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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1篇

關鍵詞：企業危機管理、危機預警、成因指標

企業危機預警成因指標是企業危機預警系統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有效的危機預警管理離不開全面、清晰的預警成因指標的監控和指導。隨著近年企業危機事件的不斷頻繁爆發，使得企業對于危機的預警成因分析越來越重視，只有從企業自身出發，科學尋找和分析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防患于未然，才能有效處理和降低危機帶來的風險和傷害。

1企業危機預警成因指標體系建設

企業危機預警成因指標體系建設主要是查找可能引發企業危機的因素并把其分類化、細化和指標化，用于日常企業的危機警情監控與反饋，一旦危情出現，各項成因指標就會有危情警報，企業就可根據此提示積極防范和啟動危機處理預案。誘發企業危機的成因主要來自于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因此企業危機預警指標體系建設可從企業內部管理可控成因與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成因兩方面進行：

1.1企業內部管理可控成因指標分析

企業內部管理可控成因大多是人為管理因素引起，對于企業危機而言，人為原因所引發的危機往往難以獲得公眾的諒解、危機事態容易惡化，使危機處理陷入被動，但人為因素引發的危機又是可以控制與預防的，企業只要日常加以積極和緊密監測就可及時預防危機的出現，就可有效避免危機的發生或使危機的傷害降至最低。內部可控管理成因的預警指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1.1經營管理危機

經營管理危機大多體現為企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方法不科學不規范、經營決策失誤等，這主要體現為企業不能根據內外部條件現狀與變化趨勢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如企業缺乏發展規劃、決策錯誤、投資失誤、營銷策略失誤、公關策略失誤、多元化經營不當等導致企業經營出現問題，陷入困境，并引發企業系列的管理危機反應。

1.1.2產品與服務質量危機

產品與服務質量是企業贏取顧客的兩大根本。產品與服務一旦出現問題，就容易導致顧客流失，企業的利潤、市場以及品牌形象受到影響。產品危機主要體現為企業產品滯銷積壓，產品生產和供求不適合市場；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并危害到消費者人身健康與安全。服務質量危機主要體現在企業的服務制度不規范，服務人員服務素質低下，因售前、售中、售后服務出現問題導致顧客投訴或抱怨。產品與服務是企業立足市場最為重要的生命線，企業應高度重視產品與服務質量的監管與問題處理，重視每位顧客的投訴與抱怨，從企業管理根本杜絕病源，防止危機事態擴大化。

1.1.3組織素質低下

組織素質低下主要體現在員工素質低下。在大多情況下，外界公眾都是通過接觸組織內部員工來認識和了解組織的，員工身處對外公關的第一線，其言談舉止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組織的形象，這主要體現為企業員工缺乏公關意識與責任意識，文化水平低、專業技能與服務態度差，公司沒有建立完善的人事考核評價制度。如果員工素質低下，就會傷害到公眾，從而導致外部公眾對企業的形象產生不好印象，從而給企業的信譽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1.1.4財務危機

企業財務行為方式包括籌資、投資、資金使用、資金回收、利潤分配等，籌資結構不合理，長、中、短期債務搭配不當，將導致企業籌資成本過高，償債困難。投資結構不合理，長、中、短期投資比例失當，將導致企業盈利能力減弱，變現困難。支出結構不合理，非生產性、消費性支出增長過快，將導致企業積累能力下降。上述三種財務結構的任何一種惡化，都將導致企業無力支付到期債務或費用，從而給企業帶來財務危機。

1.2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指標成因分析

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成因主要是非人為原因引起的企業危機，主要體現在一方面不可抗力因素，例如自然災害，人為的恐怖行為、、戰爭等，因是非人為原因引起的危機，此類危機往往容易獲得傷害公眾的諒解和支持。另一方面是體制與政策因素政府經濟政策的重大變化給企業的發展和經營帶來了較大的威脅，并對企業的生存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成因對于企業危機預警來說，關鍵在于及時收集掌握外部環境信息，快速反應并積極采取應對措施使企業發展轉危為安。企業只有遵循國家和行業的發展政策，積極調整發展策略，才能保證市場地位，避免重大損失和危機的出現。

2加強危機預警成因指標建設的途徑

2.1企業日常經營管理預防

有效的、規范的企業日常經營管理是企業預防危機發生的根本與源頭。規范和完善企業的管理制度，外加嚴格執行和監督，才能有效約束企業員工的日常行為，從而形成管理的規范和正規化，這樣才能有效避免和減少危機的發生。同時，日常企業從上之下的危機意識培養和培訓，也是增強危機預警管理的重要工作。

2.2危機處理應變計劃制訂

良好的危機管理除了有完善的危機預警系統外，還需要有科學有效的危機處理程序。企業可根據自身行業的性質、特點以及同行企業發生的危機經驗教訓，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危機處理程序預案，一旦危機爆發，及時啟動處理預案，就可及時應對和迅速處理危機險情。危機處理應變計劃是提供應對、處理危機突發事件所需要的人力、組織、方法和措施的一整套預案，這是企業危機管理預防應急體系建設完善的標志體現與階段性成果。計劃主要包括危機管理團隊的建立以及制定企業危機處理的工作流程與工作規范。危機處理的工作流程是制定危機應變計劃的核心，流程制定得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到危機處理的成敗，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危機處理的步驟、方法、原則以及針對不同內外部公眾群體所采取的對策，如危機發生后對員工、受害者、新聞媒體、政府主管、業務往來單位等公眾的相關應對政策。危機可根據危機處理應變計劃用于日常的員工培訓與學習，讓危機預防工作做到有章可循，從而為危機管理預防應急體系建設打下更堅實可行的基礎。

2.3危機模擬訓練

危機模擬訓練目的是為了增強企業的危機處理和防范意識，通過不同的危機場景實驗和模擬來加強企業面對危機的處理能力和反應能力。在日常危機管理中，企業應經常開展危機模擬訓練與演習，這不僅可考察危機管理團隊及相關工作人員面對緊急事件的反應能力、危機處理知識、決策能力以及人員之間、不同部門間的團結協作能力，還可通過演習磨練組員們的心理素質、以免危機真正到來時，讓緊張的心理妨礙了組員的正常思維判斷與決策。同時，危機模擬訓練對于企業選拔優秀的危機管理人員以及人員崗位安排也非常有幫助，能讓管理團隊達到最優化組合。

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嚼食檳榔；相關因素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1（b）-0122-04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Qiwen YANG Qingxiong

The Fourth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ainan An'ning Hospital，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2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investigated from Hainan An'ning Hospital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0 to October 2011.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betel quid chewe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48.2%（119/247）， 58.0% （69/119） with smoking， 26.1% （31/119） with drinking， 21.8% （26/119） with smoking and drinking. The patients with male， alcohol drinking， whose family had engaged occupation associated with betel quid were likely to chew betel quid （OR = 4.02， P = 0.000； OR = 4.32， P = 0.001； OR = 4.65， P = 0.000）. Conclusion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bundant betel nut loc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ognition about hazard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betel nut area， so that they can consciously reject chewing betel nut.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Betel quid chewing； Related factors

嚼食檳榔可引發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心血管疾病、上呼吸消化道癌等嚴重的疾患[1-4]，早在21世紀初，世界衛生組織就已將檳榔列為一級致癌物質[5]。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無疑將增加其患病的概率與疾病負擔。目前，全世界約有2400萬人患精神分裂癥，其中數百萬患者生活在嚼食檳榔地區[6-7]，但針對這一特定人群嚼食檳榔的國內外相關研究甚少。2010年12月～2011年10月本研究對于海南省安寧醫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行為進行了抽樣調查，旨在為進一步干預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獲取在海南省安寧醫院住院的25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為：符合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臨床描述與診斷要點中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8]，年齡15歲及以上，經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病情穩定，能進行正常的語言交流，自愿接受訪談調查的精神分裂患者。訪談調查中途退出3例，因此共完成調查247例，其中，男165例，女82例，年齡15～83歲，平均（35±13）歲。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所有受訪者均獲知情同意。

1.2 方法

自編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吸煙及飲酒行為、居住城市或農村、平常休閑活動等。采用嚼食檳榔行為問卷[9-10]，內容包括是否嚼食過檳榔、嚼食檳榔的頻率及年限、平均日嚼食檳榔數量、嚼食檳榔原因、同伴嚼食檳榔的情況等。“經常嚼食檳榔”定義為每周嚼食檳榔3次及以上；“偶爾嚼食檳榔”定義為間斷嚼食檳榔，嚼食總次數超過3次及以上；“不嚼食檳榔”定義為從過去到現在，從不嚼食檳榔。調查前訪談員接受統一的嚴格培訓，調查采用逐一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針對嚼食檳榔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調查者每次訪談調查結束時，將對其施以簡單的健康教育，以鼓勵其放棄嚼食檳榔。

1.3 統計學方法

將全部資料進行整理，輸入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檢驗；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相關因素（α進入=0.05，α排除=0.10）。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嚼食檳榔情況

2.1.1 嚼食檳榔率及首次嚼食檳榔的年齡及地點 247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經常嚼食檳榔28例，偶爾嚼食檳榔83例，只嚼食檳榔1～2次者8例，嚼食檳榔率為48.2%（119/247）。嚼食檳榔患者與不嚼食檳榔患者年齡分別為（31±11）、（38±14）歲，前者明顯年輕于后者（t = 4.167，P < 0.05）。首次嚼食檳榔者年齡7～48歲，平均（22±10）歲。首次在家中嚼食檳榔56例（47.1%）、同學或朋友家中17例（14.3%）、學校11例（9.2%）、放學途中4例（3.4%）、桌球店4例（3.4%）、親戚家2例（1.7%）、茶廳或餐館2例（1.7%）、在其他地方23例（19.3%）。

2.1.2 經常嚼食檳榔的頻率、數量、費用及年限分布 經常嚼食檳榔的患者一般每周嚼食檳榔3～7次，平均（3.96±1.67）次；每次嚼食檳榔1～10粒，平均（3.34±2.25）粒；每天為吃檳榔花費0～10元，平均（2.43±2.29）元；嚼食檳榔1個月～16年，中位數為12個月。

2.1.3 嚼食檳榔的主要原因 在嚼食檳榔的患者中，經常嚼食者與偶爾嚼食者嚼食檳榔的主要原因分別為提神[42.9%（12/28）比26.5%（22/83）]、保暖[21.4%（6/28）比10.8%（9/83）]、已成習慣[7.1%（2/28）比2.4%（2/83）]、無法拒絕朋友或親人的檳榔招待[7.1%（2/28）比13.3%（11/83）]、對身體有益[10.7%（3/28）比26.5%（22/83）]、其他[10.7%（3/28）比20.5%（17/83）]。嚼食檳榔的前5位原因依次為提神（28.6%，34例）、對身體有益（23.5%，28例）、其他（18.5%，22例）、保暖（15.1%，18例）、無法拒絕朋友或親人的檳榔招待（10.9%，13例）。

2.1.4 最常與他人一起嚼食檳榔的情況 經常嚼食檳榔的患者中，最常與同學、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20例（71.4%）、與家人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2例（7.1%）、獨自一人嚼食檳榔的患者6例（21.4%）；而偶爾嚼食檳榔的患者中，最常與同學、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52例（62.7%）、與家人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7例（8.4%）、獨自一人嚼食檳榔的患者24例（28.9%）。

2.1.5 嚼食檳榔、吸煙、飲酒習慣的情況 嚼食檳榔的患者中，只嚼食檳榔者占37.8%（45例），有吸煙習慣的患者占58.0%（69例），有飲酒習慣的患者占26.1%（31例），嚼食檳榔、吸煙、飲酒習慣皆有的患者占21.8%（26例），而以嚼食檳榔且有吸煙習慣的患者居多。

2.2 影響嚼食檳榔的相關因素

2.2.1 影響嚼食檳榔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發現，男性、吸煙、飲酒、居住農村和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率分別高于女性、不吸煙、不飲酒、居住城市和家人未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此外，不同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率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表1 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的單因素分析

2.2.2 影響嚼食檳榔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以嚼食檳榔為因變量（從不嚼食檳榔=0，嚼食檳榔=1），以調查對象的社會人口學變量及以前有無接觸過有關避免嚼食檳榔的知識或活動、家人有無從事過與檳榔有關的生意或職業等為自變量。結果發現，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的顯著相關因素是性別、飲酒、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P < 0.05），其中，男性、飲酒、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的可能性分別是女性、不飲酒、家人沒有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患者的4.02、4.32、4.65倍。見表2。

3 討論

檳榔是世界第四大最常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11]，一項來自亞洲6個樣本地區的研究顯示，檳榔依賴率為2.8%～39.2%[12]，檳榔有害使用正日益突顯為檳榔地區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印度和我國臺灣地區，口腔癌的患病率顯著增長，而這些地區嚼食檳榔十分盛行[13-14]。臺灣一項研究揭示1年嚼食檳榔1～495個或495個以上者患食管鱗狀細胞癌的風險分別是不嚼食檳榔者的3.6倍和9.2倍[15]。本研究發現，精神分裂患者嚼食檳榔率較高，占48.2%，且嚼食檳榔以男性青壯年患者居多，經常嚼食檳榔者1年至少消費檳榔600個以上，患者嚼食檳榔行為與海南盛產檳榔、檳榔容易獲得性、檳榔文化密切相關。同伴是患者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研究提示，同伴嚼食檳榔對患者的影響較大，嚼食檳榔的患者最常與同學、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本研究還發現，嚼食檳榔患者常伴有其他精神活性物質的使用，其中有3/5、1/4、1/5的嚼食檳榔患者分別有吸煙、飲酒、吸煙與飲酒習慣，增大了其患口腔癌的風險。有研究表明，有嚼食檳榔、煙、酒習慣的人患口腔癌的危險性比無這些習慣的人高123倍，僅有嚼食檳榔習慣的人患口腔癌的危險性比不嚼食檳榔的人高22倍[16]。

本文單因素分析發現，男性、吸煙、飲酒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率較高，這與檳榔使用地區普通人群嚼食檳榔流行特征一致[17]。另外，居住在農村、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率亦較高，可能與海南農村種植檳榔廣泛，檳榔可及性好及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家人對嚼食檳榔的認同感有關。目前，檳榔在海南熱帶作物中僅次于橡膠，已躍居第2位[18]。多因素分析進一步顯示，性別、飲酒、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是患者嚼食檳榔的顯著相關因素（P < 0.05）。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并未發現患者受教育程度與嚼食檳榔存在統計學關聯，有待進一步研究。

國內外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也包括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的物質濫用率最高[19]，嚼食檳榔可增大患者的治療難度、衛生服務使用及費用支出，而健康觀念往往是健康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20]。在海南，應通過在精神衛生機構及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人群中開展嚼食檳榔的危害宣傳，積極開展同伴教育，提高患者對檳榔危害的認知，自覺抵制檳榔，以降低嚼食檳榔引發的健康損害。

本研究不足之處在于精神分裂癥患者樣本來源局限于精神衛生機構，缺少社區樣本，尚不能較好地反映檳榔地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行為特征等情況，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進，并將研究對象進一步拓展到普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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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冠心病；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冠狀動脈內支架植入術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9.020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9-4805-01

目前，臨床上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對患者采用該技術治療，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癥狀，提高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質量。我院對收治的患者采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以下是詳細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此次研究的108例冠心病患者，都是我院在2011年4月——2013年1月期間收治。其中男性為82例，女性為26例；患者的年齡在45-79歲之間，平均為（65.0±2.5）歲；14例陳舊性心肌梗死、44例急性心肌梗死、22例穩定型心絞痛、28例不穩定型心絞痛；有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手術史的患者為6例、伴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為32例、伴有高血壓病的患者為64例、伴有高脂血癥的有70例、吸煙患者有48例。

1.2 方法 對已經確診或者疑診的冠心病患者進行選擇性的冠狀動脈造影。所有的研究對象都使用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機進行檢查，同時運用Judkins穿刺法經過股動脈途徑實行冠狀動脈造影[1]。最后對造影的結果采用定量計算機分析系統進行分析。對患者冠狀動脈的狹窄程度進行測量，狹窄程度≥75.0%，則需要對患者進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手術[2]。

1.3 圍手術期用藥 在對患者進行術前2-3d，給患者進行常規的治療。患者口服阿司匹林100mg+75mg氯吡格雷，1次/d。對于急性的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在術前6d，給患者服用氯吡格雷，首次劑量為300mg負荷；術前2h，首次劑量600mg負荷。

在手術開始的時候，經患者的動脈鞘管推注100μ/kg肝素，每超過1h則需追加1000U。對于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術前或者術中，給患者使用10mg/kg替羅非斑進行靜脈注射；術后給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4000U治療5-7d，之后繼續給患者口服75mg氯吡格雷，1次/d，連續使用6個月，口服阿司匹林100mg，1次/d，需要長期服用。

1.4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統計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χ±s）表示。采用X2檢驗，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

2 結果

此次的研究中，對冠心病患者采用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治療，成功106例，占98.1%；冠狀動脈內支架置入手術治療的成功率為96.5%；病變的治療成功104例，占96.3%；治療完全閉塞病變的血管一共34支，治療完全閉塞病的成功率為68.5%，然而出現嚴重性并發癥占2.3%。

2.1 圍手術期并發癥 有2例患者出現嚴重性并發癥而死亡，占1.9%，其中有1例患者死于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1例患者死于心源性休克。在術中產生心室顫動的患者有8例，對患者緊急電除顫以后，患者恢復；1例患者出現冠脈穿孔，心包填塞；1例患者出現假性動脈瘤。

2.2 手術后隨訪 患者在住院期間，其中有2例患者在術后5d內突然發生胸痛，在對患者進行急診冠狀動脈造影檢查時，發現患者屬于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對患者再次行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1例患者由于發生心源性休克而死亡。其他患者沒有出現心絞痛發作情況，對患者進行心電圖監測和血小板計數以及檢測心肌酶等，均沒有出現異常情況。在患者住院后30-180d，隨機對80例患者進行隨訪，70例患者沒有復發心絞痛，占87.5%，有2例患者由于擅自停用氯吡格雷25d而導致出現心絞痛，在對患者再次進行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之后，患者的心絞痛癥狀得到緩解。

3 討論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生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疾病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加[3]。目前，冠心病對人類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近年來，在醫學界，對患者的治療藥物進行了不斷地規范，目前，對冠心病治療的主要方法為實施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和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在此次研究的冠心病患者中，其發病的危險因素比較多，并且冠狀動脈患者的病變也十分的復雜，大多數患者都是出現多支病變或是出現鈣化的彌漫性病變，對患者采用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治療的成功率逐漸增高。但是，在對完全閉塞性病變患者中的治療成功率一般，本次研究發現只有68.5%，因此，還需要將治療技術和冠脈介入器械進一步進行改進，同時這也是目前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一個難點性問題[4]。

在臨床上，對于復雜性冠狀動脈病變患者來說，患者往往還會存在不穩定型心絞痛和陳舊性心肌梗死以及心力衰竭等癥狀，在對患者進行介入治療的圍手術期間，需要對冠狀動脈復雜性病變患者進行綜合性的治療，其中要控制好患者發病的危險因素和其他一些并發癥，減少和控制介入治療的風險，有效地避免和防止并發癥的發生。根據患者的年齡和臨床情況以及患者的病變情況來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可以對患者進行一次或者分次的形式血運重建。

在此次的研究中，對患者分期進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有效地降低患者手術治療的風險。在患者圍手術期間，患者的死亡率有1.9%。其中1例患者由于亞急性的支架內血栓形成而死亡，亞急性的支架內血栓形成原因[5]可能與支架貼壁不良、冠脈夾層及是否存在抗血小板藥物抵抗等有關，同時支架的長度也是急性、亞急性支架內血栓的預測因子。1例患者最終死于心源性休克，盡管給予積極搶救，給予開通梗死相關血管，反復應用血管活性藥物，最終死于泵衰竭，可能與其就診時間較晚有關。1例患者出現冠脈穿孔，心包填塞，可能與其冠脈病變重，導絲偏硬及術中操作有關，立即給予心包穿刺，球囊壓迫止血等處理。

伴隨著支架策略、處理高危C型病變的技術/手術器械及抗血小板治療進展，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臨床近遠期療效不斷提高，有選擇性的實施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正成為很有吸引力、某種程度上能部分替代CABG的治療策略，尤其是那些不愿意接受CABG的患者，在本次的研究中，試驗組的治療有效率為98.1%，患者圍手術期間的死亡率為1.9%，也證明了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是比較安全和有效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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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4篇

血管徑路的并發癥主要有：出血、動靜脈瘺（AVF）、血管迷走反射（VVR）、假性動脈瘤（PSA）、神經功能障礙以及血栓性并發癥，其中血腫與出血最為常見。產生的原因既與導管鞘型號大小有關；也有醫務人員與患者自身相關的因素。

1.1導管鞘不同型號大小，對血管的損害也不同，型號越小，對血管損傷越少，術后穿刺點的出血和皮下血腫幾率相對少[1]。

1.2醫務人員的原因 手術操作者的資歷淺、經驗少，對血管走向及解剖位置未能熟練掌握，穿刺熟練度較差，容易出現操作失誤的情況。同時抗凝藥物的抗凝過度，在患者進行拔管時仍存在著較高的肝素作用，凝血機制與近期溶栓效果不理想：相關資料表明，在手術后對的使用時間在6 h以上，血管并發癥的危險性將會提高3倍以上[2]。

1.2.1穿刺部位不當，且結果不順利 初學者操作不熟練，穿刺部位偏高或偏低，反復穿刺或刺破動脈血管的后壁，拔鞘后在徒手進行壓迫時并未將穿刺的針眼壓住，導致血管后壁出現滲血情況并導致皮下血腫現象。有報道假性動脈瘤[3，4]為動脈穿刺術常見并發癥之一，假性動脈瘤瘤腔與穿刺血管相通，動脈內膜或者其周圍纖維組織構成瘤壁，瘤腔內為殘留血液及機化物組成。有研究表明：術后常規壓迫發生率達0.01%～6.25%，如采用彩超檢測，發生率達14%。其表現為腹股溝處疼痛或燒灼感，局部腫脹、瘀斑，聽診有雜音。

1.2.2壓迫止血 固定的方法不當、時間過長且準備的不充分在拔管時，醫護人員的手法不恰當，僅在皮膚的穿刺部位進行壓迫，并不能有效地將血管穿刺點壓住，在對患者進行機械壓迫的時候，出現壓迫過長的現象[5]。在進行固定時繃帶固定不緊，繃帶的位置不當。在此情況下容易出現穿刺部位局部瘀斑、或股動脈血栓形成。淤斑的出現大多在術后24h內，局部皮膚表現為青紫色，觸痛，之后的1～3d內皮膚的青紫色會加深，5～6d后經過自身的吸收，淤斑顏色逐漸變淺至消退[6]。而股動脈血栓表現為肢體疼痛、蒼白、脈搏消失、感覺異常和癱瘓，如足背動脈搏動微弱或消失，需迅速松解包扎帶，囑患者常練習足部背屈，加強抗凝治療的觀察。

1.3與患者相關的因素

1.3.1患者的心理因素 患者情緒緊張焦慮，介入技術由于刺激血管容易出現迷走神經反射現象，有人稱之為"拔管綜合征"[7]。所謂迷走神經反射，就是表現為面色蒼白、惡心、出汗，心率減慢，血壓降低等迷走神經興奮性增高的反應。

1.3.2患者的配合程度較低 術后患者過早地進行術側肢體活動且未得到科學的活動指導。特別是對行動不便的老年患者與存在精神障礙的患者，經常會由于臥姿規定的時間過長而導致其出現腰酸背痛的情況，若不對患者進行科學的、行之有效變換臥位的指導，以及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極易導致其產生煩躁的心理并出現過早活動的現象，從而由于活動出現血管徑路的并發癥。

1.3.3患者存在著外周血管病變的情況 例如血管畸形、血管粥樣硬化等疾病。

1.3.4血壓過高 對于高血壓患者來說，血管的張力較大，因此在進行穿刺時，穿刺點的愈合情況較差，容易出現出血的情況，在正確地對患者進行了止血與包扎后，血腫與出血情況的出現同患者血壓較高的情況存在著關系。

1.3.5腹壓過高 尿潴留、便秘、劇烈并長時間地咳嗽均會導致患者出現血腫以及出血等并發癥狀[8]。

1.3.6肥胖患者 過于肥胖，腹股溝較深，術者穿刺定位困難，術后易加壓包扎不到位或固定困難、容易滑脫。

1.3.7身高與體重 身高與體重不同的患者其血管也會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例如對于較為矮小的患者來說，其血管也會相對地較為細小，對此可以從多個部位對患者進行穿刺，經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對于體重較輕的患者來說，出現出血現象的危險性相對較高[9]。

1.3.8患者年齡較高 對于老年患者來說，動脈的彈性較差，硬化程度較高，也容易導致PVC的發生。

2 PVC的臨床護理

2.1護理干預 有研究指出，對手術患者進行適當護理干預可明顯提高患者的主動配合依從性，改善患者的自制力，從而減少因患者拔鞘后的出血并發癥[10]。護理干預從多方面進行，從患者的心理、飲食，睡眠、術后臥姿等進行。同時也和家屬及時溝通，給予介入治療相關內容的健康教育，以期能給予患者身心及生活上更多的協助與支持。多元相關介入手術內容相輔相成的健康宣教，更利于患者建立良好的心態，接受介入治療后對日常生活有所不便的影響，如：短時間內不便獨立進食或排二便等問題。

2.2常規護理

2.2.1生命體征方面的監測護理 人員嚴密地對患者的血壓、心率以及心律的變化情況進行動態觀察，特別是對術中血壓正常底限或偏低者，在手術后應嚴密監測生命體征。并對患者的神志、血壓、心率以及心律進行詳細地記錄，發現血壓或心率、心律出現異常情況應及時地報告值班醫生并進行相應的處理。

2.2.2術側肢體的觀察護理 人員對患者穿刺局部注意觀察是否有滲出腫脹、蒼白或者青紫的情況，是否存在著穿刺處皮膚顏色改變、出現包塊以及滲血等，同時注意觀察患者是否存在著肢體活動障礙；側肢體足背動脈的波動情況以及肢體皮膚的周徑、顏色、溫度以及觸覺等，并詢問患者的感覺，便于及時地了解局部血腫的發生以及患者動靜脈血栓的發生情況[11]。

2.2.3退鞘的護理 一般情況下，對于治療留置的股動脈鞘管患者，一般在術中應用的肝素藥物濃度降解后予以拔出，或在活化部分的凝血活酶時間降低到60s以下將其拔除。在將動脈鞘管拔除后，護理人員可用手按壓約30min左右，而后使用重量在2kg左右的沙袋對患者的穿刺處進行壓迫，約6h左右[12]。在對患者進行拔管時，需要密切地注意患者是否有拔管綜合征出現。一般情況下，此類綜合征一般在拔鞘10min之內出現。拔管綜合征是手術后一種十分常見的并發癥狀，其主要的原因同血容量不足以及疼痛所引起的迷走神經反射增強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對此，護理人員首先需要選擇出正確的壓迫止血點[13]，應選擇在穿刺點的上方以及腹股溝韌帶的下方，將患者的股動脈壓迫在股骨之上而并不是將其壓迫在穿刺口的周圍。其次，在壓迫的過程之中以及拔鞘之后需要密切地對患者的神志、面色、心率、血壓以及是否出汗等情況進行觀察，通過交流等方式將患者對拔鞘引起疼痛的注意力轉移。同時護理人員還需要定時、持續地觸摸患者穿刺側足背動脈，對動脈的波動情況進行觀察并記錄，以此來保障對動脈進行有效壓迫，既可以減輕對于患者血管的刺激，又能達到壓迫止血目的。如患者出現面色蒼白、冒冷汗以及心悸等情況，護理人員應及時地向值班醫生進行匯報并交流，密切對患者的心率及血壓進行觀察，一旦出現血壓、心率下降，應及時對患者應用阿托品、多巴胺[14]，及時糾正因拔鞘綜合征所帶來的不適癥狀。

2.2.4有效的包扎與壓迫 現今臨床中最為常用的一種是使用手指對穿刺部位進行壓迫并使用沙袋進行壓迫，或者對穿刺部位進行加壓包扎。為順應及體現現階段以"優質護理"為總綱"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服務，減輕患者在術后出現的因臥床腰酸背痛、排尿困難、尿潴留，術肢制動麻木酸脹等情況，有報導[15]臨床上采用優力舒彈力繃帶對患者進行穿刺后的加壓包扎止血，既便捷安全，同時也能提高患者的舒適度，我院近年來將優力舒彈力繃應用于介入診療術后患者的壓迫止血，效果良好便捷。

2.2.5手術后最佳的活動時間 對于進行了股動脈穿刺的患者，相關研究人員認為，股動脈穿刺常規的加壓包扎，沙袋對穿刺點進行3h的壓迫，進行手術穿刺側的下肢進行直伸，在6h內護理人員可指導患者進行水平移動，在6h內應保持著患肢直伸，并自由地選擇臥位，12h后患者若無異常情況出現可以適當地下床進行活動；另有研究人員認為，對于彈力繃帶加壓包扎的PCI患者在將動脈鞘管拔除約6h左右開始進行床上活動是相對較為可行并安全的[16]。同時也有研究提出[17]在不影響臨床療效和增加并發癥的前提下，對股動脈穿刺術后的患者實施早期下床活動的護理措施可增加術后患者的舒適度。

應用封堵或者縫合股動脈穿刺口器械的患者，有研究報道，對于介入診斷以及在進行手術治療后應用血管縫合器的患者，術后4h進行活動是相對安全的。據外國相關文獻報道，在給予患者應用血管縫合器后，患者可以立即坐起，護理人員還應鼓勵患者早日下床進行活動，即在手術1h后若無異常狀況出現便可以指導患者下床。對于進行了血管縫合術的患者，若并未出現不良狀況可以在第二天出院[18]。

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子宮內膜異位癥；妊娠結局；腹腔鏡；相關因素；ROC曲線

[中圖分類號] R71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08-0036-04

子宮內膜異位癥是導致婦女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孕率約是正常婦女的6倍，近40%的患者不孕[1]。子宮內膜異位癥根治存在難度，復發率高，腹腔鏡手術即可明確診斷和分期評估，同時可以有效解除卵巢、腹膜及周圍其他組織病灶，盡量恢復滿足生育需求的盆腔解剖結構和功能，提高患者術后受孕幾率，然而復發率高會對術后遠期妊娠產生不利影響[2]。除術后積極配合治療和試孕外，早期對術后妊娠結局進行判斷有助于臨床醫生掌握治療干預主動權，合理選擇術后受孕方式，對自然受孕妊娠結局不理想的患者可選擇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以提高患者術后妊娠率。本研究擬對影響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腹腔鏡術后妊娠結局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并探討其對妊娠結局的預測價值，為提高臨床生殖醫療服務提供參考。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擇2010年1月～2012年5月我院確診并經腹腔鏡手術治療的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112例，均經術后病理學檢驗證實，年齡23～43歲，平均（33.03±6.39）歲，均有生育要求、性生活及配偶生殖能力正常，未避孕12個月未孕，不孕時間2～9年，平均（4.28±1.05）年。排除合并子宮及附件先天畸形，其他繼發性不孕病史，合并嚴重心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肝腎功能異常、凝血功能障礙。

1.2方法

全麻下行常規腹腔鏡下子宮內膜異位癥手術治療，對合并輸卵管阻塞者行通液術。術后進行規范用藥，術后3個月內給予口服孕激素類藥物或皮下注射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藥物。停藥后積極試孕，并持續電話隨訪，隨訪時間12個月，以查血β-HCG陽性為妊娠標準并作為隨訪終點。回顧分析患者年齡、體重指數（BMI）、吸煙、不孕年限、不孕類型、子宮內膜異位癥類型、病程、美國生育協會修訂的內異癥分期（r-AFS）分期、既往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合并輸卵管阻塞、合并子宮良性病變（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癥等）、術后規范用藥情況。并計算子宮內膜異位癥生育指數（endometriosis fertility index，EFI）[3]，評分內容包括年齡、不孕年限、生育史、最低功能評分、r-AFS病灶評分及r-AFS評分，總分為10分。

1.3統計學方法

以隨訪1年內妊娠為終點事件，將累積妊娠率帶入統計學分析。采用χ2進行術后妊娠單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進行術后妊娠多因素分析，以術后采用受試者工作（ROC）曲線進行EFI對術后妊娠預測價值分析。計數資料采用構成比或率表示，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P

2結果

2.1臨床因素與術后妊娠的關系

全部患者獲隨訪1年，1年內39例成功妊娠，累積妊娠率34.82%，年齡、BMI、吸煙、r-AFS分期、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合并輸卵管阻塞、合并子宮良性病變、術后規范用藥、EFI得分是術后妊娠的相關因素（P

2.2術后妊娠的多因素分析

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r-AFS分期、合并輸卵管阻塞、術后規范用藥、EFI得分是子宮內膜異位癥術后妊娠的重要影響因素（P

2.3 EFI對術后妊娠預測價值分析

繪制EFI和r-AFS分期的預測術后妊娠ROC曲線，EFI的曲線下面積為0.681（95%CI為0.598～0.716），P0.05，見圖1。

3討論

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發病機制尚未明確，機體免疫應答異常、炎癥性反應、自身抗體、激素抵抗等因素交織導致盆腔結構、激素反應及生殖系統功能異常，使生殖細胞成熟、卵巢排卵、卵子拾取、受精、受精卵著床、胚胎質量受到影響造成不孕。患者多合并其他盆腔、生殖系統器官結構異常，由于免疫細胞異常激活、炎癥性反應引起滲出、纖維化、機化等改變輸卵管、子宮發生病變，進一步加劇不孕風險[4]。腹腔鏡手術在微創條件下可全面探查腹腔、盆腔、子宮、輸卵管、卵巢及周圍組織結構的粘連、積液等情況，子宮內膜異位病灶數量、位置、形態及性質，獲得較為直觀的病情程度判斷。r-AFS分期是美國生育協會推薦的一種基于腹腔鏡技術的分期標準，有助于評估病情和選擇治療方案，但由于采用更多的是描述性評價，存在個體描述誤差的可能而影響評價的準確性，而其與術后妊娠的關系尚未明確[5]。同時，臨床仍缺乏能反應術后妊娠結局的有力依據，對預判術后結局和生殖治療方法造成困難。

本研究放寬對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納入標準，將包括輸卵管、子宮、盆腔炎癥和手術史的患者均納入進行分析，以全面評估臨床因素對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妊娠結局的影響。經腹腔鏡治療并完成術后3個月藥物治療后，隨訪1年內累積成功妊娠率為34.82%，年齡、BMI、吸煙、r-AFS分期、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合并輸卵管阻塞、合并子宮良性病變、術后規范用藥、EFI與術后累積妊娠率有關。年齡是影響生殖能力重要的固有因素，育齡期女性生殖系統功能旺盛，受孕率高，30歲以后生殖系統功能逐漸衰退至絕經后生育功能基本喪失。子宮內膜異位是育齡期婦女不孕的主要原因，發病率約為25%[6]，本組30歲以上患者術后妊娠率明顯較年輕患者降低，40歲以上患者妊娠率進一步低于平均值，但多因素分析卻排除年齡為術后妊娠主要影響因素，說明腹腔鏡手術治療在解除解剖結構紊亂和病變影響后在一定程度制衡了年齡所主導的生殖功能減退作用[7]，高齡婦女仍能獲得較高的成功受孕幾率。BMI太高或太低的患者機體條件均存在客觀性欠缺，內環境較不利于受孕和妊娠，體重異常患者最常見的內環境經常為內分泌系統功能減退或亢進，胰島素、甲狀腺素、性激素等紊亂對成功妊娠不利[8]，然而體重存在主觀可調節性，因而不是判斷術后妊娠結局的決定性因素。

多因素分析還排除了常見的不孕影響因素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和合并子宮良性病變，盆腔炎癥或手術史主要影響子宮和附件的正常解剖結構，腹腔鏡手術可以在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同時解除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導致的盆腔解剖結構異常，并給予局部抗炎、促進吸收的治療，從而為患者提供妊娠有利解剖環境[9]，但如果炎癥及粘連過重，則可能使預后恢復不佳，再次引起粘連而對妊娠產生影響，因此，應結合術中所見，給予對癥處置，促進炎癥消退，并維持正常解剖結構，同時積極試孕或者采用輔助生殖技術，在恢復后早期內環境尚可隨時受孕。合并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癥等良性病變會改變子宮肌層、黏膜、內膜結構，產生妊娠風險[10]，但對于病情較輕的患者仍有成功受孕并生育的機會，并不是術后妊娠結局的決定因素。

合并輸卵管阻塞患者需在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同時解除輸卵管阻塞原因，但由于輸卵管纖細、曲度及傘端的主動拾取功能等客觀因素，術后再次阻塞率高，即使輸卵管阻塞相關性不孕患者在治療后的妊娠率仍不高[11]，由于與子宮內膜異位癥合并存在則使局部免疫細胞活躍度、炎癥反應強度隨之上漲，細胞因子大量浸潤并不利于術后組織細胞的修復，增加痊愈難度，因此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合并輸卵管阻塞術后成功妊娠率將顯著降低。由此可見，術后規范用藥對器官結構和功能修復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規范治療需持續3個月，出于患者依從性的影響而難免漏服、自行停藥等不良治療行為，本組18例患者因各種原因出現自行減量、停藥，卵巢功能及盆腔環境恢復不良，其術后妊娠率明顯降低，應加強健康宣教。

r-AFS分期、EFI評分是影響因素中的兩種評價系統，EFI評分還包括了給予r-AFS系統的評分內容，并綜合了年齡、不孕年限、生育史及腹腔鏡下卵巢、輸卵管、輸卵管傘端功能的觀察進行的最低功能評分，運用客觀因素和主觀判斷進行分析，內容較易掌握，臨床實踐可行性強[3]。多因素分析認為r-AFS分期、EFI評分均與術后妊娠結局有關，隨著病情程度的增加妊娠率降低，EFI評分越高妊娠率越高，提示r-AFS分期、EFI評分與子宮內膜異位癥術后妊娠結局有關，均有一定的判斷作用。但經ROC曲線進行分析，r-AFS分期的預測價值不足，無法提供準確性高的預判作用，可能與其系統的主觀性強有關，EFI則具有明確的預測價值，得分為6分時約登指數最高，并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0.71和0.65，EFI得分≥6分時，可判斷患者術后妊娠幾率較高，其采用常規輔助治療手段和自然受孕方式妊娠成功率較高，而

總之，r-AFS分期、輸卵管通暢情況、術后規范用藥與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腹腔鏡術后妊娠密切相關，采用EFI進行評價可有效預測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腹腔鏡術后妊娠結局，可作為臨床生殖預后的判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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