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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電子商務作為全新的貿易形式，具有交易虛擬化、全球化、隱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征。電子商務活動雖然使現行稅法中的某些規定不能適用或不能完全適用，但是，其并未對稅收法律關系本身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此，完善電子商務時代的稅收法律制度仍應遵循稅法的基本原則，即稅收法定原則、稅收中性原則、稅收公平原則、稅收效率原則和稅收社會政策原則。

論文關鍵詞：電子商務稅法設計基本原則

稅法基本原則是一國調整稅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在稅收法制建設中的反映，也是對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等全過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準則，其核心是使稅收法律關系適應生產關系的要求。電子商務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應運而生的網絡經濟的組成部分，具有交易虛擬化、全球化、隱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征。雖然電子商務的出現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使現行稅法的某些規定難以適用，并形成了一些稅收征管中的盲點，但其并未對生產關系和稅收法律關系本身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此，完善電子商務時代的稅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離以下幾項稅法的基本原則。

一、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民主和法治原則等現代憲法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是稅法至為重要的基本原則。它指的是國家征稅應有法律依據，要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稅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確，征稅必須合法。諸如，納稅主體、征稅對象、稅率、納稅環節、減免優惠等稅收要素必須由立法機關在法律中予以規定，其具體內容也必須盡量明確，避免出現漏洞和歧義，為權利的濫用留下空間。而征稅機關也必須嚴格依據法律的規定征收稅款，無權變動法定的稅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稅既是其職權，也是其職責。

（一）不宜開征新稅

在電子商務條件下，貫徹稅收法定原則，首先需要解決的新問題就是是否開征新稅。實際上對這個新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以美國為代表的免稅派主張對網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電子商務永久免稅，認為對其征稅將會阻礙這種貿易形式的發展，有悖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向；和此相對的是加拿大稅收專家阿瑟·科德爾于1994年提出“比特稅”構想，即對網絡信息按其流量征稅。“比特稅”方案一經提出，即遭致美國和歐盟的反對，原因是他們認為“比特稅”不能區分信息流的性質而一律按流量征稅，而且無法劃分稅收管轄權，并將導致價值高而傳輸信息少的交易稅負輕，價值低而傳輸信息多的交易稅負重，從而無法實現稅負公平。筆者認為，經濟發展是稅制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開征新稅的前提應是經濟基礎發生實質性的變革，例如，在以農業為最主要的生產部門的奴隸制和封建制國家，農業稅便是主要稅種；進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經濟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后，以商品流轉額和財產收益額為課稅對象的流轉稅和所得稅取代了農業稅成為主要稅種。電子商務也屬于商品經濟范疇，和傳統貿易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因此，我國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政策時，仍應以現行的稅收制度為基礎，對現行稅制進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適應電子商務的特征和發展規律，這樣不僅能夠減少財政稅收的風險，也不會對現行稅制產生太大的影響和沖擊。例如，我國香港非凡行政區的做法便值得借鑒，其并未出臺專門的電子商務稅法，只是要求納稅人在年度報稅表內加入電子貿易一欄，申報電子貿易資料。

（二）明確各稅收要素的內容

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要求稅收要素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電子商務對稅收要素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征稅對象和納稅地點的確定上。以流轉稅為例，網上交易的許多商品或勞務是以數字化的形式來傳遞并實現轉化的，使得現行稅制中作為計稅依據的征稅對象變得模糊不清，對此既可以視為有形商品的銷售征收增值稅，也可以歸屬為應繳營業稅的播映或服務性勞務。這就需要改革增值稅、營業稅等稅收實體法，制定電子商務條件下數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稅對象類別的判定標準，從而消除對應稅稅種、適用稅率的歧義。就納稅地點而言，現行增值稅法律制度主要實行經營地原則，即以經營地為納稅地點，然而高度的流動性使得電子商務能夠通過設于任何地點的服務器來履行勞務，難以貫徹經營地課稅原則。由于間接稅最終由消費者負擔，以消費地為納稅地不僅符合國際征稅原則的趨向，而且有利于保護我國的稅收利益，為此，應逐步修改我國現行增值稅的經營地原則并過渡為以消費地為納稅地點的規定，從而有效解決稅收管轄權歸屬上產生的困惑。

二、稅收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是稅法理論和實踐中的又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是國際公認的稅法基本原則。根據稅收公平原則，在稅收法律關系中，所有納稅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稅收負擔在國民之間的分配也必須公平合理。稅收公平原則在經歷了亞當·斯密的“自然正義的公平”①和瓦格納的“社會政策公平”②理論之后，近代學者馬斯格雷夫進一步將公平劃分為兩類，即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稅收橫向公平要求相同經濟情況和納稅能力的主體應承擔相同的稅負；稅收縱向公平則要求不同經濟情況的單位和個人承擔不相等的稅負。

納稅人地位應當平等、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公平分配是稅收公平原則的內容和要求。電子商務是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的有別于傳統貿易的虛擬的貿易形式，它具有無紙化、無址化以及高流動性的特征。高流動性使得企業的遷移成本不再昂貴，企業由于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不必像傳統企業那樣大量重置不動產和轉移勞動力，若想要在低稅或免稅地區建立公司以達到避稅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稅地安裝服務器等必要的設備、建立網站并配備少量設備維護人員即可。其他為數眾多的工作人員可以通過互聯網在世界各地為企業服務，從而可以使納稅人通過避稅地的企業避免或減少納稅義務。而電子商務的無形性和隱蔽性則讓稅務部門難以準確把握交易信息并實施征管，使得網絡空間成了納稅人輕而易舉地逃避納稅義務的港灣。上述種種都導致了從事電子商務的納稅主體和從事傳統商務的納稅主體間的稅負不公。但是稅收公平原則卻要求電子商務活動不能因此而享受比傳統商務活動更多的優惠，也不能比傳統商務更易避稅或逃稅。因此，為貫徹稅收公平原則應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第一，改變對電子商務稅收缺位的目前狀況，避免造成電子商務主體和傳統貿易主體之間的稅負不公平。稅法對任何納稅人都應一視同仁，排除對不同社會組織或個人實行差別待遇，并保證國家稅收管轄權范圍內的一切組織或個人無論其收入取得于本國還是外國，都要盡納稅義務。

第二，貫徹稅收公平原則還要完善稅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電子商務要求的稅收征管制度，首先應制定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制度。納稅人在辦理了上網交易手續之后，應該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在稅務登記表中填寫網址、服務器所在地、EDI代碼、應用軟件、支付方式等內容，并提供電子商務計算機超級密碼的鑰匙備份。稅務機關應對納稅人的申報事項進行嚴格審核，并為納稅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應建立電子發票申報制度，即以電子記錄的方式完成紙質發票的功能。啟用電子發票不僅可以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也為稅收征管提供了嶄新的手段。納稅人可以在線領購、開具并傳遞發票，實現網上納稅申報。其三，逐步實現稅收征管的電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稅收征管的領域和觸角，開發電子商務自動征稅軟件和稅控裝置，建立網絡稽查制度，不斷提高稅收征管效率和質量，構建適應電子商務發展的稅收征管體系，實現稅收公平原則。

三、稅收中性原則

稅收中性原則是指稅收制度的設計和制定要以不干預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為基本出發點，即稅收不應影響投資者在經濟決策上對于市場組織及商業活動的選擇，以確保市場的運作僅依靠市場競爭規則進行。

電子商務和傳統交易在交易的本質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稅負也應該是一致的，從而使稅收中性化。稅收制度的實施不應對網絡貿易產生延緩或阻礙功能，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還處在初級階段，對相關新問題的探究也才剛剛起步，而電子商務代表了未來貿易方式的發展方向，和傳統貿易相比，其優勢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對其稅收政策的制定應避免嚴重阻礙或扭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視性的稅收政策，通過完善現行稅制來規制并引導電子商務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不開征新稅不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稅收中性原則的體現。許多國家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制度時，也都認為應遵循稅收中性原則。例如，美國于1996年發表的《全球電子商務選擇性的稅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議在制定相關稅收政策及稅務管理辦法時，應遵循稅收中性原則，以免阻礙電子商務的正常發展。為此，對類似的經濟收入在稅收上應平等地對待，而不去考慮這項所得是通過網絡交易還是通過傳統交易取得的。”文件認為，最好的中性是不開征新稅或附加稅，而是通過對一些概念、范疇的重新界定和對現有稅制的修補來處理電子商務引發的稅收新問題。而經合發組織1998年通過的有關電子商務稅收新問題框架性意見的《渥太華宣言》中也強調，現行的稅收原則將繼續適用于電子商務課稅，對于電子商務課稅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稅收形式。歐盟對待電子商務稅收新問題的觀點是，除致力于推行現行的增值稅外，不再對電子商務開征新稅或附加稅。

根據稅收中性原則，我國對電子商務不應開征新稅，也不宜實行永久免稅，而應該以現行稅制為基礎，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和普及，不斷改革和完善現行稅法，使之適用于電子商務，保證稅收法律制度的相對穩定和發展繼續，并能夠降低改革的財政風險，促進我國網絡經濟的穩步發展。

四、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是指稅收要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機制的有效運行，提高稅收征管的效率。稅收效率原則要求以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并利用稅收的經濟調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障礙。它包括稅收行政效率和稅收經濟效率兩個方面。稅收的行政效率是通過一定時期直接的征稅成本和入庫的稅金之間的比率來衡量，表現為征稅收益和征稅成本之比。這一比率越大，稅收行政效率越高。稅收的經濟效率是指征稅對納稅人及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征稅必須使社會承受的超額負擔為最小，即以較小的稅收成本換取較大的收益。簡言之，就是稅收的征收和繳納應盡可能確定、便利、簡化和節約，以達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標。

雖然在電子商務交易中，單位或個人可以直接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消費者，免去了批發、零售等中間環節，使得稅收征管相對復雜，但是為了應對這一嶄新的交易形式，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將會運用到稅收工作的實踐中，使稅務部門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憑借電子化、信息化的稅收稽征工具，稅務機關的管理成本也將大大降低，為提高稅收效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五、社會政策原則

國家通過稅法來推行各種社會政策，稅收杠桿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稅收不僅是國家籌集財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為國家推行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手段，于是稅收的經濟職能便體現為稅法的基本原則。

目前，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稅收的社會政策原則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財政收入原則

貫徹這一原則需要明確的是，一方面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實施網絡貿易，現行稅基日益受到侵蝕，這就需要不斷完善稅收法律制度，保證對應稅交易充分課稅，使得財政收入穩定無虞；另一方面，針對目前我國企業信息化程度普遍較低，電子商務剛剛起步的目前狀況，為了使我國網絡經濟的發展跟上世界的腳步，應當對積極發展電子商務的企業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財政收入原則的確立，不可避免地沖擊和影響了稅收的公平原則，但是為了從全局和整體利益出發，它又是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并且有利于社會總體利益的。正如前任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世界經濟論壇2000中國企業峰會”上所表示的：“不想放棄征稅權，但又想讓我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更快點。”

（二）保護國家稅收利益原則

就目前而言，我國還是電子商務的進口國，無法照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我國的電子商務稅收法律制度，而是應該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構建有利于維護我國稅收的稅制模式。同時，還應該考慮到對國際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為國際經濟貿易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環境和更加規范的秩序。國際稅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將會影響各國家對貨物和勞務進出口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以及跨國投資等新問題的基本態度。只有合理分配稅收利益，才能為國際經濟交流和合作提供更好的條件和環境。因此，我們應該在維護國家稅收的前提下，尊重國際稅收慣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稅收政策，從而實現對國際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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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劍文.稅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劉劍文.財稅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第2篇

著名稅務專家，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稅務管理系主任，會計學(中國第一位稅務會計與稅務籌劃方向)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后，《陽光財稅叢書》編委會主任，創立“稅收籌劃規律”，首次提出“稅收籌劃契約思想”，是國內稅收籌劃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稅收理論與實務、稅務會計與稅收籌劃、企業會計準則、財務管理、產權與企業重組等。

一、稅收契約及稅收契約關系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契約與稅收之間存在著一種共生互動的關系。稅收籌劃作為由社會多方契約關系制約的、多方契約力量之合力推動的一種經濟行為，也與契約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稅收契約

稅收的本質是一種契約關系。從現代稅收的邏輯發展來看，稅收原則是稅收征納過程中為簡化判斷而對其工作環境所作的基本約定，稅收政策是政府和納稅人之間通過博弈達成的均衡契約，納稅報告①則可看作是稅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約。正是基于稅收與契約所具有的深厚歷史淵源及現代稅收所內涵的契約屬性，我們認為，把稅收的本質確定為一種特殊的契約關系是恰當的。

1.稅收是一種公共契約。

從契約視角觀察稅收，稅收的本質是政府與納稅人之間存在的一種契約關系。納稅人向國家提供確定的稅收，并向國家交換無差別地享受公共產權的資格。國家利用其對政治資源的獨家壟斷，通過支配收取的稅收，提供契約標明的回報，如國家安全、基礎設施等。

古典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在論述賦稅原則時曾講過這樣一段話：“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范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繳納稅收，維持政府。”②接下來，他還有一段精辟的話：“一個大國的各個人須繳納政府費用，正如一個大地產的公共租地者須按照各自在該地產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費一樣”③。由此可知，亞當·斯密關于賦稅論的觀點，很大程度上也包含著交換思想。因此，國家征稅和納稅人繳稅完全是一種權利和義務的相互交換。這種權利、義務交換的載體便是稅收。所以，國家與納稅人之間也以稅收為紐帶構成一種特殊的交換關系，這種交換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約的性質。

因此，政府和納稅人之間需要達成一種契約，這一契約通過法定形式固定下來，就構成稅收征納之間就寬泛或具體意義上產權的分隔達成的書面契約。寬泛意義的契約，是稅收程序法，如稅收征管法等;具體意義的契約，是單項稅法，如增值稅法、個人所得稅法等④。因此，存在于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稅收契約是政府強加給納稅人的一種不可推卸的契約，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為不請自來的一個“法定契約方”，筆者傾向于把這種天然存在的稅收契約稱為“法定稅收契約”。

稅收既然作為契約出現，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稅收紐帶可以引入一種與契約高度相關的概念—債，對此，我們可以說稅收是一種公法之債，它將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的關系定性為國家對納稅人請求履行稅收相對債務的關系。并將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的關系上升為法律上保護的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對應關系。

在政府和納稅人之間稅收契約關系的履行中，超出作為這種產權契約的稅法規定的額度和范圍的征收就是掠奪，而納稅人也不應該因其向政府付費而提出某些過分的要求。但是，納稅人在一定時期既定的稅收制度下有進行合法意義上的稅收籌劃的權利，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Scholes)對此評價說：“為實現各種社會目標而設計的任何稅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會刺激社會個體進行稅收籌劃活動。任何既追求財產再分配、又資助特定經濟活動的稅收制度，都會導致邊際稅率在不同契約方之間，特定契約方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活動中產生大幅變動。”⑤

一旦契約訂立，總免不了違約或侵權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制定相關的條款予以限制，這在稅法中體現為稅收處罰。在稅收征管法中，這樣的條款極為分明。除了相應的法律責任，還有關于核定征收、稅款追征、滯納金、納稅擔保、稅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條款維持征納契約的履行并隨時提供救濟。另一方面，對于政府或其稅務當局對納稅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政府獲取稅務當局要承諾執法不當下的賠償責任，如稅收保全不當下的稅收賠償，以及超征稅款的加息歸還;規范稅收征管操作，并對越軌行為給與相應處分，這體現在稅收征管法對于稅務人員徇私舞弊行為給與禁止性和懲罰性條款中。

2.稅收是公共契約的前提假設。

將稅收視為公共契約存在幾個前提假設：

第一，國家和納稅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強權操縱。

第二，稅收是中性的，體現一種正義精神。

第三，納稅人的產權明晰而確定，由稅法所約定的稅收額是清晰而確定的。

第四，國家和納稅人各自擁有獨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認并保護。

第五，法律充分考慮了征納雙方的利益，且其確定的稅率是適當的。

在上述五項前提假設中，筆者認為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這體現了契約精神，貫穿于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契約關系的各個層面上。

稅收倡導的正義精神也是稅收成為公共契約的重要前提。正義是政治文明與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價值理念，是判斷一種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當根據的價值標準，“正義的許多原則—各得其所，黃金規則，絕對命令，公平原則，寬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認為超越了一切歷史經驗。”⑥稅收契約關系必須遵從正義理念，正義精神是稅法的核心價值和最高境界。法國《人權宣言》第20條規定：一切公民均有權監督稅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狀況。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還規定了納稅人訴訟制度來保障納稅人僅依契約納稅以及獲得應得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權利。而且，美國、臺灣等一些國家和地區也不再把先行繳納稅款作為納稅人申請救濟的前置程序。這些在一定意義上都體現了稅收的正義精神。

(二)利益相關者交易中的稅收契約

契約是市場中交易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所確立的一種權利義務關系。交易時所約定的基本內容，構成了契約的基礎。交易活動的實質是交易當事人之間對財產權利所作出的契約安排，其目的是實現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分析，企業與包括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客戶、職工等在內的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系，他們之間的博弈競爭與合作關系是靠契約來維持的，這種契約其實是一種純粹的市場契約。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稅收契約作為企業契約集合中的一個子契約，是在經濟交易中形成、維護并履行的，其本質是稅收影響各利益相關者收益分配與資源配置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稅收契約明顯區別于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法定稅收契約”，如果我們給交易中的稅收契約一個準確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稅收契約是利益相關者在經濟交易中所形成的有關財產權利流轉的有關稅收方面的協議或約定。筆者傾向于把交易中的稅收契約稱為“相關者交易稅收契約”。

“相關者交易稅收契約”被引入企業契約中，有利于解決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有助于利益相關者之間維護適當的經濟關系。從稅收籌劃角度分析，合理簽訂并履行“相關者交易稅收契約”，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更主動地按所訂立契約的相關約定統一安排納稅事宜，實現稅收籌劃的戰略目標。

(三)稅收契約的內涵剖析

1.稅收契約是經濟契約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稅收契約”和“相關者交易契約”必須在企業契約的約束下展開，因此極易被忽視。也有人認為，稅收契約難以獨立存在，只是企業契約或財務契約的一部分，其實這種認識很難透徹領會和把握稅收契約對經濟的深度影響，這也是造成稅收契約受到關注較少，沒有形成系統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2.從現有文獻觀察，一些學者已經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稅收籌劃及其契約安排問題，譬如財務決策中的稅收因素分析，企業逃稅與稅務監管的辯證與博弈關系。但稅收籌劃涉及面廣，綜合性強，從企業與契約方之間的關系入手研究稅收籌劃，尤其是從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稅收籌劃有一定的難度。

二、稅收籌劃的契約特征分析

(一)稅收籌劃源于契約關系

企業的實質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包括企業與股東、管理者、債權人、政府、職工、供應商、客戶等之間的契約，而且各契約關系人之間又存在著利益沖突。當我們承認“經濟人”的逐利本性、契約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約是以會計數據作為基礎等前提條件時，部分契約關系人(如股東或管理者)便有動機和機會進行某些操縱，以減輕自身負擔并進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業稅負契約中使用會計數據作為決定稅負大小的重要指標，則在稅負契約執行過程中，投資者與經營者就會產生對會計數據及相關行為進行管理控制的動機，以謀取其自身的利益。納稅人掌握著公司真實的會計信息，理性的納稅人自然具有強烈的利用現有的信息不對稱性和契約的不完備性進行稅收籌劃以減輕稅負的動機。可以說，如果沒有契約關系的存在，稅收籌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稅收籌劃存在多重契約方

納稅人的稅收籌劃行為要考慮多重契約方，即在進行稅收籌劃時不僅要考慮納稅人與稅務當局之間的關系，還要考慮納稅人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上面我們探討了稅務當局和納稅人之間的法定稅收契約關系和交易中的稅收契約關系，所以納稅人開展稅收籌劃所涉及到的契約方包括稅務當局和利益相關者兩類不同的契約方。

納稅人針對兩類不同的契約方，應采取不同的契約模式和稅務對策。研究稅收籌劃時引入契約方，可以將稅收籌劃看作是納稅人的最優納稅設計行為，也可以稱之為“稅收籌劃方案設計行為”。換言之，這里引入多個契約方，意在說明納稅人的稅收籌劃行為必將涉及稅務當局與利益相關者。這里引入“契約理論”作為研究的切入點，采用契約觀點，旨在說明稅收籌劃的契約方影響著稅收籌劃的決策行為。邁倫·斯科爾斯曾對契約觀點作如下評論：“契約具體說明在不同的環境下，契約各方作出決策和收取現金流的權利。”⑦接下來，他在全球稅收籌劃的三方面特征中闡述了“在稅收籌劃中必須考慮所有契約方”的觀點。

(三)稅收籌劃受到法定稅收契約關系的制約

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在稅制框架內通過投資、經營、理財等活動的謀劃、安排以降低風險和減輕稅負的稅收規劃行為。稅收籌劃之所以出現，源于納稅人與政府之間的法定稅收契約關系。因為政府作為企業契約的參與者，在向企業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時，也“強制”與企業簽訂了稅收契約，即頒布所制定的稅法，并規定應繳納的稅金。考慮到契約成本因素，政府并不與每一個納稅人進行單獨談判協調，而是單向強制規定。所謂稅法其實就是政府與納稅人簽訂的通用稅收契約。在這種契約關系下，稅款征納是由稅收的強制性來保障的。政府征稅是出于保證財政收入以維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納稅人納稅則是一種責任和義務。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納稅人總有尋求節稅的動機。如果稅收不具強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動一樣靠企業自愿捐贈，那么，稅收籌劃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稅收契約關系，就一定會存在稅收籌劃。稅收籌劃實際上是納稅人對稅收環境的一種適應性反應。但稅收籌劃必須在稅制框架內開展，這是法定稅收契約關系對稅收籌劃的一種強制性約定。

(四)契約的特性決定了稅收籌劃存在的必然性

契約天生具有不完全性，這是契約自身所無法克服的。盡管完全競爭市場構成完全契約的充分條件，但在現實中，由于社會和未來事件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契約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信息不對稱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羅萬象、完美無缺的完全契約幾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稅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為完全契約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處，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數國家的稅收制度都規定，企業的納稅活動應以會計所得為基礎，進行適當調整后確定應納稅金。這樣一來，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據企業自身狀況進行稅收籌劃，以節約稅金支出。同時，納稅人對稅法可以選擇性利用、甚至“濫用”，對稅收規則的運用擁有相當的自主權和控制權，這也部分解釋了稅收籌劃能夠存在的緣由。

(五)稅收籌劃可以利用契約關系降低交易費用

對于企業的交易活動，稅收籌劃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創造交易，降低隱含在交易中的稅收負擔。因此，稅收籌劃擔負著實現稅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為最大化稅后收益而組織的生產要求考慮各契約方目前和未來的稅收狀況。納稅人的稅收籌劃旨在對各契約方之間的交易活動進行系統而科學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動中的交易費用和稅收負擔。所以，從契約角度觀察，稅收籌劃其實就是各契約方利用稅收契約關系的變化來實現節稅的。當然，稅收契約關系的變化過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約、構建新契約的過程，這一過程有可能是長期的。

(六)利用契約形式的變化節稅

納稅人的經濟活動可以通過契約形式約定，不同的契約形式界定不同的業務模式。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安排或調整其契約關系，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更主動地安排納稅事宜以期達到節稅的目的。舉例來說，納稅人購買設備或者租賃設備都可以達到更新設備的目的，但這兩種方式對納稅人稅負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稅法允許對建筑物、設備、機器進行加速折舊來鼓勵資本性投資。因此，納稅人購買設備加速折舊可以多抵扣應稅收入，從而降低投資成本。如果納稅人租用的設備超過了經濟壽命，租賃費就只能按實際發生額進行稅前扣除，而租賃費扣除額的現值通常遠遠小于折舊扣除的現值，這其中就存在稅收籌劃的空間。即稅收將取決于設備的投資方式，而設備的投資方式則完全依賴于納稅人與設備供應商簽訂的一項安排財產權的契約。

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對組織稅收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質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兩者矛質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悅是組織收入的基礎和保障，只有堅持依法治枕才能閱滿地完成收入任務，促進經濟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4)切實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稅收計劃是財政預算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現行的稅收計劃，在財政預算上必須堅持“量人為出”的原則，徹底改變當前財政支出制約稅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財政預算與稅收計劃差別較大，由此產生的財政支出缺口，應通過緊縮支出、發行國債或者其他途徑解決，而不是將組織收人任務強加于稅務部門，這樣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稅收計劃產生的負面效應，保證稅務部門依法治稅的獨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計征。

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長期以來,會計與稅務差異困擾著許多企業財務稅務人員,特別是收入的確認問題。按照企業會計準則所反映的企業實際經營成果不一定是企業所得稅所要求的計算口徑,納稅調整事項增多又需要更多的稅法專業知識,完全按照稅法口徑確認企業的經營成果,又不符合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上市公司。因此,盡可能弱化會計與稅法處理差異也就成為企業財務人員非常關注的一個夢想,本文對收入準則和企業所得稅關于收入的確認差異方面進行分析。 

一、在收入確認條件方面的差異 

(1)是會計收入更注重實質重于形式和謹慎性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以及收入的實質性的實現。 

(2)是所得稅法則從國家的角度出發,更注重收入的社會價值的實現。在《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對所得稅收入確認條件未做出明確的規定。但從應納稅所得額的基本原則、收入的形式、內容以及確認收入實現的時間標準等相關規定可以看出,所得稅收入與會計收入的確認條件有差異。現以銷售商品收入的確認條件作為參照來進行分析。 

二、在收入確認范圍上,會計收入小于所得稅法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1)是會計收入的范圍只涉及企業日常活動中形成的經濟利益的流入。《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第2條指出,收入是指企業在日常活動中形成的、會導致所有者權益增加、與所有者投入資本無關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入。根據這一定義,會計收入包括銷售商品收入、提供勞務收入和讓渡資產使用權收入。可以看出,會計收入的范圍只涉及企業日常活動中形成的經濟利益的流入,而將在非日常活動中形成的、會導致所有者權益增加、與所有者投入資本無關的經濟利益的流入作為利得加以確認,如企業接受的捐贈收入、無法償付的應付款項等。因此,會計準則中“收入”是“狹義”上的收入。只是在計算會計利潤時,應從廣義的角度考慮收入,則要將“直接計人當期利潤的利得”納入計算的范圍。在基本會計準則第37條也規定,會計利潤包括收入減去費用后的凈額、直接計人當期利潤的利得或損失等。 

(2)是所得稅收入的范圍涉及所有經營活動的經濟利益的流入。在《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雖然未對所得稅收入做出明確的定義,但規定了應納稅所得額的基本原則、收入的形式、內容等。《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25條中指出,所得稅收入還包括視同銷售貨物、轉讓財產或者提供勞務收入。由此可見,所得稅法中收入的范圍大于會計收入,除包括會計收入外,還包括視同銷售貨物、轉讓財產或者提供勞務收入和利得。視同銷售貨物、轉讓財產或者提供勞務收入和其他收入中的“已作壞賬損失處理后又收回的應收款項”,則形成會計收入與所得稅法收入之間的永久性差異項目。 

(3)是國家出于鼓勵納稅人的某種經營行為或者避免因征稅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等目的,在所得稅法中規定了免稅的會計收入。所得稅法第26條規定:免稅收入包括國債利息收入;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從居民企業取得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等。上述免稅收入是納稅人應稅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國家為了實現某些經濟和社會目標,在特定時期或對特定項目取得的經濟利益給予的稅收優惠照顧,而在一定時期又有可能恢復征稅的收入范圍。上述收入屬于會計收入中的“讓渡資產使用權收入”,所以上述免稅收入項目形成新企業所得稅法與會計準則在收入確認范圍上的暫時性差異項目。 

三、在收入確認時間上的差異 

會計準則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來確定收入的入賬時間。而《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9條規定,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以權責發生制為原則,但本條例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另有規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在收入確認時間上,會計準則與所得稅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一致。所以,在多數情況下二者對收入確認時間的規定相同,但也有例外。其差異主要表現在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的確認時間上。長期股權投資準則中規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在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現金股利或利潤時,確認為當期投資收益;采用權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投資企業取得股權投資后,在被投資單位實現損益及宣告分派現金股利或利潤時,均要按照投資單位應享受或分擔的份額確認投資損益。而《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17條規定,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在一般情況下按被投資方作出利潤分配決定的日期確認收入的實現。由此可見,所得稅法上對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的確認已偏離了權責發生制原則,更接近于收付實現制,但又不是純粹的收付實現制。即稅法上不確認會計上按權益法核算的投資收益。 

四、在收入確認金額上的差異 

會計準則和企業所得稅法服務于不同的目的,分別遵循不同的原則,必然導致會計收入與所得稅收入之間的差異。按照會計準則計算的會計收入與按稅法計算的所得稅應稅收入結果不一定相同。針對會計收入與所得稅收入的差異,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應當按照會計準則確認收入,在計算交納所得稅時應當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以會計收入為基礎進行納稅調整。 

五、結束語 

會計準則與企業所得稅法對于收入確認金額的規定大致相同。為了防止偷稅、漏稅,企業所得稅法針對關聯方交易提出了特別納稅調整的方法。按照規定,如果關聯方交易中違背了獨立交易原則,使納稅人申報的計稅依據明顯偏低,且無正當理由的,稅務機關有權采用法定的方法核定計稅依據,而不以會計收入為依據,這也會產生會計收入和所得稅計稅收入的差異。 

參考文獻: 

[1]財政部稅政司.2007.新企業所得稅法導讀.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稅收行政執法；稅收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完善

一、問題的提出

2013年6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在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上全文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見稿主要擬對現行稅收征管法作出三個方面的修改，其中第一方面主要是稅收征管法與有關法律銜接問題，并明確列舉了與行政強制法、刑法、行政許可法相銜接的內容，較好地體現了稅收征管實踐的需要以及妥善處理了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具有較大的進步意義，然而《修正案》中的部分條款還有待完善和細化。比如《修正案》第七十八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有本法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二條規定的行為涉嫌犯罪的，稅務機關應當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條文只是規定了稅務機關在發現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行為存在違反《刑法》的可能性后的移送義務，但并未明確移送的相關具體程序，也未明確稅務機關在移送前是否可以處罰、稅務機關的處罰對刑事責任的影響等問題，這也就導致了稅收征管實踐中“以罰代刑”等現象的出現。

二、稅收行政執法與稅收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完善的必要性

稅收行政執法程序與稅收刑事司法程序相互獨立，又內在聯系。稅收行政執法針對的是違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等情節輕微的涉稅行為，而稅收刑事司法則針對的是達到犯罪標準的嚴重違法涉稅行為。雖然從立法上看，兩者以涉稅行為違法情節輕重為區分標準，但在實務中，由于對情節輕重的認定往往是在調查過程中逐步確定的，因此并不能事先在稅收行政執法與稅收刑事司法之間進行明確分工。同時，由于經濟犯罪具有特殊性——其違法行為通常具有過程性，因此簡單地移送與程序倒流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此，完善稅收行刑銜接機制是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內在需要，也是提高稅收領域執法和司法效率的有利保障，對于規范我國市場經濟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在當前稅收實務中，“以罰代刑”現象屢見不鮮，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威嚴，也使得部分納稅人、扣繳義務人逃避了應有的懲罰。稅收行刑銜接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能更好地保護納稅人的權利，實現一事不二罰，避免重復處罰；另一方面也使違法、犯罪納稅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我國稅收行政執法程序與稅收刑事司法程序銜接上存在的問題

《稅收征管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稅務機關應當將涉嫌稅務犯罪的案件依法移交給司法機關。由于該條僅作了原則性規定，因此稅收行刑銜接機制在實務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部門間的分工合作問題

由于納稅人等相關主體的違法行為按其性質可分為稅收行政違法行為和稅收刑事違法行為。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前者由稅務機關的稽查機構管轄，而后者則由公安機關的經濟偵查部門管轄。同時，現行《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九條規定：“稽查局專司偷稅、逃避追繳欠稅、騙稅、抗稅案件的查處”，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稅務局系統機構設置明確職責分工的意見》、國務院《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等也明確規定了稅務稽查局同公安經偵部門間的權限問題。

雖然從立法上看，稅務稽查局的職權邊界十分確定，即對稅收行政違法行為進行查處，而必須將嚴重的稅收刑事違法行為移交給公安機關。但是，在實務中，對于如何認定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該標準由誰進行制定、嚴重程度由誰進行認定，均未得到明確規定，這也就導致了實務中兩者職權邊界模糊的問題。

另一方面，雖然法律法規賦予了稅務稽查局對稅收行政違法行為的執法權，但由于其只能采用非強制性措施，在查辦涉稅案件中受到了極大的約束，由此產生取證難等問題。再加之現行關于移送時間的規定不明確，稽查局將涉嫌刑事違法案件移交給司法機關，司法機關由于一些原因，在調查取證方面也遇到了問題。

此外，法律法規在明確了兩者之間的權力界限問題的同時，也認識到了聯合辦案的必要性，但在實踐中卻由于部門之間能力權力不匹配問題——稅務稽查局具有辦理涉稅案件的能力卻沒有強制調查的權力，而公安機關具有強制調查權卻缺乏辦理涉稅案件所必備的專業技能，呈現出雙方互相依賴，但聯合辦案又困難重重的尷尬境況。

（二）移送及標準問題

國務院頒布的《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對行政執法機關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了統一規定，規定了移送時間、違反規定的相應責任等內容。但在實踐中，稅務機關和公安機關并未出現理想的分工合作狀態。

雖然該規定明確了稅務機關必須移送相關案件的職責，但并未對移送標準作出統一、明確的規定，在實務中，兩機關對此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不盡一致。由于對涉稅違法行為的認定標準不一，稅務機關只享有非強制性執法權限，調查取證能力有限，因此稅務機關在移送時所要查明的犯罪事實要素和證據材料可能不符合公安機關的要求，公安機關往往不接受移送的案件。同時，由于現行立法并未對移送前稅務機關是否能夠進行行政處罰進行明文規定，稅務機關往往出于處罰數額的考量和尋租問題，對違法納稅人等相關主體進行一般性行政處罰后就終結此案，并不愿意將案件移送給司法機關處理。最后，雖然《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中規定了檢察院、監察機關等的監督職責，但在實務中，我國并未制定行之有效的移送監督機制。

（三）稅務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適用問題

由于當前稅收行政執法程序與稅收刑事司法程序并未對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作出明確規定，也就可能存在兩者競合的問題，也就存在當事人的稅務違法行為已涉嫌犯罪的，稅務機關是先處罰后再移送司法機關，還是不進行行政處罰，直接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問題。從《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第十一條的內容來看，“依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執法機關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已經依法給予當事人罰款的，人民法院判處罰金時，依法折抵相應罰金”，也只規定了移送前已經罰款的行為。就此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均沒有統一認識，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同時科以行政處罰和刑罰，兩者并不是一一對應關系，而是存在交叉現象，同時科以處罰，可以相互彌補，更有利地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二是只科以刑罰，由于稅務機關已將達到犯罪程度的案件移送給司法機關，因此只能由司法機關對其追究刑事責任，不再處以行政處罰。三是依法進行行政處罰，當移送案件被司法機關認定為不構成犯罪或者經法院審理認為其情節輕微，免于刑事責任的案件，雖然行政機關將其移送，但仍可以處以行政處罰。

同時，處罰時間與移送時間如何確定又成了另一問題。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依法移送，不罰款。稅務機關在查處稅收違法行為時，認為納稅人涉嫌構成犯罪的，根據刑事優先原則，即優先追究納稅人的刑事責任，應及時將案件移交給有管轄權的司法機關處理，這有利于實現刑罰的功能，有效打擊涉稅犯罪行為。二是先罰后送。三是先送后罰。某些犯罪情節輕微，法律規定可以免于刑事處罰的，人民法院免除其刑罰后，行政機關仍可以給予犯罪者以相應的行政處罰。

四、我國稅收行政執法程序與稅收刑事司法程序銜接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細化規定稅收行刑銜接制度中的相關規定

首先，應當推動稅收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將稅收執法、司法程序做詳細明確規定，避免與其他法律法規的沖突。其次，在未制定稅收基本法的情況下，不妨在《稅收征管法》中單列“涉稅刑事偵查”一章，具體規定涉稅刑事調查的執法主體、機構設置、主要職責和職權等條款。另外，在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適用方法和程序上作出統一規定。

（二）從長遠看，在稽查局設立涉稅犯罪偵查部門

關于我國稅務機關同公安機關的職權界限模糊問題，可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從國外經驗看，絕大多數國家賦予了稅務稽查機構刑事偵查職權。如日本即在稅務稽查局內設立“涉稅刑事犯罪偵查處”，規定稅偵部門是惟一的涉稅刑事犯罪調查的執法主體，并依法賦予有限的刑事偵查職權。同時，該處負責研究、計劃和協調有關刑事調查程序的管理工作，為刑事調查提供經濟分析、研究，刑事調查結果的審核，與刑事調查相關的情報、資料的收集和管理；開展稅收刑事調查等工作。這就使得在查處重大涉稅案件以及其他緊急情況下，無需中斷稽查，提高辦案效率，解決取證難或者重復取證的問題。

（三）從近處看，完善涉稅案件移送的機制

第一，進一步完善涉稅案件移送的法律規定。明確涉稅案件的移送程序，確立和細化案件移送的手續和文書，以便區分公安機關與稅務機關的責任，并對案件處理結果作出詳細具體的規定。同時完善移送監督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對公安機關不予接受移送案件和稅務機關不移送案件進行相應的處罰。

第二，雖然我國稅收實務中，部分地區在分工合作方面建立了部級聯席制度和信息共享平臺，但仍舊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因此，可以適當借鑒日本的稅收情報制度，建立專門的稅收情報會議制度，商討情報工作基本運作政策和具體的實施計劃，將法定情報收集（情報日收集）和非法定情報收集（一般收集）相結合，為稅收調查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