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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行業調研報告范文第1篇

有兩所小學校，學生人數都不多，一個在最富有美景的村莊來古，一個在甘肅隴南文縣秀美的茶山腳下；一個由企業家出資建設，一個由300余名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籌款建成；一個探索商業與公益結合的模式，一個想盡一切辦法為建成一所“沒有貪污、沒有腐敗，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的學校”。

這兩所學校有太多的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都是社交圈公益的產物。

廣告人傅駿喜歡花小錢辦大事，幾年前他用不到5萬塊錢的成本，拍了一個視頻，谷歌上的搜索結果高達731萬，保守估計至少有1000萬人看過這部《上海美女教你吃大閘蟹》。片子雖是個教學片，但植入了他自己的大閘蟹品牌“豐收蟹莊”。

2009年他與好友上海交大昂立教育總經理劉常科一起去旅行，自駕到了昌都境內的來古村，看到了被六座冰川環抱的村莊，也看到一片未被開墾的處女地。“那里非常美，但也非常偏遠。你有時間想住下來待上兩天，卻根本連個旅店都沒有。”

與所有貧困的地區一樣，這個人口不多的小村子里唯一的學校校舍簡陋殘破，亟需修繕。過去傅駿也曾在別的地方資助過學校，但學校建成后，校長總有要不完的錢，傅駿希望能找到一個更加具有可持續造血能力的學校。他想試試將客棧和學校結合，由客棧的運作來滿足旅行者的需求，并帶動來古的旅游，而客棧通過提供服務，獲得一筆可持續的收入，最終盈利部分用以補貼學校。

上世紀60年代末，學人類學的傅駿曾常年累月地泡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研究人類行為，雖然現在做廣告，他依然保持用人類學的方式去思考很多問題，“人的行為是可以分析的，你掌握分析的方法，很多事情就不會毫無頭緒。”

2010年，投資50萬元，由中央美院建筑學院教授、傅駿的妹妹設計的來古冰川公益客棧建成。這個被設計為樓下教室、樓上客棧的建筑成了傅駿在來古進行的一個社區試驗。社區中的人，乃至每一個被選派到來古當掌柜的志愿者，都成了這個試驗的一部分。志愿者來自那次與傅駿同游到來古的劉常科所在的昂立教育集團，他們以選派員工志愿的方式，每年在公司內部選拔兩名員工，以接力的方式到來古經營客棧。

從2010年第一任掌柜秦臻到后來的吳芳芳、桂鵬、沈曉旻，每一位來到來古的掌柜都是第一次長時間進入陌生地區提供志愿服務，因此他們帶有著不可避免的外來者身份和視角。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思考角度。土生土長的上海姑娘沈曉曼說：“過去我在上海，一切都似乎順理成章，從來沒有想過還有這樣一種生活。到了這里以后，和他們交流、相處，即便語言不通，他們也會用淳樸和善良讓你感動，這時候你會懷疑，你一直以為美好的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嗎？貧瘠的土地上的人就不幸福嗎P我們的到來究竟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會不會也是一種傷害？”這些思考讓她覺得，即便回到上海，她的生活軌跡也將發生改變。而客棧的第一任掌柜秦臻則已經辭去了上海的工作，留在了。

今年年初，傅駿請他學人類學的同學派來具有藏文閱讀能力，并專注于藏地研究的學生，在來古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調研。回去后，傅駿獲得了一份詳細的調研報告。根據報告的建議，他決定今年找時間來村里辦個回捐儀式，“我當時把這塊地都買下來了，因為這塊地位置很好，在村口，以后如果有人開發旅游什么的，要動這塊地，這個學校不就沒有了嗎？”但也因為如此，村民一直覺得這座建筑是“大老板蓋的別墅”。今年，政府出資在客棧對面蓋了兩層高的磚瓦結構新校舍，并用圍墻將二者圈在了一起。“把它捐回去，做個儀式讓他們知道，這是他們的，把它弄好了對大家都有幫助。”

傅駿認為，這個客棧最終的形式也許將不再是簡單的客棧，“經過這兩年我們的帶動，周圍幾家的藏家樂都起來了，好幾家條件比我們都要好，將來我們這里可能就是個社區活動中心，提供其它服務了。但這個時候需要這個客棧，有了客棧當地人就會認識到旅游對他們的意義。這個地方風景那么好，將來一定會開發，那么商家來談判的時候，他們會更明白自己所處的位置，更懂得保護自己的利益，也能更好地與景區需要的服務對接。”

茶園小學的故事則緣起于兩個拿著錢卻不知道該怎么花的男人。他們最初并不認識。

2008年汶川地震剛發生，上海某報體育記者徐燦從身邊的朋友中募了一筆將近12萬元的善款。他本想和兩個朋友一起前往災區，將捐款親手交到四川地震孤兒手中，公開每個人每分錢的去向，以及所有接受捐款的地震孤兒的姓名和聯系方式，但當他聯系四川省民政局，才得知孤兒確認統計工作尚未開始。來自災區的消息則說，當地災民對于直接給錢很抗拒。花錢成了徐燦的難題。

那時的袁鴻正和《暗戀桃花源》劇組一起到處演出——他是這部劇的制作人。地震發生后，劇組開始以演一場捐一萬元的方式籌錢。演出期間，袁鴻的好友湯唯、黃磊、何炅等人在觀眾席間共募得60多萬元。但同樣的問題也難住了袁鴻，“之前花了很多冤枉錢，在四川別的地方，扔幾十萬連個響聲都沒有。”

兩個有著同樣煩惱的男人經由徐燦的同事牽線相識，并迅速達成共識決定把兩筆錢湊一起花。當年5月28日，徐燦在上海召集捐贈人代表開了“‘善款用在刀刃上’董事會”第一次討論會，而袁鴻和他的妻子水晶則趕赴四川、甘肅等地尋找合適的項目點，并打探報價。

一開始，徐燦和袁鴻都想按照老套路，籌集一筆“符合標準”的錢，捐給當地政府。但水漲船高的報價卻讓他們一次次瀕臨絕望。考察中，袁鴻看到造價本不到50萬的學校，被某地教育局女局長提到120萬的“不二價”，而這已經是當時“市面上”能找到的最低報價。四川的學校最低報價300萬，青基會希望工程的每一所學校預算都在千萬以上。

這逼著他們不得不直接找項目點，并更多地參與到項目的設計和運營中來。經過《時代周報》駐甘肅記者王鵬牽線，甘肅NGO綠駝鈴環境發展中心主任趙中給徐燦發來了甘肅文縣中廟鄉茶園小學重建請求支持報告，對方報價不高，征地加上教室重建的費用在26萬左右，操場等建設費用另算。

他們決定在這里將這個項目做起來。地震后孩子們被拆到兩個村讀書，路途的遙遠給孩子們的家庭增加了負擔。出于“讓孩子更幸福”的考慮，袁鴻和徐燦決定將錢投在茶園小學。

當項目開始設計，原先幫袁鴻設計過劇場的建筑師許義興成為了志愿者，而“善款用在刀刃上”董事會則充分發揮了其骨干成員中來自會展、財務管理行業和有過可可西里帳篷小學建設經驗的“股東”的力量，將財務管理得極為細致，“今年我們—二月份做了一個賬出來，總共49.8萬多，賬目偏差很小很小，重新對了一遍賬就沒問題了。”

正因為親力親為地跟蹤了整個學校的建設，這支由朋友圈組成的公益支持團隊開始思考更多發展問題。他們開始為當地農民提供到杭州學習炒茶技術的機會，每年在上海和北京兩地舉行品茶會，義賣新茶，這些茶葉義賣的錢又會重新返還到當地學校。

但當袁鴻他們希望用更多的外部資源介入來提高村民的收入，并且最終實現村民靠自己的能力養活學校時，村民卻有些意興闌珊。“他們不愿意一年到頭都忙，一年忙一陣子就差不多了。”這樣一來，每年光靠賣新茶得來的兩三萬塊錢，遠遠無法滿足學校一年所需的十來萬運營費用。這些來自京滬的白領們一邊繼續監督著善款的使用，輸血到學校，一邊琢磨出路。“再想想辦法，意識的改變肯定不是一時半會兒的。”袁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