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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的成因范文第1篇

一、混淆實盤和虛盤引起的糾紛

案例一:

2009年1月20日南京A公司向國外B、C、D、E公司郵寄本公司的商品價目表,2月26日國外B來電稱接受南京A公司對于型號C15產品FOB上海15美元/件的價格,我公司考慮到該商品國際價格猛漲,立即回電稱價格FOB上海16元/件可以成交。國外B要求南京A公司以FOB上海16元/件交貨,否者要承擔賠償責任。請問合同是否成立,南京A公司應該賠償嗎?

案例分析:

實盤一經受盤人在有效期內無條件接受,則勿需再經發盤人的確認,即可構成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合同。“實盤”字樣并不是構成發盤的必要條件,如果性質上該發盤是個虛盤,即使標有“實盤”字樣,仍以虛盤看待。虛盤對發盤人無約束力,即使受盤人對虛盤表示接受,仍須經過發盤人的最后確定,才能成為一項對雙方當事人都有約束力的合同。如果在發盤中附有“以我方最后確認為準”、“以我方檢驗確認為準”、“根據我方提供的樣品”等保留條件,以及面向公眾發送的價目表、拍賣公告、招標公告、招股說明書、商業廣告等在法律上,一般視為要約。本案例中南京A公司郵寄的是商品價目表,不構成發盤,國外B公司接受不是有效接受,只是一項發盤,所以合同不成立,南京A公司不用承擔賠償責任。

二、發盤被還盤引起的糾紛

案例二:

我出口公司于5月10日向外商發盤某商品每公噸FOB Shanghai USD $ 200,有效期至5月17日復到。5月12日收到該外商發來電傳稱:“接受FOB Shanghai USD $180”,我未予答復。后外商要就我公司發貨,我方拒絕,認為合同不成立,引起糾紛。

案例三:

7月17日中國某出口公司A向荷蘭B公司電報發盤:“售農產品C514型號300噸即期裝船,不可撤銷即期信用證付款,每噸CIF鹿特丹U.S. $ 900,7月25日前電復有效。”B公司于7月22日復電如下:“你7月17日發盤,我接受,要求提地證、植物檢證明書、適合海洋運輸的良好包裝。”A公司接到B公司電報后未表態,7月26日B公司來電稱:信用證已開請及時辦理裝運,而A公司認為合同未成立,不同意裝運。為此,雙方就合同是否成立發生激烈的爭論。請闡述你的觀點及理由。

案例分析: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9條規定:

(1)對發盤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復,即為拒絕該項發盤并構成還盤。

(2)但是,對發盤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或不同條件的答復,如所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在實質上并不變更該項發盤的條件,除發盤人在不過分退延的期間內以口頭或書面通知反對其間的差異外,仍構成接受。如果發盤人不作出這種反對,合同的條件就以該項發盤的條件以及接受通知中所載的更改為準。

(3)有關貨物價格、付款、貨物的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另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仟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均視為在實質上變更發盤的條件。

以上兩則案例“接受”都不是無條件接受,且我方于又都未予答復,以至于外方認為合同己經成立并開立信用證,而我方則認為合同并未成立,最終引發爭議。所不同的只是對發盤變更的具體內容,一則變更的是發盤中價格,另一則變更的卻是能夠而且容易提供的附屬單據和不過分的包裝條件。

根據上述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的法律條件,案例二中,我方發盤,外商回電接受,但更改了發盤中的價格,屬實質性變更,該“接受”構成還盤。同時原發盤失效,除非原發盤人聲明同意成交,否者合同不成立。由于我方收到電報后未表態,故合同不成立。案例三中,我方發盤,對方電復“接受”,但更改了發盤中的能夠而且容易提供的附屬單據和不過分的包裝條件,屬非實質性變更。除發盤人在不過分遲延的時間內以口頭或書面通知反對其間的差異外,仍構成接受。但由于我方又未及時表示反對,故合同是成立。

三、接受不當引起的糾紛

(一)還盤后又接受引起的糾紛

案例四:

我出口公司于4月11日向外商發盤小麥每公噸CFR倫敦USD $ 300,有效期至4月18日復到。4月12日收到該外商發來電傳稱:“接受CFR倫敦USD $ 300USD $280”,我未予答復。4月15日,該商品價格劇漲。外商于4月16日又向我公司電傳表示“接受你方4月11日發盤信用證已開出”。我方拒絕交貨,認為合同不成立,引起糾紛。

案例分析:

根據《公約》規定,發盤一旦被還盤,則原發盤失效,若后原來受盤人再做出接受,相當于受盤人做出一項新的發盤,除非原發盤人聲明該接受有效,一班認為該接受無效。本案例中4月12日外方進行了還盤,我4月11日的發盤已經失效,外商于4月16日的接受實際上新的發盤,只不過條件和我4月11日的發盤相同,由于同時我方未予答復,所以合同不成立。

(二)逾期接受引起的糾紛

案例五:

2009年我出口公司甲公司向國外乙公司就某商品詢售,后收到乙公司發盤,發盤中規定有效期至6月20日。甲公司6月24日用電傳通知乙公司表示接受對方發盤,乙公司未予回復。后商品價格上漲,乙公司于7月10日來電要求甲公司在7月15日前發貨,否則,甲公司將承擔違約的法律責任。請問甲公司是否應按乙公司要求發貨說明理由。

案例六:

我A進出口公司于2009年8月5日向外商B發盤并限其11日復到有效。外商B于6日上午10時向當地郵局交發關于接受我方發盤的電報。但由于當地郵局工人罷工,該電報在傳遞途中延誤到12日才送達我方。我進出口公司認為對方答復逾期,未予置理。并將貨物以較高價格售予外商C。8月14日,外商B來電稱:信用證已經開出,要求我方盡早出運貨物。我方立即復電B,聲明接受到達過晚,雙方并不存在合同關系。隨后雙方發生爭執。請根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有關規定,合同是否成立?并說明理由。

案例分析:

對于逾期接受是否有效關鍵要看造成逾期原因是什么?根據《公約》規定,若逾期的原因時受盤人做出接受晚引起的,無效接受,相當于新的發盤除非原發盤人即使生命該接受有效;一項逾期接受,從它使用的信件或其他書面文件表明,在傳遞正常的情況下,本能及時送達發盤人,由于出現傳遞不正常的情況而造成了延誤,這種逾期接受仍可被認為是有效的,除非發盤人毫不延遲地用口頭或書面形式通知受盤人,認為他的發盤已經失效。否則該逾期接受就是有效接受,合同成立。

案例五中乙公司發盤的有效期為6月20日,而甲公司6月24日才做出接受,該接受是逾期接受,實際上相當于甲公司做了一項新的發盤,由于乙公司未予回復,所以合同不成立。

案例六中A公司于2009年8月5日的發盤限11日復到有效,外商B于6日向當地郵局交發關于接受我方發盤的電報。但由于當地郵局工人罷工,該電報在傳遞途中延誤到12日才送達我方。造成逾期接受是非收盤人的原因,同時我方公司對該逾期接受未予置理,所以合同成立。

(三)發盤被有效撤回后接受引起的糾紛

案例七:

我A司在2月17日上午用航空信件形式郵出一份發盤給美B司。發盤中規定B司在2月25日前答復有效。但A公司又于2月17日下午發出撤回發盤的通知(用電報)。該通知于2月18日上午到達B公司;而2月25日B司才收到那封發盤的航空信。由于B司考慮到該商品價格對其有利,所以立即做出接受,并用電報發出接受通知,我方未予答復。問:合同能否成立?

案例分析:

根據《公約》規定,發盤已經撤銷就無效了,我A司2月17日的發盤在被撤回,且撤回通知于先于發盤到達美B司(撤回通知2月18日上午到達B司,發盤2月25日B公司),所以該撤回是有效撤回,B的接受是無效的,只不過相當于一項新的發盤,條件和我A公司2月17日的發盤內容相同,然而由于我方未予答復,故合同不成立。

四、合同形式引起的糾紛

案例八:

2007年6月,我國浙江省某進出口公司的一位美國客戶口頭向該公司下了一筆訂單,未要求與對方當場簽下書面合同,只是請對方回國后再發一份傳真以便留檔。客戶回國后,并未發來傳真,我方業務員也未堅持催要,同時,我方根據客戶要求已開始備貨,當貨物將要備齊,我方請客戶確認匯款時,客戶告之,當時由于較為匆忙,未充分考慮,以至下了口頭定單,回國后,仔細加以核算,發現無法成交,加上我方請其以傳真確認,則認為不發傳真訂單不正式成立。我認為美國客戶的說法純粹是一種托詞,無任何法律依據,所以將堅持向客戶索賠。

案例分析:

目前,我國規范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關系的法律是新《合同法》)和《公約》。我國核準加入《公約》時,對第11條做出聲明加以保留,根據此項保留,中方當事人與營業地處于另一締約國當事人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采取書面形式。雖然新《合同法》實施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可以把口頭形式作為合同有效形式的一種選擇。但由于《公約》第97條(4)規定,“根據本公約規定做出聲明的任何國家可以隨時用書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該聲明。”到目前,我國政府尚未以書面形式宣布撤消《公約》核準書中對于合同形式做出的保留。由此認定,我國與公約締約國間貿易合同仍要采用書面形式。由此認定該案例合同是無效的。我國的許多貿易伙伴都是公約的締約國,如美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等,涉及的范圍不可謂不廣,這就需要我國當事人在與另一方當事人進行國際貨物的買賣時,注意區分對方營業地所在國是否為《公約》締約國,避免在某些情況下采用口頭形式合同導致出現損失。

總之,要想達成一項有效的合同并順利履行,受盤人在發盤有效期內將無變更內容的接受通知送達原發盤人才是最關鍵的。同時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不論接受的是否逾期、是否變更、是否有受盤人做出,只要原發盤人及時聲明認可,則該接受就有效,所以一項接受是否有效在很達程度上是有原發盤人決定的。所以為了避免將來出現糾紛,原發盤人在接到接受通知時應及時聲明是否認為該接受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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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的成因范文第2篇

【關 鍵 詞】競爭優勢/比較優勢/國家競爭優勢/國際貿易成因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19世紀初，李嘉圖在斯密的絕對優勢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論，成為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石。100多年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沒有跳出比較優勢的范疇。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的競爭優勢論異軍突起，尤其是1990年《國家競爭優勢》一書的出版，引發了理論界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關系的熱烈討論。

波特對競爭優勢的研究經歷了從企業和產業層次向國家層次、從參與國內競爭向參與國際競爭演進的過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競爭戰略》和1985年的《競爭優勢》在分析產業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競爭優勢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產業競爭》，波特開始將其理論架構延伸到國際競爭的背景當中。而成為里根政府產業競爭力委員會成員的經歷，使波特意識到國家環境對于企業競爭的成功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因此他開始探尋一個國家創造并保持其產業競爭優勢的因素，終于在1990年出版了《國家競爭優勢》。可見，產業競爭力始終是波特研究的核心。當研究重心提升到國家層面和國際競爭后，波特將衡量一國某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的最佳指標確定為該產業是否具有向眾多國家持續、大量出口的能力。這樣，在客觀上，競爭優勢理論對傳統的由比較優勢引發國際貿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戰：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究竟哪個是國際貿易的真正動因？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梳理代表國際貿易理論主流的比較優勢論與新興的競爭優勢論之間的關系，這對于明確國際貿易理論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國家競爭優勢》剛剛問世，國內對此理論還缺乏系統的了解，因此，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中的某些認識違背了波特競爭優勢論的本意，從而不能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對比作出正確的評判（注：如熊賢良雖然開創性地指出了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的一致性，但同時強調一國貨幣匯率的低估會導致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的分離，使該國在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能具有競爭優勢。而波特認為低估本幣雖會帶來一時的出口增長，但這不具有可持續性，并將損害該國長久的競爭優勢，因而并不認同這種由匯率因素引致的優勢（參見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對波特的競爭優勢論已經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對比中，都把比較優勢的概念僅僅停留在20世紀30年代的資源稟賦論的層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談到比較優勢時，將這一概念限定在資源稟賦論的層面，并認為在現代經濟中比較優勢概念應該讓位于競爭優勢概念（參見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頁，正文第11、14頁），國內學者的上述觀點可能是受此影響。），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雖然注意到了當代就比較優勢內生性和動態性的研究成果，但在與競爭優勢的對比時，仍主要將比較優勢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時代，強調比較優勢采用的是“靜態均衡分析方法”，沒有將當代比較優勢論的研究成果充分納入其對比分析中。）認為競爭優勢概念與比較優勢概念是互補的，且在當代，競爭優勢更為重要；洪銀興、謝娟認為必須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盛曉白甚至認為競爭優勢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較優勢的概念，將會取代比較優勢，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

俄林在1933年創立的資源稟賦論雖被譽為是比較優勢論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經過這半個世紀的發展，比較優勢論已經不再局限于資源稟賦的理念了。隨著里昂惕夫之謎的提出，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20年的大發展時期，再經過20世紀70～80年代的整合歸納，形成了被稱為國際貿易新理論的一系列貿易理論，使比較優勢論得到了極大的完善和發展。所以，理應將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過發展了的比較優勢論與這一時期誕生的競爭優勢論進行比較，才能準確地把握兩者的聯系和區別。

由于對國際貿易成因的闡釋是國際貿易理論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也是學術界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關系論爭的一大焦點，因此本文將就比較優勢論和競爭優勢論對這一問題的解釋進行比較。又由于比較優勢論基本代表了至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和主流，因此這一比較也將揭示競爭優勢論在國際貿易成因探索歷程中的貢獻及其地位。

二、比較優勢論對國際貿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較優勢論對國際貿易成因的探索歷程

1776年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論，認為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1817年大衛·李嘉圖發展了絕對優勢論，提出比較優勢論，認為只要兩國在生產成本上存在相對差異，即生產兩種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產生互利貿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勞動成本，即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在將其轉化為商品的貨幣成本后，便會發現不論是絕對優勢還是比較優勢都意味著具有貨幣成本絕對低廉的優勢。正如李嘉圖本人在闡述了比較成本模型后，緊接著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換得的黃金如果不比輸出國所費的黃金多，就不可能輸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國所能換得的黃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費的黃金多，便也不可能輸入英國”。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圖使用的都是完全競爭模型，因此生產的貨幣成本等于銷售價格。所以，對李嘉圖的以上表述可以歸納為，只有當一國生產某商品的貨幣成本（同時也是其國內銷售價格）絕對地低于另一國家國內同一商品的銷售價格（同時也是其國內生產成本）時，國際貿易才會產生。俄林將此概括為：“貿易的立即原因，永遠是按貨幣表示的商品能從區外比在區內生產更便宜地買進”。

1933年，俄林在繼承赫克歇爾的思想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資源稟賦論，指出各國在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稟賦方面存在的差異，是最終導致各國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的根源。這樣就將國際貿易的成因進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產要素的稟賦差異的客觀基礎之上。20世紀50年代以來產生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在比較優勢的范疇內進一步補充和發展了對國際貿易成因的解釋。被統稱為新要素理論的諸多理論分別引入了技術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與開發要素、信息要素、規模經濟和管理要素等等內生性的生產要素，豐富了對比較優勢來源的解釋。格雷和蘭卡斯特在產業內貿易理論中引入了商品異質性的概念。異質性為每種商品提供了有別于其他同類商品的特質，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對于同類商品的非價格形式的壟斷優勢。商品的異質性成為了繼商品價格的國際絕對差異之外的另一種引發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論擺脫了以往從供給角度闡釋國際貿易成因的束縛，開辟了從需求角度進行研究的新視角。國際貿易動態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動態比較成本說”指出，一國可以通過政府政策干預，開發要素資源，形成比較優勢。

強調內生性生產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異質性的概念、關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較優勢動態化的觀念，國際貿易新理論極大地補充和完善了比較優勢論對國際貿易成因的解釋，使當代的比較優勢理論遠遠超越了20世紀30年代資源稟賦論的理念。

（二）比較優勢范疇內的眾多理論尚待整合

為了便于和競爭優勢論的比較，筆者將比較優勢論解釋國際貿易成因的邏輯結構大致歸納如圖1所示。該圖僅僅是將比較優勢范疇內的眾多理論簡單拼接而成的，事實上還不存在一個能夠涵蓋整個邏輯結構、完整地描述國際貿易成因的理論。

比較優勢范疇內的每種理論都對國際貿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種獨到的看法。雖然各理論之間有著一定的互補性，但總體而言，匯聚于比較優勢范疇內的理論為數眾多，略顯紛繁、雜亂，具體表現為從形式上看，各理論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比如，作為比較優勢來源的各種因素之間會發生怎樣的相互影響？對于這類涉及數個理論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我們尚無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較優勢理論體系內對同一主題的論述又往往散見于諸多理論之中。比如，就生產要素在比較優勢形成中的作用這個主題，資源稟賦論和統稱為新要素理論的許多理論各就某一特定種類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靜態的闡述，產品生命周期論就產品生命周期中由于產品要素密集性的變化而引發的比較優勢的轉移作了論述，“動態比較成本說”提出了要素的動態開發可以扭轉比較成本的劣勢、創造比較優勢的觀點。因此，有必要對上述理論進行歸納，形成統一的要素理論。 轉貼于

三、競爭優勢論對比較優勢論的整合與完善

從客觀上看，在對國際貿易成因的解釋方面，競爭優勢論整合了比較優勢論的觀點，并有所補充和完善。

國際貿易的成因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信貸配給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重點分析了國際貿易信貸對我國貨幣政策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傳導作用。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國際貿易信貸資產是出口的格蘭杰因果成因，并且國際信貸資產和出口成正相關關系；國際貿易信貸負債和進口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并且也呈現出正相關關系。以上分析說明我國通過信貸配給來調節國際收支平衡。

關鍵詞：國際貿易信貸 貨幣政策 信貸配給 傳導效應

引言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是在貨幣供求理論的基礎上，探討貨幣供求失衡對就業、產量、收入及物價等實際經濟因素產生影響的方式、途徑或過程的學說。貨幣傳導的途徑主要分為貨幣途徑和信貸途徑，貨幣途徑包括利率途徑、資產價格途徑和匯率途徑；信貸途徑包括信貸供應可能性學說、信貸配給和資產負債表渠道。本文主要分析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信貸配給傳播渠道。

傳統貨幣政策理論認為，在完全信息和不存在交易費用的假設前提下，利率能使信貸市場達到均衡。但是信貸配給理論認為非價格機制對信貸市場的資金供求均衡有重要影響，也就是當信貸市場的需求大于供給的時候，采用配給制來分配貸款資源。早在1772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提到過信貸配給的相關思想，凱恩斯（1930）的《貨幣論》中也對信貸配給進行了相關論述，其后西方諸多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地探討。

信貸配給的貨幣傳導理論由伯南克與布林德發展，他們認為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銀行貸款與其他金融資產不完全可替代。特定借款人的融資需求只能通過銀行貸款滿足。因此，除了一般的利率傳導渠道之外，還存在銀行信貸變化影響投資和消費增加，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途徑。伯南克與布林德將貸款函數引入IS-LM模型，建立了含有利率和貨幣兩個渠道的CC-LM模型。此模型表明，即使有所謂“流動性陷阱”的存在，致使傳統的利率傳導渠道失效，信貸傳導渠道的存在，使得貨幣政策可以通過信貸供給的變化推動商品—信貸曲線（CC）變化，從而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隨著信貸配給理論的發展，其研究的成果也被用于商業銀行實物和國家的政策制定中。

國際貿易信貸是指因國際貿易而非國內貿易產生的貿易信貸關系。國際貿易信貸包括流量統計和存量統計兩種，國際貿易信貸流量統計是指一定時間段內國際貿易信貸的累積發生額；國際貿易信貸存量是指某一時點上尚未清償的國際貿易信貸額，即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數值。國際貿易信貸屬于資本與金融賬戶，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深，國際貿易不斷發展，國際貿易信貸項目日益成為一國對外債權與債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國際貿易信貸受到國家信貸政策的管制，只有國家審核通過的企業才能夠從銀行申請到國際貿易信貸，因此可以說國際貿易信貸是上述描述的信貸配給中的一部分。由于我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分析影響對外貿易的因素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國際貿易信貸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為切入點，來分析我國信貸配給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文獻綜述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個重要手段。近年來，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越來越多地注重對貨幣政策的運用，因為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中，貨幣政策影響著宏觀經濟的各個方面，通過貨幣政策的調節可以影響到消費、就業、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重要的宏觀經濟目標。因此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的分析非常必要，通過分析其傳導的過程可以更好地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以更加合理的制定貨幣政策服務。在金融市場還不完善的我國，信貸配給的現象非常普遍，很多學者對信貸配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將對國內外關于信貸配給和國際貿易信貸的已有研究進行介紹。

（一）國外相關文獻研究

Roosa（1951）提出了信用可獲性理論，強調信貸配給現象是由制度約束而導致的長期非均衡現象。非均衡信貸配給理論就此開始萌芽，并盛行于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學術界對信貸配給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入。以Hodgman（1960）、Jaffee&Modiglian（1969）為代表的眾多學者開始探索信貸配給的成因，逐步為信貸配給理論確立了微觀基礎。20世紀70年代以后，信貸配給理論漸入成熟。Jaffee，Russlle，Keeton，Stiglitz，Weiss，Williamson等人發展了凱恩斯非市場出清假說，將不完全信息和合約理論運用到信貸市場當中，形成了目前最流行的信貸配給理論。到20世紀90年代，信貸配給理論已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理論。之后，國內外學者只針對信貸配給理論的研究鳳毛麟角，將信貸理論與其他經濟理論相結合，解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現象，成為信貸配給理論的主要發展趨勢。

對于貿易信貸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中期，企業間日益盛行的延期付款、延期收款等現象引起了學者的關注。Gerald(1995)、Ferris(1981)、Milan(1992)和smith(1994)等學者也就貿易信貸的產生及其性質進行研究。對于貿易信貸產生的基礎有融資動機論、交易動機論、定價動機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等，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分析。由于國際貿易信貸不僅同進出口相關，而且可以作為國際游資進出的渠道，因而可能會給宏觀經濟帶來重要影響。

國際貿易的成因范文第4篇

中國出口貿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與“內需”、“投資”成為保增長的三輛馬車，它對于中國gdp的貢獻可謂是功不可沒。這樣一個“主發動機”，伴隨著貿易量的增加，我國的貿易摩擦也表現得越來越激烈，這其中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問題尤為突出。對于中美貿易摩擦的成因作一個準確而全面的分析就非常地有必要和有價值，而對道德新因素的分析更是勢在必行。

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的案例，然后透過數據分析摩擦的成因。他們從理性角度闡述成因，一些學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是貿易中的正常現象，所謂“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腳”，隨著貿易額的增加，摩擦是肯定會出現的而且越來越多（李春頂，2006）。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美貿易摩擦歸根結底是中美貿易順差造成的，每年2000多億美元的順差，美國政府不可能不采取措施，并且這個是目前的主流觀點。還有一些觀點，比如中國出口經營以價格競爭為主，技術標準與國際要求差距大，而且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健全都使貿易摩擦不可避免（韓立明、于靜，2006）。同時還有一些研究指出經濟結構失衡和不對稱是摩擦的主要原因（雷達、于春海，2004）。

本文在他們經濟理性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貿易影響因素道德層面，并從政治道德、國民道德以及企業道德三個不同的角度試圖為中美貿易摩擦提供一個有力而合理的解釋，以揭示其中真正的原因。

二、貿易理論解釋的局限

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時代，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各國之間的交流日漸加強，尤其是國際間的貿易，在無聲無息中改變著世界經濟的格局。把可口可樂運送到世界的各地，使普通百姓可以很方便的享受到他國的最新產品。早在幾百年前，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家就一直在研究國際貿易。國際貿易作為一門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學科，解釋國際貿易的理論也很多。下面我們從目前的國際貿易理論中，看是否能找到解釋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

最初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可以給參與各方帶來諸多利益。從靜態角度查看，開展貿易后，貿易雙方可以在資源總量不增加、生產技術條件沒有改進的情況下，通過貿易分工而實現福利的總體增長；從動態角度看，開展國際貿易會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間接地積極影響。亞當•斯密等初期的經濟學家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站在利益的角度，認為兩個國家通過交換實現自己的利益，這是互惠的行為。即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是互惠的。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是以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為基礎的，在他的基礎上，加入了比較成本的概念。比較成本理論論證了國際貿易的互利性原理，即這樣的分工貿易可以提高兩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產品產量。換句話說，中美貿易以互利為基礎，實現了兩國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是宏觀經濟的期待結果。上述兩個理論是國際貿易分工的經典理論，從上述理論得出的結論是：中美貿易是互利的、互惠的。那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是互惠的，何來每年都在增加的貿易摩擦案例。莫非我國和美國不是按照國際分工理論進行的國際貿易？但我國東南沿海的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告訴你：我國完全是按照國際分工理論參與國際貿易的。

新古典貿易理論也就是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它強調要素稟賦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勞動力要素極其豐富的大國，應該出口勞動力密集的產品；而美國是一個技術和資本要素豐富的發達國家，應該出口技術要素密集的產品；中美貿易的結構正好符合這一要求（于鐵流、李炳祥，2004），所以雙方應該有著大量的貿易往來，事實也是如此。然而近年美國使用“反傾銷”等手段阻礙中國進口，這是不符合要素稟賦理論的一種行為。新古典貿易理論在某些方面也不能解釋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

再來分析一下國內學者的一些觀點。有人認為中美摩擦是中美巨大的貿易順差引起的，但我們深知：中美貿易順差，“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我國用4億件襯衣才能換來美國的一架波音737。如果整天把“順差”兩字驕傲化，而不去深刻分析數據背后隱藏的問題，那我們的順差只能是紙上談兵。順差引致摩擦不能完全否定，但用它來完全解釋中美貿易摩擦那就不完整了。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全、經濟結構失衡導致了摩擦，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隨著時間推移，會一步一步完善，但中美貿易摩擦為什么卻在逐年增加。按照這些學者的理論，只要中國經濟結構合理，中美貿易摩擦旋即消失。相比于10年前，現在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應該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理論上中美貿易摩擦的案例應該比10年前減少。但我們得到的數據卻是中美貿易摩擦的案例在以正比例增加。如果單把摩擦歸因于我國的體制，有點牽強了。

通過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和我國學者的觀點，我們對中美貿易摩擦沒能找到合理的解釋，單從國際貿易理論經濟分析角度考慮中美貿易摩擦問題，很難找到突破點。找一些中美貿易的數據和摩擦案例，列個圖表，就說中美摩擦起因于結構等原因，未免有點太過單一了。

三、道德因素對中美摩擦的解釋

既然國際貿易理論在經濟方面不能合理的解釋中美貿易摩擦問題，那不妨從感性的角度，即拋開經濟數據，單從兩國道德博弈考慮兩國的貿易摩擦。

（一）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即中美兩國政府的道德影響，更準確的說：中美兩國在貿易中的政治博弈，政府道德大小的比較。作為兩個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響力的大國，中國經濟的崛起正越來越威脅到了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美國政治家不可能對這種貿易形勢的變化無動于衷，超級大國的國民也注意到這種慢慢改變的趨勢。美國政府的政治道德在此時就起作用了，為了滿足國內國民的政治需求，也為了獲得更多的選票支持。通過對中國采取貿易壁壘，黨派獲得民眾支持。從道德角度講，這顯然違背了道德，違背了兩方的貿易互惠的原則，政治道德手段的目的最終打破了互惠的原理。

美國政府在政治道德中處于優勢，他們有著雄厚的資本，民眾有著好的福利待遇，即使暫時的實施傾銷、壁壘政策，雖然會使資源配置暫時性的紊亂，但美國基礎遠強于中國。美國政治家更看重傾銷政策的次級效應，即全民歡呼，把選票投向政府，這也許才是政治道德所想要的，用經濟損失換來政治。對于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我國與其進行國際貿易，發生貿易摩擦是必然的，而且隨著我國經濟一步一步的逼近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較大地位時，這種摩擦會越來越頻繁。美國國內是不允許有另一個超級大國再次誕生的。

而我國在政治道德中處于劣勢，我們不可能和美國一樣，對美國產品進行更加嚴格的貿易傾銷政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道路中，外資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引進美國產品、人才、技術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對美國貿易進行壁壘，相對于貿易損失，我國政府所得到的政治道德效果完全小于這種損失。對于基礎相對薄弱、需要快速發展的我國，政治道德實在不可行。

（二）國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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