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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條件；適用性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簡述

戰略性貿易政策論者認為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建立在規模收益不變和完全競爭的理論境界上的，他們用國家之間在自然環境、技術、勞動生產率和要素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由于貿易能改善貿易雙方的資源配置狀況并使雙方的國民福利得以提高，所以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選擇。但現實的情況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減成為經濟中的常態，這種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前提的背離，使市場本身運行結構處于“次優”境地。適當的政策干預，指的是戰略性的政策干預，由于國際市場上普遍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

市場份額對各國企業變得尤為重要，誰能占領市場，誰就能獲得超額利潤。市場競爭變成了一場企業之間的“博弈”，誰能占領市場，誰就能獲得超額利潤。根據對手行為調整自己的戰略，可以使本國經濟福利最大化。

戰略性貿易理論有兩個分支——“利潤轉移”理論和“外部經濟”理論。

“利潤轉移”理論認為政府干預性的貿易政策可將他國利潤轉移到本國，使本國受益。作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倡導者布蘭德(Brander)和斯潘瑟(Spencer)，借助產業組織理論和博弈論的研究結果和手段，創造性地探討了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的補貼對于生產和出口的影響，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

“外部經濟”理論是把政府戰略性的貿易干預政策看作是追求外部經濟的手段。該理論認為，政府應該扶植與保護那些能夠產生較大外部經濟的產業，即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這些產業由于具有外部性，而這個外部性不能被企業所享有，因此單憑企業的自我決策不能使企業發展到令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規模。這樣，政府就要通過補貼等保護行為使企業發展到令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規模。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由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建立在發達國家經驗基礎之上，其研究也普遍針對具有眾多規模經濟產業的發達國家。對于其是否適應于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因為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就其國內市場的發展程度來看，還沒有達到歷史上發達國家的那種自由競爭程度。總體來看，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不是當今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市場特征。在這種發展階段，市場不完善的最大特點就是競爭不足，市場未發育完全。但是，以上分析并不等于說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根本不適用，它只是指出了其實施的局限性而已。我個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和措施，因為有些發展中國家同樣處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其幼稚產業（即民族工業）也有戰略性產業的某些特征。但是以往建立在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基礎上的傳統貿易理論只強調靜態的比較優勢，這往往使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方面落后于發達國家。要實現“趕超”，發展中國家就必須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創造動態的競爭優勢，扶植本國的戰略性產業，從而謀求后來居上。

二、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的實用性分析

第一，經濟體制條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國內市場容量及資源條件都為其發展專業化和規模經濟提供了必要前提。一方面,我國的大部分企業已經擁有較為獨立的市場權利,并追求較為獨立的經濟利益,其生產經營活動已納入市場調節的軌道；另一方面，我國已基本建立以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日益發展。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可以使產品的轉移更為便利,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更小,同時能夠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市場主體行為會日趨規范，市場體系也會更加健全，這將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推行創造更好的體制條件。

第二，市場結構條件。在分析市場結構時，我們用市場集中度這一最基本的指標來反映市場的競爭與壟斷程度。一般而言，市場集中度越高，寡頭企業支配市場的能力就越強，寡占特征越明顯。若以CRn指數為衡量指標，根據美國學者貝恩的定義等級進行劃分，中國列入寡占行業的大類企業有4個：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及煤氣生產和供應業。這一結果表明我國已存在一些市場集中度較高的產業，并且具有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

第三，規模經濟水平。從我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行業分布來看，雖然總體的規模經濟水平高低不等，但是寡占行業還是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效應的，其規模經濟水平也高于其他行業。根據“2000年中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數據可知，2000年，石油及天然氣開采業有39家，石油加工及煉焦業有11家，化學纖維制造業有11家，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有35家。由于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工業區域存在較為嚴重的分割現象，無法充分發揮其規模經濟優勢，這就需要我們在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努力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和技術水平的差距，加強地區間的經濟聯系，提高寡占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同時，在深化改革和擴大市場需求的環境下，充分利用我國廣大的國內市場優勢，實現市場規模的有效擴張。

三、政策建議

第一，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一大特色就是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通過政府的貿易干預來攫取和轉移外國政府的利潤，充分發揮產業間的國際競爭潛力，為本國產業的發展創造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在產業政策上,可以將那些具有潛在競爭優勢、有較大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利益的產業確立為目標產業,如半導體、飛機、鋼鐵、汽車和化工原料等，從戰略高度對它們進行保護與扶持,并且要有意識地鼓勵我國廠商大膽進入一些有待開拓的高技術產業,如電子通訊等。同時要在這些產業中實施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的政策、專業化分工協作政策、行業進入壁壘政策、促進企業兼并聯合政策,實現企業生產經營規模化。在產業發展上,政府一方面要維護有效競爭,防止過度競爭和不正當競爭,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保持行業內的競爭活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就業壓力大的現狀，在選擇戰略產業時要兼顧就業規模的擴大，盡量使規模投入增加的就業人數多于因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相對減少的就業人數。

在貿易政策上,要在產業政策的目標產業中主動利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保護和扶持一些具有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的產業作為戰略性產業,以獲得潛在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例如：在國內外均為寡頭壟斷的行業,對國外進口可以施加適度的關稅實施戰略進口政策,從國外企業轉移利潤。在國內為完全競爭、國外有壟斷力量的行業,也可以采用戰略進口政策,從國外企業抽取利潤。對于國內外均為寡頭壟斷,本國出口較多、出口競爭激烈的行業,可以實施補貼的戰略出口政策;對具有寡頭特征、規模經濟效應顯著、國內外企業在本國以及其他市場上爭奪激烈的行業,特別是一些國內尚不成熟的新興產業,可以采取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戰略,以帶來長期動態收益。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引入制度分析。我們在推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要培育與市場經濟相適合的市場主體，進一步完成市場體系，健全價格機制，樹立法律的規范機制，加大市場秩序的改善；促進市場結構合理化，進一步提高行業集中度和規模經濟效益水平。引入制度分析，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需要政府了解大量的相關信息，整個國際市場的信息，本國企業的競爭力水平和發展潛力的信息，等等。針對這一點，我國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對企業建立相應的約束和激勵機制，防止企業非生產性尋租行為的產生；加強民主建設，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和科學性，避免濫用政府權力和腐敗的滋生；加強政府的能力和工作效率，真正為本國的企業量身定做，制定符合本國產業特征和實力的對外貿易政策。

第三，利用WTO有關條款和規則保護自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我國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們要充分利用WTO規則來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反傾銷、反補貼等保障措施是世貿組織賦予其成員在產業發展受到進口產品損害時可以運用的合法保護措施。我國要充分利用這些有利優惠條款,盡快使被保護的戰略性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具有規模經濟,提高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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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克莎.對中國外貿戰略與貿易政策的評論［J］.國際經濟評論,2003，(09).

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微型金融；小額信貸；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7-0033-04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和金融體系結構的變遷，以間接融資方式為主要中介機構的商業銀行與以直接融資為特征的資本市場的關系日趨緊密。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在融合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一系列的風險，既有商業銀行在進入資本市場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微觀風險，也有資本市場在面對商業銀行的融入進程中所面對的宏觀風險。認清風險，同時找出一條降低、化解風險的道路，能有效提高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融合。加快金融體系現代化步伐。

一、我國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現狀分析

自從1983年國務院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在我國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領導，以四大國家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銀行體系以來，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經歷了擴大發展、深化改革、改革攻堅等階段。據統計，在我國商業銀行作為金融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在全部金融資產中的比重超過80％。

對資金有需求的企業通過向商業銀行進行借貸來達到間接融資的目的。即使在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企業仍然是以通過商業銀行進行間接融資為主要融資渠道。因為相對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方式而言，間接融資具有社會安全性較高、保密性較強、可以及時解決企業流動資金需求等優點。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資本市場制度的逐步健全和融資企業需求的變化，直接融資憑借其籌資規模和風險度不受金融中介機構資產規模及風險管理約束、具有較強的公開性、在市場競爭中優化資源配置等優點，在市場中所占比重呈上升之勢。

作為以直接融資為主要特征的資本市場，隨著傳統業務的進一步優化，相關業務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同時也為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契機，使其與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合作前景更加廣闊。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供選擇的金融產品越來越多，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購買和持有各種有價證券來優化其資產結構。使商業銀行便于在充分兼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前提下，爭取最大限度的盈利。因此，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開始進入資本市場，成為資本市場中重要的參與者。截止目前。我國共有14家商業銀行在A股市上市，其中7家銀行在H股上市。

特別是在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09年我國的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和積極地貨幣政策，使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信貸規模呈現井噴式增長，貸款余額由2009年初的32萬億元猛增到年末的42.56億元，同比增長32.99％，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這時，商業銀行就可以借助資本市場進行再融資，增加其資本充足率。此外，商業銀行還可以依托資本市場，完善其自身功能，逐步完成由“信用和支付中介”向“全面金融服務機構”的轉變，進而豐富了資金清算結算、金融資源配置、金融風險管理和國民財富管理等方面的功能。

但是。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在組織結構層面進行融合的過程中，勢必會給二者帶來運行機制的變化，產生新的風險因素。在銀證融合的情況下，在金融業傳統風險因素之外。還可能由于金融體系內部組織結構和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產生風險分布和作用機制方面的變異。例如，以信用風險為主要風險特征的商業銀行，將可能產生其他類型的風險取而代之。此外，資本市場在擁有雄厚資金實力和龐大支付結算網絡的商業銀行進入后。任何商業銀行出現風險，勢必會影響到資本市場上銀行板塊的變化，進而影響到整個資本市場的波動。從下圖可看出，滬深300指數變化趨勢與銀行股指數相似，且略微滯后于銀行股指數。

二、商業銀行進入資本市場所面臨的風險

(一)商業銀行上市導致的風險

商業銀行上市面臨的首要風險就是能否成功上市，即上市失敗風險。引發該風險的關鍵性因素就是IPO定價難題，如何合理確定IPd價格對商業銀行具有重要意義。在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股票IPO定價主要被兩個方面決定，一是股票的內在價值，二是合適的IPO發售機制以充分發掘市場需求。由于計算模型的局限性和上述因素的不確定性，商業銀行上市過程中的IPO定價可能存在抑價現象，一旦出現定價不合理，就存在著不能實現新股銷售的既定目標，難以滿足籌集資的需求，導致發行失敗的可能，最終付出高昂的成本。

其次是聲譽風險，即在上市過程中，商業銀行所出現的意外事件對自身的不利影響。商業銀行同其他上市企業一樣，將成為投資者所關注的目標，同時外部審計、評級機構的進入。將會使信息披露大大增加，導致原先潛在的問題得以暴露。雖然這些問題的暴露能及時化解商業銀行的潛在的風險，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對于投資者而言，問題的暴露必將削弱對該即將上市商業銀行的信心，進而影響對其股票價值的評估。最終也波及到上市的成功性。

再次是商業銀行是否具有長期的抗壓能力，來應對上市過程中所面對的法律風險壓力、財務管理壓力、公司治理不完善和自身股價不確定波動的壓力。上述壓力將貫穿于整個上市的過程中，具有持續性，因為商業銀行從開始準備上市到最終上市通常要經過數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一旦出現違反法律法規、財務欺詐、股權結構不合理、私自挪用信貸資金造成股價波動等問題，將會受到來自司法、行政監管力量的干涉與懲罰，造成投資者對其綜合經營能力的質疑。

最后是商業銀行再融資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矛盾爭端及負面影響。由于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仍不發達，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法規和監管機制，不少國有企業上市的目的僅是為了“圈錢”。而非建立一個長期可持續的融資平臺。而我國現有銀行業正處于迅速擴張階段，對資本金需求旺盛，融資需求缺口較大，這些現狀導致部分投資者會擔心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的目的性，以及相應產生的再融資風險。

(二)商業銀行進入股票市場后面臨的風險

商業銀行成功上市、進入股票市場后，面臨的首要風險當屬股票市場的風險，主要包括股票資產波動風險、融資融券交易風險和間接性融資的違約風險。

股票資產波動風險即商業銀行股票價格下跌的風險。當商業銀行持有股票資產，且當其長期、持續下跌時，商業銀行必須要提取足夠的資產損失撥備，以覆蓋風險。如果持續時間長、金額巨大。商業銀行必然會面臨連續的經營虧損，與此同時，虧損程度還將會隨著股價的下跌而加大，導致惡性循環，形成商業銀行的投資風險。

融資融券就像商業活動中的賒買賒賣一樣，如果到期時買賣雙方能按約定，補足貨款或商品，那么這筆交易節約了現金，也促進了商品流通。但如果不

能則信用鏈條發生斷裂，會引起連鎖反映。造成市場混亂。目前由于我國股票市場機制尚未完善，投資理念尚未成熟，眾多投資者將其視為短暫的投機市場，這就導致融資融券交易風險凸顯。

此外，商業銀行上市之后，自身原有的潛在風險仍不可忽視。到目前為止，不管商業銀行進行怎樣的創新改革，其以信用為基礎、以經營貨幣借貸業務為主營業務的格局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盡管伴隨著商業銀行創新，各類新的風險逐漸顯現，但其信用風險仍然是最大風險，需要防控，不可能因為商業銀行上市而發生根本性轉變。截止2009年末，我國損失類貸款余額627.9億元，較2008年末上升了58.1億元。損失類貸款的上升，說明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仍有擴大的可能。此外。涉及到資產與債務不匹配的流動性風險。處于被動調控的利率風險和商業銀行內部的操作風險等同樣是商業銀行需要長期面臨、防控的主要風險。

三、資本市場在接納商業銀行后存在的宏觀風險

在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相互融人的過程中，除了要認清商業銀行面臨的各項微觀風險外，更要對資本市場需正視的宏觀風險進行分析，只有通過對其進行細致的剖析，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防范對策，防患于未然。

第一是金融體系風險。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同屬于金融體系中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的對接融合極有可能引起一個風險共振，也有可能將銀行業的風險演化為金融體系風險，進而導致金融體系的一部分非系統風險轉化為系統性風險，從而加大國民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商業銀行上市不用于其他行業，它的資本在隨股市漲跌而變動的同時，放貸能力也隨之改變，進而又作用到股價的變動上，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循環體。例如。股市景氣，則股價上漲，銀行的自由資本增加，放款規模可能擴大，進而影響股價的上漲；相反，如果股市低迷，則銀行的自由資本也將縮水，在悲觀情緒的影響下，銀行的放款將會更謹慎，規模會縮小。這樣更將促使股市的蕭條。

第二是政策性風險。政策性風險主要來自國家的宏觀政策變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影響，主要分為直接政策風險和間接政策風險。商業銀行作為一類關系國計民生的特殊企業。受國家政策性干預較強，特別是我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資產占比較高(參考表2)。國家一旦對存款利率、貸款基準利率及浮動空間、備付率、信貸政策等做出變更，各家商業銀行必須接受并執行。此外加之非金融領域的政策調整導致交易生產經營狀況出現的劣變，共同作用在商業銀行上，必然影響到商業銀行的資產價值，反映到股票的市值上，最終作用到整個資本市場。

第三是銀行危機將對資本市場形成巨大沖擊。通常商業銀行股票盤子大，金融股所占市場價值比重高，所以商業銀行經營的是否穩健，其股票表現是否穩定，將直接關系到股票市場的運行與穩定。例如，深圳發展銀行于1998年在A股上市后，曾長期居于A股市場龍頭地位；2006年中國銀行上市后占據上海市場權重第一的位置。因此，銀行一旦發生危機，對資本市場的沖擊之大是難以預測的。例如前不久發生在美國銀行的次貸危機，在短時間內便引發出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

第四是信貸資金流入資本市場所產生的風險。具體可以解釋為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后，會直接推動資本需求的增強，當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將助長甚至引發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的投機行為。最終導致較為嚴重的泡沫現象，危及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由于金融傳統與法律規定的不同，各國對商業銀行直接投資股票的限定也不盡相同。在我國。盡管政府及相關金融監管部門長期禁止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但是在市場實踐中曾多次出現銀行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的案件，

四、如何防范、化解商業銀行進入資本市場的各項風險

在商業銀行逐步進入資本市場并與其融合的過程中，要想防范、化解所面臨的微觀風險及宏觀風險，首先應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商業銀行自身所具有的各項潛在風險，與此同時，深化資本市場的改革，梳理健康的投資理念，建立一個健康、長期、可持續的融資平臺：其次是研究如何防控二者融合所面臨的各項風險。

(一)降低商業銀行自身風險

降低商業銀行所帶有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操作風險等潛在風險，在此將其簡述為以制度防范為主，技術防范為輔，同時將二者相互結合，互為補充。制度防范的要點在于通過制度創新恢復和加強市場約束、監管約束、銀行同業協會約束與銀行內部構成的由外到內的風險防范體系。主要工作為：(1)進行產權制度改革；(2)完善內部控制制度；(3)恢復金融監管部門監管的獨立性與權威性。技術防范的要點在于與制度防范相結合，通過風險防范手段的改進，建立不完全信息下的風險機制，在具體風險的管理上，應在完善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下，針對不同的風險采取不同的防范策略。

(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資本市場。是促進資本形成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渠道，對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須緊緊抓住機遇，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的改革創新，不斷拓展資本市場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形式和途徑。毫不動搖地支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2010年年初，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提出“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創新，支持經濟發展”。其中在對“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創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詳盡論述中主要包括：加快建設多層次市場體系，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強化基礎性制度建設烷善市場化運行機制：健全上市公司并購和退市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渠道和方式：進一步提高資本市場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質量；維護市場“三公”秩序，引導和規范市場健康發展。

(三)進一步建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第一是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完善國內對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融合的相關立法，對商業銀行上市行為制定相應的法律約束。此外，政府、金融相關監管機構制定對商業銀行進入資本市場詳盡的監管細則，同時還要密切聯系國內外經濟、金融動態及市場發展的趨勢，明確重點，及時修改制定相關政策制度，改進監管的方式方法。

第二是建立通暢的溝通渠道。將政府、各監管部門、商業銀行、資本市場彼此之間通過信息交流有機的聯動起來。例如，各監管部門可以在及時掌握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后，相互溝通，及時了解各家金融機構面臨的問題。對商業銀行、資本市場制定統一的政策制度，使各監管部門在獨立完成自身監管職能的基礎上，對監管交叉區域或“盲區”完成全面監管。

第三是要深入研究分析金融監管方法，推陳出新。基于理論分析，運用計量方法，結合科技手段，創新模型，盡可能計算出貼近實踐、可供參考的風險度量值。通過對風險進行合理的量化。使人們可以更直觀的認清風險的危害程度，及時有效地制定出應對方案，最終達到減低風險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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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子光：《資本市場發展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及其對策》[J].《金融與保險》2009(7)。

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品牌； 品牌危機； 危機起因； 危機管理

一、引言

近年來，企業品牌危機層出不窮，給企業、消費者及社會都造成了惡劣影響。2008年9月，一直有著良好品牌形象的三鹿被查出其嬰幼兒奶粉中含三聚氰胺，不久該事件被認定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國務院啟動了I級響應機制，三鹿遭遇前所未有的品牌危機。隨后，蒙牛、伊利、光明受牽連，被撤銷中國名牌產品稱號，國內整個乳制品行業陷入危機。2009年全年，享譽全球的豐田先后陷入“剎車門”、大規模召回事件和“爬坡門”，公司因此不得不放棄預期的發展戰略，危機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品牌價值縮水使得公司陷入發展低谷。這兩起典型的品牌危機不僅極大地危害了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導致了企業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信譽危機，而且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其作為近幾年來品牌危機事件的頂峰，掀起了人們對品牌危機的又一次研究熱潮。

在信息時代背景下，品牌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不確定性和危害性變得更加嚴重。創建一個世界級品牌的考驗時間已經由過去的20年以上，縮短到3年左右，高速成長的品牌儼然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利器。縱觀國內市場，伴隨著電視、網絡等傳播手段的廣泛應用，眾多企業更加重視品牌的塑造，紛紛采取措施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然而品牌所有者在享受其帶來超額利潤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地遭受著因不恰當的品牌運作方式導致的危害，加之越來越多的媒體廣泛地傳播企業的品牌事件，品牌危機正愈演愈烈。2004年之前，國內市場品牌危機事件屈指可數，而之后，平均每年有影響力的品牌危機事件就近50起。品牌危機帶來的巨額經濟損失和信任危機，以及眾多的社會問題，不論對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和諧都增添了陰影。

企業要正確地進行品牌危機管理，就勢必要對危機產生的原因有深刻的認識，分析品牌危機產生的原因。目前，現有文獻雖然對于品牌危機起因的概述較為全面，但對危機起因影響程度的研究較少或主要集中在定性描述上，缺乏對危機成因特征的準確性分析。由此，本文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選取國內品牌危機事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進一步分析企業品牌危機起因的特征和啟示，以求對企業品牌的塑造和品牌價值的維護提供參考。

二、品牌危機事件選取及分析

（一）品牌危機事件的選取

根據客觀性、公正性、權威性和專業性等原則，本文選取2004年至2009年期間《中國名牌》雜志公布的年度“品牌危機全回顧”作為原始數據。自2004年以來，《中國名牌》雜志每年均會刊發題為“品牌危機全回顧”的文章，對當年的品牌危機事件做較為詳細的回顧和評價。該雜志有著較強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其由新華通訊社主管，是專門從事品牌戰略研究的工商經濟類月刊。自創刊以來，一直致力于研究報道中國名牌現象，傳播優秀工商理念，促進中國名牌的創造和保護，展示優秀品牌形象。《中國名牌》雜志以新華社為背景，依托于新華社龐大的信息資源和數千人的記者隊伍，能夠及時權威、專業、有深度的信息；在公關活動方面，它能夠調動全國各地的媒體，擁有做好各個媒體間充分互動的實力。

2004年至2009年期間，雜志共刊登307起品牌危機事件，事件既涉及企業品牌也涉及產品品牌，每個品牌危機事件均包含危機發生年月、危機品牌、危機起源、危機指數、危機簡述等內容，其中危機指數由雜志社品牌監測中心根據品牌危機評價系統分析得出，主要指標有危機性質、關注程度、波及范圍、持續周期、企業應對、資產損失、品牌減值、品牌恢復等。

個別危機事件中涉及多個行業或多個品牌，文章根據典型性選取其中某一行業的品牌作為代表。例如2009年10月份，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雀巢、殼牌等18家企業涉嫌隱瞞排污情況，遭遇品牌危機，因該起危機事件涉及多個行業的品牌，本文根據典型性選取雀巢等食品與飲料行業的品牌作為代表。品牌危機爆發的因素眾多，可能是單一因素，也可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為了便于研究，本文選取危機的主要成因作為危機起因。例如2009年11月份，新聞出版總署叫停網易的美國暴雪公司網游《魔獸世界》的審批，并退回關于引進出版該網游的申請。對此，文化部則表示，按照相關規定，文化部是網絡游戲的主管部門，新聞出版總署終止《魔獸世界》的審批通知是不符合規定的，屬于越權行為。此次品牌危機表面看是企業在轉交權過程中處理不善所致，但實際原因在于法律環境的突然變化，導致企業難以防備，故文中以外部環境惡化作為主因。此外，本文所指的企業品牌既包含狹義的企業品牌，如寶潔、中國移動等，也包括產品品牌，如海飛絲、動感地帶等，如此稱謂旨在與城市品牌、國家品牌等相區分。

（二）品牌危機事件分析

本文在對307起品牌危機事件起因整理分析的基礎上，借鑒了品牌危機起因相關理論和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將起因分為總體4大類，具體16類。如表1所示。

在信息時代背景下，企業面臨著涉及內部與外部多重利害關系的復雜情景，一個或多個威脅性事件的發生促使了企業品牌危機的爆發。由于誘發品牌危機的因素類型眾多，且具體的誘發因素因不同的行業呈現不同程度的復雜性，故本文從危機事件數和危機程度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并針對不同行業進行了舉例分析，為品牌危機起因的闡述總結提供依據。

1.品牌危機事件數歸類分析

首先，從企業品牌危機的總體起因來看。由品牌資產管理問題、品牌管理策略失誤、企業內部管理問題和企業外部環境惡化導致的危機事件分別為179起、36起、52起和40起，分別占總數的58.3%、11.7%、16.9%和13%，如圖1所示。

其次，從危機事件的具體起因來看。將各因素造成的品牌危機事件數由多到少排列（如表2），產品質量問題、品牌信譽問題、服務問題造成的品牌危機數目分別占24.1%、15.0%和7.8%，分列前三位。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品牌傳播策略問題、宏觀環境問題等造成的危機數目緊隨第三名之后，分別為7.5%、7.2%和6.8%。從早期的秦池、三株，到近年來的三鹿奶粉、豐田大規模召回等事件不難看出，產品質量關系著消費者的切身生命健康，一旦出現問題，會引起消費者極大的恐慌，品牌受到的沖擊極大。從大連雪龍冒充奧運極品牛肉、歐典捏造品牌洋血統和勁霸男裝入選巴黎盧浮宮等事件來看，品牌信譽是建立消費者對品牌認同和忠誠的重要前提，是品牌持續發展的保證。

2.企業品牌危機程度分析

有些品牌危機起因雖然造成的事件數較多，但危機程度不大，較易受企業控制；相反，某些危機起因造成的危機數目較少，但對企業品牌的危害較大，應受到足夠的重視。

《中國名牌》雜志社刊登的各年品牌危機事件均包含相應的危機指數，其表示品牌危機事件造成的品牌危機程度，用來表示事件造成的企業品牌危機程度，而五角星的多少表示程度的大小。為了方便定量分析，本文將實心和空心五角星分別等于數值1和0.5，危機指數根據五角星對應數值求和得出，數值越大表示程度越深。定義危機指數平均值為Ai，危機指數和Si，危機事件數為Ni，其中i取整數，i對應2004年至2009年不同的危機起因，由Ai=Si÷Ni計算得出結果，如表3所示。

戰略決策失誤、財務危機和品牌擴張策略失誤造成的事件數雖然只占3.6%、3.6%和1.3%，但對應的危機指數平均值分別為4.59、4.45和4.38，危機程度位列前三。據統計，世界上1 000家破產倒閉的大企業中，約有850家是因戰略決策失誤所致。因此，戰略決策失誤一旦出現，對企業品牌的影響就極有可能是致命性的。典型事件如2009年可口可樂收購匯源遭商務部否決，戰略擴張失誤遭遇品牌危機。其他如宏觀環境惡化、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媒體輿論等的危機指數平均值也均超過了4.0，表現出較強的危害性。由此可見，企業內部因素，如戰略因素、財務因素、品牌擴張策略因素等雖然不是造成品牌危機的普遍性因素，但卻是品牌危害性較大的因素；外部因素（宏觀環境因素和媒體輿論）造成的危機事件數和危機指數平均值均居前7名，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媒體輿論強大的傳播和影響力，使得外部因素成為危機管理不可忽視的對象。

3.企業品牌危機起因行業舉例分析

造成品牌危機的起因眾多，類型各異，不同行業之間的危機起因存在異同。由于篇幅限制，文中僅以汽車與零件行業、日用消費品行業為例進行分析。汽車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近年來發展迅猛，目前中國汽車年產銷量世界第一，國內車企眾多，品牌競爭異常激烈。而日用消費品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選擇這兩個行業較具代表性。

首先，對比汽車與零件和日用消費品兩行業危機事件發生次數（如表4所示），前者品牌危機主要起因包括產品質量問題、品牌信譽問題和服務問題，分別造成了48%、12%和9%的事件數；后者品牌危機的主要起因有產品質量問題、品牌信譽問題、品牌傳播策略失誤及媒體輿論，比例分別是32%、23%、10%、10%。產品質量和品牌信譽都是造成兩行業品牌危機的主要因素，但同時存在不同點。汽車與零件行業發生39起危機事件，明顯高于消費品行業的21起，且產品質量問題造成了汽車業近一半的危機事件，比例遠遠高于后者，主要原因是汽車行業的產品質量直接關系到消費者的生命安全，一旦出現問題更容易引發危機。兩行業的危機因素特點與從危機事件角度分析相比，具有一定相似性，即產品質量因素和品牌信譽因素造成了多數品牌危機。其他一些行業如食品與飲料行業、家電業和服裝鞋帽業等也都印證了上述觀點。因此，品牌危機預警評價應著重考察產品質量相關指標。

表5為兩行業的危機指數平均值。其中，戰略決策失誤和企業社會責任缺失雖然只導致了1起危機事件，但危機指數高居榜首；品牌信譽問題、媒體輿論和產品質量問題及品牌信譽問題等保持了對企業較大的危害性。對比發現，不同的品牌危機起因在不同行業中的危害性有所不同。例如由于汽車是耐用消費品，售價高昂，質量與消費者的生命息息相關，消費者對質量和信譽的關注程度要遠遠高于日用消費品，出現的質量和信譽問題造成的危機程度自然要高于日用消費品業的品牌危機。

三、企業品牌危機起因總結

（一）品牌危機大都源于企業自身管理

品牌危機是企業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內因是關鍵因素。從圖1及表2可以發現，產品質量或服務問題的危害范圍最大，31.9%的危機由此爆發。眾多企業在追求品牌知名度的同時，漸漸忽視了質量的嚴格把關或“顧客第一”的服務宗旨，遭受了嚴重的品牌危機。2009年，全球汽車巨頭豐田因過度追求成本而忽視質量，全年召回問題車輛逾800萬輛，品牌價值一落千丈，企業深陷召回泥潭。導致危機爆發或難以控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缺乏信譽和誠信，在媒體的曝光下，遭受了廣泛的質疑，引起了極大的公憤，極大地損害了品牌的形象。2008年，康師傅企業被迫承認，其礦物質水廣告中聲稱的選取優質水源其實是自來水，雖然企業強調其生產的礦物質水完全符合國家標準GB10789飲料通則中有關飲用礦物質水品類的定義，但企業缺乏信譽的行為導致部分商家紛紛將康師傅礦物質水下架。同樣，經營管理不善或權益糾紛等因素，如不及時處理，在媒體的廣泛傳播下，同樣導致嚴重的品牌危機。因此，品牌危機的起因主要在于企業內部的品牌管理和其他管理問題，外部環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不同行業的品牌危機起因集中在質量、信譽和營銷方面

一方面，造成企業品牌危機的原因涉及企業運作中的眾多方面，如產品或服務管理、市場營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財務管理、公共關系管理等。另一方面，企業外部復雜的環境，如行業環境、社會環境等，無不影響著品牌危機的發生。品牌危機的起因呈現內外夾擊的復雜特點。不同的行業因為運作方式的不同，品牌危機起因有所差異。尤其是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危機起因差異顯著。但通過分析不難發現，不同的行業危機起因主要集中在產品質量或服務問題、品牌信譽缺失、品牌營銷策略三方面，部分行業如汽車和零件行業等因這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機事件數占比達80%。盡管危機起因總體分布較為復雜，但質量第一、服務至上、誠信為本的經營理念，對于不同行業中塑造品牌的企業是共通的。

（三）品牌危機起因的本質是信譽和信任危機

品牌危機的發生是普遍的，即品牌危機的發生是難以避免的，任何企業都會遇到一定程度的品牌危機。企業在塑造品牌的同時，實質上是在作出承諾。企業不僅要按照承諾的內容為顧客提供價值，同時還要為沒有承諾的內容作出努力。品牌的責任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品牌對顧客的責任。企業產品或服務存在安全問題，意味著企業忽視了對品牌最基本責任的承擔；企業未按照宣傳的標準向顧客提品或服務，意味著企業違背了品牌事先的承諾；產品或服務代言人不恰當的言行，意味著對品牌良好形象宣傳責任的忽視。第二種是品牌對社會的責任。企業依靠向顧客提供優質的產品或服務創造著社會財富，同時承擔著不危害社會、人類和自然的社會責任。企業污染環境、無視環保等行為均表明了其社會責任的缺失。此外，品牌營銷策略問題中的文化沖突、惡意攻擊等行為更是對顧客責任和社會責任的雙重忽視。即使是由于企業外部環境或競爭者惡意陷害造成的企業品牌事件，沒有得到企業恰當和及時的處理，依然會因為顧客和公眾的不信任而使企業品牌陷入信譽危機，最終導致品牌危機。因此，信譽和信任危機是品牌危機起因的本質。

（四）品牌危機起因有向非利益相關者延伸的趨勢

依據波特五力模型，企業處在這樣的一個行業環境：上游的供應者、下游的購買者、行業內的競爭者、潛在的進入者和替代品企業。企業的品牌管理不僅僅是對內部因素的經營，更是對整個行業利益相關者的管理。一方面，企業內部員工的違法、違規行為，高層管理者的錯誤決策，關鍵人員的變動等成為品牌危機的起因。另一方面，上游供應者的產品質量問題，下游購買者的文化觀念沖突，競爭者的惡意攻擊等也成為誘發品牌危機的重要因素。其中企業的管理者尤其是最高管理者對企業危機的形成作用明顯，決策失誤或經營管理不善導致的危機事件較為普遍，且一般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品牌危機。行業環境以外，企業還面臨著包括媒體、市場監督管理者、其他認知品牌的非消費人群等。媒體的錯誤報道、公眾傳言等看似與品牌不相關的事件，也在逐漸成為品牌危機的誘因。因此，造成品牌危機的因素正在向著行業環境以外的其他非利益相關者延伸，品牌危機的管理不僅涉及到產業鏈的上下游，而且已經延伸到了產業以外。

四、對企業品牌危機管理的啟示

（一）政府層面

1.應進一步加快各行業產品和服務等標準的修改、制定和實施

行業標準的缺失或陳舊一般會造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某些行業中的企業為創造可觀的利潤增長，趁標準缺失之機，夸大自身產品功效或服務檔次，涉嫌以欺騙的手段說服消費者，雖然增強了企業品牌的知名度，但極大損害了消費者利益，擾亂了正常的競爭秩序。另一方面，還有一些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不對消費者構成威脅，但是因為標準的缺失和媒體的廣泛傳播，一旦 “問題”被曝光，短期內便會引起公眾的恐慌，企業難以據理力爭和恢復品牌聲譽，不得已遭受巨大損失以至于破產倒閉。典型例子如，自我國入世之后，一些國際品牌雖然有毒物質含量超標，卻能在國內市場盛譽多年，成為國內品牌難言之痛。因此，國家應加大力度加快某些行業標準的制定，維護企業和公眾的正當利益。

2.完善經濟運行的市場體系，為企業創造公平、誠信的品牌競爭環境

企業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忽視誠信經營、公平競爭的理念和社會責任的承擔，已經成為目前市場經濟環境下十分不和諧的現象。國內眾多行業依然充斥著如月餅行業的陳餡新餅、乳制品行業的三聚氰胺等潛在規則，這已嚴重破壞了競爭秩序。經濟學原理指出，在市場經濟交換中，誠實守信、公平競爭自然會成為市場經濟內在道德律令和游戲規則，但對于國內非完全市場經濟的現狀，政府應推動誠信的進一步法制化，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凈化品牌健康發展的環境。

3.適時、適當地規范企業品牌營銷策略，引導健康的消費理念和文化

品牌給消費者帶來功能利益的同時，也帶來心理上的利益，并且有時后者遠遠高于前者。企業品牌策略的運用既是迎合消費者心理的過程，也是影響甚至改變消費者理念的過程。優秀的品牌文化能夠引導健康的消費理念，相反，不恰當的品牌營銷策略會助長社會不良消費風氣。諸如近年來的垃圾食品的過度消費，奢侈品消費的快速增長等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精神文明建設。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監督者，有必要規范企業品牌營銷策略，促進市場經濟深層次健康發展。

（二）企業層面

1.優秀的品牌文化是謀求企業與社會雙重利益的保證

企業品牌文化的形成應該以社會文化為基礎，而社會文化形成的基礎是大眾，因此塑造品牌的過程唯有與大眾消費文化相吻合，企業才能順利發展。優秀的企業品牌文化的塑造應首先明確企業品牌的使命，即企業對于品牌的發展所承擔的責任。社會營銷觀念認為企業在滿足消費者需求、取得企業利潤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到社會的長期整體利益。企業品牌是促銷工具，更是一種對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塑造優秀的品牌文化，不僅有利于滿足大眾文化需求，提高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而且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2.長期設立以最高管理者為領導的危機管理小組

通過上述分析發現，包括企業內部管理和品牌資產管理的企業內部因素，導致了超過85%的品牌危機事件，且因決策失誤導致的事件危機程度更為嚴重。品牌危機爆發的普遍性決定其應是一項日常管理活動，融合到組織管理過程之中，而非“異常性管理”。因此，企業品牌危機的消除關鍵在于對企業內部管理的改進，應長期建立危機管理小組，在培養全員尤其是管理者危機意識的同時，著重在人力資源、產品和服務質量、財務管理等方面采取管理措施。同時，危機管理小組的建立應以高層管理者作為領導，充分增強危機管理小組的執行力，保證危機處理的有效性，及時消除潛在危機。對于由外部環境變化造成的品牌危機，一般是難以避免的，企業危機管理小組只有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一旦危機發生，及時正確地處理，以最小化危機造成的損失。

3.建立品牌危機事件責任發言人制度

企業違反誠信或忽視履行社會責任的事件，容易受到媒體的傳播，進而引起公眾的關注，加快了品牌危機的演化和升級。Bradford & Garrett通過實驗強調，無論在何種危機情境下，企業“必須”采取“回應”途徑。實際上，企業品牌的塑造是責任履行的過程。企業一旦犯錯便陷入“沉默”，久而久之，公眾便認為企業缺乏責任心。因此，企業應建立危機事件發言人制度，在對危機事件進行預估的基礎上，坦誠及時地回應媒體，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不應以環境的破壞和社會的危害為代價，相反，企業應建立起公眾的信任，努力提高自身的“正外部性”。

（三）消費者及公眾層面

隨著企業經營環境復雜性的增強，品牌存在的基礎不僅包含消費者，而且包括媒體，市場監督管理者、合作伙伴、供應商、零售商及其他認知品牌的非消費人群。消費者及公眾一方面是品牌文化的接收者，另一方面作為品牌塑造的基礎，擁有一定品牌文化塑造成功與否的話語權。企業以顧客和公眾為本，同時顧客和公眾的理念和習慣影響著企業的發展。由此，消費者及公眾不僅要監督企業的不正當行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且要積極追求正確的消費習慣，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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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狄亞，盧冰.企業品牌危機防范［J］.管理論壇，2002（2）:44-45.

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注：《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