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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下半年以來,不斷攀升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使得原本存在的通貨膨脹預期成為現實。面對物價高漲的趨勢,2010年12月初,中央已明確指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組合政策。顯然,在宏觀經濟復蘇態勢尚未完全趨穩及通脹壓力較大的背景下,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組合將有利于確保宏觀經濟的平穩增長。但是,在傳統的積極財政政策出動模式下,能否使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穩健的貨幣政策轉型,從而緩解流動性極度過剩的局面則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對于本次通貨膨脹的成因,國內外學者已作過較多的分析。綜合來看,貨幣超發導致的流動性過剩是其主要原因。當然,對于貨幣超發的途徑,既包括因外匯儲備過多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也包括危機背景下商業銀行天量信貸投放所導致的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討論有關治理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措施時。大多數的學者都主張用加息和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緩解國內通脹的壓力。但是,筆者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宏微觀經濟環境和財政預算制度下,無論是加息還是人民幣升值都無法促進貨幣政策的有效轉型。促進貨幣政策的轉型、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還必須改變傳統的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
與以往的通貨膨脹壓力的形成機制不同,本次通貨膨脹的形成雖然與外匯儲備增加導致的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有關,但筆者認為,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2008年底以來救市政策下的天量信貸資金投放。事實上,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處于緩慢的升值之中,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外匯儲備并未相應減少,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局面也未得到根本的改變。相反,2007年上半年的物價上漲和資本市場泡沫的形成與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外匯資金的流入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在金融危機之后,因外需的急劇下降,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幅已有所下降。但2008年底以來,在金融救市政策的刺激下,我國商業銀行發放表內信貸資金近18萬億元,表外資金近2萬億元。天量信貸資金的投放導致了流通領域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加。因此,若要遏制當前通貨膨脹的勢頭,管住銀行新增信貸,回籠部分信貸資金將是最為有效的措施。但是,在現有的積極財政政策模式下,能否做到這一點則值得懷疑。
【關鍵詞】穩健 貨幣政策 理論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我國來說仍然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同時也是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首先要考慮各種外部條件以及環境將來發展的趨勢,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經濟的運行中發揮作用,最后是解決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措施。
一、貨幣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社會需求通過貨幣的形式來體現,購買力則需要通過貨幣幾次周轉來完成。當人們的消費水平增加,市場貨幣的容量也加大的,這時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會購買力,同時,貨幣政策也是有效的;當人們的消費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也就是說社會需求被購買力占滿,這時,增加貨幣量對滿足社會需求就沒意義可言了,這個情況下,提高貨幣的供應量來應對貨幣政策效果顯然是比較弱的。
貨幣變量的變動是否對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具體體現。如果貨幣變量選取M2,實際經濟變量選取GDP;以GDP為因變量,M2為自變量選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兩個區間段的數據,建立如下對數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產出對貨幣供應量的產出系數。)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調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結果分析:對相關性的計算指標進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彈性大,國民生產總值隨著其增長;1996到2005年,M2相對彈性較小,國民生產總值也隨著其增長。數據分析說明了,貨幣的供應量對生產總值得影逐漸減弱,想要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還需要加大貨幣的投量,但在穩定貨幣方面,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二、穩健貨幣政策是最佳選擇
(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基本不存在
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財政擴張的“擠出”效應,這是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得來的。通過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產出。高利率會對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產生阻擋的作用,使人們擠出一部分貨幣,用擠出的這部分貨幣進行個人的消費,這就是“擠出效應”。就我國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擴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投資支出來進行的,我國的基礎建設如能源、鐵路、電信和城市建設都是用國債及其他府投資的來進行的,這些都是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無法涉及的領域,所以就我國來說不存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我國對銀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規定的,還沒有完全實行利率化市場,由此可見,進行擴張財政政策,不一定會使利率提高。另外,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以及外部條件的影響,擠出效應的觀點可能不適合我國國情,也就不需要與擴張財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穩健的貨幣政策可以預防通貨膨脹
流通性是貨幣具有的一項基本性質,在貨幣的流通性足夠大的情況下,貨幣的供給需求就越大,對即期總需求的影響就越明顯,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來總需求可能增加。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儲蓄存款越來越多,中國金融資產的各種產品之間的替代品是有限的,還有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都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假如讓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聯合起來,那么將會對社會的經濟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如果選擇運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緩解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所帶來的壓力,并且可以阻止財政擴張對經濟穩定產生的負面影響有很好的效果。
(三)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主動的貨幣政策
對穩健的貨幣政策來說,穩健貨幣政策是一種中性的政策,不僅要具有可以及時調整政策實施的方位的靈活性,還要有可以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協調性。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增加了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準備資金;國家積極組織商業銀行購買財政債券、購買國債,在購買國債的同時還在貸款方面對其有優惠政策,這樣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財政政策的發展,還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降低人民幣存款的利率時,國債的息票率也隨著其降低了,使國債的發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資金成本也降低了,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收益,還支持了國家財政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在引導資金流向、啟動投資和調整經濟結構等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見,中央銀行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是把銀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儲蓄作為基本資源,通過商業銀行的購買,使其變成長期的、可使用的資金,儲蓄轉為投資,確保經濟增長率,降低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的風險,保證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
三、完善我國穩健貨幣政策
就當前比較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來說,任何針對性強的、過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實施的,這時穩健貨幣政策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在目前形勢還不很清晰明朗的情況下,對貨幣政策的微調和預調就顯得尤為重要。
堅持貨幣政策為基本原則,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實施貨幣政策原則,在此基礎上,保持幣值的穩定性。當下的生活中,貨幣已經深入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與所有的商品以及勞動進行交換。生活中,貨幣可以滿足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資本走向舞臺的動力;目前的金融市場中,它可以引導市場經濟的資金流量,影響物價水平,對投資、產出、消費和國際收支趨勢等產生重大的影響。
就我國的市場經濟來看,不能單一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還要加強多方面的協調與配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要考慮全局,加強“均衡”的理念,加強政治協調[1]。在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拿出一套調整貨幣政策的對策,也不能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關鍵詞:地方財政風險 財政政策措施
地方財政風險是指由于財政運行所面臨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體制環境、政策環境和融資環境變動,而導致政府無力提供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及對法律所規定的政府支付責任的大規模違約(如政府債務違約、拖欠公務人員工資及養老金、失業補貼等等)的可能性。與其他經濟部門的風險相比,地方財政風險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一方面財政與國家政權緊密聯系,它可以以政權為依托,通過強制性增加收入來掩蓋風險;另一方面,由于人們的一種固有的觀念,即地方財政問題歸根結底可以由中央政府保底。這就更使得地方財政的風險意識不強,地方財政風險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視。實際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地方財政風險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表現得非常突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地方財政風險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密切關注,同時也需要地方政府和財政的高度重視。造成地方財政風險的原因主要有經濟發展緩慢,財政體制改革不完善等多個方面,本文擬從我國近年來實施的財政政策分析其對地方財政風險的影響。
一、我國財政政策措施對地方財政的影響
從1998年8月至2005年,我國主要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是一項以增發國債為主要手段的擴張性政策。經過幾年的實踐,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問題,尤其對地方財政的影響,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刺激和引發了地方財政風險。
(一)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地方財政償債風險加劇
增發的國債重點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糧食倉庫和城市公用事業等六個方面。這項措施通過擴大中央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從而帶動了地方政府、企業、居民、銀行等部門的投資,起到了拉動國內總需求的作用。但同時國家制定并實施的許多政策和措施都需要地方在財力上予以大力支持,所投入的項目需要地方提供相應的配套資金。為此,地方財政支出增長呈現出明顯的剛性,地方財政自給率嚴重不足。2000年地方財政支出在全國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為65.3%,地方財政支出增量達到14.7%,而地方財政的自給率僅為62%。因此,各級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債籌集資金,同時我國由于對政府債務缺乏統一規范的管理,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部門各行其道,多頭舉債,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資”等多種名義舉借了大量債務以及連帶債務。這種舉債行為的不規范致使債務的償還主體、責任主體不夠明晰,從而形成重借輕還,最終由財政承擔債務的情況,導致了財政長期處于被動局面。因此各級政府債務負擔已成為困擾地方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此外,在積極財政政策國債資金項目安排中,一般比較偏重于資本密集、規模較大并且與公益事業相關的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而這些公共基礎設施側重于社會效益,項目自身經濟效益甚微,甚至設施運行費還需要今后財政負擔。因而使得國債項目中投資主體主要是中央預算內補助資金、地方轉貸資金、國家開發銀行貸款以及地方各種形式配套資金。因此地方財政的償債風險加劇,財政收支壓力加大。
(二)增加財政支出,加大了落后地區財政收支壓力
1999年下半年為了充分發揮政策的持續效應,改變高收入者消費意愿不強、低收入者支付能力不足的狀況,開始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離退休人員養老金以及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最低生活水平。這一政策措施導致地方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的經費支出急劇增長,使財政背負了沉重的負擔,使得地方財政收支的壓力進一步加劇。尤其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情況更為突出。
(三)運用稅收政策鼓勵投資和消費、促進出口,增加了地方財政收支缺口
包括暫停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適當提高出口退稅率;開征利息稅;繼續清理整頓各種收費,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這項措施相應減少了地方的財政收入。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增加地方的財政收支缺口。
(四)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根據實施情況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政策的著力點不斷調整
2001年以后轉移到農業發展、西部開發、城市化、高新技術產業、國企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及科教興國等領域。但是有些中西部地區發展經濟急于求成,缺乏科學的態度,不管地方客觀條件是否允許,也不管地方財力是否能夠承受,急于上項目,沒有進行必要的項目論證和可行性分析,結果由于攤子鋪得太大,資金難以保證,或者項目不合理等原因,致使投資效益得不到保證。從而使這些地方財政債務負擔沉重,經濟發展也受到很大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地方財政的影響主要包括直接的影響,即擴張性政策的增支減收措施對地方收支壓力加大的影響;以及間接影響,即由于政策實施所造成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地方收入增長較慢而帶來的收支風險和相應的債務風險。因此在解決措施上應該著眼于這兩個方面。
二、防范與化解措施
總體而言,政策調整是關鍵。隨著我國經濟狀況的改變,積極財政政策必須相應改變。2005年我國實行了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后的政策主要著眼于減少國債發行,優化預算資金結構等方面。此外應該從政策角度進一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減少政策的負面影響。
(一)中央預算內資金應進一步加大對國有企業技術改造、產品升級換代以及高科技產業投入,促進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同時提高項目投資的經濟效益
這些項目的資金投入有利于幫助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因能得到效益的保證,必然能夠減輕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也必然會帶動國有企業和社會民間投資,刺激經濟快速發展。
(二)以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為目標的擴大需求的政策,在我國目前可能會取得比投資拉動政策更好的效果
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對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制度需要財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繼續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擴大院校教學和住宿規模,招收更多學生,既解決大量待業問題,又能為社會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通過教育消費拉動消費需求。金融政策方面要調整信貸政策,積極開展院校建設貸款、上學貸款配合積極財政政策。對居民支付的改革費用進行適當的貨幣化補償,以減輕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費用負擔,穩定居民的支出預期,進而刺激消費。同時以此提高部分企業的經營效益,并進而增加職工的收入等,從而使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另外,在安排國債項目時要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多安排一些小城鎮建設、生態農業、貧困地區鄉村公路建設、山區造林項目,賑災扶貧工程,為農村創造更多發展機會,增加農民收入。在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應考慮對農民按其耕種的土地予以適當的財政補貼,籍此提高農民收入,擴展農村消費市場。
(三)擴大需求政策應當著眼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目前我國的就業壓力已經比較大,其中包括農村流入城市、國有經濟停產待業以及政府機關下崗分流人員等等,因此,只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才能促進和保證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只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城鎮居民才能感到未來生活穩定有保障,消除消費心理壓力,逐漸增加消費,形成持續有效的消費需求,保證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四)健全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就防范化解地方財政風險而言,我國當前轉移支付制度應在兩個方面完善
1.加大對經濟不發達地區轉移支付的力度,確保地方政府最低服務水準的實現。
經濟欠發達地區財政收支自給率低,財政收支矛盾更為突出,潛在的財政風險更加明顯。因此,在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同時,應當充分考慮這些地區的財政運行狀況,實行轉移支付傾斜政策,加大中央專項撥款力度
2.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待加強和完善。
要加大省級轉移支付的力度,促進地區間經濟協調發展;轉移支付資金要按規定使用,向貧困地區和糧食主產區傾斜,保證基層政權運轉和農村教育。
(五)按照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要求,優化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
1.明確地方政府職能,合理界定地方財政支出的范圍
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財政職能的客觀要求,地方財政資金要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性經營領域,加大公共需要的保障力度。
2.優化地方財政支出結構。
地方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主要是在保證國家機構正常運轉的條件下,壓縮一般性項目開支,增加農業、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以及教育、科技、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3.改革地方財政預算體制。
要嚴格按照地方政府職能范圍確定預算收支范圍,優化預算支出結構,細化預算編制項目并強化預算剛性。
(六)加強政府債務管理,應從規范政府舉債行為,強化財政在地方政府融資管理中的地位入手
1.建立地方政府債務信息公開披露制度。
其內容不僅包括地方政府的直接債務,也包括間接債務。債務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債務監控得以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
2.規范地方政府擔保,緩解潛在的債務風險。
隨著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渠道多樣化,地方政府應當制定規范的擔保原則,并逐步縮小擔保債務規模,以財政貼息、補貼等方式來實現融資目的。
3.加強政府債務歸口管理,突出財政部門的主體地位。
各級財政部門應對本級政府所屬部門舉借債務進行認真審核,監督債務資金的使用及償還狀況,承擔起其所負有的監督管理責任。四是建立規范的地方財政償債機制。地方各級財政部門應以年度預算安排,財政結余資金等形式建立財政償債資金,專項用于地方政府債務的償還。五是建立地方公債制度,規范政府融資行為。按照市場經濟體制與分稅制的客觀要求,逐步建立規范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債制度,在中央嚴格審批和監管制度的條件下,允許地方財政發行統一的債券,籌集地方公用事業發展資金,以規范政府融資行為及防范地方財政風險。
[參考文獻]
[1] 陳共主編.財政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突出的問題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上的不合理,會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分別通過對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調節,實現對經濟總量的均衡控制,面對我國經濟高位運行的狀態及經濟運行中不穩定因素的存在,我們必須要實現“雙穩健”的搭配政策,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一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得好不好,關鍵一點是看它們是否從國家的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出發,進行合理的搭配,確立一致的目標,形成趨同的政策效應。我們知道,在不同的經濟領域、不同的經濟運行狀態下,二者發揮作用的機制是不一樣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和政府的支出,來直接影響經濟的運行,具有較強的政策性,調控效果比較明顯,但長期使用,會引起赤字和貿易逆差及擠出效應。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具有較強的市場調節特點,調控也具有靈活性和伸縮性,可經常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的復雜和滯后,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在經濟蕭條時期,財政政策使用效果明顯,貨幣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時期,財政政策使用效果遞減,而貨幣政策使用效果漸大;在經濟衰退時期,財政政策使用效果遞增,貨幣政策使用效果減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須要和經濟形勢的發展和運行狀態相適應,根據經濟形勢的要求,分別選用,配合運行。
二是要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轉向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上來。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是出現投資增長速度過快、貿易出現順差和經濟的高位運行狀態。如果出現經濟過熱,勢必導致通貨膨脹或使經濟進入下一個蕭條周期。為此,要想抑制經濟局部過熱和物價上漲的苗頭,擴張性財政政策必須要適時退出,及時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上來。要針對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分別采取相應的對策,合理把握緊縮、中性和擴張的政策力度,達到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實現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上的優化。積極推進稅制改革和增值稅轉型步伐,推進內資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為企業的公平競爭搭建一個合理的稅務平臺。要進一步調整優化政府支出結構,要把資金向公共服務和公共消費上傾斜,著力解決好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環保和民生方面的問題。注重對不發達地區的扶持,促進地區結構的轉換。要發揮國債的經濟調節作用,適當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國債數量,降低償債風險。要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層醫療衛生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三是間接調控機制,實現貨幣信貸的穩定增長。首先要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要進一步完善匯率機制。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中央銀行應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控制信貸規模,抑制個別地方和行業領域投資的過快增長。靈活運用利率杠桿,實現經濟總量的平衡與結構優化調整。要加快金融企業改革,尤其是推進政策性、股份制銀行的改革。支持資本市場改革,擴大融資渠道,改變融資結構,協調好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的協調發展。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
一、經濟持續低迷、復蘇目標落空
2002年,德國經濟一直處于停滯狀態,總體表現甚至不如2001年。據聯邦德國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去年增長僅為0.2%,這個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來最低的一年。
根據表中三項數據,可大體反映出2002年德國經濟陷入輕度衰退狀態,經濟增長是近10年來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強達到0.2%的微弱增長,完全靠外貿貢獻率1.5個百分點獨立支撐。因為上年固定資產總投資和私人消費兩項貢獻率均為負數(-6.4%和-0.5%)。否則,經濟增長狀況更加暗淡。財政赤字高達772億歐元,是歐元區內少數幾個突破《馬約》標準的國家。赤字激增固然與財政支出剛性強和財政收入增長緩慢有直接關系,但基本原因在于這兩年經濟持續疲軟而導致稅收增長目標落空。失業是德國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紀90年代同樣突出,只不過在近兩年經濟停滯狀態下近一步凸顯。長期的高失業中既有就業總量供給過剩,又有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問題。此外,其它幾項短期指標均不樂觀,如私人消費增長平平,失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至于設備投資特別是建筑業投資已連續7個季度停滯或負增且已形成下降慣性,不僅與經濟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經濟復蘇遲緩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國外貿出口稍許樂觀,成為拉動經濟的最主要動力,詳見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經濟增長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業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資料來源:聯邦德國統計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數據和聯邦財政部公布的數據。
2003年數系政府提出的預測值。
二、結構矛盾和外部環境影響
從縱向比較看,近兩年德國經濟的增長表現似乎又重現了德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常態,即經濟持續低迷,再現增長疲態(平均1.7%)。在分析德國經濟形勢時,一方面要觀測短期供需因素變化,同時還需把引致經濟持續疲軟的短期原因和中長期因素結合起來比較。概括地講,中長期因素表現在兩方面:結構老化和外部沖擊。結構問題首先表現在,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經濟結構變動很小,第一和第三產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什么變動,增長結構中主要靠傳統產業拉動,比如,德國的傳統制造業占gdp高達30%以上,差不多比美國高出近4個百分點。而傳統制造業近年來一直受到國際市場需求約束和利潤平均化影響。加上德國現行體制中的“三高“(高稅收、高工資和高福利)擠壓,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度逐年下降。傳統產業固然是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基干部門,但要維持住這一實體產業的競爭力同樣要靠新技術和資金的持續性投入。作為工業大國,德國近兩年來的設備投資則是逐年下降,特別是在研制與開發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國又明顯低于美國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蘭和韓國等國。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德國建筑業屬于傳統產業。這一產業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縮,年年負增。據有關分析,從1996年起,建筑業非但對整體經濟有所推動,反而使每年的經濟增長縮減0.3個百分點,成為德國經濟的長期負擔。
外部沖擊對于象德國這樣高度依賴向歐盟和外部市場出口的國家來講,受到的負面沖擊確實比上世紀90年代還要大。近兩年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特別是美國經濟自身復蘇表現欠佳,加上日本經濟十年沉疴,歐盟經濟總體復蘇鮮有起色,諸多因素疊加起來,阻滯了德國經濟的回升。從這個角度看,德國經濟增長乏力既是其多年來在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方面進展不大的一種必然結果,又與同期國際經濟環境變化有直接關聯。
三、兩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經濟連續兩年疲軟乏力,凸顯了社會經濟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失業進一步惡化,其次是聯邦財政形勢嚴峻。德國就業市場長期以來本身存在相對過剩的失業大軍。這是一種勞動力總量長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況下,失業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失業率平均在7-8%之間,兩德統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劇之勢。從長期看,這種狀況是由以下幾種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放慢,逐步減少了對勞動力的吸納;二是無論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在推行企業內部合理化過程中(降低工資成本因素),相對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機器設備的替入;三是兩德統一帶來的地區性失業挑戰和突發性經濟轉型壓力。上述原因或變化趨勢在近兩年非但沒有收斂,反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沖擊下,更有加劇之勢, 例如,近兩年的失業問題就更加尖銳。
根據今年德國勞動力市場狀況,全德就業者總數大體在4055萬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記失業人數為422萬,全年平均大體在406萬。區別在于聯邦統計局需要與歐盟各國的失業統計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說,德國現存的失業規模在歐盟中居首位。再做進一步分析,在失業總數中,其中男性212.9萬,女性180.1萬,長期失業人數相對固定在130萬左右,20歲以下的青年人失業大體在100萬左右。由于統計表中,未給出德籍和外籍失業統計分類,其構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來,德國失業總數長期徘徊在350萬左右,即使在經濟狀況不錯的2000年,失業總數和失業率同樣不低。這說明,勞動力供給實際存在相對過剩,這也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德國的現實選擇是,如果每年能把失業總數控制在350萬左右,失業率保持在7�8%之間,即可大大緩減就業市場壓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視作達到充分就業狀態。如2000年,當經濟增長達到2.9%時,即失業并未構成其第一突出壓力。但目前德國就業市場關系繃得很緊,就業的季度因素和每個月度新創造的數萬個就業崗位都成為政府、企業和公眾關注的重要動態指標。
財政形勢嚴峻。由于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2002年財政困難凸顯,表現在三個方面:主要稅收增長未達標并直接影響到財政收入增幅;財政支出難以控制,赤字突破《馬約》標準;財政調節處在兩難境地。據財政部初步統計,2002年預計財政收入2237.7億歐元,而1-10月實際收入1667.6億歐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與經濟增長不景氣有直接關系。原預計全年財政支出2475億歐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億歐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9%,由此反映出支出難以壓縮的狀況。據最新統計,2002年聯邦一級財政赤字達772億歐元,占gdp比重為3.7%。同時也是歐元區十二國財政赤字狀況較差的四個國家之一。因此,德國財政赤字問題也受到歐盟的警告并引發對《馬約》標準是否靈活執行的爭論。
從長期原因看,目前的財政困境也與兩德統一以來歷年累積的大量轉移支付政策有直接關系。據統計,統一以來,聯邦政府每年用于東部重建的各項經費很多是通過轉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億馬克,約600億歐元。因此,東部重建在聯邦財政的過量扶植下進行的。時至今日,東部重建仍然困難重重,東部各州繼續呼吁增加重建資金,但聯邦財政已經捉襟見肘。
面對財政“過線”問題特別是經濟不景氣狀況,德國政府目前正處于兩難境地。依照目前的經濟狀況,德財政政策應以促進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實行擴張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規模不降反升,不僅受到國內各界的批評,在歐盟內部也屢屢受到質疑,從而使政府的擴張政策難以推開。再如,近兩年消費投資雙雙不振,財政政策當適度減稅,但事實上,財政收支狀況嚴峻,迫使政府的一些減稅計劃一再推遲,近期反倒對資產稅和某些小稅種增稅,這對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是某種抑制。
此外,德國剛剛結束大選。選戰激烈,現政府以微弱多數獲勝。大選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恰恰是經濟形勢和前景。大選結束后的數周內,經濟界特別是大企業對現行經濟政策多有批評,民調結果也顯示出公眾對現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這種狀況直接影響著德國今后消費和投資的走向。
四、政策選擇與前景
政策選擇的可能性:當前德國面臨的經濟形勢較嚴峻,面臨一系列困難。如果對這些困難排序,經濟增長疲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有刺激增長,才能帶動就業,才能增加稅收,進而擴增財政收入。因此面向優先刺激增長是德政府和經濟界的基本目標。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著力點,需要采取擴張取向,如在財政稅收方面方面推出以減稅為主,同時歐盟的貨幣政策也應以促進經濟增長和保持物價穩定并舉。總之,財政政策的調節權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調節范圍和力度可由聯邦政府自行選擇,而貨幣政策職能由于已讓渡給歐洲中央銀行,德國政府只能通過各種方式施加影響。
增長前景。德國政府和幾大研究咨詢機構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過預測。鑒于去年增長0.2%,現紛紛下調其預測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預測為1.0%。這種預測還是建立在兩個重要的外部前提條件下。一是明年國際經濟環境和美國經濟復蘇情況好于今年;二是國際油價基本穩定,大體維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價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