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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這意味著，從1895年電影第一次公開放映以來，電影——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錄像帶上——現在更多地是從家庭的電視機上觀看，而不是在劇場里觀看。那么，這個變化重要嗎?它對于理解當前電影的狀況有什么意義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考察一下有關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發展得越來越緊密的種種分析和辨論，以及考察一下把這種發展看作是有“失”也有“得”的種種觀點。

經濟

以上分析顯示，電影和電視融合的推動力來自于經濟的力量。雖然電影和電視常常被看作是有明顯區別的(甚至是互相敵對的)，但是兩者的關系實際上是復雜的和多變的。威廉姆•拉弗蒂認為：“和傳統的認識相反，電影和電視的經濟關系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注：見威廉•拉弗蒂的“電影和電視”，載加里•愛杰頓編輯的《共棲中的電影和藝術：參考指南》(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他把這種關系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好萊塢為了掌握潛在對手的發展，同時探索在劇場放映電視的潛在可能性，就投資于電視、廣播和傳播網絡。但是由于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反對，這些策略沒有成功。因為聯邦通訊委員會當時就已經擔心電影工業中的壟斷傾向。后來，在50年代，威廉姆•拉弗蒂將這一時期確定為電影和電視工業終于結成了一種“象征性”的關系。在這一時期，電影制片廠開始把所屬的電影資料館完全對電視業開放，并開始直接為電視制作節目，這促成了60年代早期“電視電影”的出現。

皮特•克雷默認為，好萊塢大制片廠在這樣做的同時，采用了一個“雙重策略”。(注：見皮特•克雷默的“大銀幕的誘惑：電影，電視和好萊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一方面，好萊塢大制片廠把原有制片廠體制下的生產程序加以改造，使之適應于針對電視觀眾的常規化生產；在另一方面，它們通過投資于專門的“巨片”(以使用最新的技術、特技，和奇觀場面為特征)來探索一種不同于電視電影的“劇場電視”，希望以此繼續吸引觀眾到電影院來。克雷默認為，盡管大制作電影在回收資金上現在也越來越依賴于小屏幕媒體，但是這和它的初衷并沒有什么矛盾。因為正是“大片的引誘力”——“電影的壯觀和神秘”——為電影和錄像帶的觀眾提供了電影的特有魅力。

這種“雙重策略”也和變化中的電影消費模式有關。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比起好萊塢制片廠制度的鼎盛期，到電影院去看電影越來越變成一種“專門的”活動而不是一種經常的活動。觀眾的社會背景也發生了變化，大多數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的觀眾都是15至24歲的年輕人。對比之下，年齡較大的和社會背景更為多樣的觀眾則通過電視和錄像帶觀看電影。這種觀看電影的方式對于他們而言是經常性的和習慣性的。因此，就美國的電視電影而言，有人認為盡管它們在批評界不大受重視，但是它們常常吸引了比影院人數更多的觀眾。他們還認為：電視上“每周電影”和微型系列電影的巨大觀眾群可以和好萊塢黃金時代的舉家去電影院看電影的巨大而經常的觀眾群相媲美。(注：見勞倫斯•賈維克/南茜•斯特里克蘭的“電視電影：比想像的更好”(載《美國電影》雜志，1988年12月，第41—43頁)。)然而，盡管人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在電視上看各種各樣的電影，問題仍然存在。西爾維亞•哈維認為：重要的是不僅要重視花費在觀看電影上的時間的“數量”，同時也要重視觀看電影的時間的“質量”。(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這也聯系到了電影和電視關系中的另外一些問題。技術

首先，在電視或錄像帶上看電影不可避免地在技術質量上會有所損失。這包括許多方面，如音質、色彩，以及清晰度的損失(從3500—4000線的解像率到大約600線的解像率)。還有令人頭疼的畫面的高寬比問題。電視通常是4∶3，電影從20世紀50年代寬銀幕出現以來是被拍在一個扁長方形的畫面上(例如1.85∶1或2.35∶1)。為了把電影放進電視畫面，電影工業采取了“截取”技術(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技術是電影工業自己發明的)。這不僅造成了許多原始畫面的損失，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把電影又重新做了一遍。結果，盡管電影有“大畫面”的吸引力，電影制作者越來越意識到在電視上放映是一部電影發行放映的最后一站。這迫使他們在拍電影時把重要內容限制在“安全區”內。例如，弗蘭克•湯普遜指出了在電視上看約翰•波爾曼的《空白點》(1967)和米洛斯•弗爾曼的《莫扎特》(1984)之間的不同。他認為，后一部影片是明顯地按電視的格式來拍攝的，而前者則不是。結果，《莫扎特》在電視上同電影的效果差不多。相反，《空白點》在電視上看起是“混亂”而“粗糙”的。(注：見弗蘭克•湯普遜的“畫面的壓縮”，(載《美國電影》雜志，1990年2月，第40—43頁)。)當然，隨著觀眾逐漸接受“遮幅式”的電視畫面(電影畫面以原來的比例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由“截取”技術所造成的一些問題開始被克服。

當然，也有人認為，電視并非完全不能完美地處理寬銀幕影像。提供寬銀幕電視的技術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了。它不僅有高清晰度的圖像，而且有優質的立體聲。雖然它不一定達到投射的電影影像的質量，但至少是非常接近了。它現在還沒有廣泛流行主要是由于經濟和成本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和電影的質量有什么根本的差別。在電影和電視之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區別也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因此，電影是在一個黑暗的公共場合觀看一個大的銀幕形象，電視則是在各自的私人空間觀看一個小的屏幕形象。這主要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安排，起因于電影和電視工業的經濟規則，而不是兩者之間在技術上任何不可逾越的差異。正像克雷默所指出的，在它的早期發展階段，電影曾經被構想為一種家用技術(如愛迪生早期發明的“電影視鏡”)，而電視則曾經被構想和試驗為一種公眾技術(如早期的劇場電視)。(注：見皮特•克雷默的“大銀幕的誘惑：電影，電視和好萊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

同樣道理，電視常常被基本上看作是一種“直播”媒體，它更適合于依賴“現場的”事件；而不是像電影那樣傳送預先錄制好的娛樂節目。(注：見查爾斯•巴爾的“直播電視的戲劇遺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但是，電視盡管已經在報道新聞、體育和重要的公共事件上把它“直播”的特性發揮到極致，這并不意味著電視“本質上”是一種“直播”媒體，或者它的“直播”特性應該決定電視劇的發展方向。例如，羅伯特•法內羅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電視中，“直播形式和膠片錄制形式對立的問題”并不簡單地是一個技術的和美學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的問題。(注：見羅伯特•法內羅的“電視電影的興起和電視網對電影工業的霸權”，(載《電影研究評論季刊》，1984年夏季刊，第204—218頁)。)他認為，“直播”節目在美國電視的早期成為主導形式并不僅僅因為它比電影方式拍攝的節目便宜，也是用它來顯示大電視網(如ABC、NBC、CBS)的力量，同時強化地方電視臺對他們的依賴。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使得“直播”節目成為對大電視網有利的策略的環境開始改變時，電視節目制作的方式也決定性地轉向膠片制作。關于這方面，在電視上“直播”戲劇的遺產被人們作出了不同的讀解：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某種對于電視來說特殊的東西，但是當它轉向錄制形式以后便喪失了；另一種觀點認為它壓制了早期電視的美學潛力，后來的發展，以及和電影的一種更緊密關系的實踐終于成了主導傾向。(注：見馬丁•麥克羅尼的“電影和電視的美學”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美學

但是，如果電影形式對電視劇的影響可以被看作促進了“直播”電視戲劇的死亡，那么這種影響并不必然地導致充分“電影化”的電視劇。這部分地又是由于經濟的原因。電視電影或用電視的經費制作院線發行的電影通常比好萊塢制作的電影更快更便宜，通常也缺少“大制作”影片所具有的觀賞價值。但是，麥克羅尼認為，在此類討論中，也有一種在電影和電視之間、在“電視的最不宏偉的(美學意義上的)的制作和電影的最宏偉的制作”之間作出一種“虛假的對比”的傾向。(注：見馬丁•麥克羅尼的“電影和電視的美學”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是用好萊塢的“大制作”來給電影下定義，盡管在好萊塢的經典時期的大部分產品都是更為常規的作品，它們的預算并不很高、沒有那種現在的“大制作”所必不可少的特技和昂貴的場景。

所以，許多美國電視電影可以被看作是延續了好萊塢低預算電影傳統的創作。盡管它們來自于電視，但仍是一部成功的電影。斯皮爾伯格的《決斗》(1971)是此類影片中最突出的例子。最近的還有約翰•達爾的《西部紅石》(1993)和《最后的引誘》(1994)，它們最初是為有線電視網制作，并在有線電視網上播出，然后又在電影院獲得了成功的發行和放映。這些例子生動地說明了首先在電視上播放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和“正宗的”電影制作相對立的垃圾之作。(注：見萊昂斯•唐納德的“有線電視中的類型和社團”，(載《電影評論》雜志，1994年9—10月刊，第2—7頁)。)歐洲也有類似的例子。在那里電視業對電影業進行了多方面的支持。盡管引來許多抱怨，特別是在英國，認為電視資助的電影缺少“真正的電影”所應該具有的價值；但是也很難明確地指出電視的資助或“電視的美學”如何影響了這些電影。特別是當包括了意大利的費里尼、羅西里尼、奧爾米、塔維亞尼兄弟，德國的法斯賓德、赫爾措格和文德斯，西班牙的阿爾莫多瓦和英國的格林納韋等人的各不相同的作品時。

但是，如果說從美學上難以在電影和電視之間作出明確的劃分，并不是說電影和電視互相交錯的情況沒有造成美學上的影響。例如，拉弗蒂認為，雖然電視從電影那兒繼承了一整套敘事和風格的規則，但是電視制作中時間和成本的壓力使電視采取了新的技巧，這些技巧回過來又影響了電影制作。例如，快速聚焦、聲音的錯迭、特別是電視因拍攝速度和成本而采用的變焦技術(而不是推拉技術)，反過來又成為電影制作實踐中的常用手法。拉弗蒂認為，到了20世紀70年代，“電影和電視技巧實際上融合起來了”。(注：見威廉•拉弗蒂的“電影和電視”，載加里•愛杰頓編輯的《共棲中的電影和藝術：參考指南》(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隨著錄像技術的發展，批評家認為出現了更廣泛的交互影響。例如，蒂莫西•科里根認為，電視和錄像在家庭觀看條件中的“干擾性”(電話鈴、去洗手間等)鼓勵了新的電影敘事形式。他分析了“經典的”敘事形式如何讓位于一種新的敘事形式，其中時間“被浪費”，表明敘事中的事件和視覺表現超過了說明動機所需要的長度。(注：見蒂莫斯•科里根的《沒有圍墻的電影院：越戰以后的電影和文化》(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1991)。)在這一方面，科里根舉出了某些被認為是“后經典電影”的特征，其中情節變得更松弛和更段落化，對角色的認同不是那么強烈，敘事和奇觀的關系編織得不像“經典”時期那么緊密。在以上分析中，他把這些變化的原因特別歸結于電影觀看條件的改變，因為這些特征是和在電視和錄像帶上看電影時往往存在的較少集中注意力的狀態分不開的。

觀看行為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對于觀看行為的興趣激發了許多近來的電影和電視研究。例如，西爾維亞•哈維試圖從“觀看經驗的質量”和它的“社會和公眾特點”來區別電影和電視。(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她認為，觀看經驗的質量不僅和電影影像的尺寸和密度有關，也和在電影觀看中，注意力集中的強度有關。從巴贊關于攝影影像本體論的研究出發，她強調要“認識到電影影像的空間的、甚至‘神圣的’特性”。她認為，它們“不僅來自于神圣的權威，也來自于人性的回應”。安妮•弗雷德伯格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隨著錄像電影的出現，“原來在電影放映時所具有的‘氛圍’(aura)消失了”。(注：見安妮•弗雷德伯格的《櫥窗購物：電影和后現代主義》(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3)。)在這些觀點中稍微有一點自相矛盾的意味。對于沃爾特•本雅明(1936)來說，正是以電影為代表的大眾媒體的“機械復制”的特性毀滅了傳統藝術的“氛圍”以及它和“原創性”概念的聯系。(注：見沃爾特•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倫敦，科林斯出版社，1936/1973)。)但是，在電視和錄像時代，該輪到電影的觀看經驗被看作是具有“神圣”的品質和提供了真正的“原創性”的經驗了，而這種特點是在電視和錄像上看電影時所沒有的。

在這些觀點中，所要強調的是：注意力的集中和投入是在電影院觀看影片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是在電視和錄像上看影片時所不具備的。在這一點上，電視的觀看經驗被看作是和電影院的觀看經驗根本不同的。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界定電視的核心經驗是一種“節目流”的經驗，(注：見雷蒙德•威廉斯的《電視：技術和文化形式》(倫敦，方坦納出版社，1974)。)而約翰•埃利斯則強調電視依賴于“片段化”經驗。(注：見約翰•埃利斯的《可見的虛構：電影，電視和錄像》(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1982)。)對于他們來說，重要的是“看電視”，而不是看特定的節目。對于埃利斯而言，這也涉及到和觀眾的特定關系。因此，和在電影院全神貫注地盯著銀幕不同，看電視時只是不經意的“一瞥”。

科里根認為正是這種“一瞥的美學”統治了當代的電視觀賞行為，而弗雷德伯格則談論“閑逛性觀看”和電視和錄像技術所允許的對文本的積極關系。在他們看來，這種新的觀看形式也和(后現代)觀看主體的變化有關。對科里根而言，新的電影接受形式是由于“一種明確的穩定的觀眾”消失了；而對弗雷德伯格而言，新的媒體制造了“一種變化的、能動的、流動的觀看主體”。然而，雖然大家都知道電視和錄像允許在看電影中有更大的控制性和交互性，但是在這些研究中也有一種傾向：在“老的”和“新的”觀看形式之間作出過于絕對的斷言并劃分出過于強烈的對比。事實上，在電影院看電影并不是、也從來不像某些時候在電影和電視觀看之間所劃分的對立所暗示的那樣注意力集中。電影觀看的條件是隨著歷史和地理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且，約翰•貝爾頓的研究顯示了當代的劇場電影觀賞和早期的西洋鏡和鎳幣影院時代非常相似(1994，第342頁)。(注：見約翰•貝爾頓的《美國電影和美國文化》(紐約，麥格勞-希爾出版社，1994)。)另外，一般用來描述電影院觀看行為的條件(大銀幕、黑暗中、相對的固定姿態)必然以某種簡單化的方式界定觀看主體。這種假設顯然不足以描述觀眾社會性地和歷史性地實際反應于電影的復雜方式。同樣的道理，也不可能簡單地僅僅從電視和錄像的技術層面的因素來“讀解出”觀看主體的形式。在這一點上，觀看主體不僅僅是被媒體所制造，也是被整個的社會和文化諸決定因素所制造，當然，它們也包括電影、電視和錄像。

文化

這種對觀看主體的關注也聯系到對電影在塑造社會和文化認同中的作用的關注。我們已經看到，在電影和電視之間一種對立性描述已經把電視看作是電影消費的“私人化”形式。但是，這種對立也不是那么鮮明的。就像哈維所注意到的，盡管電影可能會在一個社會性空間里提供一種共享的經驗，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強烈的個人化的”經驗。(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同樣，盡管在電視上看電影可以被看作是私人化的，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共享的經驗。這不僅僅是因為電視觀看常常是一群人(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因為看電視上播出的電影也會誘發一種集體的歸屬感。從這個觀點出發，一部電影被大量的觀眾同時觀看會把觀眾納入到一種類似于其他電視形式(如直播聯歡晚會或體育比賽)所提供的共享的經驗中來。

這也使得電視觀看行為并不比區別節目之間差異的所謂“節目流”理論模式更復雜化。當強調“節目流”時可能注意到了電視觀看作為一種行為的重要性，但它也低估了個別節目的作用和忽視了個別節目如何區別于整個的電視節目流，而且這些節目常常是單獨觀看的(沃勒，1988；麥克羅尼，1996)。正是在這一點上，電視上的電影可能是重要的，因為電視可能將電影作為一個重要的不同尋常的“節目”，它可以打破常規的電視流和提供一種區別于其余電影的“特殊”經驗。在這樣做的時候，電影也可以介入到現在由電視占居中心位置的“公眾領域”。因此，賈維克和斯特里克蘭從“社會功能”方面為美國的電視電影辯護。他們說：除了娛樂方面的作用，它們構成了“在重要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的公共辯論的議政大廳”。(注：見勞倫斯•賈維克/南茜•斯特里克蘭的“電視電影：比想像的更好”，(載《美國電影》，1988年12月，第41—43頁)。)這種有關電影和電視關系的辯論在美國以外也存在，特別是在歐洲。因為歐洲電視比美國電視更少為商業利益所驅動，以及在歐洲國家內電影和電視的合作更偏重致力于公眾服務的價值。因此，在美國是商業電視網和收費電視，例如“家庭影院”(HBO)和“演出時間”(Showtime)資助了電影；在歐洲是公共電視臺，例如德國的ZDF、意大利的RAI、英國的4頻道、西班牙的RTVE，和葡萄牙的RTP對于維持歐洲的電影生產至關重要。在法國，政府法律有關廣播電視必須支持電影生產的規定保證了法國在歐洲大陸成為最大的電影生產國。

在歐洲，電視對電影生產的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是源于好萊塢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以及民族電影為了保持一定的生產水平所面臨的問題。從這個觀點看，電影和電視的聯盟下僅為歐洲國家提供了最經濟的電影生存的形式，也最可能是在文化上提供一種不同于好萊塢規范的另類選擇。因為它汲取了歐洲電視服務公眾的傳統，并以一種針對全球市場的好萊塢電影所不可能的方式和它們自身的文化對話。因此，在由英國4頻道支持的電影例子中——《我美麗的洗衣店》(1985)，《給布里茲內夫的信》(1985)，《賤民》(1990)，《哭泣的游戲》(1992)和《裸》(1993)——具有某種藝術電影的形式追求和公共服務電視的社會政治思考兩者之間的融合。(注：見約翰•希爾的“英國電視和電影：關系的建立”，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因此，在歐洲不是電視是否愿意支持電影，而是它是否繼續擁有這樣的能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特別突出，因為整個歐洲的廣播業的商業氛圍越來越濃，而電影的成本又很高，這使得支持電影變得越來越困難。意大利的RAI和西班牙的RTVE的例子都說明了這一點。

市容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寧夏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發展現狀

（一）金融組織種類較齊全，有些種類具有創新價值從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種類來看，寧夏已建立起小額貸款機構村鎮銀行農民資金互助組織三種形式。在小額貸款機構方面，既有商業性的小額貸款機構，也有以扶貧為目的非盈利的非政府組織小額貸款機構（如鹽池縣婦女發展協會）。從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的創新來看，寧夏的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將農村物流農村小額貸款和農民資金互助相結合（如掌政鎮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走出了“掌政模式”。（二）農村小額貸款機構覆蓋面在全國居領先地位截至2011年末，寧夏小額貸款公司已達到122家，所有市縣(區)都至少有兩家小額貸款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覆蓋面人均占有率居全國第一，實際到位資金已達72.98億元，累計發放貸款150.5億元。其中，發放三農貸款109.5億元，占總發放貸款額的72.8%，使22.5萬農戶創業者和中小企業受益，貸款回收率和收息率均達到100%。累計上繳稅金3.8億元，僅小額貸款公司從業人數就達到1600余人。（三）村鎮銀行發展較快2008年8月，寧夏第一家村鎮銀行———吳忠市濱河村鎮銀行正式營業，截至2012年3月末，寧夏已設立8家村鎮銀行。在短短兩年半時間內，新增7家村鎮銀行。從設立機構來看，有區內城市商業銀行（如石嘴山銀行設立吳忠市濱河村鎮銀行），有區外城市商業銀行（如包商銀行設立賀蘭回商村鎮銀行）。從股權結構來看，主要是發起設立機構控股（區內區外城市商業銀行）企業參股（區內區外企業）。從設立地域來看，村鎮銀行覆蓋寧夏所有地級市。截至2012年3月末，寧夏村鎮銀行各項存款余額25.05億元，同比增長1.3倍，占同期寧夏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比例為8‰；各項貸款余額21.99億元，同比增長1.06倍，占同期寧夏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比例為7‰。（四）資金物流調劑中心的掌政模式在寧夏已成功推廣至10家2007年7月23日，掌政鎮的196戶農戶和當地3戶小企業共同發起籌建寧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該中心于2008年8月5日正式注冊成立，是全國首家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該中心將農民信用合作小額貸款農資物流服務有機結合，是我國農村微型金融發展領域的重要創新，被譽為中國農村新型金融發展領域的“掌政模式”。目前這一模式已成功推廣。截至2011年末，寧夏已設立10家農村資金物流調劑股份有限公司。

寧夏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發展壯大的成功經驗

（一）守住資金小額性質，讓小額貸款公司成為真正的小額貸款組織來自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全國4200余家小額貸款公司，抽樣調查結果顯示，5萬元以下貸款只占1.86%，50萬元以上貸款占到86%。“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公益小額貸款，在中國“水土不服”，而寧夏的一家小額貸款公司成功走通了該模式下五戶聯保的路子，以億元資本服務近萬客戶，萬元以下貸款做到了70%以上，自身更獲成倍增長。寧夏惠民小額貸款公司于2008年12月注冊成立，初始資金規模僅400來萬元。2008年年底，惠民公司資金規模達到1500萬元，2009年為3000萬元，2010年底為6000萬元，2011年便一舉沖上億元高點。惠民公司借用孟加拉鄉村銀行“團體聯保貸款”方法為每一筆貸款提供信用保證，要求貸款戶先與鄰居組成五戶聯保小組，才能通過組員擔保獲得貸款。“只有身邊的人才真正知道自己講不講誠信”。“你要是個不講信用的人，就沒人跟你聯(組)，更別說貸款”。惠民公司最新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2月末，該公司覆蓋了寧夏鹽池同心兩個貧困縣的16個鄉(鎮)的113個行政村355個自然村的22519人，累計向7686位農戶發放小額貸款37133萬元，2012年2月末戶均貸款余額10600元，萬元以下貸款客戶占71%。惠民公司以市場化的路子走通了“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公益小額貸款之路，讓小額貸款公司成為真正的小額貸款組織。（二）在全國首創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貸款直通車模式為解決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后續資金困境，2008年寧夏首創“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貸款直通車模式，建立了由大銀行向小額貸款公司批發貸款，再由小額貸款公司向農民零售貸款的“直通車”模式。大銀行資金充足，苦于基層網點少，沒有“腿”；新型農村金融組織雖然資金匱乏，但是貼近農民，具備信息優勢和網點優勢。在他們之間建立資金對接機制，可以實現雙贏。2008年12月，交通銀行寧夏分行首次向區內8家小額貸款機構進行批發貸款3000萬元。截至2012年4月末，寧夏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向區內小額貸款公司進行批發貸款28億元，有力地支持了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服務了“三農”，且沒有形成一分錢的不良貸款。此外，為配合“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貸款直通車模式，寧夏成立了寧夏銀行業批發貸款擔保有限公司，由寧夏銀行業批發貸款擔保有限公司擔保，協調合作銀行加大對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批發貸款力度，截至2011年末，經該公司擔保為小額貸款公司增加銀行批發貸款3億元，累計擔保銀行批發貸款達到13億元。（三）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走出了資金+農戶+市場的掌政模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成立的基礎是200戶農民的資金互助，但其中又吸收了幾個民營企業的股份，且經營部分物流業務，比如為農民提供化肥種子等方面的采購服務。該中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小額貸款機構，它是以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為基礎，以民間資本為主導，以市場化運作機制為保障，以扶貧性金融為手段，將農民信用合作商業性小額貸款農資物流調劑三者密切結合而構建的一個三位一體的商業化可持續的微型信貸機構。該中心是全國首家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因其在農村微型金融發展領域的重要創新，被譽為中國農村新型金融發展領域的“掌政模式”。2011年，寧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榮獲“中國農村金融品牌價值榜•十大創新金融機構”稱號。該中心積極推廣“資金（物資）+農戶（基地）+市場”貸款模式，在運營中緊緊圍繞農業生產加工流通等環節上的需求，為入股農戶當地農民提供小額貸款農資物流等全程化服務。該中心打破單純發放現金的放貸方式，將農用物資作為“放貸物”，不僅為農民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等產前服務，而且還將技術營銷等產中產后服務納入視野，成為聯結分散農戶與大市場的橋梁。該中心放貸（物）額度一般控制在3000元至3萬元。目前這一模式已在中寧石空鎮平羅城關鎮金鳳區豐登鎮等地成功推廣。（四）村鎮銀行探索無抵押無擔保貸款模式，重點扶持農民創業就業缺乏有效的抵押擔保，是低收入農戶創業融資的最大障礙。針對這一難題，寧夏的村鎮銀行積極探索“無抵押無擔保”的貸款模式。村鎮銀行堅持“小額分散便捷規范”的原則，當地農戶“無抵押無擔保”就可申請到5000元至8萬元不等的貸款，具體額度視農戶種養規模和實際需求而定。濱河村鎮銀行通過農產品販運大戶農業龍頭企業等中介組織牽線推薦，直接向其產業鏈利益鏈上的農戶放貸。為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創業問題，濱河村鎮銀行在當地甘草販運大戶推薦下，向東川村58名返鄉農民工發放兩年期甘草種植貸款186萬元，經致富能人牽線，向新華橋村38位青年農民發放創業貸款107萬元。（五）建立村級互助資金，發展財政+農戶貸款模式村級互助資金是將財政扶貧資金作為政府配股，由農戶自愿入股，同時接受社會捐贈資金，主要為當地貧困戶發展種植養殖加工和流通業提供小額貸款的扶貧型金融服務組織。寧夏從2006年開始村級互助資金試點，政府向每個試點貧困村下撥20萬元啟動資金，吸收本村農民入股。每股1000元中，由農戶投入400元，政府配股600元；特困戶每股只需投入200元，由政府在配股600元的基礎上再贈股200元。每戶農民最多可入3股。互助資金堅持“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實行封閉運行有償使用互助互濟滾動發展。互助資金組織不得跨村設立，不得吸儲。農戶根據自身實際需求申請借款，最高限額不超過5000元。申請借用時，須由五戶信譽較好的家庭聯保，如逾期不還，擔保戶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使用互助資金需支付相當于或低于同期農信社小額貸款利率的占用費，占用費收入的40%滾入本金，60%用于分紅和提取管理費。目前，寧夏村級互助資金組織已發展到108個，占絕對貧困村的100%。

市容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邊緣金融業務;金融機構;企業

相對正規金融而言，那些自發于民眾之間，游離于金融機構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規邊緣，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資金融通行為，稱為邊緣金融業務。

目前，邊緣金融業務融資行為已經從當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給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決借款人一時的生產生活需要，演變成為以獲利為目的的信用借款、擔保及有價證券抵(質)押融資、動產或不動產抵押借款、企業集資、社會公眾集資、高利貸等隱性借貸業務。可以肯定，邊緣金融業務作為民間資金調劑的方式，對解決部分企業和居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其急、頻、短的特征，彌補了金融服務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企業融資難的壓力。但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問題，必須加以規范管理。

一、邊緣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的原因

從企業融資角度看，邊緣金融業務的存在有其客觀性和體制性原因。從個人投資角度看，金融市場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資品種和投資渠道，從而為邊緣金融業務提供了大量資金來源。此外，國家對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網點特別是縣域網點的收縮撤并也推動了邊緣金融業務的較快發展。

(一)縣域個體、民營等小企業發展迅速，融資缺口較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縣域和基層地區，小企業數量占全社會企業總數90%以上，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由過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業貸款在全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中占比不高，距離小企業貸款的實際需求還有很大差距。雖說經過幾年的發展，小企業已經擺脫了發展初期財務管理不正規、信息管理不透明狀況，走上了規范化軌道，自我約束力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有關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者的印象，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大客戶集中的取向，使銀行越來越脫離了廣大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私人銀行，致使小企業融資缺口起來越大，給邊緣金融業務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

(二)金融機構對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渠道并不十分通暢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戰略在逐步面向“重點客戶、重點項目、重點地區、重點產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慮，不但大大上收了貸款權限，還在信貸管理上實行了嚴格準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傾向，這使得小企業、小客戶貸款難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縣域中小企業難以具備目前銀行規定的貸款條件，很難提供銀行貸款所需要的擔保或抵質押，盡而很難得到銀行、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銀行利息從邊緣金融業務進行融資。

(三)銀行業信息收集過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視“軟信息”在信貸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

邊緣金融業務經營者非常重視借方“軟信息”的收集，他們依靠人緣、地緣等關系獲取相關信息，從而有效解決了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些“軟信息”較之標準的企業“硬信息”(財務報表、抵押擔保及信用紀錄等)，對正確決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國銀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業的財務報表、抵質押情況等“硬信息”，忽視對借款人的人品、還款意愿等“軟信息”的考查，導致不少有還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門外。同時，正在發展的中小企業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財產，且嫌辦理有效抵押或擔保的手續繁瑣，收費偏高，貸款審批時間長、環節多，因而不得不考慮邊緣金融業務融資。

(四)銀行業激勵與約束制度的執行標準過高、過嚴

近幾年，各銀行紛紛上收貸款權限，實行嚴格的信貸審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業銀行甚至不切實際地追求新增貸款“零風險”和“100%的收貸收息率”，片面實行“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由于信貸權限上收，了解中小企業“軟信息”的基層信貸員沒有貸款權力，卻要承擔100%的收貸收息責任;而遠離企業“軟信息”的上級行憑企業“硬信息”決定是否貸款。其后果是信貸人員貸款越多，收回的風險就越大，導致基層銀行機構慎貸、惜貸、懼貸，使得一些發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取銀行貸款，不得不轉向邊緣金融業務市場融資。由于商業銀行上收貸款權，貸款審批主體遠離申請主體，從而加劇了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延長了貸款審批時間。而縣域中小企業貸款一般都具有時間急、頻率高、數額小的特點，許多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得不求助邊緣金融業務。

二、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邊緣金融業務游離于監管之外，容易誘發非法辦理金融業務行為，干擾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終歲尾，企業和個人用錢的地方增多，在企業貸款難、無恰當的籌資渠道，而銀行等主要資金融部門貸款權收緊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就有了掙錢的對象和時機，一些部門或個人便私下抬錢或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雖然這種做法是被嚴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貸有當物作質押或抵押，當物的價值遠高于貸款額，當不能按期收回貸款時，可以通過處理絕當物品而收回貸款，一般不會受到損失，從而使其業務違規難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發經濟糾紛

邊緣金融業務行為沒有明確的管理部門，特別是在當前貸款利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大多與高利貸聯系在一起，而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一旦出現糾紛，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三)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不足，行業風險過高

大多數從事邊緣金融業務的企業是以個人和中小企業為對象，主要經營房地產、黃金首飾、股票證券、古玩字畫、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業務，發展晚、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同時，由于大多數的業務經辦人員沒有金融工作經驗，對金融業務知識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對金融業務及金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業務違法，哪些業務不違法，從而造成行業經營風險增加。

(四)影響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加大借款人的經營成本

因違規辦理融資業務，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不僅造成存款分流，影響銀行信貸的擴張能力，加大銀行的信貸風險，同時因利率過高，造成行業利潤失衡，也加大了以經營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負擔，增加了經營風險。

三、規范邊緣金融業務管理的幾點建議

不難發現，在目前社會意識形態下的邊緣金融業務負面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只要正確引導，以市場為導向，對邊緣金融業務加以規范，對非法融資加以遏制和制止，我們便可以完全掌握邊緣金融業務的相關情況，使其成為金融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體系，建立充分競爭的金融秩序為目標，促使正常邊緣金融業務在合法化環境下得到充分發展

實踐證明，邊緣金融業務正逐步擴大其體外運行的體系，并發揮著銀行業金融機構無法替代的作用。筆者建議:一是在正規金融機構過少，邊緣金融業務較為活躍地區，鼓勵成立社區(農村)合作組織內部的、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并以法律形式明確，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互助合作機構允許其承接政府支農資金，或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政策資金在鄉村基層的承接載體或二次轉貸單位，在保證國家農業資金直接投入到基層村社同時，加快對民間金融向社區(農村)資金互助合作機構的改制。二是適當發展典當機構，充分發揮其對民營經濟資金需求方便、靈活、快捷的融資作用。并對目前存在超業務范圍經營典當業務的寄售行、舊物行等不合法邊緣金融業務機構進行積極引導，創造多種條件將之“改良”為典當行或其他正當的邊緣金融業務機構。三是根據民間信用機構發育程度和邊緣金融業務法律法規，適時成立專門的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對機構化的邊緣金融業務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促進邊緣金融業務機構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充分競爭的現代金融秩序。:

(二)監管機構要從穩定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局出發，共同強化邊緣金融業務的行業管理，努力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一是要明確界定正常邊緣金融業務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筆者認為，是否影響社會穩定、是否影響金融秩序是判別正常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如果業務發展不會帶來不良影響，則要將其追加為正常融資;如果有影響，通過跟蹤監管，無轉化可能的邊緣金融業務，則要堅決取締。二是要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工作，引導轄內各金融機構爭取政策、簡化手續、下放權限，加大對中小企業和中小客戶的信貸支持力度，著力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局面。三是要強化金融市場秩序整頓，引導民間資金合理流動。四是要嚴厲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資活動，嚴防邊緣金融業務成為詐騙、洗錢、炒賣外匯等非法活動的溫床。五是要加強金融輿論宣傳，倡導民眾向正規、合法的金融機構融資。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錢莊、亂集資等危害性，提高民眾金融風險意識。

(三)按照市場要求對我國現行銀行業制度進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盡最大努力滿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壓縮非法融資的市場空間。邊緣金融業務與銀行信貸業務的發展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銀行信貸權限放松，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萎縮態勢，銀行信貸收緊，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增長態勢。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各基層行要積極向上級部門匯報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爭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簡化貸款手續和審貸程序，方便和保證那些有市場、有效益、有產品、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以求銀企共贏。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則要立足地方，擺正市場發展定位，轉變經營觀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營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業市場業務范圍，在認真落實小企業信貸指導意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尋求自身發展的良機，壓縮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空間。二是各商業銀行應按《中小企業貸款指導意見》的要求，設立負責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采取工資獎金與貸款回收掛鉤、制定免責條款、廢除貸款責任追究終身制等辦法，充分調動信貸人員營銷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擴大小企業信貸服務范圍。同時還要借鑒邊緣金融業務的做法，貸前調查不僅要注意收集財務報表、抵押擔保等“硬信息”，還應關注企業負責人的人品、管理能力、還款意愿等“軟信息”，以與企業建立長期關系，發展關系型融資，開展循環信貸，提高服務質量。三是建議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自主定價權，根據企業風險狀況確定貸款利率，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對稱，切實解決貸款操作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四是公布信貸資金流向、地區資金緊缺度等相關信息，合理引導邊緣金融業務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間資本融資渠道，整合民間資本的運作，提高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趙志華.引導和規范我區民間借貸活動的政策建議[J].內蒙古金融研究，2000(6):22-24.

[2]毛金明.民間融資市場研究———對山西省民間融資的典型調查與分析[J].金融研究，2005(1):45-47.

[3]何田.地下經濟與管制效率:民間信用合法性問題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2(11):53-55.

[4]周彬.關于民間借貸的思考[J].北方經貿，2002(1):28-29.

市容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財務指標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經濟危機的影響席卷全球，世界各國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期盼經濟能夠快速復蘇。后危機時代，我國各個行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市場競爭愈加激烈，生產企業的貨物積壓嚴重，為我國企業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1]。如何能夠有效的化解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創新變革經濟發展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改革，能夠保證企業獲得所需的各種資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加利潤，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推動企業健康持續發展。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創新必要性

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緩解金融危機帶來的創傷，大大加深了我國企業對經濟管理創新的需求，主要是基于我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客觀環境影響。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后，世界范圍內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全球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致使眾多企業破產倒閉。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迫切的要求我國摒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資源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浪潮中獲得優勢，占據主導地位。此外，相較于國外企業而言，我國企業存在眾多突出問題，包括對企業歸屬感和認同感較低、人員素質不高、科學技術水平落后以及管理存在缺陷等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國企業的持續發展。隨著全球范圍內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催化了我國企業內部矛盾的產生，加強企業經濟管理已經成為當前首要研究課題。由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創新經濟管理方法能夠顯著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謀求更大經濟效益，推動企業健康持續發展，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機時代，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概述

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極速下滑，加劇了我國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改革的需要。就我國企業經濟管理發展現狀而言，可以總結出三個具體表現方面[2]。首先，企業經濟管理同其他管理工作聯系密切，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后，企業為了謀求持續發展，內部所有的管理工作均涉及到資金的合理使用和調配，經濟管理和其他管理工作的聯系性愈加密切。基于此，企業內部管理人員以及下屬部門人員的薪酬待遇，同企業經濟管理水平好壞息息相關，企業只有結合自身發展狀況，營造良好的經濟管理氛圍，才能在工作開展中取得預期成效，確保企業其他管理措施的有序開展。經濟管理中財務指標能夠直接反映企業經營現狀。企業在經營和發展過程中，高層領導決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經濟管理工作成效，而企業的經營狀況是在年度、季度以及月份財務報表直接反映的。企業管理者需要根據財務報表中所呈現的生產經營狀況，制定相應的管理方針，調整生產經營方式、營銷手段以及工作開展方向，進而確保企業能夠在實現既定經濟管理目標的同時，全面提升企業綜合實力。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改革對策

（一）經濟管理觀念的創新

無論是任何企業管理活動，與時俱進，觀念的創新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工作過程中，加強員領導階層以及下屬員工的觀念創新十分有必要的，能夠營造良好的管理氛圍，為后續工作的有序開展奠定基礎[3]。此外，企業經濟管理工作開展中，應強化戰略危機意識，確保企業領導者在制定相應的方針和管理目標時，能夠有效結合企業實際發展水平，具備大局觀念。由于企業經濟管理工作同其他管理工作聯系較為密切，涉及范圍廣，所以企業在創新經濟管理觀念時，應注重管理方法以及生產技術的創新。

（二）經營策略的創新

企業經營策略的創新是企業經濟管理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企業需要秉著與時俱進的態度，轉變傳統經營方式，形成更為虛擬化和柔性化的組織結構，健全相應企業經營組織結構，進而確保后續企業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廣度。企業經營策略的創新方式主要有企業間經營聯盟以及品牌，企業間經營聯盟主要是指同行業發展水平類似的企業之間聯合，形成固定的經營聯盟，來應對企業經營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謀求共同發展。品牌的創新是指轉變傳統代加工的生產模式，創新屬于企業自身的品牌，通過這種方法來提升企業知名度和影響力，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更大優勢。

（三）健全和完善財務管理機制

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企業首先需要健全和完善相應的內部規章制度，諸如經費管理制度、財務人員的約束制度以及其他內部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企業經營生產過程中費用的支出明細，做到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此外，健全和完善相應管理制度后，在執行過程中需要嚴格遵循規章制度進行，一方面保證制度的有效實施，另一方面能夠最大限度的節約成本，提升資金利用效率。建立部門預算制度，詳細記錄部門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類預算明細，進而全面提升企業財務管理能力，促進資金的合理配置。

綜上所述，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全球經濟發展呈現萎靡狀態，企業為了謀求持續發展，只有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從經營策略、管理觀念以及管理機制三個方面著手，才能確保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更大市場份額，獲得長遠發展的資本。

作者:蘇一丹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國際學院

參考文獻：

市容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現代金融機構所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和其它風險，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對這些風險的控制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大基本因素實現的：(1)董事會確定總體的風險管理原則和基本的控制戰略；（2）確定風險管理的組織構架和體系;(3)指定風險管理的一整套政策和程序;(4)運用風險管理的技術監測工具。因為風險管理技術的專門性，我們將不在此進行討論。

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現代金融機構控制風險的基本措施是：分散化、交易限額、信貸限額，即通過對其產品、交易伙伴、業務活動領域的分散化降低風險;通過為每種產品、每一交易單位設置交易限額，為每一交易伙伴制定信貸限額以規避各種風險。金融機構根據各項業務的獲利能力、市場機會、公司的長期戰略定期調整各業務、各部門間的資本配置，力圖使獲取給定收益的風險最小化。

一董事會對總體風險管理理念和基本風險管戰略的確定

總體上說，董事會對金融機構承受的風險承擔最終責任和義務，因此應負起監控職能。公司整體的風險管理及控制政策應由董事會審批，為保證戰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適應性，決策機構應通過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和獨立的內部審計部門進行實施和評估。

（一）風險管理基本原則的確定

一般來說，金融機構的董事會首先要根據自身的市場定位確定風險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則，并要求風險管理委員會和相應的風險管理部門積極予以落實。

我們可以簡要地比較美林和摩根等公司的風險管理原則。

1美林公司的風險管理原則

在美林公司，盡管風險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一變再變，但以下述6個原則為基礎的基本理念卻幾乎沒變。這主要包括：任何風險規避方案中，最重要的工具是經驗、判斷和不斷的溝通；必須不斷地在整個公司內部強化紀律和風險意識；管理人員必須以清晰和簡潔的語句告誡下屬：在資本運營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風險管理必須考慮非預期的事件，探索潛在的問題，檢測不足之處，協助識別可能的損失；風險管理策略必須具備靈活性，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風險管理的主要目標必須是減少難以承受的損失的可能性。這樣的損失通常源自無法預計的事件，大部分的統計和模型式的風險管理方法無法預計。

在過去幾年，用數學模型來測量市場風險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眾多風險管理的要點，風險管理幾乎成了風險測量的同義詞。美林公司認為，數學風險模型的使用只能增加可靠性，但不能提供保證，因此，對這些數學模型的依賴是有限的。

事實上，由于數學風險模型不能精確地量化重大的金融事件，所以，美林公司只將其作為其他風險管理工作的補充。

總的來講，美林公司認為，一個產品的主要風險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管理的方式。違反紀律或在監管上的失誤可導致損失，而不論產品為何或使用何種數學模型。

2摩根公司的風險管理原則

摩根斯坦利則認為，風險是金融機構業務固有特性，與金融機構相伴而生。金融機構在經營活動中會涉及各種各樣的風險，如何恰當而有效地識別、評價、檢測和控制每一種風險，對其經營業績和長期發展關系重大。公司的風險管理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是一個與有關的專業產品和市場不斷地進行信息交流，并作出評價的獨立監管過程。

應當說，這些基本的風險管理原則既是其長期進行風險管理的經驗的總結，也是其實施風險管理的基本知指導原則，在整個風險管理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確定風險管理的基本程序

董事會制定風險管理及控制戰略的第一步是，根據預定的風險管理原則，并根據風險對資本比例情況，對公司業務活動及其帶來的風險進行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要規定每一種主要業務或產品的風險數量限額，批準業務的具體范圍，并應有充足的資本加以支持。此后，應對業務和風險不斷進行常規檢查，并根據業務和市場的變化對戰略進行定期重新評估，并將結論應直接報告決策層。

在識別風險和確定了抵御風險的總體戰略后，公司就可以制定用于日常和長期業務操作的詳細而具體的指引。為此，風險管理的政策和程序中應包括，風險管理及控制過程中的權力及遵守風險政策的責任，有效的內部會計控制，內部和外部審計等。如果公司較大較復雜，則需要建立集中、自主的風險管理部門。就風險管理和控制部門而言，最重要的是配備適當的專業人員、并獨立于產生風險的部門。

因為控制結構的有效性取決于運用它的人，因此，有效控制的前提是機構內所有員工都具有高度的責任。在確定風險管理及控制過程的權力和責任時，一個重要的因素應是將風險的衡量、監督和控制與產生風險的交易部門分開。高級管理層應保證職責適當分開，員工的責任不應互相沖突。

二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架構的比較

(一)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基本架構

現代金融機構因其業務的偏重點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風險管理體系，但其基本構架都大同小異。一般來說，金融機構設有"風險管理委員會"集中統一管理和控制公司的總體風險及其結構。"風險管理委員會"直接隸屬于公司董事會，其成員包括：執行總裁、全球股票部主任、全球固定收入證券部主任、各地區高級經理、財務總監、信貸部主任、全球風險經理以及一些熟悉、精通風險管理的專家等，下面直屬不同形式的風險管理部門來實施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戰略和要求。

同時，金融機構應具備風險管理及控制的報告和評估程序，包括檢查現行政策和程序執行報告和發現例外情況的制度。一般來說，風險暴露以及盈虧情況應每日向負責監控風險的管理層報告，后者應簡要向負責公司日常業務的高級管理層匯報。另外，金融機構要對風險戰略、政策和程序的評估應該定期開展，評估應考慮到現行政策的結果、業務以及市場的變化。風險管理及控制政策的方法、模型和假設的變更應由決策層審核。政策和程序應要求風險管理及控制部門參與對新產品和業務的考察。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設計或修正公司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簽發風險管理準則;規劃各部門的風險限額，審批限額豁免;評估并監控各種風險暴露，使總體風險水平、結構與公司總體方針相一致;在必要時調整公司的總體風險管理目標。"風險管理委員會"直接向董事會報告，它每周開一次例會(需要時可隨時召集)討論主要市場的風險暴露、信貸暴露與其它各種頭寸，研究潛在的新交易、新頭寸以及風險豁免等問題。

"風險管理委員會"下設不同形式的、分離或者整合的風險管理部門（如分別設立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信用風險管理部門等，或者整合為一個完整的風險管理部），他們均獨立于公司的其它業務部門。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負責監管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市場風險結構(包括各地區、各部門、各產品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管理部門負責監管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各業務伙伴的暴露額度;審計部通過定期檢查公司有關業務和經營狀況，評估公司的經營和控制環境。

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采用多層制，除了"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其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信用風險管理部門、審計部外，其它如融資部、財務部、信息技術部以及各業務部的部門風險經理均參與風險的確認、評估和控制，并接受風險管理部的監督和評估、考核。這些部門的經理及代表每隔一周開一次例會(需要時可隨時召集)以求溝通信息、交流經驗、正確評估風險、調險管理政策。

以下是對美林等幾家公司的比較。

（一）美林公司的風險管理架構

為了在基層交易部門強化風險管理機制，美林公司制定了公司風險控制策略和操作規程，要求相關的區域機構和單位在識別、評價和控制風險時予以遵循。

這些策略和操作規程的實施涉及許多部門，包括全球風險管理部、公司信貸部和其他的控制部門（比如財務、審計、經營以及法律和協調部門）。為了協調上述風險管理部門的工作，公司還成立了由風險管理部、公司信貸部和控制部門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風險控制和儲備委員會，該委員會在風險管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監督作用。

風險控制委員會和風險管理部對所有的機構交易活動進行總的風險監督。風險控制委員會獨立于美林的交易部門，定期向公司董事會下屬的審計和財務委員會匯報風險管理的狀況。

儲備委員會監測與資產和負債有關的價值和風險。美林公司針對那些可能導致現存資產價值損失或帶來新的負債的事件，確定在目前形勢下使公司資產和負債保持平衡的儲備水平。儲備委員會通常由主要的財務官員任主席，主要負責考察和批準整個公司的儲備水平和儲備方法的變化。儲備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考察當時的市場狀況，并對某些問題采取行動。美林公司在決定儲備水平時會考慮管理層在下述方面的意見（Ⅰ）風險和暴露的識別；（Ⅱ）風險管理原則；（Ⅲ）時效、集中度和流動性。

（二）摩根斯坦利的風險管理架構

摩根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在風險管理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并通過制定相應的風險管理策略和規程予以保障，以便在對各種各樣的風險進行識別、評估和控制過程中，提供管理和業務方面的支持。隨著對不斷變化的和復雜化的全球金融服務業務認識的提高，公司不斷地檢討風險管理策略和操作規程，以使其不斷完善。

公司的風險管理委員會，由公司大部分高級管理人員組成，負責制定整個公司風險管理的策略及考察與這些策略相關的公司業績。風險管理委員會下設幾個專門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幫助其實施對公司風險活動的檢測和考察。除此之外，這些風險管理委員會還考察與公司的市場和信用風險狀況、總的銷售策略、消費貸款定價、儲備充足度和合法實施能力以及經營和系統風險有關的總體框架、層次和檢測規程。會計主任、司庫、法律、協調和政府事務部門及市場風險部門，都獨立于公司業務部門，協助高級管理人員和風險管理委員會對公司風險狀況進行檢測和控制。另外，公司的內部審計部門也向高級管理人員匯報，并通過對業務運營領域的考察，對公司的經營和控制環境進行評價。公司經常在每一個管理和業務領域，聘用具有適當經驗的專家，以有效地實施公司的風險管理監測系統和操作規程。

三對主要類型的風險的管理戰略

金融機構風險管理主要涉及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其他風險的管理，同時針對不同的風險的特點，確定不同的實施方案和管理戰略。

（一）主要的風險類型

1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波動而使得投資者不能獲得預期收益的風險，包括價格或利率、匯率因經濟原因而產生的不利波動。除股票、利率、匯率和商品價格的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外，市場風險還包括融券成本風險、股息風險和關聯風險。

美國奧蘭治縣（ORANGECOUNTRY）的破產突出說明了市場風險的危害。該縣司庫將"奧蘭治縣投資組合"大量投資于所謂"結構性債券"和"逆浮動利率產品"等衍生性證券，在利率上升時，衍生產品的收益和這些證券的市場價值隨之下降，從而導致奧蘭治縣投資組合出現17億美元的虧損。GIBSON公司由于預計利率下降，購買了大量利率衍生產品而面臨類似的市場風險。當利率上浮時，該公司因此損失了2000萬美元。同樣，寶潔公司（Procter&Gamble）參與了與德國和美國利率相連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當兩國的利率上升高于合約規定的跨欄利率時（要求寶潔公司按高于商業票據利率1412基點的利率支付），這些杠桿式衍生工具成為公司承重的負擔。在沖抵這些合約后，該公司虧損1.57億美元。

2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義務的可能性，包括貸款、掉期、期權及在結算過程中的交易對手違約帶來損失的風險。金融機構簽定貸款協議、場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時，將面臨信用風險。通過風險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對手保持足夠的抵押品、支付保證金和在合同中規定凈額結算條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信用風險。

近來，信用風險問題在許多美國銀行中開始突出起來，根據1998年1月的報告，其季度財務狀況已因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危機而受影響。例如，由于亞洲金融風暴，JP摩根（JPMORGEN）將其約6億美元的貸款劃為不良貸款,該行97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盈利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下降35%，低于市場預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

3操作風險

操作風險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統操作不當引致損失的風險，包括因公司內部失控而產生的風險。公司內部失控的表現包括，超過風險限額而未經察覺、越權交易、交易或后臺部門的欺詐（包括帳簿和交易記錄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內部會計控制）、職員的不熟練以及不穩定并易于進入的電腦系統等。

1995年2月巴林銀行的倒閉突出說明了操作風險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國銀行監管委員會認為，巴林銀行倒閉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貨公司的一名職員越權、隱瞞的衍生工具交易帶來的巨額虧損，而管理層對此卻無絲毫察覺。該交易員同時兼任不受監督的期貨交易、結算負責人的雙重角色。巴林銀行未能對該交易員的業務進行獨立監督，以及未將前臺和后臺職能分離等，正是這些操作風險導致了巨大損失并最終毀滅了巴林銀行。

類似的管理不善導致日本大和銀行在債券市場上遭受了更大損失。1995年人們發現，大和銀行的一名債券交易員因能接觸公司會計帳簿而隱瞞了約1億美元的虧損。與巴林銀行一樣，大和的這名交易員同時負責交易和會計。這兩家銀行都均違背了風險管理的一條基本準則，即將交易職能和支持性職能分開。

操作風險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虛假利潤案。1994年春，KIDDER確認，該公司一名交易員買賣政府債券獲得的約3.5億美元"利潤"源于對公司交易和會計系統的操縱，是根本不存在的。這一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將資產售予競爭對手并最終清盤。

操作風險可以通過正確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如：完整的帳簿和交易記錄，基本的內部控制和獨立的風險管理，強有力的內部審計部門（獨立于交易和收益產生部門〕，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風險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層監控得當，并采取分離后臺和交易職能的基本風險控制措施，巴林和大和銀行的損失也許不會發生，至少損失可以大大減少。這些財務失敗說明了維持適當風險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

（二）對市場風險的管理策略

金融機構維持合適的頭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進行交易，都要面對利率風險（比如：利率水平或波動率的變化、抵押貸款預付期長短和公司債券和新興市場資信差異都可帶來風險）；在外匯和外匯期權市場做市商或維持一定外匯頭寸，要面對外匯風險，等等。在整個風險管理框架中，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作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執行部門，全面負責整個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執行總裁報告工作。該部在重點業務地區設有多個國際辦公室，這些辦公室均實行矩陣負責制。它們除了向全球風險經理報告工作外，還要向當地上一級非交易管理部門報告工作。

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負責撰寫和報送風險報告，制定和實施全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大綱。風險管理大綱向各業務單位、交易柜臺經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批的風險限額，并以此為參照對執行狀況進行評估、監督和管理;同時報告風險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確認和公布管理當局的有關監管規定。這一風險管理大綱為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決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

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定期對各業務單位進行風險評估。整個風險評估的過程是在全球風險經理領導下由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各業務單位的高級交易員和風險經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級交易員的參與，風險評估本身為公司的風險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為了正確評估各種市場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部門需要確認和計量各種市場風險暴露。金融機構的市場風險測量是從確認相關市場風險因素開始的，這些風險因素隨不同地區、不同市場而異。例如，在固定收入證券市場，風險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線斜率、信貸差和利率波動;在股票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股票指數暴露、股價波動和股票指數差;在外匯市場，風險因素主要是匯率和匯率波動;對于商品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價格水平、價格差和價格波動。金融機構既需要確認某一具體交易的風險因素，也要確定其作為一個整體的有關風險因素。

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不僅負責對各種市場風險暴露進行計量和評估，而且要負責制定風險確認、評估的標準和方法并報全球風險經理審批。確認和計量風險的方法有：VAR分析法、應力分析法、場景分析法。

根據所確認和計量的風險暴露，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分別為其制定風險限額，該風險限額隨交易水平變化而變化。同時，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與財務部合作為各業務單位制定適量的限額。通過與高級風險經理協商交流，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力求使這些限額與公司總體風險管理目標一致。

1美林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策略

美林公司市場風險管理過程包含了下述三個要素：（i）溝通；（ii）控制和指導；（iii）風險技術。

風險管理按地理區域和產品線組織，以確保某一特定的區域或某一產品交易范圍內的風險管理人員能進行經常和直接的溝通。同時，風險管理部門應與高級的交易經理進行定期和正式的風險研討。

為了彌補基層交易部門風險規避技術的不足，公司風險管理部門制定了一些規范和準則，包括交易限額，超過限額必須提前得到批準。另外，作為新的金融產品檢測過程的一部分，新的金融產品交易要由風險管理部門和來自其他控制單位的代表批準。某些業務，比如高收益證券和新興市場的證券承銷、不動產融資、臨時貸款等，在向客戶作出承諾前，需要事先得到風險管理和其他控制部門的批準。風險管理部門有權要求減少某一特定的柜臺交易風險暴露頭寸或取消計劃的交易。

風險管理使用幾種風險技術工具，包括風險數據庫、交易限額監視系統、交易系統通道和敏感性模擬系統。風險數據庫每日按產品、資信度和國別等提供庫存證券風險暴露頭寸的合計數和總數。交易限額檢測系統使風險管理部門能及時檢查交易行為是否符合已建立的交易限額。交易系統通道允許風險管理部門去檢測交易頭寸，并進行計算機分析。

敏感性模擬系統用來估算市場波動不大和劇烈波動兩種情形下的損益。每一次測算時僅考慮一個重要風險因素，比如利率、匯率、證券和商品價格、信貸利差等，同時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以此為基礎，風險管理部門可以檢測到整個公司的市場風險，并根據需要調整投資組合。

2摩根斯坦利的市場風險管理策略

公司利用各種各樣的風險規避方法來管理它的頭寸，包括風險暴露頭寸分散化、對有關證券和金融工具頭寸的買賣、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互換、期貨、期權和遠期交易）的運用。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按交易部門和產品單位來管理與整個公司交易活動有關的市場風險。公司按如下方式管理和檢測其市場風險：建立一個交易組合，使其足以將市場風險因素分散；整個公司和每一個交易部門均有交易指南和限額，并按交易區域分配到該區域交易部門和交易柜臺；交易部門風險經理、柜臺風險經理和市場風險部門都檢測市場風險相對于限額的大小，并將主要的市場和頭寸變化報告給高級管理人員。

市場風險部門使用Value-at-Risk和其他定量和定性測量和分析工具，根據市場風險規律，獨立地檢查公司的交易組合。公司使用利率敏感性、波動率和時間滯后測量等工具，來估測市場風險，評估頭寸對市場形勢變化的敏感性。交易部門風險經理、柜臺風險經理和市場風險部門定期地使用敏感性模擬系統，檢測某一市場因素變化對現存的產品組合值的影響。

（三）信用風險的管理策略

信用風險管理是金融機構整體風險管理構架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由風險管理委員會下設的信用風險管理部門全面負責。信用風險管理部門直接向全球風險經理負責，全球風險經理再依次向執行總裁報告。信用風險管理部門通過專業化的評估、限額審批、監督等在全球范圍內實施信貸調節和管理。在考察信用風險時，信用風險管理部門要對風險和收益間的關系進行平衡，對實際和潛在的信貸暴露進行預測。為了在全球范圍內對信用風險進行優化管理，信用風險管理部門建立有各種信用風險管理政策和控制程序，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

(1)對最主要的潛在信貸暴露建立內部指引，由信用風險管理部門總經理監督。

(2)實行初始信貸審批制，不合規定的交易要由信用風險管理部門指定成員審批才能執行。

(3)實行信貸限額制，每天對各種交易進行監控以免超過限額。

(4)針對抵押、交叉違約、抵消權、擔保、突發事件風險合約等訂立特定的協議條款。

(5)為融資活動和擔保合約承諾建立抵押標準。

(6)對潛在暴露（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進行定期分析。

(7)對各種信貸組合進行場景分析以評估市場變量的靈敏性。

(8)通過經濟、政治發展的有關分析對風險進行定期評估。

(9)和全球風險經理一起對儲存時間較長、規模龐大的庫存頭寸進行專門評估和監督。

美林公司通過制定策略和操作規程以避免信用風險損失，包括確立和檢測信用風險暴露限額及與某一訂約方或客戶交易額限額、在信用危機中取得收繳和保留抵押品或終止交易以及對訂約另一方和客戶不斷地進行信用評價的權利。業務部門有責任與公司制定的策略和操作規程保持一致，并受到公司信貸部門的監督。公司信貸部門實行集中分區管理。信貸負責人分析和確定訂約另一方或客戶的資信狀況，按訂約方或客戶設立初始或當前的信貸限額，提議信用儲備，管理信用風險暴露頭寸和參與新的金融產品的檢測過程。

許多類型交易包括衍生品和辛迪加貸款要提前報請公司信貸部門批準。公司信貸部門所能審批的交易數量是有限的，限額視該項交易的風險程度和相關客戶的資信度確定，超過此限額，須上報公司信貸委員會批準。

借助信用系統手工和自動記錄的信息，公司信貸部門能檢測信用風險暴露頭寸在訂約另一方/客戶、產品和國別的集中度。這一系統能按訂約另一方或客戶累計信用風險暴露頭寸，維持整個訂約方/客戶和某一產品的風險暴露限額，并按訂約另一方或客戶識別限額檢測數據。整個公司庫存頭寸和已執行交易的詳細信息，包括現在和潛在的信用風險暴露頭寸信息會不斷地更新，并不斷地與限額相比較。如果需要，可增加抵押貸款數額，以減少信用風險暴露頭寸，并記錄在信用系統中。

公司信貸部門與業務部門一起設計和完善信用風險測度模型，并且分析復雜的衍生品交易的信用風險暴露頭寸。公司信貸部門還檢測與公司零售客戶業務有關的信用風險暴露頭寸，包括抵押品和住宅證券化額度、客戶保證金帳戶資金數額等。

集中度風險可以視為信用風險中的一個重要類型。集中度風險，即金融機構業務對單一收入、產品和市場的依賴風險。美林公司定期檢測集中度風險，并通過實施其分散化的經營戰略和計劃來減少此風險。最近，美林公司已將其全球的收入來源分散化，從而減少了公司收入對單一金融產品、客戶群或市場的依賴。

雷曼兄弟公司通過產品、客戶分散化和交易活動在地區分布的分散化，以圖實現減少風險的目標。為此，公司合理地分配每類業務資金的使用額，為每類產品和交易者制定交易限額，并對上述額度做地域上的合理分配。公司根據每一類業務的風險特性，尋求相應的回報。根據與公司指南相一致的收益獲得能力、市場機會和公司的長期戰略，公司定期地重新分配每一業務的資金用量。

（四）操作風險的管理策略

作為金融服務的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直接面臨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暴露，它們均產生于正常的活動過程中。除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外，金融機構還將面臨非直接的與營運、事務、后勤有關的風險，這些風險可歸于操作風險。

在一個飛速發展和愈來愈全球化的環境中，當市場中的交易量、產品數目擴大、復雜程度提高時，發生這種風險的可能性呈上升趨勢。這些風險包括：經營/結算風險、技術風險、法律/文件風險、財務控制風險等。它們大多是彼此相關的，所以金融機構監控這些風險的行動、措施也是綜合性的。金融機構一般由行政總監負責監察公司的全球性操作和技術風險。行政總監通過優化全球信息系統和數據庫實施各種長期性的戰略措施以加強操作風險的監控。一般的防范措施包括：支持公司業務向多實體化、多貨幣化、多時區化發展;改善復雜的跨實體交易的控制。促進技術、操作程序的標準化，提高資源的替代性利用;消除多余的地區請求原則;降低技術、操作成本，有效地滿足市場和監管變動的需要，使公司總體操作風險控制在最合適的范圍。

美林公司采取多種方式管理它的操作風險，包括一個維持支持系統、使用相關技術和雇傭有經驗的專家。美林公司借助信息系統提供的對主要市場操作風險的評價信息，能對世界范圍內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立即作出反應。內部管理信息報告使得高級管理人員能有效地識別潛在的風險，控制風險暴露頭寸，并促使眾多的內部管理策略和規章彼此相協調。有經驗的業務人員應對交易、結算和清算業務提供支持和控制，對客戶及其資產行使監管，并且單獨向高級管理人員報告。

因此，在現代金融市場的競爭中，西方主要的金融機構之所以能夠獲得良好的經營成果，其相對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的有效有效運行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這主要包括：董事會確立了恰當的風險管理原則和戰略；具有獨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框架；擁有全面系統、嚴格而又靈活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并積極開發強調的風險管理技術工具，而且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這既是一個良好的風險管理體系的主要環節，也是值得當前我國的金融機構借鑒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AnthonySaunders,CreditRiskMeasurement,JohnWileyandSons,1999.

許建華，《國外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模式和方法》，載《證券市場導報》2000年。

證監會國際組織技術委員會報告，《金融機構及其監管當局風險管理與控制指引》（征求意見稿），中國證監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