產生新的價值觀定位，從而有的人會把匿藏在內心深處，在現實中不敢顯露的，如偷窺探隱欲、兇殘好斗、喜惡作劇等不良嗜好表露在無人監督的網絡里。在網絡這個虛擬空間里，給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一塊很好的“作案場所”，也因此隨之產生了大量有悖于網絡道德的案件。

網絡交往的巨大魅力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廣闊的空間使他們不再受繁瑣的條條框框限制，不再擔心是被動地接受者，不再擔心自己的觀點孤立，他們可以暢所欲言，最佳化地表現自己。但網絡交往畢竟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交往，如果陷入其中，就會產生負面效應。美國匹茲堡大學心理學家金伯利·楊格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網絡心理的主要特征為：開始先感受上網的無窮樂趣，通過上網逃避現實，下網后煩躁不安，為享受上網的樂趣而不惜支付巨額的上網費用。有的寧可荒廢學業，也要與網絡為伍。他們安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幾乎沒有克制與約束，處于失控狀態。這種心理遷移到現實中來會帶來他們對現實生活的適應不良。

網絡上有著各不相同的虛擬情境，當這些情境與現實發生重疊時，青少年會感到無所適從。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son）認為，12—20歲的青少年面臨的沖突是“同一性（Identity）與角色混亂（RoleConfusion）”的矛盾。當網絡屏蔽了青少年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時，他們會以為“網絡之鏡”中的他們就是真實的生活，從而迷失了方向，造成了青少年角色認同的混亂，不能理性地行使現實生活中的角色。

大體上網絡心理障礙往往分為兩種：互聯網成癮綜合癥和網絡雙重人格。具體表現為上網時間失控，沉湎于游戲，依賴虛擬現實并由此忽視了現實的存在，或是對現實生活不再滿足，常常導致離開了網絡以后，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喪失，出現角色混亂，人格等偏差。他們在網絡中的表現與其現實中的表現有很大的反差，甚至判若兩人。幾年前的超級電腦病毒CIH，曾導致了幾十萬架電腦即時癱瘓，給電腦用戶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而制造這種可怕病毒的竟是一名平時表現良好、文質彬彬的臺灣大學生。眾多心理學者認為：網絡在縮小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的同時，無情地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并引發了許多心理危機。

四

網絡確實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空間，人類的文明在這個空間里不斷地向前推進。然而，伴隨而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網絡的無序性，網絡倫理問題也日益突出。網絡犯罪的危險性和破壞性在增大，網絡的負面影響還對青少年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道德意識、人生觀和價值觀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盡管我們面臨了種種困難，面對網絡時代出現的倫理問題，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彷徨失措，更不能坐以待斃，我們所要做的是采用積極主動的應對措施，去關注青少年在網絡犯罪，去保護青少年不受網絡犯罪的侵害。我覺得目前可以從以下五點去做：第一、加強青少年網絡建設，辦好主流網站，占領網上思想的教育陣地，在網絡上發掘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為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長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第二、轉變傳統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適應網絡時代青少年社會化的特點，現代教學模式要和網絡接軌，比如開辦網絡學校，開設網絡課堂等，雖然目前也出現了這種模式教育，但無論是從規模和數量，還是質量上看我們都還有很長地路要走；第三、開展青少年“網德”教育，建立網絡誠信體系，引導青少年的網絡行為，以及規范的網絡倫理，加強青少年組織建設，消除虛擬組織對現實組織的消極沖擊；第四、我認為最關鍵的一步，還是要推動網絡立法工作，規范網絡秩序，對青少年進入網絡社會進行法律保護和有效地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有學者還提出建立青少年心理在線咨詢，通過網絡上的BBS、IRC、Netmeeting、OuttlookExpressE-mail等系統對客戶實時或準時實地地提供心理指導、支持，進而達到增進用戶心理健康、促進用戶心理發展的過程。目前，在線心理咨詢已在知識普及、情感疏導、職業發展、心理測量、青年成長、危機干預、學習指導等方面發揮著較大的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國內外社會已開始關注這一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如法國政府去年出臺“校園網絡規范”，規定學生如果以電子郵件散布誹謗、猥褻、騷擾、病毒等訊息，將會被取消使用帳號及校規處分，甚至可能要走上法庭。美國政府已成立了網絡警察，并成功地破獲了多宗網上案件，有效地打擊了網絡黑客的囂張氣焰；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我們國家出臺的《全國青少年網絡文明公約》宣傳活動已正式啟動。該公約促使青少年與家長建立協議，其中包括每天上網時間，不瀏覽不良信息，不隨意約會網友，不沉溺虛擬時空等，家長主動為青少年安裝防火墻軟件讓年輕一代健康上網。

只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及時地開展新時期下面臨的新生網絡倫理問題研究，尋找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并且勇于把理倫探討后的成果應用到實踐操作中去，只有這樣才可能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安全良好的網絡環境。

五

網絡時代或者說是高科技時代從嚴就不承諾給人類一個新的伊甸園，相反，它一再告誡人們，無數的新問題將隨之而誕生，就像古希臘神話的潘多拉魔盒一樣。網絡犯罪已經成為了困擾人類生活的一大危害，而網絡倫理出納入了人類道德規范的一大范疇里。網絡是現代生活中的一把雙刃劍，人類必須好好地利用它，用法律手段和道德規范去約束它，去維護它。只有這樣，網絡才有可能發揮其最大功利，造福于全人類，從而推動人類文明健康有序的向前發展。

同時青少年是網絡時代的主力軍，是未來網絡文明的締造者，更是人類未來的主宰者，而處理好網絡倫理問題是利用網絡時代造福于人類的關鍵，因此關注青少年網絡倫理問題，就是關注全人類的未來。

參考文獻：

[1]張怡.虛擬實在論[J].哲學研究,2001(6)P:46

[2]奧格爾斯.大眾傳播學：影響研究范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413

當代文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當代藝術紙媒材造型演變

當代造型藝術，單一的創作媒材，已不能滿足藝術家創作的欲望。看看現在各個藝術家的工作室就像材料倉庫，各種材料應有盡有，可以看出材料在當代藝術中的重要性。在造型藝術中，媒材正是藝術家制作藝術品的工具、材料及其形成的關鍵。紙媒材造型之演變的涵義十分豐富,首先是工具材料的發展,更深的含義是思維的拓展與深化。本文將選擇在當代藝術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藝術家以紙和紙漿為媒材的作品，探討關于當代造型藝術方面的變化。

一、詮釋紙媒材

紙媒材是藝術家從事以紙為媒介的藝術品創作。紙媒材在當代造型藝術方面可分為三類：平面造型（二維）、立體表現造型（三維）、空間塑造造型（多維）。平面造型有裱糊、拼貼、折疊、染色等。制作平面作品的肌理，可以在制作紙漿的過程中加入一些粗糙的纖維，如茶、稻草、干花瓣、植物棉纖維打碎后用水混合等，還可以同時加入染色劑，也可以壓成各種變化的紋理，或塑成各種形態的造型。在干燥以后，就可以得到特殊效果的紙張。也可以用它們再進行加工，制作平面或立體的作品。立體表現造型有借助骨架造型，也有直接以紙漿造型，還可以用裱糊的方法造型。空間塑造造型多為裝置藝術或場景藝術。不僅要追求紙材質、形式的美感，而且還要享受場景、環境空間所帶來的活力；不僅把眼光放在傳統的紙材質與技藝上，同時還追求時尚與流行。藝術家把光與影也利用到空間造型中去，追求作品與環境的高度統一，并構成一個整體，達到多元化價值的體現，打破單一學科觀念，樹立交叉文化理念，追求多元化材料。

二、紙媒材的藝術表現

在當代藝術中，紙材對于一些藝術家來說是他們一生創作中的主要媒材。艾婕音(JANEINGRAMALLEN)、滕菲、施慧，這三位藝術家都有以紙或紙漿為材料的作品。同樣是以紙或紙漿為媒材的作品造型上卻有著豐富的變化。

艾婕音女士為知名的美國裝置藝術家和紙媒材藝術創作家,她擅長結合紙與多媒材進行裝置與公共藝術,她常以手工紙塑造出大型、臨時性藝術作品，置放于公共空間。她于2004年獲傳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來臺灣駐地創作，期間她采取各地制作手工紙與天然素材（特色植物木玫瑰、香茅、油桐花、蘆竹和黃金青楓等素材）為創作的材料，經過烹煮制成紙漿作手工紙，并與當地的藝術家、學生、老師、民眾等集體創作，塑造出臺灣造型地圖。艾婕音利用采集當地再以當地制作出來的特殊手工紙，為臺灣不同城市塑造它們特殊的“在地地圖”造型。

滕菲，1990—1995年就讀于柏林藝術大學（HochschuleDerKuensteBerlin）材料造型藝術專業艾德曼（BErdmann）教授工作室，獲碩士學位。1995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設計學院。她的作品利用每類材料的視覺與觸覺特征，以及材料之間的對比要素，來表達某種程度的造型效果。獨特的個人視角和經驗對材料特質作敏感的感悟和復雜的情感體驗，利用直覺去體味材料充滿生命意味的個性，并通過設計綜合地加以表現，是滕菲紙材料作品的突出特點。給滕菲的作品做出確切的定義似乎是很難的事情。因為她的作品既不是“書”（傳統意義上的），也不是“紙”（傳統概念上的），用“裝置藝術”來套似乎也顯得生硬，因為這不過是利用原始材料——廢紙不斷地加工、操制、改造、利用而設計出來的可以看作是二維或三維的紙材料造型作品。作品《玫瑰魂》在展廳微暖的燈光照射下，令人倍感一種“生”之澄明。然而有意味的是，滕菲在這種純屬空間造型的語言中，同時加入了時間——概念，她讓每朵玫瑰花從布展的鮮活一直呈現到閉展的枯萎：使生死流轉、鮮枯變滅的內在意蘊滲透到觀者的心——讓你由詩意的情緒一下子升華到哲理的體悟中去。材料上除了羊毛、棉花、馬毛以外，滕菲還特別愛使用花瓣、各種質地的紙、樹枝、塑料管特別是蠟。滕菲所使用的材料、制作的手段，也大大地超越了以往，從而使材料豐富生動的表現性、質感肌理的藝術語言成為當代藝術中十分重要的造型要素。今天的中國美術學院，已是當今國內在造型藝術領域中，學科最完備、規模最齊整的綜合型美術學院之一。施慧教授就是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第五工作室學術主持人，她的作品多為纖維與軟材料造型。藝術家對于材料的特殊的敏感偏好，及在造型上對于線性、網狀構架的情有獨鐘，在她的所有創作中貫穿始終，并以不同的造型將材料的魅力表達得淋漓盡致。由于紙漿材料本身的狀態和特點在造型時必須附著于比它結實的材料和構架才能完成，于是施慧在早期選擇了紙漿材料與木框、棉線、麻繩等同是自然植物纖維的材料的配合成型和表現，作品自然而繁復。如作品《結》《纏》《柱》《框》等。后來的裝置作品《遺忘的假山》《無題》是其重要的代表作。《遺忘的假山》以紙漿、鐵絲網、噴膠等材料造型，樹起一座高達3米的假山石，希望喚起人們遺忘的“對自然家居和傳統理想的悠遠感情”。《無題》材料是鍍鋅鐵絲網和紙漿，形象仍然是“結”。鍍鋅鐵絲網在從材質性能上和視覺上都輕松地塑造了尺寸巨大的立柱狀的“結”造型，紙漿借助鍍鋅鐵絲網造出“網紗”的感覺。此時作為造型的“結”，已從早期作品中的密密麻麻、繁復地向外纏繞與擴張，簡化到近乎極簡，并松弛隨意地纏繞，洗練而又充滿自信。

三、紙媒材造型藝術的無限空間

紙這個媒材很輕、很平凡，然而形式卻極為多變，可以打破重塑或進行多元結合，它具有平面操作、立體收效的特性，將想象的世界從二維空間立體為多維世界。筆者在用紙漿進行《家》系列裝置作品創作時，紙漿的易流動變形的不可控制性，使我在制作造型時曾經感到困惑。在反反復復的試驗與探索過程中,發現正是由于它的不可控制性，反而使自己在創作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從而引發出更多的創意造型，并在實驗與探索過程中不斷拓展。紙媒材藝術創作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是自己切身的體會。由此，它可能演變出的各種造型藝術形式也會有著無限的空間。

參考文獻：

[1]陳琳琳、鄔烈炎.現代紙藝[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1

[2]艾婕音(JaneIngramAllen)雕塑/裝置藝術家[EB/OL].

[3]周至禹.充滿魅力的紙材料藝術設計[J].藝術與設計，1998

當代文論論文范文第5篇

1.1制定切實可行的營銷策略

市場營銷是需要一定的創造性和突破性，但是絕對不是天馬行空和夸夸其談。市場營銷策略的制定是需要在一定的市場調研的基礎上，把握市場潮流方向，符合實際需要。企業中的營銷人員是一個系統，每人應該扮演不同的角色，企業應該將其組織起來，根據實際的市場需求，明確每個部門以及個人的工作職責，不能讓營銷人員成為獨立的個體。企業通過建立有效的管理體系，設置高層管理人員，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高效有序的制定出最優秀的營銷方案。

1.2正確認識市場營銷的重要性

產品生產的原因就是出售，消費市場對于企業意義重大。正確認識目標消費市場，自身企業在市場中的定位會對營銷方案的制定起著很好的參考作用。目前消費市場對于產品的要求越來越高，企業需要生產出更加優質的產品，才能在消費市場中獲得自己的立足之地。不過，也正是因為有消費市場優勝劣汰的壓力，才監督著企業謀取更大的發展。

1.3積極打造市場營銷平臺

如今企業的市場營銷大都還是依靠銷售員的推銷來完成，銷售人員在市場營銷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業務人員推銷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熟知產品從幕后到上市的所有流程，也不會完全投入自己百分百的精力。企業要加強銷售人員對產品理解能力的培養，不能把業務量作為判斷業務員水平的唯一標準。要積極引導銷售員在把產品推銷出去的同時，對客戶進行一定的產品體驗回訪和咨詢。通過這一方法，既可以了解產品的市場受歡迎程度，也能拉攏老客戶。企業可以讓銷售員之間互享各自的客戶資源，擴大自己手中的客戶量，增強他們的銷售信心，做到共同進步，提高企業的最終效益。

2.解決預算的管理問題

2.1統一預算指標與企業戰略目標的步調

企業在預算的編制中尚未制定全面的責任制，實際運行中沒有人來負責可能出現的問題，企業內部人員在預算問題上也無法達到有效溝通，使全面預算不能做到完全概括。企業的全面預算要以企業為核心，從員工出發，以預算戰略為指導，對企業進行全面概算管理，不能讓全面預算管理缺乏目標。經過兩者目標一致性的統一，企業各個部門之間會有良好的協調溝通，促進交流。

2.2有關全面預算的考核制度要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