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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圍繞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從未停歇,話題不斷更新,層次逐漸深入,氣氛愈加熱烈。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念碰撞,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在新形勢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眾說紛紜,或針鋒相對,種種糾纏不清的爭論,多因兩大理論體系相對獨立,概念語言不通的緣故。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一味辯論的結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還亂,無果而終。只有站在更大范圍的經濟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看清這場爭論的實質和意義,從而理清思路,得到有價值的成果。
以最近爭論的焦點“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為例。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辯題了,因為學界已經基本上肯定了“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觀點。大家爭論的只是,這個觀點馬克思已經說過了的呢,還是馬克思沒說但可以從他那兒引申出來的,還是馬克思根本就是反對的。由此引發的另一個比較熱鬧的辯題,就是我國的私營業主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我國的私營業主是應該存在的,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爭論的只是他們是否在剝削,這種剝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馬克思那里尋找根據加以印證。
總之,學界對命題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與目前的經濟學大方向并無二致,差異的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這個態度,總結起來,又不外乎有三種:一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疑惑,都是源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不夠深刻的緣故,所以應該加深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確有不足和偏頗之處,應該被發展和革新,其內涵和外延都應該進行新的拓展;一種則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堅持勞動價值論會走回階級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所以它應該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閣。
勞動價值論是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現在大家對命題的基本態度一致,卻對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的態度出現差異,這只能說明對理論的整體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實際爭論過程中,爭論的核心也的確不斷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無法再討論下去。于是如“什么是價值”、“怎樣的勞動創造價值”、“非勞動生產力是否創造價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等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進一步的爭論卻沒有結果。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范疇和理論出發點相混淆的緣故。把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來分析西方經濟學的命題,自然要出問題,反之亦然。二
勞動價值論雖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這個“勞動”還有許多的規定,比如“抽象勞動”、“生產性勞動”等,這個“價值”也有自己的定義,它的經典表述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我們就來看看實際爭論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是關于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有的學者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實際上不再把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他看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勞動是計劃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過去我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而西方國家卻從實際出發,不拘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認為第三產業也創造國民生產總值……使第三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所占比重已超過70%。……為了跟上時代的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采納了三次產業的分類,也承認第三產業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已經跳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凡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都視為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1]
這段論述的邏輯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產業屬于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實際情況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所以第三產業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首先,這個邏輯的因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嚴密的理論體系中,這只能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第一、二產業的效率提高,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并且第三產業分割價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從來都是以具體的貨幣來表達的,無法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來衡量。第三產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說明它創造了價值。最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也不一樣,以之佐證,頗為牽強。這是想證明勞動價值論仍然正確的。再看另一種論述:
從今日展望,停留于原來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充分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市場現象與企業現象。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以及資本和傳統技術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經營創新及其載體或稱人才。……僅從第三產業的不斷成長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漸居首位看,所謂非生產勞動和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多年來引起爭論,確有其時代意義。否則,就勞動價值觀,生之者寡,分之者眾,主客易位,道理上說不通。[2]
這是想說明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卻很奇怪。難道某種東西“稀缺”了就會引起它的質變嗎?技術不“稀缺”,就不創造價值,“稀缺”了,就創造價值了嗎?“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仍然無法與“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直接相聯。再看一個: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我國學術界一致認為黨政部門的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主要理由是黨政部門屬上層建筑領域的范疇,它們并不參與價值的創造。現在看來,這是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及其經濟職能,其實黨政部門為此而付出的勞動,理應屬于生產性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高倍數的價值。[3]
“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以及“經濟職能”就可以證明一種勞動創造價值了嗎?前一個證據明顯與結論無關。“經濟職能”也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影響了經濟為什么就是創造了價值,還“創造高倍數的價值”?論者沒有交代。就筆者所知,在馬克思那里,非生產性勞動也對經濟產生影響,可是它不創造價值。
可以看出,上述說法的邏輯漏洞都出現在同時使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之時。并不是說不可以在兩大理論體系間做溝通工作,只是做的時候要慎重,不能拿來就用,直接組接。否則,這樣的理論探討不僅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意義。
其次,關于生產要素問題。如有的學者說:
我們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的源泉。和傳統的把其歸結為人的抽象勞動,即與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不同,我根據我的價值定義認為:價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結合,白手是不會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并且,各種生產要素在不斷增加,它們之間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最初由土地和勞動起主要作用,到資本、經營管理加入價值創造,再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又加入,并且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在新經濟環境中我要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財富論。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根據我對價值及源泉的重新認識,我進一步認為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斷變化,從而我們又說新的意義上的勞動是價值主要源泉,這就是我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4]
論文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來自
從生產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到“加入價值創造”的推理,也就是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為什么比重大一點,它的性質就會變化呢?很簡單,因為這“比重”和“性質”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正如作者把“價值論”混同于“財富論”一樣。在兩個理論中,生產要素的“性質”本來就不一樣,這與“比重”的變化無關。我們看到,為了確立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殺歷史,提出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以前從未“加入”的說法。這是想要改革勞動價值論的。
再次,關于我國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
有的學者傾向于不存在剝削或是剝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產資料或資產作為商品生產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雖然不是同勞動相并列的價值源泉,但在商品價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說毫無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所以,在現代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并不全是剝削,其中包含生產資料這種物的社會使用所帶來的增值。……過去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投資饑渴癥”、無數損失浪費等等,都同否認資產能夠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有關。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5]
資本對商品價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說明不全是剝削,這也是一連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為什么就是“帶來一定的價值”?后文說的清楚:“帶來的回報”--這就對了,不是“價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馬克思早就澄清過,此與“價值”無關。其次,資本“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為勞動可以帶來價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資本,沒有勞動,價值創造照樣進行。資本和勞動屬于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是它們之間存在這么簡單的替代關系,那就不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經濟學中大量的理論假設是基于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是資本參與生產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資本本身可以“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剝削: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二重性的理論,同樣適合于對我國私營企業的分析。
隨即作者在引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我國的私營業主的勞動進行了分析之后,承認存在剝削,于是說:
經典作家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現階段允許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剝削的存在和發展,顯然不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存在一定范圍的剝削,但它并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漫無邊際,而且這種剝削還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監督、控制和調節。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制度不會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剝削,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同日而語。[6]
看起來作者十分正確,但細想卻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說明這種剝削應該存在,那么那是我國的政策如此,不是勞動價值論證明如此。作者運用勞動價值論的結論只是承認了剝削的存在,所謂目的好,規模小,這些都不屬于勞動價值論。整篇文章最后的結論是勞動價值論正確,剝削也應該存在。我可以接受這兩個結論,但不能接受這兩個結論之間有因果關系。沒有因果關系,這樣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指導實踐,現在變成了實踐指導理論,生拉硬扯,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篇幅雖少,但其代表的態度卻具有普遍性。為什么出現這些現象?我認為這與理論界的躁動情緒有關。政治經濟學遇到了挑戰,的確需要應戰,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與性質。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是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理論分工,更有不同的獨立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政治經濟學是規范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實證經濟學,前者探討的是公平問題,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討的是效率問題,是財富的增加。兩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經濟學指導營銷,恐難如意,以西方經濟學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也是無力。三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里,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的報酬是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國民收入中再分配而來的,即從生產性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分割而來的。可是馬克思并沒有說非生產性勞動分割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有什么不正當。從理論上說,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與它是否正當毫無關系。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急著給非生產性勞動正名?
這是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了“價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創造的價值比分割來的價值似乎更優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這種意識,那是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的確貫穿著這種意識。
換個角度來看。既然在理論上創造的價值與分割的價值同樣正當,那區分它們還有什么意義?直接研究價值分割后的形態不是更簡潔了當嗎?馬克思在年青的時候也曾試圖像他人一樣如此表述價值,但是他之所以后來發明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又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都是為了導出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就沒有剩余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從價值的本質而是從價值的現象開始研究,以價值的最終呈現狀態為研究依據,就無法區分勞動與剝削。換句話說,剝削的部分將很容易與非生產性勞動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做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一點也很清楚。馬克思曾轉引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說:“關于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學說,看來既是錯誤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幸給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們可以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別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從工人階級那里搶來和騙來的。”[7]當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斷言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沒有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但在這個理論中的確突出了生產性勞動的地位,從而特別反襯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剝削。
因此,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特別從社會公平價值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特別從增加財富的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現在學界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是要用勞動價值論去談增加財富問題。這也不是不能談,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談。在馬克思那里,公平與財富的問題是他早在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解決的問題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財富,但人不是機器,工人仍在怠工,因為他們的人性得不到實現,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充分發揮。人類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實現對象性的人性了,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研究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才會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勞動創造的價值與報酬相當。因此,界定剝削和剝削量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區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
再進一步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象比普通的經濟學更高更遠。他本來就是從哲學研究轉入經濟學研究的。他的哲學研究的是人性為什么受到壓迫的問題,他的經濟學也是為了揭示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是因為他在研究哲學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人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揭示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剝削是經濟問題,是生物性問題,壓迫是政治問題,是人性問題。工人們被剝削走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吃不上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性壓抑的問題,是做人像做動物的問題。所以相對于貧窮,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異化--人于動物性。之所以要反對剝削,因為那是異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敵。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性解放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經濟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個不同導向的學問,即是不同社會價值判斷的學問,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如討論財富增長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或者剝削的標準和意義等等,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
西方經濟學的蛋糕理論就是說把蛋糕做大是至關重要的事,財富增長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再去兼顧公平,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效率(增長財富)與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剝削不是他們要討論的問題,只要財富增長就完事大吉。政治經濟學則是首先把公平問題放在首位,研究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以及如何增長則不是它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而不管我們是搞何種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能沉進去也能浮上來,只有我們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勞動價值論在當代是否還有用?當然。是否需要發展?當然。只是,討論歸討論,發展歸發展,但要沿著它本來的軌跡討論和發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則只叫。勞動價值論既然指向的是剝削問題,研究的是公平標準,目標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當代,在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還少嗎?就像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命題,實在沒有什么意義,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服務業所得到的價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營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也是早有定論的,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剝削了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需要的是像馬克思那樣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剝削是不是對經濟有利,也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說一聲“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聲疾呼反對剝削。實際上,不僅是這些具體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論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著原來的方向推展,研究在當代人性是如何受壓迫的,為什么經濟這么發達,人們仍然感到不自由?隱藏在那些丑惡和荒謬的社會政治現象背后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根源?經濟的不斷增長為什么會帶來新的異化現象?所以,我們要繼承的是馬克思在過去做過的工作。
社會需要各方面的理論,反對不平,關注人性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國,西方經濟學可以用來指導經濟,當然還需一邊研究和創新,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用來把握整個國家方向的理論,因為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的幸福和未來的發展當然是比經濟的增長更遠大的任務。
注釋:
[1]何偉《重新認識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2002年第1期第12頁。
[2]沈立人《勞動價值論的理念創新與政策整合》,《經濟學家》2002年第2期第23頁。
[3]何煉成《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經濟學家》2001年第6期第47頁。
[4]晏智杰的論述,張興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探索--訪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2月。
[5]董德剛《如何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現象》,《前線》,2002年第2期第13頁。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制造業;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2)05-45 -02
現代服務業是國際上通行的產業劃分標準概念,指那些提供非實物產品的行業。一般認為現代服務業是指生產和銷售服務產品的生產部門和企業的集合。服務產品與其它產業產品相比,具有非實物性,不可儲存性和生產與消費同時性等特征。在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實際工作中,將服務業視同為第三產業,即將服務業定義為除農業,工業之外的其它所有產業部門。
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自從出現到發展到現在的現代服務業,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發達國家正是由于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使得其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不斷進步。現代服務業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集中體現,作為制造大國,目前我國正處于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階段,加快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提升產業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形成高科技引導的服務業全面發展的新興產業格局,是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需要,也是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現代服務業又稱為“現代生產業“,其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基于布朗寧和辛格曼在1975年對服務業的功能性分類。 M.J.Healy&B.W.Ilbery將生產業(product service) 定義為向其它產業提供服務,生產業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改變了服務產品的內容、性質以及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業。生產業的效率在于其作為中間投入所發揮的微觀積極作用和宏觀經濟影響,它有助于促進產業密集,工業化和經濟增長。
關于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已經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Horst Raff和Marc von der Ruhr (2001)基于國際直接投資對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空間分布做了研究,認為現代高端制造業的發展需要專業化的高級生產要素的投入,即需要有高端的現代服務業與其匹配,而高端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端制造業對其的需求。
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代經濟增長有著一個顯著的趨勢是,服務業,尤其生產者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越來越高,投資和從業人員在總投資和總就業人員中的比重也越來越高。跨國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總產出的比重以及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都會不斷上升,生產者服務業的增加值比重和從業人員占比重都同比例地的上升。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主要源于兩個方面:第一,是制造業內不斷將一些非生產性的活動逐步外包,從而導致生產者服務業規模不斷擴張;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和轉型,從而使得生產過程中對中間性的生產者服務投入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在促進生產者服務業規模擴大的同時,也拉動了生產者服務業技術裝備水平的提升。
國內學者中,鄭吉昌(2004)提出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雙互動關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服務業構成工業生產中間投入的重要部份。
2、制造業企業活動外置帶動了新興服務業的發展。
何勇(2006)認為在買方市場的大格局下,有形產品的服務內涵不斷延伸和豐富,產品服務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小產品,大服務“現象將從現在的中間產品為主向最終消費品領域擴撒,從大件耐用消費品向一般消費品延伸,客戶從以企業為主轉向以消費為主。
張云朝(2008)認為現代服務業發展好的城市,基本上也是新型工業發展較快的城市,所以,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已經呈現融合發展的趨勢。這是以新型工業經濟為基礎,借助于信息化手段進行社會化大生產的新型生產方法。
汪永太(2008)指出制造業為求進一步發展,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在原有核心業務基礎上,為客戶提供融入現代高新技術的,與產品相關的,高附加值的現代制造服務,企業的服務外包和現代制造服務使現代服務業得以快速發展。
“做你最擅長的,其余的讓別人去做“,將服務業從制造業中剝離出來,以創新的方式發展現代服務業,為制造業升級加速,讓服務業與制造業都做大做強,真正實現雙輪驅動,通過現代服務業為制造業增加附加值。由于現代服務業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無論在宏觀上還是微觀上,都實際地為社會節約了勞動時間,并且能加強生產與消費的聯系,使產品順利地經過流通達到消費領域,又能幫助消費者更好地利用產品,指導和擴大消費,加速社會的再生產過程,還能傳遞信息,促進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了解,其對制造業乃至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起連接作業和協調作用。現代服務業經營范圍廣,業務門路多,能容納大量勞動力,發展服務業是解決和擴大勞動就業的重要途徑。
研究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需要重點研究以下問題:
1、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共生關系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鉆石模型;競爭優勢
“現代服務業”是一個典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最早出現在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十五大報告概
括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產業結構轉換特征,認為這個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階段”。十五大報告通過引入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概念,將農業和服務業各自一分為二,進一步描述了工業化時期就業人口結構的演變特征。此后,十五屆五中全會和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又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主要包括增加值和就業人口)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水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理論界對于現代服務業的準確概念和范圍仍然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
一、現代服務業概念的界定
對于現代服務業的界定,朱曉青、林萍認為現代服業是傳統服務業的對稱,與傳統服務相比。它具有高技術性、知識性、新性三大基本屬性。龐毅、宋冬英認為現代服務業是指依托電子信息和其他新高技術,以及現代經營方式和組織而發展起來的服務業,既包括新興服務業,也包括對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其本質是實現服務業的現代化。劉志彪認為現代服務業是那些依靠高新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經營方式及組織形式發展起來的、主要為生產者提供中間投入的知識技術信息密集型服務的部門,如金融服務、商務服務、信息技術與網絡通訊服務、教育培訓與衛生保健服務、第三方物流服務,以及一部分被新技術改造過的傳統服務等。顧乃華認為現代服務業是指當前那些能夠向其他行業釋放出較強外溢效應,從而有利于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的服務行業的集合體。在世界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拓深的背景下,現代服務業最本質功能不是提高服務業的增加值,而是通過產業關聯效應,提高整個地區經濟的競爭力。由以上定義可以歸納出:現代服務業的現代性,即現代服務業是在工業化發達階段的產物,和傳統服務業相對,是新興的服務業;現代服務業的高新技術性,盡管現代服務業是屬于服務業的范疇,但它的服務過程和服務活動是依靠現代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通訊技術而進行的;現代服務業的知識密集性,和傳統服務業不同,現代服務業主要是提供利用現代技術手段,提供專業性的服務,具有較高的知識含量,是知識密集的服務業;現代服務業的動態性,現代服務業是一個產業發展演進中提出的概念,其內涵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現代服務業的生產性,作為服務業,既包括為企業等提供的中間服務的生產業,也包括為居民提供的最終服務,但是專業性的生產業無疑在現代服務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波特“鉆石”模型及對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啟示
(一)鉆石模型
與現代服務業發展最直接相關的戰略模型乃是波特的“鉆石”模型。波特將產業競爭力置于企業、產業和國家這3個主體的互動過程中進行分析,認為特定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力取決于如下4個因素:生產要素條件――要素條件涉及國家或地區在該行業發展中所投入的各種要素,包括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知識資源、資本資源以及基礎設施等;需求條件――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不僅為企業的投資和創新提供初始的動力,而且促使企業對投資和創新進行動態調整,包括需求結構、消費者的行為特點等;相關及輔助產業的狀況――產業競爭力不僅取決于該產業的企業,而且同其相關及輔助產業的狀況有密切關系;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企業經營的得失常常可追溯到企業的經營戰略。在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中,競爭對手最為重要,競爭為產業的高級化和創新提供了推動力。競爭對手在地域上的集中又為企業的創新提供了適宜的組織環境。由上述4項關鍵要素形成的“鉆石”模型,關系到一個區域的產業能否成功。而且“鉆石”模型中任何一項因素的效果必然影響到另一項的狀態。擁有“鉆石”模型的每一項因素并等于不必然擁有競爭優勢,只有將這些因素形成自我強化、自我發展的系統,才是真正的競爭優勢。
(二)我國現代服務業競爭力的四大影響因素發展狀況
波特模型中的要素條件不僅包括傳統的資源因素,還包括人才、資本、科學技術、基礎設施等依賴于個人、企業和政府行為的高級要素。其競爭優勢表現在將自然資源、教育、基礎設施等基本條件轉換成特殊優勢的能力。當今服務業的競爭受自然資源等初級要素的影響越來越小,相反,對知識、人才、通訊手段等高級要素的依賴性卻越來越大。在人才、知識技術方面,我國服務業人力資源等初級要素較充裕,但整體來看,我國各服務行業普遍缺乏高素質資本、管理、技術等高級資源要素。發展現代服務業,必須具備相對成熟的教育體系、人才培養與人才引進機制,構建起現代化的人才高地。目前,我國多數地區,無論從人才總量上還是結構上與現代服務業發達的先進國家比都有著較大的差距,特別是缺乏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優秀團隊和領軍人物。在基礎設施方面,要想發展現代服務業,就需要有先進、發達的金融和物流業作基礎,這樣才能形成現代服務業必不可少的集群聯動發展態勢。就我國的運輸、物流業的發展來看,其服務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費用仍存在進一步降低的空間,在很好滿足整個國家發展的需要方面存在欠缺。
波特模型強調國內需求對競爭優勢獲取所起的推動作用。對于服務業來說,需求不足就會抑制企業競爭,從而影響其規模經濟的實現。目前,我國現代服務業絕大部分仍處于幼稚期,其面臨的國內市場是不成熟的,許多服務行業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水平。由于生產成本較高,服務提供價格也較高,影響了這些服務行業競爭優勢的獲取,大大提高了其他行業獲得信息的成本。同時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和流動中樞,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也使得需求不足。
服務業是一個大的關聯行業群。服務業對其他行業以及各服務業間具有極強的相關作用,某一行業的發展或滯后會促進或制約其他行業的發展。各服務業之間也具有較強的相關作用。波特理論認為,相關產業和支持性產業發展水平對區域競爭優勢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相關產業間合作的緊密程度、相關產業企業密集度、產業集群環境和產業服務環境。目前,我國服務業在這幾個方面都存在不足。因此,要協調好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發展關系。一方面,制造業的發展會拉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到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越來越緊密的相互融合的國際趨勢,使得產業經濟活動中服務業比重逐步上升,附加價值提高,加工制造環節附加值比重下降。因此,我國在著力打造國際制造業中心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的產業組織和生產經營方式,加速產業升級步伐。同時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制造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和地區,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速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專業化分工合作,提高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
波特認為,決定每個行業的競爭力的因素之一就是如何組織、創立和管理公司以及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整體而言,我國服務業組織化程度較低、規模效益不高,服務企業在組織規模尤其是管理水平與營銷技術上,與國際化的公司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從市場競爭程度來看,眾多服務業領域市場化程度都比較低,市場配置的基礎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且市場規范化程度低,競爭秩序混亂,企業信用度差。市場的無序競爭和企業信用的缺失抑制了相當一部分消費需求,也制約了現代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加之現代服務業中的一些行業中存在政策性進入壁壘和壟斷現象,這種壟斷性質的市場結構導致了服務供給質量差、價格高、抑制了需求,同時嚴格的進入限制使得不少現代服務業的經營主體投資渠道單一,競爭能力差,經營效益不佳。
三、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思路
波特認為,在鉆石體系中,每個因素最終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他因素的表現,任何一個方面出問題,都會限制整個產業進步與升級的潛力。從波特的“鉆石”模型來看,想要發展現代服務業,就要做好如下兩點:一是在詳盡分析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特點的基礎上,識別出最具有發展比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二是創造條件彌補上述四方面因素中相對薄弱的環節,使四因素能協調地發揮功能。
要想促進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應以政府為引導、需求為導向、產業為主體,通過模式創新帶動服務業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服務模式的升級;深入展開現代服務業理論體系與工程實驗研究,支持自主的技術和產業創新,構建我們自主知識產權的服務技術標準和規范;堅持自主創新,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通過現代服務業幫助第一、二產業的提升和持續發展,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業人口的重大轉移和社會物質能源的顯著節約做出重大貢獻。通過政、產、學、研的有機結合和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服務業技術與服務龍頭企業,促進國家創新服務體系的形成,推動現代服務業商務鏈的建立和傳統服務業的提升。
服務業的全面發展及其對國民經濟的全面改造將為我國農業、工業制造業、建筑業等傳統產業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增強國際競爭力提供機遇。我國應切實利用世界經濟全面服務業化的趨勢與機遇,促進現代服務業對傳統要素的改造與更新,提供有利的制度環境與政策措施,利用我國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豐富,歷史文化悠久,以及在新經濟中的“后發優勢”等有利條件,加快形成和發展生產業、研究業與消費業,利用服務經濟改造傳統經濟,促進我國早日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形成并保持我國在21世紀的“國家競爭優勢”,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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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節能環保產業的產業結構是怎么樣的?
李碧浩:可以從兩個角度劃分。從節能環保產業發展鏈、也就是縱向領域看,可以分為節能產業、環保產業和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從節能環保產業的橫向領域來看,包括工業、建筑、交通、民用等諸多領域,環保業則包括水、氣、聲和固體廢棄物處置等領域。
節能環保是一個產業鏈,包括生產性鏈環和非生產性鏈環。生產性鏈環是產業鏈的主體,包括產品和設備生產商、服務提供商、研發機構、經銷商、中介機構、規制機構、用能單位和環境污染單位等。非生產性鏈環主要是為企業提供服務、信息、教育、培訓、管理、監督、研究與技術等支持的。消費者則是產業鏈的終點,通過其消費需求和購買能力等影響產業鏈的組織運行。
《大學生》:“節能環保”這個概念并不新鮮,我國的環保模式、節能環保產業近幾年有什么變化?
李碧浩:我們的環保模式已經由“末端治理”開始向“源頭控制”轉變,未來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第二是市場需求漸漸從工程型需求轉向服務型需求。比如說水環境治理,城市里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能力逐漸飽和,工程建設需求慢慢降低,但污水處理廠所需的管網設備配套、污水處理運營管理等服務需求快速上升。第三是市場需求漸漸向高技術設備和綜合化解決方案設計方向增加。比如,未來市場需求會集中體現在煤的清潔化利用技術、碳捕捉碳截存技術、固體廢棄物焚燒技術等相關設備的需求上,而在建筑節能、循環經濟和受損環境修復領域,對提供綜合化解決方案的需求將日益增加。
《大學生》:所謂“末端治理”與“源頭控制”的區別是?
李碧浩:比如說水污染,有條河被污染了、散發出臭氣或者看上去不堪入目,那么我們就要治理,對這種已經出現的污染進行治理,就叫末端治理。今天還有很多人的觀念停留末端治理的思維階段,一說起環保,就是不亂扔垃圾,這并不是先進的、治本的思維。今天的節能環保早就不止于此,比如節水,不是號召大家節約用水,而是從設計管道、水龍頭設備時就考慮到如何控制水量。節電也是一樣,不是讓大家少開燈,而是整個照明系統整體變省電了。這就是源頭控制。
畢業生產業基本能吸收
《大學生》:國家已經明確了“十二五”期間節能環保產業要達到的規模,這個目標將對就業產生多大的作用,特別是應屆生就業?
李碧浩:節能環保產業目前粗略統計,大概能提供3000萬人就業,而且每年會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長。3000萬是個總就業人數,如果算每年能新增的就業崗位,我認為大概是600萬。也就是說每年跟節能環保相關專業的畢業生有多少,產業基本能吸收。以現有的節能環保產業人才結構分析,實際上人才有點偏老化,青年人、特別是青年研究性人才,青年高端技術人才是很缺的。整個新興產業的專業性人才都是不足的,比如新能源領域,太陽能、風能現在產業都發展起來了,但相關專業此前沒有人才儲備,現在出現很大的斷層。像我半路出家,也算是專業人才(李碧浩現在為復旦大學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在讀博士)。
現在大家已經意識到這個產業的重要性,也都愿意來相關企業或機構就業,據我所知上海高校與能源相關的專業,現在招生都爆滿,以前學生常常是被調劑去的。
《大學生》:是說跟節能環保相關的企業,無論“大國企”也好,民企、創業公司也好,普遍在招人嗎?
李碧浩:國企我不太清楚,民企缺專業人才是非常普遍的。我們(全球節能環保網)團隊曾在上海做合同能源管理,這也是現在節能領域最火的一種商業模式,能做的人就非常有限。
《大學生》:“合同能源管理”需要什么樣的人才?
李碧浩:所謂“合同能源管理”就是假設一家大型耗能企業,原來每年要消耗1億度電,現在有一種專門的節能服務公司,他們能做到,讓企業在不買設備不多花錢的基礎上,把原來每年消耗1億度電變成5000萬度。假設一年省下來電費2000萬,那么這2000萬就作為利潤,節能服務公司從中抽取一定比例。能做到這樣的服務不簡單,首先要對企業所在行業有了解,起碼要對它各個環節的耗能了若執掌,其次要進行能源審計,還要提出優化生產流程的方案。
這種模式是由合同能源管理團隊與耗能企業達成一個協議,企業是不出錢的,而合同能源管理團隊,也就是節能服務公司可以拿著協議去找金融機構貸款,“我拿自己貸款的錢給你企業買設備、給你安裝調試,每年賺了錢之后你分給我一部分,把銀行的錢還了,剩下就是我賺的,這樣的合同可以一簽簽幾年。”在國外就是這樣做的,這樣的節能服務公司多是輕資產型的。
跨界+整合
《大學生》:節能環保產業的創業點有哪些,尤其是對大學生,應該從哪個點切入?
李碧浩:想在這個領域創業我覺得應該考慮幾個現實情況。什么樣的領域適合大學生創業?第一一定是輕資產行業,重資產行業需要投很多錢,而且還涉及復雜管理問題,不太符合。節能環保產業內部有重資產的領域,比如大型裝備設計、研發,甚至污水處理、固體廢棄物處理……這很多是政府或者很有實力的企業才能做的事兒。
但對大學生來說,節能環保產業也有很多的機會,我覺得有這么幾個方向是可以嘗試的:一是把用科研成果創業,比如在某些領域有專利,可以從專利出發創業。二是與節能環保相關的服務業。節能環保產業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相關設備制造,還有一部分是節能環保服務——這里的服務要排除那種國家層面的大工程——咨詢、設計等等。第三是把成熟技術、產品重新跨界整合。我曾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大學生創業項目,是把太陽能蓄電池用到廣告牌上,白天蓄電,晚上不用外加電源就可以發光。它未必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卻是個跨界整合很好的切入點。
美國的節能服務產業就特別發達,2011年我們(全球節能環保網)去美國觀摩他們的清潔技術創業大賽。美國跟我們不一樣,美國大量的節能環保技術已經深入到民用環節里,大量的新發現新技術是應用于家庭的。比如有人研究了一種新的飲用水處理技術,應用這種新技術形成的裝置不需過高門檻便可以大量投產。
這兩條路哪條都有很多創業機會,但前提是必須得對某一專業領域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比如說你是學環境工程專業的,想做污水處理方面的咨詢服務,那你可能會有相對優勢。
《大學生》:您剛才特別提到了“跨界”和“整合”,大學生想在節能環保領域創業,是否也可以循著這兩個概念思考?
李碧浩:其實“跨界整合”就是更多的創意,這對年輕人來說是優勢,年輕人思路活、想象力豐富。像剛才提到的太陽能蓄電池廣告牌,無論是太陽能蓄電池技術,還是廣告牌技術都早就有了,創業者只是把它們整合在了一起。基礎原理都有,把很多跨界的原理知識組合在一起,或許就會產生你想要的結果,我覺得這種能力對想創業的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要求大學生知識面、信息來源都要很廣,還需要商業敏銳性。
TIPS:一些發達國家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特點
1.美國——節能服務業
美國是節能服務業的發源地,是節能服務公司最多、節能服務產業最發達的國家。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支持節能服務業發展,并制定了多項鼓勵措施。推廣合同能源管理是推動美國政府機構節能的重要方式之一,也為節能服務公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
2.日本——節能環保車
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后,日本汽車廠家開始重視研究開發節能、環保型汽車,并相繼推出了直噴發動機、混合動力轎車等節能環保轎車。2010年,隨著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大部分消費者紛紛改換省油的環保型車輛。于是,日本廠商生產的節能型轎車受到了世界各地消費者的青睞,銷售大幅增長并連續刷新歷史最高紀錄。
3.德國——太陽能產業
雖然德國一年到頭雨水不斷,但經過努力,德國仍然成為世界領先的太陽能大國。EEG法案——可再生能源法,功不可沒。EEG的核心是一種“費用返回”機制,即對任何利用太陽光電系統、風力或者水力發電的人,給予他們從當地電力公司獲得一種有保證的費用償還。
4.法國——企業替政府分擔環保稅
法國的環保稅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稅、氮氧化物稅、水污染稅、水資源稅、廢物垃圾稅、輪胎稅、油稅、汽車稅、地方設備稅、伐木稅以及犬稅等。法國的環保收稅收入主要用于環保支出,由法國環境保護部來負責掌握,實行專款專用。
關鍵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國際化動因;創新系統
一、KIBS國際化動因現有理論研究及評價
由于服務的不可儲存性、異質性及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與制造業明顯不同,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不能采取線性的方式逐步推進,而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行。早期關于服務業國際化動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上。如Dunning(1989)將基于制造業的“國際生產折衷論”應用于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認為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也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并且只有同時擁有上述三大優勢時,才能進行有利的對外直接投資。(5-39)之后,很多學者從更多角度對國際化動因進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從市場驅動、競爭驅動、技術驅動、成本驅動、政府驅動五個方面分析了服務業國際化的動因。(64-86)李慧中(2004)認為,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是產品差異條件下追逐規模報酬的產業內貿易導致的結果。鄭吉昌(2004)則將服務業國際化動因概括為生產性和消費的拉動、供給的推動(專長、勞動力)、服務業的競爭、進入壁壘降低(標準成本化、全球范圍優勢)和服務貿易自由化、贏得信賴以及全球學習。魏江等(2004)認為,KIBS國際化是需求拉動及供給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需求方面是企業為了更好地適應全球化及競爭的需要,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其它更擅長的企業,實現價值鏈的分工,使KIBS企業有了進一步生存的空間;供給方面是企業追求規模經濟及范圍經濟而主動向國外擴張。
以上學者盡管從不同角度對服務業及KIBS國際化動因做出了解釋,也注意到服務業與KIBS、與制造業的差別,但是,這些學者更多地是從產業角度來進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務的特征。KIBS不僅僅在于具有服務性的特征,還具有創新性特征,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現有的研究忽視了KIBS具有創新功能的特征,忽視了KIBS在創新系統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據KIBS的特點,在借鑒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另外一個角度——創新系統的視角對KIBS國際化動因進行分析,以期獲得更為圓滿的解釋。
二、KIBS創新特性及在創新系統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識經濟下,知識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并逐漸取代了土地、資本、勞動力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創新系統中,知識流動及各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創新過程的關鍵所在。KIBS具有知識生產和知識擴散的功能,在創新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產和消費部門。
(一)KIBS創新特征
KIBS創新是指發生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中的創新行為及活動,是KIBS與客戶利用各自的知識及技能,為完成一項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任務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為。知識密集型服務創新具有顯著的高客戶相關性,即KIBS與客戶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創新服務質量的高低依賴于KIBS與客戶的交互作用。在創新中,客戶與KIBS之間的知識流動是雙向的:KIBS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服務,在交互中傳播現有的知識,同時通過客戶反饋也加強了KIBS本身的知識基礎,擴大了KIBS的知識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個模型(見上圖),將KIBS知識過程分為明晰知識和緘默知識的獲取、知識的重新整合、知識向客戶企業的轉移與擴散三個階段,說明了KIBS與客戶間的這種知識流動及交互作用。(53-68)
(二)KIBS在創新系統中的角色
KIBS創新具有高客戶相關性,這不僅僅促使其本身必須具備高的創新性,以滿足客戶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將創新性知識傳遞、擴散給客戶,即KIBS不僅僅具有知識生產的功能,也具有知識擴散的功能。具體而言,KIBS在創新過程中主要有三個角色:創新推動者(Facilitator)、創新轉移者(Carrier)及創新來源(Source)。
1.創新來源(提供者)。KIBS在進行創新時是創新主角,KIBS為制造業或其他服務行業提供服務或知識,提供創新概念及思想,并與客戶企業緊密聯系共同完成創新。Hertog(2000)認為,KIBS作為知識及創新的合作生產者,是一種私人知識庫,即所謂的“第二知識庫(theSecondKnowledgeInfrastructure)”或“新知識庫”①。[9](491-528)如廣告商為客戶開發并組織實施一個新的廣告策略。
2.創新推動者(合作者)。KIBS企業為客戶的創新提供支持服務,但創新本身不是來自KIBS,也不是由它從別的企業擴散到客戶企業。如管理咨詢公司協助客戶開發一種新的服務分銷渠道或引入一種新的會計制度,在這里,KIBS為客戶傳遞它們需要的知識或服務來支持創新。3.創新轉移者(購買者)。KIBS企業將現有的創新從一個企業或者一個行業傳播到另外一個行業或客戶企業,創新本身不是從KIBS產生的,KIBS只是一種中介。此時,KIBS也扮演著購買者角色,即KIBS從制造業或者其他服務行業購買知識、設備及資本品,但KIBS在購買后還承擔一個重任,即將該產品客戶化,適應客戶的需求。如KIBS企業為客戶引進及實施一個先進的、創新性的ERP軟件,并將該軟件客戶化。
可見,KIBS在創新系統中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它的知識生產和知識擴散的功能,是創新系統的節點及橋梁,是創新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KIBS在創新過程中扮演多種角色,發揮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為一個創新主體,在不斷進行內部創新的同時,也為創新系統中的其它主體提供了創新的平臺,對創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國家創新系統的國際化擴展——KIBS國際化的動因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個開放式的、國際化的系統,國家創新績效取決于該國利用全球創新網絡及全球創新資源進行創新的能力,國家創新系統的國際化已成為促進創新能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自身創新系統的不完善及創新資源的缺乏,通過國際化獲取創新資源,提高本國創新系統競爭力就成為一個必然選擇及必要的途徑。國家創新系統的國際化發展,增強了作為創新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KIBS國際化發展的動力及壓力,主要體現為實現如下四個效應的需要:(一)國家創新系統邊界的國際擴張效應
Coase(1937)認為,企業的擴張與收縮在于交易成本的節約。[11](386-405)創新系統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節約而導致的邊界擴張與收縮。創新系統邊界的擴張表現為創新組織規模的擴大和創新行為的融合與協調兩個方面,前者是單一組織形式下的規模擴張,后者是對創新系統的改造。[12]創新系統革新的動力來源于知識在系統內流動的機制。信息通訊科技的發展及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創新活動之間的互動與依賴日益加深,為了獲取更多、質量更高的創新資源,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創新主體主動向外擴張,實現國際化發展。KIBS國際化一方面是實現本身規模經濟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識在創新網絡接點傳播的交易成本,使報酬遞增得以實現,并促進其他創新主體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同時,KIBS作為知識擴散的橋梁及中介,它的國際化有利于改造跨國創新組織結
構,建立靈活的組織創新網絡,有效降低創新主體在國際化進程中由于規模擴大而帶來網絡接點之間連結不穩定的風險(規模擴大與風險加大之間存在“兩難”問題),實現創新系統質的擴張。(二)知識的放大效應及國際擴散效應
知識系統要么是網絡結構,要么是層級結構,而無論哪種結構,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網絡結構中,KIBS加強了不同網絡接點之間的知識流動。在層級結構中,KIBS有利于知識沿著層級進行流動,如典型的專業會計服務就屬于這類。而創新系統競爭力的差異在于知識創造和擴散通過不同的中介和組織交互作用來進行。[13]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快,各國國內市場日益與國際大市場融為一體,產業全球化以及企業生產、研究活動的國際化,使國際間的知識流動愈加強烈。由于KIBS具有知識生產性和擴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國際化發展中不斷吸取國外知識,并通過對知識的整合、加工,不斷進行知識創新,放大知識存量,提高了知識流動的質量,促進知識在創新主體之間的國際流動,在不同類別的知識網絡中傳遞,加強了國家創新系統知識生產子系統及知識擴散子系統功能,通過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有效聯結來提高學習和創造能力,使國家創新系統立足于國際創新前沿,利用國際創新系統的優勢,迅速提高創新能力。
(三)制造業、服務業創新子系統的國際互動效應
KIBS所具有知識生產及知識擴散功能,使傳統的創新系統發生了變化,服務業創新子系統與制造業創新子系統出現融合的現象,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創新活動互相表現對方的特征。它們之間存在信息、知識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動,并通過這些流動使兩者產生極強的互動作用,互相為對方的發展提供支持。制造業生產的國際化產生了對金融、會計和法律等服務的需求,為了滿足國內制造業國際化的需要,KIBS企業跟隨進入東道國提供服務。隨著服務水平的提高及在國外提供服務經驗的不斷豐富,KIBS企業有能力主動在國外尋找發展的機會,實現從跟隨戰略到主動尋求新市場的國際化戰略轉變。跨國制造業規模經濟的來源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服務的能力而不是制造產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業國際化程度較高情況下,KIBS國際化是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要。
(四)國家創新網絡的國際綜合協同效應
創新系統創新效率的提高,不僅取決于各創新主體本身的高效運轉,更取決于各創新主體間相互聯系和合作形成的網絡協同。在強調知識流動的創新系統架構中,創新主體間的互動關系愈趨復雜。創新主體之間存在正、負向反饋及增強、抑制作用,有著顯著的非線性關系。要提高創新系統效率,不僅要提高內部效率,即各子系統(如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企業等)內部管理過程的效率;更要提高外部效率,即各子系統之間(包括區域創新系統、國家創新系統與國際創新系統的聯系)合作與交流的效率。KIBS作為連接國際、國內及區域三個不同層次的知識系統的重要橋梁,只有與國際接軌,保證知識在各個層次的創新系統、各個創新主體及創新主體各要素之間的橫向與縱向流動,產生互動和作用,形成創新網絡的國際協同,使國家創新系統在國際環境下有效地運行,降低創新風險,減少創新成本,提高創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