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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第1篇

Abstract: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takes our country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branch, its contains the excellent part has the prominent function to Our country Modern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melts to China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with Confucianism with the factor which repulse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the discussion, spies on some are advantageous to the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enterprise own development figure of merit.

關鍵詞：企業 建構 儒學 斥與融

Key words: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Confucianism reprimands with melts

作者簡介：吳選鵬（1980-），男，江西上饒人，助理研究員，南昌大學碩士，工作單位：核工業二七研究所。

現代企業文化管理最早產生于80年代初的美國，由于二戰后到70年代末，美國經濟一直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統領著全球經濟，但到了70年代末，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日本已對美國經濟構成了強大的威脅，這引起了美國經濟學家的驚訝和關注，于是在經濟學界興起了美日經濟比較管理研究。在這大勢發起的比較研究中，最終發現日本的企業管理不單單是一種為管理而管理，它是一種從經營哲學層面來考慮和把握管理，是用企業形成的內在文化來管理企業的，因此，日本企業的凝聚力、競爭力普遍高于美國企業。

由于企業文化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企業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文化觀念、文化形式和行為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體現了企業及其成員的價值準則、經營哲學、行為規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所以企業文化是該企業民族文化的具體體現，它從屬于該民族文化，是由該民族文化所決定的。

一、中國儒家傳統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建構的相斥性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輝煌歷程中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深深地積淀于我們的民族性格與民族心理當中。儒家文化則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干，它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了我們兩千多年，并還將繼續以其獨有的方式對華夏子孫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儒家思想的形成期剛好是我國自然經濟和宗法等級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因此，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宗法社會的倫理秩序和在這種制度下人與人相處的原則和態度。而以工業生產、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等高度發展為特征的市場經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產物，它所依托也正是這種開放的民主政治體制。首先，從價值取向上看，儒家思想是重理想而輕效益即所謂“輕利”的，而現代企業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生產產品和銷售產品來到達利益的最大化，是“重利”的，這就是兩者產生沖突的原因所在。再者，儒家思想注重“形而上之道”而輕“形而之下器”，造成“重道輕藝”的傾向，認為只有對形而上之道探討才是有意義的，把對形而下之器的認識和掌握是雕蟲小技，為壯夫所不為也，這正好妨礙了對科技理論知識的追求。還有儒家思想中在精神訴求上與現代企業文化所追求的精神不同，儒家思想中注重的是自我內在的精神提煉和過分地強調自我修煉，強調“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表現出是一種異常內斂的保守心態。同時，“貴和”的思想與現代企業倡導的競爭精神區別卻也甚大。

二、中國儒家傳統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建構的相融性。

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有相斥的一面，但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是否也有與現代企業文化相融相繼的內蘊呢？它培養和凝聚中華民族團結奮斗抵御外擄的精神力量，它倡導與人為善，引人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都彰顯出其強大的精神資源。那么，在建構現代企業文化中，能否從儒家思想中攫取兩者的相融部分，從而形成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企業奠定深厚的企業文化基礎呢？

1、人本主義思想的延伸?？鬃邮紫葘⑷藗兊囊曇皬摹疤臁鞭D向了“人”，主張“仁”道，提出了“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這里儒家所關注的是己與人、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到了孟子，他發展了孔子的“愛人”思想，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尚禮”精神的外化?！岸Y”是儒家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范疇。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行”（論語?顏淵）就是要求人們的視聽言行都要合乎于“禮”，目的是通過“禮”的規范來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秩序。

3、“以天下為己任”精神的感召。孔子一生為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到處奔走，雖都以失敗而告終，這種堅韌不拔、積極入世的精神深為后世所敬仰，時人評其“知其不可而為之”。 “夫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也曾發出這樣的感言?？?、孟所代表的儒家積極入世和對國家、社會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它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財富。

4、“為政以德”思想的表率。儒家學說認為“德”是領導者必備的修養，是治國平天下必須具有的品行?？鬃犹岢觥罢撸?。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薄捌渖碚?，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泵鞔_指出，在上位的一定要以身作則，足見孔子對領導者的表率作用的肯定。受歷史階段和文化背景限制，儒家所論及的領導者當然都是指君主和官吏，是當時社會的統治者，這些“為政之道”也是為統治者服務的。

儒學在中國的影響面之大，歷史之悠久，沒有哪一家可以比得上，它已滲透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民族的共同信念。因此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文化時能自覺的吸收儒家學說中的精華成分，并融為自己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者，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探析儒家思想對于現代企業文化的影響和啟示，對于最終在中國企業內部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企業文化具有非常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郭紀金?企業文化?〔M〕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第2篇

關鍵詞：東亞崛起；文化獨立性；儒家思想；“內圣外王”

一、緒論——東亞文化構建的重要性

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綜合國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區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東亞地區社會經濟的一體化也日益成為必然的趨勢。①任何一個區域的穩定與強大都需要統一完整的文化體系為其思想支撐；一種新的完善的文化體系的建立，是維護社會發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這里的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海納萬象，既包括社會普適的倫理觀、價值觀、歷史觀，也包括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東亞一體化和東亞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建立適合東亞地區的文化體系。

崛起的東亞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在發展中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是我們當代的東亞人必須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沖刷著太平洋西海岸，傳統價值觀面臨解體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形成的今天，這個問題顯得愈加迫切。

二、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補

（一） 東亞文化構建中的民族獨立性因素

東亞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二戰后持續至今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這場由西方社會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在為古老東方帶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夾帶了來勢洶涌的商品經濟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這股強勁的文化颶風所經之處，各國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強烈的沖擊與震動。這種對西方文明的迷信與盲從背后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如果長期迷信西方強勢文明，對西方文化全盤接受，而不加以辯駁和思考，東亞文化會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獨立性。

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堅持民族獨立性的原則，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為主導。這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是東亞各國保持國家與區域獨立的根基，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也是東亞地區悠久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離開其所依存的社會土壤。西方人本主義思想文化發源于歐陸，其產生和發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為特色的歐洲古代城市社會②，商業經濟發達，人口流動頻繁，重視自我意識和個人權利，相對漠視集體與社會觀念的人本主義思想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品經濟意識正順應了歐洲大陸的社會情況。東亞古代社會文明則長期以農耕文明為主，直至今日，絕大部分的東亞人口仍生活在鄉村，人們世代在一塊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遷，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保障。東西方不同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要適應東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文化獨立的保障。歐洲歷史上，古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們的武力，第二次用他們的宗教，第三次用他們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維持長久，法律的頒布未必讓人甘心臣服，文化的進攻卻能在潛移默化中破壞民族的向心力，保證被征服地區人民的永久順服。民族文化的淪喪實際上遠比經濟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來的危險的多。對于整個東亞地區而言，要想實現長期的穩定和繁榮，享有永久的獨立與和平，除了發達的經濟成就，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健全的法制體系，還不可缺少獨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東亞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點，東亞各國的傳統文化都是對中華文化加以發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國間的理解友諒與交流合作。同時，中華文化是一種“和為貴”的文化，重視睦鄰和諧，反對擴張戰爭，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的東亞人民古來就有熱愛和平的傳統。在東亞崛起的過程中，區域內部的沖突，尤其是中日兩大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建立區域的共同思想文化體系，提倡主張和諧思想的傳統文化，是實現區域和平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有豐富的本土資源作為根基。悠久輝煌的歷史，燦若繁星的哲學流派，孕育了東亞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是屬于東亞人民的獨一無二的寶貴財產。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東亞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們的對手來自一個與我們如此不同的世界，他們的歷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視它們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實在是太愚蠢了?！雹?988年1月，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發出了這樣的宣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兩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視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本土資源中找尋適合當代東亞需要的文化形態，是我們建立新的文化體系的最優選擇。

（二）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當我們確立了構建東亞文化要以本土文化為主導的觀念，再回頭審視東亞本土的文化資源時，我們會發現在東亞歷史上，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各種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種思想曾脫穎而出，跨越國界成為古代社會東亞地區共同的顯學，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中長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經是東亞古代社會穩定的根基，在現代社會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現實價值。

作為一種思想行為規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等道德標準，來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作為一種社會倫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綱常關系，強調人際關系中的長幼尊卑，倡導社會的和諧。作為一種價值觀與道德論，“與自由主義者以權利為基礎的道德論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論。這種以德行為基礎的道德，強調的不是合法的主張和自己權利的要求，而是成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會不是一個人人都要求個人利益的集團，而是由與別的社會成員保持和諧關系的有德者組成的社會。因此儒家強調：德行先于權利，實質的正義先于程序的正義，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個人利益?！雹芘c自由主義者對個人權利的強調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義核心地位的是德——即為增加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工業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加大，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和冷漠，而儒家倡導的“君子”品質在避免人際關系緊張，維護社會和諧方面都能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實踐已證明，“儒家思想在東亞諸國由儒家倫理所發展的同情、公義、責任、禮儀、公心以及集體精神等‘亞洲價值’也仍然是工業東亞所自然認同的社會行為準則”⑤，在亞洲經濟騰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歷史溯源——儒家學說在東亞歷史上的地位

東亞翻開歷史的長卷，我們會發現東亞歷史的每一個篇章都與儒家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東亞諸國，仁義禮智信已不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會道德標準，更內化上升為社會的每個個體對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響著東亞歷史的進程。

儒家思想發源于我國黃河流域，創始人是我國古代偉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將其學說發揚光大，至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正式成為中國的顯學，在其后的中國歷史上，無論何朝何代，這一地位都沒有遭到動搖。中國儒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因其立場﹑觀點、視角、方法、師承的不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學派。各學派之間相互論辯，形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獨立的文化系統。儒家學派的流傳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深遠，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再加以創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這是兩國學者都公認的事實。公元284年（日本應神天皇時代），朝鮮半島百濟的王仁將《四書》《千字文》傳到日本，儒學圣火始在東瀛點燃。在中國的唐宋時代，日本通過多種渠道，輸入儒學。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國，實地考察研究中國文化。接著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國進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確立了中華式的社會體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進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時19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過程中，遣唐使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儒學典籍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9世紀初，在日本流傳的儒學典籍就達1579部、16790卷。孔子成為日本的圣人，儒學變成了日本的官學。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接，歷史關系源遠流長。在朝鮮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紀，孔子思想開始在朝鮮傳播。《朝鮮金石總覽》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圣莫如夫子，師莫如夫子，大而國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廟，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比鍖W成為朝鮮半島諸國的國學，是朝鮮規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這一點和古代的中國如出一轍。⑥

通過對儒家學說在東亞傳播與發展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儒學思想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構建東亞文化的過程中，堅持以儒學為文化內核，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歷史根基，更加符合東亞發展的實際需要。

三、結論——“內圣外王”

在肯認儒學為東亞文化內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將其放大適用于整個文化體系的所有方面。這是因為儒家思想雖然在作為社會道德倫理的指導思想方面有著其天然的優勢，但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卻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倫理需要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系統的規范與約束，而已經在東亞地區有著廣泛民眾與社會基礎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權法制在這一過程中將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筆者認為，最適合東亞的文化是“內圣外王”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以傳統的儒家學說為精神內核，以儒家學說指導社會倫理與思想價值體系，為人們的行為確立一套“君子”的價值坐標系；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外部制度框架，為社會生活確立現代與民主法治秩序，為個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提供具體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內圣外王”，語出《莊子·天下》：“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皟仁ネ馔酢敝f雖首見于《莊子》，但卻是儒家的基本命題，就連現代新儒家的主張也仍然如此。從原始儒學到漢代的政治儒學，再到宋明理學以至現代新儒學，兩千多年里，時代在變，儒學的詮釋也在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在“內圣外王”的模式里運思。“內圣外王”作為儒家的一種理想人格：它體現了儒家思想實則是一種入世的學問；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體現了道德與法治的直接統一。法治只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實到法治中，才能產生普遍的影響。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法治，乃是惡法，這樣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難以長久的。在東亞的崛起過程中，無論于宏觀的社會政治觀、倫理觀的構建，還是于微觀的個人德品的養成，我們需要的都是一種內圣外王的文化?！皟仁ネ馔酢?，這一來自東方遙遠歷史的智慧，使東西方兩種文明實現了完美統一。

在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勢，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協調西方價值體系與傳統的東方儒家價值體系的關系，使其共同服務于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是東亞諸國在新世紀的共同使命。

回歸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內圣外王。這是我的答案。

（作者單位：山東省農業干部管理學院）

注釋：

①不僅僅是東亞人對此滿懷樂觀，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東亞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茲（Hofheinz）和柯德爾（Calder）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合著的《東亞之鋒》中就提到：“歐洲與美國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它們在亞洲，特別是在東亞曾經紅紅火火過的近百年已經結束了，它們已不能在這個世界處于主導位置了。”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參見《社會變遷的法律解釋》，第10頁：“在希臘，最具特色的當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義就在于它們相互之間是各自獨立和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這些蕞爾小邦既是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是自給自足的城市?！币辆?，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③引自《東亞之鋒》，作者：Hofheinz，Calder，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出處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參見 李承煥《自由權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紀儒學研究大系之日本韓國的儒學研究》，劉厚珍主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89頁.

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學倫理的思想基拙與封建皇權統治的政治基礎上的。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學思辮與理性精神的認識基礎、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與神權的政治基礎上的。通過中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西古代在思維方式，特別是在理論思維、邏輯思維、創造性思維以及人性意識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而這正是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之所以沒有形成較完備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尷尬，我們必須努力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把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等價值訴諸于當代中國現實載體中，加快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的現代轉換。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光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濃厚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走出兩條不同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它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的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儒學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人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以及“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學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學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產生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有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國古代的《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等文獻中蘊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對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的影響，這就像我們不能否認古希臘哲學思想中的倫理主義對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影響一樣。但關鍵的一點是，哪種思想、哪種精神對財富活動的影響更重大更持久。中國古代傳統哲學雖然蘊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國古代傳統哲學相對于古希臘哲學而言比較注重實踐經驗，注重整體思考，因而往往憑借著直覺體悟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本質與規律。不難想象，這種憑借著直覺體悟的直接感知與直覺思維是比較輕視理論分析的，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哲學對財富思想的影響還是以倫理主義較多一點，因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現出倫理特性。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1840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哲學的思辨與理性精神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認識基礎

古希臘哲學思想的發展與數學知識的進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臘哲學思想非常重視數學知識。在古希臘哲學家們看來，數學不僅是他們追求真知的內容，還是他們哲學思維的工具。正是因為數學知識的介入，古希臘哲學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飛躍，而數學知識的介人又賦予了古希臘哲學的邏輯辨證和理性精神?！鞍乩瓐D認為數學是一切知識的最高形式。他的影響曾對那樣一種廣泛傳播的見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種見解認為，知識必須具有數學形式，否則就根本不是知識”。正是因為對數學知識的徹底崇拜，柏拉圖的“四線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幾何圖形來表述的?？梢姡瑪祵W對古希臘哲學乃至經濟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臘經濟思想(財富思想)中存在著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圖的社會分工理論、貨幣理論、分配理論、利息理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正義的倫理色彩，但在討論如何實現他心目中的正義的時候，柏拉圖都是用帶有數學思維的哲學思想去思考的。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成熟了古希臘數哲學思想和邏輯思維，推進了古希臘理性精神的發展。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是理性存在物”，人與一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的行為根據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難理解，古希臘財富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在理性精神基礎上進行的理性活動。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思辨與理性精神不僅為西方古代財富的生產、創造提供了認識基礎，而且為西方古代財富思想學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學底蘊。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比較，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筆者認為其緣由是，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地為深人研究財富問題提供了可能的對象與載體?；浇套诮涛幕谝欢ǔ潭壬弦步o了經濟思想家們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古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梢?，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的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懊裰鳌币辉~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跋ＥD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梢?，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士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們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值。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浇屉m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被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1)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著名學者吾淳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做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3)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古代希臘、古代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從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意識，可以看作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大地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入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2）要積極關注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并把倫理財富思想納人到中國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同時，要積極將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滲透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中，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內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第4篇

本文通過對儒家傳統觀念思想的研究，從積極、消極兩個方面對儒家思想與我國當代法治觀念間的關系進行討論，進而對兩個關系做出更明確的認識。

關鍵詞：儒家思想；當代法治；觀念；影響儒家思想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以博大精深的內涵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起著重大作用，同時一些經典思想更對當代中國法治觀念有著追本溯源的影響。當然，這里的前提是儒家思想對中國當代法治觀念和進程的影響是包括正、反兩方面的，即積極促進和消極阻礙兩個基本層面。但儒家思想對中國當代法治究竟有著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從哪些方面進入法律系統的，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一、儒家思想對當代法治的積極影響

談及儒家積極思想對當代法治的影響，其實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對該問題就行認識，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哪些特色對我國當代法治起到了積極作用。

1、對宗法倫理觀念的看重。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血緣宗親為結構方式的階層社會，君臣關系、父子關系構成了社會的主要關系類型。在整個社會中，皇帝是整個社會的最高領導者和一切行為準則的制定者；在家庭中，父權又有著至高無上的決定權力。而儒家向來是這種社會關系和觀念的大力推動者，他們堅持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人倫”成為一個古人在社會中首要遵循的行為準則，從而維護著社會的和諧、穩定。可以說，正是儒家的這種君臣父子觀念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道德倫理觀念的形成的和社會結構的構成?，F在看來，這種觀念是相當錯誤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以觀念為手段促成社會穩定的做法與當代社會的法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2、提倡“人性本善”。儒家的亞圣孟子提倡“性善論”，他認為人性本善，同時重視人的后天道德修養，宣揚依靠這種道德力量對人進行約束，從而達到統治者對人的管理目的。同時，孟子觀點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統治者本善是善良的，不會做惡的，所以統治者才能對九州四海進行正確的領導。不難看出，儒家的這種性善論的根本目的還是在于對社會的管理，這也與儒家講究“入世”的觀念是相一致的。

3、弘揚仁政思想，強調“內圣外王”。儒家講究“內圣外王”，內圣也就是說通過嚴格的道德修煉，達到個人道德修養的大成；而外王則是講求個人所達到的社會成就，這種從內到外的過程是通過“格物致知”達到的，最后的目的外化出來則可以用“齊家、治國、平天下”幾個字來概括。而對于君王來講，除了要做到上面提到的兩點外，還需要具備仁愛的思想，孟子就主張，“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也就是說君王需要以老百姓為重、自己為輕，仁政愛民才能長治久安。從這兩個角度看，我們會發現驚人的一致性，也就是儒家思想對個人思想和行為的約束性。當然，這種思想也正是當代法思想所堅持的理念。

總體來看，“儒家道德思想與當代法治觀念有著一定的契合性”[1]，尤其是儒家所推崇的以德治國、仁者愛人等思想，正是我國當代法治思想的基本理念。在我國當代法治思想體系中，這種德育思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刑罰可能會對一個人的行為產生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的短暫性和滯后性是無法與德育思想相比肩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正確且合理的法治思想，而只是一味堅守酷刑的話，是絕不可能維持長治久安的。對此，孔子曾有過這樣的觀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則格”，就是說想要從根本上清除犯罪現象的發生，維護國家穩定，首先要加強的就是老百姓的道德品質和觀念思維，只有這樣才能在人們的心中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線，也才能從根本上杜絕犯罪的發生，所以，從觀念上普及法治思想才是提高社會整體法治觀的最佳途徑。

二、儒家觀念對當代中國法制的消極影響

儒家思想觀念固然與當代法治思想有著許多默契點，但歸根到底是兩種不同社會土壤上結出的不同果實，兩者在屬性和根本目的上有著天然的區別。儒家文化從根本上是為了維護極小部分統治者利益的手段和武器，而我國當代法治思想是維護社會穩定、保證全體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手段。但盡管如此，儒家傳統文化思想中的許多“糟粕”還是對我國當代法治觀念產生著許多消極影響。

1、將國、家、人、法四者相互糾纏，分割不清。在儒家傳統道德觀念中，三綱五常思想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學之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思想越發嚴重，將個人自由捆綁在國與家的大棒之下，而在這種觀念下，法律的性質和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法律成了維護君王統治的手段，個人的行為如果觸犯了君王也就帶有了觸犯法律的性質，可以說這是嚴重違背當代法制精神的；其次，將國家個人相雜糅，也就為法律染上了強烈的“人”的色彩，君王可以依據感情或其他因素來對一個人的生死做出最高決斷，而不需要受法律的制約，因此，求情也就成了古代社會長盛不衰的現象，這種混亂不僅嚴重制約了法制體系的建立，更是其形同虛設，從根本上喪失了權威性。

2、君王的仁政與權力制約間的嚴重沖突。上面已經探討過，君王在古代社會中具有最高的決斷權和絕對意志，而在西方社會中，法律的平等性則決定了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不存在特殊的可能，正因為中國儒家長期宣揚“性善論”，主張開仁政，施仁愛，所以君王一般都會在決斷時從輕發落，“需要對觸犯法律的人施以仁愛，才能彰顯身為君主的仁慈”[2]，但從本質上看，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嚴重觸犯了法律體系的獨立性，從而導致法治思想在傳播中的失敗，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法治應當多向西方靠攏、學習，樹立良好的法治和制約、執行觀念。

3、“性善論”對法治的解構。儒家的性善論在重視人的價值和對人性看重的同時，也很容易導致對人的過度夸大，從而掩蓋住法治思想效果的發揮。孟子在四心說別強調“仁義禮智”，強調人心的巨大作用，但就本質而言，人的成長需要面對的是以利益機制為主要構成要素的巨大體系，不可能僅僅按照心靈的意志去行動。從另一個角度看，孟子在強調個人道德修養和道德的教化作用的時候，已經對法律地位的否定予以了默認，從而導致法律價值的喪失和社會體系的脆弱。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儒家傳統道德與當代法治思想存在著許多背離的地方，而正是這種背離也導致了儒家傳統思想在社會實踐中的最終“失效”，當然，從社會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這也是歷史演變的必要過程?？偠灾?，隨著社會結構和發展方向的快速演變，我們在當代法治思想和法制體系都已經相對健全的背景下對儒家傳統思想和當代法治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是具有全新價值和意義的。我們在這樣的過程中既需要看到儒家思想對當代法治積極影響的一面，同時也要注意到儒家思想本身局限性帶來的弊端，從這兩個角度出發，才能更精確地保證我們在認識問題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吸收傳統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摒棄糟粕思想，更好、全面地保證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健康、良好運行。

參考文獻：

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第5篇

明式家具是中華民族家具文化風格的代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能工巧匠制作的家具最得大家認可。公認蘇作家具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稱它為“蘇州明式家具”，簡稱“蘇式”。而這種代表名稱形成的原因是受到了經濟和文化的絕對影響。

明朝至清朝的蘇州經濟狀況對家具的影響

1.明初期蘇州經濟對家具的影響

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由北方移到了南方，到了明朝時，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達導致了商品經濟的繁榮。《醒世恒言》中稱蘇州盛澤鎮 “不上十年，開起三四十張綢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因素進入萌芽期，促使了市民階級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市民文化與市民審美意識的滋長。在蘇州不僅是繪畫中的木版年畫、戲曲中的南戲、文學中的小說大受人們的歡迎，園林建筑、蘇作家具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也得以迅速發展。就家具而言，蘇作家具的崛起，改變了過去家具行業的局面，在明代中葉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

2.明、清初期蘇州經濟對家具的影響

蘇作家具的形成和發展與此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蘇州在明、清時期是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相對于北京、廣州等大城市，蘇州可以說是資源匱乏的地區，硬質木材的來源遠遠不及北京、廣州豐富充實，這一點在蘇作家具的制作上的表現非常明顯。蘇作家具用材精打細算，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地步，大件器具常見采用包鑲手法，以雜木為骨，以優質硬木薄板為外貼；小件器具上小塊碎料拼接的構件非常常見，評判蘇作家具水平的標準有其制作時間、外表光潔度、拼合的嚴密度、線腳的流暢與否等，雖然技術要求較高，且費工費時，但能保持美觀，蘇作家具中體現出來的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嘆為觀止。

3.清晚期蘇州經濟對家具的影響

晚清時期，上海經濟輻射力覆蓋整個長江流域。以蘇州為中心的流通格局被上海取代，促進了上海的繁榮發展，減少了其他江南城市的社會財富總量。進口貨值遠遠超過出口貨值，而且進口貨物中易耗消費品占了絕對數量，工業器械等有關城市生產方式進步的物品卻少之又少，而外商的直接投資也以商業與交通業為主要目標，對其他行業的投資微乎其微，蘇州家具行業的發展在原先就不景氣的情況下，又因為缺少了投資、原材料等則更加陷入泥潭，毫無進展。這些都不利于蘇作家具的進一步發展。

明清時期的主流思想文化和蘇作家具

隨著封建專制制度進一步強化，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錯綜復雜，科學、藝術得到高度發展，哲學思想也達到了新的高峰。明朝中葉以后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思想領域也有表現。

蘇作家具的形制及結構深受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東林學派思想的影響和熏陶，無論是在表現手法還是上審美觀念上都反映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

儒家思想的思想內涵和審美情趣在蘇作家具中得到充分體現。儒家思想中，在形式上重視中正、中行的中庸之道 ，在內涵上主張凡事都要含蓄，以免適得其反。儒家思想同時主張要對社會上的人進行區分，指出了各種身份之間應該遵循的禮儀、處事規范等。蘇作家具的設計中處處體現著這種內斂、中庸、禮法有度的觀念。如蘇作圈椅的整體構架一般為對稱式、椅圈及扶手多為外擴內斂式、桌椅的腿足中常見鼓腿彭牙式及內翻馬蹄式等等不僅傳達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內涵，也體現出儒家思想中的禮有法度對人性的束縛。

明中期以后東林學派在思想文化領域占據了一定地位，餉實學是該學派主要倡導，同時也提倡改革，鼓勵創新。文人的參與為家具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內涵和審美情趣，他們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藝要一絲不茍，裝飾要簡潔脫俗。餉實學的思想變遷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造就了蘇作家具經久耐用的榫卯結構及重儉輕繁的藝術特征。

道家思想是中國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蘇作家具的形制和藝術特征同時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崇尚無為，注重天然，追求 “天人合一”的觀念，這種樸素的哲學思想在蘇作家具的設計中也得到了體現。 蘇作家具的木質堅硬致密，色澤沉穆幽雅 ，紋理優美生動的珍貴木材。在加工工藝上，大多采用通體光潔處理，突出木材紋理的自然美。在許多傳世的蘇作家具上 ，都把紋理最美的木材用在顯眼部位 。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質感和紋理。選擇使用天然材質，追求天然材質本身的美感，強調與大自然的和諧共處 這正是道家“返璞歸真”思想 的完美體現 。這種柔美的哲學在蘇作家具上也得到了體現，蘇作家具的許多構件，本身就是線條，這些線型與家具一脈貫通，自然流暢，優美動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幾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圓材，使其彎轉有度，精巧流暢，以表現曲線美。通過各種直、曲線的不同組合，線與面交接所產生的凹凸效果，體現了以柔克剛、予動于靜的哲學要義，極具回轉靈動的生命氣韻。

蘇作家具的設計理念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哲學文化，家具風格獨特之處實際上也表現了社會、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為的認知。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