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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R豐銀行宣布北美住房貸款按揭貸款業務遭受巨額虧損,減記108億美元資產,次貸危機由此拉開全球性的序幕;2007年4月,新世紀金融公司大幅度裁員,并因嚴重財務問題并申請破產保護,華爾街整體陷入流動性危機;金融危機愈演愈烈,股市劇烈波動,銀行貸款業務遭受重創,投資基金被迫關閉,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席卷美國、北美、歐盟乃至多個金融市場。
深究原因,截至2007年前兩年的時間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通過貨幣政策連續17次提息。聯邦基金利率從最初的1%上升至5.25%,利率的上升增加了購房者的還貸負擔。自2005年6月開始,美國的住房市場開始大幅度降溫,房地產市場開始蕭條,住房市場價格大幅下跌。一方面由于房地產市場的蕭條,購房者難以將住房出售或抵押;另一方面由于聯邦基金利率的上升,增加了購房者的還貸壓力。受此影響,次級抵押的借款人無法按期償還借款,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由此開始,并愈演愈烈。
2007年的全球性的次貸危機體現了貨幣政策對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影響。2015年,我國中央銀行連續五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以及連續五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在2016年2月29日再一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穩健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不斷優化信貸結構,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那么,穩健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我國銀行風險承擔到底有怎樣的影響呢?因此,本文主要在風險承擔渠道理論的基礎之上,通過對貨幣政策內涵及當前運行機制的挖掘,從貨幣幻覺效應,收益粘性效應,投資慣性效應和央行溝通效應四個方面探討并闡述貨幣政策對我國銀行風險的影響。
二、貨幣政策內涵及運行機制
貨幣政策是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法定準備金率和貼現政策等貨幣工具來調節貨幣供應量,繼而影響市場利率,從而影響投資需求、凈出口需求與居民消費需求,以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的最終目標。央行制定的貨幣政策涉及一般性貨幣政策,選擇性貨幣政策與補充性貨幣政策。 傳統的一般性貨幣政策主要通過傳統工具來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節,從而影響總需求。一般性貨幣政策主要包括再貼現政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選擇性貨幣政策主要包括證券市場信用控制、消費者信用控制、預繳進口保證金、優惠利率等,主要是對特殊領域的信用進行限制、調節和影響;補充性貨幣政策主要是中央銀行在自身地位及聲望的基礎之上,使用較為靈活的手段對金融機構發出指導意見或勸告,是一種較為靈活的補充性政策。補充性貨幣政策主要包括道義勸告和窗口指導。
根據貨幣政策制定的效果與其可能帶來的影響,貨幣政策可分為緊縮性貨幣政策(穩健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積極貨幣政策)。在經濟蕭條時,中央銀行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再貼現率,在公開市場上買入國債等一系列增加貨幣供給措施的運行機制,從而刺激投資、凈出口及居民需求,最終達到刺激總需求的政策目標 ;同時,在經濟繁榮時,中央銀行通過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高再貼現率,在公開市場上賣出國債等一系列減少貨幣供給措施的運行機制,從而縮減投資、凈出口及居民需求,最終達到縮減總需求的政策目標。
2011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多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尤其是2015年連續五次降息,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由最初的2.75%降至現今的1.5%,一年期的貸款基準利率由5.6%降至4.35%,五年以上的貸款基準利率由6.15%降至4.90%;2015年連續五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在2016年2月29日再一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由20%下調至16.5%。中央銀行在2015年連續五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并在2016年2月29日再一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在全球性次貸金融危機影響下,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公開市場上買入國債等一系列增加貨幣供給措施的運行機制,從而達到刺激投資、凈出口及居民需求的目的,最終以便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標。由此可見,穩健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不斷優化信貸結構,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三、貨幣政策對我國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
銀行在經營業務的同時也承擔與管理風險,往往業務風險與利潤呈正向關系。確保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及盈利性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基本要求,而銀行的本質是協調安全性、流動性與盈利性三者之間的關系。承擔和管理風險是銀行的基本職能之一,也是銀行業務不斷創新、發展及多元化經營的動力來源。傳統的風險承擔渠道理論的前提是風險中性,風險承擔渠道主要包括信貸渠道、利率渠道、匯率渠道和資產價格渠道。利率渠道是指通過貨幣政策來影響銀行的存貸款利率,銀行的存貸款規模及企業融資成本受到影響,銀行的風險承擔最終受到影響;信貸渠道是指貨幣政策影響銀行貸款規模和利率水平,帶來成本的變化和社會投資量,進而影響銀行的風險承擔;資產價格渠道是指通過貨幣政策來影響股票市場價格,企業會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來擴大社會投資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股票價格的上升,進而影響銀行的風險承擔;匯率渠道利率是指貨幣政策會帶來匯率的變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帶來貨幣的貶值和利率的下調,匯率的下降帶來企業出口收入的增加、居民進口消費的減少。
目前的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理論主要從風險維度來考慮貨幣政策帶給企業進出口、居民消費和社會投資的影響。因此,貨幣政策與我國銀行風險承擔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將其歸納為以下四方面。
(一)貨幣幻覺效應
貨幣政策帶來貨幣幻覺效應,從而影響銀行風險承擔。穩健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較寬松的貨幣供給量,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量增大,這使得人們產生貨幣幻覺。一方面,市場上過多的流動資金也使得銀行獲得更多的資金,造成了暫時性經濟繁榮假象,提高銀行資產負債質量。銀行獲得了更大的資本充足率,降低了貸款損失撥備率。經濟繁榮假象下,銀行將自身資金投向風險較大的項目,從而提高了自身的風險承擔水平;另一方面,穩健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了經濟繁榮假象,企業融資成本降低,資產價格上升,負債成本降低,企業現金流增加,資產負債情況改善,提高企業的貸款意愿,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進而提高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
(二)收益粘性效應
資本資產定價模式中,資產預期回報率為風險報酬率與無風險市場利率兩者之和。銀行的收益一般具有較強的粘性,為了保持原有的、固定的預期回報率,迫于同業之間的競爭或業績壓力,銀行等金融機構會調整自身的資產負債結構,擴大風險資產的規模,提高風險資產的占比。穩健略寬松政策下收益粘性效應使得金融機構涉足更多高風險業務,寬松政策實施越長,銀行持有的高風險資產規模越大,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越高。
(三)投資慣性效應
從投資慣性出發,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信貸利率下調,銀行的風險偏好上升,門檻降低,信貸規模增加,企業面臨的經濟形勢利好,企業融資約束減弱,融資成本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影響存貸款利率,使得企業的融資成本發生變化。基于利好的經濟形勢及預期,企業加大投資進而影響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越好,銀行對于資產負債情況好的企業的風險偏好越強,銀行所面臨的風險承擔水平越大。
穩健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充足的流動資金,經濟繁榮的假象,企業及社會居民對經濟未來的預期越好。在經濟形勢的判斷及樂觀的預期,銀行、企業及社會居民都進行大膽的支出及投資。為了搶占市場份額及同業競爭的壓力,銀行等金融機構會降低自身的信貸標準,或在定價方面給予一系列優惠,將資金投向一些高風險的項目。因此,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暫時性的經濟繁榮假象,基于投資慣性,提高風險偏好程度,進行大量投資,進而提高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
(四)央行溝通效應
中央銀行作為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最終貸款人,具有統一控制、統一管理與統一貨幣的權力。中央銀行在保障存款人資金安全,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并對金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作為發行的銀行,央行的主要職能是發行貨幣及統一貨幣;作為政府的銀行,央行主要國家國庫及財政,執行金融政策;作為銀行的銀行,中央銀行充當最終貸款人,并負責收繳與存放各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作為管理金融活動的銀行,央行主要制定、執行貨幣政策,對金融機構實施統一領導及管理。
央行主要通過補充性貨幣政策利用自身聲望及地位,對金融機構進行道義勸告或窗口指導來施加影響,從而達到對金融機構及金融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目的。在經濟繁榮時期,中央銀行不僅通過調高法定準備金率、調高再貼現率以及在公開市場上售出國債等一般性寬松貨幣政策,還會采取窗口指導和道義勸告等補充性貨幣政策來制止經濟過度繁榮、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避免經濟的過分繁榮與波動。基于央行溝通效應,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抑制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寬松的貨幣政策會擴大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
四、結語
2014年12月27日,央行的《關于存款口徑調整后存款準備金政策和利率管理政策有關事項的通知》(簡稱“387號文”)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當前,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速下滑趨勢明顯,潛在通縮風險不斷積累,另一方面信貸仍然是穩增長的核心手段,也是穩定市場預期的主要模式。因此,著眼于信貸政策的適度放松,是“387號文”的作用之一。
新規具有控制通縮預期的符號作用
非存款類機構同業存款納入到存款口徑中,能夠增加貸存比分母,使得當前貸存比較高的部分銀行的可貸資金明顯增多。當然該增量更多是名義概念且具有不確定性,但卻相當于在原有監管框架下給出了新的信貸增長空間。在已有的結構性、預調微調政策作用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也給出促進貸款增長和遏制融資成本的另一渠道。當然在實體經濟并未回暖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基于風險和收益考慮也難以大規模增加放貸,某種意義上說,“387號文”更多地體現為央行貨幣政策的“符號作用”,旨在緩解市場對流動性的擔憂,從而有效控制通縮預期。
需要看到的是,“387號文”也體現出央行“穩健”貨幣政策的兩難選擇。2014年的結構性貨幣政策效果有限,尤其是11月降息以來,表面上看對股市的刺激作用遠大于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短期內的主流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似乎有限,窗口指導、合意貸款規模與貸存比調整等信貸政策又成為貨幣當局采用的重點,這或許意味著短期內貨幣政策難以大規模寬松。
實際上,此前市場曾普遍預計存款準備金率將同步下調,此次“387號文”把同業存款暫免繳準,意味著降準等寬松貨幣政策預期再度延后。考慮到通縮風險的挑戰不斷加大,且我國的準備金率仍然較高,隨著環境與條件的變化,2015年動用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仍較大。
新規為利率市場化奠定基礎
有人擔心由于一般性存款需按20%的存準率繳納準備金,且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僅為1.62%,“387號文”規定同業存款暫不繳準,容易促使銀行把一般性存款轉換成同業存款以降低負債成本,由此提供了監管套利空間。某種意義上看,“387號文”體現了貨幣政策的調整更靈活,雖然非銀同業資產的存款準備金率暫時為零,但是一旦銀行出現大規模的資產騰挪和規避行為,央行很可能會繼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因此具有一定的試探色彩。就此來看,央行是將非銀同業存款作為流動性調節工具的嘗試。同時,銀行的同業資產配置也存在一定的期限錯配風險,因此大規模監管套利并不一定出現。
值得關注的是,“387號文”提出銀行表內同業存款利率由市場化途徑決定,實際上是為利率市場化奠定了基礎。在一般性存款利率仍由基準利率決定,“387號文”實際上加劇了不同銀行的分化選擇,鼓勵銀行在利率“雙軌制”下探索表內業務創新,在監管可控范圍內開展有效競爭。同時,這也體現了對于銀行同業業務的重新認識。近年來,監管層對同業業務的監管日益嚴格,而商業銀行在市場化的盈利性驅使下也不斷進行創新規避,形成了惡性循環。出臺“387號文”,是前期監管的延續和優化,意味著可以在現有框架內正面鼓勵同業創新業務,因為創新是商業銀行市場化經營的必然規律和合理選擇。
銀行同業業務之所以被各方所擔憂,也因為其運作過程不規范,更像是一個個“黑箱”,因此引導同業業務朝著簡單、透明的方向發展,也需要監管者與商業銀行共同努力。監管部門正在著力促進銀行將同業產品運作納入正規渠道,通過加強信息公開、程序公開等方式,使銀行更重視投資者的風險教育與滿足知情權。這樣通過風險披露和倒逼完善定價機制,能夠縮小制度套利空間,逐步弱化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共同推動的套利行為,使包括同業在內的影子銀行走向“陽光之下”,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從銀行自身來看,增加同業的公開透明度,也是主動促使業務創新走向規范的有效措施,通過給自己戴上創新的“緊箍咒”,使同業業務發展能夠更有利于整個金融生態的完善,避免因為追求短期利潤而毀掉同業市場的巨大發展空間。
貨幣政策需提高透明度和效率
此次“387號文”公布的調整范圍中,多出了“銀行業非存款類存放”這個新名詞。市場人士認為,《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中將同業存款分為結算性同業存款和非結算性同業存款,“銀行業非存款類存放”就是與結算性同業存款對應的,并不是以同業融資為目的,而是滿足日常的結算、備付等需求。也有人認為,可以與《關于加強銀行業金融機構人民幣同業銀行結算賬戶管理的通知》(178號文)中的“同業銀行結算賬戶”銜接,即排除所有投融資類“同業銀行結算賬戶”資金,以及排除所有線上同業拆借或線下不開立同業銀行結算賬戶的同業存放資金。
[論文摘要] 近期,央行通過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連續多次調整,明顯加大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力度,對經濟 的調整作用將逐漸顯現出來,同時對商業銀行的經營戰略和盈利能力也將產生一定的影響。商業銀行應積極響應央 行的貨幣政策,進一步轉變經營理念,優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創新步伐。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7年5月1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同時決定,從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這是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第二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近幾個月來,央行明顯加大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對商業銀行會產生那些方面的影響?商業銀行應如何響應央行的貨幣政策措施?這是本文所要闡述的問題。
一、關于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相關理論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管理一國貨幣供給的條件下,為了指導、影響經濟活動,保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得以實現,而由國家制定、通過中央銀行付諸實施的有關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的方針、政策與措施的總稱。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必須通過一系列與中央銀行業務相聯系的措施和手段來完成,這些措施或手段稱為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工具分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和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
存款準備金制度作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對貨幣的調控和影響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將帶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資產業務規模的變化,從而對貨幣供給有重大影響。也就是說,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一般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中央銀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則金融機構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準備金增加,可供自主運用的資金減少,其放款和投資能力削弱,全社會貨幣供給隨之減少;相反,中央銀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繳存的法定準備金存款減少,可用資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資能力增強,貨幣供給隨之擴張。
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也是貨幣政策考慮的范疇。通過加息,可調控資產價格,令過熱的股市和房屋市場降溫。自2006年7月5日以來,央行出臺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在內的多種調控措施。特別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時推出三項政策措施,即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升息、擴大匯率波幅。政策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強政策的綜合效應,加大調控的力度,綜合治理經濟偏快。上調準備金率旨在降低貨幣乘數與銀行可貸資金規模,抑制貨幣信貸增速;貸款利率上調以及降低銀行存貸利差意在抑制信貸需求和銀行的放貸沖動,同時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為信貸減速;存款利率上調有助于修正過低的實際利率,長期存款利率上調幅度超過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變有助于減緩存款活期化和儲蓄分流的趨勢;擴大匯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增強匯率彈性,為扭轉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平衡人民幣有效匯率創造條件。
二、當前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背景及其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2007年在經濟出現局部地區和部分行業過熱、通脹上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治理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問題。近期,促使中央銀行多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率的主要原因是貨幣信貸增長偏快。中央銀行所擔心的是,貸款的過快增長會助長經濟的低水平擴張,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高準備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防止經濟過熱,并由此導致通貨膨脹。在當前房地產投資偏快、證券市場持續升溫、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既凸現了央行加大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同時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運用的難度。
當前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對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及商業銀行經營都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看:
一是抑制商業銀行貨幣信貸過快增長。根據貨幣乘數理論,貨幣供應量為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決定乘數大小從而決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對商業銀行而言,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意味著信貸擴張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42萬億元,同比多增1678億元。央行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回流動性,每次調整50個基點,每次收回貨幣1500億元,雖然相對于銀行十幾萬億元的流動性,不能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但是如果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工具進行流動性和資產價格管理,連續調整累積到一定的時候,對經濟的調整作用就將逐漸顯現出來。成熟的市場經濟一般都會出現利率調整的周期性。近5個月來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就顯示出我國已經進入了一個調整的周期。5個月內的第5次準備金率調整,以及兩次存貸款利率的調整,除了在銀行信貸發放與市場利率基準上將產生實質影響外,更表達了央行在流動性治理上從緊把握的強烈決心,也徹底打消了部分商業銀行對央行貨幣政策嚴肅性所抱有的僥幸心理。
二是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將作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并對盈利能力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方式以及獲利能力來看,存貸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經營利潤的主要來源。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則意味著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這將直接導致其可以用于發放貸款的資金減少。由于商業銀行具有創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業銀行實際減少的可以用來創造利潤的資金將比增加的準備金數額成倍放大。
目前,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1.89%,存款的綜合籌資成本大約在2.55%左右,貸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貸款與準備金利率的利差分別為0.66%和3.84%。那么在現有存貸款規模上,經過測算:假設調高存款準備金0.5個百分點,凍結商業銀行可用資金1500億元,按此連續調整四次則減少由于發放貸款而獲得的利差收入為3.84%*1500*4=230.4億元。同時,由于商業銀行存款的綜合籌資成本大于存款準備金利率,商業銀行繳存存款準備金還需要倒貼部分利息支出,補貼息差支出達0.66%*1500*4=39.6億元。因此,據此估算,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的調整,將影響商業銀行利潤達270億元。
三、商業銀行響應央行貨幣政策應采取的措施
為積極響應央行的貨幣政策,商業銀行應進一步轉變經營理念,優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創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貸總量,優化新增貸款投向。當前,在資產價格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下,商業銀行有必要控制過度的信貸行為,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同時,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嚴格信貸市場準入門檻,特別是要嚴格控制產能過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放,注重提高信貸資金營運效益。據分析,各行業對升息的反應程度由機械制造業到農業依次遞減,其中資金較為密集行業的影響度要高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如建材水泥、房地產、紡織等行業的影響度極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農業、交通運輸、水電生產供應行業受影響甚微,這些也恰恰是國家目前產業傾斜及扶持的行業。順應國家的產業政策,根據各行業受升息影響程度的不同,商業銀行在貸款投向上應有所側重,尤其是對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的中長期貸款應該有所抑制,切實提高全面風險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在貸款粗放經營受到遏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應當積極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業銀行對貸款風險定價日趨重視,致力于開發科學、適用的定價模型,但由于受歷史數據積累不夠和實際經驗不足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國內多數商業銀行風險定價能力仍然較低。對此,應參照《巴賽爾新資本協議》的技術要求,吸收國外先進經驗,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內部信用評級體系,準確地對風險進行定價,進而實現對貸款的風險差別定價,以降低信用風險,提高銀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強主動負債能力,合理匹配資產負債結構。存款基準利率的上調,有利于增強商業銀行的吸儲能力,但付息負債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業銀行的籌資成本。同時,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意味著銀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商業銀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資金比例降低,資金來源制約資金運用的自我約束管理體制下,促使商業銀行更重視存款工作,以便進一步增強資金實力。因此,商業銀行一方面要增強主動負債能力,認真落實差異化服務措施,加快網點功能轉型,真正實現客戶分層、功能分區、業務分流,在增加存款總量的同時,優化負債結構;另一方面,要根據負債的期限、利率結構,合理安排資產的期限、利率結構,將資產與負債在資金種類和數量上的聯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保持資金合理流動性的條件下,根據利率變化的預測和資產負債對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時調整各種不同利率資產和負債的敏感性缺口,擴大利差,達到凈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標。
四是要加快業務創新,優化經營收入結構。今年5月份的這次加息與之前幾次加息的重要區別是央行縮減了銀行的存貸利差,特別是中長期存貸利差,壓縮了銀行貸款利潤的空間。多年來,出于扶持國有金融體系的政策需要,中國銀行業長期享受遠高于國外同行的存貸利差,盡管這一過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質疑和批評,但央行長期保持了銀行業偏高的存貸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壘縮減存貸利差,顯示央行抑制信貸增長的堅定決心。對此,商業銀行必須順應銀行業務發展趨勢,在業務增長方式上從外延粗放型增長向內涵集約型增長轉變,在經營結構上由傳統的存貸業務結構向資本節約型的綜合金融服務轉變,在競爭手段上由同質化競爭向差異化競爭轉變。
今后,尤其要重視科技創新和業務創新,拓寬金融服務領域,努力增加中間業務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波動愈益頻繁,西方商業銀行加快了金融服務創新步伐,通過開拓中間業務市場,降低凈利息收入占經營總收入的比重,以規避利率風險。如目前發達國家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經超過了60%,而國有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還不到10%,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是國有商業銀行規避利率風險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國內商業銀行要借鑒西方商業銀行的經驗,通過增大技術投資,加快引進電子技術,提供電子銀行服務;通過整合業務流程、調整組織結構,增加基金、保險、代客理財等中間業務品種,來適應和滿足客戶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通過服務的全能化,實現客戶的多樣化和收益來源的多樣化,從而有效地分散經營風險。
四、央行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應關注的問題
2007年5月央行三項調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貨幣調控思路的重要轉變,也顯示央行駕馭貨幣手段更趨熟練和靈活應變,相信對市場和經濟的調控效應也將逐步顯現。但是,?在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常規性工具的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一是合理掌握貨幣政策運用的頻率和調整區間。準備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將凍結金融機構更多資金的同時,也必須為此承擔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業銀行來講,準備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擴張,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籌資成本。因此,存款準備金率的運用有必要設定一個合理區間,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時兼顧商業銀行的利益;如果繼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存貸款利率,希望也能夠相應提高存款準備金的利率,適度彌補對商業銀行凈利潤的影響。
二是進一步加強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在當前中國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日益增大、信貸擴張過快、貨幣投資反彈壓力巨大、物價上行風險加劇的嚴峻形勢下,單項政策的效力日趨弱化。因此,應在加強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運用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產業、外貿、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多管齊下實現多目標調控,并借助政策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強政策的綜合效應。
三是應注意調控政策的協同效應問題。我國宏觀調控關注多個經濟目標,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協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藝術性。比如提高準備金率和利率均是緊縮性政策,為了鞏固我國宏觀調控的成果,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導向,但升息又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比價吸引力,加速國際資金的涌入,加劇國內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問題。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對流動性的關聯影響預計還將顯現和強化,這將對準備金率等數量型政策工具的運用產生更多的影響。因此,研究貨幣政策的協同和配套,謀劃取得同向的效應,在我國宏觀控制更加注重內在和結構的趨勢之下顯得更為重要。
四是應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針對目前農村資金存在著一定的“離農”傾向,為鼓勵商業銀行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加大對“三農”的有效信貸投入,縣域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應低于城市行金融機構。比如,目前農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國有商業銀行0.5個百分點,高于信用社法定準備金率3個百分點。建議今后應區別各商業銀行服務對象的不同,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合理確定縣域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以鼓勵進一步加大縣域有效信貸投入,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危機;非常規貨幣政策;央行獨立性
中圖分類號:F83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3)02-0021-05
07年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金融危機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危機,危機的規模和持久對各國成熟的宏觀管理框架提出了挑戰。各國對于危機的應對均是即時而清晰的,但不同于往日的危機,這些常規措施均告失效。危機首先出在創新不斷、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領域,這使得危機的傳染性相當之高。各國必須投入大量資金來挽救自身的金融體系,與此同時,在經濟繁榮期增加的剛性財政支出,加上新增的復蘇刺激資金,又使得財政資源瀕于枯竭,在此情況下,各國的中央銀行似乎成了最后的“救世主”。但資產狂潮的消退又使得各銀行充實資本金,完成去杠桿化成為首要任務,這必然會引起實質上的金融緊縮,破壞了許多國家貨幣政策傳導的正常渠道,貨幣流通速度降低,基礎貨幣數量和通脹之間的直接關系也發生變化,這使得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工具)近乎失效。其挽救經濟的主要工具,就是非常規貨幣政策,量化寬松(OE)及其歐洲的銀行版“長期再融資工具”(LTRO),在為金融市場注入大量資金的同時,也造成了通脹的系統性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舊有的通脹管理目標,這對于央行政策獨立性構成了一定挑戰。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概述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定義
中央銀行處于一國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是信用制度的樞紐,作為政府的銀行、金融監管的銀行,體現了其國家機關的性質,擔負著調控宏觀經濟、管理其他金融經營活動、維護金融穩定的諸多職能,但其最核心的職能是穩定幣值、管理通貨。所謂中央銀行獨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銀行在履行制定與實施貨幣職能時的自主性獨立性,即不受政府其他部門的影響、指揮或控制。
中央銀行要求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首要原因就是因為其與政府在宏觀治理方面存在目標差異。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比較多元,包括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對于這四大目標的權衡上,政府基于政治因素考慮,往往重在促進經濟增長,確保充分就業。這使得政府在現實中更傾向于采取擴張政策,但貨幣經濟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過度的貨幣擴張可能誘發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中央銀行的宏觀目標則首先是遵循貨幣經濟自身運行規律,采取各政策工具以保持本國貨幣穩定。當中央銀行的宏觀政策目標和政府發生沖突時,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就會受到沖擊。由此可見,中央銀行獨立性的關鍵就是如何處理中央銀行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追隨政府的宏觀政策,服務于政府的短期目標,還是與政府其他部門進行合作,共同保證宏觀穩定,或是獨立制定或是以立法形式固定政策目標(如德國央行,就以立法形式確定其反通脹目標)。
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具體表現,在北京舉行的中央銀行國際研討會上,有如下表述:“必須獨享貨幣發行權:發行貨幣根據經濟的客觀需要而不受財政透支的干擾;能獨立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而無須向財政部報告自己的工作;重大決策不是由某一部門或個人決策,而由中央銀行理事會決定;享有充分的權力對金融系統進行監督和管理:擁有資金來源與運用的支配權而不依賴財政撥款”。
(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兩個方面
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核心,其他方面包括組織人事上的獨立性和財政上的獨立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出臺,必然要涉及貨幣政策目標的制定和以及具體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據此,費雪(Stanley Fischer)把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分為目標獨立性和手段獨立性兩個方面。目標獨立性指中央銀行可自主地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四大宏觀經濟目標中選擇貨幣政策目標,手段獨立性指政策目標選定后,中央銀行可自主確定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和操作方式。
1.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中央銀行在遵循貨幣經濟自身運行規律基礎上,通過實施具體貨幣政策操作,以一定傳導機制影響到實體經濟,所要達到的宏觀政策目標。各國央行的最終政策目標不同,包括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即是指其擁有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目標的權力,不必在制定政策時追隨政府的財政政策目標。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獨立性較高的國家都會規定各自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通貨穩定或者物價穩定。現在各主要央行一般實行兼顧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即使通貨膨脹率穩定在既定目標上下,同時使資源利用率維持在可持續水平。
2.貨幣政策工具的獨立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需要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以調整貨幣供給量,進而調節宏觀經濟運行。貨幣政策工具包括針對所有市場的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如再貼現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和針對個別市場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如證券市場的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消費者信用控制等),以及直接的信用控制(如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額等,和間接信用控制。如道義勸告、窗口指導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手段的獨立性,即是指其擁有自主動用具體貨幣政策手段以實現其政策目標的權力。具體到現實中,就是看中央銀行在實際的貨幣操作中,是自主地選擇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還是需要得到政府方面的認可或批準。如果其擁有自,那么,就擁有貨幣政策手段獨立性。
一般來說,與其他宏觀政策不同,貨幣政策的實施及效果都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短期的相機決策雖然可以在不影響通脹帶來暫時的經濟擴張,但長期來看,貨幣是中性的。貨幣政策必須保證通貨穩定以及通脹預期穩定,這樣才能為宏觀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所以,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相對小一點會更好,這樣其政策選擇必須服務確定的目標,央行也難以推卸責任。但是貨幣政策工具與金融市場息息相關,這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和經驗,所以,貨幣政策手段的獨立性必須夠大,以免非專業的建議干擾了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二、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在危機中的表現
美歐日等西方主要經濟體均是危機中的主要角色。其貨幣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危機的治理和經濟的復蘇,可以做為主要分析對象進行簡單分析。
(一)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由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負責履行,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美聯儲主要由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儲備銀行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等組成。根據美聯儲章程,其政策目的是幫助消除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影響,并積極參與創造環境。促進高就業率、穩定物價、國民經濟增長和不斷提升的消費水平。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高通脹的壓力,美聯儲的實際目標主要是抗擊通脹,而在危機爆發之后,美聯儲更多的與政府合作,關注就業與金融市場穩定。
美聯儲號稱世界上獨立性最強的中央銀行之一,其人事獨立性、財政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目標及工具的獨立性均首屈一指。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直接對美國國會負責,除了在個別時期,美國總統得到國會授權后。能夠對聯儲做出指令,除此之外,聯儲自主進行貨幣政策的決策和執行,任何部門對無權對其介入或干涉。其成員的任期跨越多屆總統及國會任期,人事上的獨立性有保障。財政獨立是由其巨大的盈利保證的。主要歸功于其對政府公債的所有權。但1979年的《聯邦儲備法修正案》,禁止聯儲直接從一級市場購入財政證券。包括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只能間接地在二級市場上買賣財政債券。在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可以根據自身目標和經濟調節需要,自主決定存款準備金率、貼現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里證券買賣的種類、數量和價格,以此控制貨幣供應量,并對政策結果進行負責。
需要說明的是,美聯儲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其職能被限定在政府既定的經濟目標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內。前任主席馬丁傾向于將聯邦儲備系統描述成為“在政府范圍內保持獨立,而非脫離政府的機構”。尤其在危機之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更向政府目標靠攏,具有明顯的貨幣一財政政策特征。
在危機發生初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是常規的利率工具。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先將聯邦基金基準利率(貼現率)降低0.5%,隨后,美聯儲連續降息10次,將利息降至0-0.25%的利率水平,并將一直維持,直至就業市場實質改善。但金融危機導致舊有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失效,美聯儲的快速大幅降息沒有阻止危機擴散加深。要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效果,美聯儲只能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一般包括三種:(1)向存款機構的準備金付息。(2)公開利率目標等通貨膨脹預期管理。(3)資產負債表操作。即進行資產購買和轉換,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或調整結構,向金融市場直接注入流動性。
對于穩定市場作用最大的就是其資產負債表操作。這主要是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2009年起至今。美國已經進行了4輪QE和一輪扭轉操作,成功的穩定了金融市場,也阻止了實體經濟進一步下滑,但同時也極大地擴張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使得其規模已經突破3萬億美元的大關。QE3和QE4已經成為“開放式”量化寬松。未設定總規模和具體截止期,只是承諾購買MBS資產以及長期國債,直到勞動力市場明顯好轉為止。這種以設定硬性經濟目標取代以前規定QE截止日期的做法,是根據芝加哥聯儲主席Evans最初提議而得名的“Evans規則”。即失業率跌落6.5%,通脹預期突破2.5%。
但這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也有不少弊端。其一是本輪危機的源頭就在于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本應通過收縮過程來矯正,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金融失衡狀態將得以延續。在4輪OE之后,美國的失業率依然在7%到8%的高位,但債務總額已突破16萬億,股市等風險市場也回到5年來的高位,看上去量化寬松的政策效果主要表現在風險資產之上,實質上只是一種財富的再分配,而沒有帶來經濟的真正復蘇。二是造成退出風險,長期的零利率政策可能造成經濟結構的永久性變化,這使得今后的貨幣政策空間極大壓縮。三是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廣泛行使的“最后貸款人”職能,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金融環境,但可能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增強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BTF)的信條,長期來看,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穩定增長。
(二)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1998年成立的歐洲中央銀行是一個具有超然地位的中央銀行,它不僅獨立于各成員國政府,而且也不受歐盟理事會的制約,這一獨立性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盟條約》)保證。《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最終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這必須首先保證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決策過程不受任何干擾。其貨幣決策體系具有相當高的獨立性。
相比較美聯儲的多重目標,歐央行的政策目標較明確,以維護物價穩定為主要目標,在此基礎上可以兼顧經濟發展。看似目標獨立性小于美聯儲,但歐央行的目標已被明確規定,中央銀行必須全力以赴達到目標,難以推卸責任。不過在金融危機壓力下,歐洲央行的政策重點已發生轉移,穩定金融市場逐漸取代幣值穩定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
為了防止危機蔓延,重塑市場信心,歐債危機爆發后,歐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六方面:第一,擴大抵押擔保資產的范圍。接受評級較低的債和資產做為融資抵押品,降低了金融系統再融資的成本。第二,降息。歐央行自金融危機以來,持續降息,現已降至0.75%的歷史低位。第三,購買證券操作。2009年6月起,ECB推出了兩期資產擔保債券購買計劃(Covered Bond Purchase Programme。CBPP)。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上購買得到資產池擔保的債券,并持有至到期。2010年5月,ECB啟動了證券市場購買計劃(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me,SMP),購買重債國債券,以修復債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功能,緩解重債國流動性短缺的困境。同時,為了進一步緩解債券市場的壓力,歐洲央行在2012年9月推出了新項目“直接貨幣操作”(OMT),已經承諾會應符合要求的成員國請求購買求助國家的債券,但迄今并未有成員國提出申請。第四,以超低息貸款的形式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2011年12月。歐洲央行推出兩輪總值1萬億歐元的3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此舉有效地充實了銀行系統的資本金,緩解了對銀行流動性的擔憂。第五,聯手各國央行,進行貨幣互換,向歐洲銀行體系提供外匯流動性,以緩解因資金流向美國等相對安全的地區而造成的外匯流動性短缺。第六。通過歐洲央行自有的TARGET-2系統,為重債國提供流動性。大量資金從德國央行等流向重債國央行,以彌補私人資本外逃所帶來的資金缺口。
這些措施打破了歐洲央行之前恪守的以歐元幣值穩定為目標、保持歐洲央行獨立性的傳統。尤其是3年期LTRO,極大地延長了還款期限,同時其抵押品要求為區內成員國國債資產,銀行以此向歐洲央行申請貸款。雖然沒有直接購買成員國國債,但實質上是歐洲央行為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實施的銀行版量化寬松。相比較美聯儲而言,受其單一政策目標約束,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更強。也更注重對沖操作,但同樣陷入了政治利益綁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困境。
(三)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日本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成立于明治時代,總部設在東京。日本銀行的獨立性相對較小,開始在大藏省的國家統制下。之后有所改進,《日本銀行法》修訂版于1997年面世,并于1998年4月施行。新法規定,日本銀行的職責包括:(1)保持物價穩定,以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2)保證結算系統順利、平衡運行,以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在提高政策獨立性的同時,日本銀行應具備“公開獨立性”。即要做到及時向公眾提供信息,公開政策制定細節等,以此保持貨幣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和執行效率。
盡管新的《日本銀行法》極大提高了日本銀行在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但改革并不徹底,政府對日本銀行仍有實質的影響力。從立法上日本銀行依然隸屬于大藏省(財政部),接受大藏省的領導和監管。由此,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易受政府財政政策影響。比如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日本銀行應以市場利率認購政府債券,日本央行仍實質負擔為政府赤字融資的任務。貨幣政策屈服于政府當局對經濟增長的一味追求,對對匯率穩定的執著,喪失了獨立性。
日本的危機來臨較早,早在90年代初期就因泡沫破滅陷入經濟停滯,為了對抗長期存在的通貨緊縮提振不景氣的經濟。日本銀行使用了低至0.1%的“零利率”政策,同時在2001年率先引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由此。政策工具目標由銀行間的無擔保隔夜利率轉向央行所有的金融機構的經常賬戶余額(Current Ac-count Balances,CAB),并將這一數字在5年內從6萬億日元增至35萬億日元。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日本銀行加大了資產購買力度,最近,在新上臺的安倍晉三的壓力下,日本央行通過了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以提高通脹率,將目標提高到2%,并且引入開放式資產購買措施,從2014年1月起,將每月購買2萬億日元的長期國債,以及10萬億日元的商業票據。這也引發了大家關于日本挑起新“貨幣戰”的話題。但在結構化改革難以推進的前提下,單純希望通過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很難實質上促進經濟發展。
三、危機治理與央行獨立性
從前文分析來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從來就不能獨立于政府之外,做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部門,中央銀行必須要兼顧其他宏觀目標,低通脹只是目標之一,危機期間尤其如此。單純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央行。如歐洲央行,在應對危機時明顯猶豫不決、政策乏力。
在本次金融危機前,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普遍采取央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管理通脹預期,以維護金融系統穩定運行。在很大程度上,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一致。大家對于中央銀行的工作的普遍認知即是。有一項政策目標即通脹率,有一種工具即利率政策,利用利率工具控制通脹目標就是貨幣政策。
然而。在金融危機中,中央銀行政策制定面臨了金融穩定和物價穩定目標的權衡問題,取得價格穩定的同時并不能保證金融穩定。單純的利率工具和通脹目標制在經濟高度虛擬化的發達國家是遠遠不夠的。本輪危機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錯誤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全球宏觀經濟失衡引發的實際利率走低和資產價格膨脹、金融過度創新導致的規制和監管缺位以及由此導致的金融系統過高的杠桿率、“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導致的風險系統性低估和信貸擴張。
關鍵詞:貨幣政策;居民消費物價指數;GDP增長率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40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3-87-03
一、貨幣政策一般理論回顧
可供貨幣政策當局選擇的貨幣政策工具通常有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和其他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3大類。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指以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的信用和貨幣狀況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業務。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指以某些商業銀行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或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只影響某些特殊經濟領域中的信用和貨幣狀況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消費信用管理、不動產信用控制和證券市場信用控制等。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直接信用控制和間接信用指導兩類。前者是指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的信用活動進行控制,其手段包括規定利率最高限額、信用配額管理、流動性比率管理和直接干預。后者是指中央銀行通過道義勸告、窗口指導等辦法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
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大體包括: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再貼現、指導性信貸計劃和信貸政策等。隨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 ”的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戶”的間接傳導體系。但在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存在的諸種障礙卻影響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的效果。
貨幣政策一般情況是和財政政策共同使用,它們的共同目標是達到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以及國際收支平衡。貨幣政策具有時滯性和反經濟周期調節的特征,其中,時滯性包括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內部時滯是指政策制定到貨幣當局采取行動這段時間,外部時滯又稱影響時滯,指從貨幣當局采取行動開始直到對政策目標產生影響為止的這段過程;而反經濟周期調節指的是貨幣政策的“逆經濟風向行事”,即當經濟過熱時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準備金率等,反之則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貨幣供給與信貸等。
二、從指標看2008-2011年我國經濟的基本面
1.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
CPI指數是用來反映一個經濟體通貨膨脹水平的指標。雖然CPI在反映通脹水平上有一定的不足與缺陷,但是并不影響我們觀察近年來我國通脹水平的大體走勢。
■圖1 我國2008年至今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走勢
分析圖1不難發現我國近年來通脹水平變化程度還是很明顯的,特別是2008年上半年還是處在一個較高通脹水平上,到了2008年末至2009年上半年卻又達到一個負的通脹水平,即通貨緊縮,進入2010年明顯可以看到通脹水平在不斷的攀升,截止2011年4月份我國CPI指數達到153。一般說來CPI大于5%就是處在一個嚴重通貨膨脹的水平。
2.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GDP增長率反映的是總體經濟發展速度的指標。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長態勢,雖然經歷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是依然能夠保持很高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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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8年以來我國GDP增長率
主要依據以上兩組數據,可以簡單的概括如下:2008年前3個季度經濟保持高速的增長,同時也面臨著高的通脹水平,從第四季度開始至2009年前兩個季度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沒有面臨通脹甚至產生緊縮的壓力,2009年后兩個季度至今經濟增長速度回升,基本維持了10%左右的增速,但是也必須看到通脹壓力也在不斷的攀升。所以,自然而然的把2008年至今的經濟基本面分為3個階段:前期面臨的是快增長高通脹,中期面臨的是增長下滑同時伴隨通貨緊縮,后期至今增速回升同時通脹壓力不斷加大。所以,根據貨幣政策的“逆經濟風向行事”規則,前期應當是從緊的貨幣政策,中期應當是寬松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后期應當是適度從緊到從緊的貨幣政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一方面,今年來我國經濟依然保持一個高的增長速度,但是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也面臨著種種困難,比如說上面提到的高通脹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自己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的差距,所以筆者認為至少最近10-20年里,我國的主要任務還是發展經濟,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只有努力“把蛋糕做大”,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據此筆者認為總體上的貨幣或者財政政策都應當以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為主要目標。
三、2008年以來我國中央銀行采取的貨幣政策及其效果
(一)2008年的貨幣政策——前緊后松,適時而變
中國人民銀行自2008年1月25日至2008年6月25日連續5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每次上調幅度為0.5個百分點。然而,2008年9月25日央行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同時決定從2008年9月16日起,下調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2008年10月15日起又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從2008年10月9日起再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27個百分點,2008年12月25日起又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08年12月23日起,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從2008年12月25日起,繼續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可以看到,2008年存款準備金率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不斷上調然后又下調的過程,從1月份至6月份的法定存款準備金不斷上調到9月份至年末的不斷下調,同時9月份開始還伴隨著存貸利率水平的不斷下調。另外,央行在2008年總共公開市場業務交易98次,同樣的是前期多發行央票而后期多回購央票。
不難看出,我國2008年的貨幣政策經歷了前期收緊到后期寬松的過程,這與2008年一開始防止物價水平增長過快以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不無關系。然而,我們從GDP增長率的走勢圖可以看到,2008年后期的政策轉向效果并不是很好,雖然降低了通脹的水平,但是明顯的使本來高速平穩的經濟增速變慢。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是2008年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針對形勢變化,我國宏觀政策相應從“雙防”轉向“一保一控”再到“靈活審慎”,貨幣政策也從2008年7月份就及時進行了較大調整。一是調減公開市場對沖力度。二是于9月和10月連續三次下調基準利率,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保經濟增長和穩定市場預期的信號。三是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劃的約束。四是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鼓勵金融機構增加對災區重建、“三農”、中小企業等貸款。五是擴大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貨幣信貸平穩增長,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金融業穩健運行。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對災區、“三農”和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逐步加大。
(二)2009年的貨幣政策——應對危機,增加流動性,保增長
2009年我國貨幣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實施了名為適度寬松實為擴張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供應量M1和M2增速自年初起逐月加快,到11月末,兩者增速分別達到34.6%和29.7%,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四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高峰。從信貸增長情況看,全年貸款余額達到40萬億元,新增貸款達到9.59萬億元的歷史高位,比上年多增4.69萬億元,是2007年新增貸款3.64萬億元的2.63倍。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正因為如此,從上年10月起,中央銀行開始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穩步回收市場流動性。在貨幣市場操作和商業銀行信貸投放停滯的雙重作用下,2009年12月貨幣供應量增速開始回落,M1和M2增速分別比上月回落了2.25和2.02個百分點,降至32.35%和27.68%。盡管如此,仍然比上年末分別高出23.29和9.86個百分點。另外,2009年央行沒有對法定存款準備金和利率水平進行調整。
(三)2010年的貨幣政策——應對預期通脹,政策取向明確
中國人民銀行自2010年1月18日起連續7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于2010年底上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央行之所一開始就采取這樣的貨幣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在于2009年貨幣供應量過大導致過多的流動性以及帶來的高通脹預期、資產泡沫化。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0年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奠定了貨幣政策的基調。同上年相比,該年的貨幣政策取向應該是: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下,加大對通脹預期的管理力度,適度回收流動性。同時要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強化金融風險管理。所以,從應對預期通脹的角度來看,貨幣政策從寬松變為適度寬松。2009年為保增長而側重于保證充足的貨幣供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2010年為防通脹,同時要繼續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應更加注意政策的精細化操作,確保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針對性,以實現既有效控制通脹預期,又防止經濟出現較大波動的目標。
(四)2011年以來的貨幣政策——繼續應對通脹水平的走高
從2011年1月20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來,至5月18日再次上調已經合計年內5次上調準備金率,此階段上調之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將達到21.0%的歷史高位。并且,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1年4月6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0.25個百分點,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相應調整。從過往的幾個月來看,GDP的增長率保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水平,但是CPI指數有居高不下的態勢,而且國內負利率的時代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因此,很多專家學者預測在不久的將來還有很大的加息空間,甚至有學者指出今年加息至少100個基點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