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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現：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發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務放寬到所有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和居民會減少現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由于物價水平持續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為持幣待購，由此導致社會現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二，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銀行“惜貸”現象。最終體現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

，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銀行、工商企業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三、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階段商業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已證明，現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非對稱；傳導機制

一、引言

貨幣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否對稱?這實質上是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問題。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復雜性，因而貨幣政策效力隨具體條件而變，并呈現出了非對稱的特征。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是指相同幅度的貨幣政策沖擊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以及不同區域對真實產出的影響存在差異，主要表現為貨幣沖擊與產出變動之間不確定的非線性關系。

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依賴于貨幣政策的方向和強度，而且依賴于經濟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收縮階段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經濟擴張階段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減速作用。學者們發現各國普遍存在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貨幣政策沖擊(包括貨幣供應量和利率)與真實產出之間不是簡單的映射關系，并非政策力度越強、市場的反應程度就越高，二者存在著隨條件而變的非線性函數關系。

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性的根源在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非對稱。傳導機制因條件而變的性質決定了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打開“傳導黑箱”(BernankeandGertler，1995)，而且有利于中央銀行因地制宜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提高政策效力。圍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性的形成機理。研究表明，名義和實際粘性、傳導渠道、異質主體和地理區位等都會導致貨幣政策非對稱的傳導機制，并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效應出現非對稱性。

二、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形成機理

引起貨幣政策出現非對稱效應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設前提、研究視角和方法不同，對此給出的解釋也存在較大差異。凱恩斯認為居民流動性偏好可能會導致“流動性陷阱”——通過降低利率刺激投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效；但如果經濟在古典區間運行，則貨幣政策效果最顯著。FriedmanandSchwartzs(1968)發現美國經濟蕭條總伴隨著貨幣緊縮，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于刺激真實產出無效。這些研究啟迪人們，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是隨條件而變的。但貨幣政策效力的變化規律不僅僅取決于流動性偏好和市場情緒，還取決于名義和實際粘性、傳導渠道、異質主體和地理區位等因素。

(一)主觀預期和市場情緒的非對稱調整

中央銀行通過向市場發出信號、引導公眾預期來調控宏觀經濟活動，這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機制之一。因為經濟主體的心理預期受到邊際報酬率、通貨膨脹趨勢和市場情緒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公眾預期和情緒調整是不對稱的，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具有了不確定性，并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

Keynes(1936)將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歸結為資本邊際報酬率與貨幣價值之間的互動聯系。“資本邊際報酬率非常重要，因為預期主要是通過資本邊際報酬率(而非利率)來影響當前的經濟活動。具體而言，貨幣價值的預期變化通過資本邊際報酬率改變當前產出總量。貨幣貶值的預期會刺激投資……因為這提高了資本的邊際報酬率；而貨幣升值的預期則會減少產出，因為這降低了資本的邊際報酬率。”因而緊縮性政策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而擴張性政策則難以達到預定的目標，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出現了非對稱。

BallandMankiw(1994)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歸結為預期調整的非對稱，而通貨膨脹趨勢則是預期調整非對稱的原因。當經濟運行在正向的通貨膨脹趨勢區間內(經濟擴張期)，人們預期價格水平還將持續上漲，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將得到強化，負向沖擊將受到削弱；當經濟運行在負向的通貨膨脹趨勢區間內(經濟蕭條期)，人們的預期普遍低沉，從而使貨幣政策負向沖擊增強，正向沖擊受到削弱。Choi(1999)進一步指出，居民流動性偏好和通貨膨脹預期隨經濟周期呈現階段性變化的特征，是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的主要原因。

市場情緒的非對稱調節也是引起非對稱效應的原因。經濟人在蕭條期間的悲觀情緒要遠大于在繁榮時期的樂觀情緒。在蕭條時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對經濟回升的悲觀情緒也會使企業減少投資、消費者縮減支出，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出現“啟而不動”的情況；而在經濟擴張期，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充滿信心，消費和投資熱情高漲，只要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削弱金融體系對經濟主體的信貸需求，就能抑制經濟過熱的局面(FlorioandMilano，2004)。

然而該理論邏輯存在邏輯自恰性問題：如果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力度足夠強，仍有可能改變市場情緒和預期，從而拉動經濟增長；而在經濟繁榮期，只要市場熱情足夠高，利率再高也無法阻止投資膨脹，因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失效。這一問題引發了經濟學家從其它角度尋找貨幣政策非對稱的原因，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后涌現出了大量文獻。

(二)名義粘性和實際粘性

由于交錯工資合同、菜單成本、工會力量和政府干預等因素，導致工資或價格不會隨沖擊靈活調整，即名義粘性。因沖擊的方向和幅度不同，名義粘性存在不對稱性——在大的正沖擊下，名義變量向上靈活調整，沖擊主要影響價格水平；而在小的負沖擊下，名義變量向下具有剛性，沖擊主要影響真實產出。由于投資的不可逆、政府勞工保障制度的限制、生產合同的持續性和消費慣性，真實變量也具有粘性，因而真實粘性也具有不對稱性。

貨幣政策非對稱的直接原因在于，粘性因素使得價格在經濟擴張期間向上變動的靈活性高于經濟收縮期間向下變動的靈活性。在經濟緊縮階段，價格和工資粘性使貨幣政策的擴張性效應失效(MankiwandRomer，1991)：積極的貨幣政策除了導致名義工資和價格上漲，對真實產出的拉動作用微弱。然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真實產出的影響力度明顯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在名義變量具有向下調整剛性的假定下，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幾乎不會改變名義變量，總需求的減少總是導致真實產出的調整(Morgan，1993)。

BallandMankiw(1994)從名義剛性的角度尋找貨幣政策非對稱的根源。在靜態分析中，標準菜單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貨幣沖擊“中性”，而小的貨幣沖擊才具有真實效應。因為當“大”的貨幣沖擊導致不調整價格的機會成本大于菜單成本時，調整產品價格的策略則為占優策略。這一思想所產生的結論與直覺相悖——并非貨幣政策力度越大，對產出的影響就越大。在央行采取高強度貨幣政策成為社會共同知識的條件下，企業的最優策略是改變產品的價格而非產量，那么政策沖擊會導致物價水平的變動；相反，如果央行采取不可預測的或溫和的貨幣政策時，企業最優策略是改變產量以避免高昂的菜單成本，政策沖擊產生了真實效應。由此可見，貨幣政策的力度與真實產出的波動之間具有非線性、不成正比的關系。

還有學者從真實粘性的角度尋找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的根源。ShapiroandStiglitz(1984)認為“效率工資”是菲利普斯曲線凸性的主要原因，而工資變化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是貨幣政策非對稱的深層次原因。一方面，假定經濟本身存在通貨膨脹的趨勢，企業不太可能對負向的價格沖擊做出反應，從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真實效應較弱；另一方面，企業為了減少人的“偷懶行為”將設定一個效率工資，這導致名義工資向下調整剛性，緊縮性貨幣政策對真實產出的影響相對較大。所以，貨幣政策效應取決于菲利普斯曲線凸性——在經濟高漲期，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主要體現為工資快速下降；而在經濟經濟衰退期，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的效應更大，對通貨膨脹的效應較弱。

名義粘性和真實粘性是產生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主要原因。在存在價格調整成本的情況下，企業連續調整價格以達到最優產出水平的菜單成本高昂。在高通貨膨脹水平時期的價格向下調整剛性得到強化，負向貨幣沖擊會導致真實產量的調整；而正向貨幣沖擊誘使企業提高價格而不是進行產量調整。盡管粘性理論從價格調整非對稱的角度解釋了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但對非對稱程度和貨幣政策效力的個體差異解釋力不足，尚需納入其它重要因素。

(三)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

貨幣政策主要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對經濟產生影響，傳導渠道的非對稱決定了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對稱。兩類傳導渠道對經濟的影響力度和作用機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分別從銀行和企業的角度考察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效應。二者都認為，信貸市場缺陷使得外部融資比內部融資更加昂貴，這反映在外部融資升水導致借款人凈資產的變化上。貨幣供給的減少會加重金融市場委托一問題，進而影響經濟活動；但貨幣供給的增加則沒有類似的效果，貨幣政策呈現出了非對稱的特征。

1、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信貸渠道。Lamont(1997)把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性的潛在原因歸結為“債務積壓”(DebtOverhang)，即新項目的投資收益都流向了債權人，使新項目流動性支持不足，因而當前債務形成了新投資的障礙。BlissandKaufman(2003)對債務積壓理論進行了拓展，并在銀行親周期效應、信貸危機和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之間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他們將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渠道非對稱性歸之為“雙重約束”——準備金約束和資本金約束。首先，在經濟衰退和貨幣擴張期，資本金將對銀行構成約束。銀行資本金在該階段的實際水平很可能隨著貸款違約、呆帳核銷和呆帳損失準備提取而減少，這迫使銀行減少貸款，除非銀行能夠從外部融入資本金；雖然擴張性貨幣政策為銀行提供了充足的準備金，但資本金約束使銀行無法將超額準備金轉換為貸款。在準備金約束放松、但資本金約束強化的條件下，中央銀行增加的高能貨幣只會轉變為高層次貨幣而滯留在銀行體系內部，出現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因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增加信貸總量、拉動經濟復蘇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經濟擴張和貨幣緊縮期，準備金約束對銀行信貸行為非常有效。在此期間，雖然銀行不受資本金約束，但其信貸擴張的能力受到中央銀行法定準備金政策的約束。所以，中央銀行約束經濟擴張比刺激經濟更加有效，其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具有了非對稱效應。

RavnandSola(2004)進一步指出，信貸約束是貨幣政策非對稱的根源。當經濟周期處于擴張階段時，因為投資收益高，廠商凈現金流充沛，凈資產現值也相應增加，因而可以直接通過內源資金或資本市場進行項目融資，而不必求助于銀行貸款，所以債務積壓不會對廠商形成硬約束，擴張階段貨幣政策幾乎無法通過信貸渠道傳導；當經濟處于蕭條階段時，廠商投資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現虧損，凈現值和凈現金流萎縮，以至于無法正常歸還銀行貸款，債務積壓問題突出，所以利用內源資金或證券市場進行項目融資的難度較大，新項目投資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貸款，此階段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發揮的效果明顯。債務積壓生動形象地描述了經濟周期不同階段廠商投資的障礙，正是這種債務障礙的存在隔斷了廠商連續投資的行為。由于廠商其他融資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銀行貸款，而廠商的凈資產和抵押資產縮水，銀行預期信貸風險增加，其信貸配給形成了對廠商的硬約束，此時，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產生的效果最為顯著，從而出現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

2、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在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銀行面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此導致廠商的融資限額行為受到融資約束和成本約束。這兩重約束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是非對稱的，從而導致貨幣政策效力的非對稱。

金融市場缺陷會產生投融資雙方的委托—問題，從而導致金融摩擦的存在，致使內外源融資單位成本存在差異(BernankeandGertler，1989，1995；KiyotakiandMoore，2002；GreenwaldandStiglitz，1987)。這一差異稱為外部融資升水，反映了成本的變化。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投融資雙方委托—問題的嚴重程度隨價格水平變化，成本也呈現周期性變化的特征。在經濟衰退階段，由于廠商凈資產的現值降低、抵押資產縮水，銀行將向企業索取更高的風險升水和貸款留存。企業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凈資產價值下降、財務杠桿提高，從而惡化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企業的融資條件，導致外部融資的可獲得性降低。由于企業凈資產和貸款抵押資產價值下降，還款保障能力下降、經營風險增加，銀行貸款決策更加審慎。所以，在經濟蕭條期，盡管中央銀行為拉動經濟復蘇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銀行信貸規模不會明顯增大，貨幣政策對真實產出的影響較弱。

沖擊傳導渠道的非對稱是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的重要原因。根據Bernanke等人的金融加速器理論，資產負債表渠道對負向沖擊有加速和乘數效應，但對正向沖擊的效應卻較小，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弱于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經濟繁榮期，緊縮性貨幣政策相當于負向沖擊，金融體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夠將之加速和放大，從而對企業投融資決策產生顯著的影響。由此可見，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應存在著明顯的非對稱性。

(四)異質經濟主體

經濟人是一個含義深刻而廣泛的概念，不同的經濟人假設會導致分析結果出現差異。古典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一個具有完全理性的、同質(homogeneity)的“抽象人”概念，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所有的家庭和企業對貨幣政策沖擊的反應具有對稱性，因而貨幣沖擊傳導機制的對稱性決定了政策效力的對稱性。然而，事實上經濟人是異質(heterogeneity)的，家庭和廠商可能分屬于不同類型，他們對貨幣沖擊的反應也不同。目前，經濟學家們主要從企業異質屬性來考察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

企業具有不同的屬性，根據規模差異可分為大企業和小企業，按融資條件不同又可分為“受約束企業”和“不受約束企業”。Bernanke和Kiyotaki等人分別從不同類型企業角度研究了貨幣政策非對稱的成因。

BernankeandGertler(1989)認為企業規模差異是貨幣政策非對稱的原因之一。大多數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高昂，尤其是新企業和中小企業，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缺乏信貸記錄等。相反，大企業的信譽卓著、信用評級高、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直接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因而，小企業比大企業更加依賴銀行信貸，這意味著信貸沖擊對大企業和小企業具有不對稱的效應。

KiyotakiandMoore(1997)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歸結為異質企業的非對稱融資條件。中央銀行通過基準利率來引導市場利率，因而由資本品相對價格變化而形成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具有沖擊放大和持續效應，靜態乘子和動態乘子分別形成沖擊放大效應和持續效應。靜態乘子取決于當期資本品價格對沖擊的響應程度。負向沖擊導致受信貸約束企業凈值減少，由于其財務杠桿較高，現金流下降更快，從而信貸約束更緊，企業被迫削減對土地的投資。為保證市場出清，當期土地供給缺口必須由不受信貸約束企業的土地投資需求增加來彌補，這相應要求地租下調。因為地價是資本化地租，所以按凈現值原理地價也會下調。地價降低導致受約束企業資產貶值，凈值進一步減少，當期土地投資更低。預期惡性循環形成了當期的靜態乘子效應，強化了沖擊的乘數效應。動態乘子取決于受約束企業的凈值、投資需求、地租和地價的互動關系。在沖擊產生第一輪(t期)靜態效應的基礎上，t+1期受約束企業投資減少，生產資料的減少會降低利潤和凈值，土地投資減少加劇供給缺口，從而進一步降低地租和地價，此邏輯會延伸至未來各期，所以跨期動態乘子的效應更大，等于靜態乘子／實際利率。土地價格的整體下降是現在和未來使用成本下降的積累效應所致，這源于受約束企業凈值和土地需求的持續減少，這反過來會加劇t期土地價格和受約束企業凈值的下跌。市場的新均衡會在地價下跌到不受約束公司的土地投資需求受現金流制約時才形成。在貨幣政策沖擊導致經濟達到一個新均衡的過程中，融資條件不同的企業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存在差異。

從企業財務杠桿角度，Excerpt(2001)進一步指出企業融資條件不同是導致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原因。負向沖擊對企業的影響程度取決于企業對金融市場的依賴程度，當企業完全依靠內部資金為項目融資時，沖擊幾乎不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但當企業完全依靠外部資金進行項目融資時，很小的負向沖擊都可能導致企業倒閉。在兩種極端情況下，金融摩擦導致的均衡產出損失為零，而正常情況下，均衡產出損失與金融摩擦呈倒“U”型關系。金融市場缺陷決定了外部資金與內部資金不能完全替代，金融摩擦增加時，負向沖擊對融資條件不同的企業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應。假定A、B兩企業具有不同的財務杠桿，負向沖擊導致兩個企業的收人降低、凈資產減少，為了保持合理的投資，兩個企業都必然增加外部融資和減少其他開銷。但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兩種融資方式不能完全替代；B企業由于財務杠桿高、外部融資依賴性強，問題更突出，必須為外部融資支付更多的風險溢價，從而B企業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而A企業受到外部融資約束小，有能力依靠內源融資平抑產量的減少，所以對政策沖擊的反應較小。因此，對于異質企業而言，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具有不對稱性，貨幣沖擊通常在衰退期或信貸緊縮期效應更顯著。

(五)區域性差異

由于歐洲各國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統一的貨幣政策對各國宏觀經濟會產生非對稱影響。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對于EMU貨幣政策執行至關重要，因為不同國家間有差別、不對稱的沖擊很可能導致政治沖突和貨幣政策制定框架出現問題，目前這類沖擊使各成員國失業率上升到無法控制的水平，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中面臨嚴峻挑戰。

BemankeandBlinder(1992)將EMU成員國間存在的非對稱貨幣政策效應歸之于不對稱的金融和經濟結構。“一價定律”是貨幣政策效應一致的必要條件，各國間經濟結構差異導致這一條件無法滿足，由此導致貨幣沖擊的信貸傳導機制大相徑庭。當各國信貸傳導差異超越某一臨界水平時，最優貨幣政策的確定將取決于沖擊來源國的經濟結構。歐洲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時，必須考慮該國的經濟結構及其在EMU中的地位。Feuerstein(1997)進一步指出，由于德國在EMU中的主導地位，使EMU發展成了一個非對稱體系，這直接導致EMU各國對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非對稱反應。

EMU存在非對稱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主要原因。Korinek(2000)分析了貨幣政策在金融市場、銀行部門、非銀行部門的傳導效應——包括匯率效應、資本成本效應、收入效應、替代效應、托賓Q效應、財富效應、資產負債表效應、貸款效應等對真實產出的影響，發現歐盟各國之間的這八類效應存在差異，這些效應的差異最終都歸結到貨幣沖擊對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影響上。經濟人的有限理性預期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經濟主體預期的非對稱導致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非對稱性。在不同的國家內，共同貨幣政策可能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具有不對稱的沖擊，非對稱的貨幣傳導機制與利率、匯率、國際收支平衡表、金融結構和銀行信貸渠道有關(DixitandLambertini，2001)。

三、結論與評述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范文第3篇

寬松貨幣政策“適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在關于今后我國貨幣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經濟工作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其中,貨幣政策的基調確定為,既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要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其含義可以理解為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適度”的把握,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通脹預期的關系。

現階段,中國貨幣政策正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其背后的“玄機”寓意深長。據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以來的數據顯示,自2008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金額歷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2009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而后雖然有所收縮,但6月又創下1.53萬億元又一個“天量”后,7月新增貸款驟然下降至3559億元,降幅達到77%,雖然9月升至5167億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億元,11月創下今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億元,顯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貸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緊。對此,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11月11日發表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繼續貫徹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妥善處理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鞏固企穩向好的經濟形勢。

依據中國人民銀行近期關于貨幣政策的解釋,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的首要任務是:要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及時發現和解決苗頭性問題,妥善處理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鞏固企穩向好的經濟形勢。如何理解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適度”,成為媒體和有關部門熱議的話題。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關于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調整的解釋,是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調整,從“合理”向“適度”過渡。因此,恐怕需要從“合理”和“適度”上來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細微變化。由此可見,調整后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義上的“適度”,不同于前期的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因此,當下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動態性調整,既不能理解為我國現行貨幣政策導向將要發生根本性變化,也不能簡單地視為我國現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延續。自2008年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但另一方面,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力度的不斷加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逐步演變成“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意義上的“適度”成分明顯減弱,導致2009年以來貨幣投放量屢創新高。自2008年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11個月超過9萬億元人民幣的天量。

顯然,在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驅動下,已然導致我國信貸增長規模正在不斷擴張,貨幣流動性持續寬裕在我國股市和樓市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可以視為極度寬裕,股市和樓市“體驗”更多的是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并非“適度”,而在實體經濟則完全不同。因此,我國在資本市場流動性寬裕和實體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延續下去,還是改弦更張,需要進行認真的論證和謹慎的選擇,貨幣政策的取向就成為我國貨幣當局適時考慮的問題。

通脹預期下的貨幣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繼續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并不意味著我國貨幣政策將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尺度。依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在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度寬松依然是支撐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貨幣政策,需要延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經濟與金融形勢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然而,在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反彈、通脹預期抬頭以及大量信貸資金不斷涌入股市和樓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國貨幣當局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時期,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無疑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經濟尚未全面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尚存著諸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潛在的通脹已有所抬頭。由此,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落實既要有一定階段的連續性,也不可對已經出現的通脹苗頭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因此,優先考慮可支撐經濟持續復蘇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選擇。當然,在經濟復蘇尚不穩定和金融領域風險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現階段“適度”的一面。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進行動態微調的表態,防范潛在通脹風險的意圖十分明確。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力圖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從“合理”過度到“適度”。這意味著,中國現行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在中國的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

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擴張的力度,貨幣政策開始逐漸向理性回歸。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已經出現“拐點”,但政策導向開始向防范通脹預期風險傾斜,中國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從防范國際“輸入型”通脹風險和國內流動性不斷擴展等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其出發點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放緩國內市場上貨幣投放量的增速,逐漸回歸貨幣投放的常態,防止經濟復蘇過程中再度陷入流動性過剩的陷阱;二是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貨幣進一步貶值,以及國際市場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對通脹預期的判斷,及時調整政策的導向。

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傾向

未來,在我國經濟復蘇尚不穩定的情況下,繼續保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仍顯必要,同時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配合積極的財政、產業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鞏固經濟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撐點,對增強市場信心、刺激投資和消費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在國際金融危機并未解除、全球經濟復蘇可能將出現較長和曲折過程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將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將如何體現致關重要。應該看到,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較快發展的階段,蘊藏著巨大的社會需求和經濟增長潛力,目前貨幣政策的寬松和貨幣信貸較快增長盡管有利有弊,但總體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穩固經濟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貨緊縮預期;三是穩定了資產市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四是推動了企業存貨周期的調整(企業存貨周期調整進入常態有利于企業生產的恢復,將促進新一輪經濟周期的調整)。但目前市場流動性過度寬松,通脹預期已經在上升,規避未來通脹風險也需要考慮。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對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取向確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繼續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鞏固經濟回升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同時,貨幣政策的取向將考慮到向實體經濟和消費領域傾斜,并在寬松貨幣政策不改的情況下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通脹預期的關系,提高我國貨幣當局把握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的能力。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貨幣社會雙重影響貨幣拜物教

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當今的社會也是貨幣社會。貨幣充斥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無孔不入，無處不在。貨幣是價值和財富的抽象代表，是社會財富的集成。貨幣是交換的媒介，也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貨幣的使命是要在流通中充當流通車輪；充當周而復始地進行流通的永動機。外國一學者將貨幣比作為“風輪”。“風輪”既可以推動社會的前進，又可以碾破社會的道路。貨幣對社會產生了雙重影響。

貨幣促進人的社會化

人具有社會性，在漫漫的成長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學習社會技能，掌握社會規范，明確社會目標，扮演社會角色，承擔社會義務，逐漸從“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當然，每個人的社會化程度還是有高低之別。有的人社會化程度很低，他不能將社會的價值觀和社會的行為規范很好地內化于自身之中，不能自覺遵循社會的行為準則，不能清楚地進行自我的角色定位。

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需要使用交流的媒介。常用的交流媒介是語言和貨幣。通過語言，人們可以與他人互通信息，可以與他人產生互動。語言可以促進人精神層面的社會化。通過貨幣，人們可以互相交換，互通有無，以滿足自身的多種需要。貨幣可以促進人物質生活層面的社會化。物質生活層面的社會化往往是精神層面的社會化的基礎。也就是說，物質層面的社會化要有物質基礎，精神層面的社會化有時也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比如人們在利用某種文化資源時需交納一定的費用，這都有賴于貨幣。居家生活同樣也離不開貨幣。所以，“貨幣是人走進人類社會大院的門票”。按照一些社會學家的觀點，人的社會化分為三個階段：“初社會化”、“續社會化”和“復社會化”。在每一個階段，人都要付出艱辛的勞動和巨大的代價，其間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貨幣，并且不僅僅就是本土貨幣，有的還需使用國際貨幣。

貨幣的使用使人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因為貨幣可以購買別人的勞動成果，可以取代自己應盡的義務。這樣，人就可以從義務加在他身上的枷鎖中解脫出來。他只須繳納一定的錢稅。這為個性的發展留下了自由的空間，為人更好地社會化準備了條件。

貨幣是一般等價物，一般購買力，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購買，任何東西都可以轉化為貨幣。等價物促進了平等。平等和自由是人社會化的條件，如同飛鳥的兩翼。從這個角度而言，作為平等、自由的伴生物的貨幣又間接地成為社會化條件的條件。貨幣擴大了人的自由化。人的生活空間得到了擴展，因之人與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內容也得到了拓展，這樣更有利于提高人的社會化程度和范圍。

貨幣推動社會的互動

人的社會化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支配個人，個人也會對社會進行選擇。這種支配或選擇會促成人的地域的流動。一個人擁有的金錢量和他們的活動范圍是成正比例的。擁有金錢量的多少決定一個人能夠流動的頻率。人口流動的動力來自于實現貨幣增值的機會。

現代社會由于科技發展而成為一種動態的、不定型的、不穩定的社會。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社會流動性很大。有活力的、敢闖敢干的人會流向發展機遇多的，收入會增多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較好的地方。隨著地域的變遷，職業的變動，人會歸屬于不同的團體，可以結識更多的人。社會交往關系受到一定的影響。其間巨大的動力來自于貨幣。所以，貨幣是社會互動的引擎。

社會互動種類繁多，有直接式的社會互動和間接式的社會互動，有合作式的社會互動和競爭式的社會互動，有沖突式的社會互動和雙贏式的社會互動，有交換式的社會互動和純粹掠奪式的社會互動。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社會互動，都可以帶來資源的流動和資金的轉換，都能導致社會財富的增加。姑且拿交換式的社會互動為例。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互動方式。由于生產的分工，每個人所生產的產品只能滿足自己一部分需要，滿足其他的需要就靠交換。

在剛分工的時候，人們的交換力極不靈敏。隨著分工的不斷精細化，交換式互動更加頻繁。交換的內容更加豐富，不再僅限于物質的層面，精神層面的東西也會處于交換內容之列。“鄰居們交換恩惠；兒童們交換玩具；同事們交換幫助；熟人們交換禮貌；政治家們交換讓步；討論者交換觀點；家庭主婦們交換烹飪竅門。”這段話所列舉的交換活動有兩種：一是物質交換，有具體事物參與其中；一種是精神交換，無具體的事物，但交換的背后隱含著一種計量的尺度，那就是貨幣。

在社會交換和互動中，貨幣是“需要和對象之間，人的生活和生活資料之間的牽線人”。它充當了人際關系的粘合劑和計量尺度。借助于貨幣，一切參與市場交換的東西都可以按照貨幣的形式加以計算。在貨幣面前，一切抽象的和具體的，一切勞動的和非勞動的物品都轉化為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轉化為可以計算的抽象的數字。這樣，貨幣作為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失了，這對社會的互動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貨幣促成社會的分化

在社會互動中，慢慢出現了分化現象。分化的源起也有貨幣的因素。分化的依據是貨幣的擁有量。根據貨幣擁有的多少，社會人可被劃分成兩大階層：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

社會階層有不同的分類標準。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就主張社會分層要按照財富、地位和權力三個標準。主張財富作為第一分層標準的還有美國社會學家沃納、威廉•勞埃德等。貨幣的擁有量可以決定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可以成為人們歸屬不同社會階層的依據，所以，在現代社會，有些人為了追求優越的生活條件，擠身富人行列，采用種種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犯罪的手段去獲取更大的個人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各個不同的階層在獲取貨幣的過程和方式也不同。貨幣在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中的分布和占有也有異。

內容摘要：我國前些年通過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于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上的“軟著陸”：即不必以經濟的大幅度下滑來糾正經濟連年超高增長的結構失衡和通貨膨脹。而在西方經濟學中則有一條鐵律：只有擴張性政策才有可能推動經濟的增長。因此，有人得出結論說：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國情。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走勢，有人認為過熱，有人則認為是一輪黃金增長周期的開始。反思軟著陸時期我國的貨幣政策及其效果，有助于央行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走勢，執行合理的貨幣政策。

關鍵詞：貨幣政策擴張緊縮

西方經濟學的中國悖論

從1993年開始，我國經濟出現高增長—高通脹并行，針對這種情況，政府采用了被稱之為“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實現了“軟著陸”：即不必以經濟的大幅度下滑來糾正經濟連年超高速增長的結構失衡和通貨膨脹。緊縮的貨幣政策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適度增長，同時還降低了通貨膨脹率，被稱為“中國的奇跡”。而在西方經濟學中，無論是IS-LM模型，還是AD-AS模型，缺少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的。我國1993年至1998年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具有濃郁的緊縮意味，有學者得出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的結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我國貨幣政策的深層次分析

表1列出了從1992年至2002年我國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從中不難看出，我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緊縮政策。所謂“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從來都是“適度從松”，即使從年增長率上來講，也有1/4的年份中，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是較上年遞增的。

為什么我國政府會把所實施的貨幣政策稱之為緊縮的呢？筆者認為：這是人們把政策的方向與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結果。絕大多數國家在絕大多數時期的貨幣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擴張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擴張的力度問題。正由于這樣，我國已經在其貨幣政策中默認了擴張這個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擴張力度的“適度從緊”。具體說來，1992年以后，全國經濟出現過熱，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適當降低經濟的增長率，但與此同時，我國的現實經濟增長率還低于潛在增長率（對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有學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間），因此我國事實上沒有必要實施嚴格的緊縮政策。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樣的概念，但實際上實施的卻是“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供應量的適度增長。簡言之，單純緊縮的貨幣政策是決不可能實現經濟的增長。

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擴張與緊縮有兩種劃分方式。一種是絕對量意義上的擴張與緊縮，是方向性的。另一種劃分方式則是相對量意義上的擴張與緊縮，也就是比較各年增長率的變化，如果當年的增長率較去年的增長率低，就稱之為緊縮，反之則稱為擴張，這也是我國所采用的說法。但就習慣上，西方經濟學所說的緊縮與擴張都是指絕對量意義上的，而且這種提法也很符合近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和貨幣總量上都呈現一個增長的走勢。還有，我們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經濟指標的時候，通常都是將當年的數值與上年度的數值進行比較，而不是將增長率的變化值當作是增長或是下降的標準。由此，我國的貨幣政策給人的印象是：始終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卻被冠以“適度從緊”，而近些年更是改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何謂積極，其含義很不明朗。筆者認為，可以模仿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劃分模式，將貨幣政策首先劃分為擴張性的和緊縮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區間，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劃分為溫和的（一位數的年增長率）、高速的（二位數的年增長率）和超級的（三位數的年增長率）。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我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概述

作為一種有效的宏觀調控形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穩定繁榮有著不可替代的關鍵影響。2008年末，我國的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增速大幅下降的現象，為此政府提出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倒退。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后一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及銀行信貸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同年貨幣供應量達到了60萬億元，比去年同比上漲27%，人民幣新增貸款將近10萬億，同比增長了一倍之多。我國經濟于2009年實現了真正的反彈，國內生產總值迅速上升、增速大幅度提高，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像通貨膨脹率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等一系列不良狀況，市場流動性遭到了嚴重影響。不久之后，我國的經濟逐漸回升，GDP增長速度不斷加快，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突顯出來。中央政府為了主動、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經濟結構、控制通脹預期等的關系，逐步開始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就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開始由“適度寬松”向“穩健”的方向轉變，也就意味著央行將會繼續收緊銀根。與此同時，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貨幣供應量及新增信貸數額、規模等增幅降低。盡管中國宏觀經濟之后一直保持著平穩增長的勢頭，然而更加緊迫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也就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更加嚴重，一直處于一個高位狀態。中國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所采取的貨幣措施是不是有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的作用及效果等均成為了國內專家探討的熱門話題。

二、與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相關的理論研究

我們一般通過對貨幣政策能否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以及其影響的程度、貨幣當局是否可以借助貨幣政策指導經濟的運行以完成預期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分析和研究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作為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關鍵性措施，其有效性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重視。

（一）貨幣內生及外生理論

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是否可以借助對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令其滿足貨幣的需求，進而調控宏觀經濟活動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前提。根據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不論什么時候，流通中的貨幣量決定了交易量，因此貨幣具有內生性。其后，有專家人士從其他角度對貨幣內生性進行了實證，也就是央行必須遷就市場的需求而令貨幣量增加。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及貨幣通論》當中提出貨幣供給是通過貨幣當局充分把控的外生變量，貨幣供應量的增減對整個經濟活動起到關鍵的作用，而貨幣供應量本身并不受到經濟活動的束縛。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專家認為，貨幣供應量一般是由經濟體系外的貨幣當局控制的，因此貨幣供給具有外生性，是外生變量。貨幣當局能夠憑借貨幣發行、規定存款與儲備比率等形式來操控貨幣供應量。國內學者在研究的基礎上得出，某國的貨幣供應量在特定時期也許是具有外生性的，而在其他時期則屬于內生性。雖然主流經濟理論對于貨幣政策的作用形式及具體效果有著不同判斷，但是在中央銀行可以獨立控制貨幣供給，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可以有效作用于實際的經濟運行這一觀點上卻有著一致的結論。

（二）貨幣中性及非中性理論

貨幣的中性和非中性理論研究通常是針對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對實物經濟變量是否產生作用這一話題所展開的研究。貨幣供給外生理論與貨幣非中性都是一個國家進行經濟干預的理論基礎。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提出，流通中的貨幣量只是影響絕對價格水平，對于相對價格體系則沒有任何影響，貨幣是中性的，貨幣當局不可以借助改變貨幣供應量的手段來作用產出及就業等一系列實際經濟變量。國外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提出，當貨幣政策的改革對經濟需求擴張產生作用、轉變產出、就業就實際經濟變量的前提下，便能夠得到貨幣非中性以及貨幣政策有效的結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則闡述了貨幣數量論，重點提出貨幣及貨幣政策的重要意義，認為貨幣長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而美聯儲前理事弗雷德里克則采取計量分析的手段，通過論證得出了由于預期及未預期到的貨幣量變化對實際經濟變量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貨幣具有非中性。反觀中國，國內專家張曉晶依照近年來國內貨幣與產出的相關性得出貨幣非中性的結論，其對產出具有根本上的作用，貨幣總量控制依舊是十分奏效的宏觀調控形式。與此同時，也有其他學者認為如果發生就業短缺的狀況時，貨幣便不再保持中性了，同時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夠影響實際經濟變量。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分析

所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指的是央行利用貨幣工具作用于中介指標，進一步實現預期政策目標的傳導機制和作用機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關乎貨幣政策對經濟影響效果的最主要內容。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從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構建起宏觀經濟框架以來，各經濟學派從多種角度出發，逐漸形成了各自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國外學家依照貨幣及其他資產間的可替代性，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成了兩種，也就是貨幣傳導途徑及信貸傳導途徑。一部分專家認為貨幣政策是借助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來反映市場利率，進而作用于消費及投資水平，緊接著作用于產出。貨幣傳導途徑理論是國外占據主流的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提到了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及有效需求來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的傳導機制理論。另一部分專家認為，貨幣政策是依靠銀行信譽來影響局部投資水平，進一步作用于產出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流程并不依賴利率途徑而是經由影響信貸市場上的信貸來發揮自身的效用。

（二）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

中國自從構建起央行體制后開始推行貨幣政策。之后由于商業銀行體制的創新，我國的貨幣政策由信貸調控為主逐漸轉變為價格及數量兼顧。自從公開市場操作業務恢復后，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一直在持續進步和完善。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國由改革開放前的完全信貸現金指令性計劃，慢慢向準利率市場化的方向演變，在窗口指導、指令性信貸計劃以及利率市場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對宏觀經濟實行著全面的控制。首先，貨幣傳導的具體渠道。中國人民銀行依照貨幣政策實行的需求，及時采取相應的利率工具，對利率水平及結構進行相應調整，進一步影響資金供求，目的是最終實現貨幣政策的預期目的。現階段國內采取的可以通過貨幣渠道進行傳導對的策工具通常包括：央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以及再貼現等。國內專家高鐵梅依據信貸渠道及貨幣渠道的有效性進行了論證，總結出貨幣供應量是貨幣渠道傳導中最關鍵要素的結論。不管是利率、匯率或者財富效應途徑，它們的主要傳導渠道均為貨幣供應量及利率間的反向變動。一旦缺少了該環節，就不容易把傳導鏈條維持下去。國內專家學者依據我國近些年來的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供給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結論：國內利率并沒有全部市場化，存貸款利率依舊嚴格控制，較大的利差不但干擾了市場利率向存貸款利率的傳導，同時也阻滯了公開市場操作等間接性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的鏈條，降低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在此期間，國內的貨幣政策傳導的渠道受到阻滯，信貸渠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次，信貸傳導途徑。信貸渠道理論重點是突出金融機構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關鍵性影響。如果對我國上世紀末期的貨幣政策傳導問題進行探究，我們能夠總結出以下結論：國內貨幣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作用同時通過了貨幣傳導機制及信貸傳導機制，然而信貸傳導機制依然被作為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最常用機制。銀行信貸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渠道，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和社會經濟擁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信貸市場對GDP有著明顯的正相關性。由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擁有區別于常規經濟學理論的特點。據有關人士分析，央行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依舊實行“窗口指導”，宏觀經濟政策同樣起到導向性的作用，商業銀行信貸根本上依然受到貨幣當局以及國家市場調控政策的影響，廣義上的貨幣供應量擁有非常明顯的內生性，不容易作用于連接貨幣政策和實體經濟的重要變量，也就是利率。這也在某種意義上波及我國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有效性。

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的分析

一個國家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是否有效？關于這個問題，美國很多的經濟學家均認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有助于降低負面因素的影響程度，對于減弱宏觀經濟風險擁有更有效的作用，然而貨幣政策的不作為導致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社會經濟陷入更加緊縮的狀態，國家必須使用更為主動、有效的貨幣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有效與否，主要從以下方面做出了詳細的闡述：

（一）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產出的關聯性

貨幣供應量與產出變動間的聯系是貨幣經濟學領域中具有強烈爭議的關鍵環節，國外學者及經濟學家得出的實證結論也各種各樣。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托賓借助實例論證的方式發現，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短期產出會有一定的影響。然而，其他經濟學者及工作人員通過對幾十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長期產出不會造成任何程度的影響。最近，我國專家人士對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和產出的有關問題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短期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對產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貨幣在短時期內是具有非中性特征的，然而影響的時長通常比較短，一般為11個季度以內，所以從長期看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產出不會形成永久性的作用，如果是長期，那么貨幣則是中性的。通過對我國過去20年的有關經濟數據可以總結出：國內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變化和GDP的變化呈正相關性，短時期內國內的貨幣具備非中性的特點。圍繞貨幣渠道及信貸渠道，并對特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結論表明從對物價及產出最終目的的作用效果來講，貸款的影響最為明顯。

（二）貨幣供應量及信貸水平和物價水平的關聯性

即便各種各樣的實證分析關于貨幣供應量變動對產出是否具有影響這一話題意見各異，然而關于貨幣供應量變動及物價變動間的聯系結論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不管是短期或者長期都會影響物價的變動。國外經濟學家韋伯通過研究得出，通貨膨脹率以及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同時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將會最終造成相同程度通脹率的上升。這一點恰好和弗里德曼的觀點保持一致。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將通過物價的變化進行反映。我國的專家人士也對通脹問題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和分析。劉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短期還是長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及物價的變動兩者間的關聯性十分密切，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將會通過物價的變化進行反映。有人利用實例論證的檢驗手段分析了上世紀末期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是十分有效的，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CPI的變化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除此之外，也有人通過近些年來的經濟金融數據展開了實證檢查，其結果證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物價水平的作用非常顯著，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明顯，貨幣供應量的產出效應遠遠小于價格效應。

（三）貨幣政策需要具有非對稱性

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實踐說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當時的經濟增長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西方學者逐漸開始重視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問題。科沃爾把貨幣的沖擊作用分成正向沖擊和反向沖擊序列。經由對美國二戰后經濟數據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向沖擊對產出的上升基本沒有起到作用，但是反向沖擊對產出具有強烈的減少作用，正向貨幣沖擊及反向貨幣沖擊對不同效果指標的影響程度不對稱。國內學者通過實證檢驗的方式得出如下結論：經濟膨脹期間，在抑制物價的方面，貨幣政策的強制性及財政政策的弱效應。但是，在經濟衰退時期的經濟恢復方面，財政政策的強效性及貨幣政策的弱效性。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減速影響遠遠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加速作用。自從出現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否擁有非對稱性也是國內專家人士探討的熱點話題。有關人士分析表明，通貨緊縮時期的脈沖響應值顯然小于通貨膨脹時期，貨幣政策效應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貨幣政策緊縮效應遠遠大于擴張效應。在通貨緊縮階段選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及穩定物價的效用遠不如在通脹期選擇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關專家結合全國各省市的面板數據，從經濟增長及物價兩個方面，分別檢驗了金融危機出現前后我國緊縮性及適度寬松兩種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管控的真實作用。實證檢驗的結論顯示，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效應真實地存在于我國，也就是在經濟過熱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平抑經濟的效應，顯然大于經濟衰退期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四）貨幣政策的效應需要出現時滯

貨幣政策時滯指的是政策由制定到公開核心的或者全部的效果需要經歷的一段時期。所謂時滯就是作用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西方經濟學家在充分認識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前提下，采取計量經濟手段對貨幣政策時滯進行了大量剖析。例如，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由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到名義收入的變化過程通常需要半年到九個月，對物價的影響則要延后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國內學者運用時差相關系數法，取特定時期內的樣本數據計算出國內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時滯大約為5個季度，而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時滯約為4到5個月。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學者通過實證的方式得出，我國貨幣政策的滯后期大約為3到6個月。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結論：第一，面對金融危機時，我國所采取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非常奏效的，對于國內經濟的恢復和增長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的變動對產出起到了關鍵影響。然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造成了物價的上漲；其次，金融危機時期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恢復及增長作用較弱，然而經濟過熱期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控制通脹的效果較為明顯，貨幣政策必須具備非對稱性的特征；另外，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當中，信貸傳導機制擁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中，貨幣供應量是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國利率市場化水平較低、貨幣供應量及利率間的傳導缺失，是導致貨幣渠道傳導不順暢的重要原因。

作者:井一星 許凱 單位:北京北方車輛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

參考文獻：

[1]李洪成,張霖.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探究——基于1998.1-2010.6月度數據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