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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鴻業版的《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到2014年已經出了第六版了,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它是當今國內流行的一本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大多數的財經院校或財經專業均開設有微觀經濟學課程,并指定了高鴻業版的教材。其原因可能在于許多院校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指定或默認這本書為參考書。另外,該教材有大量的配套輔導手冊或練習題,極大地方便了教師出題或學生做作業。其中翔高教育配套的《學習手冊》也出到了第六版,上面有課后習題答案,還有補充練習,很多增加的習題是歷年的考研題目。另外,人大出版社也開發了數字考試系統,供高校使用。它還有針對教師的教學手冊。所以說這本教材是國內較權威的教材,一點不過。認真分析高鴻業版教材的理論知識結構和分析方法,對于幫助教師教和學生學都具有現實意義。
關于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理論上是很多的,比如:邊際效應分析,機會成本分析,微觀計量分析等。在課本上第一章中也有介紹的。它是在介紹了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理論分類和本質后,簡單地介紹了其分析方法,還與宏觀經濟學進行了對比。從學生最后的學習效果,學生對于一些重要的概念和理論還是不理解或者記不住,但對其核心的分析方法——邊際效應——的分析方法略微有些理解。學生學習這門課的最終目標,是理解和掌握教科書上的概念或定理,但經濟學的素養是學會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分析家族或廠商的行為。因此,有必要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結合歷年考生在考試中出現的常見問題,尋找讓考生快速掌握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的一條捷徑。那就是濃縮在各章節中出現的共性分析方法提練出來,并把各個理論揉進去。這種分析方法可以簡單地稱為“邊際補償”分析方法。這是結合了邊際效應分析方法和無差異曲線而得出的。
提到“補償”一詞,一定會聯想到教材第三章消費者理論中的補償需求曲線。是的,邊際補償的分析方法正是受到這里的補償需求曲線的啟發。希克斯在《價值與資本》中極力推崇和宣傳無差異曲線,強調物品的替代和互補性。這里的補償有替代的含義。也正是受這個啟發,借用“補償”一詞,把“邊際補償”分析當作教材中的基本分析方法,接下來,從第三章消費者理論,第四章生產者理論,以及第九章一般均衡理論來說明邊際補償的分析方法及體現。
二、微觀經濟學的四個發展階段
在講微觀經濟學的脈絡之前,先看看微觀經濟學的發展,弄清楚了它的發展,才知道教材上對應的是哪些部分,有哪些知識點,如何聯系,需要用哪些分析工具。微觀經濟學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微觀夾雜在宏觀中的階段(17世紀到19世紀中期)。這時候主要以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宏觀與微觀是混在一起的。現代微觀經濟學拋棄了勞動價值論,把生產費用學說和稍晚的邊際效用價值學說作為開端。其中,德國人戈森提出邊際效用遞減,與將貨幣配置在任何商品的最后一單位貨幣的效用要相等。這兩個規律稱為戈森第一和第二定律。它們構成了現代微觀經濟學消費理論的重要淵源。
第二階段,奠定基礎的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由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過渡,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研究開始同時關注供給和需求。這一時期的微觀經濟學主要是奧地利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其中,奧地利學派的效用理論與以前效用價值的區別是加入了“稀少性”。馬歇爾主要是將邊際效用理論與供求論和生產費用論相混合,重視邊際增量分析,采用局部分析方法,是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的。
第三階段,體系初步形成,開始獨立發展的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這一時期主要通過對廠商理論的發展,補充了微觀經濟的體系。廠商理論就是在不同的壟斷或競爭條件下,廠商的產品價格與產量如何決定。主要代表人物是張伯倫和羅賓遜。特里芬(1940)提出以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作為必要條件。希克斯(1939)利用了馬歇爾的效用概念和帕累托的無差異曲線,提出邊際替代率,揚棄了基數效用,豐富了福利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內容,由此,微觀經濟學建立起了獨立的體系。
第四階段,發展和演變的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高鴻業版的教材主要包括前三個階段。微觀經濟學總體上是主觀效用價值論,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的轉變,廠商理論的建立,標志著微觀經濟學體系的形成。要說明的是,英國的埃奇沃思在1881年提出并介紹了無差異曲線,沒有引起人的注意。然后,意籍帕累托引用了無差異曲線,建立起序數效用為特征的主觀價值理論,但它只是簡單比較效用組合的大小,而不去表明和計算組合的效用差額是多少,它有意、法語兩個版本,傳播仍然不廣泛。它直到1934年,斯拉齊茨、希克斯和艾倫推動了無差異曲線的應用,希克斯將邊際效用理論轉變成了無差異曲線,計算了其斜度,即斜率,命名為邊際替代率。這樣就替換下了基數效用論里面的邊際效用概念。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替換為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
三、無差異曲線的特征及補償的分析方法
帕累托的《政治經濟學教書》(法文版1909年)應算作對消費者需求學說的一個經典論述。任何現代的研究應該從這里開始。為了研究有關聯的商品,帕累托從埃奇沃斯那里借鑒一種幾何學方法——無差異曲線。無差異曲線是希克斯極力推崇的,它是微觀經濟學中經典的分析工具。無差異曲線上每個點都表示一個相同的總效用,它是由線上兩種商品的不同數量組合帶來的,數量組合不一樣,但是總效用相等。它可以是曲線、直線、或者垂直形。總效用曲線表示商品組合的效用,當x與y的數量增加,必然出現較高的總效用。只有這些移動是互相補償的——x增加而y減少,或x減少而y增加,無差異曲線才不會變動。通過無差異曲線上的任何一點的斜率都有肯定而重要的意義,個人為了補償一小單位的損失,需要有某一數量的y。失掉x所引起的效用損失,應等于得到某一數量y帶來的效用。它離原點越近,總效用越小,反之,越大。它暗含的是消費者可以為商品組合的偏好排序。這和中國歷史上的多多益善有點相似。離原點越遠的商品組合越多,總效用就越大。提出邊際效用之比率的是俄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斯樂特斯基。這叫做邊際替代率。邊際替代率的定義是恰好足以補償消費者損失一個邊際單位X的Y的數量。根據規則,無差異曲線是對軸線突出的,用術語來說可稱為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當支出分配在兩種或多種商品上時,以下一點是必須的,即相等的市場價值之間的可能替代不應導致消費者達到較好的位置。
消費者剩余原創人是杜普伊特,他認為,政治經濟學必須以消費者為獲取某物所愿做出的最大犧牲作為衡量該物效用的標準。而福利的衡量也以效用為基礎。馬歇爾和杜普伊特一樣,認為效用的收獲是消費者不能缺少某物而對該物付出的價格與其實際對該物支出的價格相超出的部分。最好看待消費剩余的辦法是把它當作一種因價格而下降的結果。以貨幣收入計算消費者所得的收獲,或者還可以把它表示成收入的補償變化,也就是收入的變化正好抵消價格的下降,使得消費者不比以前更好。
四、邊際補償分析在消費者理論中的應用
所謂“邊際”是指價格或數量變動一個單位。以下的分析主要指數量變動一個單位。數量用x表示,那么,邊際增加相當于x=1;補償的含義,顧名思義,表示失去的某些物品需要得到另外的物品來補償,如果把失去當作成本,那么得到就是收益,成本與收益是相比較而言的,如果用后者支換回前者,原來的收益變成了現在的成本,成本相應地成了收益。所以,補償既可以當作收益,也可看作成本或代價。比如,這里甲有兩個香蕉,乙有一個蘋果,如果兩個人同意用2個香蕉換一個蘋果。那么,甲想得到一個蘋果(邊際增加),就要放棄2個香蕉(成本或代價),一個蘋果是對2個香蕉的補償。以上是對邊際補償較為直觀的理解。下面繼續分析消費者理論中的預算線與無差異曲線,說明邊際補償是怎么應用的。
如果用x1表示第一種商品,比如蘋果,用橫軸表示,價格為p1=2,x2表示第二種商品,比如香蕉,用縱軸表示,價格為p2=1,如果按照上面的交換條件,2個香蕉換1個蘋果,交換率為2,經濟上叫做邊際替代率為2,即: 。 實際上,它表示市場上的相對價格,顯然,蘋果的價格要比香蕉的價格貴,正好是2倍。表示為 ,這也正好是預算線的斜率,所以,預算線也叫做價格線,因為它是價格之比。如果收入為M,收入全部用來對x1和x2的支出,那么M=x1p1+x2p2,移項得: ,由x2對x1求導數,可得 ,同樣,移項可得: ,這可以看作消費者消費x1的邊際成本。從機會成本來看,消費者增加1單位的x1,將會損失 的x2。 這個式子正好同前面分析的一樣,市場上的交換比率與兩種商品的相對價格之比相等。如下圖1,AB表示預算線,兩種商品市場交換比率正好為預算線的斜率,也就是相對價格之比,假設收入M=1元,OA=1,OB=2,那么,邊際補償在這里可以理解為,為了得到橫軸上表示的一個蘋果,必須放棄2個香蕉,反過來,放棄了2個香蕉,必須用1個蘋果作為補償。
從無差異曲線來看,u=u(x1,x2),由于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效用一樣,所以,無差異曲線可以寫作:u=u(x1,x2),全微分后可以得到:MU1dx1+MU2dx2=0, ,這個式子可以理解為消費者消費x1的邊際收益,為了增加1單位的x1消費,必須放棄 的x2,當邊際效用之比等于價格之比時,消費點位于均衡點E。如果不相等,比如,消費點位于A時,價格之比小于邊際效用之比,即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增加x1的消費是有利的,因此,增加x1的消費,減少x2的消費。反之,消費點位于B點時,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消費者會減少x1的消費。
五、邊際補償分析在生產者理論中的運用
求解生產者均衡要涉及兩個工具,一是相對價格曲線,它是總產值或總收入。另一個是生產可能性曲線,它是無數個商品組合點的連線。要得出最優的生產點或商品組合點。先分析成本線。如果用m表示這個總產值或總收入,兩個產品的價格分別是P1和P2,則收入函數為:x1p1+x2p2=m,此式確定了x2和x1之間的函數關系,即 ,它的幾何表示為相對價格曲線,與消費者的預算線是一致的。斜率為 ,對上式求微分,有 ,可以理解為x2和x1之間的交換率,x1可以交換到 ,交換就意味著補償。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如果x1=1,則x1的邊際收益為x2。
現在考慮生產函數,假設企業家使用單一投入c,來生產兩種商品x1和x2,則生產的隱函數為H(x1,x2,c)=0,顯成本函數為c=h(x1,x2),用c表示的成本是兩種產出的函數。產品轉換曲線表示在給定投入C時,生產商品組合的圓圈。假如固定投入c,為了獲得更多的x2就要放棄x1,假設分別生產這兩種商品的成本是相同的。在幾何上,負的斜率定義為邊際轉換率, ,假設成本為c為既定,對成本函數全微分,得到dc=MC1dx1+MC2dx2,MC表示邊際成本。既然dc=0,所以,兩種商品的邊際轉換率等于x1的邊際成本與x2的邊際成本之比,即 。邊際成本之比,相當于邊際機會成本,表示生產1單位x1的機會成本是 ,假如邊際成本之比為2,即生產1單位的x1將損失2單位的x2,或者說2單位的x2可以補償1單位的x1。當邊際成本與價格之比相等時,商品組合點正好位于E點,如圖2。假設生產點位于A點,邊際成本將小于邊際收益,就應該增加x1的生產。反之位于B點,需要減少x的生產。
六、小結
均衡價格理論、廠商理論和分配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福利經濟學也加入進來。由均衡價格可以引伸出個別市場或個別商品的需求與供給問題。顯然,微觀經濟學不僅僅孤立地研究個別單位或個別市場的運行,還非常注重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或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所以,學習微觀經濟學,既要見樹木還要見森林。希克斯在《價值與資本》一書中,極力推崇和大力發揮帕累托的以“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等概念為基礎的“一般均衡理論”。其后,一般均衡理論和無差異曲線在英、美經濟學界廣泛應用。希克斯在引論中說:“但我相信,我寫成的是一本書。這樣說的根據不在于論題的統一,而在于方法的統一。我相信我很幸運地找到了一種可以應用于廣泛的經濟問題上的分析方法”(1995)。我們可理解為,學習微觀經濟學,本質上在學習一種分析經濟問題的方法。從希克斯對無差異曲線和一般均衡理論的運用來看,正是具有“邊際補償”分析的特點。在價格給定,不同的商品相互組合,從而保持效用不變,通過邊際補償方法的運用,同時,也滿足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的原則,從而找到個別市場,從而相互聯系市場的均衡點。這也是我們看到的資源最適度配置的結果。
作者簡介:
關鍵詞類比分析微觀經濟學需求曲線
一、引言
作為國家教育部指定的經管類專業核心主干課程之一,經濟學在全國各個專業財經院校和非專業財經院校的財經類專業課中普遍開設。尤其是微觀經濟學,是大部分經管類專業的學生接觸的第一門專業性學科,因其對微積分、線性代數及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有一定的學科要求,加之其理論性較強、邏輯性較強的特性,使得相當數量的學生對其產生愛橫交織的感覺。
二、類比分析在微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實踐
類比分析(analogical analysis)主要應用在數學物理工程類的學科中,它通過兩個或兩類對象的比較,找到兩者在某些方面(特征、屬性和關系)的邏輯類似點,從而把其中一個對象的有關性質移植到另一對象中去。因此,類比推理是從特殊到特殊的思維方法,其客觀依據是客觀事物的相似性。
相似性是客觀世界的一種普遍性,微觀經濟學的知識體系也不例外。所以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重點闡述知識體系之間的邏輯關系,尤其是具有類比性的知識體系。
(一)類比分析在“彈性”教學過程中的應用
在講解“彈性”概念時,將經濟學的彈性與物理意義的彈性比較。彈性的本意是一個物理學的概念,是指材料物體對外界力量的反應程度,引出彈性的數學定義。則彈性大的含義是伸縮性強,體現在經濟學中為“可有可無,無所謂”,則其代表為對于中低收入者的高檔消費品。
對需求的價格彈性的講授應相對細致詳細,這樣有助于學生把需求的價格彈性類比到對需求的收入彈性、需求的交叉彈性以及供給的價格彈性等學習中。
(二)類比分析在“d曲線與D曲線的關系”教學過程中的應用
由于壟斷競爭廠商提供了有差別的且可替代的產品,所以,每個廠商面臨著兩條交叉的需求曲線。d需求曲線體現行業的壟斷性,產品的差別性,表示個別廠商單獨行為時所面對的需求狀況,即某個廠商改變產品價格,而其它廠商的產品價格均保持不變時該廠商的產品價格與銷售量之間的關系。d需求曲線是廠商的理想產量,其斜率較大,相對于橫軸平坦。D需求曲線體現行業的競爭性,產品的替代性,表示許多廠商共同行為時所面對的需求狀況,即集團中的某個廠商改變產品價格,其它廠商也使價格發生相同變動時,該廠商的產品價格與銷量之間的關系。D需求曲線體現的是廠商的實際產量,其斜率較小,相對于橫軸陡峭。
d曲線與D曲線的關系主要有三點:(1)當集團中的所有廠商都以相同方式變動價格時,整個市場價格的變化會使得單個壟斷廠商的d需求曲線沿著D需求線上下平移。(2)d需求線與D需求線相交意味著壟斷競爭市場的供求相等狀態。(3)d需求線的彈性大于D需求線的彈性,即前者比后者更平坦一些。
d曲線與D曲線的三個關系可以類比于成年人尋找配偶進行類比分析。第一,假設某位女青年小G希望自己找到一個理想的男朋友,對男朋友的要求可能有很多理想的條條框框,例如,“高富帥”。這種對異性朋友理想的需求狀態就類似于d曲線。隨著時間的流逝,小G發現,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完美的異性朋友。因此,小G就只能調整自己的心理預期,同時這種調整也是圍繞著理想預期來進行調整。這種對現實朋友的需求狀態就類似于D曲線。第二,當理想與實際達到交點的時候,小G就很有可能與之成為戀人,感受到幸福,實現均衡。第三,在此過程中,可以發現,小G對理想朋友的要求高很多,條件也偏多。因此,現實朋友更類似于生活必需品,理想朋友類似于奢侈品,其彈性當然也比實際朋友的彈性大很多了。綜合來看,小G找朋友與d曲線、D曲線的類比關系參見表1。
因此,不難發現,作為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重難點之一,“壟斷競爭理論中的d曲線與D曲線”之間的三層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作為三本院校的學生,理解這個知識點就更具有難度。但是采用這樣非常生動的類比分析,學生能夠很快地理解其含義,結合對完全競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的利潤最大化方法的五步驟,很快就能完全掌握壟斷競爭的短期均衡了。具體而言,第一步,根據MR=MC找到均衡Q*;第二步,根據Q*在d曲線上找到對應的P*;第三步,根據Q*在AR曲線上找到對應的TR;第四步,根據Q*在AC曲線上找到對應的TC;第五步,根據π=TR-TC得到利潤最大化或虧損最小化的值,詳見圖1。
三、結論
綜合來看,雖然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對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要求較高,但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進行適當的類比分析,找到知識點與知識點之間的相似關系,例如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條件與生產者利潤最大化條件的相似性;或者找到知識點與現實生活中消費者行為的相似點,都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輔助學生深入淺出地理解并掌握經濟學概念和原理,為其鋪墊好相關的專業基礎知識,將學習到的經濟學理論學以致用,實現微觀經濟學教學的預期目標。
參考文獻:
[1]宋宇任,保平. 微觀經濟學精品式教學內容創新中的幾個關系[J]. 中國大學教學.2010(7)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 體系 社會資源配置
一、微觀經濟學的產生
微觀經濟學的產生以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性質原因的研究》為標志,至今已經有231年的歷史了。亞當?斯密通常被學術界認為是微觀經濟學的創始人。
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追求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但每個人都不能獨立生存,通過分工使交換成為可能,并接受“看不見的手”的約束,實際這種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抽象描述就是經濟學范式研究的對象邏輯,因此,在此觀念范式層提供的邏輯空間上,亞當?斯密提出了貨幣、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工資、利潤等經濟范疇,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規則范式。斯密反對重商主義政策,主張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經濟自由的種種障礙,建立起合乎規律的“自然秩序”,使每個人追求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起來,最終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這些促使財富增長的主張,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操作范式。當然以觀念范式為基礎,還可演繹出更多的定理,從而使其理論更加完善。
亞當?斯密通常被學術界認為是微觀經濟學的創始人。微觀經濟學從創建到目前不斷有新的理論、新的觀點充實到微觀經濟學的知識框架中,使得微觀經濟學的體系更龐雜,內容更豐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樣化。微觀經濟學由對經濟問題的定性分析為主發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應的定性結論。現實生活中大量的經濟學問題的解釋和說明需要借助建立經濟學模型并運用數學、微積分、運籌學、概率論等相關學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觀經濟學的理論越來越抽象,越來越深奧,其邏輯性也越來越強,甚至在一定的假設前提下對某一問題的分析,因為假設條件不同,結論會差別巨大。有時對于同一個經濟問題,不同經濟學流派的觀點與結論竟然截然相反。這就使得微觀經濟學成為財經類學生學習的難點,使得眾多的初學者無從下手。對部分微觀經濟學教學人員而言,他們在講授微觀經濟學的時候,往往迷戀于介紹復雜的經濟學模型,繁瑣的數理推導過程,忽略了對經濟學基本思想的介紹,造成微觀經濟學成為高等學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學習難度系數最大的一門課程。
二、理性的廠商
廠商是微觀經濟學的又一個重要主體。在西方經濟學中,生產者亦稱廠商,它是指能夠做出統一生產決策的單個經濟單位。在微觀經濟學分析中,廠商被假定為合乎理性的經濟人,廠商提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潤。廠商最大化的利潤是總收益和總成本差額的最大化。為使該差額最大,要盡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廠商的行為不得不研究廠商的生產和成本,故生產理論和成本理論是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理論必然涉及到生產的投入和生產的產出,而企業的生產行為是一種持續的過程,生產的規模會隨著市場需求和企業目標等眾多因素的變化而調整。在微觀經濟學里,以企業是否可以調整其規模為標準,將企業的生產分為長期生產和短期生產。短期生產是企業規模不變,而長期生產是企業可以調整生產規模。理性的廠商會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條件使得短期和長期的生產成本最小化,產出最大化,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因此,微觀經濟學中廠商的行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設條件出發的。
三、生產和消費同時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經濟學
最優的經濟關系就是不僅生產達到了最優的狀態,消費也達到了最優的狀態。經濟學上把這種經濟的最優效果稱作帕累托最優狀態。經濟學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資源來滿足人們無限的欲望的一門學科。因此,如果產品在消費者之間的分配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態,即任何重新分配都會至少降低一個消費者的滿足水平,那么,這種狀態就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率的狀態,同樣如果要素在廠商之間的配置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態,即任何重新配置都會至少降低一個廠商的產量,那么,這種狀態就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率的狀態。生產和消費的最優如果能同時達到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則是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或稱之為社會得到了最大化的滿足。這種一般均衡和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產的理性、消費的理性及社會收入分配的理性考慮的,即是從理性人的假設條件出發的。
四、三個關鍵詞:需求、供給、價格
在經濟學家的筆下,復雜多變的經濟可簡化成需求、供給、價格這三個簡單的名詞。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時期內,每一價格水平時,居民戶計劃購買的產品與勞務量。需求是購買欲望與支付能力的統一。消費者行為的出發點是需求,歸宿是需求的滿足,即效用。在微觀經濟學中有兩種研究消費者行為的理論:基數效用論與序數效用論。這兩種理論的假設前提、分析工具、表達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結論是殊途同歸的:即居民戶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種消費上,以獲得滿足程度的最大化,這就是消費者消費行為的目的,其理性選擇;需求定理的內容是由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所決定的。如此,透過消費者的需求這個表面現象研究其深層次內容――消費者行為分析。
2.供給。供給(supply)是廠商在某一時期內,每一價格水平時,計劃出售的產品與勞務量。廠商的供給行為可以用生產者行為理論來作出合理的解釋,包括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理論,主要分析理性的廠商如何生產以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具體而言,運用生產理論和成本理論分析廠商在企業內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產出既定的產量,從而實現內部的經濟效益。但這一行為并不能保證廠商利潤最大化的實現,因為企業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只有在市場上銷售才能實現其價值。因此還必須通過市場理論來考察不同市場類型條件下完全競爭廠商和不完全競爭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及其短期、長期均衡價格和產量的決定,進而推導出廠商的供給曲線。
3.價格。市場經濟的成功乍一看是一個謎。千百萬利己的家庭和企業分散作出決策似乎會引起混亂。但事實并非如此。事實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在以一種促進普遍經濟福利的方式組織經濟活動方面非常成功。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了全部經濟學中最有名的觀察結果:家庭和企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他們仿佛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結果。價格既反映了一種物品的社會價值,也反映了生產該產品的社會成本,它引導著社會資源的配置,影響著消費者滿足程度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乃至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何璋.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上冊[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尋找宏觀與微觀經濟學的共同基礎
在得知自己獲得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埃德蒙德?費爾普斯(Edmund S.Phelps)談到,每年一到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10月,他都不免聯想起自己的研究生涯。他說:“我知道可能會得獎,但我不知道美夢何時成真,或者美夢能否成真。”
73歲的費爾普斯今年終于得償所愿。從斯德哥爾摩來的電話吵醒了他,諾貝爾獎的桂冠終于落到了他的頭上。他也因此獨得約137萬美元的獎金。
在獲獎之后的忙亂時刻,費爾普斯在訪談中主要回顧了自己早年在經濟增長理論上的貢獻。直到哥倫比亞大學召開記者招待會之前,他的同事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醒說,他主要是因為“自然失業率”(nature rate of unemployment)理論而獲獎,他才上臺對此作了完整的陳述。
在一片閃光燈中,費爾普斯回顧了自己一生的研究生涯,談起了年輕時對經濟學的疑惑與追尋。娓娓道來的其實就是師友的啟發,以及經濟學這40年來的演變與進展。
諾貝爾獎委員會提到,費爾普斯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對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間關系的研究完全改寫了經濟學的主流見解。從凱恩斯提出對經濟大蕭條的拯救方案后,宏觀經濟學過分擴張地解釋了政府干預的空間。到上世紀60年代末期,主流經濟學的共識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負向關系,稱為“菲利浦斯曲線”,從而認為提高通貨膨脹率可以降低失業率。
費爾普斯率先作了嚴謹的分析,從微觀角度引進了個人決策的要素,特別是考慮決策者對當期和未來宏觀變量的預期心理。他證明,短期內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將導致較高的預期未來通貨膨脹率,從而影響工資上漲程度,新的勞動市場均衡將回歸原始均衡而不會產生較低的失業率。
費爾普斯對宏觀經濟關系提供了一個嚴謹的微觀分析基礎,從不完全信息與心理預期出發,說明了短期或許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負向關系;但在加入預期心理后,長期將不再存在負向關系。費爾普斯的理論架構,也被稱為“預期強化后的菲利浦斯曲線”。
費爾普斯的理論架構也說明,長期的失業率由勞動市場的各項條件所決定,不受貨幣政策的影響。這樣的失業率又稱為“自然失業率”,任何貨幣政策若想把長期失業率降低到自然失業率之下,必然造成通貨膨脹率的連續或加速上升。這樣的見解不但有嚴謹的理論作后盾,也有堅實的實證支持,因而也成為各國制訂貨幣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
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出,費爾普斯對經濟增長理論也有卓越的貢獻。他考慮經濟增長的福利特性,推導出所謂的“黃金律法則”(Golden Rule)。當我們想求取長期人均消費最大時,儲蓄率應維持在一個水平,使得資本存量的報酬率等于經濟增長。費爾普斯對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也作出深刻的分析,提出發展中國家想趕上發達國家,必須大力發展人力資本與教育。
在總結費爾普斯的學術成就時,諾貝爾獎委員會著重指出他在宏觀經濟學短期與長期的關聯和跨時的取舍上作出的主要的貢獻。
費爾普斯出生在經濟大恐慌的20世紀30年代,父母親都曾長期失業。他在讀大學時期曾想主修哲學,但因經不起父親的再三請求而去試上一門經濟學課,從此與經濟學結緣。年輕的他發現,當時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對失業的分析竟然使用兩個完全不同的架構,得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結果。為了找尋一個完整的答案,他決定去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接受經濟學大師托賓(James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指導。
然而,他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心中的疑惑。這些疑惑,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他發表關于“自然失業率”的多篇論文后,才獲得解答,也確立了他在經濟學術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