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一、中華飲食文化與翻譯
飲食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翻譯是文化的傳通。對于翻譯，傳統觀念認為，就是兩種語言間的轉換，而忽視了翻譯的文化問題。事實上，在跨文化交際中，交際者遇到的最大困難不是語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譯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間交流的產物，是跨文化傳通。20世紀下半葉，翻譯的研究出現文化轉向，目前，在翻譯研究界，人們把對翻譯的意義和作用推向了另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與傳播。人們把目光投向了翻譯承載的使命，把翻譯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因此，飲食文化的翻譯研究也應置于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大背景下進行。
經歷了五千多年歷史的中華飲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國人民的光榮與自豪。目前，文化與翻譯的研究大多著眼于宏觀，而專門討論文化某一領域翻譯比較少。據悉，北京為了迎接2008奧運，針對菜單翻譯問題，向社會各界征集對《中文菜單英文譯法》的意見，，收錄了2700多條菜單及酒水的英文，另外，還專門組織了專家研究討論有關菜名的翻譯，旨在讓國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國飲食文化。菜名實際上是一國文化的體現，老外對中華飲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從中國菜中體現出來的，如果外國人能明白我們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這些菜名弄明白，實在是在學習一門藝術，他們定會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歡中國。
二、飲食翻譯中的文化身份問題
基于文化研究的廣闊視野來探討華夏飲食文化的翻譯，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問題。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時也是某一具體的民族與生俱來的一系列特征（蔣紅紅，2007）。無論對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還是某一特殊領域里的文化，在翻譯中識別文化身份可以強化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的飲食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文化個性或民族特性，構成著獨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華飲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貴的部分，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傳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中華飲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國特有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在文化飲食翻譯中，要求譯者必須對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歡的方式去翻譯中國的文化內容。筆者認為，漢英翻譯的目的之一在于讓世界了解中國，促進中華走向世界。但不斷交流與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類共性的認識逐漸擴大，隨著經濟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間的差異不斷在縮少，而中華自身的文化身份卻變得模糊。正如A.L克魯伯所說“每一種文化都會接納新的東西，不論是外來的，還是產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將這些新的東西加以重新塑造。”當我們自豪地看到偉大的中華文化被廣泛傳到世界各地時，我們要注意中國也在不斷受到外來文化的沖出和影響。筆者認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趨同過程中保持中華飲食文化固有的個性和特征，保證中華飲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顯得尤為迫切與重要。
要保持中華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傳播，首要的是保護文化的核心價值不受到損壞（李慶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為尊重，互為補充，以達到人類心靈的溝通，應該是多元文化語境下的一種理想追求。美國著名漢學家約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種語言都從文化中獲得生命和營養，所以我們不能只注意如何將一種語言的內容譯成另一種語言，還必須力求表達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與表達情感方面的習慣。”那么，翻譯作為跨文化傳通，如何才能發揮其本質價值，讓世界人民都認識中華飲食文化，是值得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中華飲食文化翻譯中的“痛處”——可譯性與不譯性
在翻譯研究中出現了可譯與不可譯的爭論。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譯這一問題，是指文化中的意義，即這種文化意義對本文化群體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對不同文化群體的成員來說，則是陌生的。我們知道，由于世界各國人民所生長環境的地理、氣候及風俗習慣等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相互而言有許多新鮮事物。如中國有許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雞”“雙皮奶”等這些有名的民間食品，要把它們翻譯出來介紹給外國朋友認識確實不容易。因為這些傳統的食品是中華民族特有的，不能從英語語言的文化中找到相應的詞來表示，而且它們當中還隱含了不少歷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兩語道清楚。
關于如何更好地解決飲食文化翻譯中的“文化”問題，金惠康教授認為，對于這種存在的語言不可譯和文化不可譯，“從翻譯技巧的角度看，譯者若緊扣原語的含義，不死摳字眼，至少能對作者的意思進行詮譯或引申，這樣可實現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譯性”。筆者認為，根據翻譯中的對等原則，這種對等是沒有絕對的對等，在文化翻譯這方面尤為明顯。因此，翻譯時只能通過尋找相通點而不是相同點，使原語者和目的語者能達到一個共識，這是從實踐中已經證明可行的，因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為譯者就要充分了解兩種語言的文化背景。
我國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譯研究中，有學者也提到，翻譯是個的行為過程。由于文化翻譯具有跨文化性，翻譯必須做到尊重原文化與目的語文化，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譯文保持原文化的意義與內涵，達到宣傳和發揚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問題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從北京各大涉外飯店搜集了3大箱菜譜，共30000多個菜名的翻譯。有關翻譯小組人員研究后，發現其英語翻譯五花八門，有的讓外國客人不知所云。筆者認為，以上所舉雖是小事，造成的卻是國家間的誤解。可見，翻譯的跨文化性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筆者從網絡以及相關一些書籍上收集了幾百個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譯，并對此進行研究，發現存在著三大翻譯上的問題：
1.翻譯得不知所云
“水煮鱔片”翻譯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來翻譯成的英文實在令人啼笑皆非。還有把“麻婆豆腐”翻譯成“滿臉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紅燒獅子頭”翻譯成“燒紅了的獅子頭”，“四喜丸子”翻譯成“四個高興的肉團”，看了會叫人跑掉。因此，對于菜名的翻譯，譯者切忌沒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義而直接用字對字的方法來譯。這些翻譯或是有明顯的語法錯誤，或是嚴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國人讀后感到一頭霧水，不知所云，這不能達到通過翻譯進行交流的目的。
2.表達不一，讓人糊涂
在中國飲食文化翻譯中，往往會看到一些用詞不一致的現象。由于不同的英語單詞，它所指代的事物，表達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別的。這個問題主要出現在對點心類的翻譯上。如：
把“饅頭”譯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湯圓”譯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譯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個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幾樣不同的東西來，確實讓人費解。因此，翻譯此類食品時，譯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種食品的性質特點，找準相關的詞來翻譯，不能張冠李戴，更不能順手牽羊，東拉西扯一個詞來湊合，此做法是對文化極大的不尊重。對此，盡管譯者可以采用多種方法進行翻譯，因為翻譯方法是靈活的，但應盡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義與內涵。如“宮保雞丁”這道菜有常見的3種譯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夠準確
由于文化上的差異，在飲食翻譯上，我們不難發現，有不少中國特有的東西是不能在英語字典里找到相關的詞來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們可以用英語表達出其基本意思——一個籠統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細節。如：中國菜當中，有很多是以“肉丸”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個“丸”字，都用‘meatball’來譯的話，筆者認為十分不準確。難道外國人天生來就會知道中國制作‘meatball’里頭究竟是豬肉，牛肉，雞肉還是魚肉？在此，譯者要注意一點，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類肉的，如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因此，筆者認為翻譯的準確性不僅是翻譯的一個行為標準，也是一個道德標準，是尊重各國人民文化的表現。而且，這種籠統的翻譯，往往會失掉地方飲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國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還喜歡吃糕點，糕的品種可謂不勝其數。廣東人喜歡吃的早點有“蘿卜糕”和“芋頭糕”，有人翻譯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筆者查閱了《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兩大權威詞典，比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詞意，認為在翻譯兩種食品時，根據它們的選料（蘿卜，芋頭，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點（軟塊狀），最佳的選詞是‘pudding’。
五、飲食文化翻譯的方法
為了能更好地翻譯出中式菜名，筆者認為，了解中國菜名的命名方式尤為重要。根據王秉欽教授在《文化翻譯學》一書中所提，可歸納出六種方式：以寫實物法命名，以寫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數字以及顏色命名。從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寫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顯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調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發源地和發明者來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個歷史典故。有了這些信息，譯者就可根據菜肴的特點來確定翻譯的方法。
另外，從翻譯的內容和本質來看，筆者認為與文藝性的翻譯相比，飲食文化的翻譯更多的屬于科學翻譯，因為它是以傳達實用信息為主的翻譯活動，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維活動和語際活動（黃忠廉，李亞舒《科學翻譯學》，2004）。而且，飲食文化翻譯有很明顯的“準確性，有效性，程式化”（黃忠廉，李亞舒《科學翻譯學》，2004）等科學翻譯的特征。至于怎樣譯，就“要由譯者面對文本，綜合各種因素做出最后決定”，是“討價還價”的結果。（賀微，2006）基于此特征與目的，筆者對飲食文化翻譯的方法歸納如下：
1.直譯法
對于中外兩國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現有相應的詞或表達來翻譯。如各種蔬菜、水果、肉類等名稱可從字典中找到相應的詞來翻譯。如果是一些外國有而本國沒有的食物，我們也可以找出相應的英語單詞來翻譯。可是對于一些本國有而外國沒有的食物，如果外國人有現成的說法，翻譯時就可直接采用，如廣東有一種瓜，當地人稱作“絲瓜”，外國朋友稱為‘Chinesecucumber’；如果沒有相應的詞來翻譯的話，就得改用別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該發生的笑話。
2.音譯法——創中國特色
音譯法可以用來翻譯一些本國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實上，國內許多食品的名稱如“香檳”（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漢堡包”(hamburger)等都是從地道的英語所翻譯過來的，久而久之中國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東西了。那么，我們也可以直接用我們的讀音來翻譯本國特有的食品，讓外國人都熟悉中國的說法及認識它們，據了解，在美國和歐洲的中餐館中，中文菜單翻譯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譯”，這種方法簡潔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來翻譯，美國人點菜時已經會正解地說“TOFU”，還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這才真正做到了傳播本國飲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諸如此類的，又如“驢打滾”（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來據此讀音定為：Gobelive）；再如“饅頭”，“餃子”，“湯圓”不如直接音譯為：Mantou，Jiaozi，Tangyuan，這樣一來，外國朋友也就知道這是地道的中國風味小吃了。
3.混合法
雖然音譯法直接而且很能體現中國的特色，但是，對于一些初次接觸中國飲食文化的外國朋友來說，確實有點為難了他們。為了更好地解決跨文化理解上的問題，譯者還最好在音譯之后稍加注解或補充說明。如，對“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釋；在翻譯“河粉”時，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準確。
另外，對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來命名的菜名，翻譯時可采用音譯與直譯混合的方法來處理。如“宮保雞丁”可翻譯為：‘GongBaoDicedChicken’(筆者譯)，“麻婆豆腐”譯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筆者譯），“東坡肉”譯為‘DongPoStewedPork’。
4.意譯法
以寫實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體現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較多地采用意譯，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譯出來，或者再加用‘with+輔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紅燒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brs時菜雞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魚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魚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蔥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錦甜食
5.圖文聲并用
用意譯法來翻譯菜名，使翻譯有更高的準確性和更強的有效性，但有時候會顯得過長，不簡潔。為此，筆者認為可以用簡潔的翻譯加附上相應的圖片，這樣的效果會更佳。而對于一些含有歷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過服務人員現場解說，或者讓外國朋友翻譯出有關背景資料供閱讀。
六、結論
隨著經濟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斷全球化。事實上，中國早在秦漢時期，就有對外的交流。如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鑒真東渡日本等，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國有機會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同時也把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飲食文化，發揚并傳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環境中，各國人民是通過什么樣的方法途徑，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來探索文化翻譯的另一新意義——文化的傳播。為此筆者想對中國飲食文化的翻譯展開討論，通過討論，探討目前中國飲食翻譯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歸納出一些相應的翻譯策略用以處理翻譯中的問題，使翻譯真正實現交流，傳承，溝通，創造與發展的本質價值。
參考文獻：
[1]金惠康.跨文化交際翻譯續編.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2]呂俊.跨越文化障礙——巴比塔的重建.江蘇：東南大學出版社，2001.
[3]王秉欽.文化翻譯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4]許鈞.尊重、交流與溝通——多元文化語境下的翻譯.中國翻譯研究論文精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5]龔光明.翻譯思維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薩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與傳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7]單波，石義彬.跨文化傳播新論.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8]外語教學與研究.2007，（3）.
[9]賀微.譯學研究的視角與選擇[J].中國外語，2006，（5）.
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范文第2篇
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飲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頭等大事。如果說早期人類不懂用火也不知耕種的茹毛飲血的飲食不是文化，那么何為飲食文化？關于飲食文化的界定存在諸多不同說法，趙榮光、謝定源在《飲食文化概論》一書從宏觀上給出了一個范圍，認為“飲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開發利用、食品制作和飲食消費過程中的技術、科學、藝術，以及以飲食為基礎的習俗、傳統、思想和哲學，即由人們食生產和食生活的方式、過程、功能等[1]結構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總和”。而“飲食狀況是一個地區社會文化及地理氣候自然資源經濟條件的綜合反映，飲食結構的變化是社會生活生產變化最明顯的指[2]標。”受獨特的地形地貌以及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等自然條件影響，廣西飲食中的食材豐富多樣，從而顯現出廣西的飲食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突出的地域特色。而南寧市作為廣西的首府城市，是廣西飲食文化的代表地，自然具備廣西飲食文化的共性特點，也必定有區別于廣西其他市縣的特征。此次問卷調查把著重點定在廣西大學學生對南寧飲食文化的認識情況的研究上，目的就在于一方面可以方便抽樣調查廣西大學在校學生對于南寧飲食文化事項的基本了解；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同學們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發展的認識。筆者認為，此次問卷調查的重要意義在于首先讓同學們對南寧飲食文化有個新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考察了同學們對于校園生活、社會生活的觀察體驗能力；其次可以擴展同學們的思維，對一些現象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建議；再次則是引發同學們對廣西民族民俗文化探索的興趣，為宣傳和傳承廣西的民族民俗文化建言獻策。
2問卷設計和編制
2.1問卷選題的設計第一，被調查學生的個人基本情況：包括被調查學生的年級、專業、性別、民族、家鄉、月伙食費、校外用餐次數等基本情況。第二，被調查學生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的認識情況：包括對“飲食文化”概念的理解，對南寧菜的認識程度及形成原因，最能代表南寧的美食，南寧的節慶食俗及相關傳說，南寧的飲食商圈的了解等內容。第三，被調查學生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發展的認識情況：包括飲食文化發展過程的制約因素，對傳統飲食文化的保護措施和建議，宣傳南寧飲食文化的活動，對學校是否開設飲食文化相關課程的看法，獲知南寧飲食文化信息的途徑等內容。
2.2調查對象受訪者包括廣西大學從大一到大四本科階段的學生以及部分研究生共80名，主要考慮是方便調查，并且廣西大學學生的文化素質在南寧市乃至整個廣西地區是具有代表性的。
2.3研究方法由于接近放假在校學生減少，很多同學在緊張復習備考階段，不太可能進行網上答卷，為了了解廣西大學學生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的認識，筆者一人利用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在學校的宿舍、食堂、階梯教室、體育場等處，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同學當面進行匿名答卷，當場回收。然后通過SPSS等統計軟件分析數據，得出相關研究結論，從而提高研究的實效性、實證性。問卷內容以封閉式問題為主，也結合了開放式問題。
3結果分析
整個調查共發放80份問卷，回收80份，回收率是100%，問卷全部為有效問卷。本次被調查的男生女生恰好各40名，各占被調查人數的50%。其中，大一新生為19名（23.8%），大二為9名（11.3%），大三為14名(17.5%)，大四為12名（15%），研究生為26名（32.5%）。根據生源地劃分，其中南寧本地為9名（11.3%），廣西其他地方為40名（50%），非廣西地區為31名（38.8%）。本文主要是把南寧本地學生與廣西其他地方學生以及非廣西地區學生的指標作對比，筆者從南寧飲食情況、南寧飲食習俗、南寧飲食商圈以及南寧飲食文化傳播與保護四個方面總結出廣西大學學生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的認識，具體的數據分析如下：
3.1對南寧美食情況了解程度為了便于下文的內容的闡述，我們可以看一下在地方飲食中的興趣傾向（見表1）通過列表可以看到，傾向于味道吸引的最多，達72.5%，選取飲食背后的風土人情居第二，緊隨其后的是傾向飲食的整體樣式和制作流程，而還有1.3%選擇還有其它吸引點，可以作為日后的訪談內容，值得繼續挖掘。為了探究同學們對于把飲食情況作為一種現象來看待進而分析其原因的能力，提出的“南寧飲食特點形成的原因”一題可見表2數據。通過圖示，我們可以看到在被調查的學生中考慮到自然因素(包括自然環境)占63%，考慮到食材特點方面占33.8%，由此可以看出同學們能夠較準確地從自然條件角度出發來思考南寧地方性飲食特點的成因；考慮到社會因素包括認為歷史承襲原因的占55%，認為是外來飲食融合的原因占32.5%，認為是由于本地人喜好形成的占了半數，由此得出除了從自然因素角度考慮，被調查學生還能通過南寧的實際歷史條件、社會交流、及人為角度出發來思考；還有認為選項外的其它因素的占到2.5%，這就為下一步訪談工作提供了素材。其次我們可以再來看南寧的美食知名程度。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看法不一（見表3）由圖示可知，在南寧本地同學中有56%認為南寧美食不太有名，同樣認為不太有名的在廣西其他地市和非廣西地區的同學分別有55%和48.4%。比較突出的是，在非廣西地區的同學中有38.7%不清楚其知名度，在廣西其他地市的同學中這一項數值達到15%，但仍有5%的同學認為南寧美食是遠近馳名的。總體觀之南寧美食知名度在學生群體中還不算高，特別是除南寧本地同學外，其他同學對南寧美食并沒有十分了解和接受。為了激發同學們的答卷積極性，筆者設計了關于南寧飲食中兩個截然相反的開放式問題。在“最吸引你的南寧本地美食”一題中被調查者普遍反映強烈，結果表明粉類制品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占到47.5%的比重，其中直接填寫“老友粉”的占到被調查學生的30%，可見老友粉以它的獨特魅力吸引了眾多同學。其它的答案五花八門，例如酸嘢、檸檬鴨、水果等，所占比率低，基本在1.3%。而另一題“南寧飲食中最奇葩或最不能讓你接受的”的調查結果表明還是有5%的同學不能接受老友粉，并且對于南寧的食酸習慣也不是很看好，比較突出的是不能接受酸筍和酸嘢這兩種特色酸制品的比例分別是2.5%和7.5%，認為“太酸”的也占了3.75%，其中還出現了一個令人捧腹的用網絡熱詞寫的答案——臭臭噠，可見是表示對南寧飲食中某些口味的委婉拒絕。而在這兩題開放式問題中也有部分被調查同學表現出包容態度，給出的答案為“沒有”，前一題認為“沒有”的占30%，后一題認為“沒有”的占25%。
3.2對南寧飲食習俗的了解情況南寧的節慶飲食習俗跟廣西其他地市差別不大，比如春節包粽子、吃白切雞，清明節吃五色糯米飯，七月十四吃鴨子和糍粑等屬于最常見的。從調查結果中發現，在南寧本地同學中對南寧節慶食俗非常了解的占其總數的33%，比較了解但不全面的占到56%，說明南寧本地同學還比較關注和了解南寧的節慶食俗。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在非廣西地區的同學中，只有3.2%的比率選擇比較了解，另一方面在非廣西地區的同學中有48.4%的不清楚南寧的節慶食俗。而大部分同學選擇只是一般了解，因為沒經歷過。這也說明在學生群體中，地方性的食俗相對本地學生影響較大，而對外地學生影響不大，所以外地的同學們了解也不深入。在飲食文化傳說方面，“粉”是南寧飲食文化的重要線索，諸如老友粉被賦予老友相聚的內涵，桂林米粉起源傳說可追溯到秦始皇南征，“粉利”在過年的餐桌上象征著大吉大利等逐步發展成一種“粉文化”。被調查學生對于南寧的米粉傳說故事的了解情況如下：在被調查學生中，“非常了解，有過調查”的只占了3.8%，“比較了解”的占21.3%，“略有聽聞”的占了30%，“完全沒聽說過”的比率最高，達到45%。由此可以得出，同學們對于南寧飲食習俗的傳說、軼聞不算太了解，關注度比較低。因此，可以推測出在一定程度上南寧的飲食文化對于同學們的影響力并不是很大。
3.3對于南寧的飲食商圈的了解情況南寧的飲食商圈發展得十分迅速，餐廳聚集量大且人流量較多的如朝陽廣場、萬象城、新萬達等幾個地方。小吃街的存在也是南寧飲食文化得以發展的一個基礎，如中山路、建政路以及距離本校最近的農院路等小吃街匯集了一些南寧地道的美食。對南寧飲食商圈了解程度的調查結果表明，有12.5%的同學非常了解，去過不同餐廳就餐，這些同學大多數是在校外就餐次數多的，有37.5%的同學認為比較了解，有41.3%的同學不太了解南寧的飲食商圈，極少光顧那些餐廳，8.8%的同學不清楚南寧飲食商圈的發展情況，因為這一部分同學沒有嘗試過。從數據另一個側面反映，南寧商業廣場的餐廳對在校大學生的宣傳還不夠，或者由于距離遠、用餐消費水平高等原因導致超過半數的同學不太了解或完全不知道南寧的主要飲食商圈。如果說因為價格等原因主導了大學生的消費去向，那么小吃街相比那些商業廣場的飲食消費就要低很多，也更吸引大學生前往。關于同學們對小吃街的印象筆者做了統計，認為南寧小吃街的美食“種類豐富，味道俱佳”的比率為35%，認為“種類重復，味道一般”的占43.8%，反映出南寧小吃街的美食缺少一定特色，因此小吃街的商販也應該從食客的角度多開發些更有特色的小吃來爭取商機。認為“沒啥好吃的，不能叫小吃一條街”的占13.8%，這也屬于小吃種類重復而衍生的問題，還有20%的同學從環境和食品質量角度考慮，認為南寧小吃街普遍存在雜亂無章，衛生堪憂的問題。
3.4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的傳播與保護現狀的了解南寧飲食文化的傳播與發展速度是十分可觀的，因而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甚至普通民眾開始把關注目光投射到飲食文化上，政府也出臺了相關政策來支持和維護飲食文化的發展。在這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問題和漏洞，那么在校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如何，這是一道多選題，通過調查結果表明，最大的制約因素在于衛生環境，認為需要改善的占57.5%，說明通過大學生這一消費群體看到大眾對于食品安全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個較大的制約因素在于缺乏品牌的樹立和宣傳，這部分比例為55%。針對餐館規范程度不高和餐飲業從業人員服務質量有待提高因素考慮的各占41.3%和43.8%。還有28.8%的認為就餐地理位置布局不合理，22.5%的認為價格定制不合理。總體反映大學生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發展存在的衛生、品牌、價格以及地理位置等問題有自己的反思和意見。對于南寧飲食文化的保護，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把飲食類項目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就是其中之一。但目前在廣西被列入飲食文化遺產項目還不是很多，屬于南寧本地的也就更少，那么在這前提下考察同學們對于非物質遺產的關注度，筆者提出“南寧本地美食中被列入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選）一題中，正確答案的設定是前三項“老友粉”、“橫縣大棕”和“揚美豆豉”，后邊還有“粉餃”、“白切雞”、“檸檬鴨”、“酸嘢”等迷惑選項。被調查學生中沒有全部選對的，選擇了“老友粉”的占56%，選“橫縣大棕”的占25%，選“揚美豆豉”的占22.5%，選“粉餃”的占15%，選“白切雞”的占25%，選“檸檬鴨”的占23.8%，選“酸嘢”的占25%。一組組數據說明，絕大部分大學生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不太了解也不太關注的，作為文化的傳承一代沒有盡到認識和保護的責任，很多同學是基于聽聞和日常接觸到的食物來做判斷而已。關于有利于飲食文化宣傳的活動選擇上，選擇“旅游美食文化節”的最多，占到被調查學生的87.5%，可見大學生要進行飲食文化的宣傳還是要落實到實際的親身體驗，才能激發興趣，以便“現身說法”。其次有6.3%的選擇“博物館活動”，5%的同學選擇“課堂講座”，僅有1.3%的同學選擇“書籍報刊閱覽”。可見只有少部分同學傾向于通過展覽活動和講授渠道來參與飲食文化宣傳。飲食文化的傳播跟同學們關系較為密切的還有課程設置問題上，經過調查得知同學們對于學校是否有必要開設飲食文化課程的看法是：認為設置成為專業課非常有必要的占27.5%，說明同學們開始把飲食文化納入到自身學習文化過程中，認可飲食文化在文化發展中重要地位。有58.8%的同學認為可以作為選修課，因為授課內容會吸引人，可見同學們對于有趣味性的、貼近生活的學科較有傾向。還有13.8%的同學認為沒必要，認為只是個人研究喜好，說明這部分同學并不希望把興趣愛好作為課程來學習，形成課程后為了成績會背負有一定的壓力。文化宣傳和保護也得益于信息的獲得，在科技日益發達，信息傳播手段和途徑多樣化的時代，作為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在校大學生，其信息溝通方式自然更多，但究竟同學們以何種形式為主獲取關于飲食文化的信息，通過調查得知，通過微信、QQ、微博等網絡媒介途徑獲取信息的占72.5%，說明大學生更傾向于通過網絡世界以便更快捷地獲取信息，進而進行宣傳。而通過家人朋友講述的也不少，占了47%，但也說明同學缺乏主動性去了解。通過傳統途徑閱讀書籍報刊和收發廣告宣傳單的分別占3.75%和26.3%，由此可見傳統的途徑信息更新較慢，也比較分散，導致文化信息傳播也慢，所以大學生選擇率低。而通過親身體驗獲取信息的占45%，由此可見，同學們還是希望自身的實踐來獲取新知。
4結論
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陜北文化;形象傳播;形象建構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9-0134-02
一、文學作品與地域文化形象傳播
1.地域文化：文學創作的資源寶庫
“不是在某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寫出那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種環境，去描寫別種來。[1]”文學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特別是現實主義文學中，其素材必然源自真真切切的生活體驗。中華大地上蘊藏著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資源，自然風貌、風俗民情、人物性格等各方面差異化的文化存在是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的資源寶庫。不同的文化體驗隱藏著諸多持久滋養文學創作的地域元素。對于創作者而言，長期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范圍中，多年積攢的生活經驗促使其有能力駕馭好這些地域文化元素。創作者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學創作，既能得心應手的詮釋好地域特色，又能使文學作品更加貼近真實。同時，很多創作者也有傳播自身地域文化形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進而成為其創作文學的動力。
《平凡的世界》（以下簡稱“《平》”）的作者路遙就是一個對陜北有著極深感情的人。“作為一個在陜北黃土高原上長大的、滿熏著農民氣質的作家，這片土地上的一切對他是那么親近，那么富有誘惑力。[2]”路遙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曾多次表達自己對于黃土地的摯愛之情，其在《平》的封底中就飽含深情的寫下了“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3]。路遙的生活經驗為小說創作積累了大量創作素材，在此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整理、加工、提煉和潤色，就形成了極具地域風格的文學作品。
2.文學作品：地域文化形象傳播與建構的重要載體
文化趨同性使得弱勢文化的生存空間受到強勢文化的擠占，地域文化的獨特性逐漸被蠶食。如何傳承和傳播地域文化，擴大其影響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臨的問題。
文學作品作為一種古已有之的傳播渠道，在媒介發達的現代社會依然在地域文化形象的傳播與建構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學作品從現實文化中提煉出地域文化形象，通過特色鮮明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情境的設定，展現地域文化的精髓，加深對地域文化的理解與接受。
文學作品給地域文化傳播帶來地理空間上的跨越，促進文化跨地域的傳播與交流。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能夠促使某一地域文化獲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認可與接受，促成地域文化的“走出去”。例如老舍對北京市民文化形象的傳播，巴金對四川封建家庭文化形象的傳播，沈從文對湖南土著文化形象傳播，實對關中家族文化形象的傳播，路遙對陜北黃土文化的傳播，無一不是將文學文本作為地域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同時，通過某些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又給地域文化帶來“二次傳播”，形成更為深遠的影響，
二、《平凡的世界》對陜北文化形象傳播的具體呈現
1.陜北文化中的“硬形象”
文化傳播中的硬形象主要是指居住文化、飲食文化和服飾文化等以物質形式呈現出來的文化形象。
《平》所呈現的居住文化也可以稱之為“窯洞文化”。窯洞是黃土地上特有的居住方式，它取于自然，融入自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窯洞對于老一輩的陜北農村人來說，不僅承載著居住功能，更是一種精神支柱，是很多人一生的奮斗目標。窯洞的好壞和檔次，也是陜北人的貧富、地位和身份的一種象征。因此，支撐著孫少安艱苦奮斗的原動力就是為家里添上幾孔新窯洞。打拼多年的新窯建成，對于孫玉厚則是“了卻了他此生最大一樁心愿”[3]。
陜北人民將面食文化發展到了極致，單一的材質變幻出豐富的食物種類。這些主要的食物種類在《平》中幾乎都有亮相，饃饃有白面饃、玉米面饃、高粱面饃等多種樣式，面條有面條、面片、炒面多種吃法，還有蕎面、油糕等。而飲食文化背后折射的經濟差距也極具地方特色，例如學校食堂中“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饃，玉米面饃，高粱面饃;白、黃、黑，顏色就表明了一種差別”[3]。
在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下，服飾承載著環境、生理和群體心態特征等千差萬別的信息[4]。陜北人的衣著服飾注重簡樸、實用、大方，其中最典型就是白羊肚手巾，由于陜北地區多風沙的地理條件，用白羊肚手巾包頭可以阻擋風沙，同時還有夏遮曬冬御寒、可擦汗洗臉的好處。而且，嶄新的白羊肚手巾裹在頭上還能告訴別人日子過得比較舒適。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當金光亮得到兒子金二鍵要去當兵的消息時，非常得意。“后來，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過節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頭上包了一條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裝了幾盒帶錫紙煙，到村里轉悠去了。”[3]此外，陜北人過冬御寒的服飾則主要是羊皮襖，文中描述到“（冬天）人們都穿起了臃腫的棉衣棉褲，披上了老羊皮襖”[3]。
2.陜北文化中的“軟形象”
文化傳播中的軟形象主要是指語言文化、民間習俗和人物性格等等非物質方式呈現的文化形象。
方言是語言的地域性變體，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和靈魂。方言的運用能使小說中的人物更具有神韻，更顯得真實，能夠使讀者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方言口語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那種直接的親和關系，同樣也在于方言口語本身所攜帶著的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5]”路遙在《平》中大量運用 “瓷腦”、“婆姨”、“串門子”、“圪嶗”、“后生”等方言詞匯，不僅展示了陜北方言的特色和魅力，促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推進，同時呈現出了原汁原味的陜北文化，給地域內的讀者帶來親切感，給地域外的讀者帶去新鮮感。
陜北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如民歌、秧歌、剪紙、腰鼓、嗩吶、說書等。這些藝術形式是民間文化的魁寶，是研究陜北文化的“活化石”。《平》中陜北民間藝術的展示既是民風民情的真實再現，同時也借以傳遞出人物的喜怒哀樂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而陜北地區的婚喪嫁娶和各種節日（如春節和打棗節）則是陜北民間習俗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舞臺，《平》對此也進行了極為細致的描寫。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陜北人具有性格豪爽、淳樸善良、勤勞奮斗的精神特點。殘酷的生存環境并不能淹沒陜北人對幸福生活的憧憬，他們堅韌地抗爭著，用自己勤勞的雙手改變著眼前“爛包的光景”。《平》中的孫少安和孫少平等人物形象成功的融合典型陜北人物性格，他們對現實困境不抱怨、不退縮，在各自選擇的奮斗道路上，通過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們在道德上展示出陜北人的淳樸善良，孫少平盡管在外掙錢不多，卻也時常惦記著家中的光景，給父親和妹妹也常有經濟上的支援，而孫少安在“發家致富”的奮斗道路中，始終不忘帶動鄉里鄉親共同致富。
三、《平凡的世界》對陜北文化形象的建構作用
1.傳承和發展地域文化
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在追逐物質生活的時候卻忽略了對精神文化的傳承。各種新鮮感十足的外來文化蠶食著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間，文化趨同背景下的陜北文化也難以逃脫這樣的窘境。如果從改善居住環境的角度看，從窯洞搬進商業住宅倒可以理解，但是像秧歌、剪紙、腰鼓、嗩吶等陜北風味的文化藝術受冷落卻是十分可惜的。
《平》中對陜北文化的細致描述是意義深遠的“文化課”，激起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記憶與審視，因而有某種“歷史資料”的存在價值。《平》作為文學媒介通過對地域文化的記錄與傳播，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地域文化的發展方向，在堅守傳統文化本質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以達到地域文化的良性重構。同時，《平》所展現出的傳統文化的魅力，甚至會直接給一些讀者帶來學習的興趣和動力，為文化傳承起到現實作用。
2.建構地域文化認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談到了“想象的共同體”能夠催生出民族國家“認同感”，在一定的空間范圍中人們雖然未曾謀面，但卻可以通過傳播媒介構建出“休戚與共”的認同感，特別是通過想象性文藝方式建構出來，如“小說”與“報紙”等[6]。個人或群眾通過傳播媒介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形成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認識，從而形成對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集體想象。《平》中所展現的陜北人豪爽、勤奮的性格特征，獨特的居住和飲食，親切的鄉音土語，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這種文化熟識度和親和力給讀者帶來極強的共鳴，成為構建陜北人文化認同的基石。例如，在電視劇版《平》熱播之后，路遙的母校延安大學校園內就先后掛起了橫幅“像孫少安一般去奮斗，像田潤葉一樣去愛”、“母校：不好好奮斗額捶你呢 學生：害哈蘭（知道了）”，這兩條橫幅就折射出《平》給地域內的人們帶來了文化認同感，甚至是文化自信。
3.“他者”形象的重構
地域形象“他者化”建構是媒介社會的必然產物。對地域外的受眾來講，他們具有“真身不在場”的特征，因而對于某一地域的形象感知就是來自各種傳播渠道提供的信息基礎上進行的想象性建構。而傳播渠道中的信息總是會被有意或無意的選擇、加工、重塑和表達，并由此產生一些標準化、模式化和定型化的“他者”形象。
20世紀末，陜北形象在媒介傳播中的“他者”形象定型為的貧窮和閉塞，群眾思想落后，憨厚老實。而隨著陜北能源開發，媒介中的陜北形象成了遍地都是“暴發戶”，給人一種文化水平不高，蠻橫不講理的歪曲形象。這種定型化的消極的“他者”形象顯然與真實的陜北形象是不吻合的。
《平》中所展現的“他者”形象則是積極的重構。特別是隨著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在聲音和畫面的幫助下看到一個更為具象的陜北文化形象，帶來了更多積極意義的“他者”形象。孫少平和孫少安的形象塑造讓人們看到了不畏貧窮，靠自己的雙手改變生活的奮斗形象，也看到了淳樸的陜北人之間的互幫互助，共同致富的團結精神。
參考文獻：
[1] 茅盾.茅盾全集（卷18）[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2] 趙學勇.路遙的鄉土情結[J].蘭州大學學報，1996（2）.
[3] 路遙.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
[4] 周鴻鐸.文化傳播學通論[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
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方言廣播；地域文化；《好吃佬》
中圖分類號：G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3-0096-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廣播在內的許多媒介自發播出了大量的方言節目，展現出極強的生命力。以湖北楚天交通廣播的武漢方言節目《好吃佬》為例，其收聽率長期雄踞同時段廣播節目榜首。該節目在2013年度被評為全國廣播美食十大品牌節目，2014年全國廣播電視民生影響力調查中獲評生活服務類“全國十強欄目”， 并進入全國最具特色省級廣播欄目榜單。本文主要以《好吃佬》節目為例，分析方言廣播節目對維護地域文化安全的重要意義。
一、提升地域文化地位，增強文化自豪感
“所謂‘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特定人群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而不同地域內人們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的不同，便導致了地域文化的差異性。”[1]。作為地域文化代表之一的方言，包含了很多地域文化信息，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蘊，被人贊為“一張意蘊豐富的地域‘文化牌’”[2]，積淀了使用地區人們世代繁衍生息而產生的充沛情感和特殊的行為思維模式。
方言廣播將當地人們經年累代使用的語言公之于眾，使人們在普通話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大眾傳播媒介中找到自己文化的表達方式，無形中提升了地域文化的地位，也讓他們產生了對方言進而對本地文化的自豪感。“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載體。一般來說，方言節目活躍的地區大都具備幾個特點：經濟發達，文化厚重而活躍，自然條件優越，生活悠閑而富足。而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市民，無不對自己的家園憑生自信甚至自戀。[3]”可見，方言節目的生命力與地方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息息相關。方言節目發展好的地區，對本地方言有著強烈的認同，比如北京、上海、廣東，以及許多省會城市，同時也對自身的經濟文化自信心十足。反之亦然。
在普通話占據主流文化宣傳陣地的今天，方言不僅是一種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更是一種情感維系。“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方言記錄了一個人最初的成長，并伴之一生。然而，許多人站在我國法律和大眾傳媒對語言文字規范化責任的角度對方言節目予以駁斥，甚至認為方言是一種狹隘地域文化的代表，任其傳播下去將會影響到受眾對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文化的認同與理解。同時，普通話使用范圍的擴大，也讓許多家庭在教育下一代的時候放棄了方言。方言這種蘊含著華夏民族諸多素質與傳統的文化符號逐漸被邊緣化，并被打上“落后”、“土氣”、“逗樂”等烙印。而今，越來越多方言節目的涌現，讓方言也登上 “大雅之堂”，地域文化也開始了在公共文化領域取得認同，進一步爭取主流文化地位的訴求。方言節目“不僅是把方言的元素融入了目，而是用方言等媒介符號生產、復制了長期以來處于‘亞文化’狀態的本土文化，更是地域文化通過大眾媒介的平臺尋求自我認同和自我提升的價值訴求和利益反映。[4]”方言廣播節目與其他類型的方言節目相比，容易讓聽眾僅僅通過語言就產生地域認同感和自豪感。對于一些經濟和文化正處速發展地區的本土居民而言，這樣的感覺更加強烈。
《好吃佬》用武漢方言播出，偶爾夾雜普通話。節目由藝名為陳哥、小妹和三胖的三位主持人固定主持，同時也會不定期地邀請相關的嘉賓來客串一把。各位主持人一起用標準流利的武漢方言介紹各類美食，語言時而嚴肅時而詼諧，談笑之間既介紹了美食又娛樂了聽眾。節目不僅很好地展示了方言、飲食的魅力，還增強了本土居民對地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收視率和口碑都非常不錯。
二、為地域文化提供傳播陣地
廣播媒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以其獨特的優勢活躍在神州大地之上。后來由于電影、電視等媒介出現，廣播的地位受到挑戰。然而，近些年來，面對新媒體對其他傳統媒體的大力沖擊，廣播卻一枝獨秀地保持著穩定的市場份額。據賽立信媒介研究公司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廣播聽眾超過6.5億，與前幾年基本持平。同時，隨著全國車輛保有率的持續攀升，廣播因其唯一非視覺媒體的特性和伴隨性特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有非常樂觀的市場基礎。方言廣播節目也會持續成為地域文化傳播的一塊寶貴陣地。
賽立信公司的數據顯示，市縣級電臺，也即本地電臺，在本地市場占據明顯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還在進一步擴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縣級電臺的廣播節目充分發揮了區域化、本土化的優勢，傳播了本地聽眾易于了解的文化內容。方言廣播節目通俗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則更容易引起廣大聽友的共鳴，讓受眾感到無比親切。
方言廣播節目在內容上多強調本土化與個性化的結合。本土文化是傳播的基調，但在具體的文化類別選擇上各異其趣。《好吃佬》選取飲食文化為地域文化的代表，以介紹武漢及周邊地區的飲食為主，突出地方特色，生活氣息濃厚。由于自然環境與傳統習慣的差異，不同地區在漫長的演變發展過程中都會自然而然地形成獨特的口味習慣和飲食傾向，久而久之，就進化為一種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武漢地處九省通衢的湖北，自古以來就是南北交通要道，美食匯聚之所。《好吃佬》播出正值下班高峰和晚餐時間（17U00到18U30），坐落在城市各個角落的美食極易引起大家的共鳴。節目還會根據季節的不同，定期用專題的形式介紹本地的時令性養生美食，給聽眾提供更加貼心的服務。
三、增強地域文化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到城市，為城市帶來新鮮發展血液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方言和文化傳統。
目前我國人口流動的趨勢是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遷移。據估計，到2025年，在城市中居留的流動人口將增加2.4億，再加上選擇在非出生地安家立業的人口，總數更加驚人。這些外來人口從心理上希望能夠盡快融入新的城市和新的地域文化。許多人都有了解甚至學習當地方言的需要。一檔廣播方言節目就如同一座有聲的地域文化博物館，向聽眾講述著地域文化的前世今生和方方面面。使用同一種方言的人更容易擁有相似的人文精神、文化理想和審美情趣。對于新移民來說，方言節目就是一個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表，是他們了解當地文化的一個直觀的窗口，也是學習方言的一個極佳途徑。正因為此，方言廣播節目也要照顧到外來聽眾，不能讓方言成為“墻”，將外來人員隔離于本土文化之外；而應該充分發揮“橋”的作用，讓方言廣播節目成為外來人口了解、熟悉、接受本地文化的橋梁。
武漢目前是我國中部地區最大的城市，以其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吸引著眾多外來移民。民以食為天，不論哪里來的人都有對美食的興趣。《好吃佬》在宣傳武漢方言、本地飲食文化的同時，也通過優秀的、具有吸引力的節目內容，讓更多外來人口從認同武漢方言到認同武漢飲食文化，因而逐步認同武漢的地域文化，增強了本土文化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四、促進地域文化擁有多樣化傳播手段
地域文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任何一種地域文化都無法在真空中發展起來，都需要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融合，同時緊跟時代潮流，不斷增加新的因子。方言廣播節目通過不斷地完善內容和傳播方式，使得地域文化擁有不斷成長的實質內容和表達空間，增加了文化的曝光度，讓文化以更加多樣化的形式得以傳播，保障了文化的安全。
全媒體時代，方言廣播節目通過與各類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合作，為地域文化爭取更多的表達空間。《好吃佬》節目在發展將電視、出版和互聯網這三類媒體與廣播節目進行了巧妙的融合。在電視方面，節目與湖北經視合作推出了電視版《好吃佬》，廣播主持人搖身變為視節目主持人，帶領觀眾一起徜徉在美食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真情故事和人文關懷之中。電視節目的內容特色都與廣播節目高度吻合，美食不僅可以聽，還可以親眼一見。此外，《好吃佬》每年年底都會出版《好吃佬導吃黃頁》，包括有吃在江城、四大食圈、幺子角、家常菜新做法、眾“親”侃美食、陳陽（節目主持人）E美食、中國烹飪大師等專題板塊，集中介紹武漢美食。《好吃佬》還充分利用網絡平臺，以微博等形式在節目播出的同時與聽眾保持充分的互動，鼓勵聽眾通過網絡參與話題討論，回答各類問題，很好地克服了單向傳播帶來的聽眾參與感不強等問題。即便在非節目時間段，主持人也會經常在網上與美食相關的信息。為了更好適應移動互聯時代的發展，湖北楚天交通廣播電臺在2014年推出的移動客戶端軟件“路客”中，《好吃佬》節目提供的美食推薦是其主打內容之一。節目成功實現了聽眾、觀眾、讀者和網友之間的自由切換，最大限度地網羅了目標受眾，也讓本土飲食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播。
總而言之，方言類廣播節目從某種程度上自覺擔當起了地域文化傳承者的角色，播出了許多具有濃厚地方特色，反映地域風情，展示地方發展成就的節目內容，為維護地域文化安全貢獻了力量。
參考文獻：
[1] 張鳳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徑探析[J].浙江社會科學，2008（4）.
[2] 程源源.方言：包裝紙還是文化牌[J].視聽界，2005（4）.
飲食文化傳播的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傳播；體育文化
中圖分類號：G812-F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882（2015）05-081-01
通過問卷直觀的反映出當前河南省普通高校有關體育場地、器材的情況、教學內容的教授、教學時數的安排、教師的師資結構、課外活動的開展情況，結合查閱的文獻資料，對河南省普通高校體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分為主、客觀兩類，客觀方面包括場地器材、教學內容、教師及學生自身等客觀因素；主觀方面包括教師的自身水平、學生興趣、有關領導認識上的問題等，并對每類問題展開討論，為綜合評價體育教學尋找對策。 們對它的理解得到深化。一般來講使用民族文化、體育文化、城市文化等詞匯，與使用汽車文化、飲食文化等一樣，還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嚴謹的概念是學術研究的基礎。
威廉斯（Raymood Williams）（1981）曾說過，“文化”是最難定義的幾個概念之一。在首批對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判性評論書籍之一中引用了 164 種不同的定義。而湯普森（Thompson），伊利斯（Elis）和維得斯加（Wildavsky）（1990）認為，有兩類定義稍占上風：一方認為，文化是由價值、信仰、標難、規則、符號、意識形態等多種元素構成的，是一種精神產物；另一方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整體生活方式、他們的人際關系以及個人態度的體現。 從詞源學的角度考察，“文化”這個詞，在德文為 Culture，英文和法文均為Culture，原從拉丁文 Cultural 而來，是動詞 Colure 的派生詞。它有好幾種含義：第一，含有耕種的意義；第二，含有居住的意義；第三，含有練習的意義；第四，含有留心和注意的意義；第五，含有敬神的意義。 多數學者都把文化看做是人類的精神活動的產物。持這種看法的人，都傾向于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的定義。
自泰勒以后，文化理論研究成為時代的聚焦點，文化的研究足部深入和拓展開來。不同的學者對文化從各個方面都提出了見仁見智的見解，豐富了人們對文化的理解。 文化往往具體表現于不同的文化群體之中，在一個大的文化群體中，又會因各種社會和自然因素形成各地區和不同小群體文化的某些特殊性。即在統一的大文化之下，還會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群體文化或地區文化，即亞文化。亞文化既具有大群體的整體文化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獨特性，是總體文化的次同文化。總體而言，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學者提出了難以計數的既富有個性色彩又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定義，為我們解讀文化的深邃內涵提供了幫助。
目前學術界提出廣義的文化概念。文化交互發生于一定和空間與時間，時間和空間是它特有的兩個基本屬性。當今社會不但存在著文化的沖突與對抗，也有著文化的融合和發展。文化的歷史性與人類文化發展的多樣性使人類社會在文化方面彼此交往、傳而能通，并最終實現多元文化共同發展。
一、傳播的概念
“傳播”的英文拼寫為 communication，根據不完全統計，學界目前對“傳播”的定義達 130 種之多。著名學者 G.格伯納認為傳播是“通過訊息進行的互動。”另一個較為代表人物 C.霍夫蘭認為：“傳播是某個人傳遞刺激以影響另一個人行為的過程。”而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傳播定義為：“人們通過普通符號系統交換彼此的意圖。肖煥禹教授認為“在現實中，溝通是傳播的目的，應該通過關注自己的傳播行為，關注傳播過程中的各種相關變量來達到溝通的效果”。
本文在借鑒的基礎上，認為傳播表現為為通過信息的流動，與他人建立起共同的一種認識。傳播是人類的一種極復雜的行為，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同時不同國家與民族由于歷史文化的差異，對于功能的理解與界定，也是不同的，這也就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但是，只要我們能夠進行全面的思考，一些規律的東西總會把握到的。在這里，思維方式的意義也許比定義本身更為重要。
二、文化傳播的概念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文化傳播是文化在群體之間散布的過程。”“文化傳播是一種文化特質或一個文化綜合體從一群人傳到另外一群人的過程”。真正揭開傳播主義理論序幕的人是德國的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關于前者，E?托爾星認為人類的說話只不過是“一種工具”；關于后者，W?斯蒂芬森認為，無論是傳播的理論或實踐，都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能夠給人帶來快樂的、與“游戲”相當的功能。毫無疑問，這兩種功能都是客觀存在的，都有其互相不能替代的重要性，但不應抑此揚彼。不過這些總的來講顯得太籠統。特別是在進行了理論的抽象后，忽視了對象的層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