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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金融理論與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國際經濟　政策協調理論　金融危機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是從羅伯特?A?蒙代爾和理查德?庫珀等的研究發展起來的。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馬庫斯?弗萊明發表了一系列研究開放經濟下貨幣、財政政策的論文，闡述內外均衡政策搭配問題。蒙代爾提出了“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所謂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是指每一個目標應當指派給對這個目標應有最大影響力、在影響政策目標上有相對優勢的工具。根據這一原則，蒙代爾區分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影響內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貨幣政策實現外部均衡目標、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均衡目標的指派方案。蒙代爾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實現特定目標的觀點，豐富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政策調控理論。

20世紀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庫珀開始研究國際經濟關聯和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合作問題，研究重點是國家間相互依存經濟的政策設計、政策調整的動態性等。庫珀分析了蒙代爾的有效市場分類法則的理論缺陷，指出在各國經濟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針對某項目標的經濟政策，通過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這種效應反過來又會影響本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本國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過建立一個簡單模型，描述了兩個具有固定匯率與不變價格的對稱依賴的經濟。他認為政策協調的收益以及這些收益會隨經濟依賴程度與政策協調程度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庫珀的基本結論是，廣泛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作是十分必要的。

繼庫珀之后，濱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與圖諾夫斯基、帕特里克、約翰森等學者不斷引進新的分析方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濱田是最先從國際經濟政策構成策略或稱博弈論的理論基礎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波及效應)的。濱田引入博弈論檢驗那些選擇合作或不合作的國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況，將問題轉化成一種由國家參加的、已經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個國家都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縱各自的政策工具數值。濱田認為，本國政策在國內的作用及其在國外的波及效應，部分地取決于外國究竟選擇什么樣的政策。濱田還利用圖形(Hamada diagram)直觀地說明各國之間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協調政策，能夠改善各國福利經濟效果的情形。但濱田模型忽視了公眾部門和參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相對國的理性預期因素，也忽略了時間不一致性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論局限性。

新開放經濟時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開放宏觀經濟學逐步放棄以往的短期或長期購買力平價的假設，開始從不完全競爭、價格差異的角度研究相對價格變動問題。1995年，莫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和肯尼斯?羅戈夫發表的著名論文“再論匯率動態變化”，將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跨時分析方法與MFD傳統結合起來，為建立一個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國際宏觀經濟學進入了“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時代。

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觀經濟基礎來重新審視經濟學中關于國際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問題，強調國際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性與合作博弈。羅戈夫、奧伯斯法爾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國際間如何進行政策協調的問題，將開放經濟的政策協調理論推向新的高度。

羅戈夫、奧伯斯法爾德等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理論上取得了共識。第一，在對稱的沖擊(或全球沖擊，比如石油價格沖擊)和完全的非對稱沖擊條件下，協調財政、貨幣政策有潛在的獲利。這個獲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損失函數進行度量，即協調政策的福利函數與非協調政策(每一個國家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數之差。第二，根據經驗和定量的估計結果，政策協調的獲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約有0.5％的獲利。第三，經濟運行過程中國家之間聯合程度相對低，獲利可能相對較小。當產品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時，國家間的溢出可能會增加，導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獲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獲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為國際貨幣合作制定目標規則呢，“中央銀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動機制定規則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過一個稱為“中央銀行”的獨立人設定一個新的目標函數來解決，就是通過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及相關約束條件(commitment)能解釋“一般的目標規則”或者稱一般規則實施目標。

他們認為，兩國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匯率和物價的有效率路徑取決于對經濟的擾動。在合作中，扭曲和擾動的交互作用會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現得無效率。如果缺乏協調，則可通過對每個政策制定者施加簡單的目標規則加以彌補，這樣就可達到最優的合作產出。當資本市場不完全以及消費者價格對匯率不再那么敏感時，經濟的變動情況也可用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相互依賴性來解釋。

實際上，國際范圍內的政策協調比簡單的理論模型復雜得多。因為可供選擇的政策和可能產生的結果更多，也更難以確定。這些復雜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簽訂協調性協議，也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是否會遵守協議更不放心。

金融危機下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理論研究表明，在世界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國家、地區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就財政、貨幣、匯率、貿易等宏觀經濟政策廣泛開展磋商、協調，將有益于參與協調國家的整體利益趨于最大化。因此，國際經濟協調實踐也日益向著廣度、深度發展。戰后不僅有聯合國這一協調國際事務的常設機構，而且有布雷頓森林協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在經濟協調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七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等，也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發揮了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日益增強。因此，加強對國際經濟協調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比如中、美經貿關系的協調問題就亟待深入研究。眾所周知，中美兩國的經貿對兩國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美國對華出口每年為美國提供40萬個就業機會，進口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使美國消費者每年節省開支逾100億美元。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經貿關系迅猛發展。2008年，盡管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中美貿易增速為中國入世7年來最低點，但雙邊貿易總額仍然達到3337億美元這一歷史最高點，同比增長達10.5％。

開放金融理論與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服務業；FDI；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1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2-0067-06

當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轉向服務業，而金融服務業是國民經濟中至關重要的部門，近年來隨著中國入世過渡期的結束，中國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數額不斷增加。2007年全國金融領域新設立中外合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1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7．53億美元，同比增長26．96%，占全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的10．59%。金融業不僅是國家經濟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還是國民經濟中最敏感的部門，它能夠靈敏地反映其他行業的發展狀況和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其利用外資對一國的發展乃至經濟安全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金融業吸引外資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在這些因素方面存在的優勢與不足，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對策，對中國金融業更好地利用外資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業利用FDI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近幾年來，金融服務業利用FDI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一些研究基于主流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來尋求金融服務業吸引FDI的依據。雖然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環境與工業企業有所不同，但其理論發展仍是基于傳統的投資理論，故本文首先回顧了傳統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接著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梳理，進而歸納出影響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

1．傳統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壟斷優勢論認為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競爭都是不完全的，這種不完全性使得少數企業擁有壟斷優勢，而這些壟斷優勢既是確保其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條件，又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出發點。內部化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是通過內部市場，而不是國際市場來實現中間產品交易的，故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是用公司行為來代替市場行為。其內部化的過程取決于產業特定因素、區位特定因素、國家特定因素和公司特定因素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并將H―O理論中的區位優勢考慮在內，認為企業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滿足三個基本假定，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投資國的區位優勢。

2．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由于服務業在促進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加強，服務部門的國內和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對服務業跨國生產和經營的研究開始發展起來，其出發點是對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在服務部門適用性的討論。通過對不同的傳統理論觀點在服務部門進行適用性檢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相信，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過修正，是可以用來分析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

目前涉及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尤其是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集大成者，鄧寧在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他指出，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應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條件：（1）服務業所有權優勢可以理解為企業得以滿足當前或潛在顧客需求的能力，具體來講，服務業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質量、范圍經濟、規模經濟、技術和信息、人力資源和創新等。（2）服務業內部化優勢是指服務業企業為了克服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不確定性，防止外國競爭對手模仿，將其無形資產使用內部化而形成的特定優勢。（3）服務業區位優勢與其他優勢不同，它是東道國所有的特定優勢，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適應和利用這種優勢。服務業區位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產生的優勢，如自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方便、人口眾多等；東道國的政治體制和政策法規靈活、優惠而形成的有利條件。

在這三種優勢中，區位優勢是鄧寧特別強調的一個因素。有關研究也表明區位優勢在服務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差別較大。由于服務業生產過程包括前臺活動和后臺活動兩部分，因此服務業直接投資可視為對兩部分直接投資的總和。而服務前臺活動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區別于制造業，服務后臺活動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又與制造業相同。據此, 可以把東道國服務業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分為一般區位優勢和特殊區位優勢兩大類。一般區位優勢是指對于服務業直接投資和制造業直接投資都具有吸引力的區位條件。特殊區位優勢是指對于服務業直接投資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特定區位條件。

根據上述對服務業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可將影響金融服務業利用直接投資的因素概括為：

（1）東道國的國內市場規模：GDP。

（2）東道國的開放程度：貿易依存度。

（3）貿易成本：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和通訊網絡以及對某一行業的基本建設投資。

（4）比較優勢：勞動力的成本。

（5）人力資本：勞動力教育水平。

（6）東道國的政府政策。

二、中國金融業利用FDI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由于金融業利用外資數據統計時間較短，因此，在對中國金融業利用FDI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中時，我們運用統計方法和計量方法分別進行研究。

1．統計分析

由表1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金融服務業職工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數

和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是逐年增長和提高的。同時，伴隨著這些要素的增長，我國金融服務業所利用的FDI也在迅速增加。也就是說，我國的市場規模、金融服務業的職工學歷水平和貿易依存度對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有著重要影響。

通過表2我們可以知道，我國政府制定了很多促進金融服務業開放和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我國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水平，并且大力推動了金融服務業FDI的流入。2001年，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的FDI為35．3百萬美元；入世后，到2002年，這一值達到106．7百萬美元，增長了近2倍；并且隨著我國入世所做的承諾和金融服務業的不斷開放，我國金融業FDI的流入更加迅速，2006年我國金融服務業實際利用的外資額為293．7百萬美元（見表1）。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的激勵政策和金融業的開放度確實提高了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引資水平。

以上統計分析的結果與本文的理論分析是一致的，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影響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的因素。至于這些因素對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將通過下面的計量分析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2．計量分析

(1) 變量的選取和模型的建立

因變量（FDI）：中國金融服務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

自變量：①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規模（MARK）。諸多實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國內市場規模直接的聯系非常緊密。本文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反映市場規模的指標。②基礎建設狀況（INFRAS）。完善的基礎建設對于吸引外商進行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文用金融業基本建設投資來考察基礎設施對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③勞動力成本（SALARY）。通常認為，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較低的工資水平，為驗證這一點是否適用于金融服務業外資，我們用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作為金融服務業勞動力成本的代表性指標。④人力資本（HC）。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對人才的要求更高，尤其是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人才的重要性尤為突出。本文選取了金融業職工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數作為研究變量。⑤我國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OPEN）。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指標通常是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本文用我國金融服務業的貿易依存度來大體反映其開放程度（貿易依存度=進出口貿易額/GDP）。⑥政策變量（D）。Dt為中國的政策變量，取Dt=0，t＜2002；Dt=1，t≥2002。

我們可選取樣本區間為1998―2007年。數據由1998―2007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國際收支平衡表和《中國金融年鑒》整理而得。

研究模型如下：

FDI=f(MARK,INFRAS,SALARY,HC,OPEN,D)

＋＋ ＋＋ ＋

（公式下的正負號表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預測影響）

在對模型進行擬合時，為了消除回歸方程誤差項的異方差性，自變量和因變量均采用其自然對數形式（政策變量除外）：

lnFDI=α0lnMARK+α1lnINFRAS+α2lnSALARY+α3lnHC+α4lnOPEN+α5D+ζ

（2）模型回歸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我們首先看一下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從表3各自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可知，各自變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的問題。為了消除多重共線性帶來的不良后果，在以下模型擬合過程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對各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數理分析。

由于時間序列數據可能存在非平穩性，本文用協整檢驗驗證各自變量與因變量FDI的關系。而協整檢驗需要非穩定時間序列同階協整，因此作者先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對模型中的六個變量原序列與一階差分作單位根檢驗（Unit Root Test）。ADF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變量lnFDI、lnMARK、lnINFRAS、lnSALARY、lnHC、lnOPEN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穩的，而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的，即都是I（1）序列，滿足協整條件。根據自變量與因變量一元回歸擬合優度的高低，我們依次引進各自變量對因變量進行協整分析，順序為：D、OPEN、MARK、SALARY、HC、INFRAS,最后的擬合方程為：

由表6的檢驗結果我們得出：我國金融市場的規模、開放程度、政府的激勵政策和人力資本確實是影響金融服務業利用FDI的重要因素，它們都推動了我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引資水平的提高。

3．實證結果分析

（1）回歸結果顯示，投入我國金融服務業的FDI與我國幾年來對金融服務業的激勵政策、金融市場的市場規模、開放程度、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呈正的相關關系，與金融業勞動力成本呈負的相關關系，這與我們前面的理論和統計分析是一致的。

（2）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規模對于其引資規模的貢獻很大，市場規模擴大10%，金融服務業FDI將增加37．35%。外資進入中國，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同時，我國市場規模的提高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也會增加我國金融服務業自身對外資的需求。因而，只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外資就會大量的涌入。但是10多年來，金融服務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變動很小，占GDP的比重一直較低，產業結構亟待升級。

（3） 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度也是影響外資進入金融領域的重要因素，其開放度提高10%，金融服務業利用FDI就會增加20．75%?；貧w結果表明，金融服務領域開放程度低是造成我國金融業利用外資規模偏小的重要原因。今后，隨著入世承諾的具體實施，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引資規模必然會有很大的提高。另外，我國政府對于金融業發展的激勵措施同樣對其引資產生了重要的正面影響。

（4） 回歸結果表明，金融服務業引資規模與我國的人力資本存在正的相關關系，但是二者的相關性不太強。這說明我國金融業職工的學歷水平對金融服務業FDI的流入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說明，中國金融業仍然是粗放式經營，對人才要求不高。

（5）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與我國的基礎建設狀況也存在正的相關關系，同樣其相關性也不是很大。這主要是因為，金融業不像制造業那樣對交通等硬件設施的要求較高，反而對網絡等軟件設施更為依賴，而我國金融服務業的軟件建設還不夠完善，還沒有對金融業FDI的流入起到其應有的推動作用。

三、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理論和實證分析可知，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引資規模，我們建議：

1．擴大金融市場規模，促進金融結構升級

由于我國市場規模對金融業利用FDI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國應該繼續發展經濟，擴大金融市場規模。同時為提高金融業在GDP中的比重，我國還應該促進金融產業結構升級。在此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躍的因素是金融創新。金融創新作為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和金融結構提升的主要動力，是金融發展的靈魂和主線。我國應通過規定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鼓勵金融產品、金融機構、金融技術的不斷創新，來提高金融結構轉換的能力、速度與效率，進而實現金融創新和金融產業結構的升級。

2．加強政府對金融服務業的激勵政策，提高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度

我國應遵循WTO倡導的貿易、服務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繼續推動金融服務的開放與發展；應當負責任地遵守加入WTO的基本承諾，在減讓表的范圍內維持對外資金融機構必要的審慎準入限制，在減讓表范圍外的金融領域，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應當與中資機構一樣，體現國民待遇原則。同時由于我國金融服務業還處于比較劣勢的地位，與外資金融機構相比競爭力還不足，現階段還不具備應對金融服務業對外全面開放的能力。因此，政府還應該在WTO允許的范圍內，制定相關的政策保護本國的金融機構以維護金融安全。

3．加大金融科教投入和金融人才培養力度

理論分析表明，國際金融服務領域對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很高，金融人才將是未來金融服務領域競爭的焦點。但目前我國金融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素質不高，服務質量較低，服務價格偏高，競爭力弱。因此，有必要繼續推行金融人才戰略，多渠道加強金融人才的培養和建設。加強對金融從業人員的定期培訓，鼓勵和督促員工不斷進行觀念和知識更新，培育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開發人力資源，優化服務質量，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水平，以使我國金融服務機構在與外資機構競爭時立于不敗之地。

4．完善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業是一個較為特殊的行業，其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軟件設施。發達國家大都有支持金融發展的現代化交通、通信、計算機網絡以及其他配套服務設施，相比之下，我國的金融業基本建設投資還不足，尤其是通訊網絡等軟件方面還很薄弱。因此我國必須為金融服務產業建設一套完善的基礎設施，加大對金融服務業軟件設施方面的建設與投資，為金融產業發展提供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金融行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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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春妮．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 中國區位比較優勢的實證［J］．國際貿易問題，2007，（3）．

［4］ 方慧．中印利用FDI的比較分析［J］．山東大學學報，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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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葉春明，黃滿盈．結構、創新與效率――中國金融服務開放的現狀與趨勢［J］．國際貿易，2006，（7）．

［7］ Allen N．Berger,Robert De Young&Gregory F．Udell．Efficiency Barrier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2，（7）：117-130．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ing FDI in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FANG Hui，LI Jian-ping；ZHANG Bei-be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handong 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post-WTO era and the accelerating of liberaliz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the study of FDI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becomes more and more urgent．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scale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market, trade dependence, the states of infrastructure, human capital and incentive polic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DI in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The labor costs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level of using FDI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and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開放金融理論與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利率；匯率；聯動關系

一、研究背景

從我國人民幣利率方面來看，國家尚未建立出系統的中央銀行對于利率調控體制與機制的框架。在人民幣匯率方面來看，缺乏靈活性和彈性的匯率快速變動將會加大無風險套利的機會。并且因為我國采取無風險匯率政策，因此國內外利率相互變化的情況，相應的會增加各國單邊套利的機會。

二、研究意義

當前想要對利率匯率聯動關系進行正確的認識，重要任務就是把握利率和匯率的運行規律，掌握利率以及匯率相關政策聯系，保證使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不受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影響。

二、利率與匯率的聯動關系的理論分析

理論上有三種模型可以解釋利率與匯率的聯動理論分別是從遠期匯率角度分析的利率平價模型、從均衡率變動分析的彈性價格貨幣模型以及從即期利率角度分析的匯率超調模型。

（一）利率平價模型

20 世紀中后期，各國學者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融入各自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理解和新的看法，總結出了現代的利率平價理論，公式表示為：i-if= （A-E）/E±C

（二）彈性價格貨幣模型

該模型的理論依據是匯率是兩國貨幣相對價格，兩國貨幣市場的供求狀況決定了匯率水平。其基本模型是：S=P-P*=M-M*-ρ（Y-Y*）+λ（R-R*）

M：本幣供給量的自然對數，Y：本國實際收入的自然對數，P表示本國價格水平的自然對數，R 表示本國利率，M*，P*，Y*，R* 表示相對應國外指標，ρ是貨幣需求收入彈性，λ是貨幣需求的利率半彈性，ρ、λ ≥0。因此一國的匯率有以下三個因素影響：一是本國與外國貨幣供給量之比；二是本國與外國國民收入之比；三是本國與外國利率水平。

（三）匯率超調模型

匯率超調模型同時擁有貨幣模型的長期性以及凱恩斯模型的傳統性，為了達到理論與實際的高度契合，根據價格粘性理論分別進行了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而且，該模型政策含義有以下兩點：第一，貨幣擴張（貨幣緊縮）的效應的長期結果是物價和匯率將會同比例上升（或下降）；第二，短期內，貨幣擴張（或緊縮）的確對總需求、貿易條件和利率產生實際影響；第三，政府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控制和預防匯率超調的異常變動和不良影響。

三、我國利率與匯率的聯動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實證方法及數據的選擇

本文選取的數據是中國進行外匯體制改革之后至2015年底的作為名義利率的銀行間市場7天回購利率（R007）和匯率指標。利率和匯率變動較明顯，聯動關系無法準確掌控，有利于數據分析以及實證研究。

（二）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平穩性檢驗是使用單位根檢驗的方法來判斷平穩性。下圖是進行單位根檢驗平穩性的結果。

從上圖可以看出，兩個變量的一階序列是平穩狀態的，但是人民幣的匯率與利率都為非平穩時間序列。

（三）協整關系檢驗

對于協整關系的檢驗分別選取了LOGL，LR，FPE，AIC，SC，HQ等五個滯階數來確定兩個變量的滯后階數。我們得到了如下滯后的0階和11階的實證分析結果：

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3，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用滯后2期進行檢驗分析來確定協整關系。結果如下圖：下表給出了相對應的參數變量：

擬合優度R-squared的值0.973515接近1，說明利率和匯率擬合程度較高。

這是在進行趨勢化分析之后在兩個變量的對數值都是平穩序列的情況下，：匯率與利率之間是長期且均衡的協整關系。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判斷兩個變量是否互相影響，是自回歸模型更加重要的運用。本文選擇LNR007和LNNEER為利率與匯率的代表，對上述兩個變量做出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下所示：

上述結果顯示，拒絕“人民幣名義匯率不是人民幣利率的格蘭杰原因”，即人民幣名義匯率影響利率變動。同時拒絕“人民幣利率不是人民幣名義匯率的格蘭杰原因”。結論就是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間相互作用，分別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

四、完善我國利率與匯率聯動機制的政策建議

通過對人民幣利率與名義匯率的實證分析，可以發現，在我國金融和經濟市場中，利率與匯率的聯動協調機制的作用并不顯著。因此利率與匯率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的影響也相對較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經濟秩序的正常進行也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匯率與利率失調的風險雙雙加強。我國利率與匯率的聯動關系不顯著究其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我國貨幣市場高度不發達。第二，商品市場交易不規范。第三，外匯市場封閉不流通。這三個市場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

（一）促進利率市場化

這一階段的重點強調了國內金融市場的基礎制度和體系建設，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消除利率管制、實現利率調控，努力解決利率定價這一困擾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大問題。政府目標在于推動人民幣利率市場化，不管在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上加強利率和匯率的改革力度，不斷完善貨幣運行機制，不斷完善金融制度，力爭利率這一基礎決定要素能夠真實反映資本成本和投資收益。

（二）深化匯率機制改革，大力發展外匯市場

外匯市場上的供求狀況就能夠反映參與主體的真實需求和供給，參與主體不再是中央人民銀行，央行也不再控制供求關系和均衡水平。另外，不能急于市場化機制的制度完善，而是應該穩打穩扎，這樣才能不斷提升我國在金融市場上的風險抵御能力，才能有效抵抗資本項目開放所帶來的外部沖擊。

（三）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目前我國金融環境運行良好，這使我國具備了迎接國際資本挑戰的能力。國際金融資本的流動能夠影響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資金供求情況，相當于增加了外部市場變量。但是也對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抗沖擊能力進行了有效檢驗。

在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后期，可以考慮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工作――逐步擴大資本項目開放。一方面要創新運用“雙Q制度”為資本項目開放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也要合理規劃資本項目何時開放，如何開發以及完善開放的步驟。（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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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鄧嫦瓊.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利率與匯率關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廈門：廈門大學，2009.

開放金融理論與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開放度;產出效應;交易成本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出現后,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都不可能完全獨立地進行經濟金融決策,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經濟開放究竟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目前還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時候,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一個國家的金融開放與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尤其是金融開放程度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外學者對經濟開放度的研究不斷深入,Kose,Prasad and Terrones(2006)[1]實證分析發現產出波動與貿易開放和金融開放顯著正相關,但產出波動與金融開放正相關的穩定性較差。Buch,Joerg和Christian(2005)[2]使用不同方法測量金融開放程度,發現G7中金融開放程度越高的國家,其長期的消費波動趨勢越低,但相應地產出波動并沒有因此而減少。Markusen(2007)[3]認為貿易開放度的增加使本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影響,增加產出的波動。Guerrieri, Gust, and López-Salido(2007)[4]相信經濟開放度的增加有助于產出的穩定,生產者不僅為國內市場提品,還為其他國家市場提品,在經濟開放度高的國家,國內需求沖擊對產出的影響較小。Miskin(2009)[5]認為全球化促進了個體經濟的潛在穩定,并且全球化是加快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全球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增加,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發生明顯改變,從而增加了貨幣政策任務的復雜性。

我國學者劉柏(2005)[6]提出隨著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日益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已經不完全取決于國內的經濟變量,因此,研究來自外部經濟因素的影響顯得越發重要。裴平、熊鵬和朱永(2006)[7]認為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了復雜而深遠的影響,通過構建產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增長率模型,提出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同時減弱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貨幣當局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經濟開放程度提高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沖擊。張瀛(2006)[8]在Redux模型分析框架下,構建了一個包含Calvo價格交錯調整粘性和壟斷競爭的兩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影響。二、經濟開放度與貨幣政策的理論模型

本文采用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Hau(2000)[9]模型中,同時加入國際金融市場交易成本和工資粘性假設,構建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的基礎模型,通過模型推導分析貨幣沖擊對貨幣市場、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影響,并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分析經濟開放度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假設世界由規模相同的國家組成,家戶向國內企業提供連續的生產要素輸入,每個家戶壟斷性供給一種要素,企業是壟斷型生產者生產一種有差異的產品。各國企業的生產技術相同,具有相同的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生產方程,其替代彈性為φ>1。假設可貿易品采用市場分割的定價方式,①用進口國價格水平表示。

企業的產出函數為:Yt=[SX(]1[]α[SX)][JB([]α∫L(φ-1)/φidi[JB)]]φ/(φ-1)[JY](1)

其中,Li表示家戶的要素投入,α為相關系數。為了簡化模型推導,我們選定生產系數α=2。

假設世界上所有的個體偏好相同,可以通過消費指數、真實貨幣余額和生產所付出的努力表示。家戶的效用僅通過國內通貨獲得,國外貨幣不能提供。完全預期條件下,對于家戶i∈A效用最大化問題可以表示為:

Ut=max[DD(X]t[DD)]∑[DD(]∞[]s=t[DD)]βs-t[JB([]logCt+χlog[JB((][SX(]Mt[]Pt[SX)][JB))]-[SX(]κ[]2[SX)]L2t[JB)]][JY](2)

方程(2)表示國內家戶i的效用與其消費(Ct)和真實貨幣余額(Mt/Pt)正相關,與其工作付出(Lt)負相關,其中1>β>0表示家戶的時間偏好,參數χ,κ>0。

t期家戶的約束條件表示為:

Bt+Mt=[1+rt-1]Bt-1+Mt-1-Ct+WtLt-s(Bt-Bt-1)-Tt[JY](3)

其中,Bt表示t期家戶所持有的債券,Mt表示t期家戶持有的貨幣,rt-1表示t-1期期末持有到t期期末的債券名義利率,Wt表示工資水平,Tt表示家戶繳納的稅收。②t期期末家戶持有的債券價值與貨幣余額之和等于t-1期家戶持有的債券收益和貨幣余額以及t期的工資收入之和減去t期消費、金融市場交易成本和政府稅收。

本文將金融交易費用率用s(0s1)表示,考慮國際金融市場交易成本后,根據無套利均衡理論,可得短期匯率決定的一階最優條件為:

Δr+s=Et/Et+1[JY](4)

其中,Δr表示本國與國際利率水平差異,Et表示t期本國的名義匯率水平。我們將一國的金融開放程度(Openf)用該國的金融交易費用率s表示,金融交易費用率s的數值越大,則該國的金融開放程度越低;反之,金融交易費用率s的數值越小,則該國的金融開放程度越高。

Openf=1-s[JY](5)

模型的總產出、消費和要素供給的穩態水平滿足下面的封閉解:

[AKY-]=[AKL-]=[JB([][SX(](φ-1)(θ-1)[]φθκ[SX)][JB)]]1/2[JY](6)

這里θ>1為產品的替代彈性,φ>1為要素的替代彈性,方程(5)表明總產出水平受到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替代彈性影響,產出隨著產品替代彈性和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而增加。產品替代彈性變大反映廠商在產品市場的壟斷能力下降,要素替代彈性增加說明家戶的要素供給壟斷力量降低,此時,壟斷競爭市場的產出更接近于完全競爭時的產出。

在短期中,勞動力市場存在合同工資制度,工資調整是交錯進行的,這種工資調整方式使得工資具有很強的慣性,甚至長期中工資也可能是粘性的。與Obstfeld and Rogoff(1995)[10]相似,我們將短期穩態偏離用^表示,即變量短期偏離均表示為[AKX^]dX/X0。同時,長期基準價值(benchmark value)[AKX-]0偏離用[AKX-][HT4]^[HT]d[AKX-]/[AKX-]0表示。根據模型可以推出短期產出的調整方程為:

[AKY^]=-[SX(]2[AKr-D]θφ(θ-1)[][AKr-D](1+θ)+2θ[SX)]([AKE^]-Openf)+[AKM^][JY](7)

長期產出的調整方程為:

[AKY-][HT4]^[HT]=-[SX(]2[AKr-D]θφ(θ-1)[][AKr-D](1+θ)+2θ[SX)]([AKE-][DD(-1][HT4]^[HT][DD)]+Openf)[JY](8)

比較短期和長期產出的調整方程,我們發現貨幣供給沖擊只能在短期內對產出起作用,而長期內產出的調整與貨幣供給無關。國際金融開放程度對短期產出調整存在負向影響,對長期產出調整的影響為正。國際金融開放程度的提高將促進國內產出增長,國際金融開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消除國內市場價格扭曲,減少非生產性尋利行為,提高了投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BT1]三、金融開放度與貨幣政策的模擬分析

我們通過校準法模擬金融開放度對貨幣政策產出效應的影響,校準法是通過參數的設置生成模擬結果(比如變量的周期性和變化幅度),并將模擬結果與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相比較的評價方法。該方法可以克服傳統計量經濟學方法的一些缺陷,給經濟建模者帶來了很大的便利。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該方法日漸模塊化和程序化,成為經濟模型研究的主流工具之一。

一般地,校準模型分析需要經過以下三個步驟:第一,根據研究的經濟問題建立線性的或者非線性的經濟模型,該模型中有大量待確定的參數,比如商品的替代彈性和要素替代彈性等;第二,根據經濟運行的狀況為該模型設置一組與實際經濟度量相一致的參數指標;第三,運用被校準后的模型模擬一些不可觀測的或非現實的政策對經濟體的沖擊效應。因此,校準模型可以用來預測經濟對現有政策體系變化的反應。

Hau(2000)[9]根據美國的經濟情況假設消費折現因子β=094,張瀛(2006)[8]模擬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對貨幣、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時,假設消費貼現因子β=095,我們認為結合中國的經濟情況選取消費貼現因子β=095;Rotemberg和 Woodford(1992)[11]根據美國的數據平均加成計算產品替代彈性θ=6,而Backus等(1994)[12]取θ為15、秦宛順等(2003)[13]設置θ為2,本文折中選取產品替代彈性θ=2;φ為勞動供給彈性通常大于1,結合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者的定價能力有限的事實,我們設定φ=2;Romer(1993)[14]計算1973―1993年之間,經合組織國家(OECD)的非貿易品比率η=026,我們沿用該比率值。因此,我們對模型進行校準(calibration)分析中參數設定為:β=095,θ=2,φ=2,η=026。

根據上述參數賦值,設穩定狀態下變量各期的值相等,即xt=xt-1,其中x代表系統中任意變量。利用Uhlig(1999)[15]待定系數法得到的遞歸動態方程,模擬金融開放度Openf變化時的政策沖擊響應。所求的遞歸動態方程為:

Xt=AXt-1+BMt

Yt=CXt-1+DMt

其中,Xt-([AKr^D]t,[AKC^]t)′為2×1狀態列向量,Yt為8×1內生列向量Yt=([AKB^]t,[AKL^]t,[AKW^]t,[AKC^]t,[AKE^]t,[AKP^]t,[AKS^]t,[AKY^]t)′。Mt表示外生的貨幣沖擊。A、B、C和D分別表示2×2、2×1、8×2和8×1系數矩陣。

假設未預期到的正向永久性貨幣供給增加1%,研究金融開放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我們分別模擬了貨幣沖擊對匯率調整、消費調整和產出調整的影響,如圖1―3所示,圖1表示相同貨幣供給沖擊在金融開放度程度不同時對匯率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開放程度對匯率調整的影響存在著一個由降到升的過程。當金融開放度Openf08時,匯率波動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增加而減弱,說明一定程度內的金融開放有助于匯率的穩定,合理的金融開放度有助于均衡匯率的形成,并且有助于本國匯率在此匯率水平上實現動態均衡。當金融開放度Openf>08時, 隨著金融開放程度的提高,匯率波動會再次增強。金融市場的過度開放,顯著降低了國際金融交易成本,使得國際游資的跨國流動更加便利,促使套利資金頻繁進出本國金融市場,增加了本國貨幣的需求波動,一定程度上可能引起匯率水平超調。

圖1

圖2

圖2是貨幣沖擊對消費影響的模擬結果,可以看出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增加,貨幣沖擊對消費刺激的作用逐漸減小,當金融開放度較小時,國內價格水平受外國價格水平和匯率調整的影響較小,且在我們的模型中已經說明由于國內的工資粘性,國內產品的價格水平也是粘性調整的,因此國內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居民的購買力增加,相應地消費支出增加。而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增加,國內價格水平的波動會更多地受國際產品價格的影響,價格調整的彈性增加,因此,國內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增長幅度下降,相應地,消費支出增長幅度下降。

圖3

圖3是貨幣沖擊對產出影響的模擬結果,不難發現,貨幣沖擊對產出和消費的影響效果趨同,即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增加,貨幣沖擊對其作用效果減弱。由于金融開放度越大,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控制能力越低,即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對實體經濟的刺激能力下降,產出增長的幅度也相應下降。同時,金融開放度的增加,擴展了居民消費和投資的渠道,居民可以實現跨地區跨國家的最優消費配置和最優投資配置,相應地提高國外消費和投資水平。因此,本國的產出增加幅度下降。

圖1-3的模型模擬結果現實,假設一國未預期到的正向永久性貨幣供給增加1%,貨幣政策對匯率、消費和產出的影響效果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增加而降低,即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增加而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一國金融開放程度較低時,貨幣供給沖擊引起的匯率調整幅度也會增大,也就是說,國際金融開放程度低并不意味著匯率的穩定。綜合模型模擬的結果,可以證實經濟開放度越高的經濟體,其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的影響能力越差,由于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使得貨幣當局控制價格水平和利率水平的難度加大,刺激經濟增長所需復出的成本越高。

四、模型的實證檢驗

我們采用面板數據,研究多個國家處于不同金融開放程度時,貨幣供應量沖擊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如匯率、價格水平和產出等。面板數據相對于單純的時間序列或截面數據而言具有更大的優勢:它能夠控制個體的異質性;減少回歸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增加自由度從而提高了參數估計的有效性;便于構造復雜的行為模型分析等。

(一)數據來源及說明

由于資料限制,本文選取中國、加拿大、瑞士、芬蘭、法國、英國、韓國和美國等8個國家1980―2009年的年度數據,所有數據未加特別說明均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收入(lnGDP)以2000年為基期,用支出法計算的GDP指數的對數值;價格水平(lnP)以2000年為基期的CPI指數的對數值;匯率(E)采用期末名義匯率值(其中中國、加拿大、瑞士、芬蘭、法國、英國、韓國用間接標價法,即一單位本幣可以兌換的美元數量,且芬蘭和法國在1999年前的匯率分別用芬蘭馬克和法國法郎計算,在1999年后的匯率統一用歐元計算,美國的匯率也用間接標價法表示,即一單位美元可兌換的歐元的數量,由于歐元在1999年后計價,美國匯率的數據從1999年開始);消費(lnC)以2000年為基期的居民最終消費指數的對數值;貨幣供應量(lnM2)采用各國貨幣供應量M2的對數值;金融開放度(Openf)選取IMF公布的金融開放程度相關指標。

(二)全樣本實證及分析

面板數據分析最常用的三種方法是:固定效應(Fixed Effect)模型、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模型和混合數據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其中,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考慮了不同國家間的差異,它們的差別在于固定效應模型假設國家間的差別是固定不變的,可以用一系列的常數表示;而隨機效應模型假設這種國家間的差異是服從某一隨機分布,可以用一個隨機變量來表示。混合數據普通最小二乘法與前兩者不同,假定所有國家都是同質的,完全不考慮國家間的差異。本文選取的8個國家有一定的差異性,所以實證分析中,主要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分析開放度對貨幣供給沖擊的影響。以下實證均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在Eviews60軟件環境下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全樣本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估計結果解釋

變量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因變量COpenflnM1lnCR2

值因變量COpenflnM1lnCR2

值lnP[]00217

(018)[]-00026

(-320)***[]04101

(3169)***[]―09211506

(1069)***-00095

(-228)***02921

(2603)***―087E546065

(332)***-04060

(-447)***42846

(187)**-151147

(-178)*096585168

(247)***-03947

(-436)***44203

(185)**-15864

(-191)**076lnGDP00552

(166)*00030

(1324)***00260

(305)***08898

(4314)***09900598

(171)*00030

(1303)***-00014

(-026)09584

(6874)***099

注:括號中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表2的實證結果說明,因變量金融開放度Openf對所有解釋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即證明一個國家經濟開放程度對其宏觀經濟有顯著作用,并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其中,金融開放度Openf對一國價格水平和匯率水平的影響為負,即越開放的經濟體其價格水平波動越小,其匯率的波動也越小,這也佐證了我們前面模型的觀點;金融開放度Openf對一國產出的影響為正,即經濟體開放程度的加深有利于該國產出水平提高。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分析基本一致,但在產出(lnGDP)分析時,貨幣供應量(lnM1)對產出的影響出現分歧:固定效應模型中,貨幣供應量對產出的影響為正;隨機效應模型中貨幣供應量對產出的影響為負,系數小且不顯著。我們認為固定效應模型解釋了貨幣對產出的短期效應,即貨幣短期內一定程度上提高產出水平,而隨機效應模型解釋了長期貨幣效應,即貨幣對產出不存在明顯的影響。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完全獨立地進行經濟金融決策,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經濟開放度究竟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經濟開放度對一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

本文按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研究方法,構建一國壟斷競爭市場模型,引入金融交易成本研究金融開放程度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從理論上分析金融開放度不同時,貨幣政策對匯率、消費和產出的影響。

在我們模型的對稱穩態封閉解中,總產出水平受到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替代彈性影響,產出隨著產品替代彈性和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而增加。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顯示,金融開放程度對短期產出調整存在負向影響,對長期產出調整的影響為正。金融開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消除國內市場價格扭曲,減少非生產性尋利行為,提高了投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說明金融開放度的增加短期內將削弱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金融開放度的加深將會對長期產出調整起積極作用。

校準模擬結果顯示:(1)金融開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平緩本國匯率調整的壓力;(2)金融開放度的增加,使得國內產品的價格粘性減少,貨幣沖擊引起的價格水平調整隨之提高,貨幣沖擊形成的實際貨幣余額效應下降,相應地消費增長幅度減少;(3)金融開放程度的增加,使得貨幣當局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刺激投資的增量減少,相應地刺激產出的能力減弱。

開放條件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特別是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正處于開放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受到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的同時作用。如何能正確有效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保證幣值的穩定,以此促進經濟發展,需要我們不斷深入研究。

注 釋:

①“市場定價”一詞最先由Krugman(1987)提出,指當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時,出口商可以根據進口地點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價格。

②本文主要分析貨幣政策效應,為了簡化分析過程,我們暫不考慮稅收的作用,設T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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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put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Openness:

開放金融理論與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開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效應；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6）12-0008-04

根據經濟學理論，金融開放有利于優化金融結構，促進金融發展，提高國內資本積累和配置效率，

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先后實施了金融開放政策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然而同時也帶來了經濟的劇烈波動。由此，國外的學者就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金融開放的定義及度量

金融開放廣義上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開放金融市場，準許其在國內金融市場從事交易和開展各種金融業務，即金融市場開放和金融業務準入，同時準許國內居民和機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交易。國外的學者往往從“是否允許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的角度來定義金融開放，所以常用資本賬戶開放（或證券市場開放和資本市場開放）。但是金融開放的范圍較資本賬戶開放更廣，涵蓋的內容更多。如金融開放中的開放金融業務準入對國內金融機構和金融產業乃至整個國家的金融與經濟都有影響。所以有些學者提出考察金融開放應該涵蓋更廣泛的內容，如Bekaert和Harvey(1995)認為金融開放包括股票市場開放、資本賬戶開放、ADR和國家基金發行、銀行改革、私有化、資本流動和FDI等七個方面。

早期的國外學者在對金融開放的測度大多從定性的角度分為開放和不開放，即基于有關國家對資本流動管制政策及變化來度量金融開放與否。有些學者不是直接度量資本流動限制，而是通過一些經濟變量來間接度量實際的金融開放程度，大多從定量的角度。具體度量指標和方法見下表：

表1：金融開放度量方法一覽表

二、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途徑

國外學者就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途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金融開放使得國內要素的定價與國際接軌，降低了資本成本，促進了投資，只要滿足NPV＞0，國內公司就有機會承擔更多的項目，這樣就促進了生產和經濟增長。Stulz(1999)分析檢驗了資本市場全球化對預期收益的影響，他認為盡管由于存在成本不如理論預期那樣顯著，但資本市場開放確實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2)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管制將減少貨物貿易，尤其是服務類貿易，這樣就抑制了經濟增長，而如果取消管制，這樣就能促進經濟增長。(3)金融開放使得國內居民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構建分散化的投資組合，減少受國內風險的沖擊的影響，而且能提高投資收益增加國民財富，促進經濟增長。Obstfeld(1994)從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角度提出了資本市場開放的效應問題，構造了連續時間隨機模型進行福利分析并經過實證檢驗，指出資本市場開放和全球化分散了投資風險，提高了消費水平，從而具有穩定增長效應。Henry(2000a,2000b)進一步檢驗了資本市場開放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機制，比較分析了新興資本市場開放前后的風險分散和資產定價，發現開放后的新興市場投資收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私人投資隨之爆發性地增加。（4）金融開放通過促進金融發展來促進經濟增長。Klein和Oliver(2000)的研究表明金融開放通過促進金融發展，提高金融深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Bailliu(2001)也發現資本賬戶開放通過促進金融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增長。(5)資本賬戶開放使得該國能夠承受更多的經常項目赤字，這樣能夠增加國外儲蓄。如果國外儲蓄增長沒有導致1∶1的國內儲蓄下降，總儲蓄會增加，這樣會導致更高的投資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Edwards2001)。(6)資本賬戶開放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高了生產水平和經濟總量(Edwards2001)。（7）金融開放提高了資本市場的效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Kim and Singal(1997)率先實證分析了資本市場開放對市場股價波動、通脹和匯率的影響，發現資本市場開放使新興市場的有效性增強，并且對市場波動、通貨膨脹和匯率水平都產生正面影響，對宏觀經濟發揮了穩定作用。

Bekaert，Harvey和Lundblad（2001，2002，2005）對金融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進行了細致研究并進行了總結。認為金融開放影響資本成本、增長的機會、放松金融管制、促進金融發展，從而增加投資和提高投資的效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見圖1：

圖1：金融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

但是西方有些學者對金融開放促進經濟增長及路徑提出了質疑。Krugman(1994)認為，在東亞新興市場經濟中，伴隨資本市場開放，投資驟然增加，出現投資驅動型的高速增長，將偏離潛在穩定增長水平。由于實際投資增長超過合理水平，而投資效益沒有相應提高，不可持續的增長必然引致經濟劇烈波動，甚至導致經濟危機。Stiglitz(2000)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提出，資本市場開放由于逆向選擇使得金融脆弱性顯露，從而加劇經濟的波動而不是穩定增長。Galindo，Micco and Ordoezl(2002)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最新的經驗證據，他們認為，金融開放并不必然導致投資增加、效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開放的條件和政策選擇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決定因素。資本市場開放可能加劇國內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從而誘發金融危機，這已為拉美和東南亞所爆發的金融危機所證實。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雙重危機”理論認為，金融開放導致經濟衰退，資本市場在其中起到一個不容忽視的作用。其實上述的質疑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說明有些因素會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產生負面影響，但是沒有能從理論上否定這種效應的存在。

三、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表2：金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的實證研究成果一覽表

國外學者就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影響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從是否存在經濟增長效應來看存在相反的兩種實證結論，即一類支持存在經濟增長效應的論斷，一類不支持這種論斷。

國外學者在做實證分析時大多采用在經濟增長模型中增加度量金融開放的變量來考察金融開放是否對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從上表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對金融開放能否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Eichengreen(2002)指出這種實證結果相反很大一部份是由于Quinn(1997)的樣本包括較多的工業化國家和在1980年代這個失落的十年選取了相對較少的觀察值。Edison et（2002)認為樣本大小不同、考察期間不同和開放的度量指標不同都是導致實證研究結論不一樣的原因，所以他們使用了擴展的經濟增長模型，運用了share指標、Quinn指標和股票市場開放指標(BHL)為開放度量指標，結果表明三者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的效應。而且根據樣本分組發現非OECD和東亞國家都顯著地存在經濟增長效應，這些表明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比發達國家顯著。Marcel Fratzscher和Matthieu Bussiere(2004)認為相反的結論主要是因為金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時變性(time-varying)，金融開放在短期內會促進經濟增長，在中長期內經濟增長沒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是金融開放導致短期內投資膨脹，證券投資和債券高速增加，而國內制度質量、FDI規模和開放順序等是對中長期經濟增長的推動力。Durham(2000)認為，在經驗研究文獻中，由于現有的計量方法無法確信能夠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擾，而且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無法進行足夠的完備性檢驗，因而分離得到的開放效應并不完全可靠。事實上資本市場開放的實際經濟效應可能還是含混和不確定的，尤其是在新興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開放的宏觀經濟效應似乎還缺乏足夠有力的經驗證據來做出結論。Edison et(2002)在對各種實證結果和方法進行比較后也認為資本市場開放的實際經濟效應可能還是含混的。Eichengreen和leblang(2003)認為缺少證據證明金融開放和經濟增長之間正向關系的原因是沒能解釋金融危機。他們發現那些能控制危機的國家增長較快。

不論是支持經濟增長效應還是不支持的觀點都是假設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長短期都是一樣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此有些學者開始轉換研究的視角，考慮金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的時變性(time-varying)。有人認為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U型，然而有人確認是倒U型。Gourinchas和Jeanne(2002)的理論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對于經濟來說只是在短期內獲得一次性的收益，隨后經濟就回歸起長期正常的增長路徑。McKinnon和Pill(1997，1999)認為金融開放為外國資本進入提供了途徑從而導致“過度借貸”和投資膨脹，因此暫時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這些泡沫隨后會急劇破滅，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將變得難以承受，所以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會在短期內經歷一個繁榮和高增長的階段，隨后在中期泡沫突然破滅，經濟衰退，只有在非常長的時期內，才能恢復回來。他們的理論性觀點就是金融開放在短期內使獲益或無損失，在中長期內使經濟會受損。Karninsky和Schmukler(2003)檢驗了金融開放對資本市場的長期和短期效應，發現金融自由化后在短期內膨脹，破滅周期更顯著了，而且金融自由化在長期內導致金融市場更穩定。其研

究表明資本市場開放既增加了不穩定因素，又改進了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在短期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應，在長期則有正面的效應。Klein(2003)研究也認為金融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曲線呈U字形。

四、總結和展望

關于金融開放與經濟增長的研究還存在諸多的分歧，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

1．金融開放的度量方法不統一。基于監管制度的度量方法從邏輯上看來很清晰，但是監管制度的項目有限，而且各種項目對經濟影響的權重不一樣，更為重要的是不能較好地度量金融開放程度的變化。基于間接的數量度量法其邏輯上不是很清晰，而且受到了較多的干擾，比如經濟周期、內外部經濟環境、其他的金融制度等等對此都會干擾，所以不同的學者采用不同的金融開放度量指標做實證分析時得出不同的結論是可以理解的。

2．在考慮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很難分離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很多學者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包括了投資收入比率和消費收入比例。金融開放對投資產生影響，同時可能通過財富效應影響消費，因此這些自變量之間本身就有一定的相關性，有可能低估了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3．金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受到開放時及以后的外部環境、內部的制度環境以及經濟環境、文化社會因素影響，另外還受到開放路徑不同的影響。如果從量化分析可能導致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不利，但是實際并非如此。各國要想通過金融開放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率，并降低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必須滿足一系列因素，包括需要發展運行良好的金融機構和相當成熟的國內資本市場，良好的公司治理，適當的經濟和匯率政策，以及貿易開放。

4．實證研究中的國家樣本不同、樣本時間區間不同、數據來源不同和模型估計方法不同都會對結論有影響。這從表2中也可以看出來，這么多學者的樣本和數據都不一樣，即使是同樣的金融開放度量方法和因變量，如果選取了不同的樣本國家和樣本周期得到的估計結果會不同，以此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自然會產生各種分歧。

我們認為，未來研究的焦點不再是簡單地判定金融開放是利是弊，預計將主要在以下方面展開：

1．如何建立統一科學的金融開放度量指標或指標體系。首先，運用基于監管制度的度量方法時需要將評價的項目增加和分細，提高指標的精度和廣度；其次，在運用間接數量法時需要剔除其他因素的影響以提高度量的可靠性，包括模型的前提條件、經濟環境和政策環境等因素；最后，需要將兩種方法綜合起來考慮。基于監管制度的度量方法是衡量制度的開放，不能衡量經濟主體的實際行為。運用

間接數量法是衡量實際主體的行為，同時也包括制度外的行為，如非法行為等。因此結合兩種方法可

以同時考慮開放的制度環境和實際的主體行為，能夠提高度量的準確性。

2．金融開放影響經濟增長的路徑。首先對影響途徑的研究需要將理論上研究和實證研究結合起來。其次，需要研究各種影響途徑在金融開放的經濟環境下有哪些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再次，需要研究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負面的影響途徑。目前學者基本都在研究金融開放對經濟增長正面影響的途徑，而較少關注其對經濟增長負面的影響途徑。實踐中金融開放對有些國家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應從機理上來研究金融開放對經濟負面影響的途徑。最后，需要考慮不同國家具體經濟制度環境下影響途徑的差異。

3．金融開放在實際中能否促進經濟增長，有哪些影響因素。我們認為研究將從是否存在經濟增長效應轉向有哪些因素影響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比如社會制度、文化因素、受教育程度、經濟的構成(對外部門和對內部門的構成比例)、國民經濟的構成(消費、投資、凈出口等比例)、經濟制度、金融發展的程度、利率是否市場化、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等。

4．金融開放后對經濟影響的時變性如何。我們認為，在研究金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的時變性時，需要考慮在實施金融開放前后所處的經濟周期，不同經濟周期的金融開發對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具有較大影響。如果沒有考慮經濟周期的影響，可能導致不正確的結果，這也是很多學者關于時變性的實證研究的結論相矛盾的原因之一。另外，需要研究這種時變性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衍變過程，處于時變性的不同階段的不同特征和影響因素。最后，還需要研究不同國家的時變性是否存在差異，差異的原因是什么。

5．發展中國家如何獲取金融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不能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經驗，需要研究已經完成金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和教訓，以及內在原因，為以后發展中國家進行金融開放借鑒；其次，需要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哪些因素制約著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尤其是制度方面；再次，對于同時進行市場化和金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需要研究兩者的關系以及如何協調兩者的推進和如何更好地發揮經濟增長效應；最后，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的經濟金融格局下，發展中國家在進行金融開放時面臨更加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因此，需要研究新格局下發展中國家如何推進金融開放，尤其是如何規避金融開放對金融的不利沖擊。

參考文獻：

［1］Barro，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Economic Growth，McGraw-Hill，New York

［2］Bekaert，Geert and Campbell R.Harvey(1995).Time-Varying World Market Integration，Journal of Finance 50：4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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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dison，Hali，Michael Klein，Luca Ricci and Torsten Slok(2002a).Capital Account Liberalis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urvey and Synthesis，IMF Working Paper No 120

［5］Eichengreen，Barry(2002).Capital Account Liberalisation：What do the Cross-Country Studies Tell U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M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