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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第1篇

日本企業管理的成功離不開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古典思想的長期熏陶。日本企業界人士認為，日本現代企業管理與競爭是建立在《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論語》的基礎之上的。中國古典思想，重視人的因素，是“論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學說，是“實學”，完全可以用來開發人的智力資源。

一、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國儒家思想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紀，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論推行，提倡孝道，國民誦讀《孝經》。進入十六世紀，儒教被定為日本官方哲學，日本興起了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紀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幾乎進入了狂熱階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跡，依然顯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戰以后，日本經濟奇跡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現了研究日本經濟成功奧秘的熱潮。美國人放下架子，“拜徒為師”，躬請日本企業家赴美“傳經布道”，并極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經過一番探討研究，美歐學者驚嘆地發現，日本經濟的奇跡來自于旺盛的企業活力；企業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業管理；而日本企業管理成功的奧秘則在于日本企業強大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既是一種文化現象，又是一種管理思想，日本企業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與日本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結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業管理成功的動力因素。

日本企業從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積極向上的正面價值因素，如中國儒家的講求“和”的哲學觀念，重視集體主義、重視人際關系等，但同時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強調人的社會性而忽視人的個人主體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業對儒家思想的吸收，實質上是一種嫁接，即將儒家思想原體系打破，對構成要素進行分解，把正面價值的留下，負面價值的棄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組合，然后再將重新排列組合的儒家思想精華與西方強調人的個性與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結合。這種雜交式的結合，不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學可扎根于市場經濟的土壤中，以發揚其超越性追求的優勢。

（一）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仁”學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即“仁、義、禮”三學。仁學，講求尊人，敬人、愛人和安人之道。義學講求經權變通之道。禮學是規矩之學，講求行為規范之道。

仁學是儒學的核心思想，注重“人”與“人際關系”，抬高人的地位，強調人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仁學就是人學，是一種關于人與人相互關系的學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學說。

日本企業的人本主義管理思想與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儒家仁學的核心是“修已”與“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誠以待人；和以待人；關心、愛護、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業的人本主義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為中心，強調員工的教育培訓，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經營就是教育”就是這一思想的寫照；強調企業內良好的人際關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親”，豐田的“溫情友愛”等管理思想；強調集體主義觀念，培養員工“以廠為家”的團體精神等。日本企業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響的產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視思想統治，講求倫理道德與日本民族精神結合為一體，形成這一日本企業文化之魂。日本企業在對員工的教育培訓中，也是以中國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愛”、“誠”、“信”、“忠”為行為標準來提高員工素質的。

（二）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義”學思想的汲取

儒家義學，講求權宜之變。《易經》上有句話是“窮則變，變則通”即為此理。日本企業管理，講求施義，要求企業每個成員晚大義和變通，不斷因時因事因地求變，而且能夠在變中創新。中國儒家義學、至精至微，日本企業管理者不斷從中汲取營養。日本大丸公司在創立以來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義后利”的經營宗旨。“先義后利”思想出自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榮辱篇》。筒子曰：“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該公司始終重視對職工進行先義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職工要順應時代潮流，創新服務方式，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大丸公司認為，優質的服務是利益的源泉。搞企業不能先考慮利益，而要先考慮怎樣才能給顧客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若全體員工皆能曉此大義，自然就會給公司贏得信譽，從而產生不為盈利卻又自然盈利的結果，這就是所謂的先義后利。

（三）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禮”學思想的汲取

儒家禮學思想，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日本企業要求每個成員都應依照自己所處地位，去扮演合適的角色，表現合理的行為，使每個成員工作行為合理化，生活行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業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運用孔子思想，直接勸導職工。如“住友”總理事小倉正恒對新進“住友”的職工講道“要在‘住友’建立事業，頭一件事就是要做一個盡本分的人，即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盡本分，就是要職工安于本職工作，遵守企業規章制度。

二、日本企業管理對孫子兵法的應用

日本企業家積極將《孫子兵法》應用于企業管理，獲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業將《孫子兵法》規定為管理人員必修課，組織管理人員輪訓學習。日本麥肯齊公司董事長大前研一認為：“沒有哪本書能像《孫子兵法》一樣為我們提供如此豐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東洋精密工業公司董事長，經營評論家大橋武夫，在企業瀕臨倒閉之際，驚喜地發現應用《孫子兵法》有助于經營，便將其應用于實踐中，很快使企業起死回生。他寫了一本專著，名為《用兵法指導經營》一書，引起經營界巨大反響，成為日本暢銷書。他說：“這種經營方式比美國企業經營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業家非常推崇孫子“上下同欲者勝”的思想，將其與儒家思想結合創立了溫情主義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市場是瞬息萬變的，經營者應依據市場變化靈活采取對策。索尼公司應用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來，索尼“以正合，以奇勝”，不斷根據市場需求，推出新產品，占領市場，支撐企業發展。

孫子在《虛實篇》中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這種思想已成為日本企業的重要戰略思想。許多日本企業避開市場競爭主戰場，獨辟蹊徑，開辟無人涉足的細分市場，一舉獲得成功，達到了揚長避短，避實擊虛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產撲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獨辟蹊徑開發出普及型家庭游戲機，打開日本市場，1986年推出適合美國家庭的游戲機，又開辟了美國市場，現在正席卷歐洲市場。

三、日本企業管理對《三國》謀略的應用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道；天道；成賢；成圣；中庸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道家是反對科學的，認為科學是人為的、反自然的、與“道”對立的，老子主張“絕圣棄智”，莊子認為科學技術會使人產生“機心”，人有了“機心”就無法得道。佛家主張出世，更不會關心科學。在傳統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雖然并不反對科學，但是卻忽視科學、輕視科學、排斥科學甚至鄙視科學。只有墨家提倡科學，可惜墨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甚小。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科學精神始終得不到張揚。科學得不到社會的重視，科學家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與充足的資金保障，科學技術的應用也得不到普及。那么，儒家為什么輕視自然科學？原因何在呢？

首先，儒家關心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所謂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中國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開始就走了不同的路向。西方的哲人探天究地，追根刨底地思考宇宙的本質，而中國哲人則擔當起重建社會秩序的大任。中國哲學從來不重視對“第一因”、“第一推動力”等的追問，“世界的本源是什么”這樣的問題他們并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如何治國平天下，如何恢復天下秩序的穩定。孔子很少談論天道的問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宋明理學講到了天道，重建了宇宙本體論，但只是為了給綱常倫理找一個形上學的根據。宋明理學講了許多功夫論，不是為了認識自然界的規律，而是為了達到對“天理”這個倫理本體的大徹大悟。當邵雍問程頤是否知道雷起處，程頤回答說“起于起處”。他就是以這樣的“機鋒”來對待科學問題。儒家關心的是社會秩序，關心的是人道，至于宇宙的本質、自然的奧妙因為與重建社會秩序關系不大，所以他們不感興趣。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在他們的視野之外。整個儒家思想就是以人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所以，他們輕視科學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次，儒家追求的是社會秩序的穩定，而科學技術的發展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必將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而帶動一系列社會的變化，可以說，科學技術的進步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儒家既然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天下的太平，所以科學技術產生的社會效應與儒家的目的格格不入。中國雖然有四大發明，但是，指南針被用來看風水，火藥被用來制作鞭炮喜慶、避邪，造紙術與活字印刷術也沒有廣泛地運用，帶來文化的普及。中國人并沒有認識到四大發明包括其它發明所具有的軍事、經濟、文化的價值，或者說，統治階級和士大夫們也許意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但是害怕它們的廣泛應用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威脅自己的統治和地位，所以有意無意地回避了這一問題。

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生產結合在一起，就會極大地推動經濟的繁榮，使得社會財富大幅度地增加，隨之帶來的就是財富在社會中的重新分配，使得統治者不能通過控制財富而控制社會生活。儒家所主張的分配制度是按照一個人的等級名分來分配財富的。如果社會下層掌握的財富過多，就有擺脫統治者控制的危險，給統治造成危機。還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帶來社會分工的變化，對統治者的統治和管理也會帶來挑戰和危機。

第三，儒家心性思想把“成圣”、“成賢”作為人生的終極目的，科學研究自然成了旁門左道、末技。孔子的弟子子夏說：“雖小道，比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意思是說研究自然是小技藝，雖有可取之處，但恐怕它妨礙了遠大事業，所以君子不去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而荀子講得更為明確：“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論〉）一切以倫理道德為重，研究自然則是雕蟲小技，旁門左道，是“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朱熹把研究與人沒有多大關系的事物稱之為“炊沙而欲成其飯”。儒家思想始終關注人的存在，把“善”而不是“真”放在第一的位置，反對為智慧而智慧。在儒家看來，在德與智的關系中，德才是目的，智只能是手段，尊“德”修“心”，調整“情”“志”，比增進智慧更重要。儒家以成為君子、成圣成賢作為人生的目標，成圣成賢的途徑是清心寡欲地進行道德修養，而不是埋頭于科學研究。從事科學研究只能是“小人”所干的事情，“大人”、“君子”是不屑為之的。現代新儒家雖然竭力改造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能夠容納科學，但是新儒家只是把科學視為不得不被迫接受的東西，并不把探索宇宙的奧秘視作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和手段，更不把掌握自然的規律視作人生的目的。他們同古代的儒家一樣認為道德修養比研究自然更為重要、更為高等。既然科學研究與實現人生的目的無關，那么誰還會去做只有“小人”才能去做的低等的科學研究呢？

科學研究使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身養性之中，和“大學之道”相違背。修身養性能夠教人怎么做人、怎么成人、成賢、成圣，而科學研究只是做事，做人比做事重要得多，也高尚得多。因此，君子應該致力于修身養性，不應該被科學研究這類小事所困擾。科學研究實現不了人生的價值，人生的價值是“內圣外王”，通過修身養性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如果把過多的精力放在科學研究上，就會妨礙人生目標的實現，偏離了人生的正道。

許多科學技術都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欲望而發明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增加了社會物質生活資料，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人們的生活改善了，又會產生新的欲望。儒家排斥人的欲望，尤其是宋明理學，把人的物質欲望看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可恥的“人欲”，認為“天理”“人欲”不并立，“存天理”就要“滅人欲”。科學技術與“人欲”有著密切的關系，自然受到儒家的排斥。

第四，儒家對“中庸”思想的推崇也是其輕視自然科學的原因之一。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儒家思想的方法論。對于中庸，程朱等人解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就是一種適度、恰當和追求和諧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中庸的思想要求人們在生活中不走極端，遵循常道。

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起源于驚異”，即“起源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但這僅僅適應于解釋古希臘哲學的產生。中國哲學恰恰在追求“不驚異”。中庸的思想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墨守成規，保持一顆平常心，所謂“擔水砍柴，無非妙道”。中國哲學家們長期探究的“倫常”、“綱常”，目的就在于確保生活秩序的“正常”，天行有常，人行有常，人類按“常”行事，就能得到正常發展。而人類科學的發展、知識的進步，其前提就是打破常規、突破限制。科學的探索面對的是未知的世界，如果一味地遵循常規，就難以有大的發展。中庸思想不僅限制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同時也限制了人文科學的發展。

總之，儒家思想缺乏科學精神，實在是由儒家思想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儒家思想與科學精神顯得格格不入。儒家不歡迎“賽”先生，至少看不起“賽”先生，儒家思想的正統意識形態地位使得“賽”先生始終挺不起腰桿來。

參考文獻：

[1]《天人之際――中國哲學的困惑與選擇》 張世英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第3篇

【摘要】大學階段是學生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在這一階段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還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方面的學習。中國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學的內容，又涵蓋了教學方法。如何對儒家思想正確使用成為學者專家關注的課題。文章分析了如何將儒家思想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關鍵詞】儒家思想；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結合；方法

【基金項目】鄭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第七批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時期，從百家爭鳴之中脫穎而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兩千年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作為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寶，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斷推動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激勵著中華民族不斷奮勇向前，在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價值。將儒家思想融入現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們在鉆研的課題。這是因為儒家思想所蘊含的豐富理論和文化資源，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努力將二者有機結合，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讓大學生帶著嚴密的思想“武器”進入社會，更好地為社會做出貢獻。

二、儒家思想中所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幾千年以來無數先賢和人民智慧的結晶，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其中蘊含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一）仁愛大道 ，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愛對人對己，以仁愛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對人對物時，要保持一顆仁愛之心，多為他人著想。對己要嚴格約束，一日三省。我們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這個道理。可以說，這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準則。每個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謂的“天下大同”也就實現了。中國人講究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并不意味著軟弱，而是以仁愛對人，這是中華文化的突出表現。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營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氛圍是我們所追求的。這一理念對于大學生非常重要，在解決有關人際關系的問題上往往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被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讓大學生樹立仁愛的意識和精神，“克己復禮”，提高個人修養和素質。這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很有幫助。

（二）集體思想與愛國主義精神

儒家思想講究天下為公，推崇為國為民的奉獻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詞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無不彰顯出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奉獻精神。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昂揚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在儒家愛國思想的熏陶下，無數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和平時期獻身建設，危難時挺身而出。在當代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點加強對這方面內容的強調和教育，傳承儒家思想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并與時代相結合，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斗，堅決抵制所謂的“精致利己主義”思想。

（三）倫理與責任

傳統的儒家思想講究所謂的三綱五常，這其中包含著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論，是我們今天所應該摒棄的。從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絕不意味著照搬，而是要經過系統的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處于儒家思想的人倫關系中的人們要遵行的準則有很多是值得傳承的，例如“子孝孫賢，朋友有信，尊師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對人倫關系做出了規定。這些規定其實指出了人們在擔當相應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責任，例如孝順、賢德、信義、尊重等。當去除掉了人倫思想中的糟粕時，我們會發現儒家思想的人倫和責任思想對于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社會的和諧都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講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進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謂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標準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養成了不懼艱險、高風亮節、堅忍不拔的意志品質。而在當代社會，這種思想并沒有失去它的價值，我們應該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傳承先人留下的優良的意志品質。這對我們自身、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三、將儒家思想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

（一）引入優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時代要求的，但是也蘊含著很多優秀理念。今天我們在對待儒家思想時，應該“取精華，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引進精華理念，培養學生的道德修養，提升學生的思想素質。

（二）使用信息技術

信息技術目前已經充分被應用到教育領域中，利用多媒體設備、網絡、視頻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儒家思想的興趣，提高學生的認知。同時，可以借鑒學術界的學者專家對儒家思想的解讀和觀點，兼顧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讓學生能夠深入淺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對其產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時事熱點

目前，社會上對于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討論越來越多，有關的時事熱點已成為社會焦點。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引入與儒家思想有關系的時事事件，借以推動學生對儒家思想的學習。

四、儒家思想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論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處事法則。所謂以人楸荊是指以人為中心，考慮和處理任何事情要以人為前提，具體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學生為本，將學生作為教育的中心。

眾所周知，大學生處在時代的前沿，其思想變化非常迅速，思維也比較活躍，追求新潮，因而對于所謂的儒家傳統思想難免會產生一定的抵觸心理。所以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就更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以學生為中心，為學生著想，充分考慮和尊重學生的思想和意見。在具體教學時，切忌強制學生進行學習活動，而是應多采用鼓勵、引導的手法，使得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并加以解決。這樣就可以增強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避免學生產生畏懼和抵觸心理，提高教學效果。

（二）“學思行”結合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之后還要踐行之，篤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張“學思行”的結合，既肯定了學習理論知識的重要性，又強調了學習和思考最終還是要為實踐服務。只有實踐才能檢驗學習和思考的成果，進一步促進學和思。

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養大學生的社會意識，使其養成良好的意志品質，為社會做出貢獻。其中，“學”和“思”在第一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教師在這一階段要注意引導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識，豐富自己的內涵，提高自身的修養和素質。第二階段重視的便是“行”，教師要鼓勵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知識，指導實踐。學生應該積極參加各種課內課外的活動，將“學思行”相結合，使三者共同發展。在“行”這一方面，由于學生還沒有進入社會，就需要教師和學校予以大力支持，多舉辦一些有助于學生增長實踐經驗的活動，使學生能夠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能力，對所學所想產生更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講究因材施教，通過對學生的觀察，了解學生的思想和自身情況，根據學生的實際進行對應性的教育。也就是說，要堅決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學，壓制學生的天性。

大學生雖然有其共性，但每個大學生也都有他的個性。教師在制訂思想政治教學計劃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學生群體的共性和個性，對癥下藥，因材施教。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學生的情況和需求，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當然，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師要在日常教學中對學生進行細致的觀察，了解學生的情況，在不觸犯學生個人隱私的情況下，掌握學生的思想狀況。其次，教師要對學生的信息進行系統分析，歸類總結，由于不可能為每一位學生單獨設立一套教學方案，因此要對情r類似的學生進行歸類，方便教學計劃的設計和執行。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儒家思想對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們進行剔除，并根據新時代的要求，對儒家思想進行適當的改造，使其不僅能夠更好地運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還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做出貢獻。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儒家思想得到新的發展，大學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隨之提高。

【參考文獻】

[1] 曾程，韓亞超，叢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儒家思想精華的傳承研究[J].遼寧經濟管理干部學院（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05）：33-34.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第4篇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的局面，迫切需要建立與朝代相適應的思想理論體系。董仲舒接納了道、法兩家等有利于封建王朝的部分，對孔子儒家學派進行修改，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便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文化根本，罷黜其他思想體系。從此以后儒家思想一步步地成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此后，中國思想領域發生巨變，道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逐漸與儒術融合。儒術成為以孔孟思想為主，融會其他學說的思想綜合體。漢代儒家主要任務是以讀經、說經、注經、爭論經書中的問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認為主宰自然和人世的人格神是天，然而天的德刑賞罰則是陰陽五行之變，其哲學思想是把儒家天命觀和陰陽五行家思想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融合。漢代儒學家則把儒家倫理思想體系分為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兩漢時期還有一些儒家學者諸如揚雄、桓譚、王充等，批判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應說和迷信學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代儒家學派一統天下，處于霸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隨著道教的日漸盛起。東西兩漢經學弊端很多，形式繁瑣及內容駁雜，已然被玄學取而代之。一般將玄學看做是道家思想的復興，但是并不排除儒家思想在玄學理論體系中的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玄學的發展借助于兩漢經學，王弼注《周易》，釋《論語》，何晏作《論語集解》等等，都是玄學家們為經學玄學化所作的努力。

儒家的主要經典《周易》與《老子》《莊子》被并稱為三玄。玄學討論的有無、本末問題，雖然來自老莊，但與《易傳》思想關系密切。儒家思想在魏晉玄學時期有重要發展，如范縝提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的質用觀。它一掃兩漢經學的繁瑣蕪雜，剔除了經學的天人感應說等神秘成分。正因為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成為上承兩漢經學，下啟宋明理學的重要發展階段。隋唐時期，儒家文化體系龐大完整，具有開放性、親近民眾、重現實世界、不僵守古制的顯著特征。中國與周邊國家進行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在內的“儒家文化圈”。隋唐期間文學、宗教、哲學等各個學科涌現出一些成就卓越的優秀人物。李白以他天才的手筆以及自由不羈的性格，而宣泄自己以及自己所處的唐朝的喜怒哀樂。韓愈掀起的古文運動，宣揚古文的寫法應接近口語，其主要目的是使儒家學說能夠被廣大群眾所接納和認可，同時也使唐朝社會擺脫前漢文化思想束縛，自由抒發自我新的思想見解找到了突破口。儒家經學方面，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撰《五經定本》，結束長久的今古文之爭、鄭學王學之爭等儒家學派的內部矛盾；陸元朗撰《五經定本》克服了使諸經因文字不同而解釋各異的弊病。哲學宗教方面，天竺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后影響極大，但最終被中國本文化融合而中國化。漢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訓誡，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以“和為貴”，有相當大的兼容并容的思想，這也體現了唐文化的開放性。當時唐朝的國都、具有超過百萬人口的長安城為各國所向往。在《古蘭經》中對他的穆斯林民眾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日本、朝鮮、越南等這些“儒家文化圈”更是不斷地把唐文化引進自己的國度。儒學在唐代還出現了漢學系統向宋學系統的過渡。

新儒學的興起與發展，儒學的道統思想到北宋中期發展成為新儒學，也即理學。理學是儒家發展的新階段，創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頤、張載、經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時朱熹為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體系，朱熹認為理是：“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因此他把“理”同天命聯系起來了。朱熹還把永恒的“理”應用到封建道德規范中，借以大肆宣揚封建的“三綱五常”思想。朱熹同時把天理同人性以及人欲統籌在一起，提出“存天理，棄人欲”，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要求人們都必須服從封建倫理綱常。其目的也是為了”至中和”，不過與孔子提倡的”至中和”相差甚遠！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是在魏晉南北朝把儒學玄學改造以后，對儒學的佛教、道教化的一種改造；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之后儒家走向衰落的一種文化復興。宋明理學是中國學術群體對當時現存的社會問題以及玄學、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挑戰的一種積極響應，他們在積極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凌厲的文化攻勢，重在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嚴重存在的信仰和道德的缺失。然而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以及程朱學派的思想嚴密完整，有利于維護封建專制統治，因此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學，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宗的地位。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新加坡；電視劇；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位于馬來半島南部的城市國家，地理位置重要，經濟發達。其人口中華人占占人口的74.2%，新加坡華人大多數來自于中國福建、廣東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閩南人，其次為潮汕人、廣府人、興化人（莆仙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等。華語（普通話）是新加坡華人的通用語。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深深影響著華人的生活型態。新加坡華人對儒家文化的認同不關乎國籍，在華人家庭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維護集體、重視家庭、尊老愛幼東方傳統與西方的自由競爭、崇尚法治互為補充成為一體孕育了新加坡文化的獨特性。傳統的儒家文化中融入了新加坡的移民文化，存優汰劣不斷傳承創新。儒家文化的精髓已經融入了華人的心中，融入了華人的生活，指導著華人的言談舉止。

《三十風雨路》全劇貫穿30年的時光，這30年是新加坡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時期，本劇以時展為背景展現了個人情感、家庭的悲歡、事業的成敗。以張家的家族利益沖突和道德的取舍為主軸展現了張耀坤幾個子女對親情、愛情、金錢的不同觀念和矛盾沖突。這部電視劇向世人傳達的是“仁義禮智信”的儒家價值觀。

一、“克己復禮為仁”儒家傳統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經商就是做人，“誠信”與“仁義”始終貫穿張耀坤的一生。“義利”的統一，在追求物質利益的時候必須遵守道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重精神而輕物質的文化觀念協調了人在金錢和道義的關系使其能夠在義與利、家庭與社會、金錢與道德間取舍。傳統的儒家文化是建立在以血親關系為紐帶的家庭本位文化，仁慈的家長以身作則、恪守禮法并引領家族走向繁榮。其他家庭成員對這樣的家長給予尊重、忠誠和服從，在家庭具體體現為親疏、尊卑、長幼的分別。“禮”在維持這種秩序中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張耀坤所表現的正是對“禮”的固守。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西方文化的融合，年輕一代已經有了很多不同的觀念。張耀坤強迫從美國回來的文禧到自己的建筑公司上班，而一心想在服裝設計上有所成就的文禧不愿在家族公司工作，在雙重的壓力下甚至吸毒自殘。小兒子文禧表現的是前衛、時尚、叛逆，阿枝表現的是兼容并蓄與開通。文福做錯了事張耀坤讓他在祖宗牌位前下跪受罰顯現的是對祖宗的尊敬與崇拜，由此顯示出長輩的至高權威。父親的專制與慈愛貫穿始終，一方面表現了張耀坤想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影響子女，一方面表現了他極力想恢復傳統禮法在年輕人的地位，重塑儒家禮法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儒家思想講的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入則孝出則悌”，對家庭關系的穩固有積極意義，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導下敬老尊老已經成為社會風尚。百善孝為先，儒家思想強調“孝”是“仁”的根本，孝道超越了家庭倫理范圍成為儒家思想最重要也是統領性的道德規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是一個人基本道德修養。當阿枝嫁入張家后，接連發生了幾件不順利的事，迷信的家婆認為阿枝是個把霉運帶來的掃把星，對她很反感并處處刁難阿枝。阿枝卻坦然面對以德報怨更加關心家婆。對家里的成員，張耀坤的大兒子文福和四女兒文思互相勾心斗角，每每設計陷害她，文思能力很強但是心胸狹窄，最初她害怕家父張耀坤對阿枝的信任會取代她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想盡方法陷害阿枝，雖然陰謀最終被張耀坤一個個看穿，但是阿枝并沒有記恨文思相反在文思被女兒出賣后被逼跳樓時舍身相救，在她的公司破產被收購時時以援手幫助她度過危機，體現了阿枝寬厚善良的本性和“悌”的道德修養。在祖屋的拆遷上阿枝把房產分為幾個單元每個兄弟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家，但是要自由就要忍受它帶來的獨立與孤獨這是與傳統儒家文化的兒孫繞膝天倫之樂是相背離的，阿枝在這件事上表現的是東西方文化的重構與融合。

三、“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

儒家文化傳統和家族企業的文化偏見往往使得女性很難走上公司的領導崗位，阿枝到家族建筑公司上班最初只是想幫助自己的丈夫文壽找到自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化，張耀坤慢慢發現阿枝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是他其他幾個子女沒有的，在阿枝幫助公司度過一次次危機中阿枝的能力和人品得到了家翁的信任在公司的地位逐漸提高，正是有張耀坤的信任和自己勤奮好學使得阿枝從一個單純的鄉下女孩歷練成為一位商界女強人。表現出女性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里艱難的奮斗和抗爭。她處處犧牲自我以維護家庭的團結，困難面前知擔當，利益面前懂謙讓一個品格高尚又不失人情味的女性形象。與男性領導風格不同女性更傾向的是一種富于人情味，更為民主、自由的管理風格。阿枝以自己出身社會底層的經歷在處理公司事物和上下級關系上游刃有余，使她更有親和力和感召力。從阿枝小兒子瑞祥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過程使觀眾明白了驕子縱情的后果，正可謂是“養不教父之過”，女性如何在事業和家庭中平衡是她們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每個家族企業都想得到事業永續代代相傳，儒家文化里重要的思想就是傳續，文化的傳續，精神的傳續，財富的傳續。在張家第三代瑞明成長起來之后阿枝把企業的管理權交出，自己功成身退顯示了對名利的淡泊。

最后他們認識到金錢不重要重要的是親情和家庭，使儒家的“孝悌”思想大放光彩。這部電視劇重新樹立了愛的信念與擔當，詮釋了人生的真正意義，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值得我們去探尋。家庭作為社會的最小細胞父母與子女的關系體現了人與人的關系，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有人性與本性之分別，要想家庭和睦兄弟友愛事業成功每個人都要約束自己的貪婪本性。通過觀看此劇可以啟迪人的良知，和諧人際關系，規范人的言行，改變人的觀念，凈化社會道德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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