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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頗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無論是說起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還是論及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人們總是要提到減稅。在具有一些經濟學常識的人們那里,還總是免不了使用結構性減稅一詞。
這樣一個至少使用了十幾年之久的老概念,結構性減稅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和期待,顯然同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及其政策選擇有關。
人們已經看到,最近幾個月來歐美經濟形勢的持續震蕩,對處于緩慢復蘇中的全球經濟形成了極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在短期內尚難有根本性改變。由此而形成的輻射影響,必將拖累中國經濟,甚至使得未來一年的經濟運行充滿變數。面對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形勢,在明年,中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已成定局。
不過,所謂“繼續實施”,并不意味著將今年以來的政策內容“全盤復制”到明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有“名”“實”之別,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蘊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其間,有著很大的回旋空間。單就積極財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鑒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現也是最大的一個改變是,在2012年,“減稅”而非“增支”將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
第一,從迄今為止的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運行軌跡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無疑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將其作為參照系并仔細審視處于震蕩中的歐美經濟態勢,可以確認,盡管外部的不確定性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拖累,但從總體上看,這種不利影響不會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們尚不需要推出類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擴張性措施。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預調和微調,其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作為實行預微調的一種可選擇的手段,減稅的優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經歷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公共投資的反危機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擴張對于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經逐漸凸顯。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故而,即便經濟下滑趨勢已經有所顯露,即便當前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之一在于增加財政刺激力度,其擴張性操作也必須著眼于“精細化”,在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在此條件下,減稅無疑是一種適當的選擇。
根據布什簽署的2001年減稅法案,最低所得稅稅率從15%下降到10%,最高稅率在2006年以前從39.6%下降到35%,其他稅率平均下降約3個百分點。
美國財政部目前正在牽頭進行稅收政策制定工作。包括以國家銷售稅或增值稅替代個人所得稅,進一步下調個人所得稅率,簡化和削減美國跨國企業的海外利潤收人稅等等。
軍備刺激經濟 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10年的增長,可以說是得益于戰爭的結果。目前美國政府正在醞釀發動對伊戰爭,以期實現美國經濟的再次突破。2002年11月13日,美國國會通過2003財政年度國防預算法案,總額為3930億美元,比上一財政年度增加約500億美元,是20年來增幅最大的一次。
低利率刺激 進入2002年,美聯儲一直堅持不降息,直至最近的經濟數據顯示,消費支出因此開始大幅下降,影響到美國經濟的復蘇。2002年11月6日美聯儲再次將聯邦基金利率和貼現率分別下調O.5個百分點,目的在于進一步加大金融杠桿對經濟復蘇的刺激作用,以維持房地產業的持續興旺和鼓勵工商業者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傾向繼續走高,幫助美國經濟“走出低谷”。
淡出強勢美元 2002年年初以來,美國政府采取了有意讓美元貶值的政策,并在7月15日使得歐元兌美元匯率突破1:1的心理關口。對此,有專家認為當前美元的疲軟,表明以糾正幣值高估為核心內容的美元價值調整已經開始啟動。布什政府希望通過美元的慢性貶值,刺激美國的產品出口,減少日益龐大的外貿逆差,為美國經濟早日走出困境創造條件。
雙重貿易政策 2002年年初以來,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對外貿易保護政策,但這些政策把北美自由貿易區內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排除在外,由此遭到了區域外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另一方面,目前美國正在努力抓住多邊談判的難得機遇,完成WTO新一輪談判設定的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談判目標,爭取較大幅度地降低世界范圍內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極力促進區域內貿易協議發展,完成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涉及的農業、工業、月艮務、投資和政府采購5個領域的市場準人問題談判;推進美國對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在世界各區域選擇典型的發達與發展中國家與美建立自由貿易關系。
這一切都源于他每小時20美元的薪水―這一丹麥快餐店員工的基本工資,相當于美國快餐店同行收入的2.5倍。
“在這里的快餐店工作就能過上不錯的生活,”24歲的埃洛弗森說,“不用艱難度日。”
美國一些勞動積極分子和自由派學者注意到了像埃洛弗森這樣的工人的情況,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丹麥的連鎖店能支付20美元的時薪,為什么美國的快餐店卻連很多員工要求的15美元的時薪都不能滿足
“從丹麥的經驗來看,快餐店給工人那種水平的工資也是能賺錢的。”華盛頓自由主義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的經濟學家約翰?施密特(John Schmitt)說。
美國很多經濟學家和商業組織稱這種對比有嚴重的錯誤,因為丹麥和美國存在本質性的區別,丹麥的生活成本和稅負都很高,但丹麥的社會保障體系較為慷慨。事實上,丹麥快餐店的盈利水平較美國同行也要低一些。
“要比較丹麥和美國的商業和勞動制度,跟拿蘋果與汽車作比較一樣。”國際特許經營協會(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主席史蒂夫?卡爾代拉(Steve Caldeira)說。該協會總部位于華盛頓,專注于推廣特許經營,很多快餐企業都是它的會員。
卡爾代拉說:“丹麥是個小國家,”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工會占據統治地位,整個就業體系圍繞著這一現實。”
丹麥沒有最低工資法。但根據丹麥最大的公會3F聯盟和旅游業聯合會(Horesta)的協議,埃洛弗森20美元的時薪是該國快餐業的最低報酬。旅游業聯合會的會員商家包括漢堡王、麥當勞、星巴克等餐飲和酒店企 業。
相比之下,美國快餐業的工資低得可憐。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項研究,整個國家快餐業員工有半數需要依靠公共救助。美國快餐業工人的時薪平均只有8.9美元。
安東尼?摩爾(Anthony Moore)是佛羅里達州坦帕市一家漢堡王的值班經理,他的時薪是9美元,每周要工作35小時。
管理著10名員工的摩爾表示:“這遠遠不夠。”26歲的他每月的房租為600美元,他經常付不起水電費。他有兩個女兒,一個5歲,另一個兩歲,身為單身父親的他每別朗讀并錄制了自己書中的片段,它們被設置在這臺電話中,等待讀者來發現和收聽。
“我們希望這是一種在書店里作者與讀者最親密的互動方式,”負責這個項目的企鵝圖書(澳大利亞)數字創意總監Kylie Robertson說,“在電話聽筒里與作者交流,聽他們把最新的故事內容講給你聽,這是一種很棒的體驗。”
讀者還會被邀請通過錄音留下自己的故事,隨后電話會吐出一張印有賬號和鏈接地址的卡片,按照卡片上的信息讀者能夠在互聯網上找到自己的聲音故事并分享給他人。
“我們最大的挑戰是不能把這樣的電話亭建到各個書店,但通過互聯網我們可以實現分享。”Robertson說。這個項目目前繼續在澳大利亞進行當中。
互聯網確實幫了Robertson和其他企鵝圖書營銷人員不少忙。Twitter和Facebook這些社交平臺的出現讓他們能更加迅速找到500個或者1萬名目標讀者。
10月22號,美國作家Elizabeth Little發出了這樣一條推文,“如果你已經提了一個問題,而我還沒有回答的話,等等,我還在路上呢。”最后她還不忘附上一個#ReadPenguin的標簽。她的最新小說《親愛的女兒》(Dear Daughter)今年1月被企鵝圖書出版,并被選為企鵝圖書推特俱樂部的10月書籍。
#ReadPenguin正是企鵝圖書的新武器。企鵝圖書推特俱樂部實際上借助了社交網絡平臺,在線上舉行了傳統的線下作者交流會,只要發送的推文當中附上#ReadPenguin的標簽就能加入和作者的討論。
這種方式從2012年1月開始延續至今,企鵝圖書的營銷團隊每個月都會選出一本書籍進行線上推廣。“你們知道Elizabeth Little在寫書的時候離不開奶酪嗎?”一旦一本書選定好之后,團隊便會在Twitter上開啟一個吸引人的話題,等待讀者來參與。
過去,以色列出口主要集中在農業和科技含量較低的行業,如今則主要在依靠尖端科技研發的行業。同時,許多經濟領域經歷了根本性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開放商品和服務進口、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包括政府在GDP中的比重和它對某些經濟和金融市場領域的干預),并增加市場力量的行動自由等。2010年,以色列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
在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以色列成功應對了各種與其獨特國情有關的挑戰,包括自身安全形勢、相應的經濟負擔、大量移民的涌入等。此外,以色列還要不斷應對其他困難,如經濟衰退和經濟危機、上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的惡性通脹、國際收支平衡等。
過去這些年,以色列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1985年出臺的《經濟穩定計劃》(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結束了惡性通脹,恢復了宏觀經濟穩定,成為財政行為及貨幣和通脹政策領域的轉折點。之后是減少公共支出在GDP中份額的漫長過程。雖然中間出現過間斷和反復,公共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經從1985年的65%降至2011年的42%,其中國防開支從19%降到6%。預算赤字也有所下降,政府被嚴格禁止從事貨幣融資。
自2003年以來,政府在財政行為方面又有重大進展,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持續大幅降低,從原來的99%降至2011年的74%。自《經濟穩定計劃》出臺開始,以色列政府進行了長期而艱難的抗通脹斗爭,通脹率從非常高的水平降至物價穩定水平(即通脹目標區間:1%-3%)。與此同時,以色列央行的獨立性也越來越高,這一進程的主體部分在2010年隨著新的《以色列央行法》(Bank of Israel Law) 通過而宣告完成。該法案為央行的自主性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而且也為央行努力實現其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奠定下堅實的法律基礎。
以色列成功應對了2008年底至2009年初達到頂峰的全球經濟危機。盡管GDP曾連續兩個季度下降,但經濟增長恢復速度也相對較快;失業率在增長不到兩個百分點后,又跌至30年來最低點;銀行體系保持穩定。
以色列之所以受到沖擊相對較輕,原因有很多,除了本次危機性質本身的原因,以及以色列經濟及金融體系的某些特性這些原因外,以色列早在在危機之前數年及危機期間對經濟政策的恰當表現,也功不可沒。當然,以色列并不能因為這些成功就可以高枕無憂,而是必須從危機中汲取教訓,提高應對未來危機的能力。
以色列在過去及本次危機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固步自封。在未來以色列仍會面臨嚴峻挑戰,這既是全球性進程使然,也是其國內發展所決定的。以色列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
全球化與投資:在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時代,以色列必須保持和時刻加強自己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尤其適合規模較小、國內市場有限、嚴重依賴出口的開放型經濟。出口方面必須繼續依靠人力資本和創新。這意味著有必要提升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層次教育的效果,讓盡可能多的人具備在全球化時代參與競爭所需的技能,保持以色列的相對優勢。必須牢記,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競爭不僅存在于出口市場,因為以色列必須爭取投資和高素質人才。因此,以色列必須確保其商業環境具有競爭力,吸引海外投資,同時保障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務和生活質量,吸引自己培養出來的高素質人才留在國內發展。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增長,改變了全球經濟的實力平衡。以色列必須根據全球需求和投資格局的變化調整出口。例如,中國在以色列商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已從2007年的2.9%增至2011年的5.7%,幾乎翻了一倍,但未來以色列與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貿易往來顯然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促進以色列人就業:盡管最近情況有所改善,但極端正統派猶太男子和阿拉伯婦女的就業率仍然非常低,分別為42%和26%,而以色列全國男女總體就業率分別為77%和66%。促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融入勞動大軍,是提高經濟總體增長率、提高這部分人群的生活境況、解決貧困和經濟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因素。這需要在教育領域采取措施,提高上述人群勞動市場所需技能,并輔之以其他舉措,鼓勵他們就業。
提高生產力:盡管以色列在一些高科技出口行業居全球領先位置,但其他許多部門,尤其是非貿易品行業,生產力較低,這拉低了整體生活水平。這些行業在經濟活動總量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因此提高這些行業的生產力,是制定政策的主要挑戰。
促進競爭、減少經濟活動中的集中現象:這兩點對于提高經濟效率、改善消費者民生、減少因經濟活動過度集中而產生的風險和扭曲十分重要。通過降低進口壁壘(例如減免關稅)或其他反壟斷措施,這些目標更容易實現。
財政政策:盡管以色列過去幾年在財政政策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顯著下降,但從以色列經濟的特殊性來考慮的話,它的債務水平依然很高。最近的全球危機和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再一次充分證明持續而嚴格的財政紀律非常重要,公共債務過高必然帶來很大風險。
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實力: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再次凸顯出保持銀行和非銀行金融體系穩定與實力的重要性。國內金融體系的強健,是以色列受到危機負面沖擊較輕的重要原因。盡管如此,仍需不斷采取行動,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使之更為強勁。金融體系及其面臨的風險變化迅速,因此,監管當局必須密切監督事態發展,及時對政策做出必要調整。
貧窮與不平等問題:無論與以色列自己以往相比,還是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以色列目前的貧窮和不平等程度都十分嚴重。24%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根據基尼系數測定,這種貧富分化程度超過美國和墨西哥以外的所有經合組織國家。這既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常見的情況作用下的結果,比如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同時也是以色列的特殊國情造成的,這是兩者產生的綜合作用。以色列應采取行動應對這些問題,從改善教育體制和普及教育入手,促進最貧窮人群融入就業大軍,比如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和阿拉伯人。
人口老齡化:在出生率下降、壽命延長的背景下,出現人口老齡化趨勢已成為所有發達經濟體的關注焦點。以色列在這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但也開始出現老齡化的趨勢,為此,我們必須及早做好準備,以應對其對未來長期的影響。這些影響關系到長期總體財政狀況、以色列國家保險機構的醫保支出和實力,以及長期的經濟增長率等各個方面。
最近的經濟數據,有點讓人看不清下一步的經濟走向。從公布的上半年數據看,總體增長(消費、投資或出口)保持著相當不錯的勢頭。然而,CPI雖在過去數月中有回落跡象,但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卻屢創新高。
看來,CPI回落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現象。實在看不出宏觀調控需要松動的理由。但是,從發電量等其他指標看,今年5月至6月,中國經濟增長好像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減速。國內也有不少報道稱,沿海地區的一些中小型企業紛紛倒閉,同期大型消費品(如住房和汽車)的銷售情況也不太理想。綜合這些信息,經濟走向似乎不太樂觀。
因此,未來六個月至九個月,中國整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市場希望政府維持一個較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但現階段,在全球都面臨巨大通脹上升風險的情況下,中國并沒有整體放松銀根的條件。可以想象,在資金找不到出路的情形下,若現在放開貸款規模的控制,信貸增幅反彈的幅度可能會遠超央行的預期,為以后的通脹增添更大的壓力。
另外,央行若想在金融機構資金過剩的情況下,完全依賴利率調整來達成調控目標,恐怕需要把利率上調至超出政策承受的限度。最有可能出現的政策選擇,將是一定程度上的信貸規模調整,以緩解部分企業的資金困難。市場也不應對全面放松銀根抱有太大希望。
從現在到2009年底,從經濟發展和政策的層面上,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是:
――出口增長在2009年大幅下滑。雖然現在中國的出口(以美元計算)還有超過20%的增長,但如果具體看出口目的地的話,中國內地出口至美國、日本和香港(美國市場的中轉地)的增長幅度已大幅下滑。而在2009年美國和日本經濟并不樂觀的情況下,我們不應對向這兩個國家的出口抱有太高期望。
另外,雖然目前中國對歐洲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十分強勁,但可以預見,這種增速將在2009年大幅下滑,特別是對歐洲的出口。這是因為,在過去一年中,歐元兌美元已升值很多,期待歐元在未來18個月中還能保持現在的水平(或持續兌美元上升)并不太現實。
若歐元兌美元下跌,將意味著歐元兌人民幣大幅下跌,這將給中國對歐洲出口造成一定壓力。最后,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在中長期應該較為樂觀,但是,這些市場在短期內難免會受累于發達國家經濟的疲軟而呈現增長放緩的跡象。
――可以預見,2009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將比2008年更為積極。今年中國政府在救災和支援農業方面的支出比預期中要高。不過,今年財政收入大幅上升,中國政府保持財政基本平衡應該是有把握的。如今,經濟有一定下滑風險而金融政策難以全面放松,加之中國政府內外債都較少,要求財政政策扮演更積極角色的聲音將越來越大。實際上,財政收入并不是無處可花,諸如災后重建、醫療改革等,都是財政支出需要較大幅度增加的領域。
――基于中國居民的整體儲蓄龐大,而人均收入已接近步入消費型社會的水平,可以預期,未來幾年內,消費將保持一定升勢,并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點,甚至還有可能在長期內取代出口和投資的地位。但是,在未來9個月至12個月里,經濟增長還充滿變數,大宗消費品(如住房、汽車)的銷售可能不會太理想,但一般生活消費品的銷售將獲得保證。
基于上述觀察,我們認為以下幾點可成為對未來市場發展的預期:
200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幅度可能較2008年低,通脹仍揮之不去。
外貿增長幅度在2009年將有明顯下滑,其中,出口比進口表現差;南方的港口(主要出口歐美市場)比北方的港口(以進口和大宗設備出口為主)表現差;集裝箱比散貨差。
投資增速在2009年將有所減緩,而投資增長亦將由2007年至2008年以工業和房地產為主導,轉為由政府基建工程來拉動。在某些領域,諸如與四川災后重建、新能源、環保和農業發展相關的行業,我們可能會看到非常高速的投資增長。
大宗消費品(如汽車和住房)的銷售,將較一般消費品差;公共消費(教育和醫療)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房地產市場的成交量有可能進一步減少,但價格會較2008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