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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循環與外循環經濟范文第1篇

環境經營（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是組織對環境問題所實施的管理運營，是一個全面的、整體的、戰略的概念（葛建華，2011）。環境經營的實施是企業經營活動與環境的關系，從相互對立走向相互融合的過程；環境經營的目的是獲得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的雙重價值，是基于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新的企業經營模式，它體現了企業與自然、企業與社會的共同依存關系。“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 Sheldon）于1924年在其著作“The Philosophy ofManagement”中提出的。在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演進過程中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社會回應（Ackerman，1976）、公共責任（Preston，1975）、企業社會績效（Sethi，1975）、商業倫理（Carroll，1994）、利益相關者理論（Freeman，1984）、企業公民（Matten，2003），以及社會責任投資等，它代表了不同時期CSR問題的研究重點。普遍的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社會責任。

現階段，人們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作為以利潤為追求目標的民營企業而言，若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往往給民營企業一種需要“付出一定額外成本”的表象，這一部分成本經常被民營企業視為非相關成本。如何引導民營企業將履行社會責任變為一種自身的主動選擇，需要突破傳統路徑，尋求符合當前民營企業經營現狀的最佳方式和途徑。環境經營作為一種正在不斷受到社會各界關注的經營模式，對于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路徑的變遷與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民營企業實行環境經營，不僅提高了其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促使企業從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發現和開拓新的事業領域，回避環境風險，確立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形象，博得社會的積極評價；更重要的是，實行環境經營，也為民營企業贏得了可觀的利潤，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民營企業環境經營的特征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當環境的外部交易成本大于內部交易成本時，需要將環境成本內部化，即將環境成本控制在環境的自凈化能力之內（馮巧根，2010）。從生產活動的角度講，環境經營是指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以提高資源利用率為核心，借助于生產流程優化、技術水平提升，以及高效的監管手段等來控制環境污染，全面推行清潔生產，以達到實現企業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組織效益并重為目的的一系列管理活動。

1.民營企業環境經營的總體特征。從所有制結構上看，民營企業有著多種形式，主要有私人獨資企業、私人合伙或股份制企業、私人控股企業、個體工商戶、家族企業等。以1978年黨的召開為標志，中國民營經濟已走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風雨歷程。30多年來，中國民營企業異軍突起，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步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據黃孟復2011年7月介紹，目前我國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經超過50%。在一些沿海地區，如江蘇、山東、廣東、浙江等地，民營經濟更是發展迅猛，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更高。據2011年上海（滬）、江蘇（蘇）、安徽（皖）和浙江（浙）等省市“兩會”提供的資料統計，截止2010年，滬蘇皖浙四省市個體私營企業總戶數達到643.41萬戶，總注冊資本2.31萬億元，占全國個體私營經濟的34%。2010年度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來自滬蘇皖浙四省市的占66%。以江蘇省為例，2011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為40516萬億，位居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52448元，名列全國第二。江蘇經濟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在江蘇經濟發展中，民營企業占據重要地位，民營經濟對經濟的貢獻率60%以上，對稅收的貢獻60%，對社會就業貢獻90%。2011年中國民營經濟前20強中，江蘇占有6席，占30%，其中江蘇沙鋼集團、蘇寧電器集團分別以1786.24億元和1562.23億元的營業收入名列第二名、第三名。雨潤控股集團、三胞集團、江蘇新長江實業有限公司、中天鋼鐵集團等均進入前20強。在2011年中國民營500強，江蘇入選企業112家，分別占所有入選企業22.4%。可見，民營企業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民營企業的發展傾注了民營企業家們畢生的心血和智慧，同時也烙上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在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有著各自不同的模式，他們的追求和目標也迥然不同。從總體上看，我國民營企業在經營管理方面有如下一些特點：

（1）經營方式簡單，企業規模偏小。我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大約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步較晚，發展初期實行的主要是粗放式經營方式。在社會偏見與政策準入等條件的約束下，民營企業發展緩慢，規模以中小型居多。

（2）經營行業以第三產業為主，也有少量的新興高科技企業。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一些傳統行業早已為廣大國有大中型企業所擠占甚至壟斷，發展空間受限；另一方面是這些非傳統行業的國家政策、資金、規模、技術等進入壁壘較低，且競爭環境相對較為寬松。

（3）管理模式陳舊。大多數民營企業采用的是家長制管理模式，實行的是高度集權化的管理。不論是家族制企業，還是合伙制企業，這些民營企業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由強勢人物（同時也是企業的主要投資者和創辦者）作為統帥，以家長的身份帶領幾名親信，實行高度集權化的管理。企業的所有權、管理決策權等大多掌握在強勢人物手中，可以憑借其經驗和高度責任心，通過快捷的經驗決策，把握市場機遇，并以其高效快捷的特點減少經營風險。

（4）企業經營靈活。民營企業較多集中于競爭性行業，其接受的競爭意識早，思想觀念較國有企業更接近于市場經濟，經營靈活，且擁有產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同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缺少政府各方面支持的民營企業就更需要在觀念上具有超前意識，這樣才有可能在嚴酷的競爭中站穩腳跟。

（5）創新意識強。民營企業的成功，有賴于業主的創業精神，他們既勤奮努力，又勇于抓住機遇。隨著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張，市場經濟秩序的進一步規范完善，沉重的管理壓力已使民營企業家面臨發展的瓶頸，謀求創新，尋求突圍是民營企業的強烈愿望。

（6）營銷力度大。民營企業在推出一個具有競爭力產品的同時，往往會借助廣告宣傳，制造消費浪潮，以提升知名度，利用龐大嚴密的營銷網絡占據市場，通過高度的市場份額獲取利潤，從而再次投入市場推廣，以此周而復始的運轉，實現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這就是多數知名民營企業快速成長的共同模式。

（7）“老板文化”突出。民營企業的產權歸屬十分明確，從大的決策到日常的管理，都聽從“老板”的主意，服從老板的決定。雖然人們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也會盡心盡力地積極獻計獻策、提供咨詢參謀意見和合理化建議，但從根本上說，服從老板意志的決定，是每一位員工心中都十分明確的。

2.民營企業環境經營的具體特征。近年來，隨著環境認知的培育及環境行為的調整，民營企業的組織習慣、工作流程與經濟生活等均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企業員工對環境經營的態度得以改善，并自覺地將其體現在工作與生活之中。民營企業環境經營的具體特征，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1）環境經營由被動轉向主動。以往，民營企業在節能和環保方面合不得投入，僅僅依靠落后的技術和陳舊的設備開展經營，造成大量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企業員工對環境經營的意識也表現出典型的地域性特征。例如，對于貧困地區的企業員工而言多賺錢少污染自然最好，但環境經營的重要程度可能要略低于發達地區企業員工的意識。個別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有意放松監管，也在客觀上助長了民營企業對資源節約與環保意識的忽視。近年來，隨著環境經營的深入，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追求，以及市場競爭的殘酷現實教育，加之政府監管與環保資助的雙管齊下，民營企業環境經營的積極性空前提高。

（2）環境經營從局部、眼前利益向全局、長遠利益轉變。以往，各地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盲目引進外來項目（包括內資與外資），即只顧自己的局部與眼前利益，而不考慮所在地環境的整體及長遠效益。長期以來，我國制造業主流的競爭思想是低成本戰略，產品經營與環境經營的融合度不夠深入。面對激勵的市場競爭，環境經營需要在企業文化、環境管理、組織建設、成本管理等方面實施創新，并據此帶動管理模式從注重局部、眼前向全局、長遠的發展戰略轉變。

（3）環境經營方法由單一向多元并重的方向轉變。過去，企業立足內部控制來防范諸如環境等方面的風險，效果并不顯著；通過環境經營的嵌入，企業不再是單一的企業，而是將自身利益與更多的利益相關者甚至整個社會利益融為一體，此時，企業的環境等風險從單一的風險轉變為系統風險，反過來增強了企業經營的安全性，提高了環境等資源的生產效率。

（4）環境經營監督從行政的強制性向市場的自由配置性方向轉變。以往在環境管理上，行政監管的手段不僅多樣，且政出多門。表面上看監管很全面，而實際上卻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根本上講，這些現象的存在是各地方、部門缺少資源和環境意識，在環境責任上“投機”的結果。當前，企業的環境壓力與日俱增，這不僅是因為人類的需求在不斷擴大，生態系統惡化帶來的成本在不斷增加，還因為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也在日益增強。通過市場化的手段，用“無形”的手去引導民營企業的環境經營，獎優罰劣。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調節性作用。

三、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路徑博弈

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民營經濟，履行社會責任是民營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本質要求。然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民營企業應承擔哪些社會責任？民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組織承擔社會責任是否會影響企業利潤？如何看待民營企業行為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實施機制怎樣，等等，這些問題越來越多的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路徑的研究，引導民營企業重視利益相關者的索求，自覺擔負起社會責任已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

1.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現狀。總體來看，我國民營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例如在社會責任概念剛剛進入我國實踐時，就是以進口企業對我國沿海出口加工企業提出遵守SA8000的要求為標志的，當時的民營企業對于進口方要求改善員工生活和工作環境、不得雇傭童工等要求十分驚訝，認為比我國政府的管理還要嚴格，甚至有人將其看作是西方對我國提出的新的貿易壁壘。但是，隨著人們對社會責任的了解逐步加深，企業行動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許多企業主動接受相關認證，遵守相關守則的要求，甚至積極采取有助于社會責任實現的生產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企業要想求得生存，就必須顧及到所處的社會環境，一個完全違背環境要求、不能夠和環境建立起良性互動的企業，很難生存下去。

與企業社會責任日益受到的關注程度相比，我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程度仍有待提高。社會責任意識總體不強、企業發展現實的制約以及外部環境的不完善等因素共同交織，使得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雖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但與社會各界的預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當前社會責任受到普遍重視的時代，民營企業為了求生存、謀發展，必須重視和履行社會責任，積極尋求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社會責任履行路徑。

2.路徑依賴與過程管理。在語言學中，“路徑”一詞是指物像相對于場景進行運動時所經由的路線，共包括三種成分，即矢量（vector）、同構（conformation）、指向（deictic）。在詞匯化模式中，物像運動的路徑是指一個事件得以完成的核心特征。《現代漢語詞典》將“路徑”一詞解釋為“道路（指如何達到目的地說）”。Talmy（2000）曾針對運動事件的路徑含義的語言結構和概念表征，提出了路徑復合體（Path Complex）這一概念。制度經濟學用“路徑依賴”概念來描述過去的績效對現在和未來的強大影響力，以解釋制度變遷具有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事實上，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后，其報酬遞增促進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的方向配合，形成合力，導致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進一步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循環的路徑依賴。另一種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后，初始制度的報酬遞增消退，開始阻礙生產活動，與此制度相關的既得利益者則盡力維護，從而使社會陷入制度的無效性，進入“鎖定”狀態，這是惡性的路徑依賴。良性的路徑依賴與惡性的路徑依賴之間存在著多種均衡，制度演進的軌跡不是唯一的，人們可以創造一些制度安排，以維持良性的路徑依賴，避免進入“鎖定”狀態[徐大同，2003]。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正確認識企業社會責任中的“路徑依賴”，克服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局部觀，通過環境經營的價值觀引導民營企業提高履行社會責任的主動性與能動性，是民營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早期的民營企業為了盈利，其經營活動往往從“打球”、“活用政策”到“創造性地對策”來維護其利潤為核心的經濟目標，隨著民營企業自身的強大及社會責任感的增強，促進環境經營的優化，維護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開始成為其自覺的行動。對此，我們在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中，要注意使用管理過程工具來進行社會責任的管理。動態管理理論與管理過程論是避免民營企業進入路徑“鎖定”狀態的重要手段。動態管理是基于企業內外部環境的多變性、在經營管理的過程中、以預測和分析內外部信息數據為基礎、對企業的各種經營生產政策、管理方式方法進行調整和補充的一種動態的管理模式。它要求企業能夠根據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要積極、快速適應環境的不斷變化。過程管理主要是用管理學上的一組技術、工具和方法來對企業管理行為的實施過程進行的計劃、控制和改進的過程，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一個輸入-調整-輸出的過程，對于動態管理而言，就是信息-響應-行為的過程。

3.組織保障與制度建設。民營企業在具體的社會責任履行過程中，應根據環境經營的內在要求，通過組織保障的方式，如設立相關的環保專職部門等，負責收集信息和執行環保標準，組織職工開展環保活動，增強環境經營信念；同時，制定并落實企業的環境目標和計劃，包括單位產成品所產生的廢料、廢物再循環率、環境保護投資狀況等具體的可計量的指標數值；圍繞提高資源利用率這一基本方針，采取一系列環境治理措施，如污染綜合防治、環境技術開發等提升企業的環境效益、組織效益與經濟效益，進而拓展為社會貢獻的領域。

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路徑的選擇，必須充分認識自身的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加快制度建設的步伐。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在訂單等經濟交易過程中的博弈。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影響到進入歐美公司供應鏈的中國企業，2000年以后，幾乎所有的歐美企業都要求對其全球供應商和承包商實施社會責任評估和審核，唯此才能建立合作伙伴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外貿體制的改革。一方面，跨國公司應用SA8000等標準，通過訂單來約束中國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跨國公司自身在中國經營過程中也往往在環境、質量等方面達不到我國的標準，如前些年發生的SK-Ⅱ化妝品的質量缺陷問題等，未能真實地履行社會責任。這表明，跨國公司與SA8000之間也存在一種博弈關系。我國已進入了WTO后過渡期，而民營企業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中往往處于最低端，利微、技術也不夠先進，在交易的制度博弈中，民營企業一般處于劣勢。一般情況下，跨國公司按是否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如AS8000）認證作為選擇代工企業的標準，對于已經通過認證的代工企業，也要時常進行監督與檢查，一旦發現代工企業有弄虛作假和嚴重侵犯勞工利益的情況發生，跨國企業就會采用減少甚至取消代工企業的訂單。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存在一個權益的博弈，一方面，若不按照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去做就得不到足夠的訂單，企業就無法生存；另一方面，執行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在短期內，企業的利潤肯定要受到損失。如何實現博變的均衡需要制度建設來加以保證。

二是民營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政府與民營企業（經濟人）在面對社會責任方面均可能存在自利行為。正如有人所說的“惡政府、惡經濟人”現象（吳敬鏈，2003），即政府的行為和經濟人的行為本質上都是機會主義的。如果沒有某種約束，政府的行為會是惡行為（如過重的稅負，以及要求民營企業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同樣經濟人的行為也會是惡行為（一味降低成本，在環境、員工工資等方面不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因此，必須設計出一種具有動力機制的路徑，使得政府行為與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達成一種博弈均衡。政府應進一步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輿論宣傳，繼續培育和完善市場經濟環境，推進全方位的體制改革，進一步增強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意識，激勵他們積極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

三是民營企業與產業集群區域環境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博弈。長三角經濟發展的特征之一是民營企業大量聚集而形成特色區域的塊狀經濟，目前浙江省年產值超億元的區塊就有500多個，紹興紡織、海寧皮革、樂清電器、嵊州領帶、諸暨襪子等產值超10億元的特色產業區塊200多個，區塊經濟總產值約占工業總產值的50%；一大批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名列全國第一，成為單打冠軍。然而，民營企業家對社區以及集群區域的環境考慮則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就業狀況也不如從前，“民工荒”就是一個典型的體現。同樣地，大學生當保姆等現象也不一定是好事，若一味搶民工的飯碗，民工就要失業，社會就會變得不穩定。中國需要利用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對民營經濟中的一些富豪進行慈善事業的啟蒙教育，讓他們回饋社會，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并在內心里得到滿足。盡管理論界有證明說，從長遠角度看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利益是呈正相關的，而實際上盲目要求民營中小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如提高勞工標準，則會導致這些企業缺乏競爭能力，無法保持原有的國際競爭力。事實上，在一些勞動密集的產業集群區域，民工們每天沒有白天黑夜的勞作（工作十多個小時），卻只有不到20元人民幣的收入。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企業的技術含量，對于廣大的民營企業來講，還是一種長遠的期望。對此，民營企業當務之急是要樹立企業公民的觀念，并形成相應的新形象。“企業公民”強調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而非“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其意義是“要把企業家的個人行為變為企業的制度行為”，企業公民建設，就是不以追求最大利潤為唯一目標，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以補充社會需要的自然與平衡。我國的《道德經》、《孫子兵法》等經典文獻中，存在許多有關企業公民思想的闡述。我們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指導思想，在古代思想上，充分借鑒儒家和道家的為人處事之道，并以此來引導企業的經營管理。在社會責任理論的形成的過程中，曾經有過商業倫理（Carroll，1994）一派，這種思想與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是不謀而合。儒家思想對于政府或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引導是有積極意義的，譬如孔子所在的魯國的統治者，曾經以各種棘手的內政問題請教孔子和他的弟子。有時他們問：國內盜賊太多，怎么辦？孔子回答說，如果你們這些國家治理者不要有太多貪欲，人民就不會去做盜賊。有時他們問：年景不好，稅收不能支持國家的財政怎么辦？孔子的弟子有若回答說：應該減少國家開支，少收稅，讓人民能有足夠的生活物資（兩段對話均見《倫語·顏淵》）。總之，“以人為本”，加強以環境經營為主的制度建設是當前我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一種重要路徑選擇。

四、基于環境經營的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路徑突破：成本創新

環境經營的實施是企業經營活動與社會責任行為從相互對立走向統一的過程。環境經營作為環境管理會計的基礎，其目的是獲取經濟效益、組織效益與環境效益并重的綜合價值，體現出的是企業與自然、企業與社會的共同依存關系。進入21世紀以來，為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政府開始積極地引導企業在實踐層面上推行清潔生產技術，并在民營企業中推行“有效益的環境成本管理（簡稱‘EoCM’）”。成本創新目前已經成為“長三角”地區民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重要路徑。

1.路徑突破的基礎：EoCM理論。“EoCM”最早是由中德政府間以協作項目的方式引入中國的。該方法的基礎是德國費合爾（Fischer）開發的一套環境成本管理方案。EoCM的理論框架由研究對象、目標和方法體系等構成。EoCM的研究對象是企業資源的利用效率，它與環境經營的思想一脈相承，通過EoCM理論與方法體系的推廣與應用，加強了企業的安全生產和有效的環境保護；其研究目標是最終實現企業的“三贏”，即獲得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組織效益，其中“經濟效益”的具體目標是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環境效益”的具體目標是減少廢物、廢水、廢熱和大氣污染物的毒性和數量，“組織效益”的具體目標是有效實施改進，提高組織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方法體系是通過EoCM循環（外循環與內循環），尋求企業的非產品產出（Non-Product Output，簡稱NPO）。非產品產出（NPO）是EoCM理論的核心概念，它是指那些用于生產過程卻未形成最終產品的原材料、能源和水。通過對NPO的計算，找出NPO中的不合理因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與改進措施，以此提高企業的產品產出，從而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資源的生產效率。經驗表明，NPO成本占企業生產總成本的10-30%。浙江省2006年以來實施的經驗表明，對于一些特色行業如制革行業的企業，NPO成本比例最高達到40%以上。EoCM循環是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最有效方法，它是充分利用企業已有資源并發揮企業解決問題能力的一種模式，包括外部循環和內部循環。

EoCM的外部循環分三步六環節：第一步是進行診斷，目的是確認NPO在何處產生（物料流分析——環節1）；相關成本如何（成本分析、環境影響分析——環節2）和為何產生NPO（原因分析——環節3）；第二步利用企業自身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怎樣減少NPO（措施制定——環節4）和怎樣實施選出的方案（措施實施——環節5）。最后一步是檢查和檢驗措施的效果及效果的可持續性如何（融入企業機制——環節6）。EoCM的內部循環主要包括現場調查、達成共識、調動力量、行動、改進與評估等具體環節。EoCM理論是一種全面的環境成本管理思想，較好地體現了環境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融合的理念，對于指導民營企業進行社會責任路徑突破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2.路徑突破的觀念：動態思維。以EoCM理論為指導，大力推行環境經營的技術與方法，通過生產設計的改進，以及技術的革新來提升環境生產的效率，其結果會實現回報的遞增。實踐證明，“回報遞增”已成為企業環境經營的一種發展規律。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提升環境經營效率，往往在提高行業的集中度上下功夫，通過“騰籠換鳥”等措施強化企業集群的培育，增強財政的扶持和激勵力度。這是因為，相比小規模的資源節約活動，大規模節源的成本更低。為了提高企業資源的整體效率，可以積極探索新技術，以替代原有的環保技術。譬如，在汽車制造行業，以下一些新技術將會帶來“回報遞增”的效果，主要包括：一是采用先進的高分子合成材料（主要是碳纖維）來制造汽車，這樣能夠在確保防撞性能的同時使車身重量減輕三分之二。二是采用空氣動力學設計，并使用性能更好的輪胎，這樣能使空氣阻力減少70%，滾動阻力則最高可減少80%。這些創新可節約近2/3的燃料消耗。三是采用混合動力傳動系統，使余下三分之一的燃料再節約30%到50%。在混合動力傳動系統中，車輪由電機驅動，而電機的動力則來自車載小型發動機或渦輪機，甚至是更高的燃料電池。四是以電子系統替代多數傳統硬件，包括從變速器和差速器到儀表和懸掛系統的某些部件。而電子系統則由高度集成的，可定制的、可升級的軟件進行控制。有了這些新技術，人們可以制造出零排放、高性能的各類汽車，并且不會影響汽車的質量或功能。

3.路徑突破的手段：成本管理。基于環境經營的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往往通過如下的成本創新來加以體現：一是生產流程與成本控制相結合的方式。民營企業通過引入企業管理顧問，或派員工到其他企業或單位學習等形式，將不同的成本理念與方法帶入企業，并結合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創新的具體目標進行改造與應用，使生產環節與采購供應、市場銷售等環節相互融合。這種融合，促進了企業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從污染的源頭上實施環境成本控制，具體包括實施更有效的方式優化特定的投入要素，并獲得更高的產量以及創造更出色的產品。換言之，當用成本更低的材料替代現有材料，或者對現有材料更好地加以利用時，資源利用率會得到提高。同樣的，在生產流程方面為了減少廢棄物排放和更有效地利用資源而進行的變革，通常也能使產量提高。這種生產流程與成本控制結合的方式，在現階段的成本管理工具上，已有物料流量成本會計與資源消耗成本會計。今后，隨著此方式的進一步推進，成本創新將會在更大范圍內涌現。

二是技術進步與成本管理相融合的方式。目前，在環境經營中較為受關注的環境技術是企業在污染發生后能夠把污染處理費用降到最低的新技術和新方法。這些方法的關鍵，是從污染物中提取有用的資源，并將它們轉化為有價值的東西。對于如何將有用的東西，科學地加以利用（回收廢料等），以及如何改進次優化處理來實現創新，正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技術進步與成本創新的融合，從環境成本角度來講，就是要對環境設備的技術經濟性進行比較，開展環境設備投資，并分析環境改善對財務活動的影響程度。譬如，受US EPA的委托，托拉斯研究所（Tellus Institute）開發出了P2/FINANCE。這是一種從財務上評價防止污染的設備投資計劃程序。一輸入必要的數據，投資后發生的成本及收益的現值，可以按投資后的5年，10年、15年的收益狀況自動予以運算。同時，它也可以和備選方案開展比較探討。此外，受美國能源部的委托還開展了E2/FINANCE計劃，這個計劃是節省能源投資等的經濟性評價程序。與P2/FINANCE相比，擴充了認識資源成本的功能。

三是組織改造與成本優化相結合的方式。近年來，組織改造與成本優化結合比較成功的典型案例，是將組織行為與IT技術緊密結合。對此，注重環境經營的信息化手段，優化成本管理工具等至關重要。雖然，IT技術的發展能夠為成本創新提供技術保證；但是創新的真正實現，企業必須從價值核算走向價值增值，這也正是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我們應當從機制上、觀念上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以適應新的知識和見解。價值創新在直接層面上講，就是企業或企業領導者有沒有價值運籌的智慧。有時候這個智慧簡單到把牛肉放到網絡游戲當中去，這個東西沒有什么高科技，但是它充滿了商業的智慧。杭州一家民營企業巧妙地將牛肉干與文化相聯系，創造性地將牛肉干賣進互聯網游戲之中，實現了價值的創新。最初，這種設想僅局限于個別企業的聯合，隨著環境經營價值體系的形成，這種合作轉變成為一個全球傳媒資源的共享平臺——共合網。在這個網絡平臺的支持下，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即R&V合作模式）。它是一種非商業競爭的合作模式，具有“高收益、零成本、內嵌入、穩定性、共享性、平等性、開放性、體驗性”的巨大優勢，使得合作企業間可以整合不同資源，充分發掘這些資源中閑置的資源效能。憑借創新的理念和模式，這種環境經營已吸引了資本市場的注意。這種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成本創新思路，不僅豐富了管理會計的理論與方法體系，也為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了一種典范，值得我們去進行進一步的總結與提煉。

五、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