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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養結合的看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 中醫學； 脾胃病； 學術總結； 梁乃津

1 主張經典醫籍和后世各家學說并重

梁乃津教授一生潛心研究中醫基礎理論，他認為，中醫經典性著作是學習和研究中醫必不可少的，是中醫學發展史上的幾座光彩奪目的豐碑，也是奠定中醫理法方藥的代表性著作。他自入醫門始，便潛心研讀《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和《傷寒雜病論》等經典醫籍，并在學習中頗有心得，融會貫通，熟諳陰陽五行學說，重視中醫學的整體觀、辨證觀，并一直用于指導臨床。他根據五臟相關從肝論治脾胃病，根據邪正關系采用標本兼顧治療疾病等，往往得心應手，屢用屢效。同時，梁老尊古并不泥古，曾說過：“醫經確是既有精華，也有糟粕，更有不盡之處。這就需要后世之修正、補充、完善和豐富。”他認為，宋金時期之后，百家爭鳴，名家輩出。新學論肇端了北宋龐安時之寒毒學說；金元四大家如劉完素的火熱論、張元素的臟腑病機論、李杲的脾胃氣之源論、朱震亨的陰常不足論，還有清代溫病四大家葉桂、薛雪、吳瑭和王孟英等新學說如雨后春筍般的不斷涌現，使整個中醫學術診療體系得到突破和飛躍。梁乃津還十分推崇民國和建國以來如張錫純、孔伯華、施今墨等吸取新知的中西醫結合杰出者，并對以上醫家的學說潛心研究，集各家之長，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體系。

2 提倡中醫藥為主，并重視中西醫結合

梁乃津教授中醫基本功扎實，熟諳四人經典和后世各家學說，同時注意學習和運用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醫學的先進理論和手段，一貫主張中醫為主、中西醫結合。他非常推崇近代名醫張錫純所著的《醫學衷中參西錄》。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發表過數篇有關中西醫結合的論文，倡導中西醫理論應互相驗證，互為彌補，取長補短。盡快利用現代科學手段以發展中醫，提高中醫，完善中醫。梁老在臨床中除了以中醫傳統理論為指導，采用中醫的四診手段對疾病進行辨證施治以外，還往往結合西醫診斷，并根據疾病的基本病理和中藥傳統藥性與現代藥理學而遣方用藥。例如，在治療慢性胃炎之胃脘痛時，除了辨證施治外，還根據胃鏡及病理檢查是否伴胃黏膜的潰瘍、出血點、息肉、異型增生和腸腺化生等，選用具有改善胃黏膜血液循環、消除炎癥細胞浸潤、防止組織異常增生的活血祛瘀藥，如三七、血竭、莪術等；根據是否有幽門螺桿菌(HP)感染，選用具有清除HP作用的清熱解毒藥，如蒲公英、黃芩、人工牛黃等。他認為，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臨床新思維，并不違背中醫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精神，而是克服了傳統中醫對疾病微觀認識不足和辨證思維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也彌補了西醫對疾病過程中機體整體反映及動態變化重視不夠的弊端。他融會中西醫之長于一爐，從而大大提高了臨床診療水平。梁老一直認為，中醫與現代醫學結合更能顯示出優勢，主張中西醫雙方應該圍繞著認識疾病、提高療效這一共同目標，從實踐中檢驗各自的理論與方法的長短，為創造新理論、新療法而奠基。

梁乃津教授不但在臨床中積極研究中西醫結合模式，而且對中西醫結合的教育工作也十分關注。他曾多次撰文探討中西醫結合教育的思路和方法，認為自開辦中醫學院以來，中醫入學均統一考試，中西醫的培養條件比較接近，新一代的中醫學者在中醫的醫療和教學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這種形勢下，不但要組織西醫學習中醫，也應該根據條件，組織中醫學習西醫，從另一角度培養中西醫結合的骨干力量。不要顧慮中醫學了西醫就會丟掉中醫。中醫學習西醫應著重在基礎理論及其實驗手段方面，盡量學得透徹一些。他始終認為西醫學習中醫和中醫學習西醫，是造就中西醫結合骨干隊伍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這兩種中西醫結合工作者由于成長過程的不同，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以及邏輯思維的方法就會有具體的差異，在科學工作中，有種種不同傾向是大好事。總之，在中西醫結合的過程中要重視中醫理論。兩種醫學的結合不是以一方強加于另一方，或者以一方否定另一方，主張，尤其要重視存異。中醫學若失去自己的理論特色連生存都成問題，更談不上中西醫結合了。這些觀點的提出對于現時正在進行的中醫藥現代化工作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3 強調病人為本、療效為先，主張多種治

療方法的結合

梁乃津教授一貫奉行病人為本、療效為先的行醫宗旨。他認為業醫之目的，根本在于以高效快捷的手段為患者解除痛苦、挽救生命。因此，治療宜多方法、多途徑，不必拘泥于中醫與西醫界限。他極力主張治療方法要“三個結合”：(1)中藥與西藥結合，即在以中醫藥為主體的基礎上，對危、重、急之癥，有必要地結合使用應有的西醫藥，以取西醫藥之長補中醫藥之短。如對胃脘痛并發嘔血和黑便者，結合使用西藥以止血和抑酸；對胸痹之真心痛者，結合使用西藥以擴張冠狀動脈和鎮靜止痛。(2)整體治療與局部治療相結合，即可通過內服或注射法給藥，對某些病癥還可結合局部用藥法，如外敷法、灌腸法等。(3)藥物療法與非藥物療法結合，即在使用各種藥物的基礎上，結合使用如針灸、按摩、物理療法、體育療法、飲食療法、心理咨詢以及現代科學介入療法等。梁老的“三個結合”臨床思維的本質是以病人為根本，以療效為中心，形成了對疾病較為合理的診療體系，對當代中醫院的臨床工作仍具有借鑒意義。

梁乃津教授對中藥劑型的使用頗有體會。除了湯劑之外，還結合使用丸、散、片、膠囊、浸酒等劑型。他所擅長治療的脾胃病多為慢性病變，反復發作，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治。使用中成藥不但簡便易服，適合家庭備用，而且量少效高，節約藥源。因此，梁老針對各種疾病的主要病機，根據其積累的經驗研制了各種劑型的新藥，如胃乃安膠囊、金佛止痛丸、胃愛片、梁氏抗風濕沖劑與酒劑等，方便了患者使用。同時為了克服固定的藥方不能隨癥加減、有局限性的缺點，梁老采用湯劑與成藥合用，長短互補，其研制系列中成藥過程中所進行的一系列工作對劑型改革意義深遠。其中胃乃安膠囊和金佛止痛丸兩項科研成果獲得1985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進步獎，并由廣州中藥一廠生產為中成藥，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4 擅長治療脾胃病，亦專于治療疑難病

4.1 治脾胃病 梁乃津教授尤擅長治療脾胃病，認為慢性胃炎的主要病機是脾胃虛弱，氣滯血瘀，熱瘀濕困。辨證論治主張從肝脾胃入手，遣方用藥往往通補并用，標本兼顧。他認為，“調肝理氣是遣方的通用之法，活血化瘀是遣方的要著之法，清熱祛濕是遣方的變通之法，健脾和胃是遣方的固本之法，其他治法是遣方的輔助之法”［10］。運用該理論指導治療疑難脾胃病患者，屢獲奇效。鎮痛丸、金佛元芍湯均為梁老治療慢性胃炎之驗方，被后輩用于臨床，每奏良效［9，27］。萎縮性胃炎是胃癌癌前病變之一，梁老臨證強調本病“疼痛多為虛實挾雜，治當通補兼施；痞滿多屬寒熱錯雜，治宜溫清并用”［20］。

梁老治療胃脘痛強調“辨證為主，證病結合；其痛在胃，其系肝脾；調治肝臟，以安胃腑：胃脘痛證，虛多于實，實在寒、熱、氣滯，虛在脾胃虛弱，胃陰不足”［8］。如1989年，患者周某因胃脘痛屢治不效，體重持續減輕，胃鏡診斷為“萎縮性胃炎伴腸上皮化生”，輾轉求治梁老門下，處方如下：黃芪、黨參、白花蛇舌草、白芍、谷芽、麥芽各30g，郁金、佛手、延胡索、川厚樸、烏梅各15g，半枝蓮20g，三七末(沖)3g。水煎服，連服4周，胃脘脹痛明顯減輕，胃納增進，舌苔薄白，脈細弱。繼用健脾養胃、疏肝理氣、活血化瘀為法。處方：黃芪、黨參、白芍各30g，沙參、麥冬、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三七末(沖)3g。并隨癥加減，配服“胃乃安膠囊”，連服4年半，病人癥狀消失，體重增加，胃鏡復查及病理活檢結果示“慢性淺表性胃炎”。繼續服用胃乃安膠囊以鞏固療效。本病例病機屬本虛標實，以脾胃氣虛為本虛，氣滯血瘀、濕郁化熱為標實，故治療著重清熱祛濕，兼以健脾益氣，待濕熱已去則滋補通三法并舉，守法守方。

梁乃津教授治療消化性潰瘍經驗豐富，擅用清熱制酸擴膜止血法，以大黃、海螵蛸、白及、珍珠層粉等為基礎方，結合辨證配伍，強調“配瀉火降泄藥，治熱傷胃絡出血；伍活血祛瘀藥，治胃絡血瘀出血；佐補氣養血藥，治氣隨血脫出血”［21］。而對于老年胃潰瘍的治療，梁老強調其“本為脾胃虛弱，標系氣滯血瘀，治以健脾養胃，行氣活血清毒”［17］。1990年，患者曹某因飲食不當患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并幽門梗阻，反復胃脘疼痛并出現惡心嘔吐癥狀，各大醫院中西醫治療均不效，請梁老會診。處方：黃連、橘紅各10g，竹茹、法半夏、枳殼、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蒲公英、白芍、海螵蛸各30g。囑其稀粥飲食，服3劑后胃脹痛欲嘔吐緩解。再服原方7劑，病人胃部癥狀消失，但見口淡，舌淡紅，苔少津。辨證為氣陰不足，氣滯血瘀，改用太子參、黨參、白芍、海螵蛸各30g，沙參、麥冬、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三七末(沖)3g，珍珠層粉(沖)1支為基礎方，并隨癥加減，再服藥1個月，胃鏡復查顯示為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愈合期。本病例標實為急，本虛為緩，故先行清、通、降三法治標，待標實有減則標本兼顧，通補并用，通而勿傷，補而勿滯。

對于單純性便秘的治療，梁老根據大腸性喜潤澤，傳導糟粕以通降為順的特點，認為中醫藥治療本病應以油腸，行氣降氣為主。常選用火麻仁、郁李仁、柏子仁及枳殼(或枳實)、厚樸、木香(或沉香)等，結合辨氣血陰陽虛實加減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24］。

4.2 其他消化系統疾病 梁乃津教授擅用清熱通腑法治療膽石癥并發癥，認為膽為奇恒之府，內藏清精之液，以通降下行為順。肝與膽相表里，肝主疏泄，參與膽汁分泌與排泄。倘若情志所傷，外邪所犯，則肝膽失于疏泄；或飲食不節，脾傷濕生，妨礙肝膽疏泄；肝膽氣機失暢，泌泄膽汁阻滯，氣血膽汁結聚不散，積于肝膽發為膽石［14］。

梁乃津教授認為，肝硬化多為感受濕熱蠱疫之毒，或長期嗜酒及肥膩，以致脾失健運，肝失疏泄，濕生氣滯，血運不暢，肝脾脈絡血瘀而發病。辨證著重于調肝健脾，行氣活血，清熱祛濕。梁老辨治本病失代償期所出現的腹水、上消化道出血及肝性腦病昏迷等頗具特色：消腹水，利水消脹為主，兼行氣活血補虛；治出血，收澀止血為先，或瀉火養陰益氣；醒肝昏，芳香宣竅宜早，并清熱化痰辟穢［12］。

4.3 雜病 梁乃津教授運用中醫藥治療雜病亦每每奏效。認為雜病的治療要辨證準確，初病在經可行氣活血，久病入絡脈必化痰祛瘀通絡，在治療上配蟲類藥通竄搜絡祛瘀，攻補兼施。其弟子［26］“總結了梁乃津教授臨床使用蟲類藥的經驗，如治療頑痛證(血管性頭痛、類風濕性關節炎、腰椎骨質增生、慢性咽炎急性發作等)。梁乃津教授告誡后輩，若濫用誤用蟲類藥，則有可能出現各種毒、副反應以及過敏反應，所以，不宜用量過大過久；對體弱老幼、過敏體質者慎用；若發生不良反應立即停用，并要積極處理［13］。對于前列腺肥大，梁老認為乃肺脾腎虛，濕熱瘀阻所致，治療強調益氣化瘀、虛實并治，內外結合、食療同治［16］；慢性阻塞性肺病本屬肺、脾、腎虛，標乃風痰瘀阻，治標以風痰為先，固本以補腎為要［25］；老年病病機特點是臟腑虛損、陰陽失調、氣血虧虛及痰瘀阻滯，具有本虛為主，兼夾標實，正虛易致邪犯，邪犯加重正虛的內在聯系，主張治療應補虛為主導，祛實慎攻伐，緩急辨分明，標本同施治［12］。

梁乃津教授治病善于將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緊密結合，遣方用藥往往通補并用，標本兼顧。治療手段多樣，根據病情需要采用外敷、灌腸、針灸、理療等局部給藥方式，必要時運用西藥。梁老不但診治脾胃疾病療效卓著，對腸道疾病、老年病、痛證等多種疑難雜癥均有獨特的經驗，值得中醫后學者繼承與發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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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黃穗平．梁乃津治療賁門失遲緩癥的經驗［J］．新中醫，1996(2)： 12．

［16］羅振華．梁乃津教授治療前列腺增生癥的經驗［J］．新中醫，1996， 28(2)：10.

［17］黃穗平．梁乃津教授辨治老年胃潰瘍的經驗［J］．新中醫，1996(3)： 10.

［18］黃穗平．梁乃津辨治肝硬化失代償期經驗［J］．新中醫，1996(4)： 10．

［19］黃穗平．梁乃津教授從肝論治腸易激綜合征的經驗［J］．新中醫，1996(5)：9.

［20］黃穗平．梁乃津辨治萎縮性胃炎經驗［J］．新中醫，1996(6)： 13．

［21］黃穗平．梁乃津教授治療潰瘍病并出血經驗［J］．新中醫，1996(8)： 7．

［22］黃穗平． 梁乃津教授驗方醫案4則［J］．新中醫，1996(8)： 8．

［23］黃穗平． 染乃津教授健中調肝方治療非潰瘍性消化不良的臨床觀察［J］．新中醫，1996 (9)：8.

［24］黃穗平．梁乃津教授治療單純性便秘的經驗［J］．新中醫，1996(10)： 11．

［25］羅振華．梁乃津教授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經驗［J］．新中醫，1996(11)： 7．

醫養結合的看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先秦時期 養生思想 分類 內涵

1.前言

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養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一直以來都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而先秦時期由于百家爭鳴，相對自由的學術氛圍為各種思想理論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養生思想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比較完善的發展。養生思想不斷發展和沉淀，它對我國傳統思想文化各個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對這一時期的養生思想做研究和總結，對于現階段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都有著現實的意義。

“養生”一詞最早出現于《莊子?內篇》中。所謂養，就是保養、培養的意思；所謂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長的意思。養生，就是根據生命發展規律，采取一定的方法，以達到提高生命質量的目的。養生是基于古代先人對天人關系和對自身的認識之上，通過自我修習鍛煉，達到心靈凈化，氣血通和，最終追求人與自然的相互和諧。養生最基本的作用是防病治病，強身健體，通過運用一些養生法的鍛煉，以達到人體生理和心理的平衡。此外通過調身、調息、調心之法還可以起到開發智力，激發潛能的功效。

先秦時期由于百家爭鳴的影響，各種思想相當自由。養生在這一時期也比較豐富，不僅有儒家的養生，還有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的養生，同時還有中醫的養生，這些都為之后養生思想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下我對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儒家、道家、中醫的養生思想分別進行論述和總結，希望能夠體現出各種養生思想的實質和內涵。

2.儒家的養生觀

儒家的養生觀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其特點就是以人與社會為核心，以禮制心，注重內心修養和社會實踐。儒家養生的方法最早是由孔子總結和歸納出來的。孔子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這一時期醫學極不發達，生產力相對落后，就是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孔子仍然活到了73歲，可謂長壽。孔子提出養生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即是根據人的年齡不同、生理特點不同而提出的具體養生方法。此外，孔子還提出了“仁者壽”的養生理論，如他在《中庸》中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壽”，意思是只有具備高尚道德修養的人，才可獲得高壽。孔子還對飲食提出了相關的問題：“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論語?鄉黨》）從而明確指出了食物要精細，烹調要得當，進餐要定時，變色、變味、腐敗變質的食品都不宜食。這些飲食衛生要求，是減少疾病、增進健康的重要一環。

孔子的這些養生觀念和思想集中體現了追求人與自然相互和諧共存的目的。人不能違反自然的規律去進行發展，人的生活起居、飲食等都必須按照這樣的規律去進行，而且只有追求高尚的品德這一途徑才能獲得長壽。所以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遵循自然界的發展變化規律，人才能達到最終目的的養生。孔子的這些養生思想是將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聯系起來，并不是單純地追求個體的長壽，體現了一種積極的、擴張的、經世的態度，這些思想都完全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實質。

3.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養生觀

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莊子，道家的養生觀從老子和莊子的一些思想中就能看出端倪。老子認為人是天地間萬物之一，而萬物源于“道”，所以道就是宇宙天地萬物的本原。《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都表明道是天地萬物生成發展所應遵循的終極運行原則，一切都應順應自然的規律。這些思想體現在養生方面，就可以認為人應該遵守自然的規律即順應天道。此外老子還提出了“貴生”的思想，將人的生命放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表達了一種對生命的熱愛之情。莊子和老子的思想一脈相承，他對養生的看法更為具體，他認為養生首先要養形，其次要養神，養神的最佳方法就是“棄世”。就是忘記世事的是非價值，順其自然。這樣做形神才會“無累”，才能達到得“道”的境界。老子和莊子談養生，實際上是在從另外一個角度闡述“道”，以及順其自然的道理。

此外，老子和莊子的思想中還有以“靜”來養生的觀點。《道德篇》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傷，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莊子?在宥》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當守形，形乃長生。”等等，這些都是典型的以靜養生的思想。這種思想認為“動”是勞神費體，過多地運動導致過多地消耗，當人體的精、氣、能量耗盡了，就自然導致生命的終結。所以引出了“龜雖壽”的現象，認為在動物界中龜的運動量最小，自身的新陳代謝也接近于零。正是這種狀態使龜節約了大量的生命能源，所以生命也可一直延續。這些思想都認為靜是動的根本，靜也是動的最終歸宿。

先秦時期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養生思想注重的是人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推崇坐忘與內視等以靜為主的方式來進行修煉，從而達到養生的目的。

4.中醫養生觀

自古以來，治病就是一種養生的方法。中醫學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

它吸收了當時廣泛流行的陰陽、五行、中和等觀念，并結合實踐確立了以醫養生、養生為醫的觀點。

首先，中醫養生認為人生活在自然之中，順應天時和季節氣候變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黃帝內經?素問》曰：“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疾不起，是為得道。”在自然界中“四時”就是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人與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自然界的變化會影響到人體的各個方面，人體必須適應這種變化來維持生命活動，即順應天時。而違背了這種規律則會災難重生，人就會生病。所以中醫養生中首要的思想就是要順應天時。

其次，中醫認為脾胃為后天之本，飲食不節，傷及脾胃，就使人多病早衰。《黃帝內經》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這說明飲食應該全面，不能偏食，營養也要全面，應該把不同的食物搭配起來食用。另外飲食還要注意五味的調和與飲食有度，不可暴飲暴食。這些都是中醫對于飲食方面的要求。

最后，中醫在養生方面還提出應該動靜結合的觀點。人是有機的整體，經常運動會使人精力充沛，身體健壯。《黃帝內經?素問》說：“久視勞血，久臥傷氣，久坐傷內，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五勞所傷。”這都說明養生更應該注意動靜結合，要動靜兼修，動靜適宜。人在運動時應該順應自然，動于外而靜于內，動主練而靜主養神。“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也正是這一觀點的體現。

5.結語

儒家、道家及中醫養生的思想在先秦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傳統的養生思想和理論也是與這一時期的輝煌發展分不開的。雖然它們之間在養生方面的認識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但總體上都體現了人應該順應自然界的規律，不能破壞和違背規律行事，并且反映了“天人合一”思想，追求一種人與自然相互和諧發展的理想境界。所以說先秦時期養生思想的發展為之后養生思想和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明確了發展方向。我們在研究、總結這一歷史時期的養生思想之后，更應該明確現階段我們要不斷地發揚和繼承民族傳統文化，不斷地與先進的理念和文化進行融合和促進，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做出努力。

參考文獻：

［1］李土生.中國傳統文化散論［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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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冬.論先秦時期養生理論的科學內涵及對后世的影響［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1，6.

醫養結合的看法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R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7210（2007）02（b）-013-4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術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頗多，但也有一些問題至今仍未能達成共識。本文就近20年有關辨證論治的熱點問題作一綜述，以期能為該類課題的研究者提供參考。

1 證的概念與本質

1.1 證的概念

對于證的概念，眾說不一，主要觀點大致有四類：一是證據，認為“證”是證據、證驗，此定義是從字的本源出發[1]；二是證候或證候群，如韋黎認為近年來某些所謂標準化和規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內容是不折不扣的證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綜合概括。2004年結題的科技部基礎性工作項目“中醫藥基本名詞規范化研究”課題組給出的證的概念為：證是對疾病中一定階段的病位、病性、病勢及機體抗病能力的強弱等本質的概括[3]；四是機體在疾病中的定型反應形式[4]。

1.2 證與證候

證與證候等同說。證與證候的含義由于歷史的淵源和詞義的變遷，至今學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二者是同一個概念，如《醫學百科全書?中醫學》即認為：“證，是證候的簡稱，其含義是證據或征象”[5]。證包括證候說。徐木林等通過對《傷寒雜病論》原文的剖析，認為“證”是由證候與病機組成的統一體，即證候是證之外候，是病機的證據，病機是證的內在本質，是證候的根源，證候與病機組成“證”[6]。

證與證候平行說。持此觀點的學者多認為二者是本質與外在表現的關系。劉進等認為：從現實來看，證是機體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證候是機體在疾病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出現的各種癥狀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張志斌提出證候是一個非線性的“內實外虛”、“動態時空”和“多維界面”的復雜巨系統，包括“證”與“候”兩個方面。證，是指對疾病所處的一定階段的病機概括，或非疾病機體的一定階段的機體狀態的概括；候，是指這種病機或狀態的可被觀察到的外在表現[8]。這里，證與證候仍是本質與外在表現的關系，只是證又拓展了非疾病機體的一定階段的機體狀態的概括含義。朱文鋒等亦撰文建議從概念上這樣區分：“證”為病變的本質，“證候”為證所表現的現象[9]。

1.3 證的本質

有關證的本質，有些學者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鋒認為中醫“證”的概念是哲理、醫理與臨床實踐的結合，它源于臨床，具有客觀實在性，但又是一種抽象了的理念，用現代方法難以實證。中醫學對于“證”的研究，要揚長避短，采取以“虛”統“實”的思路[10]。門九章、韓向東提出為揭示“證”的本質，應明確中醫“證”與西醫“病”的關系；為揭示“證”作為有規律的病理表現這一本質，凡屬同“證”，不論何種“病”，皆進行盡可能多的指標檢查；尋找微觀指標與客觀表現的共變關系臨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進入實驗研究階段[11]。陳小野提出證候實質研究中的弱特異性，姚魁武、王階針對這種弱特異性，提出應從規范中醫理論概念、繼承發掘古代文獻精華與當代專家的系統調研相結合、進行大樣本的臨床研究、應用現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醫證候的實質[12]。

王旭東提出證的本質是疾病的現時狀態或機體功能的現時狀態[13]；危北海也認為“證是機體對病因的整體反應狀態、抗病調控反應狀態”[14]；祝世訥認為“證”在本質上是功能性病變，“病”在本質上是器質性病變[15]。孫屏蹇等認為中醫學反映邪氣的損傷表現就是“病”，證機是人體對外來刺激的反映機制和自我調節機制[16]。

宋紅普試圖從體質與證的關系中挖掘證的本質。他提出體質和證密切相關，體質因素決定著疾病的發生與證型，決定著證的轉歸和疾病的預后，體質和證共同反映著人的生理病理狀態[17]。匡調元也認為體質往往決定著他的生理反應的特異性及其對某種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產生的病變類型的傾向性[18]。王琦則認為：體質與證既有著本質的差別，又有著密切的聯系。證的背后或多或少體現著個性的體質特點，但在一定情況下，某些證候與體質狀態并不一致。當某些疾病超越體質制約的過程時，則又反過來影響體質的改變[19]。

2 辨病與辨證

2.1 二者關系

多數學者認為一般情況下病與證是相隨的，二者應結合起來運用。如徐永昌等撰文從歷史的角度認為辨病辨證論治一直是中醫的精髓[20]。楊維益等提出有關辨證論治的六個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認為在“上面提出的六個問題未能滿意解答之前，我們應當辨證論治與辨病論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談到辨證與辨病時也認為二者有相互補充的關系[22]。劉保延、張志斌從古典醫籍有關外感病辨證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種辨證方法都是以一類疾病為基礎，每一種辨證方法所辨之“證”必須與作為基礎的“病”相結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醫的“病”還是中醫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個階段“無證可辨”，如某些惡性腫瘤、高血壓、冠心病等，早期診斷只能是西醫的診斷儀器和化驗及病理檢查等，中醫治療的根據只能是對同種疾病積累起來的治療經驗和中醫現代的研究成果，可見這里所說的辨病主要指辨西醫的“病”[25]。余瀛鰲數十年來從事臨床診療和文獻研究，一直認為辨證論治和辨病論治的結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終著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臨床運用。對于“病”，他認為不只是中醫病名，應該說，西醫病名已經占有了相當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則強調中醫的辨病不能單純理解成辨西醫的病。中醫的病名內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義，如中風病。對現代醫學病名的認識，也必須以臨床表現和病機為依據，切忌“對號入座”。如西醫的“糖尿病”不等于中醫的“消渴”，而中醫的消渴，也絕不僅含糖尿病。那種認為中醫只有辨證，而辨病僅是指西醫病名診斷是不夠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強調辨中醫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總結一生治療經驗指出：“我們體會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認證候，還進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醫病名和西醫病名），論治注意古今專方專藥的結合運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時，也只是在此情況下，因人因時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療價值”[26]。這里，岳老明確提出辨病名同時包括中醫病名和西醫病名。

2.3 如何結合

周仲瑛是辨證的同時根據“病”的不同選擇不同的藥物。如中醫辨證同屬陰虛火旺證，如見于肺癆，用秦艽鱉甲散；見于失眠，用黃連阿膠湯；見于遺精，用知柏地黃丸；見于心悸，用天王補心丹；見于汗證，用當歸六黃湯；見于郁證，用滋水清肝飲[22]。邱德文認為辨證與辨病結合主要形式有兩種：一是辨證分型。這是目前中醫臨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種形式。二是辨證論治加專方專藥。這也是逐步通過從臨床實踐積累上升而成的經驗總結[27]。余瀛鰲則是用中醫的理論分析西醫“病”的病機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為西醫所說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氣養陰、清熱生津調中，但中醫的消渴可能還包括西醫的尿崩癥、甲狀腺功能亢進等病，治法就與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樣是消渴，西醫診斷不同，其立法、方藥往往同中醫有異，有時尚須另開施治法門[25]。王今覺則提出辨病證醫藥學，即在臨床時首先根據“病”，研究針對核心征結的藥物（核心方藥），再對于“病”的個性特征（“證”）進行辨證論治，使用藥物（衛星方藥）[33]。

3 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

所謂微觀辨證，沈自尹的定義是“在臨床上收集辨證素材的過程中引進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的先進技術，發揮它們長處在較深入的層次上，微觀地認識機體的結構、代謝和功能的特點，更完整、更準確、更本質地闡明證的物質基礎……簡言之，是試用微觀指標認識與辨證”[29]。邱德文撰文認為近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實驗診斷、醫學影像診斷方法的運用，以及現代檢測儀器，檢測手段彌補用肉眼觀察的不足，使中醫對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化[27]。楊維益等也認為：中醫的傳統辨證方法是宏觀辨證，是“知內揣外”、“有諸內必形諸外”的觀點，而微觀辨證就是從檢測指標來證實宏觀辨證的正確性，是通過尋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標來印證中醫的證，從而認識在證出現時人體內部的病理變化，用實驗分析補充直觀的外象觀測和傳統的邏輯推理[30]。

4 辨證論治的規范

4.1 寒溫統一

這個問題從50年代以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和研究。近20年來依然有學者繼續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經概三焦衛氣營血的“六經辨證綱要”[31]。鄧鐵濤則認為從建國以來中醫治療急性傳染病的資料來看，主要是采用了衛氣營血辨證，因此應該將溫病與傷寒統一于衛氣營血辨證方法之下[32]。仁則把傷寒溫病辨證分析綜合，分別從傷寒太陽病與溫病上焦衛氣分證；傷寒少陽、陽明、太陰病與溫病氣分證；傷寒少陰病、厥陰病與溫病下焦營分、血分證三部分總結異同，并統一為一個辨證體系[33]。萬有生則認為應以表里寒熱虛實為綱，以六經、三焦、衛氣營血、臟腑為目，分為表寒虛實證治、表熱虛實證治、表里寒熱虛實證治、里熱虛實證治和里寒虛實證治[34]。

4.2 證的規范化

當代有關證的規范化自80年代轟轟烈烈展開，從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重要課題到各個中醫研究機構到許多專家學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證名的規范。研究成果有《中醫藥學名詞》、《中醫藥常用名詞術語辭典》等；二是疾病與證候的分類與結構的規范。如有關證候的國標、行標、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等；三是病證的診斷標準。學者們根據中醫古籍記載和臨床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已經制定出若干病證的診斷標準。如中風、脾氣虛、心氣虛、腎氣虛證等等。

4.3 辨證論治新體系

相對于寒溫統一，還有許多學者試圖融合各種辨證體系的優點，形成統一的辨證體系，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觀點，方藥中的“辨證論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綱辨證”是其中影響廣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統一的辨證新體系依然是中醫界研究熱點，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體系是以五臟系統為核心，其層次結構是五臟系統病名辨證論治；證由“辨證五環節”（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機、病勢）組成，證的層次是基本證復證多級復證；證的核心是病機，病機由三要素組成[35]。

孫屏蹇等認為要綜合各種辨證體系，首先要使他們的優勢特征結合在一起，如“六經辨證重在病的動態分析，八綱辨證重在病性分析，臟腑辨證重在病位分析”。通過分析，孫氏等認為“病位、病因和體質是形成證候的三大要素，辨證就應在綜合臨床各種癥狀和體癥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中醫基礎知識，重點分析三大要素，從而作出正確的證候判斷”[36]。

朱文鋒認為“辨證”就是要辨別當前證候的部位與性質，這是形成辨證統一體系、方法的基礎。歸納辨證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證候部位的腦、心、肺、脾、肝、腎等和辨證候層次的衛分、氣分、營分、血分，太陽、陽明等約30項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別證候變化的本質屬性，即形成當前證候的本質性原因，包括“氣、血、陰、陽、津、精虛、亡陰、亡陽、陷、不固、風、寒、濕、燥、火熱、暑，蟲、食、痰、飲、水、滯、瘀、血熱、血寒、閉、逆、余(毒、膿等)”等約30項內容。明確辨證的60項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證要素組成約150個常見證，約800個規范證名，然后以臟、腑、體、竅病位為綱進行證候歸類[37]。

王永炎院士繼2004年發表“完善中醫辨證方法體系的建議”后，張志斌、王永炎提出：中醫證候系統是一個非線性的多維多階的復雜系統，必須引進復雜科學的理念，建立一個既符合現代規范要求，又能夠適應臨床證候動態多變的復雜情況，合理體現辨證論治圓機活法特色優勢的、多維多階的辨證方法新體系。以象為素，以候為證，病證結合，是構建辨證方法體系的中心理論。證候要素，應證組合是構建辨證方法體系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個環節的關鍵在于降維升階。首先是通過證候要素的提取，將復雜的證候系統分解為數量相對局限、內容相對清晰的證候要素；然后通過各證候要素間的組合、證候要素與其他傳統辨證方法系統的組合等不同的應證組合方式，使辨證方法體系不再是一種由各種具體證候單純的線性聯系組合的平面，而具有復雜的多維多階立體交叉的非線性特征，但是通過清晰的證候要素表達與應證組合規律的尋找，這一復雜的辨證方法體系具有可控性[38]。這一構想已被列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證論治的發展

5.1 發展和趨勢

鄧鐵濤舉例熱帶病研究對青蒿素治療瘧疾的辨證應用等，說明“中醫辨證論治理論與實踐將隨著時代的發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斷深入不斷提高”，同時諄諄教導：“中醫藥學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發展規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醫理論改造中醫、以現代化之名去化掉中醫之路，否則將成為中華寶貴文化的敗家子， 成為炎黃子孫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總結辨證論治的五大趨勢：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趨勢；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的趨勢；方劑劑型改革的趨勢；綜合治療（包括針灸治療、氣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藥物療法、各種自然療法、藥膳、養生康復、心理療法及音樂療法、色彩療法等）的趨勢；辨證論治規范化的趨勢[40]。

馬夢茵、陳家旭總結辨證論治的發展方向：辨證論治和辨病論治相結合； 辨證論治和現代醫學檢查相結合；辨證論治與動物實驗相結合[41]。

5.2 對辨證論治的質疑

王旭東從歷史角度闡明辨證論治的法則直到南宋之后才確立其統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醫的主流。從辨證的角度提出，辨證論治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思維方法，只注重“思辨”，懶于“循名責實”，在其“靈活變通”的特點背后，隱有“保守”的潛在性質；辨證論治取得療效的高低有很強的主觀性，它對許多醫學事實缺乏指導和解釋能力，這是中醫治療體系難以客觀化、規范化的主要障礙[13]。王玉川認為所謂的“堅持突出中醫特色”實際上是一個只求穩定不求上進的口號， 是個套在中醫工作者頭上的緊箍咒，對中醫學術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必須予以廢除[42]。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辨證論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謂不豐富、不深入，從定義、本質、比較、規范各個層次進行了深入探討，從傳統中醫辨證方法體系到現代中醫辨證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從國家到地方到個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財力，獲得了一批具有權威性和科學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關辨證論治的許多問題還沒有取得廣大中醫工作者的共識，有些研究成果在臨床上推廣的情況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證論治的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入開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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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養結合的看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性；性道德；教育；社會性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倫理道德對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產生了劇烈的沖擊，并由此引發了觀念上的一系列變化，其中變動幅度最大的當數性觀念。性，這一古老、敏感而神秘的話題，如今正困擾高校學子們的心靈。如何正確認識這種變化，如何增強積極應對的能力，如何幫助大學生既能在需要、情感、自我意識、個性乃至人生觀、生活態度等方面獲得綜合發展，也能有效地預防由于性觀念偏差、性道德缺乏而引發的一系列對人生來說要付很大代價的錯誤，作為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的高校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德育工作者必須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幫助大學生們健康成長，使他們成為21世紀高素質的現代化的開拓者和創造者。

1 性道德及其特征

1.1性道德釋義

我國著名的醫學專家吳階平院士對性進行了界定，他認為“ 和本質上并不僅是生物學性的，而且沒有任何別的方面比性領域更能充分表現出精神和肉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性是諸因素，包括自我力量、社會知識、個性和社會準則等與生理功能密切結合的一個高度復雜的體系。”因此，性教育所關注的應是整個人，包括人的身體、心理和精神等方面。

所謂性道德，簡單地說就是指調節兩性關系及性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的總和；性道德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就是：什么樣的是正確的、合乎社會發展要求的。與性道德緊密聯系的性道德教育則是通過不同的方法，借助不同的方式，培育人們正確的性道德觀念，從而避免性犯罪和性錯誤發生。

1.2性道德的特征

1.2.1性道德具有自然性

唯物主義者從來不否認性的自然屬性，認為人的要求及其滿足，是一種正常的生理需求。它不僅是人類求生存和種繁衍的必要原動力，是人類“生命意志”的最高體現，而且是人類個體生理、心理發展的必備要素，對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對健康正常的合理滿足，可以釋放由性激素傳導而產生的性動力、性張力，緩解人們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使人得到肉體的和精神的歡愉，從而促進人的身心健康發展。這種性本能的內驅力對性道德的發生和遵守具有強大的沖擊力。唯物主義認為，性禁錮、性壓抑是違反人性的，堅決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和蒙昧主義對人性的壓制和剝奪。性道德就是因為人的這種自然生理特征而具有生理本能性，使其評判標準也必然打上生理倫理的烙印。忽視正常生理需要，只奉行社會準則而不能享受到“性”的快樂，這樣的性道德是偽善的道德，甚至走向新的禁欲主義。

1.2.2性道德具有社會性

性的社會屬性是指任何人都是社會的人，任何人的性需要、性沖動、性滿足都是在社會環境中，在與社會和他人的密切關系中表現和實現的，也就是說異性之間的往、性結合，不是以純粹的自然方式進行的，而是以豐富多彩的社會方式進行的，人類的性關系已不是單純的自然關系，而是高度社會化的一種社會關系，它受制于物質資料生產和人口生產的規律，折射出整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宗教哲學思想、道德和美的文化傳統以及婚姻制度和民族風情等。性的社會屬性，使性本能對象化、具體化，使人們的性關系中除了性吸引、性渴求外，還具有了好感、贊賞、尊重、關心、愛護、責任、義務等思想感情和道德因素；性的社會屬性，使人類的性關系脫離了自發性、盲目性，具有了社會規范性和規定性，具有了道德和法律的意義。這種社會化了的性關系，才是真實的、屬于人的性關系，才是理智、道德、有益于社會和個人發展的性關系。正如黑格爾所說：“兩性的自然關系通過它們的合理性而獲得了理智和倫理的意義。”

1.2.3性道德具有隱秘性

道德一般是可以成文的規則，但性道德卻因人類對性的隱秘性而不是成文的規則。一般來說，大家對性道德的要求只是默默地遵守，不明文規定似乎也不好說出口，甚至老師和家長也不將其作為教育的內容。不像職業道德一樣張貼于墻而讓人們去遵守，而是大家潛移默化地、心照不宣地去遵守。社會習慣上把作為性個體的私事，干預較少，因此性道德也跟著隱秘地調整著性個體的行為。這種隱秘性是因人類的隱匿性而產生的。公民正常合法的都必須秘密進行，如果公開就違反性道德。比如，赤身走在大街上或在大街上發生，盡管這些行為是你在家里的自由，但你違背了性道德隱匿性的要求，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性道德對這沒有明文的規定，可每一個正常的人都知道怎樣去做的。

2 大學生性道德現狀與分析

2.1性觀念開放程度比較高

就當代大學生而言，與過去的時代相比，他們的性道德觀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首都師范大學高德偉教授2001年主持的全國大學生性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對性自由和性解放認為‘應提倡’和‘不反對也不贊同’的各民族學生均超過60% ，承認自己有的男大學生有9.7% ，女大學生有5.4%”。另據中南大學鄭煜煌教授2003年主持的對湖南省四所高校理、工、醫、文各專業1999級和2000級大學本、專科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25名調查對象中，超過50%的大學生同意婚前，超過30%同意可以有多個和婚外情，16.9 %認可商業性，約10%認可同性戀愛和同性”。經比較，全國其他省市的調查結果都比較接近。大學生性觀念的開放程度較高，女大學生向男生靠近。在20世紀90年代初，女大學生認為只有在相愛的兩人之間才可能發生性關系，這也暗示了他們的關系將進一步發展，直到確立婚姻關系。而現在的情況是，某些女大學生雖然仍然認為兩人如果相愛才會發生性關系，但并不意味著就一定和他結婚。也有的女大學生認為，即使兩人不相愛，只要不是互相利用，也可以發生性關系。

2.2在觀上較傳統寬容

據2003年西南農業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對的看法和態度出現多方位，傳統的觀在大學生中仍占主要地位，特別是女大學生，無論從整體，還是從個別來看，婚前“十分重要”的比例要高于“沒有必要”的比例。而選擇“視情況而定”的比例也相當高，反映了大學生對觀的認識加入了現代文明的判斷成分，不為而。但在另一項調查“若你還沒有兩性體驗，你的態度是：婚前堅守、有機會可以試一試、很想有所體驗”結果顯示，男大學生在這方面隨意性遠遠高于女大學生。傳統的觀在大學生中已受到沖擊和挑戰，但摒棄與維護觀的對峙狀態還將較長時期地維持下去

2.3在理解“”與“婚姻”的關系上存在著錯誤的認知

當代大學生在理解“”與“婚姻”的關系上存在著較為突出的錯誤認知。一種觀點認為，“”不一定要言“婚姻”。“”的存在形式很多，為何一定要靠“婚姻”來體現? 誰能說只有婚姻的“”才一定擁有幸福? 誰又能說沒有“婚姻”形式的“”就沒有幸福? 另一種觀點認為自己作為學生尚未步入社會，經濟也尚未自立，此時言及“婚姻”尚早。在這樣的思想觀念的指導下，許多大學生對自身的“性”采取了比較隨意的態度。“不求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隨意、婚姻隨緣”是對這一部分大學生及其表現的生動寫照。還有一部分大學生認為未婚同居“可以取得性經驗，使性生活協調，進而有利于今后婚姻的幸福和穩固”。大學生，尤其是大學女生在這方面表現出了驚人的“性單純”，而事實恰恰在于當這種“單純”遭遇殘酷的“現實”時，我們的許多大學生不得不吞下自己釀下的苦酒。

2.4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性道德觀還很模糊，性道德責任感較缺乏

雖然多數學生能意識到社會性道德的存在，但性道德觀還很模糊，甚至還有矛盾的地方。部分學生則完全否認道德存在的意義，重物欲滿足、感官體驗，責任感有減弱的傾向。在性這個問題上他們崇尚“性是私人的事”，就像吃飯一般，是否發生純粹由自己決定。他們甚至根本不清楚在念書期間的對于自己和對方的現在和將來意味著什么。很多大學生對性的認識非常膚淺，性的道德觀念非常淡漠，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其非常隨意。如在問及“性關系需不需要進行道德判斷”時，相當多的學生認為，這是個人私事，不應該進行道德評判。一些學生回答說沒有道德標準，性和愛也可以分離，有愛不一定有性，有性不一定有愛，一些學生則回答說不清楚。這種模糊性還表現在對大學生中出現的有性關系甚至同居現象的寬容。性道德責任感的缺乏表現在大學生對性的生物性理解要強于其社會性的理解。問及“為什么不能等到婚后才發生性關系”時，一些學生認為這是人的本能需要，是愛情的表達，認為婚后才能有性關系的思想是不合時宜的，是應當被拋棄的傳統性道德觀念。

3 大學生性道德教育的意義

3.1當代大學生身心健康需要性道德教育

營養水平的提高和各種方式的性信息刺激的豐富等客觀變化，當今時代青年人的生物性成熟，相對于過去生產力水平低下、性封鎖十分嚴厲、經濟發展非常緩慢的時代說來，在不斷地超前。與此同時，開放的、多元文化的社會生活在青年面前擺出了更加繁雜的課題，再加上獨生子女被過度保護、溺愛、專制等不當的家庭教養方式的影響，青年的社會性成熟無可避免地在向后推遲。于是，必然會產生性心理與性生理的矛盾沖突，這種矛盾沖突時常困擾他們。當代青年從性的成熟到能夠以結婚這一合法形式滿足性的欲求為止，平均長達10 年之多，這一時期被稱為“性的待業期”。在這一特定時期，既可以磨礪人的意志，使人成長為深沉穩重具有執著信念的人；同時也可能導致自身的異化( 如、等異常性心理和行為) 。所以這一時期忽視大學生的性道德教育是不應該的，它是關系到大學生的一生幸福，涉及幫助大學生發揚人性、教會其對自己負責的重要課題。性學家劉達臨說：“心需要智慧，甚于身體之需要。健康的性要取中間的平衡點，既發乎情，又受到社會文化、道德、責任感的合理限制，才能幸福長久。”可見為青年提供適應于他們認知能力和發展水平的道德指導，顯得十分必要。

3.2當今時代的發展需要對大學生進行性道德教育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所謂“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大量涌入，身為時代先鋒的大學生可以說是最先接受這種影響。傳統的性觀念與開放的性觀念之間的巨大反差和矛盾沖突，使得不少大學生要么受縛于封建傳統觀念的桎梏之中，要么徘徊于傳統與開放的性觀念的矛盾沖突之中，要么受俘于“性解放”、“性自由”的沖擊之下。特別是作為第四媒體的互聯網出現后，它逐漸成為青年獲取性知識的重要渠道。信息的全球性、超地域性的傳播使得不同的性倫理基本標準之間發生了沖突，讓人們不知所措；在商業化的運作下，存在因過分重視視點數頻率、忽視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缺乏網絡自律等而使得互聯網上的黃色網站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些以“性科學知識”為幌子的、扭曲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有害的傳播，會使懵懂追求“性”的青年誤入歧途；網絡本身的匿名性又使得維系傳統道德的“熟人的眼光”、“社會的輿論”等基礎瓦解，于是，互聯網上常常出現完全沒有約束的雜草叢生的“荒野”。這對在互聯網上最為活躍的、生物性成熟已經完成而社會性成熟尚在進行之中的青年大學生造成很大的威脅。

目前，大學生中越來越多的同居、人工流產、“坐臺”、性犯罪等現象正引起社會的關注，正如中國性學專家李銀河所說：“中國人沒有把性自由作為性解放的口號提出來，但是在行為上廣泛地模仿著。”當代大學生是青年中文化程度較高的群體，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方向。應認真引導他們吸取西方的“性解放”與“性泛濫”給西方國家造成嚴重的且目前仍無法根除的系列社會危機這一慘痛教訓，針對他們的生理、心理特點進行適時、適量、適度的性教育，對弘揚性文明、普及性教育、提高性素質、享受性健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不僅關系到人類的健康，也影響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3.3培養健全人格人才的教育需要性道德教育

“ 性”是一種道德，是一種教養，更是一種人格，人格教育是性道德教育的重點所在。因為良好道德修養往往建立在良好的心理素質基礎之上，個體心理只有處于正常健康的狀態下才最易于順應社會，形成符合社會要求的品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能干什么，能通過合理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也能嚴格地將自己的欲望控制下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外界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的要求。如果一個人存在性需要缺失、性心理饑餓、性心理封閉、對異性只有占有和玩弄的心理、或者有自鎖自卑沮喪、缺乏自尊自愛等性心理，就會損害人的心理健康，使人思想空虛精神萎靡，心理變態，若引導不利，甚至會產生反人性、反倫理、的危害，必然導致人格扭曲，如前面文章談到的少數大學生的多角戀愛、易甚至性暴力行為等。所以性道德教育也是一種人格教育，成功的性教育可以幫助培養完善的人格。

總之，進入21世紀的今天，性道德教育應隨素質教育一起跨進大學校門，道德教育不能缺少性道德教育，這是培養新世紀高素質人才必須增加的新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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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青網，大學生急需性道德教育http：//cyc6. cycnet. com：8080/ shengli/shengli3ceng.jsp?id=352.

醫養結合的看法范文第5篇

在全國近些年發展起來的眾多高新區當中，西安高新區及園區內企業以其突出的技術及研發特色而被國內外眾多的跨國公司、大型科技企業所看重，并紛紛在西安設立自己的研發中心；許多投資銀行、風險投資公司也紛紛到西安去發掘優秀的企業。西安高新區因此在全國眾多的高新區中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

此外，西安高新區也同樣因其成功的園區建設而馳名。更為重要的是，西安高新區目前的發展形態已經遠超出一般城市高新區的概念，而成為西安古城外的一座正在蓬勃發展中的新城，這樣一種科技、商業力量的大規模集聚以及其所具有的區域經濟輻射勢能，勢必會重塑西安的城市面貌并深刻地影響其城市未來的發展。

那么，西安高新區內的企業到底有怎樣的特點？西安高新區自身在未來又該如何定位？這一切又會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區域布局及相關高科技企業的策略和發展具有怎樣的深遠影響？希望我們這組報道能夠給讀者就相關問題有所闡釋和解答。

技術部落――西安高新區的企業生態

時光，重疊在西安這座城市的上空。舊枝葉團團如蓋，新條從其上引申。時光在西安寫史，上古的顏色還未讀完時，卻忽然看到當代。就像面對一棵古樹，你總會疑惑，嶙峋的老枝怎能抽出嫩條，新生的嫩條到底孕育了些什么，二者真的會相安無事？很多人來了又走，他們窺見了現代文明在漢唐遺風中的沖突與尷尬。站在日暮的城頭，想象舊時的繁華，你好象還能隱隱聽見似不絕于耳的商家鼎沸的交易聲，其中你或可以清晰地辨別出晉商、徽商的口音，但在翻遍上下幾前年的歷史后，你卻難以辨認秦商的足跡。

城市自身需要發展，就必須突出城圍，另辟蹊徑。今年西安的黨代會提出了“經營城市”的概念，而西安高新區則成了經營城市的一種成功模式。西安――這個深居內陸、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和科技資源積淀的城市能否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景觀，在數字革命風暴中建立的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又是否能成為西安堅實的經濟堡壘呢？

西安高新區的企業主體都是地地道道的自家地里長出的苗，在蛻變前大多都經歷了漫長的積累期，無法按照時間對其歸類；而走進去，面對的都是郁郁蔥蔥的青苗，難以看見參天大樹。按照時間點及資源配置渠道的不同，我們可以把西安高新區內的企業分為三代族群。

以海星集團、金花股份和東盛科技為典型代表的第一代企業為高新區內規模較大的企業，如今在國內也已經具備一定的聲名。盡管各有特點，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其他企業融資渠道不暢，在夾縫中為生存而左右沖突時，這些企業卻在很早的時候就獲得了政府的支持和銀行的貸款，從而獲得了在20世紀90年展壯大的契機。如海星集團早早地即被西安市樹為“西安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

第二代企業數量眾多，以康鴻科技、通源石油、中揚電器、海天和通視等為代表，在西安高新區最具典型意義。這一代企業多在90年代中期成立，創業者也多來自西安當地的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大多并不具備整合政府資源的能力，起步多是依賴自身的某項技術或某種高科技產品，他們的優勢是在研發的過程中了解同行業的發展并開始試用提樣品，利用周邊過剩的生產資源進行虛擬制造，對產品進行委托加工。第二代企業多是在夾縫中生存，單靠自身滾動發展，難以迅速完成原始積累。他們目前正在謀求如何利用資本市場，獲取融資以躍上更高的臺階。但這類企業在股改后，由注冊資本幾百萬的公司搖身變為幾千萬的企業，需要面對更多來自企業內外的挑戰，目前多少都有站在風口浪尖上的感覺。

第三代企業則屬于新生代，這些企業自誕生之日起，其技術、資金和管理等資源配置均來自國際市場，是國內外各種風險投資的寵兒。目前在高新區以西安深亞、達威和艾斯普等為典型。

海星和東盛早早地就調整戰略，從以技術起家很快地轉向了貿易服務，迅速完成了原始積累和進一步的規模擴張。但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西安高新區中，三代企業中二代和三代企業數量占了絕大多數，像海星和東盛這樣的第一代企業已屈指可數。所以大多數企業仍是把技術牢牢攥在了手中，緩慢而艱辛地進行著自身的積累。西安高新區的企業在未來的發展中到底將會劃出怎樣的軌跡，而高新區的發展和定位又將做出怎樣的規劃和調整？

技術基因

但對于高新區的絕大多數企業而言，技術和研發一直在企業積累過程中占有相當的分量，這些企業也始終懷有一份抹不去的“技術情結”。

走在西安城區，你幾乎處處可以感到海星集團的存在：繁華鬧市區的海星便利超市、海星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大字標牌、電子街上海星電腦的大幅廣告、到入春之后便開始熱銷的榮氏飲料，海星這個名字幾乎已和這個古老的城市水融。

“有時想想，十幾年間真是滄海桑田。”作為創業元老，海星科技公司的總裁林作良回顧當年不禁感慨萬千。1988年6月28日，海星集團前身――西安海星計算機控制與接口技術研究所在西安交大外的一條街上營業了，幾個創業者都是西安交大的老師和學生，領軍人物便是榮海。

不僅是海星，西安的地緣科技資源優勢在高新區企業中呈現的淋漓盡致。創業者幾乎都具備明顯的特征，即從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象牙塔中走出，具備較高的學術素養和個人素質，他們從事的行業多樣，軍工、電子、醫藥、石油等，這一切顯然要歸功于西安地緣科技歷史體系積淀的飽滿與豐富。環境既然是不能馬上來一個大轉彎，那么你就要先認識環境和其中的資源，做出相應的調整。海星，1989年底就迅速認識到“技術崇拜”在當時的“危險性”，早早地向貿易轉了彎。但對于高新區的絕大多數企業而言，技術和研發一直在企業積累過程中占有相當的分量，這些企業也始終懷有一份抹不去的“技術情結”。

陳耀強拿著向別人借來的2萬塊錢在高新區注冊他的康鴻科技時是1993年的10月份。具體哪天他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和被他從同一研究所拉出來的兩個同事，在那些日子里一直忙忙亂亂，陷入真正的一種為生存而忙亂的狀態。

陳耀強1984年入西北工業大學，學的是材料；1988年畢業后，緊跟著又到西安交通大學讀了同一個專業的研究生。1991年，陳耀強被分到了西安鋼鐵研究所，做起了研發。陳耀強總覺得自己天生“命苦”，長得細細瘦瘦不說，還“總想干點事兒”。一進研究院，卻發現原來做什么事情都只是全憑領導一句話。當時西安剛剛實施與員工簽合同，陳耀強索性就沒簽，但不簽不行，辭職也不行，陳耀強一看，索性就什么也不要了。

最初，盡管康鴻科技注冊在高新區，但當時的高新區正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建設，陳耀強便先在雁塔區的一家招待所里找了一間房子。當時陳耀強給康鴻確立的產品定位是做替代進口材料。替代進口材料有相當的市場空間，有能力做的大企業不屑于去做，而小的企業想做卻又沒有技術。陳耀強看中的就是這條夾縫有足夠的空間供這個還處于創業階段的企業游刃，雖然稍嫌保守，但面向單純的行業市場，絕不會像做貿易那樣經常面臨大的起伏跌宕。至少有些東西是康鴻可以把握的，這讓陳耀強覺得塌實。

從研究所出走商界的還有通源石油的張曦。張曦的離開在很大程度要歸因于張曦的父親張廷漢教授――他發現美國有很多的軍工技術被應用到了石油產業中來。1986年，張教授就開始思量起“把上天這種高能量的物質放到井下去爆炸”。項目實驗成功后，石油部把號稱“臨門一腳”的射孔技術的研發交到了張教授手中。但張教授發現：石油學院缺乏這樣的人才，從兵器部調人，又手續繁復。于是，父親便與兒子商量，用民營企業的機制來操作這件事情。1992年，張曦從西安近代化學研究所（204所）出來，拿著石油部撥給的12萬人民幣，注冊了“通源石油器材研究所”。1995年，研究所更名為“通源石油工程技術研究所”。

力邦總經理楊豐收的經歷和陳耀強、張曦如出一轍。1983年畢業于西北大學化工系有機合成專業后，進入藥物研究所從事藥物開發，后赴日本進修工商管理。1992年11月，西安市計委和該研究所投資共同成立了一家國有股份制的醫藥企業，楊豐收擔任總經理，期望藉此實現夢想。因機制問題，1996年3月，他帶了一箱子書悵然離開，并為此流了一個月的眼淚，至今仍覺不堪回首。1996年7月，力邦成立。由于開始無力進行藥物研發，楊豐收決定從、銷售原來研究所的產品入手，并把所得收入全部投到了藥物研發上。力邦還花了15萬人民幣收購了西安一家小藥廠，獲得了醫藥生產許可證，用以開發生產自己的產品――力蒙欣。

楊豐收經營企業的原則是：抓住機會，在無聲無息中把企業做好，不要總讓它在風口浪尖上。在此期間，力邦自己的研發工作不僅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他還把銷售收入和研發出來但不需要的項目賣掉的錢全部投入到了力蒙欣的研發上。2000年，力蒙欣面市，當年力邦的5000萬銷售額中，力蒙欣占了2000萬。2001年，力邦的銷售額達到1.2個億，其中力蒙欣的銷售額就有8000萬。

即算是已經成為企業中人，從西安深亞總經理徐東亮身上還是看不出很濃的商人氣息，飽嘗30年寒窗之苦的他至今對于放棄科研、棄學從商尚感些許遺憾，“但是，我們必須走出這一步”。徐東亮堅定地說。從1994年起，徐東亮就成為西郵電信系信息中心集成電路項目組的負責人，在國家項目資金支持下，1996年芯片設計成功，不少公司慕名而來。

在這期間，他逐漸意識到，以研究室的身份置身于學校很多問題難以解決。在說服校方同意之后，徐東亮和他的同事們開始了真正的商業生涯，由于IC設計是不少VC追捧的熱山芋，深亞的融資之路也走的相對順利。2001年7月，由香港翱科風險投資公司、西安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西高投）、西安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等共同投資1520萬元成立了西安深亞電子有限公司。

在西安高新區內，這樣的企業眾多。西安高校和研究機構群聚，很多人很容易就能拿著一個項目、一個技術出來拉個攤子，而這項技術往往針對某個行業，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并不會在短時間內因激烈競爭而消亡，而西安高新區又為創業企業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政策支持。有中介機構認為，西安高新區在支持企業開張方面力度太大，單是高新區管委會就設置了諸如創業中心、創新基金、擔保貸款、風險投資等諸多資金支持途徑。按當地工商機關的統計方法：兩年之內不進行年檢的企業即為消亡的企業，高新區每年死亡的企業約在400家左右，而每年新注冊的企業則約為1000家。至今為止，高新區內的企業已有近4000家。但這些不能迅速完成原始積累的企業進一步發展仍然面對著資金的瓶頸。

股改風暴

二板讓康鴻和通源石油等在資金問題上看到了希望。2000年，為搶二板，高新區企業掀起股改風潮。對于這些企業而言，股改是第一次與資本市場的實質性的握手。倉促的股改讓初次下水的企業多少吃了點虧，但重要的是，這些土生土長的企業在經歷股改蛻變后，紛紛開始把視野投向了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以謀求發展。

對西安高新區這批堅持技術導向并試圖完成原始積累的企業而言，近10年的打拼結果是，資金上仍然處于一種創業企業狀態。君同投資管理公司、希格瑪會計師事務所和金誠律師事務所是在2000年前后腳進駐西安高新區的。那時的契機是，二板市場在眾人眼里就像是坫板上的魚。雖然魚最終還是滑出了手心，但二板的推出，讓這些中介公司將注意力投向了西安的這些高科技企業，而股改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步。

陳耀強第一次的資源整合，發生在1994年，其時康鴻一頭扎進了高新區管委會的孵化器――創業大廈。1996年，康鴻拿到了一個替代進口材料的項目，并獲得了高新區管委會創業中心對外的第一筆投資――10萬元人民幣，創業中心占40%，康鴻投入15萬，占60%。1997年10月，高新區創業中心聯合科委下屬的生產力促進中心對康鴻投資30萬，這是康鴻的第二次融資，而目前康鴻總資本已經達到了850萬的規模。

1999年前，由于資金實力有限，建不起生產線，康鴻始終是一邊緊張地盯著市場，一邊按市場的需求委托別人來做加工。當年8月，根據國際材料技術的發展趨勢，陳耀強看中了清華大學材料學院李龍土教授的“壓電陶瓷變壓器”。陳耀強當時投資了150萬人民幣給李教授作為研究基金。2000年1月，康鴻原始的5個自然人股東中，有4個人希望另立門戶，陳耀強花了300萬把四人手中的股權買了回來，但所有的業務被全部帶走了，只留下了清華大學的這個項目。與此同時，高新區創業中心則以1比1.3把其一部分股份轉讓給陳耀強。轉讓完畢后，陳的股份為75%，創業中心為15%，生產力促進中心為10%。

這時，被吵得紛紛揚揚的二板市場讓陳耀強決定立刻進行股份制改造，以爭取二板上市。

康鴻的股份制改造進行的很倉促。“4月20日，開始討論這件事，6月1日，全部材料到位，7月3日獲得通過。”整個股改，只用了不到三個月時間。時間緊迫的后遺癥是，“人家找你，價格比較低”。2000年，康鴻的資產評估每股可到2元，但康鴻當時并沒有專門請人來進行資產評估，自己拍拍腦袋定了自認差不多的價，最后以每股1.15元成交。

康鴻變成股份制公司，資本由原來的850萬增加到了4000萬，13家股東中，陳耀強占36%，清華大學企業集團擁有9%的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陜西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占7%。此時，康鴻的重點業務是與清華大學的合作項目――壓電陶瓷變壓器。

分析下來，股改如此迅速的原因現在看來除了項目本身的價值外，至少還有二點，一來與清華大學的這個合作項目顯然是整合了清華大學企業集團的資源，受到相關部委的認同；二來，經高新區管委會的大力推薦，成為西安市重點發展項目。康鴻決定結束委托加工的狀態，自己上生產線。生產線估計總投資將在1.7億左右，到目前為止，康鴻貸款4600萬，國家計委投了1000萬，信息產業部投資1800萬。另外，陳耀強在自己的股份里拿出了100多萬股，以每股1.15元的原始價格轉讓給了新的管理層人員。

通源石油的研發過程沒走彎路，資金問題也一直并不突出。但到1997年，進入虛擬生產階段時，通源石油對資金的需求浮出水面。1997年，通源石油的負債金額達到了300萬，全部來自私人借款、高利貸，最高利息3分。1998年，陳堅打理的高新區管委會旗下的擔保公司拿其無形資產做抵押，為其擔保了一筆200萬的貸款。

張曦用這200萬的貸款開始著手解決上游工藝階段的產品加工問題。找誰加工？張曦瞄準了當時西安周圍諸多的軍工企業。從小在兵工廠長大，張曦發現，國家沒有戰事，花巨資裝備的兵工廠沒活干，嚴重的生產力過剩。張曦找上門去，一拍即合：“錢可以少付一些，先生產，剩下的可以以后給。”

遠程導彈的推進劑用到地下，世界上擁有這種技術的國家很少，而有同時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的就只剩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美國價格高昂，井下每操作一米要價3000美元，而在通源石油這里，成本是其1/20，每做一米成本只需1500元人民幣，具有相當的技術和價格優勢。通源石油一面要為其貸款和債務支付相當高的利息，還要支撐研發、日常開銷和市場開拓， 1998的日子實在不好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00年。期間張曦甚至一度想以1000萬的價格把通源石油賣給一家上市公司。

2000年，二板的春風刮到西安，張曦于是決定立刻停止出售行為并著手進行改制。2000年下半年，通源石油開始改制，和康鴻科技一樣倉促，但卻不如康鴻科技那樣順利。

張曦對資本市場一無所知。剛開始，通源石油發起，很多人來投資購買股份，會計事務所來看了后說這樣做不可以，于是又花了5個月的時間對股份進行回收，然后才根據咨詢機構的建議著手優化股東結構，引進了包括大港油田（下游客戶資源）、天津鋼管廠（上游加工資源）、海南的一家善于二級市場運作的公司和一些在該行業有資深背景的人。

2001年，通源石油股改結束。股改前張廷漢20%、張曦80%的股權結構，股改后變成了6個法人和7個自然人的結構，張廷漢的股份降至9%，張曦的股份為36%。股改后，通源石油資產上升到3360萬，在資金量上滿足了其在未來2、3年內的資金需求。

股改風暴掃過的結果是，高新區內原有的近百家具備條件的企業完成了從注冊規模幾百萬到幾千萬的數量級上的躍升。

“海歸”漣漪

西安的技術人才優勢以及豐富的產業上下游資源，便于企業規模化生產。西安高新區管委會觀念的開放、態度的誠懇以及切實的幫助和支持也確實增強了西安高新區對“海歸派”的吸引力。但這批靠風險投資注入長大起來的企業在入駐之后，多少還是會表現出對當地文化、念、習俗的不適應。

很多人認為，劉平堂領軍從事射頻子系統設計制造的西安達威有可能成為另一個“大唐電信”。

回國創業，對達威公司劉平堂來說多少有點出于無奈。2000年9月，愿意聽他講“故事”的美國VC已為數不多。他不無感慨的說，“當時正是互聯網泡沫破裂的時候，電信市場也受到影響。從2000年的第四季度起VC投錢的興致已經不高，甚至前一個星期還是被關注的熱點，到了第二個星期就無人問津了。”

2001年1月 ，劉平堂抱著看一看的心態回國走了一圈。1月9日晚9點半，他與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陳堅相見時，陳堅對工作的執著讓他感到十分親切，更為重要的是陳的官話不多，態度很是誠懇，對VC的運作也十分熟悉。劉平堂說：“我當時并沒有決定是否回國創業，但是那次和陳堅交談給我的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至于到底安家何處，劉平堂先后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進行考察，發現由于他們所從事的無線射頻技術行業門檻較高，國內熟悉的人很少，北京、上海的VC并不“興奮”。而碰巧的是，西安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項目經理趙建明曾經就職于西安郵電部四所，深知劉平堂所持技術的含量，并來到北京力勸其入住西安高新區軟件園。而恰好，這方面大陸技術人才的儲備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石家莊，一個就是西安。

2001年8月，達威公司成立，注冊資金為400萬美元，其中從西安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和北京科技風險投資公司融來200萬美元，占公司49%的股份。對于陳堅而言，這是除了協同軟件以外最大規模的風險投資了。

在西安高新區軟件園，艾斯普公司的“白板文化”很有點名氣。一走進這家公司你就會看到幾乎每塊墻壁上都涂滿了各種符號、數字和表格。

這是創辦艾斯普的“海歸”一族董其奇把美國企業文化、做事風格完全拿來的外在表現之一。董其奇曾在美國Sapient公司工作過三年，“十分認同美國高科技公司的運作方式，而且希望把美國的企業文化、管理方式、經營理念照搬到中國”。艾斯普實行的“白板文化”、彈性工作時間制、甚至名片的設計都是模仿了Sapient公司。在商業模式上，董其奇認為，傳統企業用戶關心的不是IT產品，而是功能，因此他給自己定位為軟件服務提供商。

中國的文化歷來就不十分認同“生搬硬套”的作法，當時的投資商也大多是看創業者的產品與技術，而對服務的認同不高。因此在北京、上海等地董其奇的概念遭到冷遇。2001年3月，董其奇來到西安高新區辦有關《大型軟件系統的開發和過程管理》的講座，會后結識了市科委主任姚引良，并受到了積極的邀請。

“看上去北京、上海對于初創公司的扶持做比西安職業化，但這只是形式上的。”董其奇說，“有的地方希望你來創業，也會給支持，但要求創業者按照他們的思路去做。”2001年8月，艾斯普成立，注冊資金700萬人民幣，西安創新投資公司(高新區與市科委合資的專司種子階段投資的機構)、陜西投資集團等在其中都有投資。

何去何從

1991年5月，海星迅速成為康柏電腦西北地區的總。這一步被現在已是海星集團董事長的榮海總結為海星發展史的第一次飛躍。“沒有給康柏做，海星可能也走不到今天這一步。”海星能在短時間飛躍，要歸因于“技術崇拜”向貿易的轉向――海星走了一條聯想和方正的路，也曾一度獲得和聯想與方正一樣的聲名。

海星的成功，甚至引起政界的關注――1996年8月，原陜西省委書記安啟元、省長程安東對“海星現象”分別予以批示，號召陜西的知識分子以榮海為榜樣，積極投身經濟建設主戰場。從那時起，海星實現了對政府資源的整合。至今西安高新區內的企業家們都感嘆，他們中沒有幾個人具備像榮海那樣的強大的整合政府資源的能力，而也恰是這一點使得海星集團的發展一路暢通！

1999年5月26日，西安海星現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00萬社會公眾股在上交所發行，發行當日即鎖定申購資金1221億元，超額認購380倍。也就在這個時候，海星發現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很大了，已經形成IT、超市、房地產與飲料4大產業。在全國工商聯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排名中，海星排16位，營收總額居整個西北民營企業之首。走到這一步，榮海已經感受到危險。海星已經足夠大，但海星還不足夠強。以至于西安市政府一個高層領導不無諷喻地說：“海星生的孩子太多了，別弄得哪個都養不好。”榮海本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用榮海的話說：“上市后，公司資金上有發展，而管理上卻沒有顯著發展。”因此，2000年起，榮海開始對海星進行“大手術”。“大手術”的具體細節尚不得知，但肯定這次調整是“振蕩性的”。

與海星的多元化擴張之路相比，東盛則走的是一條依靠資本市場橫向擴張的路。東盛創始人郭家學1992年注冊“人民醫電”，醫療設備。很快，郭家學轉行做起了茶葉生意，當時中央給陜西撥了一筆扶貧資金，郭家學便把扶貧的資金和陜南的茶葉整合在一起，完成了東盛的原始積累。隨后，郭家學打起了市場，據說當時西安市到處都可見到東盛的廣告，在市場聲勢上成為了一家大企業。1996年左右，適逢國有企業改制，東盛便以零資產的方式收購了寶雞一家制藥廠，發起成立東盛科技股份公司，當年收益幾千萬。從此，郭家學在資本市場的兼并收購運作一發而不可收拾：收購青海銅仁鋁業，買殼上市；隨后收購輸液公司和合資工廠。并在2000年收購因蓋天力和白加黑而知名的啟東制藥廠和青海省一家生產的公司。

通過資本市場的一系列成功運作，東盛科技迅速完成了規模擴張。如今，東盛已把總部移師京城，郭家學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專注于下一步的資本運作。

想要移師北京的還有通源石油的張曦。張曦敢想，他想讓通源石油用十年的時間把銷售額做到10億美元，利潤達到3個億。他花巨款在北京購買了陽光廣場的14層，計劃把研發、生產和結算放在西安，把人力資源和市場銷售部分東移京城。因為張曦眼下考慮的是：如何讓企業于年底上市成功？他和他的企業是否已經為如此緊迫的上市做好了準備？

力邦的資金始終沒有太大的問題。1998年，當力邦還處在一個月的幼兒期，陳堅的創新投資公司投了150萬，占其10%的股份，還有150萬的優先股。而如今的資產評估顯示，當年的150萬已經成了3000萬。但是楊豐收現在最想做的事也是境外上市，在他看來，競爭已經過了憑借產量、價格、政策、體制差異的階段，當前已經集中在中西方結合快慢的差異上。

楊豐收是個有些靦腆的人，心思細膩，在管理國有企業時所受到的傷害多少留下了些后遺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害怕那種無力控制的感覺。用他自己的話說：“面對資本市場，有黔驢技窮的感覺”。所以他總感覺在西安做到一定程度后，理念上提升很困難，于是也在北京賽特大廈19層租了80平米的房間設立虛擬總部，一半的時間呆在北京，用他的話說，就是“主要解決思路的問題和尋找能把技術與市場進行很好結合的管理人才。”

當年西安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知遇之恩和與陳堅的一面之緣，劉平堂最終下定決心落腳西安。但是對于公司未來的發展。他還是感到，開始以為在全國哪個城市創業差別不會很大，但是現在看來從軟硬環境上比還是有一定差距。按照他的計劃，達威將把北京作為開拓市場的營銷中心，西安作為批量生產的基地，研發還是要放到美國去做，至于總部的去留問題，劉平堂還沒有答案。另外，以海歸派為主體的創業企業，多數人不是西安人，而像劉平堂和董其奇等人更是在此之前沒有到過西安，讓其很難適應當地干燥多塵的氣候，因此最終選擇總部的轉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與北京、上海、深圳相比，西安的企業有著自己極為強烈的個性。事實上，在這幾個城市中，北京與深圳近些年都誕生出了一大批大型的現代企業，如北京有聯想、深圳有華為等，但上海與西安兩個城市卻很少有建樹，這里其實有著很深的地域文化原因。上海是由于當地的政府力量過強、過于有效率的緣故；而西安很少誕生全國性品牌企業的原因則是因為過度的技術導向以及由于地域與文化等原因所導致的市場意識的高度弱化。

宏觀地看，深圳的企業發展可以概括為是市場主導型，北京則可概括為是產品主導型；而上海則是以實施和改良見長，那么西安則可以概括為是技術主導的研發型發展模式。

作為高新區發展典范的美國硅谷，其企業分布有一個明顯的特色：眾多的中小企業吸附于大型高科技企業生存，從而成就了硅谷的輝煌。很顯然，西安高新區內至今仍缺乏這樣的參天大樹，而由于地緣的緣故，真正成長起來的企業也勢必會離開西安而到北京或上海這樣的地方。

因此，無論是西安高新區本身，還是居于其中的企業，在今天這樣一個日益開放的市場情勢下，如何界定自己在全國甚至在世界范圍內的定位則是重中之重的一件事情。

在我們看來，西安高新區及園區內的企業較為現實的發展策略就是成為跨國公司及國內相關大企業的研發及外包生產基地，成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大后方和后援平臺。因此，對于園區內大多數較小的企業而言，盡早的“擇郎而嫁”也許正是過度技術主導型企業的一條良好出路。

補充文章:科技“圍城”

@ 本刊記者 許亞青

有一件事，讓當年姚引良這位45歲的西安市科委主任(曾經是西安高新區管委會的副主任，發稿時已是西安分管科技、工業、外經貿的副市長)至今印象深刻。

2000年1月，飛利浦總部派人到中國考察，想在中國建立其研究中心。在對上海、北京進行了考察后，決定將其新的研究中心放在上海。而此際科技部和信息產業部的有關官員一致向飛利浦的考察人員推薦――到西安看看，但飛利浦最高層已經做出了把研究中心設在上海的決定，而該決策將在3月30日向全球。

抱著一份疑惑，2000年正月初十，飛利浦考察團一行跑到了西安。很快，飛利浦董事會做出決策，除了上海外，將在西安同時建立飛利浦亞太研究院西安研究中心。讓姚引良忘不了的是考察團的人臨登機時對他所說的一番話：“我到西安來過三次，但三次來都是來旅游，到過大雁塔、兵馬俑，但卻不知道西安這個城市有如此強的科研實力！”

此后，姚引良留心觀察了一下，發現在一般公眾的心目中，西安只等于兵馬俑，但卻不等于高科技基地！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兵馬俑或碑林的強勢，反正人們似乎淡忘了這樣一組數字：

西安有普通高等院校39所，研究生培養單位48個，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25萬人，每年有7.5萬名大學生畢業；民辦高等院校66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112所。

西安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40萬人，占全市職工人數的27.5%，這一比例在中國省會城市中是最高的。

西安有從事計算機、軟件和通訊專業的科技人員12萬人，每年從高等院校畢業的電子信息、軟件和計算機專業大學生1.1萬人。

西安擁有市級以上的科研機構672家，國家重點實驗室55個，有各類技術開發機構2000多家；西安每年有3000多項科技成果產生，其中重大科技成果1000項左右；

西安高新區累計轉化科技成果3500多項，其中列入省市級產業發展計劃1300多項，列入國家科技產業計劃350項。單2000年就有441個高技術產業項目列入國家和地方政府各類產業扶持計劃，其中國家計劃135項，居中國高新區首位！

這些科技資源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國家重要的軍工企業和國防科研機構，歷來是不允許外泄的，這是一道科技資源的“圍城”！但國家卻在這些機構上做了巨大的投入，這些機構往往具有成熟的技術人員、先進的實驗設備和高級的研究人才。和平年代，軍工企業及其研究機構出現了明顯的生產力過剩狀況，而卻只能閑置不能走向市場。

除此之外，西安很少有高校像西安交通大學一樣，擁有自己龐大的產業集團：開元集團下屬企業已經有兩家買殼上市，西安交大產業集團的實力在全國高校企業中名列第四。但西安更多的部屬高等院校，如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等，承接了許多國家項目，國家有大量的科研經費的撥入，如西工大在5.8事件后，立即承接了液氧煤油催化劑的研究，單這一個項目，國家就投入了11億人民幣。顯然，國家科研經費的增加無疑對西安一些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走向市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緩作用。

怎樣把科技優勢變成經濟優勢？這是姚引良需要面對的問題。姚引良是西安高新區的元老，他清楚地知道，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由高新區去解決。

高新區要想充分利用當地的科技資源，看來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大力培養中小企業，讓這些企業鉆入各科研機構和軍工企業中，化整為零地分散利用其研究和生產優勢，如通源石油就是這類企業的典型；二是進行各種形式的服務以推進技術和市場的對接，揭去覆在科技資源臉上的這層面紗，吸引到諸如摩托羅拉、英特爾、微軟等企業的研發機構的蒞臨，從而成為中國西部重要的研發中心。

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王聰林2001年就做了這樣一件事：把西北工業大學20個博士和高新區的企業召集在一起，做了一次“嫁接”。那次全省性的大會，規模300人，博士后100人，企業200家，在對100名博士后研究的方法和領域進行充分的了解后，按照領域和行業分劃推介給諸企業。王聰林如今最重要的一個任務是，把西安市本地的科研資源摸清楚，然后把形成的優勢資源向外部宣傳，他恐怕還要制定更細的規則，如和哪些院所可以合作，高新區又能提供哪些相應的優惠條件等，以動員院所拿出魄力和積極性與市場握手。

西安高新區管委會投資體系演變

@ 本刊記者 許亞青

最早，西安高新區管委會創業中心從自己的房產租金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來做股權投資，主要針對那些種子期的公司。隨著高新區財政收入的增加，1996年起，決定每年拿出500萬做成一個創業基金，同時成立西安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目前該基金積累已經超過3000萬。

中小企業經常面臨的問題是流動資金不足，但由于沒有資產做抵押，所以很難通過商業信貸融資。現在擔任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陳堅當時就帶著人想辦法：怎樣讓他們貸到款？最后決定搞一個互助組，高新區財政出一部分錢，然后吸引社會資金，怕企業不參與，就先實行會員制，誰參與給誰擔保，3萬元為企業入會的最低限度。結果20多家企業入會，最終資金達到了1100萬。后來發現，單給會員進行擔保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些資金要升值，況且還要有利息、擔保費用等，擔保項目少了，增值就少，于是就變會員制為股份制。擔保了二、三十個項目下來，2個億的貸款擔保只出現了400萬的代償(債務正在追償之中)。高新區為鼓勵擔保，還出了一個政策：如果這個擔保出現虧空，高新區財政承擔80%，投資服務中心承擔20%。如通源石油、中揚電器、力邦制藥等都就獲得過此類的擔保貸款。

但高科技企業的融資更需要直接投資,于是1993年初資金總額1.5億人民幣的西安高新技術公司成立，意圖在這個領域內起一個引導和示范的作用。2001年1月，高新區管委會在看過各種相關法律后，出臺了一個新規定：降低進入風險投資的門檻，50萬即可成立風險投資公司。同年，此類公司注冊了120家。這120家中多數是風險投資管理類的公司。這一招，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意在把社會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的缺口打開。社會資金進來后，管委會又為其支招，不會做不要緊，交給別人做或“跟莊”就行，最起碼可以跟在陳堅的公司后面。

顯然，高新區這回要的就是營造一個社會化、市場化的投融資機制和氛圍，以形成一個信息集中便于交流的環境。西安高新技術有限責任公司這幾年異常活躍，至今已經投了19個科技類項目，2001年前的資本收益率一直在12%以上。2001年，由于大環境的影響，幾個原本預定要退出的項目推遲，資本收益率隨之降至7%。如今，管委會設置的這幾塊基金全部交由陳堅打理，這位年紀40出頭、清瘦練達的園區副主任在大陸風險投資圈子里已頗有聲名，舉手投足間更像個職業投資經理人。陳堅秉承的原則是“小步快跑”，“給股東的回報這幾年下來好像約定俗成的是10%，后來一想，這也不是壞事，逼著你要考慮當年的收益，能出手時就出手”。另外，比較活躍的風險投資公司還有陜西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和民間資本的寶德信。

下一步，管委會要專門制訂針對中介機構的鼓勵政策，以引進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如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以便幫助把高新區的企業推向資本市場。如今高新區最活躍的律師事務所要屬北京過去的金誠，會計師則要數希格瑪。

軟件精英的夢想起點

@本刊記者 陳強

2002年3月的一天，已過天命之年的日本人盡田修到西安市公安局辦完了長駐西安的所有手續。

選擇長駐西安，重要的原因還是西安已成為其不得不長久居棲之地――為了他所忠誠服務了多年的富士通公司，為了他的事業夢想。讓他所領導的西安富士通系統工程有限公司成為富士通公司在亞太區最重要的軟件應用開發中心之一，是已決定長留西安的盡田修后半生一個最大的事業夢想。

而夢想的起點則定位于西安市南郊西安高新區北部西安軟件園B座201房間。“現在，我們只有5間辦公室，到今年9月，我們將租下二層南側1000平米的所有寫字間。”盡田修相信2001年9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的西安富士通系統公司將發展很快。盡田修的目標是到2005年，公司規模將從現在的30人發展到300人，會成為富士通最重要的軟件研發中心之一。

對軟件研發言，西安無疑是“人杰地靈”之地。西安綜合科技實力在全國位居第三位，每年有3000多名計算機專業本科生和1000名碩士、博士生畢業，擁有500多家軟件開發公司，從業人員約4萬人。相比北京上海，西安的一個獨特優勢在于，由于這里地處西北內陸，加上西安本土較為質樸的黃土文化熏陶，西安的科技人員，并不像京滬等地的軟件人員那么容易流動，“人員流動率大概為10%”，西安軟件園主任毛愛亮透露。對于相當注重研發過程連續性與研發隊伍穩定性的軟件企業而言，西安軟件業這一文化實屬可貴，所以毛愛亮稱西安的軟件人才實在是“價廉物美。”而且，西安作為國家西部大開發的西北樞紐，近幾年其對外開放程度有顯著提高，科技人員的市場意識比之沿海，并不遜色。盡田修至今仍難忘去年招募第一批員工的情景，“當我面試這群年輕人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眼睛里都閃爍著光芒，他們很有朝氣，很有活力。”

作為國務院批準的十大軟件產業基地之一，西安軟件園1998年創立，2001年7月被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信息產業部聯合認定為國家軟件產業基地。

“它看起來有點像城堡”，有點“洋化”正是毛愛亮建設軟件園之時的苦心積慮之所在。“軟件園的整體風格，完全是按照美國微軟研發中心設計的，”毛頗為自豪地說。

西安富士通所在的B座，即有一個仿照硅谷風格設計的頂層透明的綠色走廊，陽光揮灑地面，配以周圍植物，在此會談或小憩一番的確賞心悅目。最近軟件園已開通了遠程視頻會議專線，使來訪考察軟件代工的日本企業代表興奮不已。

其實，無須驚訝，僅2001年，西安高新區在西安軟件園的投資就達1.2億元。

“和北京、上海比，西安的機會并不會很多。”高新區元老、現任西安市科委主任的姚引良直言西安難以成為高科技公司全國性營運中心的集聚地，“所以，我們要認準少一點的方向，集中力量發展。”國際性和國內的高科技大公司不大可能把公司的市場中心、運營中心等放到西安這個城市，但是科技人才的“物美價廉”，則可以吸引它們把研發資源集中到此。“因此，西安高新區的一個發展目標就是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軟件加工基地。”毛愛亮則明確提出：“西安軟件園中期目標是要和印度軟件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一爭短長。”

為吸引更多的外國軟件公司，西安高新區開列多項優惠政策予以支持，比如：凡是通過就是ISO系列認證的公司，外貿發展基金會給予認證費用的支持；此外，技術轉讓、技術開發等業務收入，免征營業稅；至于軟件人員的薪酬和培訓費用，可按實際發生金額在課征企業所得稅前予以列支。

目前，日資企業最為活躍，富士通是最早與軟件園接洽入住事宜的；NEC也已把需要500個工程師一年完成的開發工作交給了西安，豐田汽車也在西安尋求開發它的全球維修點管理軟件。飛利浦、IBM、惠普等歐美大公司也在軟件園設立了軟件研發機構。臺灣的誠洲電腦、草莓資訊和力新國際等企業，也都已經開始把研發機構設在西安，或尋求與當地軟件公司的合作。

當然，軟件園決非僅僅是大公司的開發樂園，很多創業公司也在此地成長，比如天澤、未來國際軟件等本土創業公司，也已經初具規模。不管是國際性公司，還是本土公司，“它們的市場都是立足全國乃至全球”，毛愛亮說。他的看法是，只有把市場做大，企業才能做大，軟件園也才能真正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