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莫言獲獎感言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對莫言老師很尊重,但客觀感覺,這個獎是三位一體,如果沒有中國經濟令人矚目的連年高速增長和譯者的卓越貢獻,諾貝爾獎花落中國,花落中國的鄉土文化恐怕很難。
2.莫言獲獎的國民反應與莫言效應
起初文化界反應不一,最終一致熱烈祝賀。
傳媒股票全線飆升,34只股票中26只上漲,沖破了一段時間以來股市漫長的低迷霧霾。
莫言作品收錄入中學語文選修課本。
莫言著作賣斷貨,成了熱捧俏銷的禮品,出版社連連加印。
莫言手稿身價上漲百萬。
莫言家鄉建莫言紀念館,建萬畝紅高粱。
陳光標請莫言老師住別墅。。。。
3.中國文化的營銷哲學反思、反問與尷尬
之一. 消費者愛的是文學還是商品、禮品?
圖書大廈人山人海,讓人既為文化而心喜,又生悲催。文化需要知音,需要鑒賞,需要共鳴,如果僅僅淪為暢銷的熱門禮品,被人束之高閣塞進儲藏室,或者草草了了翻過兩頁后成為某一天的午餐談資后直接成為陳列柜里的擺設,都只是文化的悲哀。真正的文化熱并不會因為某一個作者的一次國際獲獎而到來。
之二. 文化商品日常如何營銷?
莫言老師的早期作品是通過文化期刊閱讀的,隨著越來越忙以及閱讀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沒有時間光顧書店,或者不再選擇書店買書和讀紙質書,實體店也因此一家一家倒閉。經常光顧當當等網站的是一部分閱讀群體,在機場慷概解囊的是另一部分腳步匆匆的商務人群,那么更廣大的中間人群有渠道了解新書、新作品和有影響力的推薦叢書嗎?這些就是文化商品的營銷盲區和丟掉的營銷銷量,前兩部分人群中也有相當多的營銷遺漏和盲區。
之三. 西方為什么看重中國市場?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拯救者,如果以老外的淳樸銷售觀,十三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的人一年只買一本書也相當可觀,完全是一個天文數字。諾貝爾獎來到中國,也會將中國的消費視線引向世界和世界文化與文學。
之四. 莫言作品的翻譯如此重要,為什么沒有掀起翻譯熱,也沒有掀起整體的文學熱?
這些既體現了商品社會現實的景況,也印證了文化市場營銷的薄弱與虛弱。不去推,不去運作,怎會有熱?
之五. 諾貝爾獎為什么沒有奧運甚至全運會大獎受商業和政府重視?
從獎勵力度上尚未體現出重視程度, 文化在現代文明古國的地位實屬尷尬。
之六. 文化遇冷與奢侈品趨熱
世界奢侈品協會統計數據,中國奢侈品全球價格最高,比香港高45%,比美國高51%,比法國高72%,稅率并非全球最高,工資收入更非最高,決定其售價的是消費者的熱捧程度。未說出的另一半話為,以及市場的不規范性和投機性。十一黃金周國人出境消費奢侈品累計約38.5億歐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
回歸文學價值,淡化政治意義
諾貝爾文學獎是對獲獎者文學造詣的肯定,在文學方面意義重大,值得深挖。若過多地強調政治因素,討論和分析會陷入桎梏。西方媒體報道與評論的重點并未過多地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將重心置于文學意義,回歸文學層面。多談文學,淡化政治,西方媒體的文學價值觀在報道之中得到詮釋。
基于首因效應,媒體最初對于一則新聞的報道往往決定著受眾觀點的形成,同時奠定媒體評論和深入挖掘的基本立場、方向。《紐約時報》2012年10月11日在頭條位置刊出《莫言獲諾獎讓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視野》,指出“過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愛的三個作家之一”,以此打破諾貝爾文學獎被歐洲作家壟斷的局面。10月12日,路透社援引《經濟日報》的報道《莫言奪文學獎,中國諾貝爾路仍漫長》,評價莫言獲獎為“中國文學獲國際認同”。同一天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則刊文《莫言獲諾獎 英文著作在美熱銷》,描述獲獎后莫言作品被一搶而空,并指出美國的權威書評很早就給予莫言的文學作品很高的評價,“例如1989年《科克斯書評》形容《天堂蒜薹之歌》是‘史詩性著作’;2004年《科克斯書評》稱莫言的《豐乳肥臀》‘反映了中國的過去和現實’”。可見,西方媒體對于獲獎最初的定位側重于文學,并未摻雜過多政治內容,這樣一來,即便之后的評論涉及政治方面,莫言作品的文學地位也已板上釘釘,不容置疑。
美國中文網2012年10月11日轉載綜合報道《莫言諾獎感言:該干什么干什么》,稱莫言為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并高度評價其寫作風格;同日,《紐約時報》的《莫言用殘酷敘事建立一個隱秘王國》,詳細介紹了莫言的代表作品,并做評價:“題材敏感、反思尖銳、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象狂放、敘事磅礴,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創作中獨具個人魅力”,“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是對他文學成就的又一次肯定。”介紹莫言及其作品,話題涉及政治的報道是同日法新社的《莫言作品粗俗充滿黑色幽默》,正文區區三百余字草草了事,且內容以介紹莫言作品為主,與政治有關的語句則輕描淡寫,例如:“莫言的作品通常都是避開時代問題,轉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紀的中國,在故事中莫言還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在描述上,雖然提及政治,但語氣委婉,之后也未展開敘述。另外,從新聞編輯選取素材的角度來講,一方面內容的大量選用,必然會導致其他方面內容的縮減。西方媒體對于莫言生平及其寫作風格、作品的介紹采用較大篇幅,敘述詳盡,必然會減少對于政治因素的談論。
莫言接受采訪時坦言,自己雖然在體制內寫作,但一直是從人性角度出發,作品早已突破階級和政治界限,所寫的小說是大于政治的。西方媒體立足這一點,報道中通過一些詞語的運用,巧妙地撇清莫言與政治的關系,將受眾拉回對于文學意義的思考。2012年10月11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過去25年中,莫言一直在寫有關中國農村生活的殘忍卻鮮活的故事,這些作品藐視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標榜個人主義”。報道將莫言筆下的中國農村生活形容為“殘忍卻鮮活”,對于官方意識形態則是“藐視”,如此,莫言與體制的關系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作品的現實意義與批判精神得到肯定,政治方面的輕描淡寫,造就了對于文學意義的思考與回歸。
注重人文關懷,關注受眾心理感受
新聞報道應當貼近普通讀者,還原生活中的真實,滿足受眾的閱讀欲和知情權,從文化的角度,全方位、立體化地滲透人文關懷。西方媒體對于莫言獲諾貝爾獎的報道和評論,以人文的視角,還原了莫言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思維與生活,充滿人情味。在強調以人為本貼近受眾的同時,體現出對于人文關懷的注重。
對于媒體來說,拉近受眾與莫言之間的距離,使莫言平民化,才能提高報道的接近性,吸引更多受眾關注。《莫言獲諾獎讓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視野》這樣描述莫言:“有位農民,整天彎腰勞作,與驢馬打交道,非常貧困,冬天連棉衣都穿不上。后來聽說,寫文章的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頓餃子’,他決意用寫作來改變自己的生活”,“作為十三億中國人的一分子,莫言個人生活的巨大變化無疑是中國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縮影”。對于莫言的介紹,通過平民化的角度來展現,“彎腰勞作,與驢馬打交道”是許多普通百姓經歷過的艱苦生活,“一天吃三頓餃子”則是那個窮苦年代人們普遍的向往。莫言生活的變化被視為中國三十年發展的縮影,某種程度上強調了他與受眾的共性。總之,寥寥數語將莫言的光環褪去,受眾眼中的諾貝爾獎得主不再神秘,成了一個土生土長、有血有肉的普通中國人。對于莫言平民身份的還原,使報道更具人性化,可讀性更強。
不單純地追求感官刺激和轟動的傳播效果,在關注新聞事件本身的同時,更多地關注當事人及受眾的心理感受,這樣的報道才能充滿人情味,彰顯人文關懷。2012年10月15日FT中文網刊登文章《莫言不幸福》,引用瑞典俗語:“無論你轉身多少次,你的屁股還在你后面”,解釋為 “無論你怎么做,人家都會說你不對”。文章站在莫言的角度,安慰他要以平常心面對意見人士的批評。
西方媒體的人文關懷不僅體現在對莫言本人,更在于對中國的廣大百姓。2012年10月12日,美國中文網轉載新華社記者的專訪稿《莫言:獎金在北京夠買120平方米房》,莫言說:“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后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元一平方米,750萬元也就是120平方米。”不管莫言的話是否當真,西方媒體對于關系中國民生的這一事實的展現,著實體現其人文關懷。在北京,諾貝爾獎獲獎者用獎金只能買到120平方米的“豪宅”,更何況普通百姓?莫言和受眾之間的距離感瞬間被縮小。
凸顯西方中心主義,闡釋西方價值
西方媒體站在西方的角度解讀東方作家,報道和評論無疑會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觀性,其觀點的片面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界公認的巔峰,反映了西方價值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毫無疑問,西方媒體作為對外宣傳的窗口,履行著對外輸出西方價值的使命。在對莫言獲獎的報道中可以發現,單純從東方角度來客觀分析的文字是有限的,西方中心主義暗含在字里行間。
《莫言獲諾獎讓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視野》說:“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西方媒體解讀莫言,不免要與西方文學做比較,“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正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審視東方文學作品,言語中,本屬于莫言土生土長的文學風格被替換為兩位西方作家風格的融合,作為莫言作品亮點的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也被描述成了“尋找到的一個出發點”。
不但如此,莫言小說中的人物甚至也被西方媒體拿來與西方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相比。2012年10月11日《紐約時報》的報道《莫言用殘酷敘事建立一個隱秘王國》中說,有人將《豐乳肥臀》中的母親與馬爾克斯名著《百年孤獨》里的烏蘇拉相提并論,“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雙胞胎,也是一個‘雜種’”,報道簡單地指出二者經歷的相似之處,沒有進一步表明立場,但其潛臺詞不言自明:莫言深受西方作家的影響。雖然媒體不是比較者,但對于這一新聞事實的報道,無疑使得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學又一次被擺在了主導地位,西方媒體對于莫言作品的理解充滿西方中心主義的味道。
為了顯示西方文學的霸主地位,對于諾貝爾獎頒獎詞,西方媒體甚至也利用中文版的翻譯之便,將莫言的創作風格描述為根源于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著實顯露出其西方中心主義。官方英文版頒獎詞中,莫言的風格被概括為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覺現實主義),而非源于西方的Magic Realism(魔幻現實主義),新聞報道中卻不然。幻覺現實主義包括了中國古老的神話、民間傳說等敘事藝術,所以它扎根中國,具有中國特色。莫言將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與當今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獨創了幻覺現實主義。而魔幻現實主義源于拉丁美洲,是受西歐文學直接影響而產生的,本質上扎根于西方。用它來概括莫言的寫作風格,從理論上講,莫言的創作過程在無形中被 “西化”,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他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西方文學的附屬品,似乎諾貝爾獎不是頒給了莫言,而是頒給了西方文學。
結 語
西方媒體立足西方視角審視東方文學,注重文學意義的傳達。在對莫言獲諾貝爾獎這一文學界重大事件的報道中,西方媒體對政治因素的談論較為委婉,在細節方面也有淡化的趨勢。從報道內容來看,話語之中反映出的是基于西方價值對于莫言本人以及中國受眾的人文關懷,這一舉動有效拉近了媒體與受眾之間的距離。毋庸置疑,視角的單一性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思考的主觀性,西方媒體報道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義將西方文學置于崇高地位,莫言的文學成就在不知不覺中也就成了西方文學的“附庸”。
2011年,閻連科多次見諸報端,卻換了“強拆斗士”的身份,因為他在北京的住所將被強拆。有過這種經歷,對他的寫作會有何種影響?這些在他的新書《炸裂志》會有體現嗎?
自己不要審查自己
許戈輝:對于這本書,您自己都說仍然充滿魔幻色彩,但是似乎那里邊的每一處地點,每一個情節,都可以找到對號入座的原型對嗎?
閻連科:這本書,它不是魔幻的,也不是荒誕的,但它絕對是今日中國的,當然你會覺得我們生活中,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生活中不發生,在文學中發生,你又會覺得處處就是我們今天中國的這個樣子,因為今天中國的現實,已太不可琢磨了。
許戈輝:您能不能舉書中的某一個情節,更具像地讓我感受一下?
閻連科:比如說你在中國、在全世界,你可能找不到一個村莊,它用三、四十年的時間變成了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發達的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這肯定是一個不存在的真實了,但是在這個小說中它是存在的。
比如說小說的開頭就是整個一個村同時都做了一個夢,都一模一樣,都是說到晚上12點,這一個小村莊,你們都出門,順著一個方向走,你碰到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撿到的第一個東西,這就是你一生的命運。所以12點,一個村莊的人都出來走,當然兩個男女主人公碰到一塊,后邊一串的故事。其他的可能是撿到了一枚公章,那他可能就從村長一下當到市委書記、所謂超級大都市的市長之類的。
我這里不直接寫死亡。某個人家里的座鐘突然停止走動了,這個人的生命就停下來,如果這個人的座鐘突然從墻上掉下來,那這個人生命就徹底消失了。
小說的奇妙之處是,比如你經過了拆遷,但沒有故意去寫拆遷,但不知不覺就寫了。
許戈輝:當年711號院遭到強拆的時候,就有很多記者問您這個問題,這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會不會把它變成小說的題材,您當時好像就說不會直接寫。
閻連科:我是不會。對我來說,那件事情還沒有那么嚴重,沒有那么大。只是在那半年一年中,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但過去之后,對一生來說,還是很小的一個經歷。你仍然是要回歸到文學嘛。那些東西,其實不影響多少寫作。而且你會覺得你的想象力不夠豐富,實際上拆遷存在的問題,遠比你所經過的事情大得多。
許戈輝:這樣一部奇妙的小說是在什么樣的契機下產生創作想法的?
閻連科:711號院,那個地方確實給我的寫作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寫了《四書》之后,我作品中的現實,就是一個神實,神靈的神,精神的神,它的真實不在于我們表面的真實,而在于靈魂的真實,精神的真實,那是一種看不見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是任何人,尤其是西方人都完全無法明白的。今天中國發生的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只有中國人能夠理解。
許戈輝:那您會不會為了促成這本書的出版,有意刪減一些本來特別想表達的內容?
閻連科:我經常說寫作的時候,要警惕,自己不要審查自己,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但寫作之后的出版過程,你是要做一點妥協的。比如這次出這本書,我看出版社的人坐在那商量,一個詞甚至一個字的取舍,我就覺得多一個字少一個字,其實都無所謂,你們能出就行。但是出版的過程確實是越來越難,我想這不光是我,估計其他作家也會面臨這些問題,無非是對于我來說嚴重一點。
我想寫的東西
都已經寫出來了
許戈輝:之前幾年有個焦點話題是作家的諾貝爾獎焦慮癥。莫言獲獎之后,您說莫言的獲獎是焦慮癥的一個解藥是嗎?
閻連科:我想莫言的獲獎,是實至名歸,也是一個焦慮癥的解藥。首先講一點,其實每一個作家,包括我在內,都從名利場上走過來的,我們也都曾經想過,要有很多的讀者,賣很多的書,拿很多的獎,我們任何人都不是一個高尚的人,都不是一個純粹的人,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名利看得相對會淡一點。
許戈輝:前不久您獲得了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這個文學獎有馬來西亞最高華人文學獎的美譽。為什么這次您如此重視,在獲獎致詞里表達了深深的謝意和敬意?
閻連科:對這個獎表達敬意,是因為這個獎在評選的過程中,作家是不知道的。而我們在國內的任何評獎的過程,你入圍了,你可能拿獎,或者不可能拿獎,有可能你本人是知道的。僅此一點你會覺得,任何獎無大無小,只要他是公正的,都是值得尊敬的。
許戈輝:您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我來自一個偏遠的山村,年輕時為追逐金錢和名利不停地低頭哈腰,是文學讓我找回了自我,讓我昂首挺胸,現在我只有在思索寫作內容時才低頭,那是在向文學致敬。”我想聽聽這段話背后您的心路歷程所發生的變化。
閻連科:我這一代人,因為出身貧寒,寫作的目的幾乎都是一樣的,就是為了逃離土地。莫言說我要吃一頓餃子,賈平凹說我要進城,所有人的寫作幾乎都是帶有功利性的,都沒有那么純粹。但寫到今天這個時候,已經完全沒必要再為名利點頭哈腰了。
我講一件非常感慨的事情。我的上一代作家,有的年紀大了,在北京住院,我去醫院看他們,好多作家在病床上都會和我說,連科,我真正想寫的作品還沒有寫出來呢。離開病床我就會想,那你年輕的時候干什么了?當官了?喝酒了?掙錢去了?為什么該寫的時候沒有寫出來?所以后來我就說,我唯一要努力的就是,有一天當我自己也像他們一樣躺在病床上的時候,要告訴那些去看我的人,我想寫的東西都已經寫出來了。
真實:基準要求,
無法做到
許戈輝:我發現您講真話的時候會有所保留,但是您會強調說不是我們,而是我,這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特立獨行,還是不夠自信?
閻連科:我想可能還是內心的卑微,你會覺得你誰都不能代表,什么都做不成,你能做成的就這么一點事情,你能代表的就是自己。我這一代作家中,我不是特立獨行的。
我常說,對于作家來說,“真實”是一個非常基準的要求,就像我們見人要有禮貌,做了錯事要說聲對不起。但是今天在我看來,對于中國作家來說,表達真實、寫作真實,那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境界,我們,包括我在內,幾乎無法做到。
許戈輝:這個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閻連科:中國這么多年的政治動蕩、政治風云、政治運動等原因,導致我們文化上、人格上形成很多虛偽的東西。還有文化傳統,我并不認為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那么燦爛輝煌,劣根性是非常多的。
一個朋友的孩子,才十歲左右,我說李白和杜甫你喜歡誰,他說李白是最不值得喜歡的,我說為什么,他說,在朝廷中間讓他寫一首詩,他居然敢讓大臣把他靴子脫掉,這不是找死嗎?我說那他應該怎么辦,他說你對大臣好一點,叫你寫就寫,將來不就很好嗎?十歲的孩子就懂這些,難說是父母還是老師教的,肯定來自于這樣一個文化環境。
許戈輝:真實、真誠,原本應該是一個最起碼的底線,但是在如今的現實社會里已經成了一種奢侈品。是不是這樣一種內在的原因,會促成《炸裂志》里邊人的欲望極度膨脹,產生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
閻連科:前邊的三十年,前十年人們樹立理想,中間十年培養欲望,最近十年是徹底調動人的惡望。我經常說今天這個社會是如此的扭曲又蓬勃,蓬勃向上讓我們心里感到一種安慰,但那種扭曲讓我們無法承受、無法理喻。理想、欲望和惡望這三部曲,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走,讓這個世界變成這個樣子,也讓這個社會變得如此的物質豐富和精神匱乏,沒有底線。
許戈輝:中國人集了一代又一代的智慧、經驗之后,發出一句感慨叫難得糊涂。但是您卻說在追求活得明白,寫得明白,這中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
那天午后我站在窗前,看路上形形的人,形形的衣服,形形的傘,形形的車輛,各自都有自己來的方向和要到的去處。
對于地球人來說,這一天是個特殊的日子,因為那個瑪雅文化的神秘預言,加之各種一反常態的自然地理變化,好像萬物已經脫離了它原來的生存軌道,蠢蠢欲動,伺機爆發。這個世界已經為此躁動了好久,人們閑聊熱議,擔憂戲謔,專家正襟危坐,鏗鏘辟謠。我雖偏居一隅,狹小的天地里,卻也不缺乏整個世界應有的各類元素。在這樣一個縮小版的世界里,人們上班、喝咖啡、買菜、擠公交、爭吵、親吻,一切似乎井然有序,除了陰雨天和寒冷,我看不出21日與20日有什么不同。
15點的時候,我坐回書桌前,打開電腦,看著桌面上存了好幾天的莫言在瑞典學院獲獎感言的視頻,終于在這個時候我打開了它。老作家顯然很莊重,整齊的中山裝,有點壓抑不住的緊張,每走一步都那么小心翼翼,流暢有力的漢語中帶著微微的顫音,這位中國的老作家在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光榮,這是屬于他的,我們為他感到滿滿的暖意。視頻結束后,我看一下表:15點50。我意識到,此刻離那個被地球人反復念叨的時間已經過去將近40分鐘。這40分鐘內發生了什么?在那一刻來臨的時候我的周圍有哪些奇妙的變化?各地是不是已經亂作一團,瀕臨失控?那歷史性的一刻我來不及細細體會,它轉瞬即已逝,事實是我根本也沒有注意到那一刻,我只是在想著老作家所說的話,想他說的"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超越時間之上。
我望向窗外,看見一切還是原來的樣子,這個狹小的一隅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只有雨不知什么時候停了,路面多了積水,好像已經結了冰,人們踮著腳跟,試探著邁步,車輛也減慢了速度在蠕動,他們的全部心思似乎都在注意安全,有誰會在這一刻想起世界末日,想起它是否來過,何時過去。我突然有種失落感,等了好多年,終于到了今天,怎么沒有天崩地裂,沒有火球洪水,沒有暗淡無光,沒有諾亞方舟,我也沒有像電影里一樣嘶喊著去求生存,為了心愛的人放棄一個逃生的席位。我突然有種慶幸感,等了好多年,終于到了今天,還好沒有天崩地裂,沒有火球洪水,沒有暗淡無光,沒有諾亞方舟,我也沒有像電影里一樣嘶喊著去求生存,為了心愛的人放棄一個逃生的席位。
原本這個世界有多殘酷就有多美好。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么幸福,同樣,最痛苦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美好的,只是事后回憶起來的時候才覺得原來那么痛苦。
當天晚上,我認認真真地疊了兩艘小紙船,一艘帆船,一艘烏篷船,工工整整地寫上了"諾亞方舟"四個字。擺在了我的書桌上。滄海遼闊,我的船很渺小,但是我想它們可以在以后的年月里,載我去我應該到達的彼岸。
末日過去了,我沒有等到它,世界上各個地方的人們都平平安安地進入了新的一天,繼續演繹著各種不為別處人所知的平凡的故事。
現在,好多天過去了,昨天晴天,今天下了雪,明天雖然還沒有來,無非也是這些個天氣中的一種。生活依舊平常,依舊有條不紊地在前行。周圍可供討論的話題不知從什么時候也已經悄然改變了:2012圣誕節、今天小B穿得像只兔子、安醫大學生被砍身亡、隔壁晚上說話聲音太大、渤海灣又沉船了、內網上的電視劇不更新了、柴靜的《看見》……這個世界總是有層出不窮的話題供人們來津津樂道,過眼煙云般供人類發泄和娛樂。世界末日這個話題已經可以過去了,我們所存活的地方沒有變化,生和死,苦難和蒼老,都蘊含在每一個人的體內,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與之遭逢,彼此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于水。
這個問題可真的難住了我,我小時候的樣子?我根本沒有自己小時候的照片。但女兒的問題,卻像一把鑰匙,幫我打開了那道通往記憶的門。于是,我給女兒講了起來,而她聽得津津有味。
故事中有人生的道理
記得我3歲那年,有一天,我發燒了,而且腿有點疼,爸爸媽媽忙著做工,沒把這病當回事,以為過幾天就會好的,可我奶奶卻覺得不對,于是她帶著我去了鎮上的醫院。醫生一檢查,說,這小孩的病我們治不了,您趕緊到縣城的大醫院去看。
當時家里一個人都沒有,奶奶沒法和誰商量,她毅然地帶著我坐上一艘開往縣城的輪船。兒時纏過腳的奶奶,從來只是圍著家里鍋臺轉,但是為了治我的病,她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坐輪船,第一次去縣城。
到了縣醫院,醫生檢查后說,這孩子得的是小兒麻痹癥。因為送治及時,后來我的病治好了,沒有留下什么后遺癥。現在的我有兩條健康的長腿,每當我在路上健步行走時,我都特別感恩我的奶奶,要是沒有她,我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種生活狀態。
女兒說,媽媽你真的是好幸運啊。
是啊,我說,而且你知道嗎,因為有這樣的幸運,所以媽媽就想著要做得更好,這樣才不辜負這一份幸運啊。
我通過這個故事告訴女兒,人要有一顆感恩的心,感恩奶奶,感恩命運,感恩一切。而且因為有了這樣的心態,所以對于生活我不抱怨,不挑剔。
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農村出生的孩子,我深深地體驗過生活的清貧,沒有電,所以也沒有電燈,甚至連收音機都是奢侈品。但是我更記得那個時候的好,環境沒有被污染,河里的水是可以直接掬起來喝的,吃什么都覺得很香,我們天天在田野上奔跑,自由自在地,像風一樣。
當我講這些時,女兒看著我,眼中滿是羨慕。通過講故事,我把自己的人生態度也一并教給了孩子,還是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呢。
講故事是最好的溝通方式
女兒一次次地纏著我講我小時候的故事,我總想對于一個幼小的孩子,她的心理需求是什么,為什么她愛聽媽媽講故事。女兒特別想知道當我和她一樣大的時候的故事,可見,她想通過故事尋求的應該就是一個成長的坐標、參照,以及一份認同。
一眨眼,女兒上小學了,我的那些故事她已聽過N遍,漸漸地演變成她給我講自己與同學們在一起時發生的事情。
因為此前我跟她講過那么多故事,她也學會了怎么講故事,于是,與同學玩耍時的小矛盾、游戲獲勝后的小得意、老師說了什么特別有趣的話做了什么特別的事,女兒都會講給我聽。
在講述中,她開始擁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心事。而且女兒的詞匯量豐富起來,表達也流暢起來,甚至有時會用到一些特別考究的詞,這令我驚訝。后來我才知道,其實,孩子在0―6歲,正是對語音敏感性最強的時期,這個時候給她講故事的效果絕對勝過教她識字、寫字。當我在給她講故事時,是比較注重用詞的準確性和生動性,發音也盡量標準。不知不覺中,女兒的語音意識、聽說能力、語言理解能力表現得比同齡孩子要好很多。
比如,有一天,女兒突然對我說,媽媽,你給我講一個你小時候又好笑又傷感的故事吧。
她確確實實用了“傷感”這個詞。這是一個情緒性極強的詞,而且還要“好笑”,這可真難啊。
我翻檢記憶,尋找可以與它匹配的故事,哦,還真的有。于是我說,好啊,比如,媽媽把雞蛋黃給弟弟看……
“結果,他卻一口吞下去了。”女兒不等我說完,就接口說出下半句,然后呵呵地笑了起來,有點小得意。
那是某一年的端午節,媽媽給我們三個小孩每人兩個咸蛋,我是女孩子,吃得慢,弟弟們卻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然后,我把咸蛋黃用筷子挾給弟弟看,炫耀地說,看,我還有一個蛋黃,好東西要留到最后哦。可我沒有想到的是,大弟一伸脖子一張嘴,將我筷子上的蛋黃含到了自己的嘴里,滿臉得意的笑,咀嚼了幾下就吞下去了。
這樣的事是好笑的,當然也是有點令人惱怒的,而女兒給它加上了“又好笑又傷感”的定語之后讓我講出來,看我們是否有同樣的默契。
這樣的過程成了我們母女間的一個小小的游戲。
有一天,女兒回家告訴我,語文老師給他們講了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獲獎感言《講故事的人》,她說,講故事的人,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與他人分享,把自己的經驗、感悟告訴給大家,每個人雖然生活的時代、地點、內容不一樣,但有些內核是一樣的,那就是可以稱之為道的東西。
我覺得她真的長大了。
女兒的故事會更精彩
當我給女兒講自己小時候的故事講到一定量的時候,有一天,突然就想著,其實它們挺有趣的啊,我為什么不把它們寫下來呢?當時家里剛買了電腦,我正在練習五筆打字,我就一邊想著這些故事,一邊把它們打出來,一個一個兒時的小故事就這樣變成文檔存在了電腦里。
它們在我的電腦里放了10年之久,2011年借著一個偶然的機會正式出版了。這時,女兒已經快初中畢業了,離我開始講故事給她聽已跨越了幼兒園、小學和初中三個階段。
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是我自己小時候的故事,后半部分則是我記錄的女兒小時候的故事。我覺得這樣的兩相對照,特別有意思。因為我們母女兩代人的童年是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生活環境不一樣,需求不一樣,童年故事也不一樣。例如,我的童年故事中很多是與食物有關的。因為那時候物質匱乏,吃是一個問題,與吃有關的記憶更深刻一些。女兒的童年故事中,她的動物朋友占相對多的篇目。因為作為獨生子女的一代,她是孤獨的,在最需要陪伴的時候,那些小魚小雞小鴨小兔子充當了她的小伙伴,給予她心理上的安慰,精神上的慰藉,她和它們之間的故事就多一些。
我想,多年之后,她一定也會給她的孩子講她小時候的故事,那時,我們都是故事中人。
猜謎語
1.弟兄七八個,圍著柱子坐,只要一分開,衣服就扯破。(打一調味品)
2.身穿大皮襖,野草吃個飽,過了嚴冬天,獻出一身毛。(打一動物)
3.唱歌不用嘴,聲音真清脆,嘴尖像根錐,專吸樹枝水。(打一昆蟲)
4.長相俊俏,愛舞愛跳,飛舞花叢,快樂逍遙。(打一昆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