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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監督,對指令是政府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單位的實現,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本質上是強制性的。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影響因素也有差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通過政府下達的指令來制定發展計劃。由于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具有強制性,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控制是基于對市場的影響和實現,政府的監管的對象是不特定的,政府有沒有權利直接對市場主體,各經濟實體,如企業,個體戶,事業單位出具的計劃指令,只有通過市場的自主調節功能來實現,簡而言之,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是政府通過影響力來規范市場中各個主體的。
在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調控不是強制性的,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應該是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是通過增強技術,使經濟主體免予遭受市場盲目性的信號傳導機制的影響,這一點,要從市場的完善,改革微觀經濟主體的產權結構,加快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轉變。這表明,在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和控制效果更為復雜,宏觀調控的影響因素和控制的大小的影響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這也意味著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成效,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華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關鍵詞)市場經濟;國有醫院;改單
1問題
1.1計劃經濟對醫院的影響
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既辦醫院又管醫院,幾乎現有的醫院全部都是國有醫院,由于政府包得過多、過寬,國有醫院內部“大鍋飯”“等、靠、要”的現象普遍存在。人們不自覺地認為,國有醫院是國家的醫院,國家就得管生存。這種自立性不強的依賴思想導致醫院內部運作效率低下。廣大人民群眾“看病貴、看病難”便是這一癥結的重要體現,因此,國有醫院參與市場的前景堪憂[1]。
1.2國有醫院疏遠市場經濟
很多人認為,醫院管理體制改革不能脫離計劃經濟體制,國有醫院只能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實際上這是一種陳舊的國有制的觀念。它使人們自覺不自覺地產生留戀計劃經濟體制的心態,而對市場經濟體制產生一種隔膜。這種隔膜,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產生排斥作用,從而在思想深處疏遠市場經濟,甚至產生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想。有這種心理的醫院進不了醫療市場,即使進了市場也只能打被動仗。
1.3國有醫院不適應市場經濟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醫院的所有醫療活動,都要按上級的計劃和指令辦事,這種運行方式養成了國有醫院的“服從”型思維習慣,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自主”型思維方式是很不適應的。由于計劃經濟長期的影響,醫院不善于從實際出發,決定經營戰略;不善于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及時捕捉機遇,機動靈活地開發對路的產品。從思維規律上說,是國有醫院經營者缺乏適應市場經濟的求異性思維能力。
1.4國有醫院面臨嚴峻市場挑戰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和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與發展,多種成份的醫院迅速成長起來,成了國家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對國有醫療衛生事業的有力補充,也給國家衛生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但是從市場角度講,他們又都是國有醫院回避不了的對手,對國有醫院提出了挑戰。在日趨激烈的醫療服務市場競爭中,醫院間的競爭是不講出身、不講成份的,誰能占領市場,誰就是強者。國有醫院要與其他經濟成份的醫院在競爭中,必須有緊迫感。
2思考
2.1市場經濟是醫院改革的必經之路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它從根本上否定了必然生存的因素和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非營利性醫院外,營利性醫院能否生存,不取決于醫院的出身歷史,而取決于市場競爭力。國有醫院實行醫院管理體制改革后,作為有自的法人經濟實體,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以法人的身份參與平等競爭,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去開拓市場、占領市場,實現醫院的價值和利益,到市場上去領取一張“準生證”。近年來的衛生體制改革通過市場競爭杠桿的調節,使醫療技術水平顯著提高,為保障社會利益和群眾健康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產生了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還要通過市場解決。國有醫院的經營者、管理者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2.2市場經濟為醫院發展帶來了動力
市場經濟對國有醫院有一種生存的壓力,但更有一種發展的動力,這兩者是緊密結合的。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醫院才能得到充分的自,才能放開手腳,在醫療市場這個舞臺上大顯身手,充分展示自己的實力,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利益。目前,國有醫院的醫療體制改革,雖然尚有潛在難題和障礙,如“全行業管理和屬地化原則”,依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對醫院體制改革尚未形成共同的目標,也尚未形成圍繞共同目標協同努力的機制等,但也具有了其他性質醫院所不具備的優勢[2],較之企業在市場銷售方面面臨的壓力要小得多。只有堅持改革,適應市場,國有醫院在醫療市場中才會大有作為。
政府職能雖然經歷了多次調整,但由于中國長期實施計劃經濟體制,在現實中依然頑固地保留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運作和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日趨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與社會、政府與群眾、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明顯而深刻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政府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盡快轉變職能,是各級政府做好本職工作,打造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
1.轉變政府職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政府作為國家機器屬于上層建筑,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其職能也要適應這個變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是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問題。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觀必然性。
2.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職能是機構設置的前提,決定機構;機構是職能的載體,體現職能;政府的職能是通過政府機構來實現的,只轉變職能而不改革機構,職能也不可能真正轉變。因為舊的機構存在一天,就要繼續行使其職能,所以轉變職能必須相應地改革機構。而機構的改革又必須根據職能來確定,如果職能尚未確定,管理方法也未改變,精簡以后的機構還會再度恢復和膨脹。因此,只有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才能為機構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機構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轉變政府職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職能發生了極大的轉化,越來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但我們也應該清醒看到,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而該管的又沒管好,這樣就不僅要靠增設機構來完成日益繁雜的工作,使機構越設越多,而且壓抑了企業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要發生明顯的變化,有的將要消失、有的將要轉移、有的將要加強,管理范圍、管理內容和管理方法都要發生變化,由過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訂指標、批項目、分物資逐漸轉到通過計劃的和經濟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對企業進行必要的管理、檢查、指導和調節方面來。使企業真正成為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獨立企業法人。
4.轉變職能是行政管理科學化的必然。政府機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適應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外,還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隨著行政管理科學的發展,管理自身的客觀規律也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和掌握,政府機構轉變職能,實際上是由經驗管理向科學管理轉變的一個步驟。因為,只有轉變職能,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機構臃腫、運轉不靈、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轉變政府職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提出要改變政府職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結果來看,離和諧社會的要求還相差甚遠,究其原因,無外乎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對政府職能認識不清。我國的政府管理模式來源于前蘇聯,政府包攬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現在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會需要而其自身管不了或無人管的社會公共事務。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事務則由他們根據國家法律和行業規定自主處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許多政府工作人員分不清哪些事務該政府管,哪些事務不該管。他們沿用傳統的管理方式,除上級明文規定不管的事務外,所有社會事務都要管,認為這樣做十分妥當,不會出現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留戀權力。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因為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權力的留戀使市場機制難起推動作用。因為這種權力可以給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帶來利益,失去這些權力,就意味著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場同權力競爭,結果是力不從心,權力通常占據上風,致使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這樣,影響行政效率提高,同時產生腐敗。
3.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功能不健全。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社會自身的管理和服務是否健全密切相關。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務必須由政府管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現出與經濟發展水平同步的趨勢,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社會功能越齊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區,因社會自身功能不全,嚴重制約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速度。在發達地區可以交由社會管理的事務,在落后地區還必須由政府統管起來,這反過來又阻礙了市場機制的發育。
工作人員整體素質與市場經濟要求不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迅猛發展,國民的整體素質有較大提高。隨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實行,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也有很大提高。但從總體上講,政府工作人員整體素質與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不能適應時展和社會的要求。一是對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擔心職能轉變會引起負面影響。二是對政府職能只有大致了解,對本層級、本區域、本部門應履行的職責缺乏科學的認識、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職權應歸還社會,哪些職能應得到加強。三是等待觀望,不敢創新。雖然他們也贊成轉變政府職能,但行動上卻等待觀望,希望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創新意識,也不愿主動探索。四是胸無大局,思考問題往往從小集團、或個人私利出發,對既得利益不愿放棄。五是為人民服務意識淡薄,工作不負責任,方法簡單,方式粗暴。凡此種種都說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與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適應。
三、轉變政府職能的思路
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需環境,現階段,我國政府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應著重實現以下三種轉型:
1.實現“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轉變。轉變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行政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的產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要素之間的比率關系,是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行政管理活動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標準。效能指的是目標的實現程度,是指管理結果,而效率則是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既定的目標。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用重管理過程的效率理念來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關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過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員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嚴重,極少關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資源浪費以及效能低下等問題,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體制。隨著改革的深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環境要求在評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應摒棄傳統的效率觀念,樹立成本——效能的意識,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和效能型現代政府理念對接,并使對接成本最小化,實現對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轉變。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無所不包,政府成為無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顛倒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來,沒有形成科學的現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會。政府的一部分職責是維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會的目地。政府只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政府從屬于社會,政府是隨著社會的產生、存在而產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須為社會的利益服務。政府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政府不應凌駕于社會之上,相反,政府應由社會所決定,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客觀存在。因此,在社會空間中,必然存在著為力或不應涉足的領域。這就決定了我們應該正確看待政府的作用,摒棄政府“萬能”理念,樹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使政府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的理念對政府官員和社會民眾的影響極深。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理念雖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務轉變,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有學者提出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這是在市場本位、社會本位的基礎上提出的,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別是在現階段,我國加入的WTO組織,其本身就是一個以國際市場運行規則為國際貿易有序化運行服務的國際經濟調控組織。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從根本上摒棄管制觀念,變管制和指令為服務。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須盡快實現政府的服務角色從“統治”的管理走向“服務”的管理。政府要從統治者的身份逐步轉變為社會的服務者,從“以統治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務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職能圍繞公民、企業、社會中介組織等多元主體展開。要使政府職能轉向服務,就必須嚴格劃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解過去的“全能”框架,同時,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逐步讓社會承擔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職責,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加快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只有通過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行為轉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在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是營造一個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文化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各級政府需要高度重視新形式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工作,努力營造一個公平正義、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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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經濟結構中原材料、粗加工、高能耗產業居多,電力供應一直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的需要,一直呈現全國性缺電局面。這樣的供求關系,造就了電力企業粗放的經營方式。在市場疲軟的情況下,如何充分利用現有發電能力、擴大銷售、開拓市場、增加利潤,確定電力市場的營銷策略,是當今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國家電力公司系統應著力研究的主要問題。
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新能源的不斷開發以及自然能源的合理利用,如煤、煤氣、天然氣、燃油以及太陽能、風力開發產品等。這些產品的經銷機構大小不一,布點多,具有價格靈活、成本低、服務優質等特點。例如在北海市電價調查時發現,農村家庭的熱水器以及廚房炊具基本上全部使用液化氣,城市的部分區域煤氣管道已進入家庭,即使沒有管道,煤氣瓶也都是免費送到家,有個別賓館、磚廠因電價過高而改用電為燃油發電。由此可見,電力市場面臨著電能替代產品的強烈競爭。
由于電力長期處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壟斷,電力企業政企不分,而且電力市場長期供不應求,從而造就了電力企業粗放的經營方式,形成了“重發、輕供、不管用"的管理發展格局,整個管理體制仍然保留計劃經濟的重計劃輕市場、重生產輕營銷的格局。九十年代初期電力市場已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這一變化沒有引起由于長期壟斷經營而形成優越感的電力企業警覺和重視,直到電力企業進入政企分開等深層次實質性改革之今日方清醒,此時,電力市場相當一部分的市場份額已被替代產品占據,營銷已迫在眉睫。
在這種條件下電能就要在規則許可的范圍內,充分利用規則,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使自己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在電力供需矛盾突出的時期,為解決用電問題,一些工業企業、大型商業企業通過建設自備電廠(發電機組)來滿足自身的電力需求,我們要利用質量、價格、法律法規等手段的整體競爭策略來占領和贏得市場。’
“電”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具有獨特的特點。供電企業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過去的環境下,小火電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補充作用,而目前小火電暴露出許多問題,所以必須停止小火電。伴隨著國家市場經濟的逐步規范,任何壟斷行業都將被打破,都將引入競爭機制,特別是電力買方市場的出現,都要求我們營銷觀念的徹底轉變,即最大限度地滿足用戶的利益。企業要兼顧企業利益、職工利益和社會利益,樹立現代市場營銷觀念,要想使“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就要走向市場。只有實現觀念的更新,意識的轉變,以及思想上的到位,才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站穩腳跟,立于不敗之地。樹立現代市場營銷觀念,還要做好四個觀念的轉變:營銷策略應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從限制型用電向放開型用電轉變;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從埋怨客觀原因向積極迎接市場競爭轉變。供電企業在市場搏擊中不能只等待用電市場的自然延伸,而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促進電力市場的發展。
所有申請用電的用戶都希望能早日用上電,所有已用電的用戶都希望所用的電能質量是優質和連續不斷的(即不停電),這正與電力營銷部門企盼增加營銷電量的愿望一致。因此,電力營銷部門可通過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用電手續的辦理和工程建設的速度,爭分奪秒地使用戶早日用上電。同時,保證所有已建立供需關系的用戶用電的安全和可靠,加強對設備線路的巡查維護,發現故障及時處理,以減少每一環節的停電時間,使用戶滿意。
社會普遍服務、社會穩定的責任和壓力巨大。由于國家電力社會普遍服務的機制尚未建立,公司系統實際承擔了大量社會普遍服務的責任,如“村村通電”工作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城農網改造工作等,這些給公司造成較大的財務負擔。
電費回收環境仍然嚴峻,陳欠電費回收工作壓力依然較大。一方面受國家宏觀調控、企業外部市場、經營狀況以及地方保護等因素的影響,部分行業發生新欠電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隨著企業改制、兼并重組、破產不斷增加,造成陳欠電費回收的空間越來越小,難度越來越大。另外供電服務工作還存在薄弱環節,規范化服務需要進一步加強。隨著《電力監管條例》及配套辦法、國家電網公司“三個十條”的出臺,電力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對提高服務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目前,優質服務理念還沒有在公司系統全體員工中牢固樹立,與國家電網公司“三個十條”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影響公司服務形象的事件仍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