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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第1篇

一、文獻回顧

有關銀行效率的問題已有大量研究，目前研究對象已由美、歐等少數發達國家的銀行擴 大到世界各國的銀行，研究范圍也由最初以規模效率和范圍效率為主發展到目前以研究X效 率為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參數法和非參數法。

參數法沿襲了傳統的生產函數估計 思想，需要確定和構造一種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然后利用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確定前沿成 本函數中的未知參數，繼而由之計算理論最小成本比值的一種計量經濟學方法。參數法主要 包括隨機前沿法、自由分布法、厚前沿法三種。非參數法則無須通過設計函數的形式來構造 生產前沿的形狀，而是通過大量的實際生產點數據基于一定的生產有效性標準找出位于生產 前沿包絡面上的相對有效點。非參數方法主要有包絡分析法和無界分析法。參數法和非參數 法其優缺點比較如表1。

總的來說，參數法強調投入產出的明確關系，并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估計生產邊界。由 于參數法要預先假定邊界形狀，并相應賦予特定函數形式，其局限性非常明顯，因而目前國 外學者還沒有在最佳邊界模型上達成共識。此外，參數法對于偏離平均規模和產品組合的金 融數據的分析結果不盡人意（McAllister 和McManus，1993；Mitchell 和 Onvural，1996) ，而非參數法可同時處理多元投入和多元產出而不必設定函數關系。本文選擇非參數法中數 據包絡法（DEA）計算。

關于DEA方法研究銀行效率研究成果主要有：魏煜、王麗[1]利用數據包 絡分析方法研究了國有商業銀行1997年度的效率，認為國有銀行技術無效主要是純技 術無效。張健 華[2]利用DEA的基本模型及其改進模型和Malmquist效率指數對我國三類銀行(國有 、股份制、城市商業銀行)1997―2001年效率情況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效率最低的是服務 范圍 限 制在單一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較具活力，效率最高。國有商業銀行盡管處在規 模 報酬遞減區域，但是隨著資產規模的增加，其年平均效率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說 明我國銀行業可能存在著X效率。王付彪等[3]基于數據包絡分析，對我國商業銀行 199 8―2004年的技術效率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將技術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和投 入要素可處置度，分析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損失主要來源于規模效率損失。

綜觀國內學者基于DEA方法對銀行業效率的研究，我們認為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幾個問 題：一是在研究我國商業銀行效率時，把國有商業銀行效率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效率放一起進 行比較之前，并沒有對其可比性進行論證；二是在投入―產出指標的選擇上缺乏標準，使得 各研究成果依據效率值的銀行排名的說服力降低；三是不少研究成果將存款、貸款和利潤同 時作為產出指標，我們認為有些不妥。原因為利潤屬于收益指標，如果將利潤作為產出，其 投入應為所有應計入當期的成本。我們認為貸款、存款和利潤屬于兩種不同類別的產出，不 能同日而語；四是對貸款質量的考慮較少。本文試圖從以上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二、本文用到的DEA模型

本文用到的DEA模型是基于投入的評價DMU總技術效率的CCR模型。CCR模型是最基本的DE A評價模型，決策單元DMU的DEA有效性是同時針對規模有效性和技 術有效性進行的，用于研究銀行的總技術效率。

其原理為：現假設有n家銀行（決策單元），每家銀行都有m個投入變量和s個產出變量 ：

該模型用于評價DMU的技術和規模的綜合效率，即為總技術效率。θ為該決策單元DMU。 θ的有效值(指投入相對于產出的有效利用程度)，X0表示第j0個DMU投入向量，Y0表 示第j0個DMU產出向量，λj為相對于DMU。重新構造一個有效DMU組合中第j0個決策單 元DMUj的組合比例，s-，s+為松弛變量。

其經濟含義為：(1)當θ=1且s-=s+=0時，則稱DMU0為確定性DEA有效，即在這n個 決策單元組成的經濟系統中，在原投入X0的基礎上所獲得的產出Y0已達到最優；(2)當 θ=1且s-≠0或s+≠0時則稱DMU0為確定性弱DEA有效，即在這n個決策單元組成的經濟 系統中對于投入X0可減少s+而保持原產出Y0不變，或在投入X0不變的情況下可將 產出提高s+；(3)當θ

上述CCR模型假設銀行在規模收益不變的情況下經營，得出的最優值θ*為商業銀行的 總技術效率，它可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本文所有的效率值均為總技術效率值。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銀行的選取

本文選取了截止2007年4月27日的11家上市銀行，考察的樣本期為1999―2006年，其中 包括招商銀行、中國民生銀行、華夏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浦東發展銀行、交通銀行、興業 銀行、中信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樣本數據取自《中國金融年鑒 》1999―2006年和1999―2006年間的各銀行年報，其中中信銀行2006年數據缺失。

(二)投入―產出變量的選擇

商業銀行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對投入―產出指標的選取主要有生產法（Producti on Approach）、中介法（Intermediation Approach）、資產法（Asset Approach），每一 種 方法都有它的優點也都有它的缺點，即使采用同一種方法，因所關注重點和數據來源不同， 投入產出項目的選擇也未必完全一樣。由此導致了各種依DEA進行效率排名的不可比性。

本文DEA模型采用兩種投入產出方法來衡量：一是勞動力、固定資產凈值、營業費用 、股東權益、存款作投入，利潤總額作產出，把該模型稱為利潤模型；二是以勞動力、固定 資產凈值、營業費用、股東權益、存款作投入，貸款作為產出，把該模型稱為貸款模型。其 中貸款模型還包括一個含不良貸款的，一個不含不良貸款的，去除不良貸款的貸款模型所使 用的數據區間是2001-2006年，其余模型的數據區間都是1999―2006年。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以11家商業銀行1999―2006年的統計資料為基礎數據，采用運籌學軟件OnFront2 .0計算各家商業銀行的效率值，并對結果進行比較和分析。

本文之所以采用利潤和貸款兩個模型，是因為本文認為利用現有的資源產出貸款的能力 強，并不代表產出利潤的能力強。

制”、“總體”分別 代表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所選的11家銀行總體的技術效率的加權平均值，所謂 加權平均 市值以各銀行的總資產占樣本銀行當年資產總和的比重為權重，分別乘以各自的效率值而得 ，以下同，不再贅述。 從表2中可以看出民生銀行效率最好，連續8年效率值均為1。其他銀行效率值均有波動 ，三個國有銀行的效率從2003年開始，有明顯的提升。[5]

由于該效率值是通過每個銀行各年度的效率值乘以各銀行總資產占樣本銀行總資產的 比重相加而來，而國有銀行占的比重很大，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國有銀行的平均效率代表我國 銀行的總體效率。從圖1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中國銀行業效率1999年開始在波動中下降， 但從2003年開始成上升態勢。本文認為原因在于1998年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 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及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后， 對國有銀行起到了暫時提升效率的作用，但由于管理體制未相應的改變，效果不理想。但20 03年國家動用外匯儲備再次注資國有銀行，當然這次注資明顯區別于前兩次單純“輸血”式 的援助。而且伴隨著股份制改造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我國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銀行業效率有 了明顯的提升。

從圖2中可以看出，2004年以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明顯高于國有商業銀行，而2004 年后國有商業銀行趕上并超過了股份制商業銀行。原因可能是：1999年對國有銀行的不良資 產 的剝離和1998年的注資在短時間內使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在1999年處在同一個水平上，而 之后由于并沒有伴隨著公司治理機制的根本轉變，國有銀行的效率明顯落后于股份制銀行。 當國有銀行經歷了2003年以上市為目的的再次注資后，這次注資伴隨著股份制的改造和治理 水平的改進，國有銀行的效率水平趕上并超過了股份制銀行。

從圖3中可以看出，不考慮貸款質量的銀行整體效率高于考慮貸款質量后的貸款效率， 但2004年后兩者的差距比2004年前縮小很多。原因可能是1999年的不良資產剝離和1998的財 政注資，短時間內改善了銀行的不良資產狀況，隨后由于生成不良貸款的機制沒有改變，不 良貸款率仍舊很高，直到2003年政府對國有銀行的再次注資，同時對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 革和提高了風險管理水平，使得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大大縮小，兩種效率也越來越接近。

從圖4可以看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總體上高于國有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去除 不良貸款率與不去除不良貸款率的差別較國有銀行小，這是由于股份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 直以來相對國有銀行來說比較低，近年來伴隨著風險管理水平不斷改進，不良貸款率更是很 低。我們也不難發現，對于國有銀行來說，2004年以前，高水平的不良貸款率使得兩 種 差距很明顯，但2004年后注資并伴隨著國有銀行治理水平的提高，不良貸款率大大降低，兩 種效率也相差無幾。

四、結論與思考

本文將利潤和貸款分別作為產出指標來衡量效率。具體為：一是以勞動力、固定資產凈 值、營 業費用、股東權益、存款作為投入，利潤總額作為產出，把該模型稱為利潤模型；二是以勞 動 力、固定資產凈值、營業費用、股東權益、存款作為投入，貸款作為產出，把該模型稱為貸 款模型。其中第二個模型還包括一個含不良貸款的，一個不含不良貸款的。利用非參數DEA 方法研究了中國已上市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得到如下分析結果：

1．1999―2006年，中國已上市的商業銀行的 技術效率值并不差，其年加權平均技術效率值處在［0．6,1］, 全部已上市商業銀行中，中 國民生銀行的效率最好，三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在2003年后有明顯的提升。

2．1999―2006年，我國商業銀行整體出現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這主要與國家兩次對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和今年來國有 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水平有關。

3．1999―2006年，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基本上高于國有商業 銀行；在利潤模型中經過2003年政府注資后的國有銀行的效率超過了股份制銀行，但在貸款 模型中并沒有超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股份制商業銀行對爭奪存款、貸款客戶競爭激烈 ，導致邊際利潤遞減。

4．2003年，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注資效果暫時看來還不錯，但國有銀行仍就得借此機會 提高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水平，要徹底改變生成不良貸款的機制，以免重蹈1998年注資、19 99年不良資產剝離后無濟于事的覆轍。

未來的研究可集中于探討一套適合我國銀行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以規范此類關于銀行 效率的研究。在比較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時，可以考慮是否使用同樣的投入 產出指標，現在的研究成果都使用同樣的投入產出指標。兩種不同的所有制銀行，指標投入 的成本差別是很大的，可能會導致同樣的投入與產出指標的設定，導致結果的不可比性和弱 可比性。

主要參考文獻：

［1］ 魏 煜,王 麗．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研究：一種非參數的分析［J］．金融研究，2 000（3）．

［2］張健華．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的 DEA 方法及1997―2001年效率的實證分析 ［J］．金融研究，2003（3）．

［3］王付彪，闞 超．我國商業銀行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實證研究（1998-2004） ［J］．金融研究，2006（8）．

［4］ 徐傳諶，齊樹天．中國商業銀行X-效率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7（3） ．

［5］姚樹潔，馮根福，姜春霞．中國銀行業效率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4 （8）．

Analysis on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Yang Deyong1

Cao Yongxia2Abstract: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technical ef ficiency of 11 main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6. The results sho w that the whol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takes on a tre nd of decrease at first and increase then. The efficiency is not low, and its we ighted average value is ［0．6,1］. Among the eleven commercial banks, the effic ie ncy of China Minsheng Bank seems the be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reholding sy 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 ercial banks.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Technical efficiency; Data Envelopm ent Analysis (DEA)［ 收稿日期： 2008．6．22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效率;市場結構;企業組織結構

一、商業銀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銀行效率是指銀行在業務活動中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從本質上講,銀行效率是銀行對其資源的有效配置,是銀行的市場競爭能力、投入產出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反映。

銀行效率與銀行效益既緊密關聯,又有所區別。銀行效益是指銀行的資產和服務所帶來的收益率;而銀行效率是指銀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還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動性,這就要求銀行講究運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可見,銀行效益包含在銀行效率的內涵之中,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礎是效益。

二、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分析運用了DEA(數據包絡法)評價模型,采用中介法選擇投入、產出變量。其中投入變量為營業費用、利息支出和員工人數;產出變量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貸款率。由于不良貸款率不能直接用來作為產出指標,本文對不良貸款率指標進行調整后作為產出項之一。

以下選擇2000—2004年4家國有銀行和10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作為研究的樣本雖然建行與中行相繼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已上市融資,但為分析方便,本文仍將工、農、中、建四家銀行稱為國有商業銀行。。選擇營業費用、利息支出、正式員工作為投入指標;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對績效值作為產出指標數據來源于2001—2005《金融統計年鑒》。。運用DEAP2.1為分析軟件,對上述樣本進行效率評價。

從總體情況看,我國商業銀行的綜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見上圖)。隨著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競爭的日益加劇,商業銀行效率處于不斷提升過程中。

從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比較看,股份制銀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為0.936,高于四家國有銀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銀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國有銀行。不過隨著國有銀行改革的不斷深入,這種差異在逐步縮小。2000年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的效率值差異為0.11,到2004年縮小為0.076,其中2002年隨著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斷顯現,國有銀行平均效率值超過了股份制銀行。

三、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因素

影響銀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影響因素,即銀行業的市場結構。二是內部影響因素,即商業銀行自身的組織結構。

(一)市場結構對商業銀行效率影響的分析

1.“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框架。產業組織理論的奠基人貝恩1959年在其《產業組織》一書中提出,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決定市場績效,其中市場結構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時SCP理論認為,市場的壟斷程度與競爭效率是負相關的。

2.中國銀行業壟斷與效率實證分析。對銀行業市場壟斷程度的研究主要測定CR4指數值,即測定中國銀行業前4家最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在相應測定項目中所占的市場份額。

2000-2004年中國商業銀行集中度CR4指標

從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2004年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資本(所有者權益)、存款資產、貸款、員工數目等五項指標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國銀行業市場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而從凈利潤集中度與其他五項指標的集中度CR4變動看,2004年總資產等五項指標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凈利潤集中度則得到極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潤集中度明顯弱于市場集中度,因此可以認為四大國有銀行存在高度壟斷但績效差的現實;隨著商業銀行改革的推進,國有銀行的市場集中度下降而利潤集中度開始提高。

3.壟斷市場結構導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據SCP理論,居于市場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正是其行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對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說(quiet-lifehypothesis)認為:在集中度較高的市場中,由于競爭程度較小,擁有較大市場份額的廠商沒有動力去實現成本最小化,從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四大國有銀行在市場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市場競爭壓力相對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對存貸款利率管制的情況下,銀行提高服務質量實際上是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使顧客享受更好的服務,這部分提高服務質量所花費的成本要從銀行利潤中支出,顯然銀行缺乏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積極性,結果導致銀行低效率的產生。

(二)企業組織結構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

在既定的銀行業市場結構下,商業銀行自身的組織體系是否科學合理對銀行效率的改善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存在著最優規模邊界。同時該理論認為,企業規模不能無限擴張。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管理幅度逐漸加大,員工監督的成本也越來越大,當規模經濟產生的邊際收益等于擴大規模產生的邊際成本時,企業規模達到最優。

2.商業銀行組織規模與效率的實證分析。下面,以商業銀行綜合效率(EE)作為銀行效率指標,以組織機構數目(ORG)、銀行人員數(PERSON)作為解釋變量,增加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ASSET)作為控制變量,考察商業銀行效率和組織規模的相關性。

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業銀行數據,通過SPSS.11得到回歸結果如下表。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總資產規模后,商業銀行效率與銀行人員數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這表明中國商業銀行的人員對銀行績效產生負面影響,過多的人員降低了銀行的效率。

商業銀行綜合效率與組織規模回歸結果

注:***表示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另外,相關性實證結果表明,銀行規模效率(SE)與銀行規模存在顯著負相關性,這說明中國商業銀行確實存在規模不經濟和低效率現象,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張,銀行效率并沒有得到提高。

3.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導致低效率的原因。四大國有銀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區劃進行分支機構設置,形成“三級管理,一級經營”組織結構,使委托鏈條過長。同時,改革初期的國有銀行主要通過機構和人員的迅速擴張來實現自身發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約束,機構、員工數都大大超過了規模經濟要求的企業邊界。

四、中國商業銀行效率提升的戰略路徑

(一)優化產權結構,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第3篇

民營銀行在職能上的優勢是國有銀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為中小民營企業甚至是個人提供貸款服務。使得民營企業得到更好的發展同時也使得民營銀行自身在銀行業更具有競爭力。在銀行的功能上民營銀行填補了國有銀行的空白點，它可以設立在縣、鄉一級，這樣在地域上可以說覆蓋性更為廣泛。而在這類地區往往很少有國有銀行，也可以說是一項便民利民的措施。隨著我國加入WTO，外資銀行的大量涌入，現有的銀行體系不足以抵抗。而民營銀行有著其自身的優點如：市場靈活性、自主性和私營性等特點，即可以自主根據市場情況調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預從而有效地輔助現有的銀行體系一起抵抗外資銀行的競爭。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經驗就是在國有經濟之外有效的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筆者相信將這一經驗運用到金融領域也是同樣適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現中國金融業企業非國有即外資的尷尬局面，做到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并重。

二、民營銀行設立的困境分析

我國民營銀行的物質基礎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國民間資本中不容小視，所以在一些壟斷行業上，民間資本是有一定的實力和能力與之相競爭。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資本的加入。目前，民營銀行的設立的最大困境是現階段我國并沒有專門的法律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督。但這并不等于放松對民營銀行的法律規范和法律監督，而是需要我們更加謹慎和嚴格地對其進行法律規范和法律監督。

（一）準入標準的困境銀行業因其自身具有高風險性、指標性、效益依賴性、高負債營業性以及明顯的社會性和公共性的特點，所以為了使其能夠長久的經營，對其實行嚴格的準入政策不僅是對民營銀行負責也是對公眾安全的重要保障。第一，對民營銀行準入門檻的設定。首先，不應對民營銀行設定的注冊資本過低，而應當比照《商業銀行法》對商業銀行的設定，但相對的可以適當降低。這主要是考慮到各個地方經濟水平發展不均衡。如果對注冊資本設定過低，就會使得一些不具備競爭能力的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從而增加對公眾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對注冊資本設定的過高，又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場競爭，從而不能起到建立民營銀行對銀行業的積極作用。第二，對民營銀行發起人經營能力的考察。民營銀行有其自身的私營性和資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國民營企業對聘用職業經理人或者職業金融師并不多見，這就要求我們的民營銀行的負責人要有較高的金融知識和經營能力，并對其高層的管理人員也要進行嚴格的準入資格審查，防止一些不具備從業資格和有劣跡的人員進入，從而增加銀行風險，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機制監管的困境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一直都是企業生存的法則。我們不僅要為民營銀行制定其準入的監管，更要為其有一個良好的退出機制，從保障其他權利人的利益入手，從而才能更好地穩定社會安定。對此我們不光要適用《公司法》中關于公司的破產機制，更要發揮政府的功能，任何一個機構都沒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優勢對其進行重組等，使其穩著陸。對于此時的民營銀行制定的退出機制一定要遵循兩個原則，即一是維護社會穩定，避免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引發系統性風險；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處置成本，也就是說以成本最小化為處置目標。從以上兩個原則出發，金融機構風險處置就有了兩個途徑：一是市場處置，即關閉、破產或被動并購；二是通過強力組織撮合，即政府參與金融風險化解。

三、民營銀行的立法建議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較高的利息和不穩定的借貸環境，不僅對借貸人發展企業不利同時也對放貸人收回本金沒有較為可靠的保障，這樣就使得建立民營銀行迫在眉睫。文章從建立民營銀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談起，對民營銀行的事前監督準入問題和事中運行過程中的監管做出了分析，并對我國民營銀行進入金融市場的法律規制的提出了一些建議。

[論文關鍵詞]民營銀行 必要性 準入 監管

隨著中國經濟制度的改革，大量的民營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然而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大量資金支持，在民營企業發展中，正規的金融機構如國有銀行對其提供的貸款所占比重甚少，這就使民營企業不得不將資金的來源目光投向民間，但民間借貸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風險性，所以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性并對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礙。針對這樣的社會現狀，民營銀行呼之欲出。

一、建立民營銀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銀行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市場經濟的活力和動力來源。在我國，銀行由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組成，并各自從事不同的業務。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改革，原本設計上為國有企業準備的國有銀行明顯呈現其不足之處。私營經濟占我國經濟比重的逐年增加，而國有銀行對其資金的支持卻很少，這不得不使人們重新思考建立什么樣的金融體制才更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此時民營銀行的產生就是順應這個時代的產物。

什么是民營銀行？筆者認為民營銀行也就是私營銀行，是指由民營資本控制的，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的采用市場化運作的銀行。民營銀行與其他銀行相比，它根本上的不同是其資本全部來自民間而非國有，在日常運作上最大限度地不受國家的控制，而實行市場化運作，以靈活的自主性和私營性為其最主要的特征。

（一）建立民營銀行的必要性

首先，民營銀行可以彌補和完善銀行業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體系。在我國實際上因國有銀行其特殊的身份與優勢的地位占據了整個銀行市場的絕對多數份額。隨著市場經濟地不斷發展，私營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斷增大。民營銀行的發展必將使我國金融體系對經濟發展的輻射面、滲透力和適應性日益增強。

其次，將民營銀行引入我國金融制度可以有利于各類銀行的競爭和發展。即使是民間借貸的利息高于國家銀行上限仍然十分活躍于民間資本市場，這也是民營銀行未來的巨大的市場。引入民營銀行為銀行業注入新鮮的血液，使得中小企業看到貸款的希望，這也促進了金融業更好更快的競爭發展，同時加快促進金融業的體制改革。

第三，現實狀況也使得建立民營銀行迫在眉睫。在溫州等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地下“錢莊”。這些“錢莊”長期存在必然是有它一定現實原因的，但地下“錢莊”是我國明令禁止的，雖然暫時起到了一些銀行借貸的作用，但它帶來的嚴重社會后果已遠遠超過了它所帶來的益處。如果我們還是這樣放任不管，就會使得地下“錢莊”愈演愈烈，例如溫州和鄂爾多斯等城市，一旦出現資金斷裂或者其他情況后果將不堪設想。然而如果我們使它正規化和合法化，就會使它的益大于弊，它似乎可以看作是民營銀行的雛形。

（二）建立民營銀行的重要性

民營銀行在職能上的優勢是國有銀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為中小民營企業甚至是個人提供貸款服務。使得民營企業得到更好的發展同時也使得民營銀行自身在銀行業更具有競爭力。在銀行的功能上民營銀行填補了國有銀行的空白點，它可以設立在縣、鄉一級，這樣在地域上可以說覆蓋性更為廣泛。而在這類地區往往很少有國有銀行，也可以說是一項便民利民的措施。

隨著我國加入WTO，外資銀行的大量涌入，現有的銀行體系不足以抵抗。而民營銀行有著其自身的優點如：市場靈活性、自主性和私營性等特點，即可以自主根據市場情況調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預從而有效地輔助現有的銀行體系一起抵抗外資銀行的競爭。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經驗就是在國有經濟之外有效的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筆者相信將這一經驗運用到金融領域也是同樣適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現中國金融業企業非國有即外資的尷尬局面，做到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并重 。

二、民營銀行設立的困境分析

我國民營銀行的物質基礎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國民間資本中不容小視，所以在一些壟斷行業上，民間資本是有一定的實力和能力與之相競爭。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資本的加入。

目前，民營銀行的設立的最大困境是現階段我國并沒有專門的法律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督。但這并不等于放松對民營銀行的法律規范和法律監督，而是需要我們更加謹慎和嚴格地對其進行法律規范和法律監督。

（一）準入標準的困境

銀行業因其自身具有高風險性、指標性、效益依賴性、高負債營業性以及明顯的社會性和公共性的特點，所以為了使其能夠長久的經營，對其實行嚴格的準入政策不僅是對民營銀行負責也是對公眾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一，對民營銀行準入門檻的設定。首先，不應對民營銀行設定的注冊資本過低，而應當比照《商業銀行法》對商業銀行的設定，但相對的可以適當降低。這主要是考慮到各個地方經濟水平發展不均衡。如果對注冊資本設定過低，就會使得一些不具備競爭能力的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從而增加對公眾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對注冊資本設定的過高，又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場競爭，從而不能起到建立民營銀行對銀行業的積極作用。

第二，對民營銀行發起人經營能力的考察。民營銀行有其自身的私營性和資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國民營企業對聘用職業經理人或者職業金融師并不多見，這就要求我們的民營銀行的負責人要有較高的金融知識和經營能力，并對其高層的管理人員也要進行嚴格的準入資格審查，防止一些不具備從業資格和有劣跡的人員進入，從而增加銀行風險，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機制監管的困境

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一直都是企業生存的法則。我們不僅要為民營銀行制定其準入的監管，更要為其有一個良好的退出機制，從保障其他權利人的利益入手，從而才能更好地穩定社會安定。對此我們不光要適用《公司法》中關于公司的破產機制，更要發揮政府的功能，任何一個機構都沒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優勢對其進行重組等，使其穩著陸。對于此時的民營銀行制定的退出機制一定要遵循兩個原則，即一是維護社會穩定，避免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引發系統性風險；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處置成本，也就是說以成本最小化為處置目標。從以上兩個原則出發，金融機構風險處置就有了兩個途徑：一是市場處置，即關閉、破產或被動并購；二是通過強力組織撮合，即政府參與金融風險化解。

三、民營銀行的立法建議

由于民營銀行主體的特殊性，使其不能完全借用《商業銀行法》和《公司法》，但是還是可以借鑒其中很多規定和制度的，所以沒有必要再專門制定一部《民營銀行法》。筆者認為可以在《商業銀行法》中加入對規范民營銀行的規定，對二者有區別的對待，這樣可以改《商業銀行法》為《銀行法》，在制定“民營銀行”的規定時可以參考《巴塞爾協議》等相關法律法規。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第5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銀行貸款；小銀行優勢；關系型貸款

中圖分類號：F9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7-0015-03

一、問題的提出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一直是困擾我們長期未解決的難題。盡管銀監會于2005年7月了《銀行開展小企業貸款業務的指導意見》，鼓勵銀行打破傳統的信貸理念和方法，各銀行、包括股份制商業銀行，為開展中小企業貸款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嘗試，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局面。[1]

我國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金融資本供給與產業資本需求存在體制上的不兼容是最根本的原因，而解決的辦法自然是建立內源于中小企業發展的中小銀行。[2]根據“小銀行優勢論”，小銀行可以利用與小企業建立的長期關系來獲得借款人的專有信息，較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為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與此同時，學者們也發現，在我國上百家中小銀行中，股份制銀行的行為越來越像國有銀行，貸款逐漸向大客戶集中。[3]如何解釋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股份制銀行爭奪大客戶是否向某些學者所言僅僅是因為其發展戰略失誤?[4]股份制銀行還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小銀行嗎?

本文在小銀行優勢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小企業貸款的特點，考察股份制銀行的貸款行為，力圖透過現象挖掘貸款行為背后的真實原因。

二、小企業貸款的特征與不同規模銀行的貸款行為

從表面上看，小企業貸款具有規模小、頻度高和更依賴于短期貸款的特征，但這些表面特征并沒有充分揭示小企業貸款的實質。[5]與大企業相比，小企業最大的區別是財務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因而其貸款的根本特征是依賴于難以觀察、量化和傳遞的“軟信息”，即銀行通過多種渠道，尤其是通過提供多種服務和與企業業主、所在社區、客戶及供應商等的多次接觸收集各種信息。這類貸款被稱為關系型貸款。[6]關系型貸款是相對于交易型貸款而言的，二者最根本的區別在于貸款決策的依據，前者主要是與企業業主個人品德相關的軟信息，而后者則主要是可以量化和傳遞的“硬信息”，如財務報表、信用評分、抵押品價值等客觀指標。

關系型貸款與“人情貸款”之間存在微妙的區別。二者都建立在雙方多次交往的基礎上，貸款決策也都是主觀的，但貸款決策的原則性卻將二者區分開來。如果信貸員通過與企業業主的多次接觸發現，該企業沒有發展前景，業主品德也存在問題等，那么，在正常的關系型貸款中，信貸員應該拒絕發放貸款。但如果信貸員因為與企業業主的特殊關系，或者由于收授了后者的賄賂而違背貸款的基本原則而發放貸款的話，這就是“人情貸款”。在現實中，關系型貸款與人情貸款很難區分，銀行面臨著如何防范人情貸款的問題。但不同規模的銀行所面臨的這類問題的嚴重程度是不同的。

處于最基層的信貸人員最容易獲得企業的軟信息，也最容易偏離銀行利潤最大化軌道。由于軟信息不易量化與傳遞，銀行的規模越大，內部各層次之間的溝通越困難，監督成本就越高，由此產生組織不經濟(organizational diseconomies)。而小銀行因組織結構簡單，沒有或只有本地少數幾家分支機構，銀行股東-管理人員-信貸人員之間的信息溝通通暢，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這就是小銀行優勢的重要來源。在小銀行，信貸員(有時就是管理人員和股東)在獲得借款企業信息的基礎上做出貸款決策，貸款程序靈活，審貸合一，能夠較好地滿足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然而，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防范人情貸款風險、降低組織不經濟效應將成為銀行面臨的重要任務，因此，規范貸款程序，實行審貸分離，同時增加資本投入便成為銀行控制人情貸款風險的重要手段。銀行增加資本投入主要是為了使貸款日益科學化、客觀化。例如，通過開發電腦軟件自動計算借款企業的信用評分以減少貸款決策中人為因素的干擾。

可見，在小企業貸款方面，不同規模銀行的貸款行為的確存在較大的差異。小銀行簡單的組織結構使其在收集、處理和傳遞軟信息以及控制人情貸款風險方面的具有明顯優勢，它們將主要經營依賴于軟信息的關系型貸款。而大銀行則因組織結構復雜面臨人情貸款風險和高昂的監督成本，而通過規范貸款程序和提高資本投入來加以防范成為大銀行成長過程中最理性的選擇。這樣一來，大銀行將逐漸喪失收集、處理和傳遞軟信息的能力，它們將從關系型貸款轉向依靠客觀、量化指標的交易型貸款。

研究證實，大銀行在貸款審查中使用數量標準來做出貸款決策，而小銀行更依賴于個人接觸。大銀行在借款企業規模較大、能夠提供正式的財務記錄、經營時間較長時更容易批準貸款，而小銀行則使用更靈活的貸款程序，更依賴于從已經建立的關系中獲得借款人的品質信息，不太重視財務變量。[7]可見，隨著銀行規模的增大，交易型貸款日益成為主要的貸款方式。由于大部分中小企業依賴于關系型貸款，因此不會成為大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

三、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

本文中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是指以交通銀行為第二梯隊的十幾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注：盡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的三家銀行已經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仍然由國家絕對控股，習慣上仍然稱為“國有銀行”。部分地方城市商業銀行也正在或者已經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由于其業務基本局限于本地區之內，因而仍然是“地方性”銀行。)。這些銀行之所以被劃在“中小銀行”之列，是因為它們與規模龐大的國有銀行相比仍然是很小的。在英國《銀行家》雜志統計的“中國銀行100強”中，它們的資產、稅前利潤和一級資本分別占21.8%、26.7%和18.8%，落后于四大國有銀行(注：“Top 100 Chinese Banks”，《The Banker》，2006年6月增刊。)。但是它們中大多數已經不再是理論意義上組織結構簡單的“中小銀行”，因為其跨區分支機構已經達到幾百家、甚至上千家(見表1)。復雜的組織結構導致人情貸款的風險增大、監督成本提高，因此，為了防范人情貸款風險，規范貸款程序、嚴格實行審貸分離，便成為股份制銀行防范人情貸款風險的重要措施。

從要素投入情況的情況來看，股份制銀行投入大量的資本更新設備，依靠電腦、網絡等實現貸款信息或數據的整理和評估，依靠電腦信用評分做出貸款決策，導致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均快于勞動投入的增長速度。我國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實際人均資本(即實際固定資產凈值與雇員人數之比)平均從2000年的19.1萬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24.7萬元(注：這10家股份制銀行包括：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和廣東發展銀行。因缺乏數據，2004年不包含光大銀行。2005年不包括光大和廣東發展銀行。數據來源：《中國金融年鑒》相關各期。)，而受到計劃經濟體制拖累、人員臃腫的國有銀行的實際人均資本僅從10.5萬元提高到13.1萬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服務民營企業為市場定位的民生銀行，近幾年卻投入巨資進行信息化建設，成為國內第一家數據大集中的銀行。從2000-2004年，民生銀行的人均資本始終位于前四位，貸款增長率也保持第一。除非投入的資本大量閑置，否則，很難想象銀行會通過發放關系型貸款來實現規模的高速擴張。可以肯定，其小企業貸款中更多的是交易型貸款。

此外，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大都誕生于上個世紀80到90年代，它們中已經有10家進入了全球最大的1000家銀行的行列(見表1)，其中經營年限最短的民生銀行也有11年，最長的興業銀行已經24年(注：其中交通銀行始建于1908年，重建于1987年。)。據國外學者的研究，銀行只有在誕生后的前幾年其行為才具備小銀行特征，隨著時間的延長，貸款對象也發生變化，當經營20年時，它們與成熟的大銀行已沒有區別。[8]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它們中一半以上已經是，或者基本上是大銀行，其他正在迅速成長為大銀行。因此，為了實現成本和效益的目標，它們會像國有銀行一樣經營交易型貸款，回避關系型貸款。由于小企業更依賴關系型貸款，因此，小企業不會成為它們的主要貸款對象。由此看來，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對象逐漸向大客戶集中并非發展戰略上的失誤，而是銀行成長過程中規避人情貸款風險的理性選擇。

當然，這并不是說股份制銀行在中小企業貸款方面完全無所作為。近年來股份制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有所提高，并針對中小企業推出了一些創新貸款產品。盡管這些舉措可以緩解小企業貸款困難，但離真正解決這一問題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無論何種貸款產品或技術，股份制銀行始終要求能夠提供滿意的硬信息，如驗資報告等。這類貸款從本質上來看仍然是交易型。而無法提供滿意硬信息的小企業仍然面臨貸款困難。換句話說，只有小企業中的高端客戶才可能成為它們的貸款對象。

四、結論

以上分析證明，無論從組織結構、要素投入、貸款程序或成長時間來看，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已經不是純理論意義上的“中小銀行”，而是正在高速成長、甚至步入成熟期的大銀行，組織結構日益復雜化使銀行面臨的人情貸款風險急增，監督成本提高。很明顯，它們已經不再適合經營依靠軟信息的關系型貸款，其貸款行為逐漸從關系型貸款轉向交易型貸款，正是控制人情貸款風險的需要。鑒于小企業更依賴于關系型貸款，因此，小企業不會成為它們的主要貸款對象。

解決小企業貸款問題需要科學，更需要藝術，只有管理良好的小銀行才能勝任。目前，我國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的絕對數量似乎非常龐大，但真正處于創立期的小銀行卻遠沒有想象的多，且大部分面臨經營困難，資產質量不容樂觀。由于長期以來產權不明晰、內部治理結構混亂，大量的關系型貸款轉變成為人情貸款。因此，我國小企業貸款困難實際上折射出的一方面是自然成長過程中真正處于創立期小銀行數量的缺失，另一方面是這類小銀行的經營困難。要建立起服務于小企業的創立期小銀行，明確產權、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是其前提條件。但更為重要的是放松銀行市場的進出入條件，使銀行自然成長，實現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目前，僅從注冊資本來看，我國法律對銀行類金融機構的準入要求高于美國、英國和德國。[9]這使得我國的銀行從誕生之日就跨越了創立期而成為區域性、甚至全國性的大銀行，加之監管部門強行合并信用社，人為地使它們成長為銀行的做法，更加劇了小銀行數量的短缺，這對解決小銀行的經營困境毫無幫助，更不利于解決小企業融資困難。因為小銀行有一個與小企業共同成長的過程，如果經營有方，二者將在合作中成長為大銀行和大企業，此時，它們之間的關系將更加密切，關系才展現其最大的價值。由于市場上總是有小企業存在，這也就要求市場上總是有健康的小銀行存在，才能夠填補大銀行留下的市場空白。因此，解決小企業融資問題的長遠出路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銀行市場進出入的自由度，積極促進創立期小銀行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方秀麗.銀行開展小企業貸款業務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浙江金融，2006，(5).

[2] 韋曙林.論中小企業融資與金融制度創新[J].經濟縱橫，2002，(3).

[3] 王穩，楊為官.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集中問題及其矯正[J].山東社會科學，2003，(4).

[4] 解傳喜.關系導向與我國中小銀行戰略轉型[J].生產力研究，2005，(1).

[5] 劉金鳳，許丹.中小企業融資結構具有四大特征[J].經濟縱橫，2004，(11).

[6] Berger， & Udell， G. F. (2002).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7] Cole，R. A.， Goldberg， L. G.， & White， L. J. (2004). Cookie-cutter versus character： The micro structur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 by large and small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