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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電信大數據 流動人口 價值分析 判定

一、引言

流動人口指離開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或者直轄區，以工作、生活為目的異地居住的成年育齡人員，對某個城市而言，包括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也對當地造成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影響，包括人力資源的分布變化、對公共設施配備的需求增加、對城市建設的影響等。目前常用的流動人口統計方法主要包括人口普查、人口抽樣調查、構建流動人口信息平臺等方法，缺乏實現快速動態監測、短周期內流動人口規模測度統計的有效方法和策略。若要對某城市實現以上統計目標，需實時獲取城市范圍內所有人員有關原戶籍、現所在地等個人信息，傳統方法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取相關數據，而這對電信運營商來說卻是易于反掌，原因在于移動的基站系統和實名制注冊要求。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截止2015年4月，我國移動用戶數總規模接近12.93億戶，而全國總人口為13.6億人，移動電話普及率已達95.07部/百人，接近人手一部手機。對于流動人口而言，無論其流動方向而言，總會通過移動通信與家里留守的親人保持聯系，這使得流動人口的統計特征與移動通信數據保持基本一致，為應用電信大數據統計流動人口提供了較強的理論和數據支持。

二、電信大數據的類型分析

電信運營商的數據具有十分寶貴的研究價值，包括用戶身份信息、設備終端數據，出于對在網客戶進行服務計費的需要，運營商實時記錄用戶上網數據、所在位置數據、通信數據等內容。

（1）用戶身份信息：包括用戶姓名、年齡等個人信息，業務訂購，積分獲取等數據。在逐步實施用戶實名制之后，運營商擁有了較為準確全面的用戶個人資料，身份證號信息提供了用戶的出生地信息，是進行流動人口統計的主要數據基礎。（2）設備終端信息：主要記錄用戶終端的數據信息，包括品牌、型號以及手機終端的性能信息。（3）用戶行為數據：記錄用戶的通話、數據上網、收發短信等行為，以通話為例，記錄是否主被叫，通話時間、時長，是否漫游，對方號碼歸屬地等信息。由于流動人群大多數存在頻繁與戶口所在地進行通信的現象，因此通話行為數據可被用來作為統計流動人口的依據。（4）用戶位置數據：為保證用戶能接打電話，手機終端需要與移動基站不停地進行呼叫通信，運營商可根據通信基站確定用戶所處的大致范圍，而隨著用戶位置的改變，網絡會進行基站切換和位置更新，這就形成了特定時間內用戶位置的移動軌跡。研究檢測用戶在某個時間范圍內的位置變化也是流動人口研究的統計依據。綜上所述，電信用戶入網登記的身份信息，在網期間所產生的行為數據和位置數據對統計流動人口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三、流動人口電信數據的表現特征

對某一特定區域而言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在身份信息、行為數據和位置數據方面表現出不同的數據特征，以下將分別進行分析：（1）流入人口的數據特征分析。1、身份信息：實名認證客戶的身份證信息中前六位所對應的出生地區域代碼與電信運營商所在地不一致，可根據其統計流入人口的來源地區分布；2、位置信息：在春節、五一或國慶等節假日期間，出于與親友團聚的目的，運營商檢測到的流入人群所處基站位置信息發生明顯變化，顯示區域與身份信息所在地一致；3、用戶行為數據：流入人群與其身份證記錄的外地區域客戶有頻繁的長途通話、收發短信等行為。節假日期間，流入人群在身份證顯示區域有漫游通話的情況。（2）流出人口的數據特征分析。1、位置信息：流出人口的身份證出生地信息顯示為本地；2、位置信息：在春節等節假日期間，流出人口有回流情況，即所在基站位置與出生地一致；3、用戶行為數據：流出人口與本地區域客戶有較高頻率的長途通話；節假日期間，客戶漫游地區與本區域一致。

總結：電信運營商在提供移動通信業務的過程中， 獲取了海量真實的客戶歷史數據， 客觀反映了用戶的真實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消費行為，結合流動人口的消費、移動等行為特征，本文研究分析了流入、流出人口電信數據的特定表現特征，為進一步應用電信大數據統計流動人口數量提供了參考依據。

參 考 文 獻

[1] 智勇，盛昭翰. 基于移動通信信息資源的人口流動趨勢研究[J]. 山東社會科學， 2009（11）.

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力資源流動 特點 成因

一、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狀況概述

人力資源流動是指人力資源在不同國家、地區、城鄉或行業、企業之間進行的流入或流出，可以劃分為宏觀人力資源流動和微觀人力資源流動兩類。其中，宏觀人力資源流動主要是指人力資源在國家之間、國家內部地區之間、國家內部城鄉之間的流動；微觀人力資源流動則主要是指人力資源在不同行業之間、企業之間或企業內部所發生的流動。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不斷增加，2005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1.47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1.3%，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達1.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5%，四年間流動人口增加了330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825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所進行的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的特點，一是遷移流動人口中男性略多于女性，2009年遷移流動人口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二是遷移流動人口主要是青壯年，15—59歲年齡人口是流動人口的主體，達到1.6億，占全部流動人口的89.8%。

二、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的特點

（一）宏觀人力資源流動特點

1.國際間人力資源流動明顯增加且范圍日益廣泛。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國際間人力資源的流動也隨之增多，而且我國人力資源的流入和流出國不斷增加，范圍越來越廣泛。

2.省內流動為主，省際流動為輔，且省際人力資源流動仍呈現出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的趨勢。

2000-2010年我國各地區人口數量和所占比重的變化。東部地區人口數量不斷增多且所占比重不斷提高，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人口數量穩定增加，但所占比重卻在逐年降低。

3.城鄉間人力資源流動以從鄉村向城鎮流動為主。就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的城鄉構成來看，仍然以從鄉村向城鎮流動為主。這也充分表明了我國城鎮與鄉村之間人力資源流動的趨勢。

城鄉之間的人力資源流動還呈現出其他一些特點，主要包括：流動規模方面，呈大規模且不斷擴大的發展趨勢；流動組織程度方面，由盲目流動逐步轉變為有序流動；流動時間跨度方面，由“候鳥型”遷移逐步轉變為“移民型”轉移；流動空間分布方面，由區域內就地轉移逐步發展為跨區域轉移；流動動力機制方面，由之前比較單一的追求經濟收入增加發展為追求子女教育、醫療條件等多元化動機。

（二）微觀人力資源流動特點

1.同行業內部人力資源流動不斷增加。同行業內部的人力資源流動并不改變原來所在的行業或職業，仍從事相同行業或職業的工作。

2.不同行業之間人力資源流動快速發展。不同行業之間人力資源流動改變原來所從事的行業或職業，隨著各行業企業用人觀念的轉變，現階段許多行業的各類組織或企業，逐步減弱和放寬對應聘人員的專業背景、行業背景要求，極大地促進了人力資源的跨行業流動。

三、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特點的成因分析

1.宏觀經濟因素。影響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經濟因素主要包括各國、各區域、城鄉之間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研發、醫療及教育水平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我國現階段人力資源流動的整體流向和流量。

2.微觀經濟因素。微觀經濟因素主要包括經濟收入的高低、就業機會的多少、升職空間的大小、個人能力能否發揮、稅收的高低等。無論是行業內部還是行業之間的流動，都是由于存在著收入水平、就業機會、升職空間、稅收水平、個人能力發揮等的差異，而發生的。對于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源流動，則主要是由企業多元化經營，、并購等經營戰略或方針、內部崗位調整等引起的。

3.國家政策環境因素。我國當前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使得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推進城市化進程、教育體制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經濟扶持、國際交流等相關舉措，都為人力資源流動提供了政策環境支持，正是由于這些政策的頒布和實施，才為人力資源流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4.流動人員自身因素。導致上述人力資源流動特點的流動人員自身因素也就是人力資源流動特點的內部因素，主要包括流動人員的年齡、性別、身體健康狀況、文化教育水平、心理因素、人際關系和工作能力等。這些因素直接決定著人力資源是否流動的意愿和流動方向等。

四、結論

由于現階段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樣性，以及各國、各區域、城鄉之間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研發、醫療及教育水平等和行業經濟收入的高低、就業機會的多少、升職空間的大小、個人能力能否發揮、稅收的高低，再加上不同人力資源群體的年齡、性別、文化教育素養等的差異，導致我國現階段人力資源流動呈現出多種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背后也難免會隱藏著一些諸如人力資源流動無序、不均衡及人力資源流動身份管理障礙、政策障礙、社會文化因素障礙等問題。因此，要促進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的良性發展，必須建立健全找國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協調各區域各產業的均衡發展，營造良好的人力資源環境。

參考文獻：

[1]王文波，李莉，張超，人力資源流動研究綜述[J].人力資源管理：學術版，2009（3）：216-218.

[2]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三：人口總量平穩增長就業形勢保持穩定

[3]中國新聞網，加拿大留學生總數近10萬中國留學生人數再居首

[4]熊丙奇，黃培清，我國區域人力資源流動失衡原因[J].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2）：24-27.

[5]王知桂，李建平.中國城鄉人力資源結構大調整的特點、成因及趨勢[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1-7.

[6]熊丙奇，全林，顧鋒，我國行業人力資源流動問題與對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27（5）：194-198.

[7]熊丙奇，人力資源流動控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第3篇

流動人口規模由1982 年的657 萬人，增加到2010 年的2.21 億，已占全國總人口的16.5%。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 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為2.79 億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36 億人，占當年全國總人口的17.4%，比上年末增加669 萬人，提高了0.9 個百分點。

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加速度（即年均增長率）亦在不斷提高。我國流動人口，特別是省際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多傾向于選擇東部沿海的特大或大城市，從而使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占常住居民的40% 之多；而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居民的一半以上。

規模如此巨大、增速如此之快的流動人口不僅對流動人口其自身與家庭，而且對流出地與流入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都產了重要的影響。人口流動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問題。

《中國民生發展報告：人口流動》對我國流動人口作了初步分析，在估計流動人口比例、利用跟蹤調查數據的基礎上，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誰是流動人口；二、人口流動是否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福祉。

誰是流動人口？

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使“人口遷移”的定義不同于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

目前國內對人口遷移的定義首先按照“戶口登記地是否改變”而分為“遷移人口”與“流動人口”兩大類。前者系指戶口登記地伴隨居住地改變而發生改變的人口；后者則是戶口登記地不發生變化的人口，即事實的“人戶分離人口”。

由于研究視角不同，流動人口的稱呼與定義也不盡相同。據不完全統計，迄今與流動人口有關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近十種：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流入人口、外來流動人口、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暫住人口、自發遷移人口、自流人口、外來暫住人口、短期遷移人口、暫時性遷移人口、流遷人口、民工、農民工、民工潮、盲流、人戶分離人口等。其中，被社會學廣泛運用的則是“農民工”這一概念。

我們通過比較跟蹤調查數據中被訪者在2010 年與2012 年兩次調查之間的差異來了解新增與返遷流動人口的情況，具體結果請見表1。

在所有可匹配的樣本（32906 人）中，新增流動人口302 人，占0.9% ；返遷人口1042人，占3.2%；其中，省際返遷人口為130 人，占0.4% ；省內返遷人口為912 人，占2.9%。

如果考察未匹配的樣本，則可以發現，其中搬遷戶共計351 戶，1111 人次；全家外出戶共計388 戶，1274 人次。在流動規模的估計上，若只將全家外出戶默認為是流動原因造成的外出，則2012 年的流動人口比例為12.6% ；若將全家外出和搬遷戶都納入流動原因造成的外出，則流動人口比例約為14.6%。

比較全國統計報表數據，自六普至2012年年末，流動人口規模增加了1526 萬人（其中，2010 年六普時的流動人口規模為2.2 億人；2012 年末的流動人口規模為2.4 億人），占2012 年年末總人口的1.1%。與此相比，本數據估計的新增流動人口規模占總樣本的比例為0.9%，二者僅相差0.2%，對新增流動人口規模的估算相差260 萬左右。應該說，這種估計的差異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小的。

隨人口流動而產生的是大量留守兒童；但更早先被各界關注的是規模巨大的流動兒童，它產生于人口流遷的模式由個體流動向家庭流動的轉變。盡管已有大量研究討論了流動與留守兒童的問題，以及人口流遷（包括父母親的流動與兒童自身的流動）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但首要的是了解清楚留守與流動兒童的基本規模與分布情況。

表2 給出了利用2012 年跟蹤調查數據結合父母親的流動情況判斷的流動與留守兒童的規模。父母親均為非流動且兒童也是非流動的共有4837 人，占全部兒童的83% ；兒童為非流動但父母一方或雙方均為流動的（即通常意義上的留守兒童）為552 人，占全部兒童的9.5% ；而跟隨父母親流動的流動兒童比例則為6.9%。

表1 2010～2012 兩年調查期間新增與返遷的流動人口

根據2010 年普查的結果，0～14 歲的流動兒童共為2453 萬人，占全部兒童（2.2 億）的11.1% ；其中有38.3% 是縣內跨鄉的流動兒童。為了保證普查數據與本數據之間的可比性，需要將這批縣內跨鄉鎮街道的流動兒童扣除，則剩余的省際和省內跨區縣的流動兒童規模為1514.7 萬人左右，占全部兒童的6.8%。這一比例與本次調查所估計得到的結果（6.9%） 極為接近。

流動人口的人口學特征

基于中國數據的研究表明，個體遷移的可能性受一些標準的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如年齡、工作經歷、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及技術等；同時也受到了各種家庭因素，特別是家庭收入的影響，因為這可能影響到遷移的凈回報。

1、從性別來看，男性人口更容易進行長距離的省際流動

性別是考察群體特征最基本的維度之一。各種類型的流動人口的性別比見表3。

2012 年調查數據中，全部樣本的性別比為101.0，即男性與女性基本均衡。其中，本地人口的性別比為101.4 ；省內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87.1 ；省際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100.8。如果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相比較，不論是本地人口，還是省內與省際流動人口，本調查的性別比均偏低。如六普時，省內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108.1 ；而省際流動人口的性別比則高達128.9，遠高于本調查的結果。

當然，造成本數據中較低性別比的原因既可能來自于樣本或調查的基本單位（即本調查以家庭戶為基本調查單位，而其內部的性別比基本平衡），也有可能來自于女性流動人口的應答率較高，還有可能來自于人口流動模式由個體向家庭的轉變。正如學者對性別比趨于平衡的分析：“一方面是源于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流動勞動力大軍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動人口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以舉家流動的方式出現。”

2、從年齡來看，青壯年更容易流動

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一般都集中于青壯年。從本次調查數據來看，2012 年調查的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8.6 歲，其中，0～14 歲人口占流動人口的25.6%，15～64 歲人口占69.9%。2010 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3.7歲， 其中，0～14 歲人口占流動人口的19.8%，15～64 歲人口占72.9%。相比而言，2012 年調查中流動人口規模增加的同時，處于勞動力年齡的流動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而少兒流動人口的比例則有所上升，從而使平均年齡有所下降。

2010 年和2012 年兩輪調查中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比較明顯的特點是：首先，女性在勞動力年齡人口中的比例（特別是20～24歲和25～29 歲）相對較高；其次，低年齡組中，除5～9 歲組外，其他年齡組的比例在2012 年中都有所上升：再次，在14 歲到50 歲的人口中，與2010 年相比，男性人口的比例在2012 年都有所上升，而女性人口的比例則在40～44 歲組及以上的年齡組有所下降。

總體來說，2012 年比2010 年人口結構更加年輕。

3、從婚姻狀況來看，未婚者更容易進行遠距離的流動

婚姻狀態一般被劃分為五種類型：未婚、在婚、同居、離婚、喪偶。由于后三者的比2013.11.55例較小，且我們較關心的是流動人口是否在婚，因此我們僅考察流動人口未婚和已婚的比例。

從2012 年的數據來看，本地人口中未婚人口占15.4%，已婚人口占71.3%。不論是省內流動人口還是省際流動人口，其未婚人口的比例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內流動人口的未婚人口比例為20.9%，省際流動人口的未婚比例為21.9% ；且省內與省際流動人口在未婚比例上相差0.9%。

不同流動狀態的人口在婚姻狀況上的差異可能是年齡造成的。流動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齡結構存在顯著差異，而且省內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比省際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更加年輕。控制了年齡結構以后，省際流動的未婚比例仍然比省內流動和本地人口高。

因此，可以認為未婚者更容易進行遠距離的流動。

2010 年的調查結果分布與2012 年類似，省際流動者的未婚比例最高，其次是省內流動者，最后是本地人口。結合兩輪調查的數據可以發現，相對于2010 年，2012 年調查未婚的比例還有大幅度增加，再次表明了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動的事實。

本調查的婚姻狀況選項還包括了同居，我們發現本地人口的同居比例非常低，而流動人口的同居比例相對較高，且隨時間遞增。

這可能表明隨著社會環境與思想觀念的變化，流動人口傾向于選擇同居以共同抵御生活壓力。

總的來說，已有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人口的流動；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動，且更可能進行遠距離的流動。即使是在控制了年齡結構的前提下，這種區別依然存在。

4、從受教育狀況來看，受教育水平能夠正向激勵人口遷移與流動

首先來看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2 年的跟蹤調查數據來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 年，略高于初中畢業的水平；其平均水平遠高于本地人口（僅為6.8 年）。

如果將省內與省際流動劃分開，則仍然可以看到，省內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6 年，省際流動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為8.9年，兩者均遠高于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區分城鄉還使我們發現，無論流入地是城市還是鄉村，省內流動者的受教育水平都要略高于省際流動者。如2012 年城市省際流動人口的教育年限為9.4 年，比省內流動人口低0.4 年；農村省際流動人口的教育年限為8.4 年，比省內流動人口低0.9 年。

其次來看流動與非流動人口在各類受教育水平上分布的差異。顯然，以初中為界，流動人口中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更大，如高中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比例達17.9%，而本地人口的比例僅為14.2% ；大專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比例為14.1%，本科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比例為9.1%，兩個比例均遠高于本地人口所對應的5.9% 和1.8%。同時，流動人口中文盲與小學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則遠低于本地人口：

流動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僅僅為9.9%，遠低于本地人口的20.6% ；小學流動人口比例為16.2%，亦低于本地的25.5%。

本數據結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對于人口遷移與流動存在著正向的影響作用。這與人口普查的數據結果是一致的。

5、流動人口還是農民工？

農民工一詞在社會學中通常被用來代表流動人口。那么，這批遷移與流動的人，到底是“流動人口”，還是“農民工”呢？

這首先得看農民工的定義：一種定義是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流動人口”論，即把“農民工”主要看做是在城鄉之間以及農與非農之間具有流動性的原農村居民；另一種定義是中國特殊的有著“農業戶口”的“非農居民”，但他們不享受非農人口的權利與待遇，這種觀點把具有農業或農村戶籍而在非農領域或城鎮生活與就業的人看做是“農民工”。由于本數據暫時無法提供流動人口的原職業性質，因此，本報告將按照后一種狹義的“農民工” 定義來進行比較。

調查數據表明， 當前的流動人口中，有61.3% 的人是農業戶口；與本地人口中75.0% 的比例相比顯得相對較低。如果按省際與省內劃分流動人口，可以看到，具有農業戶口的省內流動人口的比例僅占54.5%，遠低于在本地人口與所有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而在省際流動人口中，具有農業戶口的比例則高達69.1%。因此，從戶口類型來看，流動人口以農業戶口為主。

盡管這一比例之高似乎說明可以用“農民工”來代替流動人口的稱呼，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兩個問題：其一，本樣本中具有農業戶口的人口所占比例較高（占75.0%）；其二，即便在以農業戶口占較大比例的流動人口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因而以農民工統稱全部的流動人口則可能會有失偏頗。更為重要的是，非農戶口與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種訴求方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農民工”稱呼的運用似乎仍需謹慎，盡管其更具有社會含義。

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狀況人口遷移與流動行為對遷移與流動人口到底呈何種作用，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事實上，從異質性效應的角度來理解，遷移與流動行為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作用肯定是不同的。本報告無意決然地肯定或否定某種答案，只希望通過具體數據，從經濟收入、生活狀況、兒童發展這三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

1、 流動人口的收入高于本地人口

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及其與流入地本地人口的對比結果請見表4。

從全國樣本來看，流動人口的收入要高于本地人口，其中縣內流動人口的收入與省內流動和省際流動相比較低，而后兩者差距不明顯，省際流動人口收入略高。但是各省市子樣本卻呈現出與全國樣本不一樣的趨勢。其中上海和遼寧兩地的流動人口收入明顯低于本地人口，尤其是上海，省際流動人口收入為本地人口的66%。即便如此，上海省際流動人口的收入與其他省市相比仍處于明顯優勢。廣東省雖然流動人口收入高于本地人口，但是收入最高的集中在縣內流動群體中。

河南和甘肅兩省的數據說明不同類型的流動帶來的收入差異明顯。就河南而言，縣內流動的收入要低于本地人口，而省內流動和省際流動帶來的是與本地人口相比較高的收入優勢。而甘肅省不僅縣內流動沒有帶來與本地人口相比收入的增加，省內流動的情況也與縣內流動類似，只有省際流動帶來實質上的收入提升。

一般總是認為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相對較低，但上述結果卻與以往的經驗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受到工作時間長度的影響。計算結果表明，流動人口平均每月的工作時間（以小時計算）比本地人口高出13.8% ；而省際流動人口的工作時間甚至高出16.6%。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流動人口的收入較高是以付出更長的工作時間為代價的。

2、 流動距離越遠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想要了解流動是否有助于收入的提高，就需要比較流動前后的經濟狀況。

首先來看新增流動人口的情況。數據表明，新增的縣內流動人口在2012 年時的收入是2010 年時的1.20 倍，略低于本地人口收入增幅。如果將省內與省際流動人口合并，可以看到，新增省內和省際流動人口2012 年的收入是2010 年時收入的2.01 倍。相同時段內，省內流動人口收入的比值是1.60，省際流動人口收入的比值為3.83，這說明流動距離越遠，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其次，再看返遷人口的情況。返遷人口系指2010 年為省內或省際的流動人口，而2012 年為本地或縣內流動的人口。數據表明，返遷人口的收入同樣也有提高，如原為省內流動的返遷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4 倍；原為省際流動的返遷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3 倍。返遷人口在兩年間收入的提高比例與本地人口相差不大。

1） 身心越健康的人越有可能流動

從表5 的2012 年調查的數據來看，除省際流動人口在生活滿意度上的得分較低外，流動人口在其他指標上的評價均高于本地人口。如省內流動人口的生活滿意度自評分數為59.1，高于本地人口的57.6。在心理健康上，省內流動人口與省際流動人口的得分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內流動人口的心理健康狀況卻明顯好于本地人口。在身體健康的評價方面，省際流動人口高于省內流動人口，且兩類流動人口均高于本地人口。

盡管這種評價得分均表明流動人口的狀況好于本地人口，但我們并不能將其歸因于流動所導致的結果，因為流動本身可能具有選擇性，即身心更加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流動。

2） 流入地對流動兒童入學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2012 年的調查中，少年兒童的年齡范圍界定在16 歲及以下，10～16 歲兒童身體和心理健康的主要特點是，母親在身邊的留守兒童健康狀況比較好，跟隨父親一起外出的流動兒童康狀況比較好。這種現象可能反映了父母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從就學狀況上來看，雖然適學兒童的就學比例都比較高（90% 以上），但是相對而言，農村留守兒童的就學比例處于較低的水平。

一般來說，流出地在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上相對落后，這會對留守兒童的入學產生不利影響。而跟隨父母外出的流動兒童情況就要好一些，流人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設施都比流出地好，這會對孩子入學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人口流動具有選擇性

不論是人口學特征，還是生活狀況與身心健康，都表明了人口流動的選擇性。即勞動力年齡較低、未婚、具有相對較高的受教育水平、身體與心理相對更為健康的人口更有可能進行遷移與流動。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為重要的是，本報告從生活狀況、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等方面所揭示的新增或返遷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差異，不僅說明了其流動與返遷的部分原因，而且進一步從以往未被關注的角度證明了選擇性的存在。

盡管我們的發現還不足以證明因果關系，但人口遷移與流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則是可以確定的。這種異質性不僅可以從遷移與流動對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作用這一角度去理解，而且也可以理解為遷移與流動對某一個人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效應。

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第4篇

關 鍵 詞：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0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4-0016-06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勞動力流動也呈現空前的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差距也日益嚴重，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已成為中國經濟協調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障礙。理論上說，勞動力流動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事實并非如此。這種與理論相悖的現象并不是中國獨有，許多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有過類似經歷。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又有其特殊性。本文將圍繞中國的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為什么沒有縮小收入差距等問題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清這些問題的研究思路。

一、中國的收入差距：現象與原因

1. 城鄉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呈先縮小后擴大的態勢。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一個轉折點，之后城鄉收入差距又呈不斷擴大態勢。從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個指標的比較來看，若考慮零售物價指數的變化，城鄉收入比率（以農村收入為1）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后提高并達到2003年的2.4。[1]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里使用的城鄉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大幅度擴大。[2]此外，從我國東、中、西部的城鄉差距來看，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一直高于同期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1980-1985年間，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鄉差距呈縮小趨勢，而西部地區維持不變。其后，三大地區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但西部地區的變化趨勢更為顯著。1980年，東、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分別為2.01、1.63和2.11。然而，到2000年，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上升為2.49和3.62，而東部地區卻只有2.30。[3]城鄉差距在不同地域上的嚴重程度不同，這也是我國城鄉差距的特征之一。

對于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解釋。從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城鄉收入差距始于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形成了幾乎延續至今、阻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框架。這種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所造成的勞動力市場扭曲，被認為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4-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均傾向于城市集聚，加之城鄉之間產業結構的根本差異，導致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城鄉收入差距存在自然擴大的趨勢。同時，政府在基礎教育等資源分配上的城市傾向，以及對城市計劃控制部門的工資和福利的制度保護，都會加劇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8]此外，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外貿易的發展、勞動者素質的差異、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分配不公以及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等，也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9-10]

2. 地區收入差距

與城鄉收入差距相一致，中國地區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趨勢，[11-14]而且根據收入差距分解顯示，地區間收入差距本身就與中國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有關。[15-16]地區差距的擴大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明顯，[17]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別相當于東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們占東部的比例分別降到了62%和54%。[18]為此，學者們提出了各自的觀點。概括地說，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與政府政策、要素流動、市場化進程、資源稟賦、教育投資等因素有關。

王小魯和樊綱（2004）通過考察資本、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在各地區間的流動和配置狀況、市場化進程在各地區間的差異、城市化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等方面，指出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生產率的差別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流動所導致。[18]陳秀山和徐瑛（2004）經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要素投入、市場化進程與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響地區差距的因素。[11]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指出，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下形成的生產要素存量配置結構與各地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符合程度不一致。[12]蔡和都陽（2000）通過考察中國地區經濟增長中存在著俱樂部趨同以及條件趨同的現象，認為中西部地區存在著一系列不利于向東部地區趨同的因素，如人力資本稟賦稀缺、市場扭曲和開放程度不足。[19]還有一些研究將中國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的原因歸結于外商投資，[20-23]以及中央政府的地區傾斜政策或地理、文化等因素。[24-25]他們認為，國外資金的流入、中央政府對東部地區的優先投資是中西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的根源，同時，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條件也限制了這些地區的發展。

二、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規模與特征

1. 勞動力流動的規模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口遷移、戶籍政策的逐步松動，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越來越大。根據我國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兩次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82-1987年間中國勞動力遷移規模是3053.3萬，1985-1990年增至3412.8萬；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遷移規模在1990-1995年間達3642.6萬，而1995-2000年高達13122.4萬。[26]

2. 勞動力流動的特征①

按流動人口的遷移距離劃分，可以分為近鄰流動、中程流動和遠程流動。②在全國流動人口中，屬于近鄰流動的人口為6563.4萬人，占45.5%；中程流動人口為3633.8萬人，占25.2%，兩項合計占總流動人口的70.7%。遠程流動人口為4241.9萬人，占29.3%。此外，勞動力遠程流動多發生在經濟相對較發達、體制創新快、工業貿易發展較活躍的地區。從三大地帶看，沿海地區是遠程流動比重最高的地區，達39.9%，遠高于中部地區（10.5%）和西部地區（21.1%）。[27]這說明遷移規模與遷入地和遷出地的經濟差距成正比。

從勞動力流動的方向看，沿海地區成為勞動力凈流入地區，凈流入人口總計3195.8萬人。內陸地區成為勞動力凈流出地區，凈流出人口為2358.4萬人。從各省區來看，廣東、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的外來人口中來自于內陸地區的比例分別為76.74%、59.2%、53.99%、91.06%和91.7%；而內陸地區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河南則是主要的勞務輸出省，其遷往沿海地區的比例分別為72.04%、91.88%、92.14%、95.71%和73.32%。[28]由此可看出，地區收入差距對于勞動力流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按戶籍是否變化分類，所有的遷移人口可分成兩類，即戶籍遷移和非戶籍遷移。后者占全部遷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務工經商為遷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的跨地區就業。城市到城市的遷移和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構成了全部非戶籍遷移的80.3%。實際上，這些遷移者構成了城市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9]

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

由上述數據可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存的現象。按照經典的遷移理論，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誘發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而勞動力流動又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中國的事實并非如此。理論與事實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們的極大關注，學者們就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由于數據獲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結果還較少。[30]從現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與數據不同，其得到的結論也存在差異。

1. 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一些學者應用實證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結構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農村向城市遷移過程中的正向作用。[31]蔡（1996）研究了本地農村人均收入與全國農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對于遷移的影響，發現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減少遷移。[3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了地區收入差距與人口流動之間的關系，其結論是，20世紀90年代末，遷移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反應顯著提高。[33]Zhang和Song（2003）利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內遷移和省際遷移的巨大推動力。他們認為，既然省際遷移主要是從內地的農村遷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減少內地與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僅可減少這種遷移，而且可為廣大內陸省份提供大量的發展機會。[34]Wu和Yao（2003）在人口無限供給的假設條件下，運用需求導向模型，對中國的省際遷移與省內遷移進行了研究。其結論是，城鄉收入差距是遷移產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決定勞動力流動的因素。[35]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觀點，他利用相關的調查數據分別從“收入差異和勞動力流動性”以及“勞動力就業集聚”兩方面做出檢驗，得出的結論是，城鄉收入差異并不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原因，農民在轉移過程中將愈來愈關注其轉移的成本以及決定其轉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36]

在家庭層面上，Hare（1999）發現人均生產性資本對遷移沒有顯著影響，但是，人均生產性資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轉移持續時間增加2%。[37]都陽等（Du，et al.，2005）研究了中國的遷移與農村貧困的關系，結果顯示，處于貧困線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窮的家庭更傾向于遷移。[38]杜鷹（2006）在對四川和安徽兩省調查資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即中等偏低收入戶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對于最低收入戶和貧困戶而言，他們主動利用這個機會的能力是有限的。[39]因為，某些基本條件的缺陷制約了他們的遷移。[40]

Zhao（2005）指出，這些發現與Harris-Todaro兩部門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沒有回答V形的城鄉收入差距對于勞動力流動趨勢的影響，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影響的實證結果還太少。[30]

2. 勞動力流動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從現有的文獻看，大部分學者認為遷移會縮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認為，中國人口流動地區分布的差距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地區差距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人口流動對增長差距的收斂作用明顯。[41]跨地區勞動力流動會縮小地區差距，其作用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二是勞動力流動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對流出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起了直接支撐作用（王小魯和樊綱，2004）。[18]然而，遷移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并非是無條件的，而戶籍制度的繼續存在使得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以致遷移不能發揮其縮小地區差距的作用。[1]姚枝仲等（2003）也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改變各地區的需求結構，削平地區間要素稟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相等。他們的經驗分析表明，由于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受到較大的限制，勞動力流動還沒有對地區差距縮小發揮重要作用。[4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33]

一些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如李實（2003）指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整個農村收入差距的縮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勞動力流動在一些富裕地區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貧窮地區卻起到了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富裕地區外出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貧窮地區則主要來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2]因此，現階段僅依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并不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張慶等，2006）。[43]同時，遷移并不能通過自身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Du，et 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結論是，跨省勞動力流動的結果反而擴大了地區間發展差距（孫自鐸，2004）。[44]

3. 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

多數學者認為，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國勞動力流動未能縮小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過一項模擬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勞動力流動的障礙，現存的收入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45]蔡則更深入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遷移能夠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需滿足一定的條件。根據理論分析和世界各國的經驗，他歸納了四個條件：一是遷移應反映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這種結構性變化；二是流入勞動力有機會且比較穩定地實現就業轉換；三是城鄉總產出分配格局應從不均等趨于均等；四是勞動力流動應是不受制度約束的自由流動及長期行為。一旦社會的遷移活動不符合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勞動力流動的擴大就不能保證收入差距的縮小。就中國而言，計劃經濟時期遺留至今的制度，使暫時性的勞動力流動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遷移，其結果是，雖然遷移規模擴大，卻沒有相應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1]

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導致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國由于存在許多制度障礙，流動成本非常大，使農業勞動者在城市的工資超過農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動成本抵消。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收入被固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在農村的收入較低，純收入更低，導致其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需求還不足以吸收全部農村剩余勞動力，所以，農業平均勞動生產率及農民收入還未能因農村人口的轉移而得到明顯提高。這樣，無論農民選擇進城還是選擇務農，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開流動成本抵消作用來看，農村勞動力無法進入具有高工資和福利的計劃控制部門，這部分差距處于制度保護之內，不能通過人口流動或市場機制來解決，這是導致我國城鄉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場主導部門，農村勞動力因其具有較少的人力資本稟賦而在城市中只能獲得較低的報酬，這也是人口流動沒能縮小城鄉差距的原因。[8]同時，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也使得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縮小。[33]

四、解決勞動力流動未能縮小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在現有的研究中，大多學者還是主張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就政府應發揮的作用而言，學者們的觀點不盡相同。

在轉軌過程中，勞動力流動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是一種制度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戶籍制度等對勞動力永久遷移的約束，從而不能滿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條件。所以，應改革戶籍等制度，減少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蔡，都陽，2004）。[29]從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利用政策導向引導流動人口向“后發地區”流動，逐漸消除地區差異。同時，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人口向城市流動，也可成為解決地區差距的最有效辦法（段平忠，劉傳江，2005）。[41]

Zhang和Song（2003）則認為，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步伐、規模受經濟增長和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工業與城市社會服務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經濟增長導致的大量城鄉遷移和城市化等因素帶來了一系列失業與貧窮問題，因此，要抑制失業，政府有必要采取控制城鄉遷移的措施。另外，政府還應著手解決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而帶來的城市遷移人口增長問題。可以采取兩種政策：一是創造更多的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崗位；二是限制勞動力流動。[34]

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應立足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來調整城鄉關系的扭曲，在城鄉壓力逐步釋放的同時，改革傳統的城鄉體制。另外，各級政府應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8]

五、研究的困難及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從眾多的文獻看，真實且充分的數據對于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難莫過于獲得適用的數據。目前我國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真實統計數據不僅非常缺乏，[46]而且普查數據與現實不符的問題嚴重。{4}有關收入差距的數據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事實。現有研究所討論的收入差距都是以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數據為基礎，但是，按照國際規范的個人收入定義，中國官方統計資料中的城鄉居民個人收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問題，其中城鎮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遠遠大于農村居民。[2]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對中國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關系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在經驗研究方面，還有很多有關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關系的問題需要驗證。農村流動勞動力進城就業無疑會對收入差距的變動產生多重效應，它會影響到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也會影響到城鎮內部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從而影響到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較大影響。然而，這些效應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勞動力管理制度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對這些變化進行經驗上追蹤驗證是完全必要的。[2]此外，對不同地區勞動力流動的跟蹤調查，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研究較多，而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勞動力流動前后城鄉與地區差距變化的實證研究較少。試想，如果沒有大量的流動勞動力，我們的收入差距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類似于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事實上，這是中國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最有說服力的研究。

此外，在諸多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們多采用抽樣調查和典型調查的方法，因而使用規范的定義和利用合理的調查與分析方法是獲得科學結論的關鍵。由于采用不同的樣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收入和轉移勞動力的定義，或者利用不同的測量方法等，往往都會得出不同的估計結果。正如前述的研究成果，雖然增進了人們對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但仍存在一些假說性的解釋未得到經驗的驗證。而且，有些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切實際的假設之上，[47]因而對問題的解釋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約。勞動力轉移會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理論預期與現實不符，形成了一個悖論。[48]這要求研究者通過獲得更真實的數據，借鑒更先進的方法，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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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此處的分析均為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

② 近鄰流動是指人口在縣內或市內各鄉、鎮、區之間的流動；中程流動是指人口在省內跨縣、跨市的流動；遠程流動是指人口的省際流動。

③ 這里，他們的假設是戶籍制度是勞動力流動的惟一障礙，或者說，存在戶籍制度就意味著勞動力不能流動。參見蔡的《中國收入差距和貧困研究：我們知道什么，我們應該知道什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工作論文系列四十二，2005(b)，第1期）。

④ Johnson（2003）通過對中國1990年和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指出，中國省際遷移的數據沒有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只是遷移但未登記的人口。此外，兩次人口普查對城市居民定義標準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對遷移的估計。就業的種類沒有完全包括在城市就業之內，嚴重限制了對就業的估計。還有，擁有大量就業來源的中國農村，沒有可獲得的就業數據來源渠道，其就業數據嚴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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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人口遷移/戶籍制度/市場化改革

改革以來中國發生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是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圍繞推行重優先戰略而形成的。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推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不可能依靠市場來引導資源配置，因而必須通過計劃分配的機制把各種資源按照產業發展的優先序進行配置。由此，以資本和勞動力為代表的資源或生產要素，既無必要，也不允許根據市場價格信號自由流動，因此，隨著20世紀50年代這種發展戰略格局的確定，一系列相關制度安排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按照地域、產業、所有制等分類人為地“畫地為牢”，計劃之外的生產要素流動成為不合法的現象。其中把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隔開的戶籍制度，以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保障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阻礙了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在這種制度下，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居民沒有政府的許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動，勞動和人事部門通過計劃來控制勞動力跨部門流動。

1978年底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農戶成為其邊際勞動努力的剩余索取者，從而解決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則而長期解決不了的激勵（Meng，2000）。與此同時，政府開始對價格進行改革，誘導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后，非農產業活動更高的報酬吸引勞動力轉移（Cook，1999），從而推動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原來主要集中在農業的勞動力開始向農村非農產業、小城鎮甚至大中城市流動。

由于各種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政策引導，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勞動力轉移以從農業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為主，主要是在鄉鎮中就業，即所謂的“離土不離鄉”。但隨著鄉鎮企業遇到來自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私人企業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必須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因而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地區轉移的壓力。與此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國有部門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擴大了對勞動力需求，并成為消除制約勞動力流動體制障礙的一支重要力量。

隨著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渠道日益狹窄，1983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從事農產品的長途販運和自銷，第一次給予農民異地經營以合法性。1984年進一步放松對勞動力流動的控制，甚至鼓勵勞動力到臨近小城鎮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則開了先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到20世紀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采取一系列措施，適當放寬對遷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著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許多各種規模的城市很早就實行了所謂的“藍印戶口”制度，把絕對的戶籍控制變為選擇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對若干種人群開了進入城市的綠燈，如子女可以隨父母任何一方進行戶籍登記，長期兩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調動到一起并得以戶籍轉換，老人可以隨子女而獲得城市戶口，等等。雖然執行時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層次上為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了制度環境。80年代后期開始逐步進行的城市經濟改革，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糧食定量供給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醫療制度及就業制度的改革，降低了農民向城市流動并居住下來和尋找工作的成本。

與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戶籍制度改革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成為勞動力流動的最大障礙。所有在就業政策、保障體制和社會服務供給方面對外地人的歧視性對待，都根源于戶籍制度。隨著時間推移，兩方面的因素變化推動政府對遷移政策進行改革。一是城市戶籍制度不再擁有外部或隱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據個人的戶籍來提供就業、社會福利等各方面保障。這樣，城市人口規模擴張不會給地方政府增添額外財政負擔。二是地方政府意識到，勞動力流動不僅帶來資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資的一個重要來源。這樣，市場化發育水平相異的城市根據各自目標來推進城市戶籍制度改革。

可見，通過戶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礙人口遷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動的勞動力流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整個經濟體制向市場機制轉變的重要進程，并且以其他領域改革的進展為前提。這個轉變或改革的結果便是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勞動力資源越來越多地由市場來配置。而在整個經濟不斷市場化的過程中，人口遷移也表現出轉軌時期的特點。這是中國轉軌時期人口遷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來分析人口流動與市場化之間的關系。

一、轉軌時期人口遷移理論

人口和勞動力在地區間的流動，是勞動力市場在空間上從不均衡向均衡轉變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流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劉易斯（Lewis ，1954）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和隱蔽性失業，農業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幾乎等于零或為負值，農村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出不會對農業產出帶來負面，反而使留在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不斷提高；隨著城市中勞動力數量不斷增加，城市工資水平開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與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相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才會停止。在劉易斯的模型中，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可以自由流動，不存在顯著的制度性障礙。城市部門的較高工資水平和傳統農業部門的低工資水平，是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流動的驅動力量。在托達羅（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兩部門模型分析中，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遷移取決于城市的工資水平和就業概率，當城市的預期收入水平和農村的工資水平相等時，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分配和遷移都達到均衡。

由于城市經濟存在著現代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之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首先進入非正規部門，然后才有可能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城市正規部門就業創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將更多的非正規部門勞動力轉入正規部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從農村流向城市非正規部門勞動力數量越多，城市非正規部門勞動力規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率取決于工業產出增長率及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城市工業的快速增長將有利于提高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率，從而減少城市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規模。但是，這個效應有可能被城市工資增長所誘發的大量新增農村勞動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結果帶來了城市失業率的上升。

費爾茨（Fields，1974）認為，托達羅模型中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正規部門尋找工作的概率問題。由于非正規部門勞動力獲得正規部門就業機會的相對概率較低，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數只能滯留于非正規部門。他們之所以能夠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主要是在于他們預期能夠從得到的城市正規部門工作機會中獲得補償。在托達羅模型基礎上，費爾茨引入了搜尋工作機會的觀點，一方面強調了城市制度工資和相對就業概率對遷移過程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門大量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保證了勞動力市場實現均衡時的失業率低于托達羅模型得出的估計。非正式部門大量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的失業問題。

隨著勞動力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據托達羅理論，城市失業率上升將起到減緩人口繼續向城市遷移。如果依據費爾茨的觀點，城市勞動力市場似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城市的失業率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托普爾（Topel ，1986）利用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發現，1970～1980年，美國東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業率相對于全國水平上升了23%，同時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業率卻顯著下降。同期，人口遷移的空間流向恰好與此相反，人口凈流入地區為西部和西南部地區，東部、中部和北部均為人口凈流出地區。

中國的人口遷移不僅具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特征，而且還有經濟體制轉型的獨特之處。如前所述，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及其改革過程，為人口和勞動力自由流動和擇業提供了制度基礎，這也是研究其他國家人口遷移的理論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各項市場化改革措施必然對人口與勞動力遷移產生顯著影響。同時，城市就業環境變化也為我們觀察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條件。

首先，不僅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驅動人口的遷移，市場化水平在城鄉和地區間的差異也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決策，從而形成特定的遷移流向。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資本相對稀缺而勞動力相對豐富。因此，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為扭曲資金價格的方式，在資金密集型產業上投資過多，抑制了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的扭曲，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經濟改革以來，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資源配置逐漸轉向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較好地發揮了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帶來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對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Cai 等，2002）。由于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上在地區之間不平衡，這種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體現在沿海地區。2000年，92.1%進出口貿易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分別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資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分別為8.9%和4.6%.因此，勞動力遷移在東部地區更為活躍，遷移的流向也以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國家觀察到的那樣，較大的遷移距離增加了成本、弱化了社會關系和目的地的就業信息，減少了遷移者的收益預期，因此，遷移距離上升降低了遷移發生概率。工作的不穩定性和信息獲得的不確定性，不僅造成了遷移流向是一個從縣內流向縣外，從省內向省外的漸進過程，而且使得親友等社會網絡成為遷移者獲得非正規部門就業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認為，遷移存量對人口在地區之間遷移扮演著社會網絡的作用。先前的遷移可以為后來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幫助，減少遷移風險，從而對后期的遷移產生影響。蔡f ǎng＠①（Cai ，1999）研究發現，75.8%的省內遷移者、82.4%的跨省遷移者的就業信息獲得是通過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親戚、老鄉、朋友獲得的。因此，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通常受到距離所反映出的社會網絡強弱的限制，形成分階段遷移。

第三，盡管戶籍制度繼續阻隔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但市場化改革使得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融合，城市就業環境變化必然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帶來影響。隨著國有企業虧損和非國有部門擴大，越來越多的原國有企業職工開始和遷移者在非正式部門展開就業競爭。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勞動力“是走還是留”，取決于正式部門和非正式部門的就業狀況，而且其決策通常是暫時的，而不是長期的。這與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討論的情況（遷移者在非正式部門臨時就業、等待得到正式部門就業機會），以及Sethuraman（1981）觀察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大多數遷移者將他們在非正式部門就業視為永久性的）都有顯著差異。一個普遍觀察到的現象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發達地區流動，通常具有季節性特點，最多以年為單位在原住地和遷入地之間往返，呈現出“鐘擺式”的流動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樣，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在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外商投資較快的地區，市場力量日益顯現，遷移受到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