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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社會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長株潭；兩型社會；區域物流競合；區域物流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50 文獻標識碼：A

“兩型社會”建設給長株潭城市群乃至全省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十一五”期間，湖南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財政總收入年均增長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30.8%；規模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1.3%；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分別增長11.7%和12.5%[1]。作為湖南物流業的中心，長株潭物流業被“兩型社會”建設賦予了全新的歷史使命。長株潭區域物流競合是促進長株潭“兩社會”建設的重要動力，為推動中部崛起并在中部崛起中實現新跨越發揮了重要作用。

1 長株潭城市群區域背景和競合條件分析

1.1 區域背景

長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東北部，包括長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核心地區，三市土地總面積占全省13.3%，人口占湖南省總人口19.6%。2011年地區生產總值8　270億元，其中長沙5　600億元，株洲1　550億元，湘潭1　120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分別位居湖南省前列[2]。長株潭城市群以長株潭為“點”，以沿京珠高速、京廣鐵路、武廣高速客運途經地為“線”，構筑湖南“一點一線”快速發展地帶，被國家“十一五”規劃列為重點開發地區。經過多年一體化建設，長株潭城市群成為了全國“兩型”社會的示范區，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長極，全省新型城市化、新型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引領區，具有國際品質的現代化生態型城市群。加快長株潭城市群發展，既關系到湖南自身發展，也是落實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需要，是促進東中西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實踐。

1.2 競合條件

從全國范圍來看，長株潭城市群地處泛珠三角經濟區、京廣經濟帶、長江經濟帶的交匯處，能直接承接長三角和珠三角的雙重輻射，兼具東部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特征，是促進東中西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實踐，也是落實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需要；從區內空間發展結構看，長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兩兩相距不足40公里，既有綠色帶隔離，又有高速公路網聯接，內部結構緊湊，城市綜合體特點明顯，是國家不可多得的城市群資源，不僅具備長株潭區域物流實施競合模式的一般條件且具有區域物流競合存在的自身優勢。一是長株潭三市地緣優勢、資源共享互補優勢明顯，便于串連組合。具體表現為：三市地域相接、山水相依、依江相連、自然文化條件相似。特別是三市交通便利，公路、鐵路、水運、航空一應俱全，京廣、浙贛、湘黔、湘桂等鐵路干線在此交匯，京珠、上瑞高速及106、107、319、320四條國道貫通，武廣客運專線鐵路已投入運營，水運內聯湘資沅澧四水、外達長江黃金水道，黃花國際機場2011年吞吐量達到1　368萬人次，預測2012年旅客吞吐量將突破1　500萬人次，并進入全球機場百強陣列，在中部地區仍排在第一位，快捷便利的交通運輸網絡體系初步形成。二是湖南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長株潭物流業的發展。政府自2002年來先后制定和頒布《長株潭產業一體化規劃》、《長株潭城市群區域規劃》、《長株潭城市群現代物流業發展規劃》、《關于促進生產業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物流業振興規劃》[2]。這些規劃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長株潭物流業發展起到了促進和發揮了指導作用，特別是長株潭城市群獲準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為長株潭區域物流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也使其獲得了更多的政策優勢。三是區內資源得天獨厚，擁有互補性資源是區域物流合作的基礎條件。長株潭地區是湖南省最主要的工業基地，工業體系較完整。三市在資源方面各有特色，形成互補，其中，長沙的工程機械、汽車及電子信息，株洲的軌道交通設備、有色冶金、陶瓷，湘潭的機電、鋼鐵等有較為明顯的產業優勢。相較而言，長沙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株洲、湘潭則是以傳統重化工業為主。這也為三市的自然結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外，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長，服務設施基本配套等符合區域物流競合的條件。

2 長株潭區域物流競合格局

2.1 長株潭區域物流空間競合格局

“四化兩型”建設要求進一步加強長株潭物流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長株潭綠色物流圈，深入推進長株潭物流業發展。根據區域雙核結構理論，長株潭物流競合要分層次層層營造競合格局，以資源為基礎，以交通為紐帶，既進行省內物流大區域聯合，還要與鄰近外省區域攜手并進，打造新物流格局。一是長株潭區域內部的競合。城市群核心地區呈現“一主兩副環綠心”的空間結構，三市合作建立以長沙為主核心，株洲、湘潭為兩個次核心的雙極核模式，三市結合部金三角地區為綠心。也就是說長沙是全區物流競合的協調中心和對外聯系最重要的通道，株洲和湘潭資源豐富互補，而且通達性好，株洲和湘潭是區域內兩個重要的二極物流集散地。同時，長株潭應運用空間上的相連性、文化上的同源性和資源上的互補性，加強與包括3個主中心組團、4個次中心組團以及15個片區組團和29個小城鎮組團的物流合作。打造形成以京廣鐵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國道及湘江生態經濟帶為主軸；以319國道、320國道和上瑞高速為次軸；以湘鄉至韶山公路和106國道為輔軸，以長沙、株洲、湘潭為核心和中心節點的放射狀布局[3]。二是長株潭與省外相鄰物流區域的競合。除了加強省內區域競合之外，長株潭還應進一步加強與長三角地區、泛珠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武漢城市圈等城市的資源共享、市場共拓、信息互通、地域互動，共同打造國際物流市場，實現互利共贏。特別是武廣鐵路的開通，對于長株潭深化省外區域競合帶來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2.2 長株潭區域物流產品競合

長株潭除了區內外空間進行競合之外，還要進行區域間產品競合。因此，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打破了行政區域界限，集成整合長株潭區域物流系統要素，通過聚集整合區域物流設施資源和物流企業資源，以發揮這些資源的集群效應，突出物流產品的主題特色，實施品牌戰略，實現區域物流整體效益最大化。以區域物流基地、區域信息系統、物流政策環境為平臺，依托港口和交通樞紐，長株潭重點發展核心物流區以及環洞庭湖、大湘西和泛湘南等“一核三區”四大物流區域。據統計，長沙金霞、長沙空港、株洲石峰、湘潭九華、岳陽城陵磯港、郴州湘南國際、衡陽白沙洲、常德德山、懷化獅子巖、婁底湘中等10個物流園區都是省級重點，并將改造和新建一批現代化的倉儲設施和配送中心，以體現長株潭兩型社會城市群一體化物流節點在功能、規模、數量與選址等方面的要求，提升園區規模與聚集輻射效應[4]。加快現有運輸、倉儲、貨代、聯運、快遞等企業進行功能整合和服務延伸，加強新建鐵路、港口、機場、公路和管道轉運設施的統一規劃和建設，優化站、場布局，完善中轉聯運設施和集疏運體系，實現各種運輸方式的有效銜接，形成層次清晰、銜接合理、運作高效的現代物流網絡。

3 長株潭區域物流競合模式

政府和企業要以市場為導向發揮其主導作用。長株潭地區在行政區劃、經濟、人文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但資源具有顯著互補性。一方面克服行政區域分割，加強政府間的合作，充分利用區內各類資源特色，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整頓和規范物流市場秩序，建立協調機制，統一規劃管理，為區域物流一體化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三市的發展各有特色但實力差距懸殊，要平等合作離不開政府和非政府合作組織的主導作用來構筑長株潭物流發展共同平臺。另一方面在長株潭區域物流競合過程中，政府和物流企業是主要的合作主體，以市場為主導的物流企業合作的區域性雖不強但作為競合的核心動力應該發揮主角作用，在不違背區域物流發展總體規劃的前提下，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上，長株潭物流企業若能突出各自的個性，弘揚地方特性，開發出適應市場需要的特色產品，開拓特有市場，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在競爭中謀求合作，在合作中提升競爭檔次，共同打造長株潭區域物流企業品牌；在區域內形成有機的產業鏈和實現產業聚集，整合資源，形成整體優勢，在優化整個區域的物流產品結構和保持整體形象的前提下，建立跨區域的物流企業集團，選擇競爭博弈下的市場運營方式[5]。

形成完整的具有長株潭地域文化特色和“兩型社會”建設需要的物流產業鏈和產業體系。湖南物流產業由于缺乏規劃，大多是屬于競爭型產業，產業集群由大量從事物流貨代、專線運輸、企業外包物流、信息中心等類的中小企業組成，產業鏈不長。首先遵循核心主導、緊密輻射、網絡聯動原則，提升產品的資源功能承載單元之間的空間聯動性，按照專業化分工協作和產業聚集的合作性競爭兩個層次，構建輻射不同地域的三級物流中心。與“一核三區”重點物流園區相對應，在長株潭三角地區、衡陽、懷化、常德構建輻射全國各省或部分省份的一級物流中心；構建以地級市為中心，輻射全省各其他地市或部分其他地市的二級物流中心，是連接一級物流中心、二級物流中心、三級物流中心的重要樞紐，承擔起結合一級物流中心輻射過來的物流業務，還要將本地市的物流輻射到各個一級物流中心或二級物流中心；構建以縣或縣級市為中心，輻射本縣以及本市各縣的三級物流中心[6]。以區內三級物流中心依托，以區內城市間高速公路、快速干道、鐵路和水路為骨架，　調整物流非生產性產品結構和服務，根據區內城市物流的需要，應該在城市的周邊建立相應的配送中心，讓他們相互依存，相互競爭，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的整體，真正實現門到門的服務，形成柔性化、多元化、特色化體系，應對外來物流企業帶來的巨大沖擊。

創造有利于物流產業聚集的軟硬環境，即基礎設施共建、市場信息共享。加快機場、港口、高速鐵路和公路、城市輕軌等城市通道和基礎設施、服務設施的配套與銜接，加速建設物流園區和倉儲節點，打破地區經濟壁壘，消除區域合作各種障礙，實現商品和高層次人才、信息各要素的自由流動，培育統一的區域物流市場和品牌，共享品牌形象，共享銷售隊伍和銷售渠道；強調信息資源公開、透明、暢通、宣傳、交流、推廣工作，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物流企業特別是中小物流企業對信息化的認識，成立長株潭經濟區物流信息中心，把信息化作為產業集成的重要功能組成部分，以應用為突破點，鼓勵引導企業應用互聯網絡、電子數據交換、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地理信息系統等技術，利用信息技術，把湖南各個物流產業集群（包括一級物流中心、二級物流中心、縣級物流中心以及各個配送中心）整合起來，增強整體競爭力。從而形成區域統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網絡和服務網絡，實現區域物流的“同城效應”。

參考文獻：

[1]　長沙市規劃局.　長株潭城市群區域規劃（2008-2020）[C]　//　城市規劃：2009湖南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2009.

[2]　鄧愛民，周艷輝.　論長株潭城市群物流園區規劃建設[J].　財經理論與實踐，2009（157）：87.

[3]　彭云飛，鄧勤，歐陽國梁.“兩型社會”建設與區域物流一體化戰略框架構建——以長株潭為例[J].　經濟地理，2009（10）：21.

[4]　楊自輝，鄧恩，林安源.　湖南物流產業集群系統發展研究[J].　經濟地理，2010（3）：428.

區域社會研究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地方高等教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人才培養模式；科研成果轉化

一、地方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分析

地方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地方高等教育為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撐，不斷提升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會為地方高等教育提供物質基礎和人才、科技需求，從而推動地方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一）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1.地方高等教育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支持

據統計，截止到2008年底，全國普通高校共有2263所，其中部委院校111所，地方所屬所管高校2152所，占全國普通高校數量的95.1%。作為高校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基地，地方高校承擔著為地方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培養大批各類人才、服務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的重任。地方高校一般地處本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各地市，最容易了解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人才和科技需求，而各類地方院校正是培養創新人才的搖籃。地方高等院校可以通過學科專業設置的調整，最快地響應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社會事業發展對各類人才的需求，為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可靠而有力的人才保障。

2.地方高等教育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技支撐

地方各類高校中聚集了大量的、不同領域的專業技術人才，具有較強的科學研究能力。如果地方高等教育能立足地方特點和資源優勢，為科學研究人員提供合適的研究環境和有力的經費保障，就能有效引導這些技術人才關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有針對性的開展學術研究，積極參與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各項政策研究和技術開發，從而形成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帶動地方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

（二）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地方高等教育提供財政和就業支持

首先，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會影響到地方財政收入，從而影響地方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水平。一般情況下，經濟越發展，地方財政收入越充裕。而教育支出是地方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地方財政的支持。以2005年為例，全國各級各類教育經費總額8418.84億元，其中財政性教育經費5161.08億元，占61.3%，；其中地方教育經費支出總額為6814.09億元，高等教育經費支出1881.61億元，占27.6%。可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地方財政收入水平，從而影響高等教育經費增長。

其次，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到高等教育院校的就業狀況。就業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是由一國（地區）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決定的。在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勞動力會按照三次產業的順序依次轉移，就業結構的變化始終與產業結構的演進保持著緊密關系。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國家及地方政府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推動經濟由粗放型增長向內涵式增長轉變。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大批具有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地方經濟社會越發展，人才需求就越多，也就越能夠解決地方高等院校的就業問題。

二、目前地方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分析

近年來，隨著生源擴招和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評估，地方高校的辦學理念也在發生變化，辦學趨同的傾向越來越普遍，主要表現為“貪大”、“求全”、“攀高”，將辦學特色定位為綜合性大學或教學科研型大學，這不僅會失去地方高校自身的特色和優勢，還會造成教學與就業的脫節，對服務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分不利，同時也影響地方高校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一）地方高等教育的辦學定位存在誤區

目前我國很多地方院校為了在各類評估中得到認可和榮譽，盲目提高辦學層次，擴大招生規模，如專科變學院，學院變大學現象較為普遍。為了招收更多的生源，很多地方高校在學科專業建設上追求大而全，如很多冶金學院、化工學院也增設了會計學、市場營銷、國際經濟與貿易等。隨著學生數量不斷增多，人才培養越發粗放化，丟棄了以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為依托的辦學特色和教學規劃，導致教學質量下降，忽視了學生就業的市場需求，影響就業的穩定性。

（二）科研轉化機制不健全

地方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應用性研究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才能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但是調查顯示，地方高等教育科研成果轉化機制還不夠完善。首先，缺少便捷的科研轉化平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政策支撐和制度約束，政府相關部門每年需要完成大量的課題研究，其中地方高等院校參與程度很高。但是目前在課題管理過程中缺少高效的科研轉化評價機構，成果轉化存在難度。其次，地方高等院校的自我調適機制不健全。很多地方高校在科研管理上帶有很強的目的性，科研項目和成果重級別、重數量，地方導向不明晰，其后果是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但是能滿足地方實際需求的越來越少。

三、地方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對策探討

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是高等教育的三項主要職能。地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要以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基礎，立足地方，積極探索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有機結合的渠道，以帶有地方特色的教育教學模式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這既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地方高校謀求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地方高等院校要強化教育服務地方的辦學理念

地方高等院校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地方財力的支持，而地方財政收入水平取決于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并且地方經濟生產部門又是地方高校畢業生的主要就業市場。因此，地方高校應該強化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辦學理念，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工作中要立足于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科技需求，調整學校的辦學定位并突出辦學特色，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培養更多應用性人才，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也為學校拓寬就業渠道，以期實現區域經濟社會和諧發展與地方高等院校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二）立足地方特色，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才需求和流動呈現出市場化特征，即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帶有明顯的區域特征。因此，地方高等教育發展要以地方人才需求為基礎，立足地方特點和資源優勢，優化學科、專業設置，完善教學計劃，注重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融合，培養社會需要的具有求知欲望和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1．以地方人才需求為導向優化學科、專業設置

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形式的變化，社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也在不斷進行調整和優化，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也會隨之而變化。因此，地方高等院校的學科建設和專業課程設置不能只守著過去的傳統而一成不變，也不能因為求高、求大、求全的辦學思想而脫離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而是應該與時俱進地了解地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調整、變化的狀況，根據地方社會需求優化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形成自己的特色, 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對人才的新要求。

2．以地方經濟特色為基礎推動課程建設

地方高等院校要圍繞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著力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人才的培養以課程建設為基礎，隨專業設置而所開課程的教學內容是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課程與課程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首先，地方高校的教學管理者要協調好每一個專業所需要的課程的銜接關系，既要避免課程之間的內容重復，又不要出現課程之間內容的空白斷檔。其次，每一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在一定時期是相對固定的，但是隨著地方人才需求的變化，課程內容的側重點會發生變化；隨著政府調節經濟發展的政策變化，課程所涉及的政策內容也要不斷更新，以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另外，有些課程的教學素材可以來源于本地區實踐領域的企業、行政管理機構以及社會中介機構，必要時還可以待學生進行實地參觀、實習，使學生能夠明確努力的方向，提高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

（三）完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

首先，地方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應重視地方高等教育院校科研成果轉化工作，進一步完善地方高校科研轉化機制。比如，構建一個科研成果轉化平臺，加強企業、地方相關管理部門與地方高等院校科研管理機構的聯系，引導和支持企業與地方高等院校研發人員共同承擔技術攻關項目，形成以項目為紐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長效機制。其次，充分發揮地方高校科研管理部門的功能。高校科研管理機構在成果轉化過程中，起著連接高校科研技術人員和企業及相關部門的橋梁作用，因此，高校科研管理機構應建立適應地方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并積極構架地方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支撐保障體系，使地方高校成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的技術服務場所。

在促進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地方高等院校要踐行科學發展觀，正確認識地方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促進關系，為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更多的優秀人才和更廣泛的科技支撐，謀求實現地方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雙贏。

參考文獻：

[1]張宏軍. 區域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互動關系及協調發展[J].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 2010 (08) .

[2]王立新．服務區域社會經濟是地方高校的必然選擇[J]．中國高等教育，2007（17）.

[3]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Z].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

區域社會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動態模擬；北京市山區

中圖分類號：F12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2-0018-07

動態模擬是區域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重要理論和方法。動態模擬研究的是問題而不是實際系統本身。因而研究的問題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思路和動態模型。我們曾先后采用動態模擬的理論和方法，建立大型系統動力學模型，對我國西部牧區草地資源與畜牧業可持續發展、西部省區退耕還林與糧食供需平衡、天然林保護工程、西北內陸干旱區流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取得了預期效果（呂曉英等，2001，2003，2006，2007）。本文以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為例，再對區域動態模擬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探討。

山區是典型的區域地理單元和行政轄區。在北京都市經濟的建設中，北京市山區的可持續發展，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北京山區的可持續發展涉及到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和影響，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要動態地把握具有復雜反饋機制的大系統的行為趨勢，不僅停留在傳統定性描述階段的“這種只是敘述的分析形式對揭示系統的真實性是不夠的”，即使“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已經被用于建立知識結構的數學，在處理重要的社會系統中所必須解決的實際問題方面，也不是完全適應的”(福瑞斯特，1968)。因而人們不得不另辟蹊徑。而動態模擬尤其是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成為解決此類問題的有效方法。為此，我們采用系統動力學的原理和方法，通過建立大型系統動力學模型，展示2005年到2025年期間，北京市山區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并通過各種情景下的發展方案比較分析，為山區發展規劃和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以下就山區可持續發展概念、研究思路、模型建構以及政策模擬等作一簡介。

1.山區可持續發展概念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動態過程。它要求的是，不僅當前的發展是可持續的，而且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甚至對于下一代來說，同樣應該是可持續地發展。因此，研究可持續發展一定要對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展望和判斷。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主要表現為山區林業、畜牧業、種植業、鄉村兩級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持續發展，以及山區作為首都綠色屏障的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的不斷持續增長。這是研究北京山區可持續發展需要把握的基本內涵和研究的重點內容。山區可持續發展有許多評價指標。根據北京山區的功能定位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最基本和核心的評價指標是，生態服務功能及其價值和農民以及鄉、村收入這兩大類指標。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指標，主要是指隨著北京山區森林面積不斷擴大，森林的防止水土流失、固碳制氧、凈化空氣和凈化水源的生態服務功能及其價值的變化趨勢。收入指標包括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以及鄉、村兩級企業和農村私營企業的收入變化趨勢。這兩大類指標值的不斷增加，反映了隨著鄉村產業結構調整，山區生態環境不斷改善，同時鄉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可以看出，只要突出研究這兩大類基礎性指標變化的趨勢，就可以對北京市山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況作出基本判斷。

2.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研究思路

北京山區可持續發展研究，要按照建立和諧社會的要求，以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山區發展規劃為依據，通過調整農林牧結構和加快鄉村兩級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發展，在實現山區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要促進山區生態環境不斷改善，實現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不斷增長，構筑和強化山區對北京市的綠色屏障作用。

為此，本項研究建立了大型系統動力學模型，展示從2005年到2025年未來20年間，北京市山區種植業、林業、畜牧業、鄉村兩級和私營企業、農村人口的發展趨勢，以及山區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的變化趨勢，并進行多種情景的方略比較和分析，為政府和部門決策提供依據。

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系統動力學模型主要由種植業、畜牧業、林業、鄉村兩級和私營企業以及人口、生態服務功能及其價值等六個模塊構成。這六個模塊之間的基本關聯，如圖1所示。種植面積、種草面積、荒山造林面積及其變化過程都要受到現存荒山荒地面積的制約，而且它們相互之間也存在使用面積的制約，例如林業中的退耕還林會直接減少耕地面積，荒山造林面積的不斷擴大，也會使荒地中可用作耕地和草地的面積同時減少。草場和種植業為家畜提供飼草并對家畜存欄數量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還可以通過異地購進飼草飼料減輕本地飼草料對飼養家畜的制約）。從生產函數來看，鄉、村兩級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發展受到勞動力、農業產品以及固定資產投資等生產要素的影響。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取決于林地面積和質量。環境受到生態服務功能以及鄉村和私營企業污染排放和治理的影響。可持續發展就是上述各個構成要素之間相互制約和促進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動力學研究，就是以山區系統的主要構成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作用極性為依據，通過上千個方程構建而成的大型模型，使上百個變量形成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用動態模擬的方法，展示出未來20年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的趨勢。

3.山區可持續發展動力學模型

下面概略地介紹種植業模塊、鄉村和私營企業模塊、林業和森林服務功能及價值模塊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結構。

3.1 種植業模塊介紹

種植業模塊主要研究荒地、耕地面積變化趨勢，以及各種農作物種植面積、產量和收入變化狀況。

3.1.1 荒地面積。根據有關資料，2004年北京市荒地總面積為77.75萬畝。今后荒地主要用于人工造林和作為草場，少量通過流域治理后形成耕地。荒地面積等于上年面積減去當年荒地減少的面積。荒地減少的面積主要是京津風沙工程造林面積、水源涵養林面積、山地種草和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的新增耕地面積。今后，每年可能新增加的京津風沙造林面積、水源涵養林面積和耕地面積，都采用表函數形式來賦值，而且通過變化這些表函數值可以達到對各種規劃方案進行比較和分析的目的。

3.1.2 耕地面積。耕地面積是流位變量。當年耕地面積等于上年末耕地面積加上當年新增加面積，再減去減少的耕地面積。每年可能新增耕地面積以表函數形式賦值。每年可能減少的耕地面積主要包括：用于水源涵養林占用的耕地面積，耕地種草面積，果園新增面積，非農占用耕地面積，都以表函數形式賦值。

糧食作物中主要研究小麥、玉米和其它糧食作物的占用耕地面積、產量及收入。經濟作物面積通過其占耕地面積的比例求得，主要研究油料和藥材等。耕地面積減去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面積后等于其他農作物面積，主要研究蔬菜、瓜果類、青飼料和其他作物。在完成上述計算后，最后匯總得到糧食總收入、經濟作物總收入、其他農作物總收入以及種植業總收入。

3.2 鄉村和私營企業收入模塊介紹

從貨幣角度看，企業生產經營過程是一種資金周而復始，不斷流轉的過程。企業依賴一定的勞動力、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購買原燃、材料而開始進行生產，銷售產品獲得收入，除去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各項耗費，包括銷售成本、銷售稅金及附加、營業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以及營業外收支等，形成企業可分配利潤，然后再提取企業盈余公積金、公益金、應付利潤等，最后形成企業未分配利潤。利潤是企業投入資本的增值，也是企業可以自有資金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擴大再生產的重要籌資部分。企業上述資金流轉過程，形成了資金流轉回路，如圖2所示。北京市鄉村兩級企業和私營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資金運轉過程及其擴大生產和增加收入的動態模擬，基本都按照這種分析思路所展開。由于企業資金流轉和擴大生產的機理和過程基本相同，因此，可以采用系統動力學中高級DYNAMO的宏函數（宏指令）進行描述，然后在鄉、村和私營企業的運算過程中逐一調用。

宏指令MACRO是具有特定功能和相應的指令名的一組方程。宏指令常常在下述情況時應用，即當模型中的一塊結構多次重復出現，唯一的差別是可能具有不同的參數或輸入值。把這些方程用一個單一函數的形式表達出來并命名，即形成用戶自定義的宏指令。自定義宏指令簡化了描述過程，縮短了程序請單，更便于閱讀和理解模型。

3.3 林業模塊

和其他生物體一樣，林木的生長、發育過程也是一種具有反饋機制的動態過程。從整個群體而言，無論天然林還是人工林，當成過熟林枯死被采伐后，經過人工造林或跡地更新，林木便開始進入了幼齡林，再經過中齡林組、近熟林組后，又轉入到成熟林和過熟林組。各個林齡組依次周而復始地循環，構成了森林群體不斷繁衍再生的完整的大回路。

在這種往復循環的動態變化過程中，按林齡劃分的面積和活立木蓄積量的變化都是一種累積過程，因而它們在系統動力學中被看做是流位變量。而林木的自然增長和枯損以及前一個林齡組向后一個林齡組的轉移速度，還有人們對林木的各種方式采伐等，都具有流率（或速率）變量的特征。森林林分變化的過程和輪伐周期很長，因此特別適宜采用系統動力學的原理和方法，根據研究目的建立相應的林齡結構模型，開展林分面積和蓄積量變化過程的動態模擬和政策分析。

按照北京市山區有林地林分來源，模型劃分為天然林、人工林和飛播林，在每一林分中，又劃分為幼齡林（1～2）、中齡林（3）、近熟林（4）、成熟林（5～6）、過熟林（7）等7個林齡組。以天然林為例，林齡結構動力學流程圖，如圖3所示。圖中只包括了林齡面積和蓄積量及其與主要相關變量之間的因果聯系。在逐年計算出各林種的林齡面積和蓄積量之后，再根據林齡面積或蓄積量，利用不同計量公式，十分方便地計算出歷年森林的直接價值、各種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以及人工造林和森林管護投資等多項指標。

4.動態模擬的政策分析――以林分變化及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及價值為例

4.1 林分變化趨勢

4.1.1 齡林面積變化趨勢。北京市山區荒地面積為77.75萬畝，主要用于栽植生態林、果園、牧草地和少量耕地。2005年，北京市山區有林地總面積為573.1萬畝，從擴大牧草地為主、適當擴大林地角度，預計2010年有林地總面積可能增加到580萬畝，新增面積6.9萬畝，年均遞增率為0.24%，2020年可能增加到586.5萬畝，10年間年均增長率為0.11%，到2025年有林地總面積可能為587.1萬畝，比2005年增加14萬畝。

在上述方案下，總體看，林分面積結構將逐步趨于合理（圖4）。有林地面積中，幼齡林地面積將呈現出逐年減少的總趨勢，2005年幼齡林地面積為336.1萬畝，占林地總面積的58.64%；2010年預計為292.23萬畝，2005年減少43.77萬畝，所占比例下降為50.40%；2020年減少到198.91萬畝，所占比例下降到33.91%；2025年再減少到160.54萬畝，25年間共減少了175.56萬畝，所占比例下降到27.34%。總體看，中齡林地面積變化較小，2005年中齡林面積為141.17萬畝，占林地總面積的24.63%；2010年面積略有增加，預計為141.63萬畝，2020年略有減少，預計為141.16萬畝，到2025年預計減少到133.24萬畝，占林地總面積的22.69%。近熟林、成熟林和過成熟林地面積都呈現出逐年增多的趨勢，它們占林地總面積的比例，分別由2005年的9.10%、6.28%、1.34%，提高到2010年的13.24%、9.51%、2.43%；到2025年分別提高到19.51%、21.61%和8.86%。

4.1.2 林地蓄積量變化趨勢。和林地不同齡林面積變化趨勢一樣，不同齡林的活立木蓄積量結構，也逐步更加合理（圖5）。2005年以前，北京市山區林分齡林蓄積量結構很不合理，林分質量較差，主要表現在幼齡林和中齡林地面積較大且活立木蓄積量較多，而近熟林和成熟林地面積和活立木蓄積量都較少。2005年北京市山區有林地活立木總蓄積量約為884.55萬米3，其中幼齡林和中齡林地蓄積量分別為255.71萬米3和263.58萬米3，分別占有林地總蓄積量的28.91%和29.80%，而近熟林、成熟林和過成熟林分別占總蓄積量的15.26%、19.66%和6.37%。到2010年，幼齡林和中齡林地的蓄積量合計占到總蓄積量的51.43%；到2025年，幼林齡和中齡林地的蓄積量占總蓄積量的比例，才分別降低到17.68%和16.72%，屆時近熟林、成熟林和過熟林地的蓄積量分別占總蓄積的19.24%、29.64%和16.71%，齡林立木蓄積量結構變得比較合理，林分質顯著提高。

4.1.3 天然林地齡林面積和蓄積量變化趨勢。2005年北京市山區天然林地總面積為276.59萬畝，今后基本保持不變。天然林地齡林面積的構成很不合理（圖6）。2005年幼齡林地面積占天然林地總面積的64.39%，也就是說，在天然林地中，約有2/3是近些年里成長起來的幼齡林； 中齡林面積占27.88%，近熟林和成熟林才各占5.38%和2.11%。到2025年，天然林中的幼齡林面積可能減少到99.5萬畝，仍然占天然林面積的35.97%，也就是說，經過25年的齡林轉化，幼齡林面積還要占到天然林面積的1/3以上。中齡林面積基本上保持在77萬～79萬畝之間，所占比例大體在29%左右。2025年，近熟林和成熟林面積分別占天然林面積的20.25%和13.98%。可見，雖然經過25年的生長，天然林各齡林面積結構仍然不合理，表明對北京市山區天然林需要進行更長時期的保護和加強撫育。

天然林地各齡林立木蓄積量結構也很不合理（圖7）。2005年幼林蓄積量占天然林總蓄積量的47.01%，中齡林蓄積量占37.38%，幼齡林和中齡林地合計蓄積量占到總蓄積量的84.39%；而近熟林蓄積量占10.62%，成熟林蓄積量僅占4.52%，可見，幼、中齡林蓄積量明顯偏大。到了2025年，幼齡林蓄積量所占比重仍然達到38.63%，中齡林蓄積量比重為25.04%，近熟林蓄積量比重上升到19.39%，成熟林蓄積量比重也僅上升到14.75%，即經過25年的生長和撫育，天然林各齡林立木蓄積量結構仍不合理，林分質量仍然較差。

4.1.4 不采伐方案人工林地齡林面積和蓄積量變化趨勢。2005年人工林總面積為262.53萬畝，2010年可能增加到268.74萬畝，年均增長0.47%，2020年可能增加到274.77萬畝，年均增長4.45%，2025年可能達到275.13萬畝，比2005年增加12.6萬畝。從各齡林面積來看，2005年人工林齡林面積結構極不合理，幼林和中齡林地面積所占比重過大（圖8），幼齡林面積占人工林總面積的49.31%，即人工林地中將近有一半是幼林地；中齡林面積占到22.92%，近熟林面積占13.60%，成熟林面積僅占11.50%。到2025年，預計幼林地面積占人工林總面積的比重將下降到18.91%，中齡林面積比重下降到17.14%，近熟林面積所占比重上升到18.41%，成熟林面積比重提高到29.11%，過成熟林面積所占比重也上升到16.43%，齡林面積結構逐漸趨于合理。

2005年，人工林地立木總蓄積量為511.93萬米3，2010年增加到620.24萬米3，年均增長3.91%，2025年可能達到1013.8萬米3，25年中年均增長率為2.77%。人工林齡林蓄積量相對比較合理（圖9），2005年，幼齡林蓄積量占人工林總蓄積量的15.59%，中齡林蓄積占24.55%， 近熟林蓄積占18.35%，成熟林蓄積占30.82%，過成熟林蓄積占10.68%。此后，齡林蓄積量結構逐漸向過成熟林演化，到2025年，幼齡林蓄積占人工林總蓄積量的比重下降到4.34%，中齡林蓄積比重下降到11.25%，近熟林蓄積比重為19.02%，成熟林蓄積比重為39.11%，過成熟林蓄積比重上升到26.27%。齡林蓄積量結構的這種變化表明，人工林可以適量采伐，以便減少過成熟林蓄積量所占比重。

4.2 人工林采伐方案的林分變化趨勢

根據前面對人工林齡林立木蓄積量分析，設計從2005年開始，對人工林的成熟林（第6級）和過成熟林的立木蓄積量分別按其存量的10%進行采伐，并叫做方案2。采伐以后，對有林地林分及森林生態服務價值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動態模擬情景分析所要研究的重點內容。

4.2.1 采伐總面積和總蓄積量變化趨勢2005年采伐總面積和立木蓄積量為1.81萬畝和12.46萬米3，2010年為1.92萬畝和11.62萬米3，2020年為2.96萬畝和14.43萬米3，2025年將達到3.50萬畝和17.22萬米3。可以看出，采伐面積將逐年增多，采伐立木蓄積量先是逐年減少，到2010年以后，又逐年增多。

4.2.2 采伐后齡林面積和蓄積量變化趨勢。由于采伐后跡地更新，新造林面積增多，方案2幼齡林地面積比不采伐時呈逐年增多趨勢（圖10）。2010年，方案2幼齡林面積為121.09萬畝，比不采伐面積（112.36萬畝）增加8.73萬畝，2025年方案2達到83.66萬畝，比不采伐面積（50.03萬畝）增加了31.63萬畝。與不采伐方案相比較，采伐后成熟林面積和過成熟林面積將比不采伐時的面積逐年減少。2010年方案2成熟林面積比不采伐時面積減少了4.32萬畝，2025年減少面積擴大到13.44萬畝。2010年方案2過成熟林面積比不采伐時面積減少了4.56萬畝，2025年減少面積擴大到33.01萬畝。

與不采伐時相比，采伐方案2人工林立木總蓄積量減少數量呈逐年擴大趨勢。2010年方案2立木總蓄積量比不采伐時減少了59.84萬米3，2020年減少量繼續增加到182.61萬米3，2025年減少數量進一步擴大到257.53萬米3。

4.3 人工林采伐對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價值的影響

一般認為,森林資源價值可分為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兩大部分。其中，使用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包括存在價值、遺產價值和選擇價值。直接使用價值指與森林產品和生態服務的利用直接相關的價值，例如木材、非林木產品、游憩等。間接使用價值指人們間接從森林資源的生態服務功能中獲得的效益，例如流域保護、固碳制氧、凈化空氣等。選擇價值是人們為了將來能直接利用和間接利用森林資源的某種服務功能所意愿支付的價值。存在價值是人們為確保森林資源的生態服務功能繼續存在所意愿支付的價值。遺產價值是人們為子孫后代將來利用森林資源所愿意支付的價值。

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價值估算還很不規范，計算結果相差很大。李忠魁等（2001）對北京市森林資源價值作了初步測算，結果表明,林地價值、木材和果品產出價值，生態環境價值及社會效益價值四大部分的現值分別為20.8億、159.16億、2 119.88億和13.53億元人民幣，總計為2 313.37億元。其中,環境資源價值占總價值的91.63%。余新曉等（2002）對北京市山地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價值進行了初步研究，結果表明，面積為4 056.64km2 的北京山地森林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每年為167.78 億元，其中涵養水源價值為91.67億元，凈化水質價值為15.3億元，保持土壤價值為2 806.92萬元， 固碳制氧價值為2.24億元。凈化環境價值為48.65億元，游憩價值為9 074.98萬元，林果品價值為8.73億元。高云峰等（2005）對北京市山區森林資源價值評價結果是，2003年北京市山區森林資源整體價值（現值）為3 143.51億元。其中，使用價值為2 974.96億元，占94.64%；非使用價值為168.55億元，占5.36%。在年直接使用價值中，林地總價值為7.47億元，林木總價值為23.58億元，經濟林產出價值為12.23億元。間接使用價值中，涵養水源總價值為50.46億元，保育土壤價值為1.01億元，凈化環境總價值為17.74億元，固碳和制氧價值分別為4 781.60萬元和3 541.93萬元（合計為8 323.53萬元，）防風固沙價值為602.88萬元，游憩價值為7 543.34萬元。

目前，在森林資源價值估算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其一是，大多以林地總面積和總蓄積量去計量功能價值，而很少從齡林組成角度進行估算。其二是，現有的價值計算中，有些功能，如涵養水源中森林蓄水功能與凈化水質和調洪等功能價值重復計算。其三是，大都沒有開展動態模擬，因而也很少進行有關經濟分析和政策研究（呂勝利等，2006）。

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很多，從開展可持續發展研究目的考慮，我們以齡林變化為基礎，動態地研究了北京市山區有林地森林涵養水源、保土、保肥、固定二氧化碳、制造氧氣、凈化空氣（吸引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等）等主要功能及其價值。在不采伐森林情況下，2005年初步測算的上述森林主要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為32.34億元，其中森林涵養水資價值為26.50億元，保土價值為0.67億元，保肥價值為3.68億元，固定二氧化碳價值0.73億元，制造氧氣價值0.65億元，凈化空氣價值0.11億元。森林生態服務功能也具有動態特征。到2025年預計北京市山區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價值將達到45.07億元，比2005年增長39.39%，年平均增長1.34%

人工林采伐方案，雖然每年可得到一定數量的木材和薪柴，但是整個山區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及價值將逐年減少（圖11）。2010年預計方案2全市山區森林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為35.04億元，比不采伐時生態價值減少近0.8億元，減少了2.23%；2015年方案2生態價值為37.59億元，將減少1.67億元，減少了4.26%；2020年方案2生態價值為39.69億元，將減少2.68億元，減少了6.34%；2025年方案2生態價值約為41.24億元，比不采伐時減少3.83億元，減少了8.51%。可以看出，分別采伐成熟林和過成熟林地立木蓄積量的10%，在2015年以前對全市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及價值的影響小于5%，而在此后影響將越來越大。所以，在2015年以后，對人工林的采伐比例應不超過成熟林和過成熟林立木蓄積量的10%，并要逐年有所減少。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種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性，我們又假設從2005年開始北京市山區有林地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價值增加100億元，達到132.34億元，但此后不進行人工林采伐，稱之為不采伐方案3。同時，在方案3基礎上，又假設和方案2一樣進行采伐，并將此稱為方案4。對方案3和方案4運行結果進行比較，可以看出，2010年采伐方案4比不采伐方案3森林生態服務價值減少了2.16%，2015年減少了4.19%，2020年減少了6.83%，2025年減少了8.84%。這說明，即使在估測的森林生態服務價值增大的情況下，在2015年以后，北京市山區人工林地成熟林和過成熟林的立木蓄積采伐比例，同樣不能超過10%，否則山區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及價值將顯著下降。

5.結語

系統動力學模型主要用于了解系統行為和設計系統，并非用于預測未來。實際上，用模型去設計一個系統也就是在創造未來（福瑞斯特，1987）。系統動力學導取內部的觀點，認為系統的行為是由系統的內部結構和政策變量引起的。因此，系統動力學研究問題的最終目的，就是找出哪些政策變量和結構的變化可以改善系統的行為。同時，在現實社會里，經濟、社會、科技的管理和發展的決策，都面臨著長期目標和短期行為之間的抉擇。幾乎每項決策或政策，如果從長遠來看它是有利的話，則它的短期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反過來也一樣，有利于短期利益的政策，則往往使長期發展的環境惡化。因而判斷某項政策或決策是否恰當的標準，一般來說，不應著重于它的短期效應，而應著眼于是否能促進系統的中、長期發展（福瑞斯特，1987）。通過上述對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系統動力學建模思路、模型結構的介紹，尤其是對林分齡林結構變化以及人工林采伐方案對森林生態服務功能及價值影響的動態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山區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重要意圖，不是偏重于一般的經濟數字預測，而是在于通過對各種可能情景下的系統行為趨勢的比較，尋求更加有利山區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如何在情景分析中能夠體現決策層的經驗和想法，是區域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動態模擬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加強的重要問題。

基金項目：本文是北京農學院三項基金資助項目“京郊山區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模擬研究”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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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呂勝利，呂曉英.天然林保護工程綜合價值的動態模擬與投資的費用-效益分析［J］.開發研究，2006,(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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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云峰等.北京市山區森林資源價值評價［J］.中國農村經濟，2005,(7):19～29.

區域社會研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廣東;本科學校;結構;布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高等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最高領域。高等學校通過展現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功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人才保證、智力貢獻、科技支撐、文化繁榮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本科學校①的結構、布局與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相互影響與作用的關系。根據地理特征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廣東省可劃分為珠三角、粵東、粵西、粵北4個區域，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市，粵東包括汕頭、汕尾、潮州、揭陽4市，粵西包括湛江、茂名、陽江3市，粵北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云浮5市。截至2014年8月，廣東省共有本科學校46所，占全省高等學校數（含獨立學院）的32.6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6.32%）。就區域分布看，珠三角38所、粵東2所、粵西4所、粵北2所，分別占本科學校數的82.60%、4.35%、8.70%和4.35%。本文通過文獻研究、調查研究、比較研究、數理統計等方法，在全面把握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總體情況的基礎上，重點研究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人口規模、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的相關性和適應性，提出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調整優化的基本原則和主要策略。

一、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關性研究② （一）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人口規模的相關性分析

運用SPSS 19.0對全省2001―2013年本科學校數、在校本科生數、常住人口并對全國2001―2013年常住人口、本科學校數和2005―2013年在校本科生數等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

從全省層面看，常住人口與在校本科生數、本科學校數二者的顯著性水平均為0.000（小于0.05），表明常住人口與二者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即三者之間均為正向影響和強烈的線性關系;同時，常住人口與在校本科生數的相關程度（相關系數為0.992）高于常住人口與本科學校數的相關程度（相關系數為0.927），這些均與全國總體表現情況相同，但同比全國常住人口與本科學校數的相關程度，不如全國高（見表1）。

從各區域及深圳市③層面看，常住人口與在校本科生數相關系數于珠三角及深圳均表現為同升現象;粵東、西、北地區則存在個別相反現象。由于2001―2013年粵東、西、北地區本科學校數未發生變化④，深圳未發生明顯變化⑤，故粵東、西、北地區常住人口與本科學校數無相關性，深圳則為不顯著相關（見表2）。

綜上，珠三角常住人口與本科學校數、在校本科生數二者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深圳市的常住人口與在校本科生數相關性較強，但與本科學校數相關性不顯著;粵東、西、北地區常住人口不僅與在校本科生數的相關性相比珠三角和深圳市弱，而且與本科學校數也不具有相關性。

（二）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經濟規模的相關性分析

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研究運用SPSS 19.0對全省2001―2013年本科學校數、在校本科生數、GDP及全國2001―2013年本科學校數、GDP和2005―2013年全國在校本科生數等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

從全省層面看，GDP與在校本科生數、本科學校數二者的顯著性水平均為0.000（小于0.05），其中與在校本科生數的相關系數為0.986，與本科學校數的相關系數為0.931，均呈現出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表明三者之間均為正向影響，具有強烈的線性關系，這與全國的表現情況是一致的，但同比全國2001―2013年GDP與本科學校數的相關程度，不如全國高（見表3）。

從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看，GDP與在校本科生數的相關系數在各區域均表現為同升現象; 2001―2013年粵東、西、北地區本科學校數未發生變化，深圳未發生明顯變化，故粵東、西、北地區GDP與本科學校數無相關性，深圳為不顯著相關（見表4）。

（三）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性分析

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用Matlab軟件）對全省2004―2013年三次產業就業人數比重與各學科專業在校本科生比重進行量化分析，采用典型相關方法對全省2001―2013年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數與三大產業生產總值進行相關分析，以進一步明晰廣東省本科學校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

從全省層面看，就學科專業而言，農學與第一產業就業結構密切相關，相關系數達r9=0.5041;工學、理學、管理學、經濟學與第二產業就業結構密切相關，相關系數分別達r8=0.8230、 r7=0.7228、r11=0.6323、r2=0.6017;文學、管理學、理學、經濟學、工學與第三產業就業結構密切相關，相關系數分別達r5=0.8306、r11=0.7965、r7=0.7289、r2=0.6512、r8=0.5436。就學生層次而言，各層次學生與三大產業間都有很強相關性（見表5）。

（四）小結

1.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人口規模之間，在省域層面整體上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特別是在校本科生規模與人口規模的相關程度高于本科學校數與人口規模的相關程度（與全國總體表現一致）;在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上則表現有強有弱，特別是本科學校數與人口規模在有些區域無相關性或相關性不顯著。

2.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經濟規模之間，在省域層面整體上仍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特別是在校本科生規模與經濟規模的相關程度高于本科學校數與經濟規模的相關程度（與全國總體表現一致）;在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上則不明顯，特別是本科學校數與經濟規模在有些區域無相關性或相關性不顯著。

3.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相關性，一是因學科專業而異，如工學、理學、管理學、經濟學均與第二、三產業具有相關性，但與第一產業相關性弱，而農學正好相反。二是雖然各類層次的人才培養在省域層面和多數區域層面上與三大產業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但在個別區域則有所差異――或者因缺少研究生培養資格而無法為所在區域提供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如粵北;或者因受區域內本科學校數量及人才培養規模所限，無法適應本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各層次人才需求量激增的態勢，如深圳市。因此，在本科教育資源與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如果不及時地大力地調整人才培養的學科專業及層次結構，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相關性會進一步弱化。

二、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未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適應性研究 （一）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未來人口趨勢的適應性分析

1.基于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⑦的分析。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即每所本科學校對應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越高，說明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本科入學率越低，反之越高。

從全省層面看，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⑧在2005―2021年間呈下降趨勢，2021年后又開始上升;2015―2024年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在2.77萬―3.76萬人之間。假定2014年之前廣東省本科學校數量尚能保證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本科入學率逐年上升，則從2015―2024年間廣東省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的最高值（3.76萬人）仍低于2014年之前的數值來看，本科學校數量可以適應未來人口發展的趨勢;但仍高于我國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實際上這一狀況在2011年已出現），尤其是遠高于我國東部以及東北部地區的平均水平（東部地區一般在1.14萬―1.64萬人之間，中部地區一般在2.40萬―2.65萬人之間，西部地區一般在2.19萬―2.73萬人之間，東北地區一般在1.74萬―0.91萬人之間）。如圖1所示。

注：缺2010年數據。

圖1全國主要區域及廣東省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2005―2024年）（單位：萬人）

從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看，除了珠三角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外，粵東、西、北地區和深圳市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見圖2）。

注：缺2010年數據。

圖2廣東省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2005―2024年）（單位：萬人）

因此，在保持現有本科學校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廣東省高等教育學齡人口的本科入學率將遠遠低于我國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如果要在2024年分別達到差距相對較小的中、西部地區2024年的平均水平，需分別新增本科學校10所、20所;要分別達到差距較大的東部和東北地區2024年的平均水平，需分別新增本科學校43所、143所。可見，廣東省本科學校數量缺口仍然比較大，對粵東、西、北地區而言缺口更是巨大。

2.基于每萬常住人口擁有在校本科生數的分析。2013年，廣東省每萬常住人口擁有在校本科生89.21人，而北京為232.52人、天津為219.54人、上海為150.20人，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海南、重慶、陜西、甘肅等省（市）也均在100人以上，都高于廣東省。

從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看，2013年每萬常住人口擁有在校本科生數珠三角最高，為94.03人，可勉強達到我國中等水平，但深圳僅為25.86人;粵東、西、北地區偏低，粵西略接近2013年新疆（66.84人）、（68.55人）、青海（57.63人）的水平，粵北較低、粵東最低，表現出本科學校數嚴重不足（見圖3）。

因此，從每萬常住人口擁有在校本科生數來看，廣東省本科學校數與未來人口發展趨勢具有較大不適應性，特別是深圳市。

（二）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未來經濟規模的適應性分析

1.基于本科學校校均GDP⑨的分析。從全省層面看，本科學校校均GDP在2005―2013年間一直保持增長態勢，遠高于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見圖4），分別是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的1.66―1.77倍、2.28―2.59倍、2.56―3.13倍、3.02―3.28倍之間（見表7）。由此可見，廣東本科學校數相對于經濟規模發展而言一直處于偏少的狀態。伴隨著未來廣東經濟規模的良好發展勢頭，本科學校數量將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性。

從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看，2005―2013年本科學校校均GDP整體都呈增長態勢，珠三角略高于全省總體水平，其中深圳約是全省總體水平的倍數保持在4.54―7.90倍之間;粵東始終高于全省總體水平，粵北在2006年后高于全省總體水平，粵西則一直低于全省總體水平。同時，粵東、西、北地區本科學校校均GDP水平都高于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和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這表明，廣東省各區域及深圳市本科學校數量相對于經濟規模發展而言均顯不足，如果本科學校數量沒有得到明顯增加則與未來經濟規模的不適應性將更加明顯。參照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2013年校均GDP水平，廣東省本科學校數量可新增20-147所，其中粵東可新增3-11所、粵西可新增1-11所、粵北可新增2-10所、深圳可新增6-20所。

2.基于每億元GDP負擔在校本科生數的分析。2005―2013年，廣東省每億元GDP負擔在校本科生數僅為15.28―19.00人之間;雖然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每億元GDP負擔在校本科生數呈下降趨勢，但廣東仍低于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特別是與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差距較大。可見，廣東省在校本科生規模相對于經濟規模發展而言偏小，整體上未適應經濟規模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廣東省每億元GDP負擔在校本科學生數不僅無明顯增長而且還略有下降，這將使得在校本科生規模與未來經濟規模發展的不適應更加顯著（見圖5）。

從各區域及深圳市層面看，2013年每億元GDP負擔在校本科生數，只有粵西超過全省總體水平，但仍低于我國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珠三角略低于全省總體水平，但深圳市僅為1.90人;粵東、北地區都在10人以下，粵東地區還不到5人，與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有較大差距。這表明，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地區的在校本科生規模與經濟規模發展有較大的不適應性;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在校本科生規模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粵西可適當放緩在校本科生規模的發展;粵東、北地區在校本科生規模仍需著力提升;深圳市應大力擴大在校本科生規模（見圖6）。

（三）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與未來區域產業結構、水平的適應性分析

1.基于層次布局結構的分析。根據《廣東省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總體規劃（2010―2015年）》，廣東省將圍繞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目標定位，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構建以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為核心的六大主體產業，力爭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優勢傳統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達到10%以上、34%、23%、12.5%和約13%，現代產業體系基本形成。

在人才需求方面，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將對具有交叉知識的科技研發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優勢產業對具有一線工作技能、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強的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將逐步增加。可見，未來廣東既需要更多數量的研究型大學，也需要大量的應用型本科學校。然而，廣東省本科學校不僅占全省高等學校比例低于全國，而且“985工程”、“211工程”等高水平大學占本科學校的比重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差距均接近4個百分點，這兩方面與北京、上海、江蘇、陜西、湖北等高等教育發達省份相比更是差距甚遠。由此，也導致廣東省本科尤其是高層次人才培養規模偏低。從2013～2014學年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占在校生（指高等學校全日制在校生，下同）比例看，除了粵西在校本科生占在校生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外，廣東省及其各區域整體上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不但與當前廣東省經濟地位不相適應，更使得未來產業轉型升級后繼乏力（見圖7）。例如深圳市目前僅有3所本科學校，其中包括了近三年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為此全市每年要從外地引進約4萬名大學畢業生，其中市外院校理工類畢業生約占深圳市接受理工類畢業生總數的90%。

如果以生產總值比例作為本科學校設置依據，在全國本科學校、“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數量以及校均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廣東省需新增本科學校約54所，其中珠三角及粵東、西、北地區需分別新增41所（含深圳需新增18所）、5所、4所和4所;高水平大學需新增約9所，其中珠三角需新增6所，粵東、西、北地區各需新增1所。

2.基于類型布局結構的分析。從全省層面來看，1978年以來，廣東省第一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產業比重基本穩定，呈現出徘徊、下降、上升交相替代且在一個狹窄區間波動的狀態;第三產業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趨勢，2013年首次超越第二產業，三次產業按照“三、二、一”方向發展。根據發展趨勢，預計2015―2030年間廣東省第一、第二產業比重仍將逐步降低，第三產業比重將進一步提升。

在區域產業結構上，珠三角第三產業發達，比重超過50%，其中深圳市達到56.54%;粵東、西、北地區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相對較大。根據相關規劃，到2020年珠三角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60%，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50%，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30%，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顯著下降;粵東、西、北地區將積極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產業特色鮮明、集聚效應明顯的產業轉移集群。由此可見，未來珠三角第三產業的比重將不斷提升，粵東、西、北地區第二產業將不斷顯示優勢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海洋經濟將在2015年達到1.5萬億元，占全省GDP總量1/4，基本建成海洋經濟強省;到2020年，全省實現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戰略目標。

因此，未來全省層面高校需要大力發展的學科門類是工學、理學、管理學、經濟學和文學。珠三角未來幾年最需擴大的學科門類為文學、管理學、理學、經濟學、工學，對應的學校需求類型為理工院校和財經院校;粵東、西、北地區的學校需求類型則以理工院校為主。2013～2014學年，從全省本科學校共計開設的2370個專業來看，工學專業數量最多，其次為管理學專業，之后依次為藝術學、理學、文學、經濟學、醫學、法學、教育學、農學、歷史學、哲學專業;在校本科生94.96萬人，按規模排序依次是工學、管理學、文學、經濟學、理學、醫學、藝術學、法學、教育學、農學、歷史學和哲學。僅從專業設置和在校本科生比重看，基本符合產業發展需求，但藝術學、法學和教育學的專業占比和在校生占比都過大（見圖8）。

在區域層面，2013～2014學年，珠三角本科專業按照設置比例排序依次為工學、管理學、藝術學、文學、理學、經濟學、醫學、法學、教育學、農學、歷史學和哲學等專業，在校生規模除文學、經濟學、藝術學、理學依次排在管理學之后，其它學科與其專業設置比例排序相同。從產業發展角度看，存在藝術學和教育學培養規模過大的問題，其專業設置和在校生規模比例分別達到10.82%和6.53%、3.06%和2.22%。粵東第二產業發展所需的工學、管理學、經濟學專業設置比例過低，分別僅為18.99%、11.39%和3.80%，而文學、藝術學、教育學、歷史學專業設置比例過高，分別為17.72%、13.92%、6.33%和1.27%，與此相對應，其人才培養規模難以適應地區第二產業發展需求。粵西經濟學培養規模過小，專業設置比例僅為2.79%，而醫學、藝術學和教育學專業設置比例過高，分別為6.98%、11.63%和6.51%。粵北工學、經濟學培養規模較小，專業設置比例分別為23.08%和1.71%，而藝術學、教育學專業設置比例過高，分別為14.53%和8.55%，師范類在校本科生比例高達92.24%。

（四）小結

1.人口是決定本科學校數量、在校本科生規模與布局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廣東，無論是從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還是從每萬常住人口擁有在校本科生數來看，本科學校都表現出與未來人口發展趨勢的不適應性，特別是對于目前本科學校偏少的粵東、北地區而言更是如此。如果考慮到除人口之外的與高等教育發展相關的其他因素，如高等教育入學年齡的放寬、高等學校招生政策的變化、高等教育毛入率的現代化指標等，廣東省本科學校數量與人口規模的不適應性將更加明顯。

2.從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地區的本科學校校均GDP和每億元GDP負擔本科學生數來看，各區域的本科學校和在校本科生規模都有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因此，在未來本科學校結構、布局上，應充分考慮區域經濟規模的承受能力，使區域本科學校數和在校本科生規模都能處在一個較為合理的范圍內。

3.在省域層面，迫切需要增加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應用型本科學校。這些學校應以工學、管理學、理學、文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為主，著力控制藝術學、教育學等學科培養規模。在區域層面，珠三角本科學校設置應該著力提高辦學層次，尤其是深圳、珠海等中心城市要注重高端發展;珠三角及粵東、西、北地區新增本科學校應以理工院校、財經院校為主。考慮到海洋產業在廣東省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應在廣州、深圳、珠海、汕頭、惠州、湛江等市擇地再建1-2所以海洋學科專業為主體的海洋院校，滿足海洋經濟強省建設對高層次涉海人才、智力、科技的需求。

三、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調整優化的對策建議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存在一系列突出問題，面臨嚴峻挑戰，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全省高等學校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連續多年保持在全國前列（2008年以來均排名全國前6位，比廣東排名靠前的僅有北京、上海、天津、新疆、），本科學校校均GDP遠高于我國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平均水平，財政保障扎實，但每萬常住人口擁有在校本科生數、每億元GDP負擔在校本科生數卻排名全國倒數，與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本科學校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仍然相當短缺;二是目前全省高校與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和轉型升級急需學科專業如工學教育規模比重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本科學校學科專業結構仍不合理、不協調、不適應;三是從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地區高等學校尤其是本科學校發展的整體情況來看，本科學校區域發展不合理、不協調情況仍然突出。因此，必須堅持不懈、科學合理地做好廣東高等學校尤其是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調整優化相關工作。

（一）基本原則

1.堅持統籌規劃，按需設置。根據全省及各區域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人口變化趨勢，統籌規劃本科學校的新建、更名、合并、分立、轉設和退出。妥善處理好存量與增量、規模與條件、當前與長遠、發展與效益的關系。以加快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契機，加大對區域內高等教育資源整合力度，從嚴控制起點低、一般性的高等職業學校的設立，鼓勵辦學思想端正、實力強的舉辦者兼并重組辦學水平低的高等職業學校，政府和有關社會力量集中更多資源發展適應全省及區域經濟社會需要的本科學校，既要有一批能直接對應產業、適應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需要的應用型本科學校，也要培育更多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學術型高水平本科學校。

2.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遵循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充分考慮全省各區域的人文環境、財政能力、智力資源、產業支撐等因素所構成的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調整優化的需求指數，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區域的本科學校結構、布局調整優化方案，著眼于較大區域而不謀求每個地級市不顧條件地都設立本科學校，努力使本科學校設置與區域功能定位、產業結構調整、人才發展需求相協調，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財政投入能力相適應，以確保本科學校能夠辦得好并能充分發揮適應、支撐、引領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作用。

3.堅持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參與。既要充分發揮省級政府統籌作用，通盤謀劃和推進全省高等教育規模、結構、質量、特色、效益協同發展，又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發展高等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切實保證教育剛性投入，不斷提升高等教育發展保障水平。同時，還要突破各種政策壁壘，積極探索混合制、股份制辦學體制，推進實力強大的行業企業興辦本科教育，引進國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應用技術大學合作舉辦獨立設置的本科學校。

（二）主要策略

1.珠三角要以服務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導向著力辦好高水平大學，同時要新建一批小而精的特色本科學校，構建以廣州（輻射佛山和肇慶）、深圳（輻射東莞和惠州）和珠海（輻射中山和江門）為中心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第一，總體上應新增20所左右（不含深圳市）以理工類、財經類為主的本科學校，其中珠海、中山、惠州等經濟發達、本科學校較缺乏的中心城市應新建或由獨立學院轉設多所本科學校，同時鼓勵支持其他市按需新建或轉設應用型本科學校。第二，鑒于區域內土地資源相對緊張，新建本科學校應主要定位于規模較小、富有特色、學科專業與區域主體產業群關聯緊密的特色本科學校。這種特色本科學校，一要突出需求導向，學科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務求與經濟社會發展及市場需求對接匹配;二要突出專業導向，按照“小而精”的原則，堅持特色化、專業化發展;三要突出開放導向，引進國內外一流高等教育資源，吸引國內外一流人才，借鑒國內外先進的辦學、教學和管理經驗，加快成長步伐。第三，繼續加大資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大學建設。努力將中山大學建設成為國內一流國際先進的高水平研究型綜合性大學，將華南理工大學建設成為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理工類大學，將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廣東海洋大學等建設成為辦學特色明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研究型大學，將南方科技大學建設成為國際化特色突出的研究型大學。第四，廣州要下定決心積極推動和支持所轄區域內的省內知名本科學校與世界排位前200名的高水平大學合作舉辦獨立設置的本科學校或二級學院。

2.粵東、西、北地區應根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條件和能力統籌舉辦若干所高起點、有特色的應用型本科學校，構建以汕頭、湛江、韶關為中心、輻射周邊城市的高等教育體系。第一，粵東以汕頭市為中心，以服務汕、潮、揭產業一體化發展為目標，重點新建包括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汕頭）、中德應用技術大學（揭陽）在內的5所左右的理工類本科學校，其學科專業設置以能源與動力工程、航海技術、海事管理、輪機工程技術、船舶工程技術、航道工程技術、油氣勘探和開采技術、石油化工、漁業綜合技術、旅游管理等為主，現有本科學校要逐步減少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外語、藝術等專業招生規模。第二，粵西以湛江市為中心，根據粵西城市群經濟社會及產業發展實際需要，新增1―3所應用型本科學校，在適當控制新增數量的同時，把工作著重點放在學科專業調整優化和擴大辦學空間上。在積極鞏固提升已有專業特色的基礎上，著重發展與鋼鐵、石化、能源、海洋運輸、海洋生物等產業相關的冶金工程、金屬材料工程、化學工程與工藝、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油氣開采與儲藏技術、材料（成型、高分子）、臨床醫學、醫學檢驗、水產養殖、海洋地質和礦產、海洋工程、海洋文化旅游、船舶工程等學科專業，可建1所以上與這些學科專業密切相關的理工類本科學校，同時充分發揮現有的廣東海洋大學、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廣東醫學院的作用，注意加快擴大廣東石油化工學院辦學空間。第三，粵北以韶關市為中心，把握振興粵北的重大機遇，著力培育若干所理工類和財經類本科學校，學科專業設置以冶金工程、材料成型、金屬材料工程、機械制造、車輛工程、電氣工程、汽車服務工程、農產品加工、旅游管理等為主，逐步減少文學、法學、經濟、教育、歷史、藝術、計算機、外語等專業設置。

3.深圳市應以更長眼光、更大魄力、更強舉措、更多形式舉辦本科學校。根據深圳市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未來一個時期，深圳市應新增15所左右的本科學校，其中既要優先發展若干所起引領作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又要著力建設一批應用型本科學校，加快擴大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規模。第一，積極推進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招收本科生并逐步擴大規模。第二，積極引進國內高水平大學到深圳舉辦研究生院、分校或整體搬遷某個學科來舉辦特色學院，重點推進在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醫療衛生、環境保護、金融等深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重要領域特色學院建設。第三，創新體制機制，創造引進世界高水平大學合作辦學的良好條件，在加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建設步伐的同時，再引進2-4所國（境）外知名大學來深圳合作辦學。本科學校設置應主要定位于發展小而精的特色本科學校。

研究和解決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局問題，既需要加強省級政府統籌，勇于改革、大膽創新，調動一切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需要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

（參加本研究的還有黃崴、劉建偉、耿景海等）

注釋：

①本研究所指本科學校為獨立設置的普通本科學校，不含獨立學院和成人本科學校。

②對于廣東省本科學校結構、布

局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關性分析，本文如無特別說明，擬用本科學校數、在校本科生數指代本科學校結構、布局，用常住人口指代人口規模，用GDP指代經濟規模。如無特別注明，本部分數據來源均為廣東省各地級以上市2001―2013年統計年鑒、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2001―2014年國家統計年鑒，同時缺少2003年廣東省在校本科生和在校專科生數據。

③鑒于深圳市是我國經濟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之一，因而本文特別將其列入研究范圍。

④分別為2所、4所、2所。

⑤2012年由1所增加到2所。

⑥因粵北無研究生培養單位，故只研究其在校專科生、本科生與三大產業之間的相關性。

⑦本科學校校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等于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數除以本科學校數。

⑧本報告以1993―2012年廣東省各地市小學招生數作為2005―2024年高等教育學齡人口的統計基數;2015―2024年本科學校數以2014年本科學校數計，依此對本科學校數量能否滿足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本科教育需求進行趨勢分析。

區域社會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貧困地區；中心城市；智慧城市；建設

黨的十報告提出，未來國家和社會發展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四化”同步發展。黔江區作為全重慶市唯一的少數民族和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中心城市，在“四化”同步發展的新形勢下，通過智慧城市建設加強信息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探索一條貧困地區區域性中心城市發展之路。通過智慧城市建設，黔江將成為渝東南的信息中心，成為武陵山地區重要的信息樞紐。通過智慧城市建設，創建面向未來的城市，黔江的居民將真切的感受到智慧生活的幸福。

一、黔江建設智慧城市重要意義

城鎮化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201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目前國內，北京、南京、廣州、重慶南岸區、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勝區等地區相繼展開智慧城市的有益探索，并取得了解決城市發展困境、升級發展的良好效果。

1、建設智慧黔江是強化黔江作為渝東南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必然選擇

黔江區地處武陵山區腹地，渝東南中心地帶，東連湖北省咸豐縣，南臨重慶市酉陽縣，西接重慶市彭水縣，北界湖北省利川市，素有“渝鄂咽喉”之稱，是國發〔2009〕3號文件、《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和重慶市委、市政府定位的渝東南及武陵山片區中心城市。區域性中心城市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具有金融、信息、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具有引領、輻射、集散作用的主導性城市。最基本的核心仍然是信息中心，而網絡、通信則是信息中心的基礎。然而，黔江目前只承接了原來作為四川省黔江地區行署所在地政治中心的部分功能，在信息、公共服務、金融方面還不具備向周邊區縣輻射、引領功能。在要加速建設成為“名符其實”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需要通過智慧城市建設來推動城市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

①建設智慧黔江將推進黔江作為區域信息中心的基礎設施建設。信息化基礎設施能讓市民充分享受廣電、電信、有線、無線、4G通信網資源，并實現網絡融合，物聯網應用。通過建設智慧黔江，無線通信和有線通信實現行政村（居）全覆蓋，100%的行政村（居）通互聯網，90%的行政村（居）通互聯網寬帶，光纖到戶（FTTH）覆蓋能力家庭達8萬戶，旅游景區、汽車站、火車站、機場、4星級以上酒店等重點區域實現WiFi熱點覆蓋。寬帶用戶接入能力基本達到每秒10兆比特以上，商業樓宇用戶接入能力基本實現每秒100兆比特以上。建立起以黔江為中心連接武陵山地區其它區縣骨干光纖網，提高骨干網間互聯互通水平，提升網絡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從而增強黔江在信息資源和要素的集聚和輻射能力，帶動渝東南及武陵山地區其它區縣。

②建設智慧黔江將提升黔江綜合服務能力，服務周邊區縣發展。通過智慧政務建設，建立政府門戶網站，推動公共權力的透明化與城市決策過程的公開化，提升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運轉效率，讓服務變得更高效、合理。 通過智慧醫療建設，整合醫療信息，醫院可以隨時查閱每位患者的歷史病歷，從中發現病癥規律，確保渝東南各區縣的患者在不同醫院得到快速、準確的醫護。通過智慧校園建設，建立起服務學生、教師和行政管理的系統，提高教學質量，推動教育事業現代化，從而增強渝東南地區在武陵山區的核心競爭能力。

2、建設智慧黔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內在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黔江區城鎮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黔江區城鎮人口達26萬人，比2000年增長了 72.56%，年均增長1.93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提高了19.3個百分點。但與此同時，隨著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問題，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 開始凸現，建設智慧黔江將解決這些“城市病”。

①解決“城市病”需要智慧黔江。一是可解決交通擁堵。通過智慧城市中的智慧交通建設，使用先進的科技手段向道路使用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便捷的服務，改善交通負荷、保證交通安全，從而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如駕駛員可通過路況預報，選擇合理的交通線路，實現人、車、路、信息一體化。二是可控制環境污染。通過智慧環境建設，建設水、氣、土壤監測網絡，保障人們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通過智慧黔江建設還可以解決更多的“城市病”，為城市提供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城市將從單純追求物理空間“粗放式”“蔓延式”的擴張轉變為“集約式”“內涵式”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②加強社會管理需要智慧黔江。通過智慧黔江建設，城市公共管理的信息讓政府和民眾共享，提升了對于城市規劃決策過程的監督能力與影響能力，最終實現了城市管理結構的扁平化，促進了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績效競爭與企業化管理改革。與此同時，城市管理的“自治”特征將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將最大限度地調動公眾參與到城市管理中來，公眾將不僅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信息的者。

③破解城鄉一體發展難題需要智慧黔江。當前，黔江城市和農村差距仍十分大，城鄉一體發展需要智慧黔江建設。通過智慧農業建設，搭建起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的有效溝通平臺，讓農村和城市融為一體發展。如農業信息網，整合商業、物價、工商等部門的涉農信息，拓寬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系統，針對農產品從生長到銷售各環節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數據進行及時采集上傳，為消費者提供及時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查詢服務，為食品安全部門提供有效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機制和手段。

二、黔江建設智慧城市可行性分析

現階段，并非所有城市都適宜推行智慧城市建設，智慧城市建設有它的規律性和內在要求，盲目建設會形成擺設，形成大量浪費，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進行可行性分析。

1、建設智慧城市所具備的基礎和條件

黔江的信息化基礎較好。無線通信和有線通信實現行政村（居）全覆蓋，100%的行政村（居）通互聯網，90%的行政村（居）通互聯網寬帶，光纖到戶（FTTH）覆蓋能力家庭達8萬戶，寬帶用戶接入能力基本達到每秒10兆比特以上，商業樓宇用戶接入能力基本實現每秒100兆比特以上。互聯網普及率60%，移動互聯網用戶達20萬戶。100%的街道鎮鄉實現內部辦公自動化，100%的街道鎮鄉實現公文交換處理無紙化、公共服務電子化。云計算中心云計算”項目建設已于2013年9月啟動建設。

2、技術上的可行性

智慧城市所需的物聯網、云計算，黔江已基本建成。目前已試運行一年多的“數字城管”，數據采集與監視控制系統（SCADA，用于設備的監視與控制）、控制系統（傳感網絡）、信息處理系統（分析收集的信息為主的系統）三個方面都沒有問題，可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加以功能拓展。

3、操作上的可行性。黔江區已成產信息化建設領導小組來統領智慧城市建設，并在不同領域進行分步組織實施。金融、市政、政務辦公、氣象、衛生等系統都已開發具有智慧城市特征的系統平臺，為下一步互聯互通奠定了基礎。目前黔江區已建立起財政、人社、工商、稅務、國土房管等部門的網上申報、審批等政務系統，提高了辦事效率。2011年建成的“數字城管”主動發現問題率提高到98%，從發現問題和立案派遣到相關處置單位需30秒，與傳統方式相比效率大大提高，基本能達到及時發現問題、及時派遣問題、快速處置問題城市管理要求。

4、經濟上的可行性。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投入100億左右，按6年期進行分批投入，黔江區財政預算應該能消化。2013年，黔江社會生產總值達到168億元，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實現17.4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44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7060元。建成以后，每年能產生20億左右的收益，節約城市運行成本10億。

三、黔江建設智慧城市的路徑選擇

當前智慧城市在全球許多城市開始探索，有的已經初見成效，為后建設的地區提供了經驗。黔江作為區域性中心城市，既需要學習其它地方的經驗，也需要根據地方的特點進行智慧城市建設。

1、國內外智慧城市建設的經驗與啟示。國外以荷蘭阿姆斯特丹為例，2008年啟動“Amsterdam Smart City”計劃。建成了先進的智能建筑――ITO Tower大廈，實現了家庭節能，實施了用Enregy Dock項目利用交能工具充電，其目的就是把阿姆斯特丹建設成綠色智慧城市。國內以北京懷柔區和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勝區為例。懷柔區以智慧鎮鄉建設為抓手，從智慧政務、智慧服務、智慧生活和智慧農業五個方面進行建設，促進了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東勝從居民需要出發提升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服務功能，建設智慧城市努力讓居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豐富的文化生活、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

2、黔江建設智慧城市要達到的目標。建成一批信息基礎設施，智能化的管理和服務系統，筑固黔江通信樞紐地位，成為渝東南乃至武陵山片區的信息中心。在全區各鎮鄉建成智慧農業系統服務三農，架起城市和農村的信息橋梁――推擴新型農業和推銷農產品。在條件成熟的居民小區如陽光花園、碧桂園等建成擁有智能的安防系統，更便宜的社區服務的智慧生活小區。黔江社會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政府通過電子政務外網與交通、公安、環保、國土等部門實現信息共享，在解決交通擁堵、應急指揮等方面充分發揮信息集成優勢，提高管理效率，做到科學決策。

3、建設模式。智慧城市建設既可以用傳統政府自建自營模式，也可以用新興商業建設運營模式。智慧城市建設工作經費列入區財政預算，建立專項資金，實行專款專戶管理和財政監督機制，統籌安排配套建設資金，落實項目建設和運營維護資金保障。而政府投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關鍵是以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爭取發揮政府投資導向作用和市場導向作用，建立投融資新機制，爭取國家開發銀行貸款，采取BT、BOT、BTO等模式，吸引各種資本，引入資金、技術實力雄厚的國內外大型企業參與建設，解決從資金到技術的一系列問題。

4、建設階段。智慧城市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分階段實施。第一階段（2013-2015）實施基礎信息資源建設重點工程。推進城區光纖到樓入戶，并向鄉鎮和行政村延伸。加快互聯網升級改造和有線電視雙向改造，構建具有寬帶化、多媒體化、智能化和個性化的第三代多媒體移動通信網絡，實現3G信號全覆蓋，4G信號城區覆蓋，重點區域WiFi熱點覆蓋，建成寬帶無線城市。推動符合條件的廣播電視企業、電信企業、互聯網企業加強合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實現三網融合。第二階段（2014―2016）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完善全區性電子政務外網網絡平臺，實現橫連機關，縱連重慶市電子政務外網，下連到鄉鎮、村（社區），實現市、區、鄉（鎮）、村（社區）四級網絡應用系統的互聯互通。2015年，建成區政府綜合應急指揮平臺和自然災害預警信息平臺，實現政府應急指揮平臺與人民防空、公安數字聯動、消防、市政、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社會安全、電子政務等各分指揮系統的互聯互通。第三階段（2015-2017）實現企業和農村信息化。構建農業信息綜合應用平臺，打造黔江農業農村信息網及鄉鎮農村信息服務網、農村電子服務平臺。建立全區農業綜合信息數據庫及支撐平臺，完善土地、勞動力、產業分布、農產品價格及供求等信息，對農業生產提供綜合服務。到2014年，構建完善區級農業綜合服務呼叫中心，完善區、鄉鎮和村社三級專家視頻咨詢診斷服務體系。區類各大零售企業推進電子商務建設，建立供應鏈電子商務平臺，推進網上交易。鼓勵制造企業與專業物流企業信息系統對接，推進制造業采購、生產、銷售等環節物流業務的有序外包，提高物流業專業化、社會化水平。實現旅游數字化綜合服務平臺，采用地理信息系統技術（GIS）和多媒體（包括語音、照片、數碼敘述和DV等）旅游數字化形式，建立數字化旅游信息管理平臺，率先實現WIFI網絡覆蓋，提供方便快捷、定位準確的旅游咨詢、旅游商務、旅游投訴、旅游救援和旅游信息等全方位的旅游管理和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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