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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的關系,無論從理論角度研究,還是從實踐角度探索,都是一對聯系遠遠大于區別的概念。只有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高度把握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之間的關系,才有助于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工業化是18世紀60年代后,隨著英國的產業革命使機器逐步取代手工勞動而誕生了近代工業后才出現的一個名詞。
首先,工業化是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從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
對工業化一詞最為流行的解釋是將工業化描述為:工業在國民收入和勞動人口中的份額連續上升的過程。這是著眼于工業發展角度給定的定義,強調工業化的過程本身就是工業發展。有的學者將工業化定義為:一個國家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過程或在國民經濟結構中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向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的轉變過程。顯然,這是著眼于國民經濟結構的轉變給定的定義,強調的是通過發展工業,使一國的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有的學者認為:工業化是近代工業通過自身的變革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并使國民經濟以至整個社會都得到改造的過程。這一定義著眼于對工業化內容的全面把握,強調工業化概念的綜合性。東方學術界往往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認識工業化的內涵,或者認為工業化就是現代化,或者認為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工業化。此外,有的學者強調生產的物質結構變化,著眼于生產要素的投入組合與產業關系的變化來定義工業化。由此可見工業化內涵的豐富性。筆者認為,工業化是在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從以農業為中心向以工業為中心的轉變過程。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在運用新科學技術基礎上建立起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的門類齊全、結構和分布合理的工業體系;是工業地位上升,超過農業;三是在經濟發展中能為其他部門提供先進的科技裝備。
其次,工業化是個綜合概念,有著特定的層次性規范。工業化是個有著復雜而深刻內涵的綜合性概念。例如狹義的工業化概念解釋為機器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發展并占統治地位的過程;廣義的工業化概念則是指工業化作為一種特定的歷史過程,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影響和導致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變化。
如果從廣義角度理解工業化的內涵,工業化的基本涵義由淺入深可呈現以下四個層次:一是工業本身的發展;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三是社會經濟突出的變革;四是文化層次上的變革。
再次,工業化是個動態概念,必須在過程中理解。盡管上述諸表述的著眼點不同,但存在著一個明顯的一致性,這就是工業化是個動態概念,工業化是個過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就將工業化劃分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相互銜接的發展階段,并給定相應的檢驗指標。
從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10%為初期階段,30%為中期階段,70%為后期階段。認為工業化是個動態概念,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即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或地區,工業化的標準是不同的。例如我國就是將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標準主要界定為人均GDP3000美元,城市化率達到50%以上,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下降至30%。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走“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其中“新型工業化”就是著眼于時代特征,以可持續增長和信息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標準的工業化。
最后,工業化是個實踐性概念,是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和艱辛才能實現的
從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歷史進程看,近代工業化發生于產業革命過程中,英國自18世紀60年代開始至19世紀30年代末基本完成,歷時近一個世紀;近代工業化在世界各國之間的差距很大,即至今日,仍然有許多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近代工業化水平仍處于起步階段,其國民經濟仍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至于現代化工業,只是極少數發達國家才得以實現。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一批處于國際領先地位的工業產業,但從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看:機械化、半機械化勞作在農業生產中并不占主導地位,幾千年一貫制的手工勞動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或根本性轉變。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商品經濟尚欠發達、市場經濟體制尚待進一步完善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要在這樣一個工業發展水平的基礎上走“新型工業化道一路”,任務是十分艱巨的。
農業產業化是改革以來農村出現的新生事物。關于農業產業化內涵的界定,理論界同樣沒有統一的認識。在我國改革的理論探索與實踐過程中,雖然對農業產業化的內涵頗有爭議,但基本上取得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共識一是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農業經濟;二是要按產業系列發展農村經濟;三是要實現農工商一體化;四是要以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為中心,加快實現由落后的半自給自足的農業向現代商品農業的轉變。據此可將農業產業化表述為:在穩定的前提下,結合本地區實際,圍繞本地的重點產品,實現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的種養加工、農工商、銷一體化經營,達到產業區域化、經營市場化、管理企業化、服務社會化的目的。從而使農業真正走上城鄉優勢互補、產業相互促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顯然,這是一個描述性概念。
將工業化內涵的一般表述與農業產業化內涵的一般描述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在工業化的內涵中,更多地是強調“轉變”與“過程”,農業產業化的內涵中,則更多地強調運作的條件和組織形式。據此,與工業化概念相比較,農業產業化概念是個相對“微觀”的并且操作性極強的實踐性概念。
從聯系角度看:在英文中“工業化”與“產業化”是不加區分的,統稱為Tndacbrialization。在中文的譯文中,也將Tndacbrialization通譯為“工業化”或“產業化”。也就是說,作為動態名詞,工業化與產業化之間的區分不具有國際性,是中國人在改革過程中賦予二者以不同的內涵。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的聯系,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產業化是一國工業化的核心內容。如果僅從產業化講,一國的工業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工業產業化,二是農業產業化。實現工業化,就是要實現一國的工業產業化和農業產業化,只著眼于工業產業化的角度考慮問題是不完整的。從我國的實踐看,工業生產經營的產業化,無論從產品的銷,還是從企業組織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程度,都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但是,我們仍然不能說我們已經實現工業化,甚至不能說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國農業產業化的程度還很低,農業生產目的的自給自足性、生產組織的分散性、生產方式的手工勞作性等方面并沒有實質性的轉變,還更多地保留著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的特征,作為工業化主要內容之一的農業產業化,還制約著我國工業化進程。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任務。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
其次,農業產業化是檢驗一國工業化實現程度的客觀標準。雖然對一國工業化實現程度的檢驗標準是綜合的,但對于一個實施“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業產業化的實現程度無疑是客觀標準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工業化要求一國的農業產業也要向工業產業那樣實現市場化、社會化、系列化,使農業產業化發展在經營理念、組織形式、經營方式等諸方面與工業的產業化程度相適應,以實現工農業兩大產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因此,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程度,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國工業化的進展程度,尤其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的“現代化”水平,集中地體現一國工業化的水平。再次,只有形成農業產業化才能最終實現一國的工業化。工業化不是一個孤立的結果,也不是一個單一的進程。一方面,一國工業化的最終實現依賴于農業產業化的最后完成,沒有農業的產業化就沒有一國的工業化;另一方面,農業產業化對一國工業化的實現具有加速作用的同時,它自身作為結果,也將最終完成于一國工業化的進程之中。
一、新型城鎮化建設及其特征
城鎮化是指人口向城鎮遷徙的過程,這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二是城鎮數量的增加。城鎮化是社會經濟以及文明程度不斷發展的結果,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農業人口比例不斷下降,非農業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從而形成了城鎮數量以及人口的上升。新型城鎮化的概念是建立在城鎮化的基礎上,強調城鄉統籌、城鄉互動、節約能源、生態保護以及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觀念,其核心內容為農村與農民,以實現農民生活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平等化為目標,并最終實現社會財富的共同分享。
新型城鎮化與傳統的城鎮化建設相比,其特殊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范圍涵蓋農民,注重農民利益的保護,以發展現代農業產業化的手段實現城鎮化目標。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單純是城鎮人口與數量的增加,更加注重通過產業支撐、居住環境等各種民生建設手段實現城鄉轉變。第二,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更加注重環境保護以及生態文明的保護。更加注重運用綠色環保、集約智能的科技方法促進經濟的發展以及城鄉一體化建設。
基于以上新型城鎮化建設概念以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新型城鎮建設對產業支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主要體現在對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要求兩方面:在產業布局方面,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以及城鄉統籌的發展模式,要求轉變傳統的人口由農村單純向城市集中的模式,要求發展農業產業以及符合當地經濟情況的產業,帶動當地人口就業。在產業結構方面,要求城鎮化建設要充分考慮民生基礎設施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這就要求產業結構的轉變,鼓勵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高新技術產業加入城鎮化建設隊伍中。
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產業支撐問題
縱觀世界各國城鎮化建設歷史過程,不難看出產業支持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歷史經驗同樣顯示良好的產業支持能夠為城鎮化發展提供積極的推動作用。由部分失敗經驗也可以看出,單純憑借“人造”城區是無法實現城鎮化建設的,城鎮化建設實質是生產要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最終實現區域的產業化發展。
審視我國城鎮化建設過程,不難發現我國城鎮化建設與產業發展存在一定的不協調因素,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我國城鎮化率與工業率的不協調。根據國際經驗,一國城鎮化率大概是其工業化率的兩三倍,然而根據2013年國家發改委報告,我國城鎮化率約為53.37%,而工業化率約為48.5%,通過數據對比發現我國城鎮化率落后于工業化率。第二,我國產業布局與城鎮化建設割裂,由于我國自1978采取了非均衡的產業政策,產業發展也向東部發達沿海地區傾斜,非均衡的產業布局政策導致我國東、中、西部發展極度不平衡,產生了東部地區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集群,而中西部以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布局。這種極度不平衡的產業布局使得農村大量勞動力涌向城市,形成了“候鳥式”遷徙,加大了我國城鎮化難度。第三,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難以體現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綠色生態、集約智能的科學發展觀理念。
綜合上述,新型城鎮化建設對我國產業布局與結構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城鎮化建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一個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因此,我國產業發展規劃成為影響城鎮建設的首要因素,科學合理的產業發展規劃將為其帶來嶄新的發展空間。
三、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產業發展規劃
產業發展規劃主要分為產業布局規劃和產業結構規劃兩部分,針對以上新型城鎮化建設對我國產業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本文從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兩方面分別提出相應政策建議,以期為城鎮建設提供強勁的發展動力。
1、構建全面均衡的產業發展布局,帶動農民就近就業
上文提到,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內容是農民,解決農村、農民問題是實現我國城鎮化建設的重中之重。農業發展問題、農民社會保障問題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內容,農業的發展將直接影響到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農民收入的多少;農民就業是農民社會保障的主要內容,如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也就成為提高農民社會保障的首要任務。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提出發展農村經濟產業化的發展思路。
加快農業產業化市場化建設,建立一套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的農村經濟產業化市場化機制,通過多渠道促進農民就業,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格局。農村經濟產業化是指根據國內外市場為導向,對農業生產實行產業化生產的經濟模式。根據當地農業支柱產業以及特色產品,因地制宜地將農產品的生產、儲藏、加工、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統一起來,實行一體化經營管理。將農村傳統的半自然經濟狀態轉變為完全的市場經濟,促進農村經濟生產經營的社會化以及規模化,推動農村經濟的市場化進程,通過建立以城帶鄉的模式,建立多種渠道促進農民就業,實現農村經濟的飛躍以及城鎮化。當然值得注意的是,發展農村經濟產業化的最大障礙莫過于體制障礙,家庭聯產承包制雖然在歷史時期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這種格局難以滿足農村經濟產業化的要求。這種單獨作業生產的生產方式嚴重束縛了我國農村經濟產業化的發展,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長期施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只會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剩余以及向城市轉移的格局,使得農業生產力低下,給農村城鎮化建設帶來巨大阻力。
農村產業化的實現需要市場多部門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部門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大財政投入金額,為農村經濟發展建設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保障以及制度保障;同時加強招商引資力度,積極吸引優秀的資本技術投入我國農業經濟當中,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以及資本支持;以優惠的稅收政策鼓勵從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投入農業經濟技術的開發研究當中,加大政府對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方面的資金投入,為我國農業發展提供強大的可及支持。其次,企業部門要借助政府部門的政策優惠,積極投入農業經濟活動中,積極尋找投資回報率高、風險較低的投資項目,并根據當地特色產品努力創建農業特色品牌,加強農業生產企業的公司經營管理水平,擴大當地農民就業。最后,農民應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認識農業經濟產業化的重要性,以積極的態度應對經濟發展引起的農業生產模式的轉變。配合政府的政策引導,積極參與農村經濟產業化的建設當中。
2、優化我國產業結構,構建科學合理的產業機構,推動城鎮建設步伐
科學合理的產業結構將為新型城鎮化建設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新型城鎮建設要求以綠色、智能、集約的生產方式進行城鎮建設。這要求城鎮化過程中,要以綠色環保節能的模式進行城市規劃建設、以最低的環境資源代價進行社會生產活動,因此在城市建設規劃、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要具備生態文明保護意識,積極進行環境保護、資源利用、建筑材料等技術方面的創新活動。
首先,要加大對從事環境保護、資源利用以及綠色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的政策支持。政府應以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從事環保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發展,大力扶植該類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同時,政府也要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投入,對高新技術的科研活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我國金融服務體系,結合普惠金融的時代要求,構建惠及我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體系,實現中小企業的經營規模的擴大,發掘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注入新的活力。同時,加大新能源、能源循環利用產業的科研投入。新型城市建設要求以綠色低碳為生態文明理念,加大能源技術的研發力度,能夠有效解決因化石燃料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同時解決能源危機的產生。
其次,注重生態理念融入城市建設規劃工作中,加強生態宜居工程建設。在城市建設規劃過程中,要融入生態保護理念。在城市交通建設中,要以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為目標,積極開發運用新能源技術,減少能源損耗。在城市工程建設當中,注重運用節能環保材料,如通過屋頂綠化等生態工程方式,實現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補償。在城市市政規劃過程中,要注重對土地、水等資源的合理集約規劃、建設和管理,發展集約型城市,建立一個緊湊型的社會,逐步推進城市規模的擴大。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要注重運用新技術方法融入都城市建設的規劃與管理過程中,大力發展低碳產業技術,積極開發新能源技術,注重能源的可再生以及循環利用技術的研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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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化模式;國際經驗;新型城鎮化進程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0-0077-03
1 河北省新型城鎮化的內涵
新型城鎮化的基本內涵豐富,具有綜合性特征,因此需要多方面、多角度、深層次對其界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新型城鎮化有著不同的實現形式。因此,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河北省新型城鎮化是以實現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以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為動力,追求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和高效發展的多元化演變過程。其本質上是一場以人為中心、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其基本內容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其基本目標是城鄉和諧的城市化,其基本模式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城鎮化。世界城市化的進程表明,新型城鎮化最早就是源于對傳統工業化和傳統城市化所造成的資源環境壓力提出的。人們普遍認為,建立在傳統工業化基礎上的城鎮化過程,在耗竭自然資源存量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環境污染。
2 新型城鎮化發展國際經驗借鑒
2.1 城鄉發展不能以犧牲鄉村為代價
國際經驗表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其農業也相應地較為發達。美國是在城鎮化、工業化的同時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率的迅速提高解決了糧食和原料問題,并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同時農產品的出口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大量積累資金。日本在城鎮化過程中,重視城鄉總體布局,力圖避免“貧民區”現象的出現,在處理城市與農村發展關系方面較為成功,政府在關注三大都市圈發展的同時,制定了大量法律促進農村的健康發展,同時采取各種措施,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城鄉鴻溝。而巴西在城市化過程中,片面強調城市的擴張而忽略了農村的發展,導致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強化了二元經濟結構。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告訴我們,河北省新型城鎮化道路必須把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與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
2.2 重視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城鎮化的速度差異與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社會保障成為發展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早在19世紀,德國便創造性地開展了社會保障方面的工作。如在1881年頒布的《社會保障法》就標志著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以后幾年又相繼通過了關于建立醫療保險、事故保險以及傷殘和老年保險的立法,1969年又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制定了《農民養老金法案》,自此,德國正式建立了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社會服務構成的社會保障網。英國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最早的國家之一,20世紀初,英國政府制定了《老年贍養法》、《國民保險法》等一系列法案,到20世紀中葉,英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2.3 注重培育城市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
城市的發展與產業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著名經濟學家繆爾達爾的城市發展積累因果理論認為,當城市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時,決定城市增長的不再是本地的資源稟賦,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資本、勞動力及生產要素的能力,這種能力取決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種繁榮的主導產業。如美國的帕洛阿爾托小城鎮,全鎮只有5.6萬人,在發展過程中依托毗鄰斯坦福大學的優勢,發展以電子軟件和生物技術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使該鎮成為世界上最充滿活力的小城鎮之一。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各發達國家也非常注重城市特色,美國的汽車城底特律和鋼鐵城匹茲堡、法國的葡萄酒城波爾多、荷蘭的港口城市鹿特丹、意大利的服裝名城米蘭等城市,均以獨特的城市競爭優勢而屹立于世。
2.4 城市化必須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適度同步
國際經驗證明:過度城市化是病態城市化,既不能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也不能帶來社會經濟的現代化,還會產生嚴重的“城市病”;滯后城市化則是發育不全的城市化,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利于現代化的實現;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實現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協調發展與良性循環,避免或緩解、消除“城市化”。
2.5 城市規模和城市布局合理,必須集中與分散結合
城市化是人口不斷由農村轉向城市的社會經濟過程,也是城市地域擴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過程,集中型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分散型的城市化使城市人口適度分散到中小城市,大城市適度分散到郊區和衛星城。國際經驗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城市過少、過小、過于分散,就會影響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占用大量寶貴的土地資源,不利于農業的發展。因此,河北省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硬性的城市化規模政策,既要考慮大城市較大的人均產出,又要考慮大城市較高的勞動力、土地和軍民生活費用;既不鼓勵大城市的發展,也不抑制大城市的發展。通過政策引導使標準的制造業生產活動分散到中小城市,而使大都市地區的生產活動主要集中在服務、研發以及非標準化的制造業上。因此,城市必須合理布局,集中與分散必須恰當結合,使大、中、小城市結構合理、搭配適當。
3 河北省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城鎮化發展,積極探索具有河北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然存在如下一些問題:
3.1 城鄉定位不準確
由于受行政區經濟影響,河北城市發展仍各自為政,致使城市定位不準、角色混亂,進一步加重了區域內部協調發展的矛盾。鄉村發展定位仍以自然經濟時期自給自足的鄉村居民點功能為主,使鄉村發展受到很大制約。城鄉功能定位不準,二元結構突出,導致城鄉產業發展脫節,使鄉村千家萬戶的小生產根本無法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進行有效對接。
3.2 城鄉結構不合理
河北省城鄉體系結構仍存在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強、鄉村規模過小、城鄉二元結構突出等問題。2011年的河北省城市首位度僅有1.254,說明首位城市經濟實力偏小,經濟輻射能力不足,沒有形成相應的核心城市,從而加重了河北省內城市間以及城鄉間協調發展的矛盾。同時,河北省鄉村居民點的規模小、耕作半徑有限,已嚴重制約現代農業現代化的有序推進,導致農民工兩棲型生活方式長期存在。
3.3 城鄉產業不銜接
城市功能定位不準,區域內城市發展目標大體相似,導致城市經濟結構雷同,城市間聯系不緊,難以融合。無差別競爭,行業與企業缺乏必要的分工與協作,低水平競爭激烈,無法形成規模效益,導致資源浪費嚴重。各城市間的競爭明顯大于聯合,摩擦高于融合,分力大于合力,嚴重削弱了區域綜合發展能力,抑制了區域綜合競爭力的有效提高。城鄉地位不準,城鄉發展各行其道,城鄉產業發展脫節,城鄉二元結構突出,導致區域內比較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資源得不到合理開發利用,嚴重影響城鄉產業鏈的有效銜接和城鄉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3.4 城鄉生態不耦合
城鄉結構不合理、城鄉定位不準確、城鄉產業不銜接,城鄉發展各行其道,導致城鄉生態環境與生態文明建設相脫離,城鄉生態不耦合。城市發展呈攤大餅式無限拓展蔓延,導致耕作區、水域等生態功能面積不斷縮小,河流等生態廊道遭到極大破壞,嚴重阻斷了土地的呼吸,植物的生長,水系的循環,尤其是生態流的轉換。與此同時,鄉村經濟發展滯后,缺乏應有財力對鄉村發展過程中的“三廢”物質進行有效治理,鄉村生態環境建設更是無從談起,鄉村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致使城鄉生態環境不耦合,生態文明建設嚴重滯后。
4 河北省新型城鎮化對策
4.1 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優化城鄉結構體系
統籌區域發展資源,突出重點地區,把構建城市群作為城鎮化布局的主體形態。以承德、張家口、廊坊、保定市為主體,構筑環首都城市群;以石家莊、衡水、邢臺、邯鄲市為主體,構筑冀中南城市群;以秦皇島、唐山、滄州市為主體,構筑沿海城市帶。重點加強石家莊、唐山建設使其真正成為區域性中心城市,突出縣城和中心鎮建設,在保證縣城(縣級市)產業集聚區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中心鎮產業園區建設;加快新型農村社區布點規劃建設,嚴格科學選址,科學預測發展規模,提供合理的產業支撐,與中心鎮乃至縣城進行有效銜接,建設年限可不做具體要求。
4.2 以新型工業化為紐帶,統籌城鄉產業發展
以新型工業化為紐帶,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實施和二三產業的有效集聚,將為城鎮居民和進城務工農民提供有效的、穩定的工作崗位,才能保證農民工有穩定的生活來源,能夠長期定居城鎮。同時,新型工業化推進過程中的糧食加工業還是拉長糧食產業鏈條、提高糧食價值、走“工業興糧”之路的關鍵環節。政府應加大對糧食主產區農產品深加工產業的扶持力度,給予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用地、貸款、資金扶持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農產品深加工龍頭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不斷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
4.3 以城鄉資源開發為基礎,完善城鄉體系結構
城鄉統籌的基礎是城鄉資源的有效整合,以形成合理的空間結構,完善的城鄉體系結構。通過城鄉互動,實現城鄉基礎設施、勞動力資源、自然資源、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有效對接,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目標,最終使城鄉得到共同提高,表現為城市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再度發展,以及鄉村經濟、社會方面的積極提高。城鄉統籌互動發展過程中,城鄉差距是其最永恒的動力。城鄉間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生態流的暢通無阻是城鄉統籌發展、良性互動的支撐體系。
4.4 以生態文明建設為目標,優化城鄉生態環境
經濟要發展,環境是保障。實踐已經證明,環境就是生產力,環境就是競爭力。當前,環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地區之間經濟競爭、形象競爭和社會競爭的焦點,從東南沿海到中西部地區,都在努力營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搶抓發展先機。優化城鄉生態環境,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推進河北新型城鎮化的主要目的之一。
4.5 以“四化”協調發展為引領,有序推進河北新型城鎮化進程
縱向看河北經濟社會得到較快發展,但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原因在于農村人口多、農業比重大、保糧任務重、工業比重低、城鎮化水平低、信息獲得滯后,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資源配置不合理,等等。為此,必須實施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以信息化為支撐的信息化、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協調發展戰略。通過加快信息化,有效地支撐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的健康發展。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使農民工及其家屬真正由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真正在城鎮就業生活,才能使他們原有的農村土地得以流轉,農用土地經營規模擴大,逐步實現農業產業化,最終實現新型農業現代化。同時,新型城鎮化的有序推進還將為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空間,為新型工業化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一、城鎮化是中國經濟新的發動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推進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貿出口、投資以及消費相繼成為不同時期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是,由于國際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充滿變數,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態勢仍將延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我國必須找準經濟發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就業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化過程和城鄉空間社區結構的變遷過程,其本質特征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的轉換,非農產業向城鎮集聚,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轉換。
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對投資、就業、消費的全方位拉動,進而優化產業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將推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一)拉動投資
我國農村鄉鎮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有較大改善。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伴隨城鎮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電、住房、通訊、教育、醫療、文化建設、污水和垃圾處理等方面將進行大規模、全方位的建設,從而形成巨大的投資需求。
(二)優化結構
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不僅能夠推動以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為主要內容的公共服務發展,也能夠推動以商貿、餐飲、旅游等為主要內容的消費型服務業和以金融、保險、物流等為主要內容的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結構加快轉型,實現經濟服務化。
(三)增加就業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必將推動第二、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會為服務業的充分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就地吸納大量的農村人口就業。
(四)促進消費
城鎮化可以提高消費水平。從鄉村到城市,居民消費明顯增加。農村人口的逐步“市民化”,將促使新型城鎮中的文化、旅游、休閑、家政、美容等行業的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服務水平將不斷提升,進而逐步實現消費結構的升級。
(五)縮小差距
一方面,城鎮化將加強公共設施投入,改善城鎮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城鎮化將提升入城新市民的收入,提升生活品質。應該說,新型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出路。
二、城鎮化有巨大的資金需求
從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的推動以及國際經驗看,城鎮化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會創造出新的金融需求。未來新型城鎮化的資金需求主要體現在城鎮公共事業建設、城鎮房地產開發、城鎮小微企業和城鎮居民消費等四個方面。
(一)城鎮公共事業建設需要大量資金
新型城鎮化的公共事業建設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公用事業建設和公共服務建設三個方面。這些項目建設,有的純靠政府投資,有的可以公私合營,有的可以民間投資。但是,這些項目建設共同的特點是資金需求大、建設周期長、經濟收益有限、償還期長。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多渠道籌集資金,其中大量依靠的就是銀行資金支持。
(二)城鎮房地產開發需要大量資金
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是人的城鎮化。隨之而來的就是安居問題。在土地集約使用的情況下,新型城鎮化必然改變傳統的農家小院模式,實現住宅商品化發展。我國普通商品住房項目的最低資本金比例為20%,按每年830萬戶農民市民化(2480萬人除以3人/戶),每套城鎮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萬元計算,總投資將達8300億元,需要外部融資將達6600億元。若按45.8%的貸款比例計算,需銀行信貸資金3800億元;若按寬口徑計算則為7600億元。
(三)城鎮小微企業發展需要大量資金
十提出“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工業化,尤其是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是城鎮化的持續推動力。農業產業化發展必然促成一大批小微企業創立、成長,產生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需求。從目前全國的小微企業貸款余額與小微企業戶數可以測算出,小微企業戶均貸款額約90.5萬元。假設每年市民化2480萬農村人口,2/3為勞動人口(1653萬人),其中50%留在小城鎮就業則約為827萬人,按小微企業戶均吸納就業21人計算,預計將新產生約40萬戶小微企業,其貸款資金需求將達3600億元。
(四)新城鎮居民有大量資金需求
十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計劃中收入倍增者指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農民創業和擴大再生產將使得個人生產經營性貸款需求增加,收入的提高和市民化的發展將使農民消費升級,新市民對居住、交通、娛樂、教育方面的需求增長將帶動個人住房貸款、耐用消費品貸款、汽車消費貸款需求大量增加。2012年我國住戶消費性貸款余額104439億元,按城鎮人口71182萬簡單測算,人均消費性貸款約1.47萬元。而新型城鎮化每年市民化2480萬人,將新增消費貸款需求3650億元。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簡單測算看,每年新型城鎮化產生的銀行信貸資金需求將達2.35萬億~4.69萬億元左右,約占2012年全國新增境內貸款的26.6%~53.2%。可見,新型城鎮化產生大量的資金需求,使農村銀行機構在城鎮化建設中大有可為。
三、銀行要為城鎮化助推盡責
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需要農村金融服務的支持與配合.農村金融體系是農村經濟的“造血體”,建立現代農業金融服務體系、補齊農村金融短板,已成為促進城鄉產業互融和要素流動、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的關鍵。
實際上,銀行支持推進城鎮化進程對于政府、小城鎮金融消費者和銀行自身均有現實意義。對于政府而言,可以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利用信貸資金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對農民而言,可以轉變生產和生活方式,更新消費觀念,節約寶貴的土地資源,有效拉動內需和消費;對銀行自身而言,可以拓寬客戶資源,拓寬中間業務渠道,挖掘豐富的金融財富,增強綜合競爭力。
(一)主動營銷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面臨新的形勢,追求盈利與風險化解之間的關系平衡成為資產負債管理的關鍵。因此,在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銀行機構必須積極行動,明確專門部門和專門人員負責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金融服務工作,充分利用當地優勢,注重培育優良客戶群,為小城鎮建設的穩步發展奠定必要的物質基礎。要轉變“坐等客戶上門”的觀念,開展主動營銷,多深入企業和鄉鎮,多走訪客戶,多傾聽客戶的聲音,在需求中找市場,在服務中尋客戶,不斷提高新型城鎮化融資需求的滿足率、覆蓋率和滿意率。要規范農村城鎮化信貸業務運作程序。開展區域評價,針對農村城鎮化建設目標市場,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形成區域評價報告,為信貸支持和營銷決策提供依據。對選定的拓展區域和項目,及時進行金融需求分析,整合產品,制訂全面、貼身服務方案,及時開展營銷,對于區域整體符合支持條件的,根據該區域特點制訂整體服務方案,實行區域整體營銷。
(二)創新制度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需求明顯有別于以往大城市、大中型企業和大項目的需求。新的金融產品則是農村銀行機構有效支持新型城鎮化的工具和手段。農村銀行機構要努力建設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金融工具以及相關的政策支持規范體系,有針對性的提供差異化產品,推動嶄新的金融品種打進農村市場,推動同業之間的業務合作。
一是創新服務手段。積極推行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務、電話銀行、網上銀行等現代化金融服務手段,促進業務辦理效率的提高和資源優化整合。圍繞銀行卡、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保險、基金、個人理財等業務,創新開發中間業務品種。對已在大城市開辦的中間業務品種,應盡快在縣域金融機構推廣。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機構、網點、人才、信息等優勢,大力開展中間業務創新,逐步將業務滲透到投資理財、信息咨詢、財務顧問、產權交易服務等領域。
二是創新擔保方式。突破傳統擔保方式的限制,擴大抵質押貸款范圍,接受企業自身用的無形資產(品牌、商標、專利)、集體土地使用權、廠房、宅基地和集鎮商鋪、庫存產品等作為貸款擔保;推出中小企業信貸、小企業循環貸款、親友抱團貸款、企業信用聯盟、網貸通等貸款業務;農村小額信貸允許用農作物、農產品、承包的土地使用權等作為抵押獲得貸款。
三是創新融資產品。結合城鎮化建設的特點和實際需要,積極開辦購建房貸款,支持農民改善居住條件;積極開展農業生產所需消費貸款,鼓勵農民購買小型農機具和交通運輸工具,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支持農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通過具有經濟實力的村民擔保的方式試辦助學貸款。努力滿足小城鎮建設對信貸資金的需要。
四是完善責任追究。農村銀行機構要以滿足“三農”、城鎮化的有效信貸需求和防范風險為原則,以調動信貸人員工作積極性為根本,完善信貸制度、定價策略和考核辦法,優化信貸流程,增加信貸投放。要科學設立風險容忍度。對經過條線和內審部門檢查認定,信貸人員確已依規操作,恪盡職守的,要依規免除其經濟責任,實現盡職免責。
(三)監管激勵
作為銀行監管者,必須要善于完善制度和規則,引導農村銀行機構積極主動參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工作。一是加強監管引導。要完善差別化監管政策,提高農村銀行機構存貸比和不良貸款的容忍度要求,如對農村銀行機構的存貸比設立下限要求,要求不低于60%;允許農村銀行機構的不良貸款容忍度高于平均不良貸款率的2~3個百分點。參照扶持小微企業做法,降低農村銀行機構“涉農”、“涉城鎮化”貸款的風險權重至75%。支持農村銀行機構發行“城鎮化金融債”,補充資金來源支持城鎮化建設。要建立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信貸導向評估監測制度,提升農村銀行機構金融服務能力和動力。二是完善扶持政策。建立信貸風險損失補償機制和信貸投入獎勵機制,將特殊補貼政策與普惠制農村稅收政策相結合,實現偏遠地區農村商業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三是搭建溝通平臺。由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牽頭組織,定期召開新型城鎮化建設聯席會、項目供求信息推介會,及時向金融部門通報小城鎮的發展規劃、產業布局、項目引進、經濟運行等情況,及時向金融消費者宣傳推介銀行的信貸政策、投放重點和金融服務產品等,增進企業與銀行部門的相互了解,實現政府決策與金融政策相一致,提高金融服務效率。
(四)讓利于民
2012年,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1.24萬億元。作為最賺錢的行業之一,我國銀行業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履行社會責任的力度,在實現自身經營效益的同時,兼顧社會薄弱環節和弱勢群體,實現銀行利益和社會責任的統一。
一方面,突出“免”字,普惠客戶。農村銀行機構要堅持服務收費“四項原則”,做到合規收費、以質定價、公開透明、減費讓利。要按照《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免除部分服務收費的通知》要求,免除客戶開戶、銷戶手續費,柜臺、ATM機具查詢服務費及工本費等服務項目費用,降低金融消費者成本負擔。
(1.江蘇理工學院商學院,江蘇常州213001;2.貴州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現代化發展研究中心,
貴州貴陽550004;3.湖南商學院經濟與貿易發展研究院,湖南長沙410205)
摘要: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模型內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并考慮中國“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實,加入“遷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三個變量,建立了內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釋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及其影響因素: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取決于“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個變量的相對大小。由此得出促進勞動力異地轉移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異地轉移”;新經濟地理模型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9-0093-07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內生性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政策應用研究”(12BJL045);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長效機制研究”(11JZD0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力資本、自我發展能力與大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11BJL066);貴州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貴州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互動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2);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協同發展的機理研究”(LQ13G030017);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貴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研究”(JD2013121)
作者簡介:范方志(1972-),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fangzhi@163.com
張杰飛(1973-),男,湖南婁底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E-mail:jiefeizhang@126.com
一、引言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存在空間和產業兩個維度,在空間維度上表現為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在產業維度上則表現為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對大多數國家來說,農業勞動力轉移在這兩個維度上是同時進行的,即農業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同時完成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然而在中國則不同,龐大的農業人口和有限的農地,導致農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城市也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因而形成了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并存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兩種轉移途徑。那么,農業剩余勞動力是如何選擇轉移途徑的呢?其影響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轉移只是極少數國家特有的現象,因而未曾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國內學者則根據中國國情進行了探討。
一些學者認為,兩種轉移途徑都是現實的合理選擇。李曉春[1]通過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條件,認為“離土不離鄉”型勞動力轉移與Lewis模型、“民工潮”型與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較好的對應關系,明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雙重機制。馬軼群和李曉春[2]進一步認為,由于江蘇的發展模式起源于鄉鎮企業,因此,江蘇第一階段勞動力轉移途徑為“離土不離鄉”型就地轉移,待大量就地轉移勞動力聚集成新興城市后再進入第二階段“民工潮”型異地轉移;浙江民營大多源于農村手工業,其農村勞動力轉移機制為“離土不離鄉”型就地轉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為“民工潮”型異地轉移。但許經勇[3]認為,強調依靠城市工業擴張來轉移過剩農村勞動力的Lewis理論對應于異地轉移(流向大中城市),強調依靠人力資本提高、科學技術進步以及農村內部分工深化來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的Schultz理論則對應于就地轉移(流向農村工商業和小城鎮),只有堅持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與就地轉移相結合,才能確保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且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全面推進,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重要性和現實性必然會越來越明顯地凸顯出來。段均和高定倫[4]認為,轉移模式的選擇問題實際上就是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問題,有什么樣的產業發展戰略和城鎮化模式,就會要求有什么樣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與之相對應。
也有學者認為,就地轉移應成為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主要途徑。曹明貴[5]認為,中國不斷深化的城市經濟改革造成了城市失業,大量農民工進城加劇了城市就業壓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壓力和引發治安問題,因而加快農村工業發展、實現農村工業化,應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途徑選擇。李平和侯軍岐[6]分析了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的內外部原因,認為導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會長期發揮作用,并從作為農村工業化主體的鄉鎮企業在相對經濟效益、競爭優勢、不平衡性、積聚效應和自身特點等多個角度分析了農村工業化進一步吸納勞動力的潛力,認為應該繼續關注農村工業化。李國英[7]認為,不受限制、無序的異地轉移會帶來許多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通過農業產業化和農村中小企業的集群發展、實現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穆建新[8]認為,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外向型經濟嚴重受挫,中國必須由以出口導向、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異地就業為主要特征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轉變為以內需驅動、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內陸轉移、就地就業為主要特征的產業轉移模式。其中,有的學者認為應大力發展以農產品加工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以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袁鋮[9]從動態視角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比學術界的測算還大,雖然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受阻,但現實國情和經濟發展規律決定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轉移,因而開展以農產品深加工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程懷儒[10]分析中國現實情況后,認為大城市的人口容納能力有限,實現農村工業化,大力發展“近”農產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延長經營鏈條,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途徑。
但也有學者認為,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最主要途徑還是異地轉移。董文柱[11]認為,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小城鎮由于缺乏第二、第三產業的支撐,吸納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投資環境比較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強,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較高,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就業機會相對較多,應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最主要途徑。
由上可見,盡管學者們考慮中國實際情況,從多個視角分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但基本都只進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時也沒有進一步深入說明農業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的具體影響因素。
新經濟地理學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極大地簡化了工業部門壟斷競爭下的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內生地解釋了勞動力的轉移,對勞動力轉移研究具有借鑒和啟發意義。朱希偉[12]建立了一個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外圍地區發展新興制造業,從而縮小地區間差距的結論。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內的大多數新經濟地理模型都假定農業總產出與農業勞動力投入成正比,且農業中不存在失業,同時,也沒有考慮日益高漲的城市成本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二、模型假設與初始均衡
1.模型假設
由于交通運輸的發展,地區間可貿易品價格差別很小,而非貿易品價格與住房成本高度相關,因而學者們認為住房成本是地區間生活成本
容易證明,此時非農產品與農產品市場也實現了均衡。
三、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業轉型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不失一般性,假定相對于勞動力總量而言,最先有極少數農民(占總勞動力比例為hd)具備了從事非農產業生產的能力和動力,可能放棄農業,從事非農產業生產。鑒于中國實際情況,我們假定農業勞動力存在兩種轉移途徑:異地轉移(進城打工)和就地轉移(農村工業化)。
1. 異地轉移分析(進城打工)
假定城市工人工資存在剛性,農民進城打工導致城市勞動力供給增加,但城市工人名義工資不變,那么,城市工人的名義可支配收入為: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層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慮日益高漲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模型內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并考慮中國所存在的“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實,加入“遷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三個變量,建立內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及其影響因素,其主要結論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取決于“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個變量的相對大小,當“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大于遷移成本系數與城市成本系數之積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傾向于異地轉移;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小于遷移成本系數與城市成本系數之積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傾向于就地轉移。因此,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將促進異地轉移、抑制就地轉移;而勞動力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則會抑制異地轉移、促進就地轉移。
盡管就地轉移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一定的負面性。一是,作為其主要載體的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無序的、分散發展的道路,導致了設備落后、資源浪費、集聚程度低和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二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自身發展不穩定(如高誕生率和高破產率并存)、管理不規范,導致其提供的就業崗位缺乏保障。同時,為保持競爭力,鄉鎮企業勢必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這將進一步削弱其勞動力吸納能力。三是,就地轉移農業勞動力雖然退出了農業生產,但其退出不徹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這顯然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現代化,也不利于農民增收[17]。
同時,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規模偏小導致城市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已經嚴重地制約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從長期來看,本文認為異地轉移才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最終選擇,由此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與基礎設施投入,促進城市集聚經濟,提高城市產業技術水平。城市是國家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載體。增加對城市科技、教育與基礎設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發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資本,增強企業間技術溢出,降低產品運輸成本,強化資金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促進城市集聚經濟,提高城市產業技術水平。
第二,加快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綜合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遷移成本。戶籍制度及依附于戶籍制度之上的各種福利政策(包括就業、養老、醫療、失業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根源。雖然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其約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慣性及部門間利益沖突,其進展相對緩慢。然而就中國經濟發展大局來看,加快推進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綜合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遷移成本,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也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促進人才資源合理配置和確保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三,采取綜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價上漲,降低城市成本。加強財政、貨幣和稅收調控力度,提高購買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購房成本,抑制對房地產市場的不合理需求。同時加大公租房、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增加住房市場供給。此外,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進而合理抑制房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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